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夕的《人民日報》 　　　 為什麼拖延轉載《評〈海瑞罷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姚文元長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但是，以吳冷西為總編輯的《人民日報》在20天內予以抵制，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 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央主持一 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不知道姚文元文章的背景，更不滿意姚文元文章的強詞奪理，故以不同方式拖延。但是，姚文元文章引起了彭真等人的不安是肯定的。11月13日，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宣傳部長李琪與《北京日報》社社長范瑾等人會商後，向上海《文匯報》了解《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背景。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指示，不向北京透露。鄧拓等人沒有獲得多少“背景”情況，遂將情況報告了彭真，決定《北京日報》不轉載姚文元文章。這個情況，吳冷西是知道的。 《人民日報》社內部，有不少人看出姚文元文章大有來頭，認為要予以轉載。這其中包括新任副總編輯李莊，他看了姚文元文章，“迷迷糊糊感到要出什麼大事了”。其他編輯也有這個感覺，覺得好像應該轉載，又怕承擔不起責任，都來請示總編輯吳冷西。 吳冷西答覆說，他要請示中央。吳冷西請示了當時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彭真。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早在1964年7月2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時決定成立的，組長彭真，副組長陸定一，成員是3個人：康生、周揚、吳冷西。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任務就是領導意識形態領域裡的“批判”運動。這樣，從1964年7月以後，從文藝領域批判電影《北國江南》、《早春二月》和京劇《李慧娘》開始，批判的風潮逐漸擴大到其它意識形態領域。彭真和吳冷西本來都是“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起草和定稿人員，如今又有了這個“小組”的工作關係，相互往來就更多了。 彭真不同意姚文元文章，而且為上海發表此文而惱火，在吳冷西請示的時候，就要求不予轉載。但在這個時候，吳冷西沒有像以往那樣另闢蹊徑，直接向毛澤東請示。為什麼？或許是因為他已經感覺到，毛澤東和他的關係出現了裂痕。 本來，是否轉載姚文元文章，吳冷西想同時請示鄧小平和彭真，但這時鄧小平去了西南三線視察。這樣，轉載姚文元文章的事拖了下來。但是，在姚文元文章刊出之後的3周時間裡，華東各省報轉載了姚文元文章，顯出了幾分熱鬧。可在北方，尤其是在報紙最集中的北京，卻沒有一家報紙轉載姚文元文章。南熱北冷，一時形成對照。 11月27日，周恩來從上海回到北京，帶來了毛澤東對北京各報不轉載姚文元文章的嚴重不滿，通知轉載。 28日，彭真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鄧拓、周揚、許立群、姚臻等人開會，決定轉載姚文元文章。鄧拓匯報說：吳晗很緊張。彭真回答：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並決定由吳冷西通知北京各大報紙，轉載姚文元的文章。 11月29日夜，吳冷西打電話給《人民日報》社編輯部，說中央決定北京各報轉載姚文元文章，並排定29日《北京日報》轉載，30日《人民日報》轉載，12月1日《光明日報》和《解放軍報》等其它報紙轉載。吳冷西還說，轉載姚文元文章後，要根據百家爭鳴的方針，充分開展學術討論。 接下來，吳冷西親自主持起草轉載姚文元文章的編者按語，指出如何對歷史人物和歷史劇的評價問題，多年來沒有得到正確解決，需要系統地進行辯論，要以理服人，並強調有批評的自由，也有反批評的自由。這個按語把評《海瑞罷官》放在學術範圍內，提出“準備就《海瑞罷官》這齣戲和有關問題在報紙上展開一次辯論”，“既允許批評的自由，也允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按語引用毛澤東的話：“我們一定要學會通過辯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來克服各種錯誤思想。” 吳冷西將這個按語報請周恩來和彭真審閱後，置於姚文元文章之前，刊登在11月30日的《人民日報》第5版“學術研究”專欄。《人民日報》轉載了姚文元文章後，除華東地區省報外，各地省（區）黨報紛紛轉載了姚文元文章，都同時轉載了《人民日報》的按語。 吳冷西沒有想到，《解放軍報》並沒有按規定的日期轉載，而是搶在11月29日提前一天將姚文元文章刊出，並在編者按語中徑直指出：《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這就為《海瑞罷官》定了性。這個調子與第二天《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元文章前的按語是大相徑庭的。 《二月提綱》起風波 對姚文元的文章，最反感的當屬曾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轉載了姚文元文章之後，鄧拓在北京市委的會議上幾次表態說：“這次討論，要在學術界造成一個好的風氣。就是真正照《北京日報》‘編者按’那樣搞，貫徹‘雙百’方針，實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勢取勝。要讓人家說話，不要一邊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過火的批評要糾正，不能一棍子將人打死。”11月30日，鄧拓召開高等院校會議，以《北京日報》編者按為準，對《海瑞罷官》展開學術討論。 12月3日，中宣部召開了首都各報刊負責人會議。吳冷西傳達彭真關於“學術討論”的意見。吳冷西說，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學術問題，一個是政治問題。兩個問題都可以討論。估計政治問題不可能發表很多文章，主要放在學術問題上討論。通過討論，要學術界造成貫徹“雙百”方針的空氣。吳冷西強調，在討論中，批評吳晗的文章可以發，批評姚文元的文章也可以發。要堅持擺事實，講道理的方針，正面反面文章都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要罵街。 12月15日，《人民日報》在第5版刊出《海瑞罷官問題的各種意見的簡介》，摘錄了各地報刊討論中的不同意見，有贊成姚文元文章的，也有贊成吳晗的，雖然將贊同姚文元文章的意見排在前面，與反對意見的比例卻近乎一半對一半。閱讀起來，反對意見更理性，更有說服力。 12月25日，吳冷西得知《北京日報》27日要發表吳晗的長篇檢討，即要《人民日報》編輯部於同日發表一篇有分量的批評《海瑞罷官》的文章。他要報紙刊登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麼社會思潮》。結果，這篇大半版長文於12月29日發表時臨時加上了一個後記：“這篇文章完稿後，我們讀到了吳晗同志在《北京日報》上發表的《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我們準備在詳細研究吳晗同志這篇文章以後，和學術界的同志們一道，進一步同他進行討論。”這顯然是為將來留一個後路，為爭取主動留下一點餘地。12月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專欄（第5版）轉載了吳晗的“自我批評”文章。 誰能料想，這又是吳冷西布下的一着險棋。主持起草和最後修改定稿“方求”文章的不是別人，正是即將大禍臨頭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以今天的眼光看去，“方求”文章的論點顯然存在問題，文中的批判是偏頗的。但是，文章仍然將“討論”限定在“學術”範圍內，《人民日報》編輯部也將文章發表在“學術研究”版上，仍然暗含着對姚文元“上綱”做法的抵制。 進入1966年，《人民日報》繼續刊登對姚文元文章的辯論文章。主要編輯事務工作由報社的理論宣傳部進行，部主任是何匡，副主任有沙英、王澤民。理論組組長是王若水，主要負責對有關“海瑞罷官”來稿的處理。他們都盼望着得到來自中央的信息。 1月2日，剛剛從上海回到北京的彭真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文教、報刊、北京市委和部隊的有關負責人開會，由胡繩傳達了毛澤東12月21日的講話。隨後彭真講話，他說，《北京日報》轉載姚文元的文章，按語寫得不那麼凶，而軍報直接點出《海瑞罷官》是大毒草，是對的。但是這樣一來，就使得人們不敢說話了。 彭真檢討自己說，主席批評我們懶，我們的同志總要學習些知識才行。這場爭論，要扯多寬就扯多寬，要扯多久就扯多久。 彭真還說：“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為二。我在上海講，你《解放日報》、《文匯報》自己也發表了不少錯誤文章，也應該清理清理。”這時周揚插話：“《解放日報》推薦《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語的。”彭真接住話頭說：“對於他們的錯誤，中央報紙也可以批評。” 參加了這次會議的中宣部長陸定一說，就這次的討論方法上來說，要先搞學術問題，政治問題以後再搞。一扯到政治問題，討論就展不開。陸定一還說：“當前這場討論，是學術性的。社會科學、文學方面的問題多得很。對古人的評價，歷史主義，現實主義，形象思維，美學，一個題目一個題目的來。解決這些問題，要一二百年。” 彭真和陸定一的發言，都是針對姚文元文章的，暗含着反對姚文元文章無限上綱，將《海瑞罷官》政治化的做法。這也是對毛澤東支持《海瑞罷官》的抵制。由於參加會議的人很多，彭真、陸定一的講話都會給自身帶來危險。 康生發言了，他說，日前（12月27日）吳晗在《北京日報》上發表的自我批評實際上是“自我批准”、“自我開脫”，“他的要害是‘罷官’”。 在這天的會議上發言的還有田家英、周揚、許立群等人。他們各抒己見，未見有針鋒相對的交鋒。 吳冷西參加了會議，《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陳浚也與會了，沒有發言。但是，對彭真、陸定一、周揚那些抵制姚文元文章的話，他們並沒有通過自己的渠道向毛澤東反映。根據會議的參加者――《光明日報》社總編輯穆欣事後回憶：這次的會議是重要的，參加人數眾多，會議定下的基調是將評論姚文元文章和《海瑞罷官》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這就與毛澤東的意圖背道而馳了。 1月19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組讀者來信，前3篇贊成姚文元文章，後兩篇反對姚文元文章。反對的文章為《〈海瑞罷官〉有革命性》、《〈海瑞罷官〉不是毒草》。後者批評姚文元說：“為什麼吳晗同志作這樣的自我批評呢？這因為，最近有許多報刊接二連三地登載了批評和指責他的文章。在這種情況下，他才不得已而為之。”2月3日《人民日報》刊載的文章《對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質疑》，更是直率地說：“姚文元同志捕風捉影，牽強附會，把自己的主觀臆斷說成劇作者的主觀意旨, 恐怕不是無產階級應有的嚴肅的戰鬥的科學的態度吧。”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出來的反對者意見雖然少些，版面位置也不那麼突出，但文章的說服力卻更強。 毛澤東不願意看到對姚文元文章的眾多批評意見，而且是切中姚文元文章要害的文章。此前的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來陳伯達、胡繩、艾思奇、關峰和田家英談話。談話從上午9時持續到12時。毛澤東談到了前些天戚本禹在《紅旗》雜誌發表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和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他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毛澤東這段談話沒有像以前那樣很快傳到吳冷西那裡。《人民日報》仍繼續按學術問題開展討論。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開“文化革命小組”擴大會議，研究成立學術批判辦公室，除“五人小組”外，還吸收王力、胡繩、姚溱、許立群和鄧拓參加。會議認為要把當前的討論置於黨中央的領導下，要降溫，要真正做到“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確定由姚溱和許立群起草向政治局常委的匯報提綱。 第二天，姚溱和許立群在釣魚臺起草匯報提綱。吳冷西沒有參加這個文件的起草。但是他參加了2月5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朱德、彭真、康生等參加的政治局會議。政治局委員們討論了這個提綱，同意在學術討論中不涉及廬山會議，並要“五人小組”去武昌，向正在那裡的毛澤東匯報。因此，對這個提綱，吳冷西甚為知情。 2月6日，吳冷西召集《人民日報》社編委會主要成員開會，向大家傳達提綱內容。吳冷西說:“中央為了加強對全國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準備了一個系統意見，對學術討論已有明確方針：一放，二先破後立，三反對左派學閥用政治帽子以勢壓人，四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學術討論要以理服人。”他還說，“提綱已經中央通過，一兩天內要去武漢向毛主席報告”。 果然，2月8日，吳冷西作為成員之一來到武昌，從機場直接到毛澤東住處。毛澤東聽了這個匯報後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彭真馬上回答：“經過調查，不是。” 毛澤東說：“我曾說過，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 彭真說：“2月5日，我們在北京向少奇同志匯報的時候，也提到您的話。少奇同志說，沒有發現吳晗跟彭德懷有組織聯繫……” 彭真的話柔中有剛，和毛澤東的話頂牛。說話時吳冷西在場。 按說，以吳冷西的敏銳，他完全應該察覺，毛澤東已經挑明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政治性文章而不是學術性論文，姚文元文章彈響了大風暴的前奏曲。 可是吳冷西又覺得，毛澤東沒有對匯報提綱提出不同意見，最後還是同意由彭真代表書記處於2月12日向全黨發出這個提綱，這就是《二月提綱》的由來。 從武昌歸來，在吳冷西主持下，《人民日報》繼續以《二月提綱》為指針，對《海瑞罷官》展開學術討論。從2月到3月底，《人民日報》發表了《〈海瑞罷官〉的藝術表演錯在哪裡？》、《對〈海瑞罷官〉劇質疑》、《〈海瑞罷官〉有積極意義》、《對批判〈海瑞罷官〉的幾點異議》等一批學術文章。討論的範圍已不再限於《海瑞罷官》，還發表了《田漢的〈謝瑤環〉是一株大毒草》、《評〈謝瑤環〉》、《翦伯贊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夏衍同志的資產階級思想》等。編輯部內，許多人覺得《人民日報》正在扭轉被動局面，跟上了形勢。按吳冷西本人的話則是：“《人民日報》還是按照《二月提綱》的精神組織學術討論，凡是涉及廬山會議的文章都要被刪改或不發。”這就違背了毛澤東支持姚文元文章的意圖。 在如何看待姚文元文章的立場上，吳冷西和彭真完全合拍。相反，吳冷西與江青卻是不合拍的。1966年初的兩三個月中，吳冷西來往於北京和南方毛澤東暫住處，曾在火車上與江青同行，說起過要寫評《海瑞罷官》的文章，為何不找《人民日報》社的寫手？江青即“口氣嚴厲”地表示對《人民日報》社青年文藝評論家“思想狀態”的不滿。吳冷西沒有繼續與她談下去。 1966年2月就這樣過去了，吳冷西繼續主持《人民日報》、新華社的全面工作，擔負領導首都各報的宣傳任務（雖然他對《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已經管不住了）。他嚴格遵照劉少奇、彭真等一線領導的指示，亦步亦趨地控制着對姚文元文章的宣傳，終於使毛澤東感到，他當年選中的“政治家辦報”的好手，現在不那麼聽話了。 毛澤東嚴厲批評吳冷西 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但是，到會的常委只有劉少奇和周恩來，沒有過半數。會議議題中有中央是否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等。本來，在京常委會議已經議定，中央應派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但是毛澤東否定了大家的意見。 毛澤東措辭嚴厲地說：“去年9、10 月份，我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專門講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們怎麼辦？也不要緊，造反就造嘛，整個解放軍會跟上造反嗎？”“我的意見，還要打倒什麼翦伯贊呀，侯外廬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這些人是資產階級、帝王將相派。” 3月18日下午，毛澤東還在西湖邊劉莊召開了一個小會，參加者有劉少奇、周恩來、彭真、康生、陳伯達，吳冷西列席。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突然轉向吳冷西，批評說：“《人民日報》登過不少烏七八糟的東西，提倡鬼戲，捧海瑞，犯了錯誤。我過去批評你們不搞理論，從報紙創辦起就批評，批評過多次。我說過我學蔣介石，他不看《中央日報》，我也不看《人民日報》，因為沒有什麼看頭。你們的‘學術研究’是我逼出來的。我看你是半馬克思主義，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斷進步，否則要垮台。批評你是希望你進步。我對一些沒有希望的人從來不批評。” 毛澤東又說，你們的編輯也不高明，登了那麼多壞東西，沒有馬克思主義，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不犯錯誤的報紙是沒有的。《人民日報》要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可能以後還會犯錯誤，說從此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問題在於錯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報》還是有進步，現在比過去好，我經常看。但要不斷進步。 吳冷西頓時感到心情沉重。約在10年前，正是毛澤東派他到《人民日報》，去接替犯了錯誤的鄧拓的。現在鄧拓已到朝不保夕的地步，而鄧拓的繼任者也已經岌岌可危！ 毛澤東的這頓批評不僅前後有矛盾的地方，若是和他以前多次表揚《人民日報》和吳冷西的講話相聯繫，更是彼此牴觸。 但是此時的吳冷西不敢分辯。從會議廳里出來，吳冷西對周恩來說：“主席這次批評很重，我要好好檢討。” 周恩來對吳冷西說，不光是批評你，也是對我們說的。 　　　 回到下榻的西泠飯店，吳冷西把自己的想法對彭真說了。彭真也對他說：“主席的批評不僅對你，也是對我們說的。” 這時的吳冷西心中一激，“隱約感到，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錢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