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的落後於西方，人們一直在找尋根源，實際上，中國的落後是思想和科學的落後。從表面來看，是清朝時期中國挨打了，於是，中國很多歷史學者就把罪名加到清朝，有的還把責任推給元朝。這些觀點，被廣泛的接受，但事實是否真的這樣呢？ 前面說了，中國的落後是思想和科學的落後。中國的思想實際上是儒家思想，儒家主導中國的思維直到今天，而儒家是輕視科學的，這就是中國落後於西方的根源。中國自漢朝起獨尊儒家，後來的隋唐又開始了科舉，而科舉考的正是儒家的東西，於是，中國從教育到知識分子，對科學的輕視導致中國的落後。 中國科技從什麼時候開始落後的呢？從唐朝就開始了，宋朝因為儒家的變種理學的發揚光大，科技落後更明顯，明朝繼承了宋朝的理學，並搞出了“心學”，明朝的科技落後也一樣顯著。 上面這些話，有人一定不服氣，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所謂的歷史學家一直在歪曲歷史。中國科技史是怎樣被歪曲神話的呢？ 一是和世界對比時，把唐宋和處於黑暗時期的西方比，而不是和不亞於唐宋甚至強於唐宋的阿拉伯帝國比； 二是誇大自己的科技成果，比如所謂的四大發明宋朝有三，這四大發明站得住腳麼？詳細的見有關爭論，姑且說這四大發明是真的，那麼，阿拉伯文明和西方的其他文明有幾大發明呢？ 三是醜化元清這兩個少數民族，這是最常見的手法，也是最令人不恥的手法。關於明朝的科技，說來說去主要也就是什麼曆法，至於其他西方的科技，不過是洋人傳教的普通西方讀物，不是西方最先進的科技成果，被明朝翻譯一下而已，並沒有在明朝普及。清朝的洋物運動真正的引進了西方的科學，慈禧的新正更是送學生留學，開辦學堂等等，元朝時間較短，但相對來說，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科技最發達的時代，其原因是元朝並不象明清哪樣獨尊儒家，也不是經常的搞科舉。而明朝不但始終繼續獨尊儒家，科舉搞八股文，更遺憾的是朱元璋有祖訓要鎖國，而當時的歐洲卻因為成吉四漢給西方送去了東方文明，加上阿拉伯和羅馬文明等等，西方出現了科技飛躍，出現了文藝復興，明朝的鎖國政策讓中國失去接觸西方最先進科技的機會，明朝是中國落後西方的罪魁。下面主要看看元清兩朝的科技。 元朝的科技: 在科學技術方面，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朝代達到像元朝那樣的居於世界領先集團之列的水平或程度. 元朝的科學技術達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學、數學，甚至醫學居於當時世界先進地位。 彼時，領先於世界的阿拉伯與波斯科學技術傳入中國，原因恐怕在於元朝的帝國有實力徵調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學、技術精英前來中國。這些精英掌握着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他們大多是伊斯蘭教徒。這些伊斯蘭教徒和其他先前來華穆斯林一道，與中國其他一些民族經過長時間的融合，遂形成一個新的民族—— 回回。回回把阿拉伯與波斯甚至希臘與羅馬的天文、數學、化學、地理、醫學、文學、哲學、歷史等各方面知識在中國加以傳播和介紹，其中尤以天文、數學等科技圖書最多。 應該說這些人類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學技術知識出現在元朝時期的中國，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幾千年來，中國在傳統上一貫推崇“學而優則仕”及“重文章輕科技”的思想，例如締造天府之國的李冰父子，遠遠無法與孔孟、朱熹等思想家或理學家，以及蘇軾之類的文學家相提並論。但是這種狀況卻在元朝卻有所不同。 （1）、天文學 元朝的天文學具有濃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在元朝，天文學方面的科學技術造詣是世界水平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徵招“回回為星學者”。他們翻譯及帶來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優努斯（也譯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譯作《哈基姆曆數書》）等天文學著作。 1260年，元廷承金人舊制，設立司天台；1271正式設立回回司天台，1312設立回回司天監。後來還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馬剌丁（又譯作扎馬魯丁、扎馬剌丁）為代表的天文學家管理此類工作。札馬剌丁等一批天文學家先後在這裡工作，為中國天文歷算的完善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這些天文學家們不僅帶來或使用一批先進的天文儀器（主要來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還設計並製造了許多先進的天文儀器。札馬剌丁自己製作的天文儀器有多環儀、方位儀、斜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觀象儀等七種。這些儀器，當時在世界上是罕見的。研究科學史的英國李約瑟博士在談及地球儀時說：“除公元前 2世紀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儀（已失傳）外，沒有比馬廷·貝海姆1492年的紀錄更早的人。”可是札馬剌丁的地球儀卻誕生於1267年，比馬廷·貝海姆的記錄整整早了225年！ 札馬剌丁的地球儀是球狀的，體現了寰球這一科學概念與設想。這無疑對中國傳統的“天圓地方”觀念進行了勇敢的否定，意義是非常深遠的。 天文學家（及水利和數學家）郭守敬設計、製造了簡儀、仰儀和圭表等天文儀器，比丹麥人第谷的同樣的儀器要早300年。同時，他主張以實際觀測為依據，在全國各地建立了規模龐大的天文監測網[另外，郭守敬還設計、製造了大型計時儀器——七燈漏（大明殿燈漏），該儀器是反映中國古代計時機械製造技術水平的代表作]。 在曆法方面，札馬剌丁依照阿拉伯曆法編制有《萬年曆》；在此前後一段時間，尚有《回回曆》被使用。《回回曆》其實是阿拉伯太陰曆，即目前仍在使用的伊斯蘭教曆。而王恂與郭守敬等合作，在反覆學習、稽考《哈基姆星表》及其它資料的基礎上，於1280年編制完成一部著名的曆法——《授時曆》。《授時曆》是我國古代最好的一部曆法。在編撰《授時曆》的工作中，王恂負責推演計算，郭守敬負責實際觀測和製作儀器，另外還有許衡負責研究“天道”。《授時曆》以 365.2425天為一年，與地球繞太陽一周的實際時間只有26秒的差距，其準確程度相同於現行公曆，但比公曆的使用要早300年左右。《授時曆》自元以來一直延續使用了約360年。 （2）、數學 元朝不但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發展的巔峰，而且還是中國數學的最後一個黃金時期。中國人使用阿拉伯數字是從元朝開始的。這些美妙的數字是元朝時期來華穆斯林贈與我們的禮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遺址中，考古隊員發現五塊鑄有阿拉伯數字撤離形鐵塊，其中四塊出土時夾在鑿刻整齊的兩塊方石中。經研究，這是用阿拉伯數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縱、橫、對角線的數字之和為“111”。上述遺蹟是1273年修建安西王府時，作為奠基埋藏的。 元朝是繼兩宋中國數學濟身於世界水平的黃金時期。中國數學家不但繼承、超越了以往的數學成就，而且眾多來華穆斯林將先進的數學知識傳入中國，使中國的數學研究在元朝有了質的飛躍。 1280年，元代數學家及天文學家王恂與郭守敬等制訂《授時曆》時，不但列出了三次內插公式（“招差法”），還使用“垛壘、招差、勾股、弧矢之法”進行縝密計算，其中將穆斯林發明的弧三角法應用於割圓術獲得“弧矢割圓術”（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為稱奇。 1303年，《四元玉鑒》問世。其作者數學家朱世傑將“天元術”推廣為“四元術”（四元高次聯立方程），並提出“消元”的解法；歐洲則在1775年由法國人別朱提出同樣解法。朱世傑的另一項成就是對各有限項級數求和問題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礎上得到高次差的內插公式；在歐洲1670年英國人格里高利、 1676~1678年牛頓才提出內插法的一般公式。 一般認為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其中的一部分是明朝的徐光啟在意大利人利瑪竇的幫助下翻譯並引進中國的(合譯《幾何原本》前6卷)，但是有學者（方豪，《中西交通史》）認為，在此前的元代，此書已經被來華的穆斯林帶到中國。 14世紀中、後葉明王朝建立後，由於科舉大興八股文模式並刪減數學內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籌算基礎上的中國古代數學便衰落了。 （3）、醫藥學 在元朝，中醫藥學有很大發展，出現了金元四大學派，特別是中國與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頻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進了中國人的重大發明及中醫藥知識廣泛向外傳播，而且使得當時處於領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醫藥學典籍被帶來中國並翻譯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揮發劑、滴鼻劑、露酒劑、油劑與糖漿劑等已經普遍得到推廣應用。在元朝的秘書監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關於醫藥學方面的著作。中國傳統醫藥學此時已經深受這些外來醫藥學的影響，特別是中藥學擴大了“中藥”的內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傳來的“海藥”。元朝政府在太醫院下面專門設置廣惠司，掌管回回醫藥事務；公元1291年先後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藥物院”。著名的“回回藥方”也是元朝時期從伊斯蘭國家傳來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經開始設立比較正規的醫院為國人治病。 元時的中國，醫藥學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出現了兼收並蓄、互通有無的局面，大大豐富了醫藥學知識的內容。 《回回藥方》（以下簡稱《藥方》）是中國大型綜合性回回醫藥學典籍（作者不詳），原有36卷，少數殘存本現可見於北京圖書館。該書多以漢語書寫，同時夾雜許多阿拉伯語與波斯語醫藥術語及漢語音譯。僅以少數殘存本目錄就可以看出，《藥方》是一部包括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傷和皮膚病等科、內容豐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醫學典籍；研究中國醫藥史的學者根據殘存部分推斷，《藥方》約有藥方6000～7000首之多，其價值與中醫古籍《外台秘要》相當。 4）、元大都與“京通”大運河 北京的歷史約有2000年以上，然而今日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馬可·波羅曾經讚揚元大都說：“城是如此美麗，布置的如此巧妙，我們竟是不能描寫他了!” 就建築學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稱享譽中、外的建築學藝術瑰寶。元大都城在技術方面的主持設計與參與建設者，是來華穆斯林建築學家亦黑迭兒丁。難以想象，這位建築學家竟能夠運用中國傳統的建築學特色，結合世界上先進的建築學風格，設計出格局宏大、規劃嚴整，與自然和諧相融的元大都。參與元大都設計、建設的，還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能工巧匠。全面地說，元大都是中華民族智慧與汗水的結晶。元大都自1267年開工興建，至1285年曆時18年建成（先前的金中都城址位於今北京城西南部蓮花池以東，元大都的新城建在中都舊城東北）。 除了一些伊斯蘭教清真寺與基督教堂之外，元朝還在元大都興建了國子監（孔廟）、白塔、妙應寺、白雲觀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築。 元大都的經濟繁榮同開鑿通惠河密不可分。史書記載當時元大都每年要從南方運進糧食百萬石以上，多時高達300餘萬石。在通惠河開鑿之前，糧食從水路運抵通州後，要轉經陸路方能抵達元大都城內。 公元1291年，郭守敬指揮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運河。從通州到元大都，他設計七座水閘，這七座水閘彼此相距約半公里的地方，又設計有斗門。郭守敬就是通過水閘和斗門的關閉與開放，調節運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導船舶順暢通過。工程竣工後，元世祖親自將這段164里長的運河命名為 “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國工程建設史上的傑作，其運用的巧妙方法與現在國外一些運河採用的技術是基本相同的。宋濂編撰的《元史·志第十六河渠一》亦有記載。 通惠河使用之後，前往大都的船隻可由沿海進入河道，以及由大運河，最後經通州直達元大都城內碼頭（即今天北京積水潭）。這是北京歷史上第一次由完全的內陸城市變成東方繁榮、昌盛的大港。黃仲文《大都賦》有“華區錦市，聚萬國之珍異；歌棚舞樹，選九州之穠芬”之寫照。 元大都不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還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從運河和陸路，都有大量商品進入這座大都市。來自亞洲各國、歐洲，以及非洲海岸的使者和商隊絡繹不絕。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沿着時間的縱軸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進行橫向比較的話，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 （5）、刺桐港——“東方第一港” 古代的泉州因環城大量種植由海外引進的刺桐樹而得名“刺桐港”。歷史上泉州的絲綢、瓷器與銅鐵製品工藝先進，質量上乘，享譽海外。公元684年（唐嗣聖元年）該地開始立州建置，名曰武榮州，公元711年（景雲二年）改稱為泉州。 自1087年北宋在泉州設置福建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至北宋後期，海外已有31個國家和地區與泉州進行通商貿易，南宋則有58個；而到了元代，泉州與海外的通商貿易已涉足近百個國家與地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勝塔，就是當年引導航船進出的燈塔遺蹟。當時的刺桐港港口裡船舶相連無邊無盡，巨宗貨物堆積如山。元政府不但曾經在泉州設置行省，以加強和鞏固該地政治和軍事地位，而且在1281年元政府還做出規定：“商賈市舶物貨，已經泉州抽分者，諸處貿易，止令輸稅，不再抽分”。這一極富開放性的政策使得泉州對於四海商賈頗具感召力，因而極大地促進了泉州的繁榮昌盛，泉州也在此時贏得 “東方第一港”之讚譽。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專家學者考證，當時的刺桐港（泉州）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列的世界兩大港口之一。 《泉州府志·城池》曰：“四海舶商諸番琛貢皆於是乎集”。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行紀》(即《東方聞見錄》)中寫到：“應知刺桐港即在此城……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後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內。我敢言亞歷山大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此刺桐港者，則有船舶百餘……” （6）農業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元史·食貨志》 蒙古統治階級發源於草原游牧民族，他們在進入黃河流域的初期，曾經嘗試用自己原先擅長的畜牧業代替農業生產（後經耶律楚材的勸阻而收斂），這是一種倒退現象。 但是在元朝入主中國，基本平定全境之後，自元世祖時期即開始重視農業，很好地制定了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政策，使得農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禁止圈占農田為牧場，並派遣官員清理被侵占為牧場的民田，按籍悉歸於民或聽民耕墾；設立專管農業的機構，派人到地方檢查農業生產（考核地方官吏政績的標準――“五事”的前兩個，便是“戶口增、田野辟”）；招集流民，鼓勵墾荒，並且免稅一年，第二年稅收減半；組織軍民屯田；建設水利（中央與地方分別設都水監與河渠司），整治黃、淮水系（當時黃河經淮河入海，經常引起下游地區嚴重水患，元中央政府徵調各地人力物力大力加以整治，從而免除了水患）。另外，在通惠河開鑿之前，元世祖已經下詔命官員組織財力與人力鑿通通河，以改變隋代大運河的水陸並用、迂迴曲折的不合理走向。 王禎編著《農書》一書有三十七卷（現存三十六卷），是中國古代一部對農業生產進行全面系統論述的偉大著作。 中國古代關於農業方面的著作，《呂氏春秋》與漢朝的《氾勝之書》（“氾”音同“范”），僅殘存片言隻語，而後魏的《齊民要術》在系統性上也遠不如王禎的《農書》。 《農書》全書約有13多萬字與300多幅圖畫，全文分為《農桑通訣》、《百穀譜》、《農器圖譜》三大部分。 《農桑通訣》包括對農、林、牧、副、漁及水利等各個方面的綜合性論述，提出“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這一重要的農耕思想。《百穀譜》對各種農作物的品種、特性、栽培、種植、收穫、貯藏和利用等知識加以介紹，尤其是王禎將農作物分為谷、蔬、果、雜等6大類，堪稱中國農作物分類學的奠基人；此外作者對於植物性狀的描述，也是此前書籍不曾有過的。而《農器圖譜》則是《農書》的重點部分，該部分就田制、倉廩、舟車、灌溉、蠶桑、織纖、麻芒等20門類，詳細介紹了257種農業機械，而且配繪圖譜306幅並加以文字說明，其價值超過以往所有農業機械書籍，甚至中國古代後來在這方面的論述，亦無超越王禎者。 元時中國棉花種植區域擴大，尤其是南方棉花種植技術有了質的飛躍並帶動了紡織業發展，黃道婆等對改進與創新棉紡織技術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些無疑對解決穿衣問題至關重要。 另外，紙幣開始在中國大量流通，使包括農業在內的元朝的經濟生活進一步繁榮。 （7）、文學藝術與活版印刷術的改進 元朝的戲劇空前繁榮，有《西廂記》、《竇娥冤》等一大批影響深遠的作品相繼問世。元朝小說創作也十分繁榮並波及此後的明、清兩代。而元曲成為與唐詩、宋詞並稱的中華優秀文學遺產，湧現出諸如馬致遠、馬九皋、貫雲石等散曲小令名家。 元朝對中國音樂的主要貢獻是推廣回回樂器——興隆笙、殿庭笙、火不思、胡琴。其中火不思（又譯“渾不似”）本是一種四弦的波斯彈撥樂器。將火不思四弦改造成二弦並使之成為拉弦樂器，就是現在中國家喻戶曉的胡琴。胡琴是中國最早的拉弦樂器。雖然胡琴的歷史久遠，但是與現代樣式最為接近的胡琴出現於元代的中國。自元代伊始，胡琴這種伊斯蘭樂器便取代先前在樂器演奏中占主導地位的中國傳統樂器琵琶。後來的三弦也是在這兩種樂器的基礎上產生的。至今，胡琴、三弦更是廣泛應用於中國戲曲音樂之中，成為所謂的“民族樂器”。 在活版印刷術方面，王禎（同時還是農學家）設計出木活字及轉輪排字架，並於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縣誌》；其《造活字印書法》（附於《農書》書末）是最早的系統性介紹活字排版印刷術的科技文獻。 清的科技 清的科技也有傲人的發展，乾隆時官修的《醫宗金鑒》九十卷，徵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經驗良方，並對《金匱要略》、《傷寒論》等書作了許多考訂，是一部介紹中醫臨床經驗的重要著作。清代名醫王清任在醫學上有突出的成就，着有《醫林改錯》一書。他強調解剖學知識對醫病的重要性，並對古籍中有關臟腑的記載提出了疑問。他通過對屍體內臟的解剖研究，繪製成《親見改正臟腑圖》二十五種，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錯誤，為祖國解剖學的發展做出了有益的貢獻。王錫闡，字寅旭，號曉庵，蘇州吳江人，着有《曉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十幾種天文學方面的著作。他精通中西曆法，對二者異說，皆能條其原委，究其得失。他肯定了西洋曆法先進的地方，也指出了其中的許多缺點和錯誤。他對日月食的算法，對一些天文數據的應 用，以及回歸年的長度、歲差常數等問題，都提出了比較中肯的意見。由於他能結合中外經驗，進行獨立的創造性的研究，所以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促進了中國曆算學的發展。梅文鼎，字定九，號勿庵，宣城人。他以畢生的精力，從事於我國古代歷算學的整理和闡發，同時也對西洋科學加以研究和介紹。所着天文、曆法、數學方面的書籍，共達86種，在中外科學知識的整理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寫的《古今曆法通考》，是我國第一部歷學史。他的數學巨著《中西數學通》，幾乎總括了當時世界數學的全部知識，達到當時我國數學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在該書的《方程論》部分，闡明了我國古代方程的獨創性，指出這種算法是西洋所沒有的；他在《勾股測量》、《九數存古》等部分，也都發揚了我國古代算法的成就；此外，在 《塹堵測量》、《幾何補偏》部分，他介紹了西洋的球面三角學，並對西洋立體幾何作了論述和發展；而在《籌算》、《度算》、《比例數解》等部分中，則解釋和介紹了西洋的對數、伽利略的比例規等方法。明安圖，是一位著名的蒙古族歷算學家。他在乾隆時任欽天監監正。當時從歐洲傳進三個有關三角函數的解析式子,割圓三法（圓徑求周、孤背求正弦、弦背求正矢），但只有公式，沒有公式的證明方法。中國學者曾長期苦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這種情況給當時的數學工作者掌握和運用這些知識帶來了一定的困難。明安圖經過三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寫出了《割圓密率捷法》四卷，不僅創用“割圓連比例法”證明了三個式子，而且進一步創造了弧背求通弦、通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等一系列的新公式。這是明安圖對數學的傑出貢獻。他是我國用解析方法對圓周率進行研究的第一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地理測繪，康熙時，曾組織人力對全國進行大地測量，經過三十餘年的籌劃、測繪工作，製成了《皇輿全覽圖》。這部地圖“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的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乾隆時，又派明安圖等人兩次到新疆等地進行測繪，最後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根據測繪的新資料，製成了《乾隆內府皇輿全圖》。在這份地圖裡第一次詳細地繪出了我國的新疆地區。這兩份地圖，至今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嘉怯鄴十五年（1820年）繪製的《重修大清一統志》的清代疆域圖，基本上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