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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召開一系列重要會議採取一系列措施力糾“五風”

第一節

　鄭州會議1958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以後，從9月開始，毛澤東相繼視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農村，發覺在人民公社運動中，由於受劉少奇的《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的社論和他在河北、河南等地鼓吹“窮過渡”等講話的影響，出現了一大堆混亂思想。有許多人急於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急於實行全民所有制，主張消滅商品經濟等等。針對這種情況，他於11月2日至10日在鄭州主持召開了中央和地方部分領導人參加的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着重研究解決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種種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多次講話，帶頭提出了一些糾正“五風”的意見：

一、強調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針對當時普遍存在混淆兩個社會發展階段，混淆兩種所有制的思想情況，毛澤東為會議安排的第一個議題，就是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要不要劃一條線，什麼叫建成社會主義。他在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這兩條線一定要劃清，不能混淆。他也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質，目前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毛澤東反覆強調要劃清兩個社會階段和兩種所有制的原則界限。對于澄清混亂思想，遏制嚴重泛濫的“共產風”是有積極作用的。（毛澤東以上講話內容，見他4日和10日講話稿）

二、指出取消商品經濟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要大發展。毛澤東在會上多次批評劉少奇和陳伯達等人主張取消商品經濟的錯誤觀點。他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有不少人嚮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商品的差別，沒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現在還是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來做為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的。10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述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說：有些同志讀馬列主義書時是馬克思主義，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指會議起草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的36條－－－引者注）的寫法就是證明，儘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矇混過關。他說：有一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我國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於要宣布全民所有，廢除商品，實行調撥，那就是剝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要看它同什麼經濟聯繫，商品與資本主義聯繫就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聯繫，就不是資本主義，就出社會主義。（毛澤東11月9、10日在鄭州會議上講話文稿）

三、實事求是，不許說慌虛報；堅持走群眾路線，不許強迫命令。毛澤東提出，要把改進幹部工作作風，注意工作方法當成重點。他強調：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說慌，人民是騙不了的。他修改會議決議草案時，專門加了一節《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於群眾生活的集體化程度更多了，幹部工作作風的好壞，對群眾生活影響更大了，必須特別注意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允許用簡單化的行政命令手段處理有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對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要採取老實態度，反對虛報成績，隱瞞缺點。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

四、建議讀兩本書，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澄清混亂思想，統一思想認識。會議期間，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另一本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他在信中寫道：要聯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予澄清。（毛澤東：《關於讀書的建議》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中，反覆倡導讀馬列的書，力求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武裝黨員幹部的頭腦，以統一思想和行動，這是一種高屋建瓴的領導藝術。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兩個文件，一是《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二是《鄭州會議紀要》，後改為《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這兩個文件都沒有下達，而後提交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修改、審議。11月12日，毛澤東致信鄧小平說：“鄭州會議就是一個為武昌會議準備文件的會議。”由於當時中央領導層許多人對於當時的經濟發展形勢仍存在不切實際的估計，繼續堅持工農業生產的一些高指標，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嚴重性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儘管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張，但第一次鄭州會議僅僅為糾“五風”錯誤開了一次頭。第一次鄭州會議結束後，11月13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鄧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幾天內開三至四次會：①

　討論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的兩個文件。當作問題提出，徵求意見。②

　討論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意見書”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辦。毛澤東說：這樣做，是為了對武昌會議先做準備。所謂當作問題提出，即對每一個問題，都提出正反兩面。例如，對一條線劃清界限問題，提出劃線好，還是不劃線好？對商品問題，提出現階段要商品好，還是不要商品好？其它問題以此類推。儘管毛澤東辛辛苦苦力糾“五風”，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進行耐心的溝通，然而他們在意麼？沒有。鄭州會議結束後不久，他們照樣利用人民日報鼓吹浮誇風。

　11月21日，人民日報以顯著標題報道：廣東又一個實現糧食平均畝產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畝產糧食1600斤，30多萬畝晚稻特大豐收，比去年畝產增加2.2倍。“共產風”、“高指標風”，他們照舊鼓吹，有增無減。

第二節

　武昌會議為繼續糾正“五風”，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澤東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關於糾正“五風”的意見，有以下要點：

一、批評搶先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國現階段的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說：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劉少奇），我看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現在一吹，吹得那麼厲害，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不但要具備有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而且還要有國際條件，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二、指出人民公社有兩種可能性，要麼亡，要麼不亡。毛澤東在21日的講話中指出：人民公社還是要議一下，總得有那麼個決議，或者搞個指示。杜勒斯、蔣介石他們都說，我們不搞人民公社還不會亡，一搞這個東西，就一定會亡。你不要說他沒有道理，總有兩個可能性，要麼亡，要麼不亡。他說這一句，在我腦子裡頭，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人民公社究竟怎麼辦才好？經過這次討論，如果是多數人，比如十個人裡頭有六、七個人，都說那個辦法比較好，那個辦法就比較可靠了。顯然，毛澤東是要集思廣益要大家出主意想辦法，認真研究如何辦好人民公社。

三、強調要“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11月21日，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餘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他說：“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死五千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麼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明年 　3000 　萬噸鋼（按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年鋼產量為 　2700－3000 　萬噸－－－筆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麼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11月23日，毛澤東在會上第二次講話強調說：“我們的腦筋正在這裡壓縮空氣。物質不滅，空氣還是那麼多。但是，壓縮成液態或者固態，使它凝一點。關於生產指標問題，他說：以鋼為綱，帶動一切，究竟什麼指標為好？北戴河會議後兩個半月的經驗，對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萬噸難於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種辦法，把指標減低？”他還說：“你說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鬥，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裡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按：毛澤東這裡講的“你”、“人家”、“別人”指的是劉少奇）由於當時許多領導幹部頭腦發熱，武昌會議壓縮工、農業生產主要指標仍然偏高。但毛澤東在會議上講的這些話，確實反映了他當時要求壓縮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的心情。

四、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要求經濟事業越搞越合乎實際。毛澤東在會上專門講了反對作假的問題，他強調提出：我看我們的經濟事業是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合乎實際。他要求人們講老實話，說現在有一種空氣，只許講成績多，臉上有光，得到獎勵。要講實話，比如講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後面，這是老實話，動物的尾巴總是要生在後面的。（毛澤東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

五、強調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毛澤東在23日的講話中提出：破除迷信，現在有些人把科學破除了。比如，第一條科學人是要吃飯的。這不但是科學，這是自然規律，客觀法則，存在於人的思想意識之外的，沒有一處地方證明人可以不吃飯。他強調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學一定要保護。六、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現在還有用，不能破除，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說：資產階級法權，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風五氣、老爺架子、工資過高過大的懸殊、貓鼠關係，這些東西要破除，徹底破除，反得越乾淨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資等級、上下級關係、國家還帶有一點強制性，則不能馬上破除。社會主義時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現在有用，因為它有用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3日）。

第三節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全會審議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一方面，對人民公社給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從理論上和政策上闡述了一系列重大問題。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前一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糾正“五風”錯誤的認識成果。

一、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接着《決議》還分析了那樣做的危害性。《決議》中的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澤東修改時加進去的，是專門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在《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的社論以及劉少奇在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視察中所鼓吹的錯誤做法而進行的批評。為使讀者研究，現將毛澤東在《決議》中加進去的文字轉錄如下：“必須指出，集體所有制對於今天的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發展，仍然有它積極的作用。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遲早，取決於生產發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覺悟水平，這是客觀存在的形勢，而不能聽憑人們的主觀願望，想遲就遲，想早就早。因此這個過渡只有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在全國範圍內分期分批地實現。如果看不到這些，把成立公社和實現全民所有制混為一談，過於性急，企圖在農村中過早地否定集體所有制，急忙地改變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適當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每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相當長和相當複雜的發展過程，而在這整個過程中，社會的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是經濟上發展程度不同的兩個階段。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共產主義的分配製度更合理，但是，這隻有產品極大豐富了以後才可能實現。沒有這個條件而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就會妨害人們勞動的積極性，就不利於生產的發展，不利於社會產品的增加，也就不利於促進共產主義的實現。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員收入中，按勞分配的工資部分，在長時期內，必須占有重要地位，為了促進社員勞動的積極性，也為了使社員在生活中的複雜的需要比較容易滿足，公社必須努力使社員所得工資逐步增加，並且在若干年內，必須比供給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經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後，由於社會產品還沒有豐富到足以實現共產主義，人民公社在一個必要的歷史時期內，仍然將保留按勞分配的制度。企圖過早的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則，也就是說，企圖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進入共產主義，無疑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空想。無論由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只有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狀況才會引起生產關係的某種改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同志們要記着，我國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是很低，苦戰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國的經濟面貌可以有一個很大的改變，但是那時離開全國高度工業化，全國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的目標，還將有一段不少的距離：就是離開社會產品大大豐富、勞動時間大大縮短、勞動強度大大減輕，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而沒有這些，當然就談不到人類社會的更高發展階段－－－共產主義。因此，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那樣做，不僅是一種輕率的表現，而且將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產主義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了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1958年12月人民日報有關劉少奇的“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論調，請參閱本論著前面的有關文章）

二、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錯誤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決議》提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原則問題，必須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的“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的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的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這是我們以決議的形式，對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這兩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重大原則的明確肯定。

三、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決議》指出：目前社會主義建設中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是浮誇。這是同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不相容的，是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不利的。我們的經濟工作必須越做越細緻，我們的各級領導工作人員必須善於區別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區別有根據的要求和沒有把握的要求，對情況的判斷必須力求接近客觀實際。儘管毛澤東一再強調“壓縮空氣”，降低生產指標，但會議通過的《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規定的糧、棉、鋼、煤等四大指標仍然偏高。如鋼的產量由 　2700－－－3000 　萬噸降為 　1800 　萬噸左右，仍沒有足夠的能量抵抗劉的熱情並降到應該的合乎實際的數字。全會期間，毛澤東於12月1日，撰寫了《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在寫到事物的兩種可能性時指出：虛假的可能性同現實的可能性又是兩件東西，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沖天幹勁是熱，科學分析是冷。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間，不願做分析，只要熱，是不利於做領導工作的……。12月9日，毛澤東在六中全會上講了12個問題對繼續糾正“五風”提出了以下意見：－－－對“苦戰三年，基本上改變農村面貌”的口號有懷疑。毛澤東指出：“本來是苦戰三年改變農村面貌，但是後頭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廣到全國去了。我的意見就是說，我對這個口號有懷疑，苦戰三年基本上改變農村面貌，我曾經是有懷疑的，在4月武昌10個省委書記開會的時候，我提出過這個問題。我說，可以不可以改為苦戰三年，初步改變農村面貌。把這個基本改變全國面貌的口號時間拖長一點，無疑是當機會主義，這樣的機會主義我很願當，當了有味道。”－－－指出圍繞人民公社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這個決議的主要鋒芒是向着急這方面的。毛澤東在講到黨內外爭論時說：“最近圍繞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有各種議論。我看，大概可能有幾十萬幹部對這個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說，十人十說，大體上有幾說，一說就是性急了一點，紛紛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紛紛宣布兩年或三年或四年進入共產主義。缺點是太急了一點。我們這一回作這個《決議》主要鋒芒是向着急這方面的，就是說，不要太急，太急了沒有好處。”－－－要求做到計劃要留有餘地，讓群眾的實踐超過計劃。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學說，在我們國家1958年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他說：“現在要搞一個空氣壓縮機，把空氣壓縮一下，我們腦子裡的空氣還是那麼多，但是，壓縮一下，要留有餘地，提出的計劃要低一點，讓群眾的實踐超過我們的計劃。我看這也是一個辯證法的問題。”－－－強調要估計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權存在着鞏固和垮台的兩種可能性。毛澤東指出：“鞏固和垮台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他說，我倒是借這個機會講一下這些倒霉的事情，無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產黨垮台、崩潰、分裂，剩下一些游擊隊。他強調：不過，我們有一條馬克思主義基本規律管着，就是說，我們這些倒霉，儘管怎麼樣，總是暫時的，就整個說，是局部的。帝國主義、世界上的資產階級，一定要滅亡，是永久的，以後就沒有了。而社會主義事業，有損失，有失敗，因為我們搞的不好。那種挫折、那種分裂、那種失敗，甚至滅亡，都是暫時的，不久就要恢復。”毛澤東的這番話是就人民公社問題說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鞏固，力求它鞏固；另一方面他又擔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準備。他進而引發出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發展的兩種可能性的論述，反映了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深邃認識和鄭重態度。毛澤東這番話是在三十多年前說的，然而，對於我們今天正確看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挫折、失敗，仍然具有震耳發聵的指導作用。

第四節

　第二次鄭州會議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以後，1959年2月下旬，毛澤東赴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發現八屆六中全會《決議》做出的關於糾正“共產風”的決定精神並未貫徹，“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於是，毛澤東於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共產風”的問題。在會議中，毛澤東對“共產風”進行了更嚴厲的批評。他說：“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後，颳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颳遍全國。他批評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採用贖買政策，怎麼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麼？這樣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說：“我代表一千萬隊長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按：當時如果誰反對劉少奇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筆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裡告狀！”為了引起大家重視，在3月5日的發言中，毛澤東嚴厲的批評說：“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謂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叫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他把‘共產風’上綱為‘左’的修正主義，冒險主義。他批評說：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不執行，等於放屁。”毛澤東講的這些話，顯然是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批評。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他強調要整頓公社內部的所有制，進一步解決“共產風”問題。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目前必須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毛澤東說：現在，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部，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他強調，目前人民公社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有極大的重要性。這就有力的批評和糾正劉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實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錯誤做法。

二、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錯誤傾向。毛澤東在分析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後，指出：“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過頭熱是不對的。”為糾正這兩種傾向，他提出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指標，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按：劉少奇搞的則是：全社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各大隊、各小隊的收入統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統一核發，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公社基本一致－－－筆者注）

三、指出“共產風”的實質就是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毛澤東指出：“公社化後颳起了‘共產風’，即是說，在某種範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人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他嚴厲的批評這種行為是強盜行為，是舊社會上海青幫、紅幫流氓集團的偷、搶行為。在共產黨內絕對不允許這樣做。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還採用贖買政策，我們怎麼可以無償占有人民的勞動成果呢？他在一個文件批語中指出：這是‘左’傾冒險主義思想行為。”（毛澤東1959年2月28日對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