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胡適是如何為戴震抄襲案翻案的 ──胡適酈學案札記之一 亦明 一 前言 乾隆年間，全祖望、趙一清、戴震三家校勘《水經注》，因結果大部分相同，引起後人的懷疑，最終釀成世紀大案。著名學者段玉裁、魏源、張穆、楊守敬、王國維、孟森都先後捲入此案，他們之中，除段玉裁之外，都認定戴震抄襲全、趙。而胡適從1943年起，竭精盡力為戴震翻案，著述量達百萬字之譜。胡適的參戰，不僅使這一公案的影響擴大，而且造成至今對案情眾說紛紜，莫宗一是的局面。 全、趙、戴三人之中，全祖望（1705-1755）生前凡“七校”《水經注》。雖然全氏校本在他死後一百多年才得以刻板問世，但因為他曾與趙一清共同研究，互通心得，所以他的《水經注》校訂精華多見於趙一清的校本，即《水經注釋》。趙一清（1711-1764）完成《水經注釋》於1754年，但在他生前此書未能刊行。1773年，《水經注釋》及其校勘記錄《水經注箋刊誤》被浙江巡撫采進，貢入新成立的四庫全書館，是為四庫抄本。趙書在1786年1794年兩次得以刊刻印行，是為刻本。戴震（1724- 1777）正式校勘《水經注》大約始於1765年，1773年他被四庫館徵召為《四庫全書》纂修官。戴震在四庫館的任務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取古書，其中包括《水經注》。戴校四庫本（亦稱官本、殿本、武英殿聚珍本）《水經注》於1775年刊行。戴震尚有自刻本《水經注》一部，與官本大約同時或稍後問世。總之，戴震《水經注》校本成書最晚，但問世最早；而全、趙一清校本雖然成書早，但刊行都在戴書之後。 1809年，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看到趙一清的《水經注釋》刻本，馬上注意到它與戴本的驚人相似。在此之前，段玉裁曾聽人說，趙一清的後人在刊刻《水經注釋》時，曾請同鄉著名學者梁履繩對稿本進行修改，“有不合者捃戴本以正之”，於是作書給其兄梁玉繩（此時履繩已死），質問這個傳說是否屬實。梁玉繩是否對此做出回應，現在無人知曉。但幾十年後，著名學者魏源、張穆拍案而起，分別為趙一清、全祖望打抱不平。魏源指控戴震襲趙，張穆則說，戴震和趙氏後人皆剿襲全祖望。1905年，著名學者楊守敬的《水經註疏要刪》問世。楊守敬在自序中，對《水經注》公案做出這樣的判決：“趙之襲戴在身後，一二小節，臧獲隱匿，何得歸獄主人？戴之襲趙在當躬，千百宿贓，質證昭然，不得為攘奪者曲護。” 本文所要介紹的，就是由楊守敬舉出的五個“趙之襲戴在身後”的證據而引發的辯論，從中可以看出四位著名學者——楊守敬、孟森、王重民、胡適——的治學方法和治學態度。 二 楊守敬提出的五個“趙襲戴”證據 楊守敬（1839-1915）是晚清著名學者，精通金石、版本、輿地之學。楊守敬一生編撰的著作極為豐富，據統計總數達83種。在楊守敬著作中，規模最大、價值最高、影響也最廣的一部著作就是《水經註疏》（與門人熊會貞合撰）。《水經註疏》全書一百五十多萬字，編纂歷時半個多世紀，首次正式影印發行是在1957年。在此之前，它以簡本《水經註疏要刪》的形式為酈學界所知。 在《要刪》的《自序》和《凡例》中，楊守敬對《水經注》案作出了相當全面的評論。關於“趙氏襲戴”這個問題，楊守敬使用了“趙之襲戴在身後，一二小節，臧獲隱匿” 這十五個字做總結，選詞用字頗費斟酌。這十五個字中，前七個字來自段玉裁，無非說“抄襲戴本”是趙氏後人所為，與趙一清本人無關；而後八字，則是楊守敬自己的研究心得。所謂“一二小節”，實際上是指楊守敬在趙、戴校本中發現的五個例子，它們都是趙、戴校改相同，但都沒有說出校改的依據，所以楊守敬懷疑這是趙書刊刻時，校定者據戴本作的修改。楊守敬為什麼不說二者相同是因為戴震襲趙呢？這是因為，趙一清校勘《水經注》，每有校改，都把校改的根據一一寫入《水經注箋刊誤》之中。而這五處卻沒有作出說明，所以楊守敬懷疑它們“保非戴本”。由於楊氏在三十多萬字的《水經注》中總共只發現了五個這樣的例子，所以說這是“一二小節”；由於楊氏自己也不敢肯定它們是趙氏襲戴的證據，所以說“臧獲隱匿”。 楊守敬發現的這五個例子是： 例一：《水經注》卷十六有“北有退門”四字，趙、戴皆改“退”為“趯”。趙本只在《水經注箋刊誤》中說“退門當作趯門”。戴本的校語是：“趯，近刻訛作退。”楊守敬根據唐書《初學記》所引《水經注》作“北有退門”，認為此條本來應該是“北有退門”，因此趙、戴二人都改錯了。但戴本錯，可能是根據《永樂大典》本，因為戴震說“近刻訛作退”，意即他所據的《大典》本不訛；而趙本與之同錯，則可能是趙氏後人抄襲戴本之故。 例二：卷十九有“世名立市城”五個字，戴震改為“世名市丘城”，校語云：“市丘，近刻訛作立市。”趙本所改相同，無校語。楊守敬根據《寰宇記·渭南縣》所引《水經注》，“立市”作“立市邱”。而《三輔黃圖》作“市邱”，則戴震所改是正確的。而趙本於此條校改不注出處，楊氏懷疑是“梁氏所為”。 例三：卷二十四有“是為谷”三字，戴本將其改作“是為谷林”，校語云：“近刻脫林字。”趙氏刻本所改與戴本同，《刊誤》校語云：“谷字下落林字”，但沒有提到根據為何。楊守敬認為，根據《呂氏春秋·安死篇》和《史記集解》，這條更正是對的。但趙書沒有說出根據，則可能是梁氏兄弟根據戴本更改。 例四：卷三十二有“鳥扶邑”三字，戴本改為“烏扶邑”，校語云：“烏，近刻訛作鳥。”趙氏刻本也改作“烏扶邑”，《刊誤》僅云：“鳥當作烏。”楊守敬認為，戴、趙改“鳥扶邑”為“烏扶邑”不對，但戴震可能根據《大典》本，而趙本所改可能是校刊者襲戴。 例五：卷三十六有“又有利慈”四字，戴本在“慈”下增“渚”字，趙刻本同。楊守敬認為，根據《續漢志·靈關道下》所引《華陽國志》“有銅山，又有利慈”，慈下沒有渚字。因此趙、戴增渚字，沒有根據。楊氏懷疑這是戴震所改，“而校趙者從之”。 由上可知，楊守敬說“趙氏襲戴”只是懷疑而已，並沒有確證。那麼，他為什麼非要列出這幾條“趙氏襲戴”的證據呢？主要就是因為段玉裁發函質問梁氏，而梁氏沒有覆信，楊守敬因此認為梁氏作賊心虛，有難言之隱。但他遍尋“趙氏襲戴”的確證不得，只好拿這五條“隱匿”的證據來當作佐證。當然，楊守敬並非簡單地比較趙、戴二本的相同之處，而是認為這五處校改之中，一、四、五條改得沒有道理：既不合文義推定，又沒有版本依據，因此它們的相同除了偶然巧合之外，只能是互相抄襲。不過，楊守敬所看到的趙書，是後人王先謙編纂的《合校水經注》，而這個本子根據的是趙書刻本，成於戴書之後。假如趙書的原稿——四庫抄本，成於戴校《水經注》之前——在這五處的文字與刻本相同，則趙書完成在前，戴書完成在後，這樣一來，楊守敬找出的這些“趙氏襲戴”的證據就都成了反證，證明“戴氏襲趙” 了。而這正是孟森在《楊守敬所舉趙氏〈水經注釋〉轉襲戴氏嫌疑辨》一文中所要證明的。 三 孟森對楊守敬的反駁 孟森（1868-1937）是民國期間著名明清史專家，1931年到北大任史學教授時，已經年逾花甲。據孟氏自己講，他在二十多歲時就曾讀到張穆指控戴震的文章，認為“舉證鑿鑿”。張穆曾見《大典》本《水經注》，他對戴震的指控之一就是，戴震在四庫館校訂《水經注》根本就沒有根據《大典》本，但卻假託《大典》。因此，孟森也非常想用《大典》本與戴校本對勘，一明究竟。但是，《永樂大典》在1900年遭受火焚，所剩無幾。《大典》本《水經注》在民國初年重新露面，當時在全國只有一部孤本，並且分為兩半由私人收藏，王國維僅看到半部，平常人更是無法看到。 1935年，《永樂大典》本《水經注》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孟森得到此書之後，“取戴書與大典逐字對校，又取趙書互校，而後知歷來疑戴之通人，張石舟[即張穆——引者注]尚言之未盡，後來親見大典半部之王靜安[即王國維——引者注]，亦尚於戴有恕詞。皆未經此三書逐字對勘之真相畢露也。”（見孟森《擬梁曜北答段懋堂論趙戴二家水經注書·序》）。在1936 -1937年間，孟森連續發表了九篇關於《水經注》案的文章，每篇都對戴震做出極為強烈抨擊。而《楊守敬所舉趙氏〈水經注釋〉轉襲戴氏嫌疑辨》就是其中的一篇，主要內容就是論證楊守敬所舉的五例，不僅不能證明“趙氏襲戴在身後”，反倒能夠證明“戴之襲趙在當躬”。 孟森在論證這五個例子之前，首先指出了楊守敬的根本錯誤： 楊守敬作《水經註疏》，盡羅《水經注》舊箋釋考，細意推求，已正名戴實竊趙，有定論矣。然以段去書而梁不復，謂梁必有難言之隱，反覆求得五條，謂系梁氏據戴改趙之跡。楊之用心深細，可謂至矣。所未達一間者，少見證據二種：一，趙書未刻以前，先有四庫館校上寫定之本；二，戴氏所恃以藏身之《永樂大典》。（《胡適手稿》第五集下冊547-548頁）。 孟森就是根據這兩件利器，趙氏四庫館抄本和《永樂大典》本，得出了與楊守敬截然不同的結論。 例一“北有退門”條：孟森查《大典》本，此條為“北有退門”，與“近刻”同。戴震校訂《水經注》，並不明確說出他所指的“近刻”和“原本”是哪種版本，但人們普遍認為，戴震所謂“近刻”是指明朝朱謀瑋[左土右韋，下同]的校本(名為《水經注箋》) ，而“原本”則指《大典》本。所以，當戴震說“近刻訛作某”時，言下之意就是說“原本不訛”。但此條《大典》本與“近刻”同，則戴震校改顯然不是根據《大典》本。而“趙書則刻本同庫本，非可追改。”因此，孟森推測說：“《大典》明明作退門，而戴固排之為近刻，使別有所出。何為詐言原本？惟其詐言原本，即知是竊趙而以《大典》蓋之。”至於趙氏《刊誤》雖然沒有註明出處，孟森認為這屬於“數千條刊誤之中，有一失筆耳。” 例二“世名立市城”條：孟森查《大典》本此條為“世名立市城”，與“近刻”同。而戴震在此條的校語——“市丘，近刻訛作立市”——給人的印象是，他的更改是根據《大典》本。如果戴震是根據《寰宇記》和《三輔黃圖》作的更改，他為什麼要讓人覺得他是根據《大典》本呢？孟森於是查趙一清的四庫本，結果庫本作“世名市丘城”，與刻本同。這說明趙改“立市城” 為“市丘城”在先，戴改在後。而趙本《刊誤》也確實沒有校語。孟森說，趙書“既改朱本，又不著於《刊誤》，實又為趙書刊正數千條中之一漏筆。……然事實則趙為漏，未著於《刊誤》，戴則竊趙本托之原本，仍其慣技。非有何等根據，專以攘趙之美，歸諸《大典》，迎合高宗開館搜書之旨而已也。楊氏之未見《大典》又未見庫本趙書，而受戴氏之欺也。” 例三“是為谷”條：孟森查《大典》本，此條沒有“林” 字，是“近刻”與“原本”同。而趙書庫本則有“林”字，說明趙改在先，戴改在後。孟森的結論是：趙氏《刊誤》不載所據，“是又趙氏數千條中之一失。而戴之純恃趙本為枕秘，安心以《大典》盡籠之。……趙書庫本俱在，與刻本同，與梁無涉。鐵證見在，無可疑也。此又楊氏之受欺也。” 例四“鳥扶邑”條：孟森查《大典》本，此條確實是“烏扶邑”，說明此條戴震“或真從《大典》得來”。但孟森還查到，趙氏庫本已經將“鳥”改作“烏”，說明趙氏並未襲戴。至於趙一清據何更改，孟森猜測說，趙氏校勘《水經注》，所據版本近三十，或許有舊本作“烏”，趙氏“故從而改之，漏未聲明所據何本耳。”所以此條不存在誰抄襲誰的問題。 例五“又有利慈”條：孟森認為，此條楊守敬、趙一清、戴震三人皆誤，因此它最能說明問題。楊守敬因為誤讀而誤，趙一清因盲從全祖望而誤，戴震則因襲趙而誤，《大典》有特長而戴氏不能利用。 朱謀瑋[土韋]本《水經注》此條的原文是：“有銅山，山又有利慈。晉太始九年，黃龍二，見於慈池。” 戴本改為：“有銅山，又有利慈渚。晉太始九年，黃龍二，見於利慈池。” 趙本改為：“有銅山，又有利慈渚。晉太始九年，黃龍二，見於利慈。” 孟森之所以說楊守敬有誤，是因為趙本所據是全祖望，並非無據。那麼楊守敬為什麼說趙校無據呢？孟森說，這是因為楊守敬讀的不是趙氏原本，而是王先謙的《合校水經注》。實際上，趙氏《刊誤》云：“一清案，利慈下落渚字，慈池當作利慈。全祖望校改。”王氏把趙氏校語一句話分成兩段：在“又有利慈”下，加趙氏校語“利慈下落渚字”，然後在 “見於慈池”下，加趙氏校語“慈池當作利慈。全祖望校改。”這樣一來，“利慈下落渚字”與“全祖望校改”就變成與毫無關係的話了。楊氏因此誤解。 那麼，戴震在“利慈”之後加 “渚”字，是不是根據《大典》呢？孟森查《大典》本為：“有銅山，山人有劉慈者，大始元年，黃龍二，見於慈池。”（註：孟森原文抄錄有誤，將“大始元年” 抄作“晉太始九年”，胡適後來指出。此據胡適更正。）孟森說，這段話“甚明白全備”，因此不象含有錯誤。也就是說，《大典》本是“劉慈者”，而戴震卻采 “近刻”為“利慈”，並加一“渚”字。所以孟森說，“《大典》有特長而戴氏不能利用”。那麼，全祖望為什麼也把“劉慈者”改為“利慈渚”呢？孟森是這樣推測的：“全氏累代傳校，必有及見較近《大典》之本。者字模糊，未盡為後刻削去，而遂疑為渚字。” 孟森最後總結說： 謝山增此渚字，趙遂因之。戴又竊之。初不知擁有《大典》，其中瑰寶存焉，反乞靈於趙本，致句首脫山字，又誤人字為又，再誤者為渚。見於慈池一語，因不知慈為人名，遂不敢奪利字。全、趙、戴皆為添出，而與朱謀瑋[土韋]本尚近真相者不同。全、趙並刪池字，殆以利慈為地名。戴尚不從趙刪朱，實亦非據《大典》，不過求全、趙之說而不得，則姑從全、趙增利字，仍留朱本池字，為騎牆之見耳。“山人有劉慈者”，朱謀瑋[土韋]本並不脫。戴校云：“近刻重一山字。”趙亦刪山字。皆以不誤為誤。要之戴校《大典》，並無心於《大典》。只用趙本為冒充《大典》之具，故《大典》有特長而反為戴所沒也。故曰趙戴皆誤也。趙誤於未見《大典》，無可責難。戴則責在校《大典》而放棄之。詐偽盜竊，甘心不肖，不可恕也。 四 王重民對孟森的補充 王重民（1903－1975）1929年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任職北平圖書館。1934年奉派赴法國搜集敦煌資料，1939年受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整理館藏中國善本古籍。1940年3月，經孫楷第介紹，王重民與胡適相識，從此書信往來不斷。 1943年，王重民發現了一個趙一清《水經注》校本，成稿時間顯然在四庫本之前。根據這個本子（胡適稱之為“趙氏朱墨校本”，考訂它的成稿日期在乾隆十二年左右），王重民寫了一篇五六千字的長文，擬題為《跋趙一清校本水經注兼論趙戴全趙兩公案》，前半部分實際上是對孟森《楊守敬所舉趙氏〈水經注釋〉轉襲戴氏嫌疑辨》一文的補充，後半部分則討論全祖望與趙一清合作校勘《水經注》。（見《胡適手稿》第五集中冊228-238頁）。1943年11月五日，王重民把這篇長文寄給胡適，從而引發胡適對《水經注》案的長達十六七年的審理。 在這篇文章中，王重民說： 楊守敬作《水經註疏》，於趙書內尋獲五條未著明出處，仍[乃] 疑有襲戴之嫌。孟心史先生作《楊守敬所舉趙氏〈水經注釋〉轉襲戴氏嫌疑辨》一文，固能解楊氏所疑矣，然猶未能直搗黃龍。故一則曰：“趙氏偶然漏著所出” ，再則曰：“為趙書刊正數千百條中之一漏筆” ，三則曰：“又趙氏數千條中之一失” ，而不知為誰漏誰失也。原稿漏乎？寫之者漏乎？抑刻之者漏乎？若原稿漏也，烏足以服楊氏！今得此校本，吾能一一告孟先生矣。 下面是王重民根據這個趙一清早年校本對孟森的補充： 第一條“北有退門”。據王重民的查勘，此校本有校語： “《方輿紀要》作趯門。”那麼，《刊誤》為什麼把這句話漏掉了呢？王重民分析：“殆以《紀要》為近人著述，不應據以作校勘，故遂含糊其辭，而不著所出。此由一清貪多務博，不肯割愛，致貽白玉之玷。戴君拾人牙慧而不自覺，其竊趙之跡益明矣。” 第二條“世名立市城”。王重民說：“按此校本眉端有硃筆云：‘何云：《三輔黃圖》作市丘城’，又用墨筆乙去，而於正文‘市’上乙‘立’字，‘市’下補‘丘’字。蓋此條先錄何說，復又自取《黃圖》校勘故也。” 至於為何趙氏《刊誤》不載校勘記，王重民解釋說：“從卷正文內，用墨筆改字頗多，皆用《三輔黃圖》或《漢書》所校者。閱《刊誤》迻例，如據《漢書》校三條，則於第一條著《漢書》，而第二三條不著所出。‘立市城’條上文既據《黃圖》於首水下補‘水’字，後又乙去，是既乙何說，又乙第一條水，則第二條市丘城無所着矣；寫為定本時，偶未詳審，遂致遺落。”對於戴震，王重民說：“戴氏乃托之明作‘立市’，不作‘市丘’之《大典》，其將何解於後世學人？王靜安先生謂：‘凡此等學問上可忌可恥之事，東原胥為之而不顧’，余始疑之，今無疑矣。” 第三條“是為谷”。王重民說：“按此校本，谷下用硃筆增林字，眉批云：‘何校’，則一清襲用何義門說也。” 第四條“鳥扶邑”。王重民說：“按此校本云：‘孫潛夫改’，楊氏懸想據《大典》，孟先生據《大典》證實之；孟先生懸想據舊本，余今為據此本證實之。”（231頁）。 第五條“又有利慈”，王重民對孟考沒有補充。 五 胡適為戴震翻案 胡適（1891-1962）自1917年元旦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起，到1962年2月逝世，一直是中國學術界的中心人物。他的的學術活動，橫跨文史哲三大領域，但就其中單項來說，他花費在《水經注》案上的心血最多，著述也最為豐富。台灣胡適紀念館出版的十集《胡適手稿》中的前六集、黃山書社出版社的四十二冊《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中的前四冊，都是胡適這方面的文稿。據估計，胡適研究《水經注》案的文字總數大約在一百萬以上。 按照胡適的寫作計劃，他要對指控戴震抄襲的主要人物，如張穆、楊守敬、王國維、孟森等，逐一進行批駁。而在胡適遺留的文稿之中，確實有兩篇文章的矛頭是直指孟森的。它們是：《孟森先生與戴趙兩家〈水經注〉》，作於1945年12月13日，收錄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冊中（483-590頁）；《孟森先生審判〈水經注〉案的錯誤——同樣的五條〈水經注〉，楊守敬用來證明趙氏襲戴，孟森用來證明戴氏襲趙》，寫作時間不詳，收錄在《胡適手稿》第五集卷三中(621-644頁)。後一篇文章的內容針對孟森的《楊守敬所舉趙氏〈水經注釋〉轉襲戴氏嫌疑辨》。關於這篇文章的寫作年代，可以大致斷定為在1949年以後。因為胡適在此之前的文稿大多留在了北平寓所，它們被收入1994年出版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而《胡適手稿》中的文字，絕大多數是胡適1948年底離開北大之後寫的。 下面，我們且看看胡適在《孟森先生審判〈水經注〉案的錯誤》這篇文章中對孟森上面觀點的反駁。 對於前四條趙、戴相同的例子，胡適根據王重民的發現，做出了與孟森和王重民截然相反的解釋： 這裡四條趙氏原校語，同第二條的朱《箋》原文，都可以幫助我們明白趙戴二家校改所以相同之故。故前三條的校改，趙戴相同，是因為他們根據的書都是他們校過的同樣幾部書。（戴震校過何焯本，見沈大成的乾隆庚辰三跋）。第四條，趙從孫潛夫校本，戴從《大典》本，孫潛所校柳僉鈔宋本最近於《大典》本。故第四條趙戴相同是因為他們所用的底本“異流而同源”。[着重號原有，下同——引者注]。 也就是說，胡適認為， 第一例，趙一清改“退”為“趯”是根據《方輿紀要》，戴震也是如此。 第二例，趙一清改“立市城”為“市丘城”是根據何焯校本，戴震也是如此（或根據朱《箋》）。 第三例，趙一清改“是為谷”為“是為谷林”是根據何焯校本，戴震也是如此。 第四例，趙一清改“鳥扶邑”為“烏扶邑”是根據孫潛夫校本，戴震是根據《大典》本。 問題是，改“退門”為“趯門”，改“鳥扶邑”為“烏扶邑”，都是沒有什麼道理的校改，戴震為什麼在改前者時不據《大典》，而據“近本”《方輿紀要》；在改後者時，又為什麼依據《大典》本而不依據“近刻”朱《箋》？胡適對此沒有做出解釋。 不過，最能夠顯示胡適治學方法的文字，是他對第五條的解釋。胡適說這一條“更複雜，又更有趣”。胡適為什麼說它有趣呢？這是因為，孟森在此指出了楊守敬的一個錯誤，而胡適在此則找出了孟森的更大的錯誤。這個錯誤就是，孟森說《大典》本“其中瑰寶存焉”。胡適在引用了孟森的那段罵戴震“詐偽盜竊，甘心不肖”的話之後，說： 我們等候孟森先生的“正誼的火氣”發過之後，可以平心靜氣的看看《大典》本的“瑰寶”是什麼樣子的寶貝。原來這“發見《大典》後一種創穫”，是和四百多年前（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刻出來的黃省曾本一模一樣的，也是和三百六十年前（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刻出來的吳琯本一模一樣的！三百三十年前（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朱謀瑋[土韋]早就知道這不是寶貝，乃是假古董，所以他開始做修改的工作。後來全祖望，趙一清，戴震，都是依據《朱箋》，繼續朱氏的修改工作。” 也就是說，胡適為了證明孟森所說的“瑰寶”是“不是寶貝，乃是假古董”，就找出了兩個明朝的刻本來當佐證，其推理顯然是這樣的：《大典》本中的這段文字和黃、吳二本“一模一樣”，而黃、吳本都有的東西，說明它們很普通，因此不是瑰寶。其實，吳琯本的唯一底本是黃本，而黃本與《大典》本均來自宋本。所以說，胡適找出的兩個例子，實際上只是一個，而這個例子既不能在版本上、也不能在邏輯上證明胡適的觀點。 問題是，朱謀瑋[土韋]到底是如何知道這段孟森認作“瑰寶”的文字“不是寶貝，乃是假古董”呢？胡適說： 朱謀瑋[土韋]的大貢獻在於他敢推翻古本的“山人有劉慈者”，而改正為“山又有利慈晉”六字。他的根據是很有力的。《朱箋》說：“《郡國志》雲，越巂郡靈關道。注云，有銅山又有利慈。”這裡引的注文是劉昭的《續漢書·郡國志》補註，原文是：“《華陽國志》曰，有銅山，又有利慈。”利慈與銅山並列，當然不是人姓名。後來寫本錯誤，文理較可讀，故相沿不改。朱謀瑋[土韋]用劉昭此注改“劉慈”為“利慈”，改“山人有”為“山又有”，改“者”為“晉”，都是很開山的校勘，奠定了此後全趙戴三大家的讀法。 應該指出的是，胡適在此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來證明“利慈”被改成“劉慈”是“後來寫本錯誤，文理較可讀，故相沿不改”。實際上，胡適所見《水經注》古本，——練湖書院鈔宋本、《大典》本、黃省曾本，——都作 “山人有劉慈者”。因此，一個很大的可能就是，朱謀瑋[土韋]所據的《華陽國志》被錯抄、錯刻而“相沿不改”了。對於這樣的可能，胡適大概也曾想到，所以他特別註明說：“《華陽國志》今本殘缺，此文在缺卷之內，故無可參校。”這樣一來，胡適把朱謀瑋[土韋]的擅改古書說成是“大貢獻”、“開山的校勘”，就變成毫無根據了。 校勘的目的就是要恢復或保持原書的本來面目。按照胡適一再提倡的校勘學方法，一切校改，都應該有版本學根據，並且，本子越古老，權威性也越高。（見胡適《校勘學方法論》）。朱謀瑋[土韋]此處明明是擅改古書，卻被胡適讚許為“大貢獻”，而古本本來“甚明白全備”，卻被胡適稱為“假古董”，這其中的邏輯關係，學理關係，很難讓人理解。況且，“有銅山，又有利慈”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什麼是“利慈”？遺憾的是，胡適最終也沒有搞明白這個問題，所以他在文中一會兒猜“利慈”是地名，一會兒又猜是礦產。胡適為什麼要猜利慈是礦產呢？在文稿中，胡適寫有一條眉批： 《管子·地數篇》77，“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 另一段添加的文字是： 古人寫磁石作慈石。瓷器字亦作慈。今河北省之磁縣即隋《地理志》之魏郡慈州。隋《志》魏郡臨水縣有慈石山；又澧陽郡有慈利縣，至今猶稱慈利。我想，“利慈”與“慈利”二地名[“二地名”三字後被硃筆抹去，改為“或瓷器”—— 引者注]原意大概都與慈石或瓷器有關。 最後，胡適用硃筆在上述文字的末尾添了這麼一句話： “有銅山又有利慈”似是說此地出銅又出磁鐵。 胡適在硃批時，大概已經忘記了自己早先曾說“利慈與銅山並列，當然不是人姓名”這句話了。既然是“與銅山並列”，“利慈”豈不應該是“磁利”？胡適當然會聯想及此，所以才查遍《隋書·地理志》，找到了“慈利”這個地名。不過，這個“慈利”與“慈石或瓷器”一點關係都沒有，它來自“土俗淳慈，得物產利”這兩句話的最後兩個字。慈州和慈石山倒確實是來自“磁石山”，但“慈”、“磁”二字在這裡屬於諧音借用，而並不是因為古人以為這兩個字可以互通：這就象今天北京街道名稱很多來自過去街名的諧音一樣，字音相同或相似，字義卻可以完全不同。 胡適如此“大膽”地猜測“利慈”的含義，有兩個目的。第一，就是要證明孟森把《大典》本的“劉慈”當作“瑰寶”是少見多怪： 孟森先生只看見《大典》本的文字“甚明白全備”，他沒有比勘朱謀瑋[土韋]以前的古本與舊刻，又很粗心的沒有複查朱氏箋語明明已引《郡國志》劉昭注作校改的根據，所以他把“劉慈”的舊讀法認作“發見《大典》後之一種創穫”，又把這一條認作“戴乃從趙而誤”的證據。 胡適的第二個目的，——也是最主要的目的，——當然是要證明戴震沒有抄襲全、趙。但是，如果戴震真的象胡適假設的那樣，與全、趙同據《朱箋》，因此放棄《大典》的“劉慈者”，採用朱謀瑋[土韋]的“利慈晉”，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就是：他們三人是如何同時想到要在“利慈”的後面加一個“渚”字？不論“利慈”是地名還是礦產，與“山”並列的，可以是水，可以是川，可以是坈，可以是陵。而與渚字含義相近的字，也還有灘、塗、洲、漠、沚、浦、磧等。“利慈”到底是什麼，連整個酈學史上所見《水經注》版本最多的胡適都不確定，而戴震卻能夠與全祖望、趙一清不約而同地都在它後面加上一個“渚”字，這樣的巧合，真如楊守敬所說，“雖百喙不能為之解”。確實，戴震對“利慈”到底是什麼根本拿不準，所以前面剛說“利慈渚”，後面就說“利慈池”。難怪孟森嘲笑戴震“騎牆”。 也就是因為上面的原因，胡適在這最關鍵的地方，沒有加以任何證明，就草草收兵了： 現在我們比勘這些古本與舊刻，不但可以明白孟先生所謂 “創穫”並非《大典》獨有的“瑰寶”，又可以明白朱謀瑋[土韋]以至全趙戴三家所以都依據《郡國志注》為拋棄古本的情形。經過了這一番本子的比勘，懂得了那二百四十年（從一五三四年的黃本到一七七四年的戴本）的《水經注》研究相沿相革的歷史，於是那戴東原“詐偽盜竊，甘心不肖”的罪惡問題，就自然解答了。 所謂“自然解答”，實際上是胡適在自說自話。讀過胡適的考證，人們心頭的疑問不僅沒有減少，反倒增多了。 六 結論 從楊守敬猜測“趙氏襲戴”，到孟森證明“戴震襲趙”，再到王重民對孟森的補充，可以顯現學術向前發展的一條明確軌跡。王重民說戴震“竊趙之跡益明”就是這個意思。應該承認，楊守敬的猜測，雖然是錯誤的，但根據他所掌握的材料來說，卻可以認為是合理的假設。問題是，他沒有就這個假設繼續尋找材料，把自己的猜測證實或證否。孟森的考證，由於占有材料上的優勢，否定了楊守敬的猜測，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其論證過程是嚴密的。遺憾的是，孟森對趙一清的四例失校，沒有提出合理的解釋。而王重民的考證，則給孟森的論證畫上了一個圓滿的終止符。 與上述三人的考證相比，胡適的考證存在十分明顯的缺陷。對於前四個例子，胡適沒有提供任何新的證據。他所做的，只是把王重民找出的證據，作出新的解釋。但胡適的最大缺陷，就是他沒有能夠在自己所依據的證據和得出的結論之間，建立合理的邏輯關係。比如，胡適盡可以說趙、戴校改相同是因為他們二人根據相同或不同的版本。對於正確的校改，如例二、例三，這不失為一種解釋，雖然並不能夠讓人完全信服。因為校勘的唯一依據就是古本，除此之外，其他書籍都只具有參考價值，採納與否，完全根據個人對它的理解和自身的學識而定。趙、戴二人不僅生長環境迥異（青年時代，趙氏坐擁書城，戴震饔飧不繼），學術興趣也大不相同（趙一清僅以輿地之學留名後世，戴震則天象輿地名物步算無不精通，更以哲學思想為胡適所推崇），兩人發現同一個問題，找到同一本參考書，做出同樣的理解，得出相同的結論，這樣的事情，世間並不多見。所以楊守敬說：“若以趙氏所見之書，戴氏皆能讀之，冥符合契，情理宜然。余謂事同道合，容有一二，豈有盈千累百，如出一口？”（《水經註疏·凡例》）。這就是根據常識所發出的疑問。 胡適對於趙、戴二人“正確的相同”的解釋，充其量也只能說是十分勉強，而他對趙、戴二人“錯誤的相同”的解釋，就更顯得強詞奪理。不論從哪一方面來考慮，趙、戴二人在校勘《水經注》時，犯相同錯誤的機率都是相當小的——遠遠小於他們獲得“正確的相同”的機率。這是因為，學術研究追求的是真理，而絕對的真理一般來說只有一個，相對的真理只能有少數幾個，而錯誤卻可以有無數個。就象兩人從不同地點出發，目的地是同一地址，如果不出意外，他們必定會相會。如果他們的目的地是同一都市，則彼此相見的機率要小得多。但是他們如果都是從不同地點漫無目標地遊走，他們相見的機會就微乎其微了。讓我們假設趙、戴二人在校勘《水經注》時犯一個同樣錯誤的機率是百分之一（0.01），那麼犯兩個同樣錯誤的機率就是萬分之一(0.01 X 0.01)，犯三個同樣錯誤的機率就是百萬分之一(0.01 X 0.01 X 0.01)。而戴震與趙一清在校勘《水經注》時所犯的同樣錯誤，又何止三個！對於這一點，終胡適一生，也沒有能夠意識到。所以他一再強調，不論正確的相同還是錯誤的相同，都是校勘學上常見的，都是問題，不是證據。（見胡適《孟森先生與戴趙兩家〈水經注〉》）。實際上，這個理論根本就站不住腳，因為它違背常識，因此也根本就不會得到學術界的承認。 很可能是因為胡適的考證缺乏邏輯的力量，所以他在《水經注》案中為戴震辯護時，就不得不採取人身攻擊的手段。胡適在解釋第五個例子的時候，不惜花費大量篇幅來證明孟森不懂《水經注》版本，拿“假古董”當“瑰寶”，其目的無非是說，這個人不具備證人的資格，他的話不可信。其實，孟森所謂《大典》“瑰寶”，是相對於朱謀瑋[土韋]本而言，《大典》為古本，文義 “甚明白全備”，朱本是“近刻”，語意含混，至今無人能解。因此，無論是從哪方面來看，孟森的判斷都是合理的。胡適為了證明戴震拒絕《大典》、採納朱本的合理性，不惜漫天假設，但最終也沒有能夠把這些假設建立在合理的證據之上。事實是，胡適對楊守敬的辱罵，對王國維、孟森的攻擊，都十分明顯地超出了學術討論可以接受的界線。考慮到胡適的學術地位和性格修養，這就更加反襯出他的考證的虛弱蒼白。 ——完—— 亦明剝殼━━剝學術騙子的殼 地址：http://blog.sina.com.cn/yimingcunfu [亦明剝殼━剝學術騙子的殼@文史長廊] [同主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