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災害群發期 　　　　 楊學祥 歷史上災害集中群發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可是一些科學庸人談災色變，寧願做一個社會的心理醫生。近期有人提出，將厄爾尼諾，拉尼諾，低溫災害，太陽活動，禽流感，地震，甚至世界經濟增長等等都連繫在一起，統一考慮為“災害群”，並認為有群發機制，這不是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因為在全世界每年都會有不同的自然災害，在選取上有極大的任意性。即使相關係數達到100%，也難以說明某兩種現象之間一定存在物理機制的聯繫，採用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難以讓人信服，更談不上用來預報自然災害了。其實，科學研究已論證了強潮汐、厄爾尼諾、拉尼娜轉換與強震頻發的關係，強潮汐、強震與低溫及流感爆發的關係，強潮汐、太陽活動與地震、海溫、氣溫的關係，有人視而不見，可能是其研究領域過於狹窄。香港大學學者章大衛及其同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學證據。面對突發的全球氣候變化，提高防災意識迫在眉睫。 1．氣候變化是經濟衰退和動亂戰爭的根源 香港大學學者章大衛及其同事認為，未來的戰爭衝突可能將歸咎於氣候變化以及因氣候變化而發生的生態資源短缺。他們的研究已經發表在施普林格的《人類生態學》雜誌網絡版上。章大衛和他的研究小組發現中國東部地區的戰爭頻率，尤其是部分南方地區的戰爭頻率與溫度變化有着極為重要的關聯。幾乎所有戰爭的最高潮和王朝變更都發生在嚴寒時期。溫度的波動對農業和園藝業有着直接的影響，在技術水平有限的社會裡，比如前工業化時期的中國，溫度的降低會極大地影響農作物和畜牧業的產量。據章大衛和他的研究小組稱，在這樣的生態壓力下，戰爭將成為重新分配資源的最終手段。作者們總結稱：“正是長期氣候變化所引起的農業產量變化推動了中國歷史上戰爭與和平的循環轉換”。他們建議研究人員在思考人類歷史上戰爭的成因時應把氣候變化這一因素考慮進去[1]。 海外學者許靖華根據歷史上全球氣候變化周期中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證明全球小氣候最適期人類社會繁榮發展而全球小冰期導致農業減產，饑荒和民族大遷移。他認為，全球氣候變化有1200年的周期循環，與人類歷史興衰一一對應。古氣候研究表明，近4000年以來於4個全球氣候變冷時期，即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800年、公元400年及公元1600年左右的幾個世紀——這種准周期性與太陽活動周期性變化有關。全球溫度變化影響了地區降水形式：在氣候變冷期，歐洲北部變得更潮濕，而中低緯度地區變得更乾旱。這兩種變化形式都不利於農業生產。歷史記載表明，歷史上民族大遷移是由於莊稼歉收和大面積饑荒，而不是逃離戰爭，公元2和3世紀的日耳曼部落的大遷移就是一個例子[2]。 如果說農牧業原始經濟制約於自然災害，現代大工業生產似乎與氣候變化無關，社會發展的自然周期曾一度受到質疑。最近的全球變暖研究表明，氣候變化對現代社會的威脅不僅依然存在，而且越演越烈，資源、能源、環境和海平面上升，限制了現代經濟的高速發展，資源的短缺和爭奪不可避免，冷戰的陰雲又布滿世界的上空，軍備競賽持續升溫。 香港大學學者章大衛及其同事稱，未來的戰爭衝突可能將歸咎於氣候變化以及因氣候變化而發生的生態資源短缺。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說，現代的戰爭原因是石油，未來戰爭的原因是淡水。許靖華的歷史研究、美國國防部的秘密報告、羅勇的“氣候安全論”，表明科學界對氣候變化的最新理解。如果科學無法理解自然與人類的和諧關係，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恃強凌弱的戰爭就可能提前結束目前的世界經濟上升時期。 2．低溫、乾旱、鼠疫、戰爭導致明朝滅亡 馬宗晉院士指出，從15至17世紀的200餘年內，全球處於小冰期氣候，世界上強震很多，其它自然災害（如瘟疫流行）也很集中，這也正是太陽黑子蒙德極小值期[3]。這個時期太陽活動處於極小值，人們往往把它當作小冰期氣候產生的原因。明朝大旱正處在這一時期。明朝所遭遇的“小冰河期”，尤其是末期的 1580-1644年在一千年裡是最寒冷的時期[4]。 據學者研究，明朝中葉，即1500年後，氣溫驟然下降，氣溫最低的階段就是明朝末期的那段日子——1600年至1644年。這段時間，氣溫驟然下降到了千年以來的最低點。崇禎即位的1628年正好是最寒冷的一段時期之中段，整個氣溫回暖是在明朝滅亡以後的1650年左右。自“萬曆”開始到“崇禎”時期，正好是極度寒冷時期的開始和終結。 　　據資料顯示，從1600前後，極度寒冷的時期驟然加劇，糧食產量驟然下降，這對於一個人口龐大的帝國來說是致命的打擊。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區域普遍南移，這導致了明朝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先秦晉，後河洛，繼之齊、魯、吳越、荊楚、三輔，並出現全國性的大旱災。這樣長時間和高密度的災害極度削弱了明朝的國力，到了1619年整個“小冰河期”中氣溫最為寒冷的時期整整肆虐了20餘年，這時發生了薩爾滸之戰，以火器軍械為主要戰力的明軍被迫在糧草和裝備都匱乏，且訓練並不足備的情況下和後金軍開戰，更為不幸的是此戰中的三個分戰場上，明朝軍隊的數量都不如後金軍，後金軍以其機動性取得了每每數倍於明軍的優勢兵力，戰鬥的結果以明軍失敗而告終。 　　崇禎即位以後災情更是進入了谷底。綜合南北方志的記載，災變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萬曆十三年（1585年）開始變得明顯，但時起時伏，1600年前後開始驟然加劇，崇禎年間才達到災變的高峰。萬曆、崇禎年間，旱災變得越來越頻繁，同時鼠疫也開始蔓延，波及華北數省的大鼠疫終於在山西爆發，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區，這直接導致了北京城的輕易被攻占[4]。 據文獻記載估計，明崇禎大旱自然變異非常明顯，黃河和海河流域持續少雨。1640年年降雨量不足300mm，5-9月不足200mm。華北地區 1640,1641年連續兩年的降雨量均遠低於現代大旱的1959-1960年。1637-1643降水距平值也顯示出1637年開始急劇下落的趨勢， 1640年達到歷史最低，1643年趨於好轉。 據譚徐明的研究，明崇禎大旱災是逐步發展，1637年主要出現在華北和西北地區，1638年向南擴大到皖，蘇等省。北方地區許多縣誌的災異記載顯示， 1640年出現數省特旱，核心旱區如山陝甘冀出現人相食的極旱情況。山西汾水斷流，臨汾夏季甚至“風霾不息”，即持續性沙塵暴。海河流域各河斷流，晉、冀、魯、豫大多州縣伴隨旱災出現蝗災、疫災，甘肅省死人達80％以上。 明朝崇禎五年至十五年（公元1632～1642年）間，黃河流域發生了連續11年的大旱，這是近500年來連旱時間最長、受災範圍最廣的一次極為嚴重的旱災。乾旱初期，黃河流域僅少數地區有莊稼受害和人畜饑饉的現象。後來旱區向南擴展到蘇、皖等省，個別地區有人相食的現象。到了1640年和1641年，年降水不足300毫米，每年5月至9月旱情加重，禾苗盡枯，莊稼絕收。山西汾水、漳河均枯竭。河北九河俱干，白洋淀涸。這種淀竭、河涸現象遍及各地，人吃人現象嚴重發生了。1640年，晉、陝、冀、魯、豫嚴重乾旱還伴隨着蝗蟲災害和嚴重的疫災，使災情更趨嚴重。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獸皮蟲蠅皆食盡，人多飢死，餓殍載道，地大荒”。甘肅大片旱區人相食。陝西“絕糶米市，木皮石麵食盡，父子夫婦相剖啖，十亡八九”。崇禎十二年（公元 1639年），每石米價銀一兩，崇禎十三年以後，石米漲到銀3兩至5兩，加上沉重的賦役，民不聊生，迫使農民揭竿而起，起義不斷，導致明朝崩潰。崇禎時（1628-1643年）外有清兵臨境，內有連年旱災。河北、山東大量災民棄耕逃亡，很多村莊變成無人村。自然災害導致了經濟的全面崩潰，並激化了社會動盪。崇禎時陝西關中爆發了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起義，很快席捲大半個中國。1644年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明朝滅亡。明朝滅亡以後，氣溫於1650年後開始快速回升，這才有了滿清所謂“康乾盛世”，其實不過是氣溫回暖後災情減弱罷了[5，6]。 據周同的研究，鼠疫也是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明萬曆和崇禎年間，華北數省的大鼠疫終於在山西暴發。據估計，明代萬曆和崇禎二次鼠疫大流行中，華北三省人口死亡總數至少達到了l000萬人以上。由於鼠疫的流行與旱災、蝗災及戰亂相伴隨，所以，這一時期華北人口的死亡數應當更多。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縣、忻州、苛嵐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記載。次年，疫情傳至遼州(治今左權)，再傳至潞安府(治今長治)，疫情進一步擴大。萬曆十年鼠疫傳到相鄰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區，這裡是軍衛密集的軍事重鎮。此疫不僅造成懷來衛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並且傳入北京。鼠疫還傳播到了山東及河南北部等地區。 　　從崇禎六年(1633年)開始，華北鼠疫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流行。這次爆發地點仍是山西。山西鼠疫也向周邊省份傳播。崇禎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屬縣相繼發生大疫。崇禎十三年，順德府(治今邢臺)、河間府(治今河間)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並且是烈性傳染病的流行，“瘟疫傳染，人死八九”。崇禎十四年，疫情進一步發展。崇禎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傳入了北京城。崇禎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傳至潞安府。京營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襲之後，元氣大傷。北京城牆上，平均每三個垛口才有一個羸弱的士兵守衛，難以抵擋李自成精銳之師的進攻。事實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7]。 3.歷史教訓 赫治清據史料記載統計，明清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災荒最頻繁的時期。明代，水、旱災實際上各發生241、216次以上，其中大水、大旱各30餘次。清代除個別年份外，幾乎年年有水旱災，其中大水、大旱各有60、55次以上。明代有12年發生7級以上大地震，2年發生8級以上大地震。清代7級以上地震有23次，其中8級和8級以上大地震9次。大蝗、大疫也多。特別是15～17世紀，災害又呈多發、群發趨勢，為中國歷史上第三大災害群發期。對明清時期死亡千人以上災害所作的統計，旱、澇、風雹、凍害、潮災、山崩、地震等災害，明代共有370次，共死亡6274502人，清代413次，共死亡51351547人，合計明清兩代死亡千人以上災害共783次，共死亡57626000餘人[8]。中國歷史上第三大災害群發期源於從15至17世紀的小冰期氣候，由此引發的社會動亂和戰爭導致明朝滅亡。歷史上災害集中群發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6年前，魏松林指出，黑龍江省夏季溫度存在30年左右的冷暖轉換周期。在暖期中，出現厄爾尼諾的同時對黑龍江省發生夏季溫度影響較弱，僅出現個別月份的階段性低溫（1987和1991年），不會造成全省大範圍的持續性低溫冷害；在冷期中，厄爾尼諾同期黑龍江省氣溫偏低或出現冷夏年。這與拉馬德雷冷位相時期的厄爾尼諾年易發生低溫冷害的統計是完全一致的：在拉馬德雷冷位相時期，1957、1972、1969和1976年發生了中國東北嚴重低溫冷害年和厄爾尼諾年，1888-1890、1900、1918-1919、1957-1958、1968-1969、1977年發生了厄爾尼諾事件和全球流感爆發，兩者有必然的相關關係。這不是任意選擇的結果，有大量文獻作依據[9，10]。 綜合1890-2004年的數據，我們可以得到流感世界大流行的6大氣候特徵：處於拉馬德雷冷位相時期及其邊界；前一年或前兩年為中等強度以上的拉尼娜年；20世紀50-70年代同時為中國強沙塵暴年；前後一年或當年為中國東北地區冷夏年（20世紀50-70年代同時為嚴重低溫冷害年）；當年為中等強度以上的厄爾尼諾年；當年為太陽黑子谷年m或峰年M，m-1年，m+1年或M+1年。 1889-1890年、1900年、1918-1919年、1957-1958年、1968-1969年和1977年的禽流感爆發都滿足這6大條件，同時，在1890年以來，滿足這6大條件的只有以上6次爆發。第7大特徵是當年為冬季或夏季強潮汐南北震盪持續天數異常年。後三次流感世界爆發都滿足這一特徵。現在，至少在20世紀50-70年代，我們發現了禽流感爆發與沙塵暴高峰的一一對應關係。1900年的流感爆發，因為偏離標準較遠，因而也較弱 [10，11]。 儘管氣候變化是戰爭的一個激發因素，但歷史教訓會讓人類認識到：理智協調國家間的利益，合理整合和使用自然資源和能源，防止世界大戰造成的人類災難，是當前的首要任務。在戰爭的威脅下，歐盟向氣候開戰的計劃必定化為泡影；消除戰爭威脅後的人類共同利益才能為人類適應氣候變化開闢真實可行的坦途。2000年全球進入拉馬德雷冷位相時期，低溫冷害、沙塵暴和流感世界大流行使我們必須關注和預防全球氣候異常帶來的災害。面對突發的全球氣候變化，提高防災意識迫在眉睫。 參考文獻 1．壓龍。研究暗示氣候變化將成為未來戰爭的根源（文）。發布時間:20070710來源: http://www.springer-sbm.com/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http: //www.chinainfo.gov.cn/data/200707/1_20070710_157896.html 2．許靖華。太陽、氣候、饑荒與民族大遷移。中國科學（D輯），1998，28（4）：366-384 3．馬宗晉, 杜品仁. 1995, 現今地殼運動問題[M]. 北京:地質出版社, 10, 99-102. 4．原來明朝遭遇的是“百萬年以來罕見的極度寒冷時期”。2007-8-28 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708/show809322c17p1.html 5．譚徐明。近500年北方地區持續嚴重乾旱及趨勢分析。水信息網。2004年10月29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13978 6．編輯：王春甡。第六章： “救中國”非玄奇之語。國際在線。2006-01-09 20:10:54 http://gb.cri.cn/9223/2006/01/09/1725@853903.htm 7．周同。被瘟疫滅亡的明朝。(中國經濟史論壇於2003-5-16 3:18:27發布)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812 8．赫治清。中國歷史上的災荒與封建國家的對策。2005-09-25 載《從文明起源到現代化——中國歷史25講》。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6550 9．魏松林. 厄爾尼諾事件對黑龍江省低溫洪澇災害的影響及其預報[J]. 自然災害學報. 2001, 10(3): 79-86. 10．楊冬紅，楊學祥，劉財。2004年12月26日印尼地震海嘯與全球低溫。地球物理學進展。2006，21（3）：1023-1027 11．楊冬紅，楊學祥。流感世界大流行的氣候特徵[J]。沙漠與綠洲氣象。2007，（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