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初即大寶，深知上兩朝之弊，頗有些勵精圖治的意思。他一改憲、穆、敬時期的奢華風氣，出宮女3000餘人，放五坊鷹犬，省冗食1200餘人。同時勤於政事，每逢單日一定上朝和群臣議政，對於臣下的意見也能接納，政號清明，這一點就比憲宗晚期以及穆、敬兩朝大不相同，當時的朝政有了一些新氣象，朝野對他都有些期冀，希望能在他的治理下使當時歷經禍亂頹敗不堪的朝政重興起來。《資治通鑑》中說：“文宗年才十七，頗知孝謹，尊生母蕭氏為皇太后，奉居大內，太皇太后郭氏居興慶宮，稱王太后為寶曆太后，居義安殿，當時號為三宮太后。文宗每五日問安，凡羞果鮮珍，及四方供奉，必先薦宗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就是敬宗妃郭氏，已封貴妃，敬宗子普，已封晉王，文宗一體優待，禮嫂撫侄，始終不衰。並且去佞幸，出宮人，放鷹犬，裁冗官，省教坊樂工，停貢纂組雕鏤，及金筐寶床等類，去奢從儉，勵精圖治，擢韋處厚為同平章事，每遇奇日視朝。奇讀如期。對宰相群臣，延訪政事，歷久方罷。待制官舊雖設置，未嘗召對，文宗獨屢加延問，中外想望太平，翕然稱慶。” 　　 雖然文宗有心振作成李唐一代名主，但有心未必能成事。他在性格上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優柔寡斷，不能長期信任他人，而自己也缺少果斷，不能擇善固執，往往一件事和臣下們商議已定，不久他自己卻突然改變主意，朝令夕改，弄得宰相也無所適從，“軍國重事，不能果決，往往與宰相等已經定議，後輒中變，所以寬柔有餘，明強不足。眾善不勝一弊”。這導致臣下無法正確了解他的意圖，做事束手束腳，同時也使文宗不但不能成為明主賢君，反而變成任權宦欺凌擺布的懦弱君主。以至當政僅數年，便因宦官撓權，朝臣勾心鬥角，奢侈浪費，腐敗回潮，朝政再度敗壞。而文宗又仁弱少斷，欲制卻不得其術，所用非人，所借非力，遂成甘露之變，釀晚唐未有之慘禍，致政局盡入閹宦所控，頹敗日漸，終無起處，庶幾及亡。 　　 文宗在位十四年（公元827—840年）間，朝政上的主要大事有二：一是朋黨之爭頗為激烈，朝臣分為牛（牛僧儒）、李（李德裕）兩派，各有朋黨，互相攻擊，史稱“牛李黨爭”。二是宦官權勢高漲。文宗雖然是宦官擁立，但宦官的飛揚跋扈也是令他深感不滿，政權以至皇帝的生死廢立已經全由宦官操縱，他的祖父憲宗、哥哥敬宗都死於宦官手上，他父親穆宗和他自己都是由宦官擁立才當上皇帝，所以他對宦官專權的危害看得比較清楚，一心想剷除宦官勢力，奪回政權。但是文宗過於柔弱，這一點朝中大臣多數看得清楚，韋處厚就因此乞請避位，但文宗再三慰勞，不令辭職。淮南節度使兼鹽鐵轉運使王播力求復相位，不惜重金賄賂權宦，並終得入朝為同平章事。這樣，小人復進，正士日疏。而地方強藩如魏博等鎮，也開始日漸驕橫，文宗即位不久，政局就危機四伏。 　　 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文宗詔舉賢良方正，及直言極諫諸士，由文宗臨軒親策，命題發問，大旨在如何端化，如何明教，如何察吏，如何阜財等條目。他的目的是想藉此延攬人才，培植自己的勢力，以為日後剷除權宦打下基礎。昌平進士劉蕡，獨痛心閹禍，條陳萬言，公開反對宦官掌權，認為要國家安定，應該排斥宦官，把政權交給宰相，把兵權交給將帥。“願陛下思開國之艱，杜篡弒之漸，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則朝政自理。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攬國務，臣恐禍稔蕭牆，奸生帷幄，曹節侯覽，漢中常侍。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未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陛下何不於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狎褻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還願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誠能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歸於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進，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如此而有不萬國歡康，兆庶蘇息者，臣不信也。……” 　　 當時考官是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等，他們讀了劉蕡的文章，相率嘆服。但是到了決定錄取的時候，誰也不敢表示態度，因為王守澄、梁守謙等勢焰逼人，錄取了劉焚，得罪了宦官，他們的位子也就保不住了，必且遭禍，不得已將他割愛。當時有二十二人中第，統皆除官。道州人李郃被任河南府參軍。他奮然道：“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勿厚顏乎？”遂邀集同科裴休、杜牧、崔慎由等聯名上疏，願將自己科名讓與劉蕡，以嘉揚劉蕡的忠直。但是文宗也怕權宦為難，便將原疏擱置不做批答。後來劉蕡終生未能出仕，僅由牛僧孺等召為幕僚，後來且為權宦所誣，貶為柳州司戶參軍，抑鬱以終。 　　 劉蕡這件事更使文宗感受到了權宦勢大，使帝不能為帝，即令貴為君主也需忌憚，不得自由。從這時起，他也更堅定了剷除權宦，恢復帝王權威的想法，並開始物色自己可以依靠的人手，準備對權宦進行反撲。 鄭注、李訓 鄭注（？——835），絳州（今山西）翼城人，本姓魚，因冒鄭姓，故時號魚鄭，人目之為“水族”。其人形體眇小，兩目短視，嘗挾醫術游江湖間，自言擅金丹之術。始以藥術游長安權豪之門，元和末至襄陽，逢節度使李愬疾，注為之療。愬得其藥力，因厚遇之，署為節度衙推。“注詭辯陰狡，善探人意旨，與愬籌謀，未嘗不中其意”。後跟隨李愬移鎮徐州，又為職事，漸參軍政，妄作威福，軍士多半側目。《新唐書·鄭注傳》：“初鄭注為李愬牙將，監軍王守澄惡之，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荀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 李愬推薦鄭注給王守澄，卻未料到這一舉措給晚唐王朝埋下了一個禍根，未免失人。這次會面的次日，王守澄即對李愬說此後：“鄭生才具，確如公言。”此後，鄭注即跟隨王守澄左右，王守澄入朝掌控樞密，鄭注也跟隨到了長安，不遺餘力的日夜為王守澄謀劃，益見寵任，所有關通納賄等事，多由鄭注一手經營。長慶、寶曆之際，國政多專於王守澄，鄭注隨其，累從山東、京西諸軍，歷衛佐、評事、御史，又檢校庫部郎中，為昭義節度副使。因宋申錫事，被提拔為通王府司馬，充右神策判官，致使朝野駭嘆不已，守道正人對其側目。太和七年，罷邠寧行軍司馬，入京師。對於王守澄與鄭注的狼狽為奸，侍御史李款曾連章彈劾，“鄭注內通敕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文宗雖然下旨查究，但王守澄藏匿鄭注，令其潛伏神策右軍中。當時的神策左軍中尉韋元素以及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等人因為鄭注藉助王守澄的勢力囂張跋扈，所以對他也頗忌恨，《資治通鑑》：“左軍中尉韋元素，樞秘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奸猾無雙，卵殼不除，使成羽翼，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右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載之功，豈以除奸而獲罪乎！’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谷曲，諦聽忘倦。弘楚詗伺再三，元素不顧，以全帛厚遺注而遣之。”僅憑貢諛獻媚，就令自己起死回生，鄭注的手段可見一般。李弘楚因為沒能除掉鄭注，郁怒非常，隨即辭職離去。未幾，便因疽發背上畢命，想來是因為除奸不能惱恨攻心之故吧。這時的鄭注在京城善和里起宅院，每天招聚京城的輕薄子弟、方鎮將吏等一些輕浮躁進的人，以招權利。隔天便去王守澄處密語，經常通宵不寐。太和八年（公元834年）九月，文宗身患風疾，口不能言。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鄭注進藥方一卷，文宗征鄭注入宮診病。服用藥後，感覺有驗，病體逐漸痊癒，於是心中大悅，對鄭注青眼有加，始為恩寵。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珏對文宗說鄭注“其人奸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但文宗對此並不以為然。其年十二月，拜鄭注為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對文宗的這一任命，諫議大夫郭承嘏等極力反對，多次上表。鑑於反對聲音大，鄭注便推辭了一番，文宗派中使安慰他，他還是表示不接受。直到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初才接受，但還推舉曾彈劾他的倉部員外郎李款代替自己接任此職，說“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當時的人都對鄭注的這種虛偽表演不屑。 李訓原名仲言，是唐肅宗時宰相李揆的族孫，進士擢第。他形貌魁梧，神情灑落；辭敏智捷，善揣人意。李仲言在唐敬宗寶曆元年（公元825年）曾做過河陽節度使府掌書記，當時他的叔父李逢吉為宰相，因為他善計事，所以對他頗為親厚。寶曆元年八月，石州刺史武昭因過失被貶為袁王府長史，心中憤憤不平。宰相李程提議要給武昭升官，李逢吉因與李程不和，故有意駁斥李程的這一提議。不久，武昭在一次飲酒中，借着酒興對好友左金吾兵曹參軍茅匯揚言要刺殺李逢吉，被人告發。李仲言為陷害李程，便欲脅迫茅匯中傷李程，被茅匯嚴辭拒絕。隨後及武昭事發被杖而死，李仲言受牽連坐罪流嶺表象州（今廣西象州東北）。文宗登基大赦天下時，李仲言也獲赦，因丁母憂賦閒洛陽。當時李逢吉也被降任東都留守，心常怏怏，意欲再入為宰相。李仲言揣摸其意後，便自言與正受文宗寵信的鄭注關係親密，可使其從中斡旋，或許可以達到目的。李逢吉認為可行，便送給李仲言金帛珍寶數百萬，讓其入長安以賄賂鄭注。鄭注收受李仲言德賄賂後，便將他引薦給了王守澄。李仲言的口才媚術不亞於鄭注，片言即說動王守澄歡心不已，得其推薦以善講《易》入謁文宗。《易》是一門包羅萬象的學問，文宗詔李訓講《易》，遭到許多大臣的反對，說李訓是小人，不宜親近。皇上力排眾議，還是傳旨在浴堂召見。當時李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文宗令他“戎服、號王山人”入內面聖講《易》。一見之下，文宗喜其儀狀秀偉，頗工文辭，應對敏捷，以為是個人才，便當面承諾重用。 李仲言除母服後，文宗即欲以其為諫言，充翰林院。當時宰相李德裕以李仲言從前所為為由反對，文宗說：“然豈不容其改過？”李德裕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悛改邪！”文宗又以李逢吉所薦為由，李德裕接着反駁道：“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奸邪以誤國，亦罪人也。”文宗想安排李仲言改任他職，又遭到了李德裕的反對，於是轉問時任檢校司空、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的王涯。王涯最初也是激烈反對文宗任用李仲言的，但是看到文宗的意思很堅定，而且李仲言身後有王守澄、鄭注等人為靠山，擔心自己，態度遂改變。此時見文宗徵詢自己的意見，便認為可以。李德裕在旁急忙揮手制止，正好被文宗回頭看見，文宗對此非常不喜，面色怏怏。雖然李德裕極力反對，但最終拗不過文宗，隨後文宗便以李仲言為四門助教。詔命既下，給事中鄭肅、韓佽欲封還敕書。李德裕對此甚喜，言於王涯。未料王涯隨即召鄭肅、韓佽說李德裕留話與二人令其不用封敕，二人遂罷。次日問及，李德裕驚道：“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稟宰相意邪！”王涯貪權固寵，不遠邪佞，最終也給自己招致了禍端。 李仲言既得任命，文宗對其厚加寵愛。當年十月，即遷其為國子監《周易》博士，並充翰林侍講學士。還在李仲言入翰林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示恩寵。當時兩省諫官伏閣切諫，言李仲言奸邪之人，海內皆聞，不宜令侍宸扆，但始文宗對這些諫言始終不肯接納。隨即，李仲言請命得允，改名為李訓。 鄭注、李訓既邀天寵、秉權衡，便開始排擠對自己不利的人，矛頭首先便對準了李德裕。當時李德裕掌中書，為抗衡他，王守澄、李仲言、鄭注通過文宗於太和八年（公元834年）九月徵召與李德裕不和的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入京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藉以分李德裕的權，不久更是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直接將這個眼中釘趕出了京城，其後又改李德裕為鎮海節度使，去了兼平章事。當時李德裕、李宗閔身邊各有朋黨，互相擠援。文宗對此狀況極為憂慮，嘆道：“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就在李德裕被趕出京城的同一天，李訓被任命為翰林侍講學士。這一任命遭到了給事中高銖、鄭肅、韓佽、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人的強烈反對，但是在文宗的堅持下，反對沒有起到效果。 排擠對手的同時，鄭注、李訓還不忘了培植自己的勢力。鄭注對在宋申錫一案中告密對己有恩的京兆尹王璠非常感激，而王璠又與李訓交好，於是李訓、鄭注共同向文宗推薦王璠，自浙西觀察使任上提拔他為尚書左丞。王璠也知恩圖報，與鄭注等一起進讒言，打擊李德裕，說他曾經暗中勾結漳王，圖謀不軌。文宗大怒，召王涯、路隋等宰相商量要將嚴懲李德裕。路隋為李德裕分辨，文宗卻將對李德裕的怒氣遷於路隋，令他代替李德裕職任，這就免除了他的相位。御史賈餗因為與李宗閔、鄭注等相好，這次便得了機會繼路隋為相。 引虎驅狼 宦者權寵太過，已成禍胎，文宗對此感受猶切，已不堪忍受。雖然表面上還要對宦官表示優近寬容，但內心早已下定決心要除掉這一禍患。而且，元和逆黨至今尚未受懲處，先皇讎恥未雪，雖貴為九五，實為閹宦傀儡而已，此種局面，對於一個力圖有所作為的君主來說，是無法忍受的。但是身處九重，動靜受制，朝中又多是權宦近人，或互為朋黨傾軋營私，難以與之謀。此前與宋申錫方有所圖謀即漏，謀未成卻幾成反噬，因此，文宗在挑選自己要依靠的力量上尤為注意。現在，鄭注、李訓突然冒出，對文宗來說，不啻是天助。這兩個人都受王守澄寵信，如果與他們謀劃，會避免王守澄等人的懷疑，而且這兩個人還不是當時朝中二李（李德裕、李宗閔）朋黨，正可倚為腹心。從這一點來說，文宗認為這兩個人是合適的人選。 當時李訓為翰林侍講，利用為文宗講解《周易》的機會隨侍文宗左右，暗中揣摩察覺文宗本意，便在言語上逢迎上好，語及時弊再三憤激，藉此打動文宗。文宗見李訓縱橫言論，才辯超脫，以為是個幹才，倚之必能成事，於是便將真心圖謀托與李訓、鄭注，這兩人遂以誅宦官為己任，朝夕計議，指陳方略，規畫太平，除閹宦、復河北、收河湟，談兵紙上，原是良將。自此，文宗對這二人寵信不二，所言無不從，李、鄭聲勢一時顯赫。外人但以為這兩人是倚靠宦官才擅作威福，並不知他們同文宗還有密謀。 李訓、鄭注既受文宗密托除盡朝中權宦，那麼橫在他們面前的第一個對手便是將他們引薦提拔上來的當時權勢最大的宦官王守澄。因此，李、鄭二人第一步便着手對付這位於己有恩的人。 當初在平寶曆之亂的時候，右領軍將軍宦官仇士良有功，但其後一直受到王守澄的壓制，因此對王守澄心懷不滿。李、鄭二人建議文宗將仇士良提拔上來，分王守澄的權來抗衡。文宗接受這一建議，於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五月進擢仇士良為左神策軍中尉，王守澄雖對此不滿，卻也無可奈何。 仇士良（781—843）字巨美，出身世代宦官之家，循州興寧（今屬廣東）人。唐順宗時，仇士良進入太子宮做宦者，後授掖庭局宮教博士，元和初年（公元806年）加宣徽供奉官，很快又轉為朝散大夫、內侍省內給事、兼宣徽供奉官，不久，又遷任內常侍。自元和十年（815）至寶曆二年（826），仇士良以太中大夫、內侍省年常侍的身份先後出任平盧監軍使、淮西行營宣慰使、鳳翔監軍使，又曾任右監門衛將軍、充內外五坊使等職。史載他飛揚跋扈，“秋按鷹內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寶曆二年（公元826年），仇士良由鳳翔監軍使再次入為宣徽供奉官。十二月即發生劉克明、蘇佐明弒唐敬宗的變亂，仇士良參加了此次平變，有翊戴文宗之功，但卻受王守澄的壓抑，數年不能升遷，並出為鄂岳監軍使。雖於太和元年（827）再次入為宣徽供奉官，轉內坊，典內侍省，但仍是“秩清事簡，優逸自娛”，直至太和六年（832）才真拜內侍，知省事，由此，他才成為宦官中的頭面人物。 李訓、鄭注為了對付王守澄，竟將這個人提拔了上來，無異於引虎逐狼，留下後患。 提拔了仇士良抗衡王守澄後，為了防止王守澄疑心反擊，便將屢與王守澄互相爭權傾軋的對頭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等撤換掉，逐出京師。六月，出楊承和監軍西川，韋元素去淮南，王踐言去河東。接着又以楊承和等曾庇護宋申錫，又和李德裕、李宗閔內外勾結，收受賄賂為由，流放楊承和到驩州、韋元素到象州、王踐言到恩州，不久又遣使將三人賜死。趁王守澄正為自己的對手失勢而得意的時候，李訓、鄭注又出釜底抽薪之計，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這一招着實老辣，名為尊崇，實質是奪了王守澄的權，使其無力反抗。憲宗暴崩，內外皆傳王守澄指使宦官陳弘志所為，仇士良被提上來後即揭發此事。當時陳弘志任山南東道監軍，九月，李訓授意仇士良以文宗名義召陳弘志入京，在青泥驛，下詔派人以杖打死陳弘志。十月，又遣宦官李好古賜毒酒酖殺王守澄，對外卻不明宣，只說是暴斃，還追贈為揚州大都督。至此，元和逆黨全部遭誅。內朝為患的僅剩仇士良、魚弘志等數人了。 小人得志 剷除王守澄等人只是李訓、鄭注實現與文宗的圖謀的計劃的一部分，要想徹底剷除權宦為禍這顆毒瘤，僅憑李、鄭二人之力顯然不夠，因此，在對付王守澄的同時，他們還着手培植自己的勢力，擢升親信，排斥異己，鞏固既有的權勢。李訓、鄭注原本小人，心胸狹隘，睚眥為恨，對同自己有芥蒂者，不是誣其賄通中官，便陷以黨同二李，非貶即逐。 當時京城有訛言，傳鄭注供奉文宗金丹，須小兒心肝配以成藥，民間不明真相俱是驚懼，滿城士庶紛匿小兒，不令外出。文宗聽說心下大為不滿，鄭注也不明謠言自何而起，便與李訓以此事架陷與之有隙的京兆尹楊虞卿，說此謠言系楊虞卿家人捏造。文宗大怒，於六月將楊虞卿下御史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為楊辯解，被文宗怒叱。鄭注因為自己求兩省官時為李所阻，遂趁機進讒言在文宗面前謗毀李宗閔，文宗下詔貶李宗閔為明州刺史，逐出京城，後來又貶為處州長史，八月又被貶為潮州司戶。楊虞卿被貶為虔州司馬。著作郎、分司舒元輿因為與李訓關係好，李訓掌權後，便提升為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後舒元輿負責審理楊虞卿一案，被擢為御史中丞。而吏部侍郎李漢則被貶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浣被貶為遂州刺史，都是被誣指為李宗閔一黨。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七月，李訓以國子博士的身份被擢為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講學士，太僕卿鄭注被擢為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鄭注初被寵幸的時候，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珏曾向文宗上諫，認為鄭注奸邪。現在鄭注一朝發跡，李珏即被貶為江州刺史，隨即再貶為柳州司戶。中書舍人高元裕是鄭注銜恨的人，也被指為李宗閔黨，被貶為閬州刺史。當時凡是被李訓、鄭注所忌恨的人，都被他們誣指為二李之黨而遭到貶逐，以致朝堂上人人自危，文宗也了解了這種情況。李訓、鄭注也擔心被別人指責，遂於九月奏請文宗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至此，人心才稍稍安定。 忠貞之士屢遭貶逐，而奸邪小人卻逢時而進。前廬州刺史羅立言貪贓枉法，卻因為賂結鄭注，而被提升為司農少卿。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輿被提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並同平章事。舒元輿阿附李訓、鄭注，凡是被這兩個人所嫉惡的，他都彈劾，因此才得以為相。賈餗也被擢為相。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李孝本也依靠李訓、鄭注被提升為御史中丞。當初李訓、鄭注被文宗召對時，問及富人之術，李、鄭二人雖然天資狂妄，但對於經略謀猷，卻沒有什麼辦法，只以榷茶法應付。這種方法是以百姓的茶園，收為官府經營，命使者主持，實則害民。文宗被其言所惑，到此時李、鄭權秉朝綱，便任命王涯兼榷茶使。王涯雖然知道這種方法不可行，但卻不敢違背，於是只能百姓受苦。 李訓、鄭注提拔的這些人，都是些奸滑之輩，為了迷惑天下人，他們也提升了一些名臣故吏，如加憲宗朝宰相，當時任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的裴度兼中書令，加令狐楚、鄭覃為左右僕射等。這一手段頗具迷惑性，不僅文宗被迷，當時的一些士大夫也認為朝綱太平有望了。 李訓想要自取相位，但恐廷臣不服，便先推御史李固言同平章事。文宗認為李訓有功擢升他為同平章事，至此李訓正式登閣拜相。當時人們都認為鄭注也將很快拜相，鄭注自己也想，但是侍御史李甘揚言說如果任命鄭注為相，他將上表彈劾。鄭注非常嫉恨，奏請貶李甘為封州司馬。但是鄭注沒有想到的是，雖然李訓是依靠他的引薦才得以飛黃騰達，可是李訓內心也是忌憚鄭注，不願意他也為相。李訓托稱除閹未盡，須由內外協力，方可成功。其實是想最後連鄭注一起收拾掉，這樣他就可以獨霸朝綱。這一理由冠冕堂皇，鄭注不疑有他，遂表示願出鎮鳳翔。但是同平章事李固言不知道李訓的計劃，在文宗面前反對鄭注出鎮。文宗覺得李固言不能順承旨意，免去他的相職，派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出鎮興元軍，竟將其趕出京城。至此再無人反對，鄭注也得以出任為鳳翔節度使，命即赴鎮。鄭注想挑選名家才望之士做他的副手為參佐，看上了禮部員外郎韋溫，但是卻遭到了韋溫的拒絕。當時有人勸韋溫說：“拒之必為患。”韋溫回答：“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遂堅決推辭。此人甚有見識，非王涯、舒元輿之輩所及。十月，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尹、鳳翔節度使鄭注走馬上任。 當時李訓受寵無比，天下事幾乎都由其所決。王涯等人只會見風使舵曲意逢迎。連掌權的宦官，如中尉、樞密、禁衛等諸將，見到李訓也都懾其威，趨承顏色。 在王守澄死後，生下來的掌握權勢的老宦官還有仇士良、魚弘志等。李訓、鄭注要想徹底完成文宗密托，自己獨攬大權，就必須除掉這些宦官。他們密結河東節度使李載義、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準備開始盡誅宦官、獨攬朝綱。於是，一場慘禍就在他們的導演下上演了，這就是後世史稱的“甘露之變”。 事變經過 當初李訓與鄭注密謀除盡宦官，定下的計策是鄭注出鎮鳳翔後，精心挑選數百名壯士作為親兵。當年十一月要葬王守澄於滻水，鄭注奏請自己衛護喪葬事，帶領這數百親兵持白棓、懷利斧，同時奏請文宗下詔令內臣中尉以下都去滻水送葬，屆時鄭注關閉城門，指揮親兵將這些宦官一網打盡。但是在鄭注啟行前往鳳翔後，李訓又改變了計劃，他與舒元輿等人密謀說：“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並用金吾、台府吏卒，先期誅宦者，已而並注去之。”於是另遣大理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為河東節度使，讓他們多招募壯士，作為部曲；同時又任命刑部郎中李孝本為御史中丞，京兆少尹羅立言代理知府事，進京兆尹李石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太府卿韓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這些人中除李石外，都是李訓的私黨，分置要地，指望日後起事大功告成，不但盡殺宦官，就連鄭注也一併除去。所計不可謂不毒！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訓等人的計劃開始實施了。 當天，文宗御臨紫宸殿問事，百官參拜後按班站定後，受李訓的指使，左金吾衛大將軍出班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訖。”說罷，即蹈舞再拜。這時李訓、舒元輿也趕緊率領百官向文宗道賀，李訓並勸文宗親自去觀看：“甘露降祥，俯在宮禁。陛下宜親幸左仗觀之。”文宗准其所奏，遂帥百官移駕含元殿，先派李訓等帶領兩省官員去察看一番。 所謂“甘露”，據說是像雨一樣是從天上降落，不過與眾不同，就像液體水晶，附物即不滾落，也不會被陽光蒸發。“天降甘露”是一種千年難遇的吉兆，預示着君王的聖明，國運昌隆。歷代的封建統治者均認為“甘露”是一種延年益壽的“聖藥”，“其凝如脂，其甘如飴”，服用後能使“不壽者八百年”。因此，帝王稱之為“天酒”、“神漿”，夢寐以求之。有些帝王聽說降下甘露，馬上改變其年號，以甘露命名，如漢宣帝劉詢、前秦苻堅等，都以甘露作過年號。還有的帝王為了祈禱甘露下降而大興土木。如漢武帝曾在長安城外的建章宮內建造了一座高２０丈、大十圍的承露盤。在封建帝王們看來，甘露既是吉祥的象徵，又是長生不老的仙藥。據《資治通鑑》載：“八月（即太和九年），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采而嘗之，百官稱賀”，僅僅過了三個月，天又降“甘露”，這種原本可遇而不可求的所謂“神物”對文宗這一朝來說可謂“情有獨鍾”了。 唐代的皇城分宮城和皇城。宮城在皇城的中央，除太監和皇帝宮嬪等，一般人沒有密詔是不能進入的。左金吾府在宮城外皇城內，駐紮着保衛宮城的軍隊。李訓等人離開含元殿後，過了很久才回來。回來後，李訓奏稱：“臣與眾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稱賀。”文宗這時配合得很好，故作不知的問道：“韓約妄耶？”本來就是子虛烏有的事情麼，韓約當然是妄奏了。隨後，文宗又命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官前往察視。 仇士良等人去後，李訓立即召郭行余、王璠兩人入殿受敕。王璠感到害怕了，兩股戰慄不敢前行，只有郭行余拜受殿下。這時候兩人所募部曲已有數百人，皆持刀立丹鳳門外，李訓已先使人召令受敕。河東兵陸續進來，邠寧兵卻觀望不至。 仇士良等人來到金吾廳，正遇着韓約，但見他行色倉皇，氣懾汗流，不敢抬頭視人。仇士良感覺奇怪，問道：“將軍何為如是？”韓約忙以生病搪塞。正在此時，一陣風將帷幕吹起，露出了裡面埋伏着的兵士，同時傳來了兵器碰撞發出的聲音。仇士良久歷仕宦，經驗豐富，見此心知情況不妙，慌忙返奔。金吾廳侍者想要關門，被仇士良怒罵，竟然沒敢關門，讓眾多宦官得以逃脫。韓約也是無用，此時竟不指揮士兵衝出圍殺，任由仇士良等逃掉。 仇士良等人逃回含元殿，對文宗報稱有禍事發生：“事急矣，請陛下入內。”隨即抬起軟輿想將文宗抬入後宮。李訓見仇士良等人逃回，知道韓約處有變，急忙招呼金吾衛士，大喊：“金吾衛士上殿來，護乘輿者，人賞百千。”此時仇士良已經指麾眾宦官將文宗扶上軟輿，抬起來從含元殿後向北跑去。李訓見勢頭不對，急忙跑上去抓住文宗所乘軟輿大呼：“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這時候金吾兵已經登殿，羅立言帥三百餘京兆府兵士從東面、李孝本帥二百餘御史台吏卒從西面包抄過來，會同金吾衛士在含元殿內擊殺宦官，片刻即有十多人死傷，受傷的宦官流血呼號不已。此時仇士良等人抬者文宗乘輿已經奔近宣政門，李訓還在攀輿呼叫，文宗想是對混亂的局面害怕急於逃命，大聲呵斥李訓。仇士良在與李訓搏鬥時跌倒在地，李訓拔刀欲刺時，仇士良被其他宦官救起，宦者郗志榮頗有勇力，衝上來揮拳擊中李訓胸部，將其擊倒。文宗乘輿隨即入宣政門，立刻將門緊緊關閉。眾宦者既脫險境，齊呼萬歲，而百官見此則驚駭紛散。此時李訓已知謀事不濟，為保自身趁亂換了一套從吏衣的衣服，騎馬逃逸，還於道中揚言：“我何罪而竄謫！”旁人對此並未生疑。 郭行余、王璠兩人見勢不好早已逃掉，羅立言、李孝本等人見李訓已經逃逸，知道事情已經失敗，也隨即逃竄。而宰相王涯、賈餗原來沒有參與李訓的圖謀，看見含元殿變故陡起，不明白髮生了何事，倉猝間逃回中書省等候消息。稍後，舒元輿也跑了回來，他還故作不知的問王涯、賈餗何人謀變？這時兩省官員也紛紛來探問消息。三人俱以尚未查明為由回答。 仇士良等知道此事必是文宗參與，怨憤不已，對文宗出言不遜，文宗既慚且懼不敢回答。仇士良遂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討賊。時已近午，王涯等人將要會食時，吏人急忙來報禁兵已從閣門殺來。舒元輿因為參與李訓一黨心虛，聞報先逃，王涯、賈餗隨即逃命，卻無馬匹，只好步走，狼狽萬狀。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聞知份涌爭門逃命，剛跑了半數，禁兵就殺到，六百餘人皆被殺死。仇士良等又分兵關閉宮門，大興屠戮，搜索各司官吏，連販賣的平民也不放過，又殺死千餘人，“橫屍流血，狼藉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整個皇宮被攪得天翻地覆，長安城街坊也遭受了一場血腥洗劫。 隨即，又派遣千餘人出城追殺逃亡，並遣兵在城中大肆搜捕。舒元輿易服後單騎逃出安化門，被禁兵追上擒獲。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時，禁兵追上將其擒入左軍。當時王涯年已七十多，挨不過桎梏掠治之苦，只好自誣，自供稱與李訓等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逃歸長興坊私第後緊閉大門，以其府兵自固。神策軍到門前佯呼：“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為相，魚護軍令致意！”王璠竟然信以為真，出門來見，真是利慾薰心自送虎口。神策將道賀再三，等快到左軍時才將其拿下。王璠這才知道自己受擒，涕泣行至左軍，見到王涯埋怨道：“二十兄自反，胡為見引？”王涯答道：“五弟昔為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豈有今日邪！”王璠聞言俯首不語。神策軍又於太平里抓獲羅立言，以及王涯等人的親屬奴婢，皆捕入兩軍。戶部員外郎李元皋是李訓的再從弟也，李訓對他並無恩情，也被神策軍捕殺。前嶺南節度使胡證以巨富聞名，神策軍士欲罄其財，遂以搜捕賈餗為由闖入其家肆意掠奪，鬍子溵稍耐不住，便遭殺戮。隨即，如匪一般的神策軍又闖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鐬、翰林學士黎埴等人家中掠奪一空。長安城內諸多惡少趁變亂陡起，藉機滋事，偽托禁兵剽掠財貨，因私殺人，互相攻劫。直鬧的偌大一個長安城雞犬不寧，塵埃蔽天。 次日百官入朝，直待日出方開建福門，禁兵露刃夾道，惟准每官以從者一人相隨。行至宣政門，門尚未開，宰相御史知班等人俱不在，百官亂次站立，班列無序。文宗駕御紫宸殿召見百官問王涯等人為何沒來，仇士良應聲說王涯等人謀反，已被下獄，並將王涯自書狀呈上。文宗悲不自勝，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人升殿傳示供狀，問令狐楚等人是否為王涯手書，二人答是，並說事果如此，罪不容誅。文宗於是命令狐楚、鄭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並命令狐楚草制文策，宣告中外。因為令狐楚在文告中敘述王涯、賈餗謀反事用語模稜兩可，引起仇士良的不滿，在其阻撓下，只任命鄭覃同平章事，後添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與鄭覃一起為相。朝政漸安，但坊市猶未定，裡間惡少尚剽掠未止，文宗命左、右神策軍將楊鎮、靳遂良等各帥五百人分屯通衢大道、擊鼓警示，並斬為亂者十餘人，餘眾方散，然後坊市略定。賈餗易服潛逃後隱匿民間，一夜後聞知禁軍把守各處搜捕，自知無路可逃，遂素服乘驢詣興安門對禁軍士兵說：“我宰相賈餗也，為奸人所污，可送我詣兩軍！”遂被執送西軍。李孝本改綠衣以帽障面，單騎逃奔鳳翔，行至咸陽西為神策軍追擒，解送京師。 李訓自宮中逃出後，直奔終南山，投靠其友僧宗密處。宗密為藏匿他欲剃其為僧，但徒眾擔心招引禍患不欲此事，將李訓趕出。李訓遂轉奔鳳翔鄭注處，至柷厔鎮為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方至昆明池，李訓自思必死，但恐至神策軍多受酷辱，便對解差說：“得我者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為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解差遂梟其首送入京都。 仇士良知道宗密收容李訓，非常惱恨，派人將他捉來審問，責備他知情不報，並威脅要將他處死。但宗密乃天下名僧，華嚴宗大師，此時年過半百，早已智慧通融，他怡然的回答：“貧僧識訓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對宗密的回答，魚弘志非常推許佩服，遂為之求情，奏請文宗免除其罪。後宗密於武宗會昌元年（公元841）正月在興福塔院圓寂，終年六十二歲。整個甘露之變中，他大概是牽涉進去而沒有受到傷害的唯一的人。 既知李訓已死，仇士良即命左神策軍三百人持李訓首，並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四人；右神策軍三百人縛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於廟社，徇於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眾人於獨柳之下，並梟其首於興安門外。各人親屬不論親疏悉數處死，連幼童也不放過。或有妻女不死者亦沒為官婢。王涯因主榷茶苛刻，致百姓怨恨，今見其死皆快，詬詈之餘，尚有投礫擊之者。 王涯有再從弟王沐老且貧，聞王涯為相，於江南家抵京附之，欲求出身。在長安二年多王涯才見他一面。王涯待他非常冷淡，很久才許以微官。及王涯家被收沒，王沐正好在場，結果以親論與王涯俱遭腰斬。舒元輿有弟元褒、元肱、元迥，同時為官。除舒元褒早卒外，余全被族誅。另有族子舒守謙為舒元輿棄置江南，此時也得以逃脫。 處決王涯等人的當天，令狐楚被任命為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京兆尹。數日之間，生殺除拜等朝政大事，都取決於仇士良、魚弘志兩人，文宗別說干涉，很多事情根本就不知道，完全成了一個擺設。 雖然李訓等人已死，京城已入掌握，但鄭注尚在，且為一鎮節度，總領兵戎，若不及早除去，使之羽翼成豐，終是心腹之患。於是，仇士良派人帶着密敕到鳳翔，暗令監軍張仲清速斬鄭注。甘露之變發生時，鄭注已經率親兵五百人趕到了扶風，扶風令韓遼知鄭、李為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逃奔武功。鄭注聽聞李訓事敗，遂折回鳳翔。屬下魏弘節勸鄭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以便掌控鳳翔，但鄭注此時驚於李訓敗，不從此言。張仲清接到仇士良密令後，不知如何下手，與前少尹陸暢商議，押牙李叔和獻計，讓他邀請鄭注意同飲酒，暗中伏兵於酒席中下手除之。張依此計柬約鄭來計事，鄭注自恃有兵衛守護，竟未作細思，貿然赴約。張仲清見鄭注攜兵衛前來，迎其入廳殷勤相待，令鄭注不疑有他，李叔和便引鄭注護兵出外就宴，再懷刃入廳，伺鄭注不備近前抽刀刺殺。一擊得手後，伏兵突出，門吏又將外門關住，遂將鄭注護兵殺盡，再開門收捕鄭注的親信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等人，一併處斬。錢可復女年僅十四，為父求免，但張仲清不從，僅允免其自身。該女悽然道：“殺我父，何面目以生！”遂亦被殺。盧弘茂妻蕭氏臨刑時詬罵道：“我太后妹，奴輩可來殺！”此語一出，兵懼而斂手，由是得免。其餘的鄭注及錢可復等人家屬盡被屠戮，死者千餘人。時朝中未知鄭注已被誅，尚下詔褫其官爵，派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為鳳翔節度使。為防鄭注起兵，京師戒嚴，涇原節度使王茂元、鄜坊節度使蕭弘皆勒兵以備非常。陳君奕尚未出都，張仲清已遣李叔和傳送鄭注首級，懸示興安門，群臣皆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又籍沒鄭注家，度支奏“籍其貲，得絹百萬匹，它物稱是”。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走避數日，於一夜半潛出，行至崇義坊下，為神策軍所捕，當即擁至左軍中責問反狀，韓約猶自強辯，遂戮之。至此，甘露之變全案人犯盡皆被刑。仇士良魚弘志以下，俱進階遷官。仇士良加官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其他宦官如魚弘志也擢任上將軍等職。張仲清因誅鄭注功被擢為內常侍、咸陽令，李叔和為檢校太子賓客、鳳翔行軍司馬，並賜錢千萬。 至此，所謂南衙北司之爭結果已具，朝政完全被宦官的北司控制，宰相大臣都成了北司的文書而已。宦官氣焰熏天，上迫天子，下凌宰相，視朝士如草芥。每次群臣在延英殿議事的時候，仇士良等動輒就用李訓、鄭注為亂一事來折辱宰相大臣。鄭覃、李石實在忍耐不過，反駁說：“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李、鄭實為權宦所進，此言令諸權宦無顏以對，稍感屈軟，朝士縉紳賴此略存顏面。當時中書省官衙毀於亂火，惟剩殘垣破屋，諸般事務皆被毀壞殆盡。江西、湖南獻來衣糧等物，好讓宰相召募從人。李石上言道：“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奸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遂從此言。 事變之後 仇士良等深怨李訓、鄭注等人，此時朝政已被掌控，遂欲盡除李鄭餘黨，凡與之有瓜葛親，或暫蒙獎引者，每日裡誅貶不休，使得朝吏旦夕難安，不知何日自己也成“逆黨”而被誅貶。一日，文宗視朝，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回答道：“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也說：“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其餘殆不足問。”文宗雖然同意此議，但數日也未下赦文，因為此時的文宗完全是個傀儡，無能為力了。 忽一日京城又起謠言，說有強盜將至，士民聞者無不大駭，四處奔走逃避。兩省諸司官員也亂了起來，有的甚至來不及穿好衣服便乘馬奔逃。當時李石、鄭覃正在中書省中議事，旁顧身邊，吏從已逃去一半。鄭覃也有些驚惶，對李石說：“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李石坦然道：“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鄭覃聽此以為然。李石坐視文案，從容鎮定，毫不為亂所困。不久有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正帥部眾立望仙門下，對敕使說：“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 敕使聞言乃退，騷亂的局面到了傍暮時分才安定下來。是日，長安坊市諸惡少年俱着皂衣，執弓刀望着皇城，想等皇城閉門即動手擄掠，幸虧內有李石外有陳君賞從容坐鎮，才得無虞，否則京城又是一番混亂。到了日暮，毫無變動，人心方才平定。當時兩省官員應入直者，都與其家人辭訣，可見當時的局面是多麼的混亂不堪。 原來，當初王守澄未倒時，與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干、似先義逸、劉英誗等相惡，李訓、鄭注因此藉口將者六個人分遣到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等處巡邊，同時命翰林學士顧師邕起草詔書賜給六道官員，命令他們將這六人處決。轉瞬間李訓即敗，六道雖得詔，但皆廢而不行，並召回這六道巡邊使。仇士良還以顧師邕矯詔為由將其下御史獄。十二月流顧於儋州，顧行至商山時又被賜死。田全操惱恨李訓、鄭注除己之謀，在道中揚言說：“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這話傳到京城，遂致惶恐。亂日正是田全操等人乘驛馬疾驅入金光門日。田全操等人雖然回到京城，但當時京城是仇士良的天下，他們人少勢孤也不敢隨便挑起事端。況且仇士良等已經殺死多人，再要挑起流血紛爭恐會激成眾怒，所以亂事未有再起。 隔日，文宗即下頒赦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吏雖為所脅從，涉於詿誤，皆赦之。他人毋得妄相告言及相恐惕。見亡匿者，勿復追捕，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此詔一下，人心方安。 當時神策軍橫暴，京兆尹張仲方懦弱，不敢過問。李石覺得他不勝任此職，奏出為華州刺史，改派司農卿薛元賞繼任。薛元賞卻是剛正有氣節，一天來到李石府中，聽見李石剛坐廳聽事，同一個爭辯的甚為激烈。薛元賞派人去看，原來是一神策軍將和李石爭論。薛元賞遂趨步入廳，責備李石說：“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說完即出廳上馬，呼左右侍從入廳擒住軍將，令至下馬橋候審。侍從擁軍將先行，薛元賞至下馬橋時，軍將已被褫衣，跪在道旁。薛元賞方命動刑，神策軍將同仁已告知仇士良，仇急派一宦官前來召之：“中尉屈大尹。”薛元賞回答：“屬有公事，行當繼至。”當下杖殺軍將，然後改服白衣，去見仇士良。仇士良責問：“痴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薛元賞神色不懼，坦然回答：“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仇士良知道軍將已死，也無可奈何，反溫顏道謝，呼酒與薛元賞歡飲而罷。 越年元旦，文宗御宣政殿，受百官朝賀，大赦天下，改元開成（開成共五年，從公元836年—840年）。仇士良奏請以神策軍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上述反駁其不可為，仇之謀不得行。 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治所在今山西長治，轄潞、澤、邢、洺、磁五州，兵強馬壯，為一方雄藩，又鄰近京城長安，軍事上占有便利條件。劉從諫的實力雄厚，前亦曾與李訓相謀）派人上表詰問王涯等人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龐，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為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右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殭屍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並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籓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仇士良等得知聞此奏，也頗感畏懼，因此勸文宗加劉從諫官，進檢校司徒。但三月劉從諫即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系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直陳仇士良等罪惡，請正典刑。仇士良雖然說劉從諫借端謀逆，但心下很是驚惶。 左僕射令狐楚上奏說：“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為收瘞，以順陽和之氣。”文宗慘然良久，乃命京兆尹派人收葬王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但仇士良尚存余恨，暗中派人發掘瘞墳，棄骨於渭水。幾天后，皇城留守郭皎奏請：“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文宗從其所請。 劉從諫上表後，仇士良等有所畏憚，因此稍稍斂跡。李石、鄭覃等方可略伸意見。文宗也藉此苟延。倘非，以權宦乃時之跋扈，未料所為何事。 四月時，遷前被貶謫的潮州司戶李宗閔為衡州司馬。凡是以前李訓等所指為李德裕、李宗閔同黨而遭貶謫者，稍有收復。 此後，文宗即軟囚於宦官之手，國家政事皆由宦官集團專權，文宗對此一籌莫展，只是飲酒求醉，賦詩遣悉，意忽忽不樂，兩軍球鞠之會十減六七，雖宴享音伎等盈庭為戲，也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嘆息。某日，於延英殿對李石說：“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李石回答：“為理者不可以速成。”文宗又說：“聯每讀書，恥為凡主。”李石回答：“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為善。”數日後，又對李石說：“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李石回答：“此皆臣等之罪也。” 宦官驕橫，人情惶恐不安。李石為人忠正，常面折仇士良，故綱紀還能粗略維持。仇士良心中忌恨。開成三年（公元838）正月，一天李石上早朝，仇士良在途中埋伏刺客，欲暗中行刺。李石行至半途，為刺客射傷，隨從驚散，馬因受驚奔回私第。李石伏在馬上跑到府門時，再次遭刺客襲擊，馬尾被斷，本人倖免於難。事後，考慮到自身安全問題，李石遂屢次稱病請求辭去相位。文宗雖明知其故，但對仇士良又無可奈何，只得同意李石辭去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 自李石出鎮荊南後，仇士良更是肆無忌憚，唐文宗完全受制於宦官。開成三年十月，文宗的太子李永突然死去，文宗更加傷感。 開成四年（公元839年）春，閏正月，老臣裴度返回京師，因病重不能入見。文宗派人慰問。三月，裴度即病故，諡曰文忠。文宗奇怪裴度沒有遺表，問其家人，得到未完半稿，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 數日後，文宗患病，稍好些退朝在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陪伴，賜酒問他：“朕可方前代何主？”周墀回道：“陛下堯、舜之主也。”文宗嘆道：“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周墀驚道：“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文宗神色悽然道：“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隨即痛哭，泣下沾襟，周墀也伏地流涕。從這天開始，文宗抑鬱成疾，不再視朝。 十月，群臣議立太子。因為文宗僅生一子（即太子李永，早夭），遂立敬宗少子陳王李成美為皇太子。 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文宗抑鬱成病，不能下床，便命樞密使劉弘逸、薛季棱召來宰相李珏和楊嗣復，囑咐他們輔助太子李成美監國。仇士良、魚弘志得訊，於當晚就偽造遺詔，廢太子為陳王，於十六王宅迎立文宗之弟潁王李炎為皇太弟處理軍國大事，太子李成美仍封陳王。仇士良並帶李炎登上朝堂接見百官，文宗聞知也是無法可想，群臣更是無人敢反對。稍後，文宗帶着無限的惆悵病死於長安宮中的太和殿，終年32歲，葬於章陵（今陝西省富平縣西北20里處天乳山）。廟號文宗。皇太弟潁王李炎即位，是為武宗。 唐武宗即位的第二年改元會昌，會昌共六年（公元841年—846年）。會昌年間，李德裕復起為相，朝政多由其主持，因此，會昌政績其實就是李德裕的表現。武宗雖為宦官所立，但生性英明果斷，並不信任宦官，所以會昌年間宦官的氣焰暫時減弱。雖然會昌年間的宰相不止李德裕一人，但由於李德裕受到武宗的信任，於是李德裕無形中成為宰相之首，而會昌年間政績好於前朝，所以，後來有人推崇李德裕為唐代的能相。 尾聲 文宗崩後，仇士良猶自追怨文宗不已，凡是文宗生前親信的人，相繼被他找藉口誅貶。因為李珏、劉弘逸曾受文宗臨終託付，不久，宰相李珏被罷免職務、樞密使劉弘逸等人被誅。文宗生前寵幸的楊賢妃曾經請文宗立親生子安王李溶為皇太子，仇士良為了炫耀自己翊戴武宗的功勞，遂揭發此事，並以此勸說武宗將楊賢妃、安王李溶與陳王成美一併賜死。而仇士良自己則因功遷任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實封戶三百。後又封開府儀同三司、右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 仇士良雖然名為宦官，但是卻有妻室子女。他的妻子安定胡氏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胡承恩之女，為他生育子女五人。他曾在開成五年十月以開府儀的名義請蔭其子為千牛，遭到正直不阿的給事中李忠敏的批駁：“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一時弄得仇士良面紅耳赤，又羞又惱。後將李忠敏出為婺州刺史。 武宗即位後，對仇士良又屢有加官晉爵。會昌元年（公元841年）二月賜予他紀功碑，詔令右僕射李程撰寫碑文；八月加授觀軍容使。但是武宗並不甘心於受閹宦所掣，他表面上對仇士良尊寵，實際上對他專權干政厭惡已極，“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武宗倚信的是宰相李德裕，君臣和衷共濟，朝綱一時頗有振興之勢，宦官的權勢因此受到抑制，這使得不可一世的仇士良很是懊惱，他沒想到自己擁立的皇帝卻在疏遠自己，深感恐懼不安。仇士良想扭轉這種局面，值會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時武宗將受尊號，登丹鳳樓宣布赦令。仇士良遂揚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縑糧芻菽”，他還慫恿禁軍兵士說：“審有是，樓前可爭。”企圖唆使禁軍乘機作亂。幸而李德裕明察善斷，將此事奏知武宗，揭露仇士良的陰謀。武宗立即命使者告諭神策軍說：“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神策軍士乃不敢輕舉妄動。 仇士良的陰謀未逞，惶惑不自安，已是黔驢技窮。為保富貴，遂於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以老病為由請改任散職，武宗同意他的請求，詔令他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 六月，當他的一眾宦官門生簇擁他離開宮廷時，仇士良向他們講了一段肺腑之言：“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近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減好玩，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眾宦官聽後，都非常感謝仇士良的教導。 回家不久，仇士良即故世，詔贈揚州大都督。會昌四年（公元844年）六月，有宦官在他的私第發現其私藏兵器數千件，上奏武宗。思及其既往罪行，武宗頒下詔書，追削仇士良先授官爵及贈官，並籍其家財產沒入官。至此，罪惡多端的仇士良得到了身敗名裂的下場。 甘露之變是唐代的皇室為反抗宦官專政所作的最後的反撲，是繼王叔文事件之後唐代士人和宦官發生的又一次大衝突，但是王叔文和宦官僅是“文爭”，所以朝臣犧牲不大，也未過多牽連。而李訓、鄭注這次和宦官卻是發生了“武鬥”，造成朝臣犧牲慘重，牽連眾多，並且使朝臣和宦官逐漸走向徹底對立。從這一天起，唐代已經開始衰敗，直至最後亡於朱溫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