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化大革命”

首先必須承認，“文化大革命”失敗了：“徹底否定”了，“肅清‘三種人’”了，文革時期的一切推倒重來了——這難道還不算失敗嗎？

為什麼失敗？

因為這是一場超越了時代的革命。

——就普通老百姓而言，當時並沒有感到有多迫切的革命的要求。上頭號召了，報紙上宣傳了，就跟着幹了。

——更關鍵的是誰都不知道如何弄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誰是“走資派”？誰是“反動學術權威”？沒法判斷：按今天的標準看，那時的官員個個都是清官，沒一個夠資格算壞蛋。所有的官員都一樣地說擁護毛澤東。要從這裡邊挑出壞人來，靠X光都分不清。這就好象兩軍交戰，一樣的外觀，一樣的服裝，一樣的語言，一樣的口號，一樣的目標——到底誰是敵人？誰是自己人？當兵的說不清，當官的也說不清，結果淨是自相殘殺，淨是好人打好人，打來打去打得好人都學壞了。大家都受不了了，都覺得是毫無意義的瞎折騰，於是集體抵制了。遭到群眾普遍抵制的革命當然進行不下去，失敗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當時看來，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很得人心的：不折騰了，安安靜靜過日子了，不是挺好嗎？

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形勢的發展，人們忽然發現，“文化大革命”的原則不再是那麼荒唐無稽、那麼不可理喻了。相反，當初死活弄不清的東西現在竟然漸漸清晰開朗起來了。

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四大”——大鳴、大放、打字報、大辯論，過去覺得是無法無天，現在呢？只問一句：會不會上網？天天上網不上網？

——如果不會上網不上網，那什麼都不必談了：落後於時代、屬於上個世紀的老古董，。厲以寧說“要頂住互聯網”，這相當於工業革命初期手工業作坊的工人鬧着砸機器，屬於對抗科技文明。如此被現代科技淘汰的活化石、兵馬俑、木乃伊一般的“學者”，如何“代表先進生產力”？

——如果會上網、天天上網呢？那就恭喜了：您口頭上也許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行動上卻在天天積極參加着當代的“文化大革命”呢。

“文化大革命”是“充分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社會的陰暗面”。——當時沒有互聯網，只能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

而如今的互聯網呢？干的恰恰是同樣的事。任何人，只要有機會上網，就可以暢所欲言，發表意見，揭露陰暗面，不折不扣實現了“充分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全面揭發社會的陰暗面”。這跟“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有區別嗎？本質上毫無區別。要說區別就是現在的“網上文革”比“文化大革命”的“四大”方便得多，有效得多，轉播迅速得多，廣泛得多。也就是說，唯一的區別是用現代技術——網絡取代了文革的“四大”。所以說網絡就是現代化的“四大”，上網就是參加現代化的“文化大革命”。

又比如，如果現在要弄清楚誰是“走資派”，誰是“反動學術權威”，立刻千夫所指，毫不猶豫。

現在中國的老百姓最恨誰？貪官污吏，以及專門與貪官污吏狼狽為奸的“無良學者”——竊取了“硬權力”和竊取了“軟權力”幹壞事的。

“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誰？“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竊取了“硬權力”和竊取了“軟權力”幹壞事的。

當年“文化大革命”要打擊的，正是最令今天中國老百姓咬牙切齒恨之入骨的。他們的本質和危害，毛澤東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看透了。從這個角度講，“文化大革命”的原則錯了嗎？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太超前了，遠遠領先於時代，遠遠超越了當時人們的領受能力。俗話說，領先時代一代會被當成天才，領先時代三代則會被當成瘋子。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正是這樣。當時並不具備革命的條件，幾乎沒有人能理解“文化大革命”，當然更不知道該如何干，幹起來豈有不亂之理？超越時代、得不到老百姓的擁護的“文化大革命”在當時只能失敗。

別看我現在是鐵杆“毛派”，但當年我對“文化大革命”可是一點也不理解，沒少發牢騷，沒少講怪話，沒少歡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嚴酷的現實改變了我的看法。只要不肯自欺欺人，只要還講點良心，只要還講究點實事求是，就不能不正視中國社會的現實，就不能不承認（哪怕是痛苦地承認）當年的毛澤東是對的，文化大革命的總目標沒有錯，發動群眾自下而上揭露陰暗面、打擊“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的大宗旨沒有錯。執行中的問題不能影響“戰略目標正確”這個本質。當年的毛澤東遠遠超越了時代。但毛澤東沒有時間等待人們慢慢覺悟過來，只好在其有生之年通過“文化大革命”把自己的理論信念刻在歷史上，讓後人慢慢領悟覺醒。為此寧可自己一時不為人理解，甚至被人誤解、謾罵也在所不惜，也就是犧牲自己，教育人民。從這個角度看，當年歡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我頗有點類似耶蘇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時在一邊歡呼的愚民，其實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當年的耶蘇被釘死了，其信仰卻復活了，曾經歡呼處死他的人的後代不少人後來卻皈依了基督教，也算是一種歷史的諷刺。更諷刺的是，同樣的情況正在中國重演。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也如同耶蘇，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之後又復活了。隨着時間的推移，技術的進步，尤其是互聯網的普及，“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意義越來越明顯。當時因技術條件限制而做不到的，現在不在話下了。當時人們不理解的，現在都不難理解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積極意義了。“文化大革命”這個字眼雖然現在被妖魔化了，讓不少人一聽就要跳，但其實質內容已經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九十年代中國的強迫徵地、強迫拆遷、下崗、買斷工齡、貪污腐化、國有資產流失、貧富極端分化等等比現在嚴重得多，囂張得多，引起的社會關注卻比如今少得多，遭到的抵制更沒有今天這麼大。為什麼？當時互聯網在中國不普及，沒有“網上文革”，把握着“話語權”的“主流精英”嚴密封鎖了消息，顛倒了黑白，一切矛盾都被掩蓋了，任憑他們“殺人如草不聞聲”。而今天不同了。有了“網上文革”。“主流精英”的話語壟斷和信息壟斷被打破了。他們想為所欲為不那麼容易了。他們不能象以前那樣呼風喚雨，招搖撞騙了。沒有互聯網，他們說什麼是什麼，神氣活現，傲慢囂張。現在呢？“主流經濟學家”、“主流精英”這些詞彙不是已經臭不可聞了嗎？“重慶釘子戶”僵持了幾年，網上一登，半個月解決問題。這一切都是誰的功勞？互聯網——“網上文化大革命”。沒有互聯網，指望平面媒體發善心，能有這樣的局面嗎？對比九十年代和今天的現實，現在人們還離得開這種“網上文化大革命”嗎？

“餓死三千萬” 是“共產風”、“浮誇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之類“政績工程”的結果，天大的罪名卻被巧妙地強加給了曾一再制止那些歪風的毛澤東，以至於人們普遍一提到“大躍進”就聯想到“共產風”、“浮誇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一提到“共產風”、“浮誇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就聯想到“餓死三千萬”，一提到“餓死三千萬”就聯想到是毛澤東的責任，而對“共產風”、“浮誇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政績工程”真正的始作俑者——劉少奇的責任一無所知。毛澤東這才發現自己一直相信依重的助手原來竟是如此陰險狠辣，才發現原來真正的敵人在黨內、在身邊——難怪毛澤東從此以後把注意力從黨外轉向了黨內。

但此時劉少奇已經非同小可：黨務專家——“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黨員必讀；劉的一舉一動代表黨——全黨都必須服從：“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自覺地做黨的馴服工具”。“餓死三千萬”的罪責已經被巧妙地安到了毛澤東頭上，而劉少奇卻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替毛澤東收拾了攔攤子、把中國從“三年自然災害”中解救出來的“務實專家”。毛澤東的一切指示主張劉少奇均可以置之不理。如果按程序召開黨代會在黨內較量，劉少奇幾乎穩操勝券。劉少奇自己也清楚，難怪他1966年7月19日公開宣布，要保護“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人。

此時毛澤東的大戰略——使中國衝破美蘇冷戰的包圍、通過中蘇論戰+援越抗美打戰略翻身仗的陽謀才剛剛有點眉目。這時劉少奇卻準備參加蘇共二十三大，與蘇聯和好共同援越。這等於要永遠把中國綁在蘇聯的戰車上，永遠對蘇“一邊倒”。這勢必徹底破壞毛澤東的戰略大計，斷絕了中國稱為“世界一極”、崛起成為世界大國的可能。這使毛澤東忍無可忍，決心與劉少奇斗到底。

如果按正常黨內民主程序，劉少奇幾乎贏定了。所以毛澤東採用了非常手段——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但毛澤東的陽謀——打破美蘇兩霸冷戰夾擊中國、使中國成為世界一極的戰略目標實現了。毛澤東的代價：犧牲自己的一世英名，長期被人誤解，直到現在。

文化大革命在今天還有意義嗎？

記得小時候有一首兒歌：“理髮師，技術高，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成一個大禿瓢。”

如今已經“政令不出中南海”——當然，只是於國於民有利的政令。凡對利益集團有利而對老百姓不利的政令，如“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漲價”等，那絕對一帆風順，執行得飛快，決無出不了中南海的問題——如果“各路諸侯”公然造反倒好辦，武力討伐就是了。難就難在是“和平對抗”——只跟你軟磨。你撥一撥，我動一動，動也只動在表面。比如礦難，出來了就抓，不出來不管，只跟你瞎胡弄。反正你沒辦法自己來抓。貪污腐化案也是如此：如今的貪污腐化、兩極分化、矛盾激化已經遍地開花。靠專案一個一個地處理，那就等於“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掉一根，長出一把；薅完一個，冒出一堆。看你能不能親自來“一根一根往下薅”。這一切實際是中央政府對地方失控：你的一切政令都行不通。結果：各地緩慢地走向分離分裂，社會走向對抗崩潰。

如果中央政府決心決不允許“群雄並起、天下大亂”的局面發生，就只能面臨一種選擇：如何根本扭轉。結論只有一個：要麼文化大革命——在中央政府的強力干涉下把地方各級機構推倒重來，來個自下而上的徹底解決；要麼等死。也就是“要麼在沉默中爆發，要麼在沉默中滅亡”。就象當年的毛澤東：在“重上井崗山”與“文化大革命”之間做一選擇。

（當然，按照“精英”的藥方，還可以“民主制約”，“增量民主”解決一切。但那樣只能瓦解得更快：在一個滿地騙子的社會搞“自由競選”，不分崩離析才怪。）

十三．一場空前的民族危機

冷戰結束了。蘇聯解體了。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忙得不可開交。目前似乎不存在來自外部的、迫在眉睫的、足以威脅到中國生存的大患。那麼中國是否可以高枕無憂了呢？不能。

“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至”。外部威脅減退是好事，但也有另一面。根據中國的歷史教訓，外患減退之日，便是需要警惕內亂分裂之時。大敵當前能促進中國人團結一致共同對外。外來的壓力反而加強了中國人的凝聚力。一旦來自外部的壓力消退，那這種凝聚力的助力也隨之而去。中國能否繼續存在而不分裂瓦解，全靠中國自身的凝聚力。物質上的凝聚取決於經濟利益的一致。精神上的凝聚力取決於民族認同。

目前中國的凝聚力，無論是物質方面還是精神方面，都正在受到空前的挑戰與破壞。

1．物質方面：

中國現在當“買辦”最吃香——既然以追逐“富人”之“富”來“致富”，出現這種情況一點也不奇怪。

網絡文章“918事變的教訓”里關於“買辦”有幾段話非常精闢：

“1931年8月22日蔣介石在南昌說：‘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仍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

“9．18”的夜裡，東北軍參謀長榮臻打電話給北大營下令說：‘不准抵抗，不准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着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

“蔣介石說的‘我們’是誰呢？榮臻說的‘國’是誰的國呢？”

“顯然不是農民，從清末以來，每一次割地賠款的負擔最終都落到農民身上，早就知道‘最恨條約’的道理。不是工人，因為工人一向在列強和買辦的血汗工廠里被敲骨吸髓。也不是知識分子，9．18之後不知有多少青年學生在請願時被打得頭破血流。也不是軍人，保家為國是軍人的本分，絕大多數軍官和士兵都是堅決要求抗日的。甚至有不少地主，因為在日本占領下的台灣大部分土地被日本人霸占了，在東三省，日本也計劃霸占1/3的耕地分給日本的‘開拓民’。”

“總是有人要求別人犧牲，犧牲工人，犧牲農民，犧牲知識分子，犧牲軍隊，犧牲一代人，犧牲國土，犧牲盟國……試問一個國家裡把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軍隊都犧牲了還剩下誰？誰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個民族為之犧牲？”

“這個兇狠的怪物就是買辦。蔣介石發表的講話正是官僚買辦集團利益宣言。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正是買辦利益的要求。”

……

“買辦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賣了農民賣工人，丟了東北丟華北，至於從日本手中收復朝鮮和台灣更是早就丟到爪哇國去了。總之只要買辦們能苟且偷安，繼續撈錢，一切都可以出賣。唐朝時武則天有個男寵叫張易之，有人在他家門上貼了個紙條上寫：‘看你橫行到幾時’，張易之竟狂妄的回貼：‘為歡一日已以足’。後來張易之果然被憤怒的羽林軍斬殺了。然而買辦的本事比張易之要大得多。他們一面把中國當成淘金場，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風吹草動，只要拿上一本護照，再記住瑞士銀行的密碼，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國居住多年的宋美齡，她豪華別墅的每一塊磚都浸透了南京30萬中國人的血，她餘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們證明這樣一個道理――買辦沒有祖國。”

“因為買辦沒有祖國，所以買辦不需要國防。蔣介石時代對海軍的投資還比不上滿清。30年代蔣軍的炮兵實力甚至比不上北洋軍，北洋軍參照德國、日本軍制，1個正規師里還有1個炮兵團，而1937年的國民黨軍最好的嫡系師里也只有1個炮兵營。買辦經濟只偏重於列強需要的紡織、原材料加工等輕工業，而所有和國防有關的航空、化學、鋼鐵等重工業買辦都不能使買辦獲利。宋子聞有句名言：‘外國進口的盤尼西林（青黴素）用都用不完，中國何必要自己生產？’。”

“買辦也需要軍隊，但這是內戰型的軍隊，專門用於鎮壓人民的軍隊。無論從裝備、編制、教育、訓練都是如此。由於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蔣的200萬軍隊按當時國際通行的標準，只是一支治安軍，遠遠不能算國防軍。1935年廬山軍官訓練團學的是《剿匪手本》，德國顧問教的是堡壘戰術。這一套對付江西紅軍是有效的，但搬到凇滬戰場上就成了日軍飛機、大炮的活靶子。對紅軍的圍剿動輒出動30萬、50萬、100萬兵力，3000萬軍費。圍剿抗日的19路軍和抗日同盟軍都出動了15萬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於抗日的中央軍不過幾個師而已，19路軍作戰的經費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所有這些倒行逆施都說明，買辦的利益依附於列強的利益，與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馳的。買辦經濟不能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脊梁。一旦買辦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則必有投降政治、消極軍事、破產外交和殖民文化。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就會墜入黑暗的深淵。”

……

說明一句：這裡說的“買辦”，指的是“官僚買辦”——不錯，買辦的性質就是為外國謀利益，不是為中國謀利益。但外資外商的正當雇員通過正常商業活動在中國為外國謀利益是一回事，中國的官員與外資外商內外勾結裡應外合損害中國利益為外國謀利益是另一回事。一個合法，一個非法；一個兩相情願，一個動用權力強迫中國做犧牲。普通買辦不一定是中國的敵人；官僚買辦必定是中國的敵人。

是不是官僚買辦不能看表面形式，而要看整個買辦過程中有沒有權力參與加利益轉移。只要有，那就構成了官僚買辦。不管是“家族分工”——“老子當官、兒子買辦”、是“互助組、合作社”——“你給我辦事，我安排你家屬出國、就業”，是“友情協作”——“互相幫忙”還是“一次性交易”，只要涉及錢權交易，那就是官僚買辦。

現在中國“老子當官、兒子買辦”的情況還少嗎？外資外商通過這種“曲線買辦”左右中國決策強迫中國犧牲中國利益的事還少嗎？中國社會以當買辦為榮難道不是事實嗎？面對如此強勢，如此吃香的官僚買辦集團，中國的民族利益何在？中國的物質凝聚力何在？

2．精神方面：

中國的“主流精英”正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有綱領地全面圍剿中國人的民族認同，以徹底摧毀中國人的民族凝聚力。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全面妖魔化中國的一切民族英雄，全面美化中國的一切民族敗類。

使中國避免了1945年被美蘇兩霸瓜分肢解的命運、最終將中國從“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處境變為“世界一極”的毛澤東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卻遭到中國“主流精英”有史以來最卑劣最無恥的誣陷誹謗妖魔化。

“主流精英”無孔不入地把1949年以來的歷史描繪得如同一個荒誕神話：毛澤東奪得政權後就沒幹好事：“殺人放火”、 “鎮反”、“反右”、“閉關鎖國”、“一邊倒”、“替蘇聯跟美國打仗”、“大躍進”、“餓死三千萬”、“文化大革命”、“勒緊褲帶輸出革命”、“不顧人民死活造原子彈”……總之是個到處搞破壞的頭腦發昏的瘋子，直鬧得天怒人怨、“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等毛澤東去世，地下拱出個土地怪，口中一通念念有詞，大叫一聲：“改革開放！”頓時中國春暖花開好事全來，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滿地餡餅，“國際接軌”、“全球化”、“世界工廠”、“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從此人人向善、個個虔誠、處處一片歌舞昇平，中國一跟頭就成了“世界大國”、“責任大國”……（“主流精英”們如同一群耗子，把一個完整嚴密、充滿因果關係的歷史啃成一地碎片，每隻耗子各叼一片到處賣弄：我這一片就是歷史！——按照他們的碎片去了解歷史，只能看到一個被耗子啃得歪七扭八變了形的醜八怪。）

不僅毛澤東，中國史上一切民族英雄也無不遭到醜化淡化、“重新評價”：狼牙山五壯士、黃繼光、邱少雲、岳飛、文天祥……而一切民族敗類無不遭到翻案美化、“重新評價”：汪精衛、袁世凱、李鴻章、吳三桂、洪承疇、秦檜……完全再現了魯迅當年的辛辣嘲諷——“玉中求瑕，屎里覓道”。

更嚴重的是最近的《色．戒》風波：一個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抗日女英雄，一個“滿門忠烈”、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故事，被個漢奸婆娘張愛鈴歪曲成了個為性愛背叛抗日的叛徒娼婦，被個性變態導演李安拍成了個漢奸色情教學片——核心意思：“人權高於主權”——性愛是“人權”問題，“抗日”是主權問題。影片“激情”了半天，要說的就一條：為了性愛背叛抗日可以理解，應該歌頌，值得效仿。這還不是“人權高於主權”？——這一切本不足為怪：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中國歷來盛產漢奸文人，有這倆不多，沒這倆不少。怪就怪在這部“說英雄是娼婦，舉娼婦為英雄”的漢奸色情教學片居然得到了中國官方的認可，居然在“南京大屠殺”七十周年的前夕公開發行，居然受到“主流媒體”狂熱叫好，為居然“並未引起民族主義情緒強烈反彈”而歡欣鼓舞，北大學子看到《色戒》中喊出“中國不能亡”口號時居然哄堂大笑，官方居然對中國老百姓洪水般的指責抗議置之不理，居然禁止爭論朝着“要不要國家民族認同”的方向蔓延，“有關方面”居然要求媒體在討論中不能出現“漢奸”二字；居然立刻示威性地在“國家大劇院”安排公演漢奸婆娘張愛鈴的另一作品《紅玫瑰白玫瑰》……如果“有關部門”不是吃了台灣人的賄，那這一切就是正式的“官方表態”：《色．戒》與“十七大”要建立的“核心價值觀”不但不矛盾，而且完全一致——否則何必如此力挺？這問題的性質就大不一樣了。援引此例，類似的漢奸片都可以理直氣壯紛紛出籠。肯定了《色．戒》，就認同了“人權高於主權”。那下一步呢？“絕對不抵抗”？

《色．戒》的客觀社會效果是什麼？且看如下評論：

——“愛情的珍貴表達其‘貞操’和‘性’，卻要獻給國家、民族的‘抗戰’事業，個體與國家利益的要求就必定要犧牲一個女子的感情和身體嗎？王佳芝只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而已，一個肌膚相親那麼久的男子，要她完全的冷血，這本身也是抹殺了人性的要求。不管對於國家這個男人扮演了什麼角色，對於王佳芝來說，他僅是個疼愛憐惜過她的人，那一絲不知是否出於真心的溫情，讓她忍不住想要抓住，因為這正是她最渴望而又最缺乏的東西。那些口口聲聲國家民族的人，可曾對她有過一絲的關心麼？”

——“那些批評《色．戒》的，誠如君言，是一群可憐的失去了靈魂為虎作倀的鬼而已，不值一哂。”

——“作為一個女人的王佳芝，她的身與魂，其個體在中國道德譜系中可見絲毫的存在空間？與易先生比，王的父親和愛人甚至連一點、一絲虛假的關心與憐憫都沒有。對於易的‘真假’，判別權利在王佳芝。而她最終是用生命的代價作出了抉擇的。但看中國，不光彼時，亦在今日，又有幾多鬚眉男人智慧達知‘自由’真諦，並了悟、珍惜‘選擇’權利，敢用生命證實之的？”（——註：珍惜“選擇”背叛、出賣的“權利”？）

——“真正的人民，關心的是自己的生活，人性不是一堆大道理的空泛堆砌。”

——“凡是參加者（簽名抗議公開信）都是無可救藥的極左分子！”

……

沒有對民族英雄的認同就沒有對民族的認同。沒有對民族的認同就沒有民族凝聚力。藉口“人性”而否認民族英雄，這還不是公然破壞民族凝聚力？《色．戒》受到那麼多“精英”的吹捧，肯定為“人性”而背叛國家的行為的觀點如此泛濫，這樣的情況在以色列、俄羅斯、美國等國家可能嗎？“勝利者不受責難，民族英雄不受誣衊”，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會如此醜化自己的民族英雄？還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會有“愛國賊”、“憤青”這樣如此有“獨創性”的“發明”？中國史書歷來如何評價“誣陷民族英雄、迫害愛國志士”？“奸佞當道，殘害忠良”。——中國歷史上每逢“朝中有奸臣”，往往後果是什麼？國破家亡。——這是不是民族危機？

2）．用“文明認同”取代“民族認同”

凡真正愛國的，無不堅持一條：一切最後都要落實到有利於讓中國好起來。

凡真正賣國的，無不堅持一條：一切最後都要落實到有利於讓外國搞垮中國，還說這是在為中國好。

堅持“民族認同”的前提下批判地吸收外國文明的優秀部分是愛國。只要“認同外國先進文明”不要“民族認同”是賣國，甚至是種族滅絕：汪精衛也可以說他當漢奸是“認同外國先進文明”。歐洲人滅絕印地安人、希特勒滅絕猶太人也可以說是在“認同外國先進文明”——為“先進文明”掃除障礙，消滅“落後劣等種族”。馬克思主義屬於“西方先進文明”，王明只“認同西方先進文明”而不要“民族認同”，所以一切聽蘇聯的，當“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毛澤東則堅持在“民族認同”的前提下“認同先進西方文明”。他說：“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又是愛國主義者，我們的口號是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

把“認同外國先進文明”置於“民族認同”之上是為分裂國家製造理論根據。“台獨”就是這個“理由”：留在中國妨礙了我的“人權”、“民主”、“自由”。“藏獨”、“疆獨”也都是這個“理由”。你把“認同西方先進文明”置於“民族認同”之上，那自然就承認了“人權高於主權”。中國任何一個省、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部分的任何人都可以以此為藉口鬧獨立：既然“認同西方先進文明”高於“民族認同”，那我只要隨便編個“理由”，聲稱脫離中國有利於我的“認同世界先進文明”，那就萬事大吉。

“堅持在‘民族認同’的前提下批判地吸收外國文明的優秀部分”如同人吃飯：吃進自己肚子，消化吸收變成自己的一部分。

“只要‘認同外國先進文明’不要‘民族認同’”如同把自己讓別人吃，或把器官移殖給別人：自己的命不要了，“認同”到別人肚子裡了，由此也算“變成了‘先進文明’的一部分”。

“主流精英”們大肆宣揚“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必須從‘革命高於一切’的傳統束縛中解放出來”，這實際也是在為搞垮中國製造理論根據。

第一，“自由”、“民主”、“人權”等等都是虛玩藝，沒有什麼靠得住的客觀標準。“自由”不“自由”、“民主”不“民主”、“人權”不“人權”全憑“精英”嘴上說了算，誰有“話語權”誰說了算，誰財大氣粗誰說了算。俄羅斯為了當上“民主國家”，又是裁軍又是“休克療法”，價值成千上萬億的導彈、戰略轟炸機、核潛艇說炸就炸，說拆就拆，說毀就毀。國外基地不要了，軍隊削減了，戰略要地放棄了。忙活了半天，不知費了多少勁，美國仍然拒絕承認它是“民主國家”，又是北約東擴又是支持車臣叛亂……俄羅斯那麼多傾家蕩產的損失仍然換不來一個虛無縹緲的“民主”，最後終於死了心，再也不迷戀那個“民主”虛名，重新往回揀那些白白放棄了的實實在在的東西：重新武裝、恢復戰略轟炸機的巡邏……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就為了那麼個虛張聲勢的“民主”“自由”，白白丟掉了多少國家利益！這買賣虧得太大了。

這種“用虛的換實的”把戲實在是無本萬利的好買賣。美國用它把俄羅斯耍得一楞一楞的。中國的“精英”們也不甘落後，同樣獅子大開口：把政權交給我就叫“民主”，不讓我當政就是“獨裁”。——別看中國的“主流精英”們言必稱“民主”，其實什麼是“民主”他們自己也說不清做不到。譬如北大，不是號稱“民主自由大本營”嗎？實際呢？“那些批評罵我的人，他的道德連我一個腳後跟都沒有！”——用自己都實現不了的東西當國策，開什麼玩笑？！但是人家就楞有本事把這種謊話說得一本正經。這就是“用虛的換實的”把戲的奧妙：你置之不理就是不“民主”，你信以為真就非解體不可。幾句空話就能毀滅一個國家——以前沒人相信，現在有俄羅斯前車之鑑，中國人能不相信嗎？

第二．“主流精英”們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都是假的。

他們的“人權”的實際含義是“精英”們要有“欺人權”。

他們的“民主”的實際含義是“精英”們要“主民”。

他們的“自由”的實際含義是“我自由奴役你”。

——且看這條報道：“工人為爭取權益拒絕超時加班被指煽動罷工遭解僱”。

中國法律禁止罷工（這也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所以才會有“煽動罷工”這種罪名。無權罷工，就是說，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現在全國的“打工族”，不管是白領還是民工，動不動超時加班的有多少？無加班費或加班費微不足道的有多少？敢拒絕這種超時加班的有多少？）——什麼人屬於“不干也得干”？奴隸。奴隸有“人權”嗎？按“精英”們說法，現在是“中國人權狀況最好的時候”。“人權狀況最好的時候”的工人沒有罷工權，究竟是工人的人權不算數呢，還是工人不算人？為什麼“精英”這麼多年鬧“修改憲法”從來不關心什麼“罷工權”，只關心“物權”？“精英”就是如此“保護人權”？“精英”稍不如意就大哭大鬧，“傷痕文學”滿天飛。而現在工傷事故礦難傷亡人數比“傷痕文學”里的“精英”多了多少倍？“精英”們吭過一聲嗎？創作過“傷殘文學”、“傷心文學”、“傷亡文學”嗎？這一切難道不證明“精英”的“人權”只包括他們自己，實際是他們的“欺人權”嗎？

——茅于軾說：“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社會進步是靠精英的。社會沒有了精英，必然退步。”張維迎說：“那些批評罵我的人，他的道德連我一個腳後跟都沒有！”

這足以說明“精英”們的“民主”是什麼玩藝了：他們說了算叫“民主”，他們說了不算叫“獨裁”。“民主是個好東西”，“大民主”是個壞東西。——只有“精英”參加才叫“民主”，老百姓參加就叫“民粹”，叫“大民主”，叫“無政府主義”。預先規定“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一切都必須由“精英”說了算，那還“民主”個什麼？那不就是任憑“精英”們“主民”嗎？

——“精英”一方面口口聲聲“言論自由”，一方面近三十年“不爭論”。（還要“不爭論”到何時？難道要以世紀為度量？）

有“話語權”的，“言論自由”得隨心所欲。沒有“話語權”的，近三十年不得出聲。如此“言論自由”，中國“特色”，世界一絕。

把持“話語權”，堅決“不爭論”—— 只許“精英”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結果：社會成了騙子社會，中國成了騙子國——不是說中國人人都是騙子，而是說中國人人都不知道誰不是騙子，甚至不知道誰大概不是騙子：現在不管是誰說話，不管其身份如何，不管是什麼話題，不管是“虎照”還是“嫦娥照”，老百姓敢隨便相信嗎？碰上任何事物任何人都得象破案：搜集證據，研究分析，如履薄冰，小心翼翼——都被騙怕了。騙子太多了。上當太多了。為什麼？把持了“話語權”的“精英”在“言論自由”的藉口下濫用言論自由，把“言論自由”變成了詐騙犯罪工具而不受任何懲罰。經濟詐騙多少還有法可管（雖然經濟詐騙犯落網的概率並不高，懲罰也不嚴厲）。思想詐騙、政治詐騙、學術詐騙則根本不受任何懲罰，一切都有“言論自由”罩着。結果：吹牛不上稅。撒謊不犯罪。詐騙最實惠——“騙出一個體制來”。

“精英”整天說“階級鬥爭無孔不入”的日子多麼恐怖，而如今“說謊詐騙無孔不入”的日子就不恐怖嗎？親戚朋友、父母子女、夫妻兄弟……所有這些關係有多少沒有被“詐騙”弄變了味？誰知道這些過去普遍認為最可靠的關係現在會不會被用來詐騙？過去的“階級鬥爭無孔不入”至少還有光明正大的理由，還可以說是為國為公。而現在無孔不入的詐騙呢？

“騙子社會”的結果是誰說話也沒人信。“誰說話也沒人信”意味着誰說話都白說。“說話白說”等效於“不說”。“不說”等效於取消發言權。——發言權都被取消了，還有什麼“言論自由”？濫用“言論自由”的結果等效於剝奪了所有人的“言論自由”——這就如同在大城市取消交通警察、紅綠燈，說是為了車輛的“行駛自由”，結果是交通阻塞，誰也動彈不得，取消所有人的自由。“絕對自由”的結果是“絕對不自由”——這就是“精英”濫用“言論自由”的結果。大家都失去了“言論自由”，有“話語權”的“精英”就有了絕對自由：你愛信不信。反正你整天只能聽到我的大喇叭在哇啦哇啦。時間長了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最後只能聽我的。

列寧說：“吹牛撒謊是道義上的滅亡，它勢必引向政治上的滅亡。”“在政治上採取誠實的態度是有力的表現，如果在政治上採取欺騙的態度則是軟弱的表現。”

德國詩人海涅說：“生命不可能從謊言中開出燦爛的鮮花。”

中國的“精英”們離得開吹牛撒謊嗎？

魯迅說：“中國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認真卻斷乎排斥不得。無論有什麼事，那一點是非學習不可的。”——“認真”這一條，可以算做“外國先進文明”了吧？別的且不論，撒謊成性而口口聲聲“認同外國先進文明”的“主流精英”們“認同”這一條嗎？

第三，把“認同外國先進文明”置於“民族認同”之上必將導致國家解體。

只“認同先進文明”認不出一個國家來。歐美可以說是同一個文明體系，但仍然必須有各自的民族認同才能確保英國是英國，法國是法國，美國是美國。“認同外國先進文明”可以跟中國毫無關係。任何國家任何人都可以“認同外國先進文明”，何以見得就一定認同個中國出來？如果“認同外國先進文明”高於“民族認同”，那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藉口“認同外國先進文明”“認同”到其他國家去，或自立山頭鬧獨立鬧分裂。要確保中國是中國，就必須確保民族認同第一。而中國靠什麼確保民族認同？過去靠中華文明、靠孔孟之道。但自鴉片戰爭以後，舊的中華文明已經敵不過西方文明的挑戰，已經不能指導中國人自立，已經不能再保護中國人的自尊自信。環顧中華大地，對舊中華文明“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批判地繼承、對外國先進文明兼收並蓄、擁有強大完整的哲學體系、理論聯繫實際、經得起實踐檢驗、為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所信服、能指導中國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在西方文明面前能夠頂天立地的只有毛澤東思想。去掉了毛澤東思想，今天能指導、能激勵、能凝聚中國人的還有什麼？“蔣介石日記”？“曾文正公家書”？“黑貓白貓”？臨時抱佛腳現編現造？

中國現在貧富之差驚人，富人之富難以想象。任何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靠正當商業運作也絕對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積累如此巨額的財富。如此非正常的暴富只能是犯罪。——有些人如同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一樣“劫收”“國有資產”暴發——如此巨額的犯罪在任何正常的法制國家都屬於非正常現象，都不能容忍。而在中國不但容忍，不但積極保護：“赦免原罪”、“寬容不規範”，而且還想方設法讓老百姓對這種犯罪習慣、同情、羨慕、尊敬、自覺服從，把罪變成了“功”。毛澤東挽救了中國，保衛了中國，強大了中國。從中華民族的角度看，這是豐功偉績。但毛澤東的功全被說成了“罪”——把罪說成“功”，把功說成“罪”，黑的成了白的，白的成了黑的——以如此是非顛倒為基礎的“新理論”能有什麼生命力？何況如此“理論”充滿了粗製濫造、信口開河，沒有深邃的哲學內涵，沒有嚴謹的理論體系，自相矛盾，謬誤百出。這樣的理論體系是不折不扣的騙子理論體系。不管堆了多少華詞麗藻、馬屁牛皮，仍然是“沐猴而冠”——“穿上龍袍也不是太子”。想靠這樣的冒牌貨凝聚中國人，只能是水中撈月，緣木求魚。

不管是“增量民主”還是“休克民主”，反正中國“精英”的最終目的是“自由選舉”。“自由選舉”拼的是“話語權”——誰有“話語權”誰贏。誰的“話語權”大誰贏。從這個角度講，“話語權”就是政權。“精英”們別的本事沒有，賣嘴的功夫天下第一，最不怕的就是拼“話語權”。可見“自由選舉”是“精英奪權”的代名詞。“精英”們總是“言必稱民主”——“‘精英’民主”。講“精英民主”必講“自由選舉”，而“自由選舉”就是“選自己”——不，是“拔”自己，或曰“扣着屁眼上樓——自抬自”。“精英”們對“精英民主”這麼着迷，因為這也是用虛的撈實的那一套，“空手套白狼”，單憑三寸不爛之舌通吃天下。（這如同生活中的“戀愛專業戶”，開口閉口就是“表現你的誠意”（民主精神）。怎麼個“表現”法呢？房子、車子、票子、金子、存款、時裝、高級化妝品、國際旅遊、七大姑八大姨的禮物……一切的一切，舌頭一卷：“誠意”，就通通笑納了。不把對方老底挖光決不罷休。如果傻乎乎用自己的一切實實在在的財產換這個虛無縹緲的“誠意”，把老本賠光人家又飛了，永遠不算“有誠意”。“主流精英”的“精英民主”也是這樣：一句可以隨心所欲解釋的“民主”就把整個政權接管了，全部國有資產都盤過來了，這買賣多合算？這也算模仿了陽謀中“虛的換實的”——只不過陽謀是為國家爭利益，光明磊落。而這“精英民主”則是為自己謀私利，見不得人。）

“自由選舉”有個前提：必須得到相對集中。如果每個人都投票選自己，那選跟不選沒什麼兩樣。“精英”們已經把中國變成了個騙子國，老百姓誰都信不過。也就是說，誰也沒凝聚。沒凝聚就沒集中。沒集中則必分散，分散的極端就是分裂，國家解體。——不管“精英”說得如何天花亂墜，中國的歷史經驗有一條：只要中央集權削弱，必定天下大亂。一旦“認同外國先進文明”超越民族認同，這種情況勢不可免。——台灣鬧“自由選舉”都快鬧成兩半了。為什麼？只有“認同外國先進文明”而沒有“民族認同”：是“認同中國”，還是“認同台灣”？這麼塊豆腐乾大的地方都能鬧成這樣，何況中國大陸這麼大地方？已經“政令不出中南海”了還要鬧“削權”，不是想搞分裂又是什麼？

如果靠損害中國的民族利益吃飯的人勢力越來越強大、能凝聚中國人的毛澤東思想被否定被醜化被淡化、“認同外國先進文明”超越民族認同、“人權高於主權”之類觀念越來越盛行，那維持中國人的凝聚力何在？中國如何避免分裂？這難道還不是空前的民族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