前面說到了推動西藏現代化的兩個因素，一個是“穩定集團”的嵌入，另一個是現代化表演。看上去，兩個因素似乎各自獨立，但是深處卻有難解難分的聯繫──一方面，“穩定集團”由北京全盤供養，另一方面北京要通過“穩定集團”實現它在西藏的現代化表演，兩個因素就在這一點上產生了相關，“穩定集團”就可以利用北京在西藏的現代化表演，獲得對自身的利益和更多的供養。

此類現象在毛澤東時代就存在，典型例子之一是西藏一度建立過大批濫竽充數的學校，打出的旗號當然是發展西藏教育，內在動力卻是“穩定集團”成員可以藉機把自己的親友安插到學校去當教師。當上教師，就可以領取工資。在那個時代，能領國家工資是社會地位（成為“穩定集團”成員）的象徵，生活也就由此有了基本保障。為了這個目的，建立的學校越多，可供安插的位置自然也多，至於那些親友們有沒有當教師的能力，就不是主要考慮的問題了。

類似的例子還有七十年代西藏漢人幹部和職工（“穩定集團”成員）紛紛把內地親友弄到西藏“農轉非” ，也成為當時促使西藏“現代化”發展的原因之一。“農轉非”是一個中共戶口制度創造的獨特概念，指把農村戶口轉成城鎮戶口。但僅僅轉為城鎮戶口還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有了城鎮戶口才可以成為“公家人”——領工資的國家職工。為了使他們來西藏“農轉非”的內地親友成為國家職工，在西藏掌權的漢人們除了儘可能地擴大已有單位的編制（這是造成西藏冗員眾多的原因之一），還會想方設法地上項目。每開一個工廠或商店，就能提供一批相應的工作崗位。在當年，那可是最為稀缺和寶貴的資源。在審批項目的過程中，每個環節的審批者可能就因為他有一個親屬需要安排，或是他的上司、同事有類似的問題需要解決 ，審批就會因此順利地通過。當然，心裡的動機誰都不會擺在桌面上，打出的名義都是建設西藏的現代化。北京為此出的錢，相當一部分就這樣轉化為“穩定集團”成員對其親友的供養。

不過，那時革命的清教主義居統治地位，“穩定集團”以權謀私的現象還比較少。到了鄧小平時代，一切趨於利益化， “穩定集團”借推動西藏現代化為名，行供養自己之實就越來越成為主要的成分。剛談到的“四十三項工程”和“六十二項工程”，其中搞了不少樓堂館所一類的項目，除了可以擺在大街上進行現代化表演以外，建設那些項目的重要動機就是滿足地方官們自己的享受需要和講排場的心理。

“六十二項工程”中有一項是在北京建一座“西藏大廈”。當今在北京蓋樓，其昂貴程度已經排在世界前列，為此無疑要花掉“六十二項工程”投資的相當一部分。然而，那座大廈的“現代化”跟西藏有什麼關係呢？不難想知，能夠享受那個“現代化”的，只有經常出入北京的西藏官員。他們需要在北京有一個體面的住所，一個舒適的安樂窩，一個自己能夠隨心所欲的豪華領地。不錯，中國大多數省市都在北京建起了這樣的大廈，動機與目的也都差不多，西藏相比之下還算搞得晚的。問題是其他的省市建大廈是花自己的錢，是從其地方經濟的利稅中拿出的，花的理直氣壯。西藏的錢卻是北京為發展西藏現代化提供的無償撥款。而西藏的“穩定集團”用這錢把西藏的“現代化”建到了北京，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西藏人毫無關係，這種“現代化”到底是為誰所用，再清楚不過。

當然，建到北京的項目就這一個，然而即使那些建在西藏最基層的項目，深入觀察，也一樣在被“穩定集團”轉化成對其自身的供養。因為八十年代的“四十三項工程”資金和項目給拉薩太多引起西藏其他地方尤其是基層不滿，十年後的“六十二項工程”搞了一些平衡，一是提高經濟性項目的比例，二是給基層多分了一些項目，其中給各縣興建的電站就達到十幾個。但是從措美的例子我們已經知道，那些電站所發揮的“現代化”功能大部分僅限於照明，其主要的受益者是誰呢？是那些居住縣城且使用電視機和家用電器較多的居民。而目前西藏縣城的居民是些什麼人？他們主要是政府機關及所屬單位的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家屬，也就是說，他們都是“穩定集團”的成員，電站最主要的受益者是他們。

其次，每建一個電站，就需要招收一批新職工，解決一批人的就業。這在目前仍然以計劃體制為主、缺乏市場吸納勞動力的西藏，是年輕人普遍希望得到的位置。而那些位置，幾乎全部都是被“穩定集團”的子女們所得到。一個項目的上馬可以解決幾十個子女就業，這對那些子女的父母們肯定是至關重要的。即使對沒有子女就業問題的官員，也是一個“尋租”機會，可以藉此收取賄賂或交換人情。事實上，西藏上上下下各級的“現代化”項目所提供的就業機會，絕大部分都是被“子女”們和“有關係”的人獲得，普通老百姓幾乎從無沾光的機會。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西藏“現代化”中所暗含的“穩定集團”自我建設、自我利用和自我循環的性質。

正像措美當巴電站那樣，西藏各縣建成的項目，大部分是不能產生經濟效益，甚至是不能維持運轉的。然而這並不能妨礙地方官員上項目的熱情，項目的錢不是他們自己出，而為項目的花錢卻是他們花，那麼多錢從自己手裡花出去，其中肯定是有許多權力樂趣和實惠滿足的，遠比守着一個清水衙門處理日常瑣事來勁。至於借項目就業的子女和親友，反正給了他們“鐵飯碗”，即使項目最終維持不下去，他們的“鐵飯碗”也不會丟。最有西藏特色的是只要上了一個項目，從上面要到了錢，就成了以後接着要錢的依據。你不是要搞現代化表演嗎？如果我這的項目維持不下去了，你的表演豈不就是失敗，你的臉面會多麼難看，在群眾中的影響會多壞。何況，你已經投了那麼多錢，不接着投就等於前功盡棄。還有，項目一旦維持不下去，招收的職工怎麼安排？群眾已經習慣點長明燈，退回柴油機定時發電，群眾有意見，難保不會影響穩定……一般來講，這樣的策略經常是可以成功的。多年來，西藏的“穩定集團”一直在跟北京進行這樣的討價還價，成功地迫使北京拿出一年比一年多的錢，去養以前拿出的錢。拿錢的反倒成了欠債的，這是北京和西藏之間一種奇妙的關係。

在毛澤東時代，“穩定集團”忠實地充當北京在西藏的馴服工具，發揮了中共對其要求的穩定功能，使中國在西藏的主權達到了相當穩定的程度。到了鄧小平時代，已經成熟並且獲得了自我發展的“穩定集團”開始有了自我意識與自我追求的目標，逐步異化為與北京同床異夢、討價還價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內的高層官員及官僚體系，迄今已經遠遠不能滿足於簡單地被“供養”（只有僅做無自我意識的工具才會滿足於供養），他們需要支配巨額資源的權力，需要在資源支配中可能得到的好處，需要享受更高的職位消費，以及營建屬於自己的王國。要想實現這些目的，僅靠向北京討價還價地多要出一點“供養”是不夠的。供養再增加，為數也有限，圍繞供養進行討價還價，也是既費力腰杆也不硬的。

而打起“現代化”的旗幟，以項目向北京要資金，則是開多大的口都可以理直氣壯。在這一點上，西藏“穩定集團”巧妙地把自身目的融合進北京在西藏進行的現代化表演之中。既然北京需要讓世界看到西藏的現代化，西藏就有理由為自身的現代化向北京要求任何條件，而西藏的現代化建設只能由“穩定集團”進行操作，那麼北京為西藏現代化的所有投入，就會連同其中蘊涵的權力與實惠統統落進西藏“穩定集團”之手，成為供他們在“現代化”旗號之下支配的資源，供他們為所欲為的王國也就在無形之中了。

在這裡，需要對“穩定集團”再做進一步區分。前面談到西藏的“穩定集團”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駐藏軍隊，二是地方系統。這一節所談的“穩定集團”，主要是指地方系統。對地方系統，又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劃分，比如漢人和藏人是有區別的，組成官僚體系的各級官員和普通職工也是有不同的。能夠在現代化表演中獲取自身利益的，主要是官僚體系及其成員。然而，“穩定集團”中還有相當數量的一般職工，也是不可忽視的部分。他們雖然不掌握權力，但是他們在人數上占多數，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穩定集團”中的職工部分，是在供養“穩定集團”和上現代化表演項目過程中逐步產生並且日益擴大的。他們或是為“穩定集團”做輔助性工作，或是被招收進國有企業當工人，那些國有企業都是直接或間接為“穩定集團”服務的，或者就是現代化表演的產物，並不屬於經濟活動，完全靠北京供養，歸根結底也是為中國在西藏的主權穩定服務的。所以，我把西藏的“國有單位”（即由北京發工資）幹部職工都視為“穩定集團”的的成員。

西藏（自治區）目前的國有單位幹部職工，總數為160511人（1994年） ，其中幹部為60365人 。這六萬幹部包括了醫生、教師等專業技術人員，專業幹部應該被歸於普通職工範疇。黨政機關官僚體系的官員數量是多少，目前找不到準確數字，可以做為參考的是，1993年西藏縣級以上官員總數為4095人 ，另有鄉鎮幹部八千多人 ，加上在上級機關工作的公務員和各國有企業的當權者（皆由政府任免），總數應該在三、四萬人左右，屬於官僚體系。在這三、四萬人之外，西藏“穩定集團”內的一般職工，數量約在十二三萬左右。

1993年西藏共有市鎮人口38.48萬，“穩定集團”的成員及家屬都是市鎮人口，以十六萬“穩定集團”成員每人有一個家屬計算，“穩定集團”及其家屬就已經達到32萬人之多，這說明“穩定集團”構成了西藏城市人口的絕對主體。

“穩定集團”在毛澤東時代以漢人為主體，近二十年漢人紛紛調回中國內地，藏人官員掌握實權，新被納入“穩定集團”的名額也主要給了他們的親友 ，“穩定集團”已經越來越多地變成以藏人為主。1994年西藏國有單位幹部職工總數中，藏人所占比例已經達到67.8% 。

藏人在西藏“穩定集團”內占據多數和把持主要權力，成為“穩定集團”加劇異化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們一方面是為自身爭取好處的利益集團，另一方面又往往以藏民族的代表自居，他們中間的官僚與一般職工之間，既有彼此對立，又有相互統一。在為自身爭取好處方面，藏人官僚向北京爭的是撥款、優惠政策或是更多的權力，普通職工的關注則主要集中在供養方面──更多的工資，更好的住房，更多的休假等。由於職工及其家屬就是西藏城市居民的主體，西藏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因此都成了與供養“穩定集團”有關的問題。幾十年的供養已經使藏人形成了習慣，就像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習慣“大鍋飯”一樣，供養必須一直維持，不能停，不能減少，稍有問題就可能引起巨大不滿，甚至導致西藏城市社會的反抗活動。

屬於“穩定集團”的藏人雖然是一個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集團，但只有其中的藏人官員從擔心權力失落的角度抵制達賴陣營，普通的藏人職工不屬於權力階層，因此他們並不把穩定西藏當作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清楚自身與“穩定集團”之間的共生關係，絲毫不為此感激中共的供養。因此藏人職工中不僅有很多人接受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政治主張，甚至比“穩定集團”之外的農牧民還更為激烈。八十年代西藏發生歷次反對中共統治的示威活動，除了宗教界人士，往往就是城市的年輕職工參與最多。

“穩定集團”中的官員和官僚體系，一方面有責任管束西藏職工，必要時甚至進行鎮壓，另一方面又往往樂於並且善於利用職工的不滿和鬧事，做為對北京施加壓力的籌碼，既然北京期望“穩定集團”的基本功能是穩定西藏，那麼西藏的不穩定就成了“穩定集團”與北京討價還價的資本，成了可供他們開發的一種資源。

由此導致了西藏問題上的一個奇特現象──亂則生利。拉薩1989年發生大規模騷亂，導致了軍事戒嚴，但是當年北京對西藏的財政補貼就猛增20%，超出原本許諾每年遞增10%的一倍，第二年撥給西藏的基建投資竟一下增加了84% ，增加幅度之大令人咂舌。怪不得內蒙古的官員背後抱怨北京“欺軟怕硬”。內蒙古也是中國的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地位與西藏自治區一樣，但幾乎從來得不到北京的巨額撥款。內蒙古官員心裡當然不平衡。也許他們也暗暗盼望，如果蒙古人也能像藏人一樣上街搞一通打砸搶，內蒙古就能像西藏一樣撈到大筆好處。

既然不穩定的結果能帶來好處，“穩定集團”中的權力階層就不會真心希望西藏徹底穩定。如果真正穩定了，西藏豈不就得落到內蒙古那樣。當然，他們也不會希望西藏亂大了，那會給他們的仕途帶來不利影響。他們需要是一種蓄而不發的“適度不穩”──一種能夠控制的張力。他們喜歡玩這種遊戲。

西藏目前的狀態是，社會在任何方面的不滿，幾乎都會轉變為政治上的不滿，隨之就會喊出要求西藏獨立的口號。其實西藏真地獨立了，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回來統治，現在的國有單位絕大部分都得被解散，職工也都將失去飯碗，更別說享受各種福利和社會保障了。除了中共以外，世上還有哪一個政府會花錢養這麼多無所事事的職工呢？

這無疑是一個諷刺──中共出於穩定西藏的目的不惜花費巨資，最終卻製造出一個產生不穩定的來源。西藏“穩定集團”自身，首先就成為影響西藏穩定的問題和需要被穩定的對象。

今天，穩定西藏的“穩定集團”，成了一個令北京頭疼不已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