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樹基論明末人口真相 　　葛劍雄主編的六卷本《中國人口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是當代中國研究人口史最權威的著作，其中四、五卷討論明清時期，為著名學者曹樹基先生撰，茲引用其中關於明末清初人口銳減問題的相關論述，以供參考。其結論一定會令不少人震驚。種種不經之談，污衊之論，可以休矣。 　　 　　該文很長，約3萬字。擬分明、清兩篇分別刊出。為提綱挈領，在此先給出以下內容的摘要： 　　明萬曆末年，中國人口達到頂峰，約1。9億人。 　　崇禎年間，北方旱災和鼠疫爆發，導致大量人口死亡，也導致李自成，張獻忠等部農民起義。農民軍攻城略地，大肆屠殺平民，而政府軍也劣跡斑斑，斬殺平民以邀功。在清兵入關前，由於上述原因導致的北方人口（含四川）非正常死亡共4000萬人。 　　清兵入關後，北方抵抗較少，人口損失可不記。在南方一些大中城市遭遇抵抗，屢有屠殺。南明軍隊和清軍在一些省份的反覆爭奪，也導致大量人口死亡，加上康熙初年的遷海政策，導致人口非正常死亡共700萬人（注意是700萬，不是7000萬！）。 　　後來爆發三藩之亂，又導致1000多萬人口死亡。故從清兵入關到三藩平定，大規模戰亂結束，共損失人口約2000萬。 　　經此損失，中國人口一度下降到1。4億多，康熙中期起回升到1。6億，並由此開始穩步增長。 　　 　　二、崇禎年間北方人口的銳減 　　 崇禎災情要比萬曆災情嚴重得多。與萬曆年間相比，崇禎年 　　間北方旱情延續時間長，覆蓋範圍大，與旱災同時發生的還有波及 　　北方及長江流域的大蝗災。此外，崇禎年間的鼠疫的流行範圍和 　　為害程度也大大超過了萬曆年間，再加上明代末年的大戰亂，北方 　　人口的死亡也就大大超過萬曆年間了。 　　 1．北直隸 　　 崇禎十三年，順德府、河間府均有大疫①。雖沒有患者臨床症 　　狀的記載，但大名府的資料顯示，此年的瘟疫可能是烈性傳染病的 　　流行，“十一月大荒，斗粟價至一千四百文，瘟疫傳染，人死八 　　九”五。崇禎十四年，疫情進一步發展。在大名府滑縣，“春無雨， 　　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時斗米一千七百 　　文，草木樹皮無有存者，人食菜子，苟活旦夕，骨肉相食，遍野榛莽， 　　有數村不見一人者”③，人口死亡的比率相當高。又有記載說這一 　　年大名府：“大旱，飛蝗食麥，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殺食。”④在廣平 　　府，“大飢疫，人相食”⑤；該府曲周縣，“十四年自春至秋乃雨，無麥 　　禾，斗米至銀一兩三錢，大飢。瘟疫大行，人死大半”。順德府， 　　“連歲荒旱，人飢，瘟疫盛行，死者無數”⑦；該府南和縣，“人相食， 　　瘟疫大行，死者枕藉”⑧。在真定府，“正定大旱，民飢，夏大疫”⑨； 　　該府安平縣，“大旱，瘟疫大作，人相食，盜賊充斥’⑩。在保定府， 　　崇禎十七年“秋大瘟，自東鄉及城內，人多疫死”⑾。順天府的良鄉 　　①《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120《順德府部紀事》；康熙《阜志》卷下。 　　②同上書卷148《大名府部紀事(三)》。 　　③順治《滑縣誌》卷10《紀事》。 　　④《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148《大名府部紀事》。 　　⑤乾隆《廣平府志》卷23。 　　⑥順治《曲周縣誌》卷1《戶口》。 　　⑦乾隆《順德府志》卷16《祥異》。 　　⑧康熙《南和縣誌》卷l《災祥》。 　　⑨乾隆《正定府志》卷7。 　　⑩康熙《安平縣誌》卷10《災祥》。 　　⑾康熙《定興縣誌》卷1《機祥》。 　　 　　縣，“瘟疫，歲飢”，第二年則“大瘟”①；“崇禎十四年七月，京師大 　　疫”②；疫情向北京城中發展。 　　 這些簡單記載的後面其實隱藏着人世間最悽慘、最殘酷的圖 　　景。如在衡水縣，時人謂：“崇禎十四年大旱，斗米千文，民益困，婦 　　女之無賴者，插標於市，人莫之顧。炊骨啖肉，民多以速死。為幸 　　衣錦幣，每餓於荒煙斷垣之中。至有因盜正法，群逐如膻，相屠而 　　食者；有暮行餓於街巷，曉視之則骨者；有誘之於家掩殺而食者；有 　　死而不葬，葬而盜發而烹食者。比鄰隱一敵國。甚則婦食其夫，父 　　食其子，人而禽獸殘止矣。”③ 　　 災荒和社會動亂引起鄉居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成為疫病的 　　易發區和高傳染區。如滑縣，“崇禎十三年春，雨上多風，麥盡枯， 　　歲大凶，四境寇生……秋大荒，鄉民……多避居城內，鄉民畏盜，多 　　攜資糧避居城內者數千人，房一楹賃銀數兩，多有疾病而死者。冬 　　土寇竊發，各鄉烽火相接，人相食”④。雖然滑縣的鼠疫流行始於 　　崇禎十四年，但縣城中環境惡劣，人口密集，一旦流行鼠疫，後果就 　　是災難性的。 　　 北京城的情況就是如此。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城中“大疫， 　　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 　　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 　　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⑤。北京城已成一座疫城。駱養性 　　在天津督理軍務，就提到崇禎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師 　　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崇 　　禎十七年天津爆發肺鼠疫流行，“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 　　(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 　　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一 　　人染疫，傳及闔家，兩月喪亡，至今轉熾，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 　　①康熙《良鄉縣誌》卷8《災異》。 　　②光緒《順天府志》卷69。 　　③康熙《衡水縣誌》卷6《事紀》。 　　④順治《滑縣誌》卷10《紀事》。 　　⑤抱陽生《甲申朝事小記》卷6。 　　 　　甚，以致棺蒿充途，哀號滿路”，一片悲慘悽惶。駱養性將天津的鼠 　　疫流行歸結為李自成部隊的活動，他說：“該職看得災異流行，史不 　　絕書，往往人所召致”，天津之疫正發生在李自成部經過之後，“斯 　　民甫遭闖逆蹂躪之後，孑遺幾何，寧再堪此災疹也耶?”①李自成部 　　進人北京是在崇禎十七年三月，北京城的鼠疫不是李部帶人的。 　　 所以，當李自成的一支部隊從山西、經河南再經大名府北上 　　時，北直隸各縣備受鼠疫困擾，政府在北直隸境內根本組織不起稍 　　具規模的圍剿或抵抗了。在北直隸疫區各地，關於“人死八九”、 　　“人死過半”和“人死大半”的記載要比萬曆時期多得多。具體地 　　說，在廣平府曲周縣，“崇禎兵荒大疫之後，千家之村，人不能以百 　　計，數十家之村，直比屋而盡耳”②。人口死亡的比率高達十分之 　　九以上，這就是前引文中所說的“人死大半”之真實含義，不能將此 　　視作誇大事實的空語。在河問府阜縣，崇禎十三年、十五年連續遭 　　到災荒、瘟疫的襲擊後，“死亡枕藉”，“又十五年兵變屠掠，雖地冊 　　粗存，其實田地已太半荒蕪，無人承種矣”③。人口的死亡肯定超 　　過了半數。 　　 再以北京為例，明朝首都的居民至少有半數死於瘟疫，時人 　　稱：“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 　　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數人並 　　死。”④所以在時人的筆下，北京也就可能成為一座“鬼城”。再如 　　天津，鼠疫傳人後，“排門逐戶，無一保全”，甚至有“全家全亡不留 　　一人者”，據此可以推測，天津的人口死亡也有可能超過了總人口 　　的50％。因此，依前例，即使考慮到北直隸可能有部分地區沒有 　　遭受鼠疫的襲擊，我們仍然可以認為崇禎年間鼠疫對北直隸的危 　　害要比萬曆年問嚴重得多。鼠疫至少造成了北直隸的疫區內 　　40％以上的人口死亡。 　　 如前所述，在經歷了萬曆鼠疫的侵襲後，在此後的幾十年中， 　　①台灣《歷史語言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B383A1—162。 　　②順治《曲周縣誌》卷1《戶口》。 　　③康熙《阜志》下卷《田賦》。 　　④劉尚友《定思小計》。 　　 　　北直隸人口經歷了恢復和發展。崇禎年間，清兵入關，對華北數省 　　有過幾次大規模的人口掠奪和掃蕩。除了戰爭中死亡的人口外。 　　北直隸、山西和山東三省大約有100萬以上的人口被擄北上，其中 　　北直隸地區的人口至少達50萬人以上。清兵入境主要涉及北直 　　隸的北部地區，且不發生於同一年份，若以一個標準時點進行計 　　算，所造成的損失可能並不很大。因此，對於這類人口損失暫不考 　　慮。本卷第七章證明崇禎三年北直隸人口多達1095萬，人口損失 　　三分之一，剩餘人口約為730萬。清代北直隸地區的人口發展，就 　　是從這一基礎上開始的。 　　 2．山西 　　 崇禎年間山西地區的鼠疫流行多發生於大荒或大亂之後，如 　　沁州沁源縣，崇禎六年“歲荒，斗米錢半千，復遭瘟疫，死者不計其 　　數”①。如遼州，“崇禎五年流賊陷城，殺戮屍積如山，滅絕者數百 　　家。六年大疫”②。如太原府，“崇禎六年平定州流寇亂，村落燒 　　毀，百姓逃亡八千餘戶。樂平縣流寇攻陷城，殺傷人民三十餘口。 　　後瘟疫傷亡大半”③。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要多於戰亂。 　　 上引資料說，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 　　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一家盡死孑遺。百姓驚逃，城 　　為之空”。這是典型的肺鼠疫流行，也與戰爭有關。崇禎十年以 　　後，大同府也開始爆發瘟疫。如在大同渾源，“崇禎十六年渾源大 　　疫，甚有死滅門者”④；在靈邱，“崇禎十七年瘟疫盛作，死者過 　　半”⑤。這兩條資料揭示的高死亡率，都可以看作是鼠疫流行的結 　　果。據此亦可知，崇禎年間的鼠疫已經擴散到了大同府與北直隸 　　毗鄰的地區，且是疫區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 　　 上引順治《潞安府志》卷15說崇禎十七年“秋大疫”，患者“吐 　　淡血而死”，是腺鼠疫轉為肺鼠疫所致，也表明鼠疫已經從山西中 　　①雍正《沁源縣誌》卷9《災祥》。 　　②康熙《遼州志》卷7《祥異》。 　　③《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306《太原府部紀事》。 　　④同上書卷350《大同府部紀事》。 　　⑤康熙《靈邱縣誌》卷l。 　　 　　 部流傳到南部。在傳統時代，鼠疫幾乎是不可救治的。所謂“雖親 　　 友不敢問吊”，是民間避疫的最常見的方式。在高傳染率和高死亡 　　 率的威脅下，民間人情往來的一切禮儀都被廢除了。 　　 除了瘟疫外，饑荒仍是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平陽府榮河 　　 縣，“崇禎十三年大飢，草根木皮俱盡，人相食，死者十之六七。 　　 殭屍橫野·皆取而食之，斗粟值一兩餘，六畜絕種。從來未有之奇 　　 荒也”①。另一資料則稱：“崇禎十三年歲大荒，民人相食，餓斃者 　　 過半，流離散亡，幾乎丁倒戶絕。後又加以闖寇蹂躪，兵變殺戮， 　　 戶之存者十之七，計口僅三之一矣。”②整個山西，“自十三年大 　　 飢，到處木皮草根，剝捌既盡，復食人，至有父子、夫婦、兄弟相食 　　 者”③。 　　 很顯然，即使我們不認為山西全省都像榮河等縣一樣有十分 　　 之七的人口死亡，但至少可以肯定山西全省有40％的人口在鼠 　　 疫、饑荒和戰亂中死去。在本書第五卷《清時期》的有關章節中，我 　　 們推算光緒大災造成的山西人口死亡比例即為當時全省人口的半 　　 數左右，而光緒大災的發生，尚未有戰爭和瘟疫伴隨。本卷第七章 　　’證明崇禎三年山西人口約有1024萬，經歷大疫和戰亂以後，山西 　　人口只剩620萬左右。 　　 3．河南 　　 河南是崇禎年間的重災區。《豫變紀略》卷3對此有詳盡的描 　　述。崇禎十二年大旱，“川澤皆竭”，“禾之未收者半，民間遂歉…… 　　歲乃大飢，人益不敢糶谷，谷以踴貴，米、麥斗值錢三千，禾二千七 　　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無獨行之客，雖東西村亦 　　不敢往來。其顛頓死於溝壑者，群聚而到割之，頃刻而骨骸相撐 　　矣”。河內縣知縣王漢上《災傷圖》說：“臣以崇禎十二年六月初十 　　日，自高平縣調任河內，未數日，水奪民稼，又數日，蝗奪民稼。自 　　去年六月至今，十一閱月不雨，水、蝗、旱，一歲之災民者三。旱既 　　①康熙《榮河縣誌》卷8《災祥》。 　　②同上書卷3。 　　③康熙《山西通志》卷30《祥異》。康熙《榮河縣誌》卷8《災祥》。 　　 　　太甚，不得種麥，而蝗蟲乃已種子，亡慮萬頃。冬，無雪，蝻子計日 　　而出。去年無秋，今年又無麥，窮民食樹皮盡，至食草根，甚至父子 　　夫妻相食，皆黃腮腫頰，眼如豬膽，餓屍累累。”靈寶縣，“崇禎十一、 　　十二、十三年天道亢旱，赤地千里，寸粒不收，民飢死者十之四 　　五”①。地方官於是失去對地方的控制，民變洶湧，“其桀黠不逞 　　者，遂相率為盜。於是鼠竊狗偷千百為群者不可勝數”；所謂“土寇 　　大起如蝟毛，黃河南岸上下千里中，營頭不下百餘”。再加上李自 　　成、張獻忠部與政府軍的拉鋸作戰，河南愈發變得殘破不堪了。 　　 在明代末年的華北各省中，河南經歷的戰爭最多，戰況最慘 　　烈，屠城的記載也最多。僅據鄭廉《豫變紀略》卷4、卷5的記載， 　　就可知之大概： 　　 崇禎十四年四月，“張(獻忠)、羅(汝才)賊方至，又大焚殺，信 　　陽之民幾殲焉……先是賊嘗圍信陽，其坊廂焚殺甚慘……”。 　　 崇禎十四年五月張獻忠破商城，“屠之三日而後去。賊既去， 　　巷無煙矣，溝中伏屍猶有活者，止一人焉”。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李自成部破許州，“殺掠甚慘”。 　　 李自成、張獻忠以外其他起義者亦占地為王，如在南陽府，“土 　　賊周加禮據南召。攻劫焚殺，殺人為食，南陽幾無孑遺”。 　　 崇禎十五年正月，李自成陷襄城縣，“闔城屠戮”。 　　 又破陳州，“賊盡銳攻三日，多所殺傷。城破，民猶戰於巷。賊 　　怒而屠之，幾無存者”。 　　 繼而屠太康，又屠歸德府城。“是時多盜，百姓皆人保，內外城 　　無隙地，居民數萬人，守最堅”。城破後，“乃俘數萬人於城西，不論 　　貴賤，盡殺之”。 　　 又據彭孫貽《流寇志》，崇禎八年底，李自成等部破光州後，“屠 　　戮官民無算”；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部圍洛陽，破城後，“士民被戮數 　　十萬”。同年又屠項城、商水、扶溝、臨潁等城。 　　 地方志中關於屠城的記載也很詳細，如商水縣城，崇禎十四年 　　“十月初四日夜，闖賊自項(城)抵商……鄉民死義者甚眾，男女數 　　①光緒《靈寶縣誌》卷8《視祥》。 　　萬，屍骸枕集，血流成渠”①。同一資料還記載，在屠城之前一年， 　　商水縣已是“百姓壯者皆從賊套，其餘老弱相食，甚有父子、兄弟、 　　夫婦自相啖者”；“崇禎十四年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無數，初猶棺 　　斂，繼買薄卷，後則闔門皆死，競無一人能斂者。至六月間，街少人 　　跡，但聞蠅聲，薨薨而已”。再如禹州縣城，崇禎十四年十二月“闖 　　寇克城……良民被殺以萬數”；十六年十月“土賊”繼而屠之，“殺人 　　為糧，折屋充薪。凡宴會膾炙，無不以人為之烹調，割切一如豬羊 　　肉式，居六十三日始去，城中白骨成堆，瓦礫滿地，晡時即聞鬼哭， 　　三十餘日無一人跡，為曠古未有之變”②。如長葛縣，崇禎十四年 　　十二月初八日，“賊前鋒寇葛……賊復人城，大肆屠燒，其慘古今罕 　　有”③。如太康縣，崇禎十五年三月，闖王李自成破城，“男婦被屠 　　十餘萬人，屍填街巷，城內外井水盡赤，屠戮之慘世所罕見”④。如 　　陳州，崇禎十五年，“李自成同曹寇共百餘萬眾攻，陷陳城，屠戮殆 　　盡，焚毀房屋百不存一”⑤。 　　 所以，個別城市未被屠戮，反倒成為奇觀。崇禎十五年四月， 　　李自成別部數百騎至蘭陽縣(今蘭考縣)，“自南門入圍梁宦宅。梁 　　宦之家蓋亦先走河朔矣。宅中虛無人，賊至圍之，闃如也，乃縱火 　　焚之而去，未嘗血刃”。鄭廉於是評論道：“世以為流賊在中原所經 　　城邑，蓋未有如此行事者。而不知是役乃牛金星所遣，特甘心於梁 　　氏一家者。梁氏既不可得，彼區區白屋蒼生，固不足以辱其牛刀 　　也……論者遂謂流賊亦有不殺人之時，豈其然乎!”對於河南人來 　　說，城破未屠者何其少。偶有一城未屠，也足以令人感慨不已。崇 　　禎十六年，河南巡撫秦所式奏：“闖、曹蹂躪中原，中州五郡八十餘 　　城盡為瓦礫。”⑥到崇禎十六年，在巡撫秦所式看來，已經不存在未 　　被屠過的城市。戰爭之殘酷，於此可見。 　　①順治《商水縣誌》卷8《紀事志》。 　　②順洽《禹州志》卷末《災祥》。 　　③ 民國《長葛縣誌》卷3《政務志》。 　　④ 民國《太康縣誌》卷3《政務志》。 　　⑤ 民國《淮陽縣誌》卷8《雜誌》。 　　⑥彭孫貽《流寇志》卷7。 　　 　　戰爭並不僅僅發生於城市，鄉村遭到的破壞亦很嚴重。如鹿 　　邑縣，“崇禎十年十一月流賊數百萬至鹿邑，連營五十里，殺村民十 　　數萬”①。如葉縣，“……加以明寇擾，屠掠靡遺，戶口田廬者，十僅 　　存一二”②。 　　 戰爭造成的破壞，並不完全是“賊”之所為。鄭廉在同書卷2 　　中論及崇禎六年事日：“其渠帥有闖天王者，尤桀黠，所部最強，能 　　合群賊而並將之。嘗數支如雁行，或由許、洛趨南、汝，或由光、羅 　　趨潁、毫，徐、泗、陳、蔡間，一歲嘗再三過，過則焚殺無噍類，火光照 　　數十里，昏夜如白晝，朝聚落而夕邱墟，一望皆是。而官軍隨其後， 　　淫掠亦與流賊等，豫人苦之。故其時民間有賊梳兵篦之謠焉。蓋 　　梳、篦皆理髮之器也，而篦則密於梳。梳猶有所遺，而篦則無所留 　　也。意謂兵慘於賊也，疾之也。”彭孫貽《流寇志》卷2也稱官軍如 　　“至賀人龍等，到處淫掠，所謂賊梳而兵篦也”。 　　 戰爭帶來的破壞還不在於戰爭過程中對人口的屠殺。以李白 　　成圍攻開封之役為例，崇禎十五年五月，李自成部第三次圍攻開 　　封。圍攻數月後，城內缺糧，守城官軍人民家搜糧，有糧交糧，無糧 　　折銀。開初每石折銀80兩，以後增至130兩。糧絕之時，官軍競 　　然以人為糧③。九月初，人肉每斤賣價白銀五兩④。至九月，雙方 　　軍隊決黃河大堤企圖淹死對方，開封及附近地區化為澤國。開封 　　城積水深達三丈余，官舍民居全部遭沒頂之災。城中百姓大多死 　　亡，據記載，“城中男女百萬”，“得出者萬人而已”⑤。當時在鄉人 　　民總以為城市有城牆圍繞，堅不可摧，一旦有警，鄉中地主或其他 　　居民總是向城中集中，故城中集聚的人口往往多於平時。開封城 　　中所謂“百萬人口”中，應包括來自鄉間的避難者。只是按照彭孫 　　貽的觀點，“士民溺死數十萬”，“百萬人口”可能還包括鄉城人口。 　　 大規模的軍隊人口對糧食的需求，以及為了破壞敵方的糧食 　　①光緒《鹿邑縣誌》卷8《兵事》。 　　②同治《葉縣誌》卷4《賦役志》。 　　③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第143～144頁。 　　④樊樹志《崇禎傳》，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頁。 　　⑤周在浚《大梁守城記》。 　　 　　供應而進行的毀糧活動，都是人為的災難。鄭廉稱：“臣鄉自賊中 　　來者，皆言百萬。今且以人五十萬，馬五十萬計，人食日一升，馬食 　　日三升，則是所至之處，日得八千鍾粟也。中原赤地千里，望絕人 　　煙，自茲以往，安所致之哉!”①又如崇禎八年，張獻忠等出潼關，與 　　官軍左良玉部對峙，“賊從張茅硤石乾濠諸路截燒糧草，諸軍乏 　　食”②。如果加上官軍對糧草的需求，河南災區百姓的負擔更重。 　　如崇禎十二年四月，“草寇一條龍袁老山等作亂，焚掠縣境。閣部 　　楊嗣昌奉命征剿，迫經杞(縣)，供億煩擾，居民苦之”③，即是一例。 　　以前常有論者批評李自成等農民軍不懂得建立根據地，採取了錯 　　誤的“流寇主義”的作戰方針，殊不知在當時北方大災的背景下，任 　　何建立根據地的企圖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唯有四處取食式的流動 　　作戰，方能保證兵糧的供給和部隊的戰鬥力。只是這種流動式的 　　作戰，消耗(包括浪費)的糧食更多。對於災區百姓而言，則是一場 　　更大的災難。 　　 關於人口死亡的比例，地方志中有不少記載，如新安縣，“(崇 　　禎)十三年，旱、蝗，大飢，野絕青草，斗米二兩九錢，以樹皮、白土、 　　雁矢充飢，以至以柿蒂、蒺藜、牛馬皮為市，骨肉相食，死者相繼，村 　　舍十空其九”④。如淆川縣，“崇禎十三年大飢，城市中飢甚，斗米 　　千餘，雖食弱肉，民之存者百僅一二”⑤。如輝縣，一份《掩骨碑記》 　　在敘述完該縣人食人的慘狀後說：“輝之四周村落並無居人，十存 　　一二者，皆住郊關。”⑥如項城，崇禎“十三年大飢，道饉相望，人相 　　食，死者大半”⑦。至於陽武縣，“崇禎十四年春，瘟疫大作，死者十 　　九，滅絕者無數”⑧。從這些資料中可以看出，崇禎年問河南人口 　　死亡的比例相當高，似乎超過北直隸和山西兩省。然而，比較而 　　①鄭廉《豫變紀略》卷5。 　　②彭孫貽《流寇志》卷2。 　　③康熙《杞縣誌》卷1《災祥》。 　　④康熙《新安縣誌》卷17《災異》。 　　⑤康熙《淆川縣誌》卷7《災祥》。 　　⑥康熙《輝縣誌》卷18《災祥》。 　　⑦康熙《項城縣誌》卷8《祥異》。 　　⑧康熙《陽武縣誌》卷8《災祥志》。 　　 　　言，在山西和北直隸，鼠疫造成的人口損失要遠遠多於河南，河南 　　死於戰爭中屠殺的人口要多於山西和北直隸。在時人的著作中， 　　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很容易被忽略。據此分析，河南人口死亡比 　　例不可能超過晉、冀兩省太多。以死亡人口的比例約占總人口的 　　50％if，崇禎末年河南人口只剩大約820萬。 　　 雖然陝西是明末農民戰爭的發祥地，但戰爭中的人口死亡卻 　　似乎遠少於河南。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大多由饑荒和瘟疫所造成。 　　 在延安府，嘉慶《延安府志》卷6《大事年表》記載，崇禎三年， 　　“又旱飢，人相食，各縣掘萬人坑”；四年，“春夏大旱，冬大雪，色黑 　　深丈余，人畜死者過半’，①；“十六年七月府城瘟疫大作”。同書又 　　記載府屬各縣的情況，崇禎二年，“安定(按：今子長縣地)盜賊四 　　起，民不得耕，斗米六錢”。四年，由於“賊亂”，該縣“雞犬一空，斗 　　米一兩二錢，鹽一錢二分，剖人食者甚眾”。五年，“安塞大荒，斗米 　　八錢，民始掘草根柳葉樹皮，繼搗石啖之，腹墮而亡，人相殘，殭屍 　　遍野”。十六年，“靖邊大疫……疫死者甚眾。提學道按臨不入而 　　去。李自成遣千人別攻安定，官民大掠，婦女盡避山中遠寨”。在 　　清澗縣，“崇禎三年大飢，盜起，斗粟六錢，人相食，死者遍城野，掘 　　萬人坑痤之，發帑金數十萬，命御史賑焉。自是連歲皆飢，至十五 　　年方稔，，②。與清澗縣相似，從崇禎元年開始，中部縣就一直為災 　　荒所困擾，“十四年斗米三兩，絕糶罷市，木皮食麵皆食盡，十死八 　　九，一。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仍是災荒而非戰爭。 　　 在平涼府，民國《鎮原縣誌》卷17《大事紀》所載最嚴重的一次 　　兵災為“崇禎十五年冬十月環縣許申陷鎮原，十月十三日申率眾陷 　　鎮原，屯據七晝夜，搜掠殆盡……環賊王老虎大掠鎮原，在縣屠殺居 　　民，焚毀廬舍，財物人畜為之一空”。鎮原不見有人口大量死亡的記 　　載。靈台縣的記載證明當地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仍是饑荒。民國 　　① 民國《橫山縣誌》卷2也有相同記載，說明雪災主要發生於延安府的北部地區。 　　②道光《清澗縣誌》卷I《災祥》。 　　③嘉慶《中部縣誌》卷2《祥異》。 　　《靈台縣誌》卷3稱：“崇禎子三年庚辰四月隕霜，二麥盡枯，夏秋旱， 　　禾盡枯。八月後麥米騰貴，斗麥值銀八錢。十四年辛巳春，麥米騰 　　貴，斗麥值銀一兩六錢。四月斗麥銀二兩。民有父子相食，夫婦相 　　食者。十村九空，城外積骨如山。是年麥秋頗熟，競無人食。”在山 　　西、河南等地的地方志中，特大旱災年份的米價一般不超過每斗銀 　　一兩，而在陝西平涼一帶，斗麥值銀竟然超過了一兩，甚至達到了二 　　兩。僅從糧價上估計，人口死亡可能超過了50~,4。 　　 戰爭也造成了靈台縣的人口損失。上引資料稱崇禎七年“流 　　賊陷我舊城，屠殺無數，凡官民房舍焚毀殆盡”，於是“移城於土 　　堡之上”，在以後的動亂歲月中得以保存。到順治二年，“賀賊連圍 　　三晝夜，縣城雖資無恙，而四境人民逃亡，村落皆空。縣屬一百餘 　　里之地，僅有六百一十餘戶，男女大小共有五千六百九十餘丁口”。 　　這五千餘男女大小，不像是清代前期的“丁數”，即納稅單位數，應 　　看作戰後調查的實際人口數。查嘉靖《陝西通志》卷33《戶口》， 　　嘉靖年間靈台縣有“一萬八百四”13，從本卷第六章的分析中可知， 　　對於陝西省而言，這一時期所謂的“口數”已不是真正的“人口”數， 　　真正的人口數應遠比這一數據為高。只是在經歷了嘉靖年間的大 　　地震和萬曆年間的大饑荒後，崇禎初年靈台縣的人口也有可能僅 　　有此數了。靈台與西安、鳳翔兩府毗鄰，所反映的應是西安府一帶 　　的人口損失。 　　 關於西安府和風翔府的情況，只查得乾州、同官和岐山三地的 　　饑荒記載，而無兵災。在乾州，“崇禎十三年麥谷全無，飢死者屍橫 　　遍野”①；在同官，崇禎二年，“歲大飢，斗米五錢，四年旱蝗，斗米七 　　錢，民飢死者無算……十二年大旱……歲大飢，斗米一兩，人相 　　食，，②；在岐山，“崇禎十三年至十四年大飢，斗麥千錢，死者枕藉。 　　又大疫’…。陝西地方志中之所以不見有與河南類似的大屠殺記 　　載，其原因可能在於雖然陝西長期處於戰亂當中，但在崇禎六年以 　　①雍正《乾州新志》卷3《災祥》。 　　②乾隆《同官縣誌》卷1《祥異》。 　　③ 民國《岐山縣誌》卷10《災祥》。 　　 　　言，在山西和北直隸，鼠疫造成的人口損失要遠遠多於河南，河南 　　死於戰爭中屠殺的人口要多於山西和北直隸。在時人的著作中， 　　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很容易被忽略。據此分析，河南人口死亡比 　　例不可能超過晉、冀兩省太多。以死亡人口的比例約占總人口的 　　50％計，崇禎末年河南人口只剩大約820萬。 　　 4．陝西 　　 雖然陝西是明末農民戰爭的發祥地，但戰爭中的人口死亡卻 　　似乎遠少於河南。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大多由饑荒和瘟疫所造成。 　　 在延安府，嘉慶《延安府志》卷6《大事年表》記載，崇禎三年， 　　“又旱飢，人相食，各縣掘萬人坑”；四年，“春夏大旱，冬大雪，色黑 　　深丈余，人畜死者過半’’①；‘‘十六年七月府城瘟疫大作”。同書又 　　記載府屬各縣的情況，崇禎二年，“安定(按：今子長縣地)盜賊四 　　起，民不得耕，斗米六錢”。四年，由於“賊亂”，該縣“雞犬一空，斗 　　米一兩二錢，鹽一錢二分，剖人食者甚眾”。五年，“安塞大荒，斗米 　　八錢，民始掘草根柳葉樹皮，繼搗石啖之，腹墮而亡，人相殘，殭屍 　　遍野”。十六年，“靖邊大疫……疫死者甚眾。提學道按臨不入而 　　去。李自成遣千人別攻安定，官民大掠，婦女盡避山中遠寨”。在 　　清澗縣，“崇禎三年大飢，盜起，斗粟六錢，人相食，死者遍城野，掘 　　萬人坑痤之，發帑金數十萬，命御史賑焉。自是連歲皆飢，至十五 　　年方稔”。與清澗縣相似，從崇禎元年開始，中部縣就一直為災 　　荒所困擾，“十四年斗米三兩，絕糶罷市，木皮食麵皆食盡，十死八 　　九，～。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仍是災荒而非戰爭。 　　 在平涼府，民國《鎮原縣誌》卷17《大事紀》所載最嚴重的一次 　　兵災為“崇禎十五年冬十月環縣許申陷鎮原，十月十三日申率眾陷 　　鎮原，屯據七晝夜，搜掠殆盡……環賊王老虎大掠鎮原，在縣屠殺居 　　民，焚毀廬舍，財物人畜為之一空”。鎮原不見有人口大量死亡的記 　　載。靈台縣的記載證明當地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仍是饑荒。民國 　　① 民國《橫山縣誌》卷2也有相同記載，說明雪災主要發生於延安府的北部地區。 　　②道光《清澗縣誌》卷1《災祥》。 　　③嘉慶《中部縣誌》卷2《祥異》。 　　《靈台縣誌》卷3稱：“崇禎十三年庚辰四月隕霜，二麥盡枯，夏秋旱， 　　禾盡枯。八月後麥米騰貴，斗麥值銀八錢。十四年辛巳春，麥米騰 　　貴，斗麥值銀一兩六錢。四月斗麥銀二兩。民有父子相食，夫婦相 　　食者。十村九空，城外積骨如山。是年麥秋頗熟，競無人食。”在山 　　西、河南等地的地方志中，特大旱災年份的米價一般不超過每斗銀 　　一兩，而在陝西平涼一帶，斗麥值銀竟然超過了一兩，甚至達到了二 　　兩。僅從糧價上估計，人口死亡可能超過了50％。 　　 戰爭也造成了靈台縣的人口損失。上引資料稱崇禎七年“流 　　賊陷我舊城，屠殺無數，凡官民房舍焚毀殆盡”，於是“移城於土 　　堡之上”，在以後的動亂歲月中得以保存。到順治二年，“賀賊連圍 　　三晝夜，縣城雖資無恙，而四境人民逃亡，村落皆空。縣屬一百餘 　　里之地，僅有六百一十餘戶，男女大小共有五千六百九十餘丁口”。 　　這五千餘男女大小，不像是清代前期的“丁數”，即納稅單位數，應 　　看作戰後調查的實際人口數。查嘉靖《陝西通志》卷33《戶口》， 　　嘉靖年間靈台縣有“一萬八百四”口，從本卷第六章的分析中可知， 　　對於陝西省而言，這一時期所謂的“口數”已不是真正的“人口”數， 　　真正的人口數應遠比這一數據為高。只是在經歷了嘉靖年間的大 　　地震和萬曆年間的大饑荒後，崇禎初年靈台縣的人口也有可能僅 　　有此數了。靈台與西安、鳳翔兩府毗鄰，所反映的應是西安府一帶 　　的人口損失。 　　 關於西安府和風翔府的情況，只查得乾州、同官和岐山三地的 　　饑荒記載，而無兵災。在乾州，“崇禎十三年麥谷全無，飢死者屍橫 　　遍野”①；在同官，崇禎二年，“歲大飢，斗米五錢，四年旱蝗，斗米七 　　錢，民飢死者無算……十二年大旱……歲大飢，斗米一兩，人相 　　食”②；在岐山，“崇禎十三年至十四年大飢，斗麥千錢，死者枕藉。 　　又大疫’…。陝西地方志中之所以不見有與河南類似的大屠殺記 　　載，其原因可能在於雖然陝西長期處於戰亂當中，但在崇禎六年以 　　①雍正《乾州新志》卷3《災祥》。 　　②乾隆《同官縣誌》卷1《祥異》。 　　③ 民國《岐山縣誌》卷10《災祥》。 　　 　　前，農民軍大都是零星的小股部隊，戰鬥力不強。洪承疇清剿之 　　後，農民軍入晉。以後的歲月里，農民軍雖然不時進入陝西活動， 　　但活動的主要區域是在漢中山區，其他地區則少受擾攘。崇禎十 　　六年十月李自成率百萬大軍人陝，克西安之前，有屠渭南、商州之 　　舉①。西安守將降。農民軍入城，“大掠三日”後，下令禁止。以後 　　李自成軍橫掃陝西境內，所向披靡，雖有屠鳳翔、慶陽和榆林之 　　舉②，但在大多數地區仍屬過路的性質。如在同官縣，上引書的卷 　　10《紀事》稱：“劉宗敏率賊眾數十萬攻延綏道，經邑境，居民逃 　　竄，閭閻一空。”居民多逃竄而非遭到屠殺。李自成人陝之初，因陝 　　西為其故鄉，不讓部下“侵暴”百姓，雖不足一月，“抄掠如故”，然抄 　　掠的對象主要是富戶③。與河南的戰事比較，李自成在陝西實在 　　是太順利了。戰事不激烈，戰爭中的人口死亡也就不多。四個月 　　後，即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率部入晉，戰爭的重點轉移至山西、 　　北直隸境內。正因為如此，陝西漢中府以外地的地方志中沒有留 　　下什麼戰爭中人口死亡的記載。 　　 漢中府及相鄰的西安府屬商州一帶的情況例外，關於這一區 　　域的人口損失，我在有關移民史的研究中作過細緻的研究。如在 　　雒南縣(今洛南縣)，清人的記載說：“國初時而田園長田蒿，行百 　　裡間絕人煙矣。”④戰亂使“漢沔間幾無寧日”，“民死於鋒鏑、飢 　　饉、瘟疫者十分之五”⑤。很多地方“較昔之盛時尚不及十分之二 　　三，一。就具體數據而言，康熙《山陽縣誌》卷2記載了康熙三十 　　三年全縣1443戶居民的居住點，顯然，這一數據就不是納稅的 　　“丁”，而是“戶”，查嘉靖《陝西通志》卷33《戶口》，嘉靖年間山陽 　　全縣的“戶”數為“四千三百五十四”，“口”數為“二萬三千三百”，戶 　　均口數竟然達到5．4。要知道，明代中期的“戶”數和“口”數已經 　　①彭孫貽《流寇志》卷8。 　　②《明史》卷309《流賊傳》，彭孫貽《流寇志》卷8。 　　③《明史》卷309《流賊傳》。 　　④乾隆《雒南縣誌》卷4《食貨·土田》。 　　⑤民國《漢陰縣誌·大事記》。 　　⑥嘉慶《漢陰廳志》卷9。 　　蛻變為納稅單位，絕大多數縣份的“戶”均“口”數多得離奇。據本 　　．卷第六章，從弘治四年開始，陝西省的整個戶口統計系統就已出現 　　紊亂。至明代中期，似乎只有山陽一縣還保持着洪武時期的戶口 　　調查制度。即使認為嘉靖《陝西通志》中山陽縣的戶數就是崇禎初 　　年山陽縣的戶數，經過崇禎大亂，山陽縣的人口也損失了三分之 　　 據此可知崇禎年間的人口死亡率，漢中府可能超過50 %，延 　　安府中部受害極其嚴重，但因其北部和南部受災輕，戰爭破壞也不 　　嚴重，因此，人口損失可能為40 9／6左右，西安府因商州殘破，可將 　　人口死亡比例定為30％，鳳翔、慶陽、平涼可能為lO％。鞏昌、臨 　　洮等府可能無損失。如果認為崇禎三年陝西各府的人口比例大致 　　與洪武二十四年相同，依此比例，就可以測算出明代末年陝西各府 　　的人口數。合而計之，陝西人口尚餘740萬左右，人口損失比例達 　　到26％。 　　 正是在這一人口背景下，才會有清代初年陝西西南部地區對 　　四川北部地區規模不大的移民，才會有清代中期東南各省對陝西 　　南部地區的大移民。也正是因為如此，關中地區既不需要向外移 　　民，也不需要接納外來移民。 　　 5．山東 　　 左懋弟陳奏河間府靜海至山東臨清一帶的情形時說：“人民飢 　　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糧二十四兩，人死取以為 　　食。”①從每斗米的價格來說，可以說是除了被圍的開封城以外最 　　高的糧價了。與此相對應，大約60％的人口死亡了。 　　 地方志的記載更為詳細。如丘縣，崇禎十二三年“連荒，顆粒 　　不收，谷價沸騰，每斗麥價銀一兩八錢，米價銀一兩九錢，人食樹皮 　　草子根，甚至人相食。加以瘟疫，各村男婦死者十不存一”②。如 　　茌平縣，“崇正十四年大飢，蝗蟲遍野，瘟疫橫生，死者十之九，赤地 　　①《明史》卷275《左懋弟傳》。 　　②民國《丘縣誌》卷7《災祥》。 　　 　　千里，人相食”①。如夏津縣，“崇禎十三年大飢，斗米兩銀，人相 　　食”②。如陽穀縣，“崇禎十四年大疫，人煙幾盡”③。山東的類似記 　　載僅見於東昌府境內，與左懋弟所陳吻合。東昌府境的人口大都 　　是死於饑荒和瘟疫的，與戰爭並無關係。 　　 山東的災荒也是全局性的，時人謂：“時山東寇盜充斥，徐 　　(州)、德(州)數千裏白骨縱橫，又遇荒旱，大飢，父子相食，人煙斷 　　絕。”④這不僅包括山東西部，也應包括山東東部。如萊州府高密 　　縣的一條資料就說：“崇正十三年旱蝗，大飢，人相食。”⑤災荒是造 　　成山東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此外，地區性的“寇亂”也導致人口 　　死亡。除上引彭孫貽所言之外，在濟南府長清縣，“崇禎十六年，賊 　　攻城急，先是省城失陷，調王邑侯去，代治歷城。賊遂肆併力破真 　　城，士民屠戮殆盡”⑥。然而，在地方志的記載中，受到明末戰爭影 　　響較大的縣份屈指可數，死於戰爭的人口並不很多。加上迄今未 　　發現崇禎年間山東境內有大的傳染病流行，因此，山東的人口損失 　　可能小於北直隸和河南。 　　 依照第七章的論述，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山東人口即達 　　1482萬左右，萬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大旱使山東人口蒙受損失， 　　若至崇禎三年(1630年)恢復至災前水平，則是年有人口也是1482 　　力人。崇禎三年以後，清軍人關擄掠，山東有數十萬人口被掠北 　　上，從崇禎三年開始，山東人口不可能有什麼增長了。 　　 就崇禎年間的旱情來看，山東東部明顯要高於山東其他地區。 　　據表7一l，洪武二十四年東昌府人口僅占全省人口的2％。如果 　　加上洪武二十六年以後遷入的移民，這一比例可以增加至3％。 　　即使由於移民區域人口增長速度快於非移民區，以7‰的年平均 　　增長率計，萬曆四十二年，東昌府人口大約為85萬，占全省總人口 　　①民國《茌平縣誌》卷11《災異志》。 　　②民國《夏津縣誌55卷9《災祥》。 　　⑧民國《陽穀縣誌》卷9《災祥》。 　　④彭孫貽《流寇志》卷5。 　　⑤民國《高密縣誌》卷l《總紀》。 　　⑥道光《長清縣誌》卷16。 　　的5．7％。山東東部的災情較其他地區更為嚴重，設崇禎末年東 　　昌府人口損失率與相鄰的北直隸相同，也是40％的話，則有34萬 　　左右的人口死亡了。其他各府死亡人口以10%計，全省死亡人口 　　可達174萬之巨。明代末年，山東人口總數約為1308萬。 　　 　　崇禎年間南方人口的損失 　　 1．四川 　　 有關明末清初四川地方殘破的記載，用一句話概括，便是“張 　　獻忠屠蜀”。不少研究者不相信這一說法，他們搜集大量的資料來 　　證明張獻忠所屠主要為地主階級，而屠蜀者也有政府軍隊或其他 　　地方武裝。這一爭論的結果已經結集出版①。在這一討論中可以 　　看出，無論是“張獻忠屠蜀”還是其他人屠蜀，明末戰爭之後的四川 　　的確是殘破不堪了。 　　 關於張獻忠屠蜀的記載很多。張氏不僅屠重慶，屠成都，而且派 　　兵搜山屠殺一般的老百姓。關於此事，《流寇志》卷13有如下記載： 　　 城中人殺盡，令所部搜山，每屠一路，冊報某日某部殺人 　　 數。次日山上有煙，謂搜山不盡，一部賊兵盡斬。以首級重不 　　 可致，成斷右手以報功。每搜山，賊至山中，與百姓相向哭， 　　 日：“我與爾無仇，令吾至此!爾輩斷手後，不可飲冷水，一飲 　　 即死。以秫面灑之，裹創口，立生肌，或得全命。”成都、重慶、 　　 巫、夔、敘州數千里絕人煙。 　　 據此進行死亡人口的推測不免粗糙。在《中國移民史》第六卷 　　中，我採用根據文獻記載人口死亡比例的方法進行推測。如在川 　　東地區，大量的記載類此：如廣元縣，“苟全性命者十之一”②，如西 　　充縣，“土著民人，十去六七”③等等。估算的結果，四川人口可能 　　損失了90％。 　　 在以前所作移民史的研究中，我估計明代四川人口的年平均 　　①《張獻忠在四川》，社會科學叢刊，1981年。 　　②民國《廣元縣誌稿》第五編。 　　③光緒《西充縣誌》卷6。 　　 　　增長率約為5‰。參照安徽鳳陽、廬州和安慶三府的情況，這一估 　　計可能是偏低的，對於一個人口稀少且田土肥沃的天府之國來說， 　　合理的年平均增長率應當達到7‰。直到萬曆二十六年(1598 　　年)，“全蜀諸郡邑大疫”①，“人民死亡甚眾”②。人口增長的勢頭才 　　停了下來。萬曆三十七年，四川出現全省性的大旱③，在《中國近 　　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中，四川有廣元、萬縣、成都、康定、重慶、西 　　昌六個觀察點，萬曆三十七年，萬縣、康定和西昌三地缺載，廣元和 　　成都為5級旱災，重慶為4級旱災。次年，除廣元記為5級旱災 　　外，其餘各觀察點均缺載。由此可見，萬曆三十七年和三十八年確 　　實是四川的特大旱災發生期。據此，在本卷第七章中，我將從明代 　　初年至崇禎三年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定為6‰。崇禎三年四川 　　人口總數(含播州、四川行都司等)大約達到了735萬人，同年因全 　　省性的瘟疫流行而減少。十一年以後，全省性的特大旱災進一步 　　使人口減少。災後和平的發展時間並不很長，從崇禎初年開始，四 　　川全省陷入無休止的戰亂當中。在這一過程中，大約有685萬人 　　口死亡，殘存的居民僅50萬左右。 　　 2．湖廣 　　 自陝西農民軍進入湖廣後，湖廣西北部就成為他們和明軍拉 　　鋸的主戰場。鄖陽遭受的破壞最重，如“竹山自(崇禎)七年陷，被 　　屠，八年十月應鵬至，僅棲草舍，至是(按：指崇禎九年)復為空 　　城”④。然而，由於鄖陽一帶山深林密，居民完全可能避入山中，因 　　此，只要不存在對居民的刻意追殺，鄖陽一帶的人口損失不會太 　　多。 　　 崇禎十二年農民軍與官軍在鄂東麻城一帶對壘，山中寨民既 　　苦於“賊”，也苦於兵。“寨民嘹見柄襠持械者，不問為兵為賊，堅壁 　　拒之。藥弩虎槍，憑險而施，莫可誰何。”⑤又如崇禎十四年，在應 　　①光緒《射洪縣誌》卷17。 　　②道光《大足縣誌》卷8。 　　③道光《樂至縣誌》卷16。 　　④彭孫貽《流寇志》卷3。 　　⑤同上書卷4。 　　 　　山縣，“應山多山氓，習射虎豹，藥矢傅人肉沸爛立斃。賊數攻， 　　不能克”①。山中居民與平原地區的居民不同，他們在兵亂之 　　時，不太可能逃入城市避難，因此，也就可能免去屠城之禍。所 　　以，崇禎十六年二月，“麻城民亂，焚死青衿數人，士民空城走”②。 　　看來，在山區，死守縣城並不是最後的逃生策略。類似的情況在江 　　西地區也有發生，如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部入贛，“時江西袁州、臨 　　江、吉安三郡人民多徙山谷”③。類似記載則不見於華北平原 　　地區。 　　 然而，鄖陽一帶的戰爭持續的時間實在太久了。明軍與農民 　　軍之間來來回回的拉鋸，將近持續了九個年頭，經常性的逃亡導致 　　的農事荒廢，也會導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加上雙方軍隊籌集軍糧， 　　鄖陽的殘破就是可以想見的了。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作為明守軍的左良玉部擁眾20萬，自河 　　南潰，屯聚襄陽。他們“餼於官者僅二萬五千，余皆因糧村落，襄人 　　不堪”④。官軍的就地取糧引起襄陽人的不滿，襄人遂與“流寇”聯 　　手，所謂“襄洛之民牛酒迎賊”即是。僅從這一記載來看，襄陽地區 　　並不如河南地區一般殘破不堪。“襄人因怨其(按：指左良玉)淫 　　掠，焚其舟，良玉怒，掠荊襄巨估船，載軍資婦女，身率諸軍營樊城 　　高阜”，直到崇禎十五年，襄陽之民尚有力量反抗騷擾他們的官軍， 　　焚其舟船，而官軍也能夠迅速地掠奪到“荊襄巨船”⑨，說明至少在 　　此之前，這一區域的商業貿易尚未中斷，人民生活還算太平，人口 　　數量也未大幅度減少。也正因為如此，崇禎十六年，李自成選擇在 　　襄陽建立了自己的政權。 　　 崇禎十五年之前，湖廣首府武昌尚未遭受兵燹，且因城池堅 　　固，“富家巨室，多渡江依棲焉”⑥。是年年底，左軍突至漢口鎮，在 　　漢口大肆劫掠。左兵“而仇於鎮人亦甚勇，於是居其居，因薪之；食 　　①彭孫貽《流寇志》卷5。 　　②同上書卷7。 　　③同上書卷8。 　　④⑤同上書卷6。 　　⑥同治《江夏縣誌》卷5《兵備志》。 　　 　　其食，因糞之；財其財，婦其婦”①。又向楚王索要二十萬人軍餉， 　　不允，左部大掠武昌城，“宗室士民奔竄山谷”。次年四月張獻忠部 　　占領武昌，《流寇志》卷9稱：“武昌破時，沿江積屍千里。”卷7則提 　　及被屠殺者的數量，“屠戮士民數萬，投屍於江。尚餘數萬，以騎圍 　　而蹙之，盡跳江中，浮觜蔽江而下，武昌魚幾不可食。”上引《竹中 　　記》還稱：“自王府至庶民，殺戮以數十萬計，被驅於江者，又十餘萬 　　人。”有人評論道：“數十萬加十餘萬，起碼得三十萬，恰與計六奇 　　《明季北略》相符。可是把當時三鎮人口都殺光還湊不足這個 　　數。”②相對而言，《流寇記》的記載倒是大體可信的。 　　 崇禎十六年，張獻忠在攻取武昌之前，還在鄂東南地區活動了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黃州府南部，曾有蘄州和蘄水兩城之屠。攻 　　取武昌後，張獻忠於城中只停留了兩個多月，遂揮師南下，攻占湖 　　廣南部，占領長沙。長沙“城中盡被屠戮”⑧。 　　 至於湖廣北部其他地區，據《流寇志》卷5，崇禎十四年“曹操 　　陷隨州，知州徐世淳死之……吏民屠戮無遺，街中血流成渠”。同 　　年在宜城，李自成部攻城，環攻八晝夜，破城，“城堡廬舍焚盡，殘 　　戮士大夫無噍類”④。相信類似的屠城事實還有許多。因為按照 　　慣例，“望風降者不殺；守一、二日殺之三四；三日之外，則必屠 　　矣”⑤。 　　 長江沿岸的情況更為糟糕。尤其是荊州府地，因地處川鄂孔 　　道，大兵往來，人口損失甚巨。如公安縣，“自明季大亂，死亡殆盡， 　　版籍無存’’⑥；如巴東縣，“崇禎七年流賊過巴東，時流賊自楚人蜀， 　　有一斗粟、整十萬等號，江北居民遭其屠掠者大半。自是陸續往 　　來，歲十數起，百姓流離失業……十七年二月張獻忠盡驅荊州民人 　　蜀，男女扶攜，魚貫而進，越數月始畢，餓斃者積屍滿道，巴東亦被 　　①魏晉封《竹中記》。轉引自范鍇《漢口叢談》卷4。 　　②范植清《明末農民大起義與漢口鎮的發展》，《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集刊》第四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嘉慶《長沙縣誌》卷3《城池》。 　　④同治《宜城縣誌》卷10《雜類志》。 　　⑤彭孫貽《流寇志》卷7。 　　⑥民國《公安縣誌》卷3《民政志》。 　　掠千餘人”①。這批被擄掠人川的人口，以荊州府民為大多數，他 　　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死於赴川途中。 　　 同治《宜昌府志》卷5《賦役》記載長陽縣“明季煙民戶口五萬 　　余，崇禎十六年後疊遭兵火，猶有萬戶，繼以土司連年擄掠而輾轉 　　溝壑者十之三四，罹難於鋒鏑者十去二三，逃散於四方者十僅存一 　　矣”。同一記載還稱“長邑原額人丁三千二百有奇”，故此“戶口五 　　萬餘”絕不是作為納稅單位的“丁”數，而是實際“戶口”，只是到底 　　是“戶”還是“口”，則不清楚。據此可知，在明代末年的動亂中，長 　　陽縣損失的人口約占當地總人口的80％。 　　 因此，就湖廣北部各府而論，筆者估計鄖陽府的人口損失可能 　　占總人口的40％，襄陽、德安、黃州、武昌、漢陽、承天六府的死亡 　　人口可能占10％，荊州府可能占30％。根據本卷第六章、第七章 　　所作研究，可以大致推測出崇禎三年的各府人口總數約為800萬 　　人，並進一步據此測算出戰爭中的死亡人口約為120萬人。死亡 　　人口占總人口的16％。 　　 在湖廣南部，除了張獻忠部的屠戮之外，其他地方性的“寇亂” 　　也造成人口的死亡。如崇禎十年，“臨(武)藍(山)二處土賊焚劫湘 　　潭十二日，賊船蔽江而下，抵郡城，圍攻甚急。所歷諸邑，焚掠一 　　空，荒煙百里，又分黨至瀏陽北境……剽掠無算，轉醴陵去袁州”。 　　又如崇禎十七年正月，“左良玉自武昌至長沙，初擊獻賊，既而肆 　　虐，較賊倍慘，民甚苦之。時大飢，士兵互相仇殺……自是湖南日 　　屯重兵，長(沙)寶(慶)間蹂躪尤甚”②。湖廣南部究竟遭到了何種 　　破壞，史載不詳。然我從移民史的資料看，清代的“湖廣填四川”， 　　主要指湖北麻城人和湖南南部人口的西遷。湖南南部的人口多來 　　自永州和衡州兩府。他們不僅西遷四川，而且也大規模地遷入了 　　陝西南部地區。與此相對照，長沙、寶慶及麻城以外的其他地區則 　　少有西遷的。 　　 3．南直隸(安徽部分) 　　①光緒《巴東縣誌》卷4《賦役志》。 　　②乾隆《長沙府志》卷37《災祥》。 　　 皖北西部地區是明代末年旱災和瘟疫流行的主要區域。在鳳 　　陽府西部的潁州地區，“崇禎十三年潁州、潁上縣、霍邱縣、蒙城縣 　　大旱，蝗。七月大風拔木，斗米千錢。毫州大疫。十四年春潁州、 　　潁上縣、霍邱縣大飢，四月疫，秋末方止。青蠅大如棗，丁盡戶絕者 　　無數”①。這次大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一份來自蒙城縣的記 　　載說：“崇禎十三年旱，大飢。十四年正月礦寇攻城三日，總兵劉良 　　佐敗賊，全城三月大疫，十死其九。”②儘管關於大疫的月份，兩份 　　資料相差一月，但並不妨礙分析。據此可知，蒙城大疫並不是戰爭 　　所引起，且死亡率高達90 %，只能認定為鼠疫。 　　 一份來自阜陽縣的資料稱此次大疫始於十四年夏天，“十四年 　　春大飢，人相食。夏大疫至秋末方止”③。阜陽即潁州，比上引資 　　料所稱疫病流行時間稍晚。在鳳陽府東部的五河縣，有記載稱： 　　“十三年大旱，民飢，草木根皮食盡。十四年蝗生，大飢，繼以疫，民 　　死甚眾。”④據此推測旱情和疫情波及了整個鳳陽府。 　　 廬州府西部六安一帶的災睛也相當嚴重。崇禎十三年夏，“六 　　(安)、霍(山)大旱，飛蝗蔽天，人相食，至有父母自殘其子女者，雖 　　重典繩之不能禁。十四年辛巳春餓殍枕藉，民采草樹為糧，以待麥 　　秋。麥未登而疫作，囂市晝靜，巷無行人，城中出骸如蟈。二麥雖 　　稔，收棄相半，民有絕戶，而不得刈者。夏復大旱，蝗蝻所至，草無 　　遺根……十五年壬午春霍山大飢，人相食”⑤。旱災、蝗災、瘟疫共 　　同肆虐，造成了這一區域的殘破。 　　 在安慶府潛山縣，“崇禎十四年辛巳，大旱，蟲，疫。人死者枕 　　藉，飢者剮人為食，無敢獨行者。十五年壬午，大飢疫”⑥。宿松縣 　　也有相似的記載⑦。 　　 戰爭仍是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以亳州為例，“崇禎八年正月 　　①乾隆《潁州府志》卷10《祥異》。 　　②康熙《蒙城縣誌》卷2《祥異》。 　　③道光《阜陽縣誌》卷23《機祥》 　　④光緒《五河縣誌》卷19《祥異》。 　　⑤乾隆《六安州志》卷24《祥異》。 　　⑥乾隆《潛山縣誌》卷24《祥異》。 　　⑦康熙《宿松縣誌》卷3《祥異》。 　　十七日，流賊李自成破北關，殺擄男婦萬餘，焚掠一空……十一年 　　小袁營流賊一條龍、萬小仙寇境內，不時焚掠，人畜俱入城庵觀雜 　　處。十三年秋礦賊袁老山人寇，連營五十里，焚掠殆盡……十五年 　　四月十五日李自成破毫州，殺掠無算……賊時中……大殺掠，雞犬 　　無所遺，村落一空，闖、曹之殘虐不如也……十六年土賊盤踞民莊， 　　市無居人”①。再如崇禎十六年，官軍“左良玉擁兵二十萬下九江， 　　舳艫百里……遂自九江下營池口，分遣步騎沿江行南岸，焚劫池 　　州、安慶……貴池、繁昌所至為虛”②。然而遺憾的是，在所見記載 　　中，迄今未見有關人口損失比例的報告。 　　 依據本卷第六章的論述，明代風陽府和廬州、安慶兩府的人口 　　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7‰和4．5‰，至崇禎三年，三府人口可能達 　　到570萬，設其中人口損失率為20 %，則有110萬人口死於災荒、 　　瘟疫和戰亂。 　　 明代末年北方鼠疫傳至太湖流域，蘇、松兩府人口死亡約230 　　萬，杭、嘉、湖三府人口死亡約370萬，論證過程詳見《中國人口史》 　　第五卷第二章。 　　四、小結 　　 茲將崇禎三年(1630年)及崇禎十七年(1644年)中國分省人 　　口列如如表11-1。（表略） 　　①道光《毫州志》卷26《武備·兵事》。 　　②彭孫貽《流寇志》卷7。 　　 　　 合而計之，崇禎末年，中國人口大約尚存15250萬，與崇禎三 　　年相比，中國人口減少了大約4000萬。這實際上是一個相當粗略 　　的估計，例如江西，張獻忠部及棚民武裝在贛西北的活動以及贛南 　　西部地區棚民武裝的活動，都造成一定數量的人口損失，由於計算 　　困難，此處從略。清代的人口變遷，大致在這一人口基礎上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