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再剝華國鋒的畫皮”一文有感 紅河谷 2008.08.14 讀了“再剝華國鋒的畫皮”一文, 感到樓主的帖子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也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的唯心主義的瞎說, 請樓主不要借“剝華國鋒的畫皮”為名而實為掩蔽以鄧小平為首的黨內資產階級的罪惡! 1976.10.6的政變真的是華國鋒一手策劃、發動的嗎? 我們還是來看看下面的事實吧! 鄧小平的晚年走的是一條什麼樣的路？ 所謂鄧小平的晚年，大概可以從一九七三年算起（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到一九九三年為止（這一年鄧小平病重已不能處理政事）。共二十年的時間。 　　鄧小平晚年走過的路，可以分為幾個小段： 　　１，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他在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期間，主要是觀察形勢，等待時機。 　　２，一九七五年，他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實際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他打出“全面整頓”的旗幟，實際是要“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有錯誤”把文化大革命的案翻過來。 　　３，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七月，他被迫再次退出政治前台，在毛澤東逝世以後，他當“後台老板”，一舉完成了“解決‘四人幫’”的任務。 　　４，一九七七年七月至一九八九年七月，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在一九七五年所擔任的一切職務。此後，他通過： 　　批判“兩個凡是”，撤銷了華國鋒的中共中央主席的職務； 　　作出《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批判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踐； 　　處理大學生遊行事件，撤銷了胡耀邦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 　　處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風波，撤銷了趙紫陽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 　　５，一九八九年七月至一九九一年，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路線，遭遇新的挑戰。 　　６，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鄧小平被迫南巡，召開黨的十四大，建立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確定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確立鄧小平在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的核心地位。 注意上述第3條: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七月，他被迫再次退出政治前台，在毛澤東逝世以後，他當“後台老板”，一舉完成了“解決‘四人幫’”的任務。 關於“把‘四人幫’抓起來”的具體情況，正式公布的各種材料中極少透露。而從這些極少的己透露的各種材料中, 還是透露了一些具體情況，可以作為參考。 一、“把‘四人幫’抓起來”是“元老派”長期準備的結果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只說：“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其實，這三個人的作用，都屬於“前台”的，而真正在“後台”策劃、導演的是鄧小平。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也只說了一句話：當時的形勢“使老一輩革命家們深感憂慮。他們大多處境困難，但是仍通過各種渠道，互通信息，並醞釀解決‘四人幫’的辦法。” 　　根據有關記載：對於如何“把‘四人幫’抓起來”，鄧小平與葉劍英等人經過多次密商，由葉劍英擔任前台指揮，李先念與各方面聯繫。 　　新華社發稿的“楊成武生平”說：１９７６年，在黨和國家命運攸關的危急時刻，協助葉劍英、聶榮臻等同志，參與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並保持了軍隊的穩定。 　　《李先念文選》第１５７條注釋：“九月二十一日，華國鋒到李先念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問題，認為同他們的爭光可避免，並請李先念代表他去找葉劍英，請葉劍英考慮以什麼方式、在什麼時間解決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葉劍英住處，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並同他研究此事。” 　　紀錄片《鄧穎超》說：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鄧穎超到西山葉劍英的家裡，商討如何解決“四人幫”問題。在她的檯曆上，十月一日、十月六日這這兩天的日期上劃有圓圈作為記號。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後，葉劍英隨即安排鄧小平由城內搬到西山，在離自己住地不遠的２５號樓住下，並派辦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機要秘書李俊山給他轉送文件。王守江回憶說：“後來葉帥就傳達中央的指示，說是小平現在要住到西山，為了他今後的工作的方便，先給他一套文件，中央決定由你直接給他送。”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說：“有一天晚上，我們全家正在吃飯，葉帥的小兒子頭頭來了。他悄悄告訴我們，他是奉命來接我們家的‘老爺子’，去見他們家的‘老爺子’……葉帥是專程出來迎接鄧小平的，父親高聲喊道：‘老兄’，趕緊跑步向前。父親和葉帥兩人走到一起，熱烈而緊張地握手，長時間不放。……門緊緊地關着，他們談了很長、很長時間。” 二、“把‘四人幫’抓起來”的關鍵是採取措施“說服”了華國鋒 鄧小平雖然通過葉劍英、李先念廣泛聯絡了“元老派”，擁有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但是如果沒有一枚中共中央的圖章，他們的行動就不可能合法化，就要背上“搞軍事政變”的惡名，而且也不易於爭取廣大幹部、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支持。所以，關鍵是爭取、“說服”華國鋒。 　　怎樣才能把華國鋒爭取到他們這一邊來呢？他們抓住了華國鋒的一個致命弱點——就是華國鋒急於要取得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而且擔心江、張、姚、王等人不會支持他。所以“說服”華國鋒的關鍵，就是要讓他相信：江青集團奪權的危險已經迫在眉睫，如果不馬上採取措施，將悔之晚矣。 　　果然不出所料，華國鋒被“說服”了，而且，越到後來，華國鋒的決心越來越堅定了。軍隊那方面好辦，有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和掌管了中央警衛部隊的汪東興。問題是怎麼做才合適，最好是儘量做得合法。在那些日子，華國鋒天天找人單獨談話，在動手抓四人幫的前兩天，陳永貴也被華國鋒召去談了很久。華國鋒顯然試圖在事先就獲得政治局裡多數的支持，動手將四人幫“隔離審查”之後再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這一決定。這樣一來，抓四人幫就可以說是執行了政治局多數的決定，是合法的。 三、“把‘四人幫’抓起來”的另一個關鍵是採取了恰當的鬥爭策略 　　總的策略是“先發制人”： 　　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聶榮臻等人早就商定： “下決心，先發制人”。 　　對江張姚王採取逐步升級的策略： 　　最初，對江、張、姚、王採取措施用的名義是“隔離審查”，打的旗號是執行毛澤東提出的“解決‘四人幫’的問題”。１０月６日，在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說：“四人幫”這個提法，是毛主席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７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我們清除‘四人幫’不是政治局少數人的想法，也不是我們臨時的決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決而沒有來得及解決的問題，我們粉碎‘四人幫’是繼承毛主席的遺志。 　　其後，對江、張、姚、王進行審查時用的名義是“粉碎‘四人幫’”。１９７７年７月，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把王、張、江、姚永遠開除出黨的決議。 　　最後，對江、張、姚、王進行審判時用的名義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 　　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採取繼續“高舉”的策略： 　　１０月６日政治局會議決定： 　　儘快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 　　在北京建立毛澤東主席紀念堂。 　　１０月８日，李先念在一次會議上說：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必須肯定。打倒了劉少奇、林彪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都，後來又揭出鄧小平刮右傾翻案風。 　　對華國鋒採取先“捧上台”的策略： 　　１０月６日，政治局會議在葉劍英的提議下，一致通過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將來提請中共中央全會追認。（１９７７年７月十屆三中全會追認通過了這一決議。） 　　１０月８日，在一次會議上，葉劍英說：中央政治局在華國鋒同志親自領導下，十月六日、七日了兩件事，一是十月六日決定除四害，二是十月七日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志為我們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是我們的領袖，既是黨的主席，也是軍委主席，這實際上是主席在生前就安排好了的。這兩件事是一破一立，解決了主席生前長時間要解決而沒有採得及解決的問題，現在實現了。華國鋒當主席，當我們的領袖。國鋒同志民主、耐心，能聽別人的話，有民主，有集中，主席看中了，是經過實踐和考驗得。核心是經過實踐形成的，國鋒同志主持這段工作，是解放後最困難的。總理，朱老總，主席都先後去世了，又有這麼大的運動，他們又在裡面搞，對他們四人幫作了仁至義盡。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除了四害。國鋒同志今年五十五歲，是中年人，身體好，經驗多，我們宣傳國鋒同志，包括拍電影。國鋒同志是我們的領袖。主席說，我選對了，國鋒同志在湖南湘潭當過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說他無私不蠢（其實很聰明）。我們要宣傳，要擁護，要團結在華國鋒同志周圍。 　　對鄧小平採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最初，繼續保留“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 　　１０月８日，葉劍英在一次會議上說：鄧小平有路線錯誤該批，現在批，以後還要批。但是批鄧小平的時候，主席有病，不能出來，當時就是毛遠新作記錄，然後向主席匯報，把主席講的又到政治局傳達。毛遠新的傾向性很大，這裡面有問題，有些是走了樣，加了一些東西。 　　１０月８日，李先念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有錯誤。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後，都作了自我批評，不能賴帳，應該進一步根據主席的思想，不斷把自己估計一下，有時不那麼有自知之明的。鄧小平還要批，轉彎子還要轉，我不是袒護同志的錯誤，應該和群眾站在一塊，有時候也得說，我們有這些問題，要慢慢改。 四、“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１，把以江張姚王為代表的文革派左翼勢力，徹底從政治舞台上清除掉； 　　２，對以華國鋒為代表的文革派右翼勢力，明里是捧上台，實際是挖牆角，為把它們從政治舞台上徹底清除掉打下了基礎； 　　３，為鄧小平重新上台推行他的一套路線、政策，掃除了現實存在的一個方面的政治障礙。 　　五、歷史的評價 　　對這一事件的發生，毛澤東早有預見，他說過：“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因為，在領導層中，特別是在高級領導層中，尤其是在“元老派”中，“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對這件的評價，底層的聲音、工農兵群眾的聲音，在一個時期內是很難反映出來的。抓起“四人幫”的消息公布以後，當時，不少人都隨着單位組織的隊伍參加了遊行，並高呼“打倒‘四人幫’”、“擁護英明領袖華主席”。可是大家並不了解：毛主席剛剛去世還不滿一個月，為什麼一個黨中央副主席、一個政治局常委、兩個政治局委員（其中還有一個是毛主席的夫人）一下子變成了打倒的對象？為什麼華國鋒一下子又變成了“英明領袖”？現在去聽聽老百姓的看法，與當時就有很大的不同，再過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以後，又會是怎麼樣？只有“天”知道！ 　　即使是在當時擁護採取這一行動的高層領導幹部中、高級知識分子中，對這一事件發生的歷史深遠影響，也不是沒有憂慮的。 　　魏巍在一九九三年寫的《話說毛澤東》一書中，就這樣說過：“把‘四人幫’抓起來，只是特殊情況下採取的特殊方式，這一措施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全黨和全國人民利益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就解決黨內的經常矛盾來說，還是要從我們的優良傳統中汲取教益。” 　　他特別引用遵義會議的例子說：“遵義會議在我黨的歷史上具有偉大意義，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不僅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而且開闢了通向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同時，就黨內鬥爭來說，它也是一個最光輝的範例。試想，會議之前，兩條路線的對立是何等尖銳，爭論是何等激烈，而且錯誤的意見在領導集團中居於統治地位，可是僅僅經過幾天時間，這個黨內最尖銳的矛盾就解決了。尤其是，遵義會議從頭到尾，都採取了共產黨人最正常的鬥爭方式，即思想鬥爭的方式，通過擺事實講道理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然後實行真正的民主集中製作出正確的決議。我在長篇小說《地球的紅飄帶》中，對遵義會議給以着力的描寫，也是因為它是這樣一個難得的範例。今天雖然情況變了，黨已經成為執政黨了，但是在黨內鬥爭上仍應繼承遵義會議的優良傳統。”（見１９９６年再版單行本第３０頁）。 　　在遵義會議上以及延安整風中，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採取黨內鬥爭的正確方式，那是因為他堅持的是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如果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是錯誤的，那麼，在組織路線和黨內鬥爭方式上也必然是錯誤的。 　　這裡，魏巍實際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矛盾的性質問題，另一個是矛盾鬥爭的方式問題。人民同“四人幫”的矛盾，究竟是黨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對“四人幫”的鬥爭，究竟應該是採取民主的方法，還是採取專政的方法？如果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採取專政的手段，那麼實行“專政”的一方，實際上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對一些問題、一些人的處理，就曾經犯過這種錯誤。 原載---水陸洲《鄧小平的晚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