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初期美國的保守主義思想運動（上） 作者:鍾文范 2008-06-28 20:37:17 導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保守主義”在美國並不是一個流行的詞語，其發言人也沒有多大的影響。可是，約略一代人之後，保守主義已形成為一個有重大影響的思想和政治運動，而且在７０年代初，保守派已在全美範圍內獲得支持，並贏得機會實現其在全國的領導。這一轉變應看為長期歷史發展的產物，是美國保守派在思想上多年準備的結果，而不僅僅是７０年代以來形勢的變化所使然。然而，我國學術界在論及７０、８０年代美國保守主義崛起時，往往只注意到當時形勢的變化，而忽視了或不太注意４０、５０年代美國的保守主義思想運動。誠然，３０年代以後，主張“大政府”的自由主義占居了優勢，然而，在４０年代中期，美國就已出現了一支保守的知識分子力量。他們分散地發出抗議的呼聲，對美國的前途深感悲觀。在戰後頭十年左右，這些呼聲日漸高亢，並開始形成了一個不可忽視的思想運動，為以後保守政治運動的崛起作了思想準備。其時知識界這個保守思想運動主要是由兩個思想流派即“古典的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或“自由意志論”(libertarianism)和“新保守主義” (new conservatism)或“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組成的。雖然這兩個派別的成分之間並不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它們在當時是各自獨立地出現的。本文擬 對這個保守思想運動的嬗變作一初步的探討。 ４０年代中期，美國的“古典自由主義”既沒有死亡，也沒有即將泯滅。相反，老的本土的美國“個人主義”的傳統意想不到地復活，而且成為戰後初期美國保守思想運動的一個重要分支。這個流派的思想中含有許多“自由放任”自由主義的因素，如強調自由，強調個人，反對國家權力。這與古典自由主義（１９世紀的“放任”自由主義）是相同的，所以這個流派又被稱為“古典自由主義”。〔１〕 該思想流派復活的最初動力在頗大程度上不是來自美國而是來自歐洲。首先，當時歐洲一些保守的流亡學者對美國古典自由主義或自由意志論的復活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其次，戰後初期美國保守主義的根源也必須首先從當時歐洲出現的“極權主義”趨勢和戰爭的突變中去尋找。 這些流亡的歐洲自由意志論學者中最有影響的人物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 弗里德里希-Ａ-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他生於奧地利。１９２３年來美，在紐約大學工作。1927年為奧地利經濟研究所所長。1938年加入英國籍。當世界大戰的硝煙籠罩着整個歐洲時。他因震驚於政府計劃經濟的趨勢及其對個人自由所造成的威脅，便決意寫了一本名為《通向奴役制之路》的書，於１９４４年分別在英美出版。該書的論點很簡單：“計劃（經濟）導致專制”； “對經濟活動的管制”必然造成“對自由的壓抑”。他認為，一切“集體主義” 向來就是“極權主義”的。計劃經濟對私有權的否定必然導致政治上的極權主義和對個人的奴役。因而，他主張以個人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之路” 來取代“通向奴役制之路”。他反對凱恩斯主義，認為它主張國家干預經濟，這破壞了市場機制的作用。 該書於１９４４年９月出版數月之後，又再版發行了１００萬冊。不久，哈耶克 本人還在美國到處講學。一位書評家曾就此作出這樣的評論：“一位經濟學家和 一本非小說的書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受到如此廣泛的歡迎實屬罕見。” 〔２〕 �� 哈耶克這本書旋即在美國引起了巨大的震動，輿論界褒貶不一。《紐約時報書評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一位撰稿人認為，該書是“我們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論證的才能和嚴密性方面，它堪與約翰-Ｓ-米爾的《論自由》媲美。〔３〕《幸福》(Fortune)雜誌一位評論員認為該書是 “我們時代最偉大的自由主義聲明書之一”，是對個人主義信念、“終究是對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信念”的一次激動人心的重申。〔４〕持反對態度的《新共和》則發表社論指出，哈耶克這本書在學術上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只不過為反動的企業界所利用罷了”。該書引起的爭論如此激烈，以致《美國經濟評論》編輯部採取了不尋常的做法，將對該書的對立評論均同時刊登出來。由一位生活在倫敦的奧地利流亡學者寫的這部著作竟引起美國如此大的風波，這反映美國的自由意志論的影響仍未泯滅。美國學者一般認為，該書在美國發表是戰後美國保守主義重新起步的信號。 ４０年代中期，為美國保守主義者提供思想養料而頗具影響的另一位歐洲學者，乃是哈耶克的忠誠朋友、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澤斯(Ludwig von Mises)。１９４０年，這位“現代奧地利學派的創始人”移居美國。當他在歐洲 的時候，像哈貝勒(Gottfried Haberler)、馬赫盧普(Fritz Machlup)和哈耶克這樣知名的學者都曾與他一道從事研究或深受其影響。歐戰爆發後，這三位追隨者和其他學者移居國外，其中一些人來到了美國。美國政治學家納什指出，“３０年代來自中歐的知識分子‘遷移大浪潮’是我們時代知識分子史上一個重大事件。同樣，奧地利學派分散地移居英美也是美國保守主義歷史上的重要篇章。”〔５〕 １９４４年，米澤斯在美國出版了兩本書，使得美國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大大受惠於這位歐洲流亡者。這兩本書就是《權力無限的政府》(Ommipotent Government)和《官僚政治》(Bureaucracy)，都含有同一主題：反對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預。米澤斯比他的弟子更陶醉於“純正的自由放任主義”，他堅決認為：資本主義還是中央集權下的經濟統制，資本主義還是“混亂”，兩者的選擇是非常明顯的。〔６〕對米澤斯來說，中央集權下的經濟統制是“現代世界上極大而又普遍的罪惡”。跟哈耶克一樣，他認為，１９世紀的自由主義被拋棄導致２０世紀的大災難。國家主義(etatism)－－“政府對企業控制的趨勢”導致經濟的民族主義和戰爭。他反覆強調中央集權制的經濟計劃與自由的保護是不相容的。〔７〕 米澤斯的思想也同哈耶克的思想一樣，在美國引起了廣泛的反響。１９４５年，米澤斯因而被他的美國朋友推薦為紐約大學企業管理研究院的聘任經濟學教授（達２０多年之久）。他對美國古典自由主義早期復興的最大貢獻是１９４９年耶魯大學出版了他的巨冊名著《人的行為》(Humun Action)。該書是他的“ 人類行為學”思想體系的綜述。一些書評家把該書稱為“資本主義的宣言”、“對自由放任主義不加掩飾的、毫無保留的辯護”。〔８〕 與此同時，美國新聞界出現了一批自由意志論保守主義者，如黑茲利特(Henry Hazlitt)、張伯倫(John Chamberlain)、佩特森(Isabel Paterson)、格拉雷特 (Garet Grarrett)、弗林(John Flynn)、莫利(Felix Morley)、錢伯林 (William H. Chamberlin)和哈尼根(Frank Hanighen)等。後三人於１９４４年 初創辦了《人間事周報》(Human Events)，該刊成為新聞界自由意志論者的喉舌。在學術界的古典自由主義者當中，最著稱的或許就是芝加哥大學的兩名教授西 蒙斯(Henry C. Simons)和奈特(Frank H. Knight)，兩人都是開始形成的經濟學 “芝加哥學派”的核心人物。 ２０年代《自由人》(The Freeman)的創刊人諾克(Albert J. Nock)的自由意志論對戰後許多保守的知識分子都產生過重大的影響。這些人之中有柯克 (Russell Kirk)、張伯倫和小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等。諾克在抨擊擴張權力的國家時近似無政府主義者，他寫的一本小冊子的書名 (Our Enemy, the State,1935)就徑直把國家視為敵人。 諾剋死後（1945）， 將他的自由意志論思想傳播的任務由喬多洛夫(Frank Chodorov)去完成。早在１９３６年喬多洛夫與諾克相識時，他就已深深吸收了 像梭羅(Henry D. Thoreau)、薩姆納(Charles Summer)、門肯(Henry Mencken)和喬治(Henry George)這些人的自由意志論的傳統思想。他是亨利-喬 治社會科學研究所(Henry Georg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的領導人 。他與諾克相識後近十年的密切友誼進一步增強了他的“古典自由主義”信念。 ３０年代末，喬多洛夫在亨利-喬治研究所的贊助下，使《自由人》復刊。 這時喬多洛夫的生涯開始直接影響了戰後右派的思想發展。１９４４年末，他創辦了一份月刊《分析》(Analysis)（1951年與《人間事周報》合刊）。他聲言該刊所信奉的乃是斯賓塞(Herbert Spencer)、亞當-斯密(Adam Smith)、梭羅、亨利-喬治和諾克的傳統。 《分析》所刊的文章及喬多洛夫的其他著作對小巴克利、奧皮茲(Edmund Opitz)、馬丁(James J. Martin，後來的修正派史學家)、羅思巴德(Murray Rothbard)等都產生過深刻的影響。 當喬多洛夫幫助自由意志論者提高自我意識並增強思想上的凝聚力時，有哲理性的古典自由主義著述日漸增多。例如，１９４６年黑茲利特發表了其引人注目的《一堂經濟學課》(Economics in One Lesson)一書，對資本主義大加贊 揚。１９４７年，“芝加哥學派”的奈特發表其文集：《自由與改革》(Freedom and Ref orm: Essays in Economics and Social Philosophy)，極力為哈耶克的自由放任主義觀點辯護。一年後，另一本有影響的文集《自由社會的經濟政策》(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重申了“芝加哥學派”的觀點。該集子匯集了奈特的同事、該學派的首領、已故的西蒙斯的大部分重要成果。西蒙斯曾於１９３４年寫了一篇著名的文 章：“自由放任主義的積極綱領”。他與其朋友奈特一道通過他們傑出的信徒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對美國的右派逐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１９４８年，芝加哥大學出版了哈耶克的一本文集：《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該書反映出哈耶克對“理性主義者”精心設計出一個改良社會的種種意圖表示極大的懷疑。他認為，與這種“實際上導致集體主義的”、“理性主義的假個人主義”相對立的，乃是 由亞當-斯密、弗格森(Adam Ferguson)、伯克(Edmund Burke)、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和阿克頓(Lord Acton)所闡明的“真正的個人主義”的英國傳統。〔９〕為了加強他與志趣相投的“芝加哥學派”的聯繫，１９５０年，哈耶 克成了芝加哥大學的教授。 １９４９年，莫利的《人民的權力》(The Power in the People)和弗林 的《前 途》(The Road Ahead)兩書面世。這兩部書都是作者對他們所理解的中央 集權下的經濟統制對“個人主義的美國”所造成的威脅的反應。 １９５１年，小巴克利（時為耶魯大學研究生）發表了轟動一時的著作《耶魯的 上帝和人》(God and Man in Yale)。他認為，“個人主義－－自由企業、私有財產和權力受到限制的政府的哲學－－在耶魯正在死亡。”他猛烈抨擊當時支配着學術界反宗教的敵對態度、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思想、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該書即時引起了廣泛的激烈評論。喬治-Ｈ-納什認為，該書“或許是１９４５年以來保守主義史上最有爭議的著作，它對這個運動的重大意義是多方面的”。〔１０〕 分散的自由意志論者為了加強彼此的聯繫和擴大思想陣地，１９４５年以後，他 們組建了若干團體或圍繞一些刊物聚合自己的力量。 １９４６年，里德(Leonard Read)與一些知名人士〔１１〕在紐約成立經濟 學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簡稱FEE)。里德在１９４５ 年以前長期從事古典自由主義的宣傳。１９３２年，他受到馬倫多爾 (W.C.Mullendore，許多右派事業的支持者)的影響，接受了後者市場自由競爭和權力有限的政府的思想。１９３８年，他立志要通過教育運動來與加利福尼亞州 的激進主義作鬥爭。 二戰期間，里德組織了一個名為“小冊子作者公司”(Pamphleteers, Inc.)的小 團體（通訊名冊有３０００人），向其追隨者傳播法國經濟學家、古典自由主義 者巴斯蒂亞(Frederic Bastiat)等人的著作。 FEE 創立之後，里德通過該組織逐漸聚集了一批工作人員，其中有科內爾大學的三名經濟學家：Ｗ.Ｍ.柯蒂斯(Curtiss)、F.A.哈珀(Harper)和波伊羅特 (Paul Poirot)，以及馮-米澤斯。哈耶克有時也為該團體演講，並支持它的活動。到１９５２年夏，該團體的通訊名冊已發展到２．８萬多人。它先後大量印發了巴斯蒂亞的《法學》(The Law)和黑茲利特的《一堂經濟學課》。１９５２年，它徵集了一批文章匯編成冊，名為：《自由論集》(Essays on Liberty)，撰稿人有：喬多洛夫、黑茲利特、米澤斯、薩姆納和德-茹弗內爾 (Bertrand de Jouvenel)等。 FEE在其存在的歲月里，促進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復興和傳播。 當FEE 進行保守思想的啟蒙工作時，另一組織也大力促進了正在崛興的自由意志論者的自我意識，並加強了不久在歐美稱之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 運動的彼此聯繫。這個運動復興的最初動力早在１９３７年來自美國，其時李普曼 (Walter Lippman)發表了《好社會》(The Good Society)一書，不遺餘力地為自由民主體制和經濟個人主義辯護。很快就覺察到該書的“重大意義”的就是哈耶克，他認為該書“極好地重申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思想”。巴黎大學的魯吉耶 (Louis Rougier)教授也同樣受到該書的鼓舞，因而呼籲舉行一次自由放任主義學者參加的國際性會議，討論李普曼這部“重要的書”。這次討論會於１９３８年８月舉行，與會者有李普曼本人和一些著名的歐洲學者（包括逃往美國的學者），如哈耶克、米澤斯、阿龍(Raymond Aron)、芒圖(Etienme Mantoux)、波拉 尼(Michael Polanyi)、勒普克(Wilhelm R�。铿鳘�pke)和呂夫(Jacques Rueff)等。大會最後成立了“革新自由主義的國際研究中心”(Centre Internatioal d�餎tudes pour la R��e�霆�novation du Liberalisme)。〔１２〕 二戰爆發後，古典自由主義的“復興”為戰爭的需要所壓倒。可是戰爭結束後不久，它的“復興”組織工作又繼續下去，這時由哈耶克着手進行。他認為因戰爭而孤立、分散地進行工作的、抱有傳統自由主義信念的學者必須聯合起來，交流思想、增強團結。於是，１９４７年４月，約４０名歐美知名學者在瑞士的蒙佩爾蘭聚會。與會者當中幾乎一半是美國人或僑居美國的歐洲人。〔１３〕大會決定自稱為“蒙佩爾蘭協會”(Mont P��e�霆�lerin Society,簡稱MPS)，協會的宗旨是“維護和改善自由社會”。１９４９年及以後幾乎每年ＭＰＳ都聚會，它逐漸變成了一種國際性的“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名人錄” 。〔１４〕歐美的保守主義學者通過ＭＰＳ交換思想、密切聯繫，使他們的思想和活動更趨於國際性。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自由人》雜誌復刊，它與唐-萊文(Isaac Don Levine)的《直言》(Plain Talk)配合，宣稱致力於“傳統的自由主義和個人自由” ，並力持這些原則：經濟自由、自由市場經濟、真正的自由主義、權力受到限制的政府、地方自治權和政治權力分散。該刊由兩位古典自由主義的新聞工作者Ｊ.錢伯林和黑茲利特擔任編輯。它為分散的自由意志論者提供了一個論壇，投稿人不僅有新聞工作者，還有像哈耶克、米澤斯和德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勒普克 (Wilhelm R�。铿鳘�pke)這樣一些著名學者。１９５０－１９５４年間，《自由人》的聲譽達到鼎盛。１９５４年７月，該刊因虧損為歐文敦出版公司(Irvington Press，其資本為FEE所有)所購買。Ｌ.里德僱傭喬多洛夫為編輯。〔１５〕 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除了ＦＥＥ、ＭＰＳ和《自由人》為復興中的保守思想 運動的自由意志論一翼提供領導和組織之外，其他各種知識的和政治的團體也在進行工作。《美國信使》(American Mercury)在５０年代也為一些保守知 識分子充當了一個“出氣口”。《信仰與自由》月刊(Faith and Freedom)(19 50)是“宗教動員”組織(Spiritual Mobilization)(1935)〔１６〕的喉舌。該刊的投稿人有黑茲利特、米澤斯、莫利和里德等。這兩家刊物在聚合保守的知識分子力量中，同《自由人》一樣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１９５３年，喬多洛夫成立學院際個人主義者協會 (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Individualist)。它是較早出現的學院際社會主 義者協會(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Socialists)的對立物。若干年以後， ＩＳI頗有影響，成為年輕的自由意志論者的聯絡中心、保守主義刊物的交換所和保守知識分子運動的協調者。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小巴克利創辦了《國民評論》(National Review)，使美國的保守主義復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該刊的作用不僅恢復了對左派的進攻，而且大大加強了知識分子右派力量的團結。在該刊的報頭中，新保守主義者、自由意志論者和轉向保守的前激進派都有其代表人物。(17)Ｇ.Ｈ.納什指出，“如果《國民評論》未創刊的話，在６０和７０年代，就不會出現粘合在一起的右派知識分子力量。”(18) ISI、FEE、MPS、《自由人》和《國民評論》一道承擔起創造一個保守知識分子 運動的任務，成為自由意志論重建運動的締造者。這五個團體都享有促使“古典自由主義”最初結合為一個思想運動的大部分“聲譽”。 【未完】 －－原載：《美國研究》，1996年第1期 http://www.jiuding.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25 ——————————————— ->[ 右派網 http://www.youpa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