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鋮，字集之，號圓海，安徽人，明萬曆末進士，官至光祿卿，南明弘光朝官至兵部尚書。才華亂飈，被朝廷“雙開”期間，百無聊奈，自編自導戲曲以自遣，一不小心，竟操成“最佳編劇”“最佳導演”。清修《明史》入“奸臣傳”。 崇禎二年，明思宗朱由檢，也就是崇禎皇帝，即位之後，撥亂反正，萬象更新。把持朝政的宦官魏忠賢被斥逐，阮大鋮因黨附魏氏而名入“逆案”，今所謂“反黨集團”，被朝廷“雙開”，開除公職開除官籍，削籍為民。這一年，阮氏四十二歲，正當盛年，一夜之間被洗白，自然很不甘心。當時，正值滿洲鐵騎橫行關外，關內也是流賊蜂起，阮氏避居南京，但雄心不死，“頗招納遊俠為談兵說劍，覬以邊才召”，圖謀東山再起。這種事，局外人也許無所謂，但局內人卻很有所謂。於是有顧杲、吳應箕、陳貞慧等復社名士，共草《留都防亂揭》，也就是“大字報”，貼上街頭，要逐他出留都南京。簽名者竟多達一百四十餘人，其中包括後來成為著名思想家的黃宗羲。阮氏曾試圖巴結復社名士侯方域，為他包養名妓李香君買單，目的是通過侯公子化解往日恩怨，求得復社名士的諒解。但李香君不買他的賬，復社名士更要窮追猛打落水狗，弄得阮氏進退失據無計可施。轉眼間，滿洲鐵騎入關，揮戈南下，江山變色，朝廷易主。復社名士作鳥獸散，各奔前程，或隱居作遺民，或出仕事新朝，但追憶故國舊夢，說到痛打落水狗阮大鋮，仍引為生平快事。 可以想象，阮氏彼時彼地何等狼狽。清初戲曲家顧彩甚至認為，阮大鋮後來在短命的南明弘光朝東山再起，大搞打擊報復，鬧得朝野烏煙瘴氣，是被復社名士的意氣所激。顧氏序《桃花扇》：“清流諸君子持之過急，絕之過嚴，使之流芳路塞，遺臭心甘。”據孔尚任《桃花扇》，中國古代最經典的歷史劇，南明弘光朝，僅駐守武昌的大將左良玉，即手握重兵數十萬，揚言百萬，完全可以憑藉長江天塹，如南宋那樣偏安百年，但卻被南明士林官場的黨爭內訌玩完了。 讀明末遺史，我也有此同感。明末士林多尚意氣之爭，嚴君子小人之辨，在野結社，在朝結黨，黨同伐異，互相攻訐，形同水火。據著名明史專家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萬曆後期，就已有齊、浙、楚三黨與東林抗衡。各黨借朝廷考察推選京官外官閣臣之機，排擠異己培植黨羽。東林黨人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享有“清流”之譽，影響日盛，以至後來成為“閹黨”首惡的崔呈秀也曾求入其黨，但東林壁壘森嚴涇渭分明，堅拒其請。各黨之間矛盾日深，有些矛盾分歧，也許不乏君子小人是非邪正之爭，但更多的卻是意氣之爭，爭的是閒氣，無關宏旨。後來，甚至為宮廷內部的家務事，如所謂“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也聚訟紛紜，各執一詞，糾纏不已。而東林勢盛，“與東林忤者，眾目之為邪黨”。這個“黨”，非今日政黨之黨，而是“朋黨”之“黨”，利益集團是也。 天啟初年，東林黨獨大，“觝排東林者多屏廢”，而所謂“邪黨”更被一一排擠出局。阮大鋮原來並非“邪黨”中人，他與東林黨左光斗為同鄉，左為都御史，國家高幹，曾推薦其為吏科都給事中，卻為執掌銓秉的東林黨趙南星、高攀龍所阻，欲用魏大中。魏大中雖為人剛正廉直，但因與高攀龍曾有師生之誼，難免不讓人懷疑高氏有任用私人的偏心。雖說舉賢不避親，但在明末士林結黨成風的具體語境中，產生這種懷疑非常自然。阮大鋮是否作如是想象，文獻闕如，不好妄加推斷，但自此以後他與東林分道揚鑣，卻是史有明文。阮氏後來寅緣宦官如願以償，遂投靠魏忠賢門下，與東林為敵。魏氏原來也是局外人，他與士林各黨皆無甚利害關係，也不偏袒任何一黨。三黨為頃東林，結成政治同盟，相率歸魏氏，並以“東林將害翁”為口實，說動魏氏翦滅東林黨。魏氏正是利用士林各黨的矛盾，不僅羅織罪名將東林黨一網打盡，也將三黨勢力控制在自己手中，最後滿朝文武皆供其奴僕驅使。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者也。 今人論及明末士林結社與官場派系，多以“清流”之是非為是非，東林黨既有“清流”之譽，則反東林黨者非小人即奸臣。這顯然是非常簡單的邏輯。事實上，東林黨人固然多君子，如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左光斗等領袖，文章氣節，足以震動一時，但反東林者非皆小人。黃宗羲《汰存錄》曾引夏允彝之言曰：“東林中亦多敗類，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夏氏乃明末士林黨爭的局中人，言必有據，非想當然耳。然士林清流大多偏激浮躁，自居君子，而斥異己者為小人奸臣，且好為危言高論走極端，既不給別人留餘地，也不給自己留後路，缺乏雍容大雅的氣度與和衷共濟的精神。鄒元標曾試圖打破門戶之見，《明史》本傳謂：“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但不能為同黨中人理解，至被譏為首鼠兩端。東林黨人之高自標舉唯我獨尊，精神可嘉，但不能廣結善緣，結果是為林驅鳥為淵驅魚，眾多不得志於東林者，相率歸附宦官魏忠賢。即以阮大鋮而論，他阿附魏氏並非有意為惡，不過是出於為個人政治利益考慮的機會主義。而且，走宦官路線是明代後期官場司空見慣的現象。萬曆朝的名相張居正，就是與宦官馮保內外聯手，擊敗前任高拱並取而代之。而東林黨排擠三黨，也曾藉助宦官王安的一臂之力。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是官場上的政治策略，無可厚非，但何以阮氏走宦官路線即成不可原諒之罪惡？而且，阮氏既非魏氏死黨，也非“閹黨”首惡，最多不過是同流合污的爪牙。 事實上，此公深知官場之風雲變幻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在魏忠賢時代，表面上俯首貼耳曲意逢迎，心裡卻有自己的小算盤。據《明史》本傳，阮氏每謁魏忠賢，輒厚賂其門人，還其名刺，以免留下巴結宦官的證據。魏氏不過暫時得勢，他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而且，他兩度請假乞歸，在官日前後不足半年。如此首鼠兩端，無非是怕陷入太深，更怕趟“閹黨”的渾水，日後被東林黨人清算。值得一提的是，崇禎元年，宦官魏忠賢被斥，閹黨領袖崔呈秀乞歸，時局尚不明朗，阮氏給京中摯友楊維垣寄去兩封奏疏，其一專劾崔、魏，另一同劾崔、魏與東林，謂：“天啟四年以後，亂政者魏忠賢，而翼以崔呈秀；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以東林。”他傳語楊氏，若時局大變，上前疏，如未定，則上後疏。總之，是見機行事看風使舵，無所謂原則操守可言。這種官場心態，明末文人多有之，非阮氏一人而然。他們逢場作戲隨時俯仰曲學阿世，事後又作天真無辜狀，譴責奸臣當道一手遮天，而自己則是一時糊塗誤上賊船。或謂中國士林愚昧，其實這正是他們的世故。 阮大鋮深諳這種逢場作戲的官場世故。所以他在削職為民後創作的戲曲，幾乎皆是喜劇，場面熱鬧妙趣橫生，既無徐渭式的罵世主義，也無湯顯祖式的悲觀主義，而是所謂“錯誤的喜劇”。劇中充滿“誤會”、“巧合”，好像人生的種種矛盾種種衝突，皆由“誤會”而生。這是否為阮氏心跡的表白？東林黨與他的矛盾衝突乃一場誤會？不得而知。孔尚任《桃花扇》寫楊文驄為其遊說復社名士侯方域曰：“圓老當日曾游趙夢白之門，原是吾輩。後來結交魏黨，只為救護東林，不料魏黨一敗，東林反與之水火。近日復社諸生，倡論攻擊，大肆毆辱，豈非操同室之戈乎？”這種事後辯解，當然不能服人。阮氏之黨附魏忠賢，為其爪牙，雖事出有因，但絕非為東林內援，則毫無疑問。這裡有明末士林黨爭的背景，也有人在官場不得已的苦衷，更有古今士林人皆難免而在明末惡性膨脹的根性。其實，包括有“清流”之譽的東林黨在名利場中，也出了不少翻雲覆雨的“偽君子”，這在阮氏看來，無異於五十步之笑百步。張岱曾謂：“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為士君子所唾棄。”張氏乃當時見證人，所言自有道理。但我們今日讀阮氏的《春燈謎》（又名《十錯認》）、《牟尼合》（又名《摩尼珠》、《雙金榜》、《燕子箋》等四種曲，字裡行間，卻看不出他有為魏黨辯宥的意思。《牟尼合》第二十八齣《伶詗》，寫唐代宦官裴寂為蕭思遠昭雪冤案，也許可能有為魏忠賢歌功頌德之嫌，但另本“裴寂”卻作“鄂國公尉遲敬德”。須知當時“逆案”已成定讞，“閹黨”為士林民間唾棄，以阮大鋮之老於世故，他不可能為這位已被崇禎皇帝欽定的歷史罪人歌功頌德。這既不合時宜，也不符合阮大鋮的個性。即使他要為自己叫屈，也只可能以“誤上賊船”為藉口，故作無辜狀，來贏得士林民間的同情。阮氏《春燈謎》也許就玩的這種伎倆。明末王思任《序》謂：“中有‘十錯認’，自父子、兄弟、朋友、夫婦、朋友，以至上下倫物，無不認也，無不錯也。”清初顧彩序《桃花扇》曰：“《春燈謎》一劇，尤致意於一錯二錯，至十錯而未已。蓋心有所歉，詞則因之。乃知此公未嘗不知其生平之謬誤，而欲改頭易面以示悔過。”近人吳梅也謂：“《春燈謎》為悔過之書，所謂‘十錯認’亦圓海平旦清明時為此由衷之言也。”但復社名士不能原諒他。 今人也許難以理解，以阮氏之雄厚家資，即使削職為民，他也完全可以過逍遙自在風流瀟灑的生活，而不必搖尾乞憐寅緣求官，自討沒趣自取其辱。以他的才氣，他可以選擇另一條成功之路，實現自己的價值，也傳名後世。事實證明，阮大鋮在戲曲藝術上的才思，果真非同凡響。崇禎年間，著名小品文作家張岱與阮氏相交，曾應邀前往阮家，觀看主人自編自導自演的《春燈謎》、《牟尼合》、《燕子箋》三劇，讚美備至。他後來在《陶庵夢憶》中還回憶道：“阮圓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錯認》、《摩尼珠》、《燕子箋》三劇，其串架斗筍、插科打諢、意色眼目，主人細細與之講明。知其義味，知其指歸，故咬嚼吞吐，尋味不盡。至於《十錯認》之龍燈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戲，《燕子箋》之飛燕之舞象之波斯進寶，紙札裝束，無不盡情刻畫，故其出色也愈甚。”古典戲劇今日大多已不可能在舞台上搬演，張岱的這種現場感受，我們無由獲得，但即使通過文本閱讀，也不難發現阮氏在戲劇創作上所展示的獨特藝術才華。前人謂其“深得玉茗之神”，是說阮劇之唱詞文情並茂神采飛揚，得湯顯祖之神韻；但其音律和諧語言本色，又兼得吳江派之精妙。阮氏自詡其略勝湯顯祖一籌者：“玉茗不能度曲，予薄能之。”而且對舞台表演也別有慧心。阮氏並非某一派的嫡傳正宗，他是能博取諸家之長融會貫通而獨自一家別開生面的大藝術家。 元明以來的中國古典戲曲，多以抒情表演為當行本色，而疏於戲劇結構，故王國維論元雜劇曰：“元劇關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當日未嘗重視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襲，或草草為之”，又曰：“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明清戲曲，何嘗又不如此？中國古典戲曲乃抒情的文學，引人入勝之處多在唱詞之文情並茂音律和諧，輔之以舞台表演的繪聲繪色曲盡其妙，便能博得滿場喝彩好評如潮，而戲劇衝突的安排與戲劇結構的布置，非所關注非所長也。於是便有元雜劇在結構上之“四則”套式，明傳奇在劇情上之程式化。即使如關漢卿、湯顯祖這樣的大家，在此方面也未見精彩。而阮氏之嘎嘎獨造不同凡響，正表現在他對戲劇結構與戲劇衝突的高度重視與苦心經營。阮氏傳世的四種曲皆才子佳人戲，才子可能困頓一時，但最終總是科場中的成功人士；而佳人也總是豪門閨秀，而且才貌雙全。《燕子箋》也許是例外，次女角華行雲乃青樓女子，但卻是才子霍都梁的風塵知己，但他一劍雙花，同時還贏得出身名門的佳人酈飛雲的芳心。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時代，兩位佳人創造了平起平座不分嫡庶尊卑的奇蹟，同為夫人。雖然曾為皇家封誥而鬥氣，最後也獲得圓滿解決皆大歡喜。這類故事，在古典戲曲小說中可謂司空見慣之老生常談，但經阮氏精心編排，卻能出奇制勝，化腐朽為神奇。考其能化腐朽為神奇的訣竅，除了他在曲文、賓白、音律、舞台表演等方面本色當行如魚得水之外，更在於他精於戲劇結構的布置與戲劇衝突上的安排。我讀阮劇，常嘆其別具慧心機智過人。阮氏不愧是製造懸念的高手，劇中充滿誤會險象環生好戲連台，令觀者難以釋懷。可以說，阮氏不僅是抒情詠景的行家，也是敘述故事的高手。他是真得戲劇藝術之三昧，故能有意識地調動一切藝術手段以增強戲曲的“戲劇性”與觀賞性，這在古典作家中可謂鳳毛麟角。而且，與古典戲曲多敷演稗官野史者不同，阮劇多出自虛構，他自序《春燈謎》曰：“其事臆也，於稗官野說無取焉，蓋稗野亦臆也，則吾寧吾臆之愈。”與其敷演稗官野史的虛構杜撰，不如馳騁自家想象，這大約也是阮劇能獨出機杼的奧秘所在。 這樣一位富有才氣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家，卻偏偏在官場遊戲中喪失獨立人格，一誤再誤，不僅禍害士林，也禍害國家，最後徹底身敗名裂，被《明史》寫入“奸臣傳”。“奸臣”惡諡，也許有些誇張，但阮大鋮乃墮落文人士林敗類，則無庸置疑也不能置疑。我所感興趣的是，阮氏乃一聰明至極之人，何以自甘墮落？更引人深思的是，這種自甘墮落在明末士林乃一種群體現象。即以黨附宦官魏忠賢而論，也非三兩個勢利小人的個人表演，而是士林的群體行為，可謂“集體墮落”。崇禎即位，斥逐魏氏，詔定逆案，曾憤然曰：“忠賢不過一人耳，外臣諸臣附之，遂至於此！”《明史•閹黨列傳》序也謂：“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質言之，明末官場的腐朽黑暗，乃士林群體助紂為虐所促成，不能簡單歸罪某一宦官或奸臣。宦官專權把持朝政古已有之，巴結宦官也非明人獨有的惡習，漢唐盛世皆不能免，但為了翦滅異己，不惜趨附諂媚宦官，形成利益集團狼狽為奸，時人斥曰“閹黨”，卻是明末士林的創舉。故“二十四史”中唯《明史》於《宦官傳》之後另立有《閹黨傳》。點擊“二十四史”電子版，甚至“閹黨”一詞也僅見於《明史》。 明代宦官亂政始於英宗朝之王振，而為禍最烈者為明末魏忠賢，其黨羽遍及朝廷內外，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名號，皆文武大臣，“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所謂“閹黨”，循名責實，也非崔、魏集團莫屬。鑑於宦官亂政的歷史教訓，明太祖開國之初曾立法：“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並鐫鐵牌置於宮門。而且還規定：內臣不許讀書識字。在家天下的時代，祖宗遺訓是不可輕易更改的王法。何況宦官出身低賤，是民間百姓也不齒的廢人，他們不過是供皇帝驅使的家奴而已。但明成祖已開宦官預政的先例，遣太監鄭和帥舟師下西洋，一則尋找建文帝的蹤跡，再則炫耀國威。宣宗時則設內書堂，選小內侍入讀。後來就有了司禮秉筆太監之設，儼然皇帝的私人秘書。但魏忠賢乃不識一字的潑皮無賴，被賭債所困走投無路，恚而自閹，萬曆年間入宮，後因諂媚熹宗乳母客氏而於天啟朝為司禮秉筆太監。 文盲而為秉筆太監，對滿朝文武頤指氣使發號司令，這本來就是對士林的反諷，但士林的群體反應更讓人感到震驚。據《明史•閹黨傳》，天啟六年，浙江巡撫潘汝楨在西湖為魏忠賢建立生祠，其後全國各地官員爭相響應，紛紛為魏氏立祠。南北兩京也不甘落後，“都城數十裡間，祠宇相望”，而“上林一苑，至建四祠”。為宦官建生祠，而且形成全國運動集體獻媚，這可是空前絕後匪夷所思的壯舉。更有厚顏無恥之士，最高學府國子監生陸萬齡竟上疏稱：“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與先聖並尊。”這豈止是褻瀆聖賢，簡直是羞辱士林。斯文掃地廉恥道盡，莫此為甚。 讀《明史•閹黨傳》，我曾百思不得其解：中國讀書人自古以來便自詡社會精英，居於“四民”之首，而獲得國家功名的讀書人，更是精英中之精英，何以能被一文盲宦官玩於股掌之間？歷代儒家所宣揚而被程朱理學凸顯的人格氣節，所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云云，在這裡不過成了士林掩飾孱弱的遮羞布。可以說，宦官不過是器官被閹，而明末士林則是精神被閹。當然，也有不甘同流合污者，但大多數人選擇了沉默，唯有東林黨楊漣、魏大中等二三卒孤軍作戰。天啟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抗疏彈劾魏忠賢，歷數其“二十四大罪”，其一即“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但這是鑑於魏氏“將羅織諸人”的被動反擊背水一戰，而且頃刻間便被魏氏勢力置於死地，“閹黨”遂橫行朝野，士林集體演出了空前絕後的滑稽醜劇。 我因此有感於明末士林之集體墮落。竊以為，此非一時一地之人心敗壞，而是明代士林被“體制化”的必然結果。這裡所謂“體制”，即以八股文取士的科舉制度。據《明史•選舉二》：“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俳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實際上是一種限定題目、文體、字數的標準化考試，從理論上說，這種標準化考試能最大程度地減少閱卷官由於主觀好惡而引起的偏差或誤差。但八股畢竟只是考試文體，既非學術的論衡，也非思想的闡揚，讀書人研習八股，不過為的是獲得皇帝即國家認可的功名，今之所謂“學位”“學銜”等是也。功名一旦僥倖獲得，便可躋身官場，享受權力帶來的榮華富貴。至於“顯親揚名”，更是題中應有之義。這結果當然非常誘人。要拒絕這樣的誘惑，很難。《儒林外史》開篇即感慨道：“功名”二字，自古及今，哪一個是看得破的！ 其實，以中國士林之世故，看破的不少，看淡的卻不多。明末士林集體墮落的主要原因也許就在這裡：明知八股之學是“偽學術”，而且流行二百餘年在明末已演繹成純粹的文字遊戲，但卻自欺欺人假戲真做，還煞有介事地組織各種文社，以文會友切磋時藝，社盟、社局動輒聚集千人，而且編選刊刻出《社稿房書課藝》、《文選會議》之類的論文集，炒作得天下皆知。這當然不是研討什麼學術，更無思想的真知灼見，無非是文字遊戲語言垃圾，黃宗羲就曾譏為“時文批尾之世界”，今謂之“偽學術”，但因其乃國家功名所系個人名利攸關，士林群體也就逢場作戲樂此不疲。後人曾痛斥八股取士敗壞學術銷磨士氣，如顧炎武便謂：“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吳敬梓假託明代的紀實小說《儒林外史》更是入骨三分地刻畫了“體制”內外士林的種種醜態，作者假借元末明初的畫家詩人王冕之口說：“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又預言道：“貫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但這是後話，而且是體制外的聲音。在明末的現實語境中，八股取士儘管已是弊端叢生漏洞百出的體制，但除非你心甘情願被淘汰出局或自我放逐成為體制之外的邊緣人，否則只有一種選擇：適應體制，自覺或不自覺地被體制同化。事實上，中國古今士林缺乏的就是超越精神，他們汲汲於國家功名，且美其名曰“入世精神”，而一旦國家功名的獲得成為一種“體制”，如明代的八股取士，即使精神飽受折磨人性倍遭扭曲，他們選擇的不是抵制或反抗，促成體制的革新，而是儘可能適應體制，甚至無可奈何地被體制同化，泯滅個性喪失自我，也在所不惜。晚明戲曲作家湯顯祖也是中過進士的，他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式的傑作《牡丹亭》雖未能突破“金榜題名欽賜婚姻”的俗套，但卻已深切感受到士林這種生存狀態的荒謬，故後來又有《邯鄲記》與《南柯記》之作，視科第功名榮華富貴為夢幻泡影。這在當時可謂空谷足音。明人筆記多盛稱科第之事，如某科狀元某人三元會，某家三代奪魁，某家祖孫或兄弟同中進士等，是士林津津樂道的熱門話題。晚明公安派文人江盈科《諧史》記江西人羅念庵中狀元後，不覺常有喜色，語人曰：“某十年胸中遣狀元二字不脫。”未免俗氣可笑，但卻是真情實語。故江氏謂：“此見念庵不欺人處。而國家科名，即豪傑不能不嗜膻，亦可見矣。”明末士林之心態，由此可見一斑。八股之學不僅刺激了士林投機取巧的僥倖心理，而且孕育了假大空的學風與虛偽矯情的士風。人性固有的弱點，中國讀書人歷代相傳的劣根性，在這種“體制”的引誘鼓勵下，惡性膨脹。晚明李贄力倡“童心”之說，直斥“六經《語》、《孟》，乃道學家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一針見血。但李贄為他的思想付出了慘重代價，連文壇上的前衛人士袁中道也聲稱，他雖仰慕李氏其人，但不能學也不願學也。至於已被體制徹底同化喪失自我的士林中人，那就不僅成為假道學偽君子，而且是官場上的變色龍。 中國士林的這種腐化蛻變歷代皆有，但在明末卻蔚然成風，飽讀《詩》《書》在科場上過關斬將脫穎而出的士林精英，居然集體墮落，俯首貼耳聽命於一文盲宦官。這與“體制化”所化成的一代士風，未始沒有因果關係。阮大鋮並非愚昧之徒平庸之輩，他在戲劇創作上所展示的才氣與機智，以及他在官場上的前後表演，都證明他是士林中之精英。他之寅緣阿附魏忠賢，心甘情願上賊船，非頭腦天真是非莫辨，而恰恰是出自中國讀書人的世故精明，一種試圖在體制內左右逢源的世故精明。這種世故精明，古今士林皆有，而在明末被發揮到極致。朱自清論傳統氣節，謂中國讀書人有節無氣，其實在明末，很多讀書人連所謂“節”也談不上，何論其“氣”？無所以謂道義也無所謂原則，而唯利是圖唯上是從，這就是八股取士“體制化”所造就的士林群體品格。阮大鋮的墮落不過個案而已。 明末士林的集體墮落，在八股取士文人政治的格局中，也就造成吏治腐敗官場黑暗賄賂公行。東林黨雖廉潔剛正號稱“清流”，也不幸被污受其連累。據《明史》東林黨諸君子傳，魏忠賢加害東林黨所羅織之主要罪名，非政治的而是經濟的：受賄。據《明史•魏大中傳》，閹黨借汪文言之獄，將東林黨一網打盡，而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等皆被誣以受賄罪。《明史•楊漣傳》：“（閹黨）許顯純誣以受楊鎬、熊廷弼賄，漣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為酷刑所斃，冀下法司，得少緩死為後圖，諸人俱自誣服。”我相信東林諸君子的人格，絕不可能為中飽私囊而拿政治原則個人清譽作交易，但在明末士風墮落學術腐敗吏治腐化的大環境下，誰還相信你廉潔自律出淤泥而不染？魏氏這一招也真夠狠毒：貪官污吏人人憎恨，既加之罪，何患無辭？我想當年東林黨招權納賄的罪狀，以聖旨名義昭告天下時，不明真相的民間百姓也許還拍手稱快。否則魏忠賢何以因誅東林而得到民間士庶擁護？據《明史•閹黨傳》，浙撫潘汝楨之在西湖為魏氏首建生祠，乃“徇機戶請”。機戶，就是今所謂“工人階級”，普通百姓而已。假民間百姓之名，而行阿諛奉承之實，這本來就是文人政客慣用的伎倆。 魏忠賢雖不幸而為文盲，賭場失意，不惜自宮，以人生為賭注。但他不是弱智。集體獻媚的全國運動，是否真代表士林民間的心聲，我想魏氏一定心知肚明，偷着樂。他是真正看透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中國士林的劣根性。士林中人雖好讀書，聖賢書，但讀書不一定能增長智慧，何況是迎合“體制”的讀書？八股取士造就的讀書人，能如東林諸君子者本來就是風毛麟角，而東林又多意氣書生，宜乎其被一文盲宦官玩於股掌之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