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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反“五風”，毛澤東向省、地、縣、社、隊致公開信（《黨內通信》1959年4月29日）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供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閒時半乾半稀，雜以番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裡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就是必然的認識。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地，不勝光榮之至。

三、遇到困難後（1960年以後）的言論比較

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毛澤東同志同期的言論 “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薄一波） “1958、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薄一波）“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四、在七千人大會上

國家主席，黨的副主席，在大躍進期間的一線領導人劉少奇講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１月３０日毛澤東在會上就黨的民主集中制問題作了重要講話，並作了自我批評，對幾年來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承擔了責任。

２月６日下午全體會議上，鄧小平講了黨的工作問題，代表中央書記處，對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

周恩來講了國內經濟問題，從國務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評，對幾年來的問題?br> 械Ａ嗽鶉巍?

附錄三．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一

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於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面，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並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現在我們的經濟學家不喜歡經濟學，蘇聯也是這樣，認為誰說到價值法則誰就不名譽似的，表現在雅羅申柯寫的一封信上。這些人不贊成商品生產，以為蘇聯已經是共產主義了，實際上還差得很遠。我們搞社會主義只有幾年，則差得更遠。

列寧曾經大力提倡發展商業，因為蘇聯那時城鄉商品流通有斷流的危險。我們在一九五○年也曾有過這種危險。現在運輸情況不好，出現半斷流的狀態。我看要向兩方面發展:一是擴大調撥，一是擴大商品生產。不如此，就不能發工資，不能提高生活。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餘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只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產，以多報少，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

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幹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這本書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過去看，不感興趣，現在不同了。這三章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也有一些寫得不妥當，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沒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講商品和價值法則，你們有什麼看法?我相當贊成其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認為在蘇聯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在我們國家就不同，生產資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商品，我們把農業機械賣給合作社。

進入共產主義要有步驟。我們向兩方面擴大:一方面發展自給性的生產，一方面發展商品生產。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這方面，斯大林講了許多理由。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後。印度的鐵路、紡織比中國發達。去年我們生產糧食三千七百億斤，其中三百億斤作為公糧，五百億斤作為商品賣給國家，兩項合起來商品糧還不到糧食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糧食以外的經濟作物也很不發達，例如茶、絲、麻、煙都沒有恢復到歷史上的最高產量。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否則公社發不出工資。例如河北省分三種縣，一種只夠吃飯，一種需要救濟，一種除吃飯外還能發點工資。發工資又分幾種情況，有的只能發幾角錢。因此，每個公社在生產糧食以外還要發展能賣錢的東西，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

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范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