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狗賊--功臣？叛徒？ 象床寶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評鄧狗賊時代 何希誠 一、世紀的功臣還是世紀的叛徒 二、從毛澤東時代過渡到鄧狗賊時代 1.毛澤東留下的遺產 2.社會主義制度的薄弱環節 3.鄧狗賊的上台 三、改革開放：一個從社會主義蛻變為資本主義的過程 1.農村的資本主義化 2.城市的資本主義發展 四、矛盾到了極點的中國 五、歷史無情，造化弄人 一、世紀的功臣還是世紀的叛徒 二月十九日，鄧狗賊死了。對於鄧的死，各方反應不一。中國國內，官方照本宣科，“鄧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鄧）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但是，在中國民間，一般人對鄧的死亡反應冷漠，一位三十六歲的中學教師在街頭接受訪問時說：“毛去世時，我們有強烈的感情，因為我們敬愛他。沒有任何人敬愛鄧，鄧死了誰也不哭，他那麼老了，死是自然的。” 國際上，第三世界國家只是作禮節性的表示，而西方，特別是美國，從總統到專家學者，從電視到報章雜誌，眾口一詞，高度評價鄧，說他“扭轉了毛澤東統治下的淒涼局面，替中國創造了資本主義繁榮的奇蹟。”反應的不同，說明了立場的不同。對中國一般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來說，鄧早已是行屍走肉，是過去了的人物。他不喜歡群眾，群眾也不喜歡他。對中共來說，鄧的死也就是新領導的法統繼承，必須行禮如儀，但總不免讓人感到死氣沉沉。對鄧的死大做文章的是西方。一來，鄧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中國，替他們立了大功；二來，捧鄧而貶毛，就是給“社會主義”開死亡證書。當然，西方對鄧的高度評價確是由衷之言。只要我們把鄧上台時的七十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同鄧死時的九十年代相對比，就不難看出鄧對資本主義的不滅之功了。 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初，國際上是一個天下三分的局面。在美蘇兩大陣營之外，以中國為重心的第三世界與兩霸對峙。美國立國以來第一次以戰敗國的恥辱地位撤出印度支那半島。戰爭耗損了國家的元氣，經濟上面臨歷史未見的危機，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兼而有之（“滯脹”這一名詞因此出現）。政府在人民心中威信大失，知識分子以社會主義為時尚，非美、拉美少數民族運動高漲，沉重打擊了白人統治階級。進步勢力愈見發展，輿論和政客學者也迅速左轉，批評國家的侵略政策。國外，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眼中，美國就是帝國主義罪惡的標誌，中央情報局、跨國公司就是當地黑暗勢力的後台。親美的政權岌岌不保，變成當地人民的死敵。一個不可一世的超級大國，經濟上一蹶不振，政治上十分孤立。眾叛親離，連同盟的歐洲和日本也不願再隨聲附和，而要求與美國分庭抗禮。除了以色列和台灣之外，幾乎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不是對美國十分鄙視。聯合國內投票，美國永遠是少數又少數，安理會上，美國不停地否決否決否決。在國際上只講權勢，不講正義。修正主義、假社會主義的面目被中國揭穿，逐漸失去欺騙作用。他的百萬大軍嚇不住中國，與美國的爭奪又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 再看第三世界和中國，七十年代中國是顆升起的巨星，全球矚目。中國以自己的力量，頂住了蘇聯的壓力，打垮了美國的圍堵。軍事上有足夠的反訛詐力量，經濟完全自主，不僅自給有餘，還以無償方式援助第三世界自力更生。第三世界結合成一股全球性的力量，鋪開了一個反包圍的局面。中國所到之處倍受歡迎，第三世界將中國人民視為親兄弟；美國、歐洲、日本則掀起了歷久不歇的中國熱。美中、日中、英中、法中等人民友好協會到處都是。西方進步分子紛紛向中國取經，以中國為進步的象徵。全世界的革命組織、政黨，更是以中國的革命作為發展和學習的典範。在國際重大鬥爭場合中，總是以中國和第三世界一方的多數讓美國狼狽不堪。中國的外交攻勢接連不斷：恢復聯合國的席位，逼使美國承認一個中國，簽定上海公報，中日建交等等，戰果輝煌。第三世界要求改變歐美獨霸的國際經濟秩序，要求在南北平等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西方的新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處處居於守勢。在這個天下三分、強弱易位的時候，全世界都受到衝擊，變化劇烈。這就是當時中國所說的，一個“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時代”；“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為歷史不可抗拒的潮流。 九十年代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末的今天，潮流完全反轉了過來，第三世界的團結有名無實，亞非拉各地反動勢力回潮，革命進步力量遭受重挫。國家與國家、種族與種族不停地交戰、分化。富國向美國投靠，窮國向美國低頭。過去是第三世界重心的中國，今天卻同第三世界國家爭奪國際援助；過去一言九鼎的中國，今天則以“韜光養晦”作為家訓；過去在聯合國處處主動的中國，現在成為眾所周知以“否決權”交換經濟利益的小算盤商販。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東歐陣營內波蘭、捷克、東德紛紛向西歐靠攏。九十年代初整個蘇聯解體，東歐回復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地位，又成了西歐的附庸。過去勢力強大的蘇聯，如今卻向ＩＭＦ、世界銀行俯首聽命。取得絕對勝利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美國成了世上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軍事上一反越戰時的失敗主義，恢復冷戰時期的囂張。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間先後出兵格林納達、巴拿馬、索馬里、伊拉克、波斯尼亞、海地，儼然以全球執法者自居。經濟上，今天是所謂的全球化時代。對於跨國公司國際資本家來說，全球無國界，資本進出無阻，勞動力、自然資源予取予求，市場隨意開發。過去靠鴉片、槍炮、軍隊強力奪取的，今天可不費吹灰之力到手。國際資本正在全世界規定一個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新世界秩序：超國界的經濟組織（ＩＭＦ、世界銀行、ＷＴＯ等等）有權決定任何一國的經濟生產方式；西式的民主、人權用來衡量所有國家的政治水平。西方批準的專利享有全世界的知識產權。每個國家、每個社會、每個文化的歷史，都得經過西方的學者改寫。萬國衣冠拜冕旒，昨日的罪魁禍首成了今天的正義之師。西方的歷史學家大聲宣稱“資本主義是人類文明的終結”。 二十年東風，二十年西風，社會主義變成歷史陳跡。資本主義反倒成了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了。對今天沒有經歷過六十、七十年代風雲的年輕人而言，很難相信，也很難想象二十年前的氣氛。那麼大的轉變，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如果投票表決，壓倒性多數一定是把票投給中國的鄧狗賊和蘇聯的戈巴喬夫：前者出賣了第三世界，後者出賣了東歐集團，剩下的只有美國西方一支獨秀了。但兩相比較，戈巴喬夫也甘居下風，戈巴喬夫所拆毀的是一個運作不靈的修正主義笨拙結構。這個結構如果不垮向西方，也遲早會給第三世界進步力量挖空。而鄧狗賊所摧毀的卻是一個予資本主義以嚴重威脅的，具有強大戰鬥力的革命力量。鄧狗賊的親美路線帶給了美國剝極而復的奇蹟。鄧狗賊於1979年訪美，美國則於八十年代開始脫出政治經濟困境。鄧狗賊的訪美之行到今天還是美國人士最重視的舉動：鄧狗賊戴着德州牛仔帽的照片成為歷史文獻；鄧狗賊參觀福特汽車廠自動生產線時，目瞪口呆之狀為美國學者所樂道；鄧以中國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居然在美國的電視台上宣布“懲罰越南”的絕密軍事行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元首，卻相信美國的工人階級收入高達年薪四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十萬美元），並為之回國大力宣傳。 從此以後，位居第三世界重心的中國，一降而為替美國出兵越南的馬前卒。第三世界重新去仰承國際ＩＭＦ的眼色，又成了資本剝削的對象。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變質，過去團結在一起，形成政治經濟聯合戰線，對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圈，如今分化成各自謀生，彼此競爭的獨立個體。正象蘇聯當時走上修正主義道路時向中國共產黨施壓力一樣，鄧狗賊的中國給兄弟黨以壓力，給世界的革命進步團體以壓力，要他們依照中國的方式運作，於是每個黨、每個進步團體、每個兄弟國家、每個朋友組織內部鬥爭分化。三分天下中的一分已經瓦解。中國高速奔向資本主義的國際大循環體系。一個“不可抗拒的”革命潮流就如此地被鄧狗賊出賣，變成反革命的潮流。社會主義已遭到致命的傷害。等到戈巴喬夫向美國靠攏，使東歐集團徹底瓦解後，在世界上稱王稱霸的就只剩下美國一方了。因此，鄧狗賊在政治經濟上替西方立下的功勞是無可比擬的，堪稱是“世紀的功臣”了。話說回來，如果站在資本主義立場，站在國際資產階級一邊者將鄧譽為“世紀的功臣”，那麼，站在社會主義立場，站在工農階級地位者就不免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來：鄧狗賊是不折不扣的“世紀的叛徒”。不論功臣也好，叛徒也好，誰也不否認，鄧狗賊確實造成了歷史的轉折。人們所爭論的是：這是一個什麼性質的轉折？是倒退的還是前進的？這個轉折是怎麼達成的，鄧在轉折中起的是什麼作用？這個轉折給中國和世界造成的影響為何？資本主義真的不可逆轉嗎？下面就談談這些個問題。 二、從毛澤東時代過渡到鄧狗賊時代 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對待歷史的方法：一種是以當前的需要去重寫過去的歷史；另一種則是以過去實際的歷史去了解今天的變化。在評價鄧狗賊的歷史地位上，不論是中共也好，美國專家學者也好，都採取第一種手法，重新編寫出一個黑暗貧窮、閉關排外、極左盲目、不求進步、大家長式社會主義制度的毛澤東時代。並以此對比鄧狗賊時代的改革和進步。鄧狗賊使中國恢復理性，加入大世界共榮圈。但事實恰好相反，毛澤東時代是中國起死回生的時代。毛澤東時代給中國留下了最為可貴的遺產。 １. 毛澤東留下的遺產 毛澤東給中國留下兩筆可貴的遺產。第一，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大民主的第一次實踐。自下而上的全面整頓黨、整頓國家，打破了制度的僵化。年輕一代從鬥爭中成長，而不是依靠資歷和提拔，新陳代謝加快，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以空前的規模參與了政治決策，改變了政治結構，經濟結構，以及政治體系和生產體系的相互關係（例如政治上的革委會和工廠中的工人委員會等）。城鄉、工農、腦力勞動體力勞動、幹部群眾、上級下級、中央地方、沿海內陸各方面日益擴大的差距已經從理論上認識其根源，並在實踐上進行一系列的調整。例如知青下鄉、五七幹校、幹部知識分子下放、工農兵學員、新式的農業大學、以及老中青三結合、技術幹部工人三結合，農村之間學習交流、科技隊伍支工支農、公社合作形式的提高、赤腳醫生、社隊企業等等。文化上則衝擊舊思想，批判資本主義思潮，歷史、小說、戲劇各個方面都出現了新觀點的新作品，教育方面掃除菁英主義的上智下愚思想，行政和實際結合、學校和社會結合，逐步建立起一個新的制度，軍隊減低上下差距，專業和民兵結合，現代化和全民化並進，黨章憲法上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和階級鬥爭，人民民主，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自由，工人罷工的權利等。革命的建設的方針是兩條腿走路，結合土與洋、紅與專、分工與綜合、自力更生與技術引進。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國防工業的相互關係，大洋全和小土群的結合，大而全，小而全，避免蘇聯式的地區分工、專業分工，發展出一線、二線、三線的國防工業的布局。長線短線的結合、條條塊塊分隔之間的聯繫，基本建設的不斷投資。總之，中國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找到了指導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方法，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自覺性的社會主義實踐。 第二個遺產是雄厚的國力。毛澤東建國僅僅二十七年（1949-1976），一個老弱腐朽，倍受強權欺凌、飽經戰亂、農村凋敝、工業國防科技一片空白、社會腐敗、民族自尊心喪失殆盡、人心瀕臨絕望的國家，就建設成為一個農業工業國防科技全面發展的國家。社會風氣黑暗盡掃、士氣高昂、民心團結、人民基本解決溫飽、有了積蓄、核彈、氫彈、衛星的發展速度打破世界記錄。而且，從1949年開始直到1972年，中國沒有一天不是處於強敵壓境的險惡環境。中國依靠自己打出了天下：開國不到兩年，就與超級強國美國在朝鮮戰場上較量，打破了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剎住了帝國主義鯨吞的野心。1960年的中印邊界之戰，以摧枯拉朽之勢擊敗了替美蘇投石問路的印度，以國際戰爭上從未有過的方式幫助印度的農村兄弟，樹立了正義戰爭的楷模，贏得了第三世界的尊敬。在越南戰爭中，中國成為越南的後方，逼使美國戰敗求和。1969年的珍寶島戰爭中又擊潰了另一超級大國蘇聯的挑釁。1974年第一次顯示海軍的實力，擊退了當時越南對西沙的覬覦。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以一個百廢待舉的中國，敢於對敵霸權，已屬不敢想象；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卻以超人的膽識和氣魄，一打再打，打出了舉世崇敬的國家地位，打出了團結堅強的民族自信。一個越南戰爭，把不可一世的美國打得人心背離、國力衰竭，經濟上十年都恢復不了元氣。而對手的中國，國家經濟蒸蒸日上，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對外援助逐年增加，工業年增長率在百分之七左右，農業在百分之三左右，都超過了過去蘇聯的記錄，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見（只有日本在戰後的速度超過中國，這還是得力於兩次戰爭，韓戰，越戰）。以自己的血打出了天下，以自己的汗建設了國家，這難道不是人間奇蹟嗎？。中國國力反映在外交戰線上的是七十年代開始的反守為攻。1971年恢復聯合國席位；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簽訂上海公報；中日建交以及之後的世界性的中國熱。喬冠華出席聯合國時所受到的歡迎既是空前也是絕後的。國力表現在國內的是一個宏偉的建國計劃和國家發展遠景。周恩來1975年在第四屆人大上提出了要在本世紀內把中國建設成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現代化的強國。中國對自己的前途滿懷信心。 2. 社會主義制度的薄弱環節 畢竟，建國還不到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的自覺實驗才開始了十年，制度還有相當的缺點，其中具有致命性的就是制度和黨的兩重性。社會主義本身是一個歷史過渡。只要社會上不能完全消除等價交換的基礎，過渡就必然帶有資本主義的性質，必然會因利益的對立而形成階級的分化。產生新的階級和階級鬥爭，這就是社會主義一身而二任（兼有社會主義性和資本主義性）的基本特點。在工農自覺未成熟之前，面對國內外階級鬥爭，共產黨的前衛作用不可缺少，黨就成為社會的頭腦；另一方面，人民的利益以國家所有的形式來集中，這就使得黨的上層最易成為現實利益的攫取者。因此，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也一定在黨內展開。黨的性質就決定了制度的性質，黨就成了社會主義的薄弱環節。一朝黨變了質，社會主義的前程就被葬送，社會主義的人才和基本建設和積累就一變而為資本主義的人才和基本建設和積累。毛澤東晚年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解決此一問題上。但是，由於起步太遲，文革未能完全收場，新的領導班子還沒有接受真正的考驗；兩派對立一直存在；領導幹部正在大量換血，威信還不夠；新的政治經濟教育制度從改造到重建尚需經過消化的階段，從工農群眾里湧現出的大量新生事物也需要一個保護、鼓勵和實驗的環境；國家建設的人才（特別是領導人才）尚未有機會培訓。最重要的幾個改革：加強工農無產階級的民主，改變政治和生產自上而下的結構和等級關係，改變經濟上的計劃方式等等都需要一個適應並發展的過程。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同年去世就留下了一個領導上的空擋。 3. 鄧狗賊的上台 參加民主革命的老幹部中，許多過不了社會主義的關，文化大革命不能改造他們，反而使他們意識到革命革到自己身上的後果，自覺到自己的權利和子孫後代的利益已經受到了威脅。此時是他們奪回權利的最後機會，早已密謀結成同盟，採取兩面派的手法，陽奉陰違，背後挑撥，待機而動。而革命老幹部的大半凋謝就給予反革命打着老幹部的旗號來利用黨和欺騙民心。鄧狗賊就是他們的代表人。鄧狗賊的上台當然不是鄧一個人的上台，而是這個聯盟的上台。這個聯盟以葉賤陰、鄧狗賊、陳雲分別作為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代表，以黨內元老的資歷騙來黨員的信任，以陰謀政變的手段取得了政權。 毛澤東一死，“四人幫”就被捕，葉鄧聯盟就開始行動，他們利用華國鋒地位高威信小的弱點，以“永遠忠於華主席”的騙局實行了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軍事政變。作為文革代表的政治局成員，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一日之間全部被捕，罪名是篡黨奪權。直到今天，包括公審四人幫的現場表演在內，中共提不出任何實在的證據。反過來，葉鄧的黨羽卻早以回憶的方式自己承認了當時的陰謀部署。四人幫的被捕意味着文革被否定，也意味着文革中上台的接班人被否定。所以，當華國鋒穿着軍服，以身兼黨政軍三方最高領導的赫赫地位出現在天安門時，他事實上已替自己挖好了墳墓。 隨着四人幫的被捕,華國鋒倒台，就是被四人幫“迫害”的老幹部的復出。鄧狗賊重施故技，上書華國鋒，表示永遠服從華的領導。陳雲、鄧狗賊等一朝復出，葉鄧陳就公開聯手，華國鋒被逼下台。華的下台也是先斬後奏，根本不合黨章程序。以兩次政變為經，以無數的謊言謠言為緯，織出了鄧狗賊的冠冕。為了解釋政變的合法性，為了證明老幹部的無辜，為了徹底否定文革，在這段期間，中國變成了謠言的製造中心，從最卑劣無恥的人身污衊到編造歷史的控訴和證據，形形色色，琳琅滿目。一向以誠實負責著稱的中共，淪落成為靠謊言欺世為生。這些打着元老牌子的奪權者，已經沒有絲毫共產黨員光明磊落的氣質了。在他們領導下，共產黨已經不可能再走社會主義道路了。 黨的變質在奪權的最關鍵一步上，葉賤陰運籌帷幄，當居首功。奪了權之後，輪到鄧狗賊大顯身手。以“黨務”起家的鄧狗賊經驗老到，採取思想上和組織上雙管齊下的方式，着手改變黨的性質。首先，他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文革，實行全面清算。一方面，他大造輿論，把文革說成是“中國歷史上的空前浩劫”（也就是說，王朝末代的兵亂、人禍、屠城，五胡亂華、鴉片戰爭、八國聯軍、日帝侵華，都相對地微不足道）；“中國的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可是也說不出崩潰在那裡）。另一方面，他在黨內發動對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批判，徹底否定毛的階級鬥爭學說，否定國際上有修正主義的存在，否定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和階級鬥爭。思想清算的同時，他在黨內實行大清洗大收買。從中央到地方，從華國鋒、陳永貴到省委地委書記直到公社級幹部，文革期間升上來的幹部全部撤換。他把文革中的積極分子定為打砸搶的三種人，在他有生之年從未放過對這三種人的鎮壓。另外，他把所有的老幹部，不論其身體狀態、辦事能力，全部提升，占據所有重要位置，對幹部子弟實行收買。黨中央和地方的奪權改組之後，緊接着走出的第二步就是以非毛化開始批毛。在黨內，他實行攤牌表態，1981年《關於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黨內高級幹部的表態書、入伙書。整個共產黨的上層，不是加盟就是被收買，被裹脅入伙。在黨外，他發動了批毛和反“左”。於是，一個由陳鄧掛帥，文革中以血統論起家的高乾子弟作先鋒，右派知識分子為主力，加上國民黨以及西方和蘇聯反華勢力的聯盟，開始了國際國內重新編造毛澤東時代歷史的大合唱。如果不否定文革，不否定毛，中國走資本主義根本就是不可能。鄧狗賊不顧一切地實行對文革對毛的反撲，手法虛偽卑劣，暴露出鄧葉陳的變質和中共黨領導層的變質。從此黨只能以自上而下的高壓及口是心非的偽善和欺騙去蒙蔽下級蒙蔽人民。而且，只有黨的繼續腐蝕才可能保證騙局不被拆穿。在黨內籠絡了上層，清洗了左派，裹脅了中級幹部，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鄧的下一步就是把社會主義的中國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中國。鄧十八年的道路，今天分析起來，可以總結為一個目標、兩個方針，一個手段。目標是：“百川歸大海”，儘快將中國納入國際資本主義的大流。方針之一是思想上政治上凡是毛的路線都徹底翻過，之二是，假社會主義之名，行資本主義之實。手段是惟利是圖。 三、改革開放：一個從社會主義蛻變為資本主義的過程 1. 農村的資本主義化 在鄧狗賊向美國表示歸順、與修正主義修好、停止援助第三世界的同時，他以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為口號，實行制度的改變。改革的第一關是農村。毛澤東從分田、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隊為基礎的這一農村合作步驟，陳雲鄧狗賊反其道而行之，以包產到戶將隊為基礎變成戶為基礎，強製取消了人民公社。進一步的包田到戶取消了合作社，實行大包幹，回到了小農經濟。由於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的公共積累和社隊企業的發展，比較富裕先進的農村在1976-78年間社隊企業已相當發達，水泥、化肥、機電、食品加工等等進展甚速。1971年開始擴大外貿和引進技術（如石化、肥料、鋼鐵等），工業支農的準備工作已相當多。農業自力更生和大協作互補，從大隊到公社到縣地省的農田水利工程不曾少歇。知青下鄉，科研支農，品種改良和提高耕種技術，1977年糧食加價（當時是華國鋒時代），棉糧的增長十分顯著。1979年第二次糧食加價以及包產到戶又一次刺激了小農經濟，發展出農村的集市貿易。農民收入增多購買力提高所形成的消費需求刺激了家庭用品直到房屋建築的商品市場。這段期間的糧食增產，農村繁榮，城市農副產品猛增，被稱為農業奇蹟。但這一“奇蹟”泡沫一現就形成了1984年以後的農業大衰退，糧食十多年才重新回到1984年的水平，棉花的產量到今天還是徘徊不前。分析1980-84年的農業：糧食增長與化肥增多和品種改良同步前進，與糧價的上漲以及過去深挖洞廣積量的餘糧出清部分相關；個別的例子有些和包產到戶的刺激有關，但整體來說找不到任何證據證明這與解散人民公社，倒退到小農經濟有關。反過來，分田的結果，使已經起步的農村大規劃，農業機械化停頓下來，各奔前程的結果，所有超過個體、小集體的建設成為不可能。連維修都放棄，土地越分越小，農田基本建設越來越少。傳統的小農意識又見抬頭，對公有水利土地資源的濫用，森林的濫砍濫伐，化肥的大量使用致使土地鹼化等問題逐年嚴重。產量最高的1984年也是強弩之末。今天，中國官方把農業問題當作頭號難題。糧食大量依靠進口，農村破產已是不爭的事實。農村的自由資本化發展出了商品經濟。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又刺激了小生產和集體生產的積極性，一個活力充沛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開展出來。農村的幹部，作為生產資料的管理者，首先變成了致富者。一部分確實富起來了，但大部分人永遠也富不起來。這一個模式：小生產者開闢出資本主義的道路，官僚幹部則成為真正的受益者。之後以更大的比例在城市中重現。用小農經濟的短暫繁榮和長期的停滯去取代大規模的農業現代化，這就是改革開放的第一着棋。當然，對鄧狗賊一夥而言，這是一個大的成功。將八九億人口的農民，連逼帶哄的，趕上資本主義道路，就動搖了社會主義的根本。農村已分成不同利益的階級，不同利益的地區和階層，也削弱了農村的階級團結和工農聯盟。而農村改革帶來的市場繁榮確實替資本主義開闢了道路。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衝破了第一關。 2. 城市的資本主義發展 農村生產和消費的需求增加，刺激了城市的自發資本主義勢力。農村和農村、城市和城市之間的商品經濟快速增長。城市的個體和集體戶（多半是失業者、回城知青、獲釋勞改犯、過去的集體單位）利用現有的交通運輸網絡，以城市集中的優點穿梭於各城市各農村之間。成為商品流通的網絡。最著名的溫州市幾乎戶戶經商。此時，帶動市場經濟的，也和農村相似，是自發的小生產者和小商販，藉助於社會主義的積累和基本建設，私有生產者打開了商品市場，活力極強。但鄧狗賊志不在此。等到農村及城市的小資產者替資本主義打開出路以後，真正的鄧狗賊政策才正式開始。鄧狗賊的城市改革和開放就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以以下幾點作為標誌。第一，在現成的國家公有的形式上實行少數人的盜用，逐步通過承包或公司的名義將工廠變成事實上的私有，最終以轉讓、破產等各種名義使私有合法化。 要言之， 就是化社會主義的公有為資本主義的私有。第二，用國家赤字和負債（內債和外債）的方式，刺激經濟，用國家的虧損中飽私人的腰囊。中國的外債在八十年代底就高達一千億美元。中國的政府財政在整個改革開放期間年年赤字。第三，以“四小龍”為師，大量吸收外資，設立加工出口特區，用發展外貿帶動經濟，納中國的生產體繫於國際資本輸出的大循環體系中。第四，中國一切對外開放。從最初國內市場勞力、自然資源的開放，逐步到土地買賣、金融機關（銀行等）和股票市場的開放。地理上，也是全方位的開放。中國的全部邊界和沿海的所有港口，一律開放。 以上的四個標誌貫穿在鄧當權的十八年中。按照其實際運作的先後輕重，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官倒第一階段，從1980年到1989年。這是所謂的胡趙體制。最初幾年，加工、外資和外資的引進並無進展，直到城市和農村的自發小資產者帶出了資本主義的繁榮之時，鄧胡趙統治集團看到資本主義的強大利益，以榮毅仁（中國解放時的第一號民族資本家，其家族是香港的大財團之一）的名義出面，成立了第一家國家級的公司，中國信託投資公司。公司底下幾乎收容了所有元老幹部的子弟（今天的董事長是王震的兒子王軍）。立刻，鄧朴芳（鄧狗賊的兒子）、趙大軍、梁芳（趙紫陽的兩個兒子）、賀平（鄧狗賊的女婿）以及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彭真的女兒等等，中國元老幹部的子女，一個個成為國家級公司的負責人，形成超國家級的特權組織。此例一開，從中央到地方，從國家級到省級到縣級，甚至到科研單位機關學校，都成立所謂的“公司”，再下來，掛名的私人皮包公司多如牛毛。級別越高，經費越多，關係越好，壟斷的地位越高公司和個人享有的特權也就越大。進出口的批文、外匯的官價、以及政府的行銷網絡等等，都成為特權階級的財路，僅以倒手的方式，就可獲得億萬金元的利益。國家的“雙軌制”（兩種價格：國家價格和市場價格）造成了轉手貿易、進口貿易的瘋狂。原來建立的出口特區如深圳，絕大部分變成進口內銷。幾年的時間，大筆金錢轉手，大吃大喝，送禮回扣等等，中國的大城市就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世界。一切向錢看，社會畸形繁榮、幹部子弟和爆發商人揮霍浪費、道德風氣敗壞。到了1988年，中國社會的通貨膨脹和風氣的敗壞已經到了可怕的地步。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官倒時期。經濟上的官倒與政治上的腐敗和思想上的的腐蝕互為因果。在鄧狗賊的大力推動下，崇洋媚外日盛一日。胡趙體制下，從傷痕文學的反毛反文革開始，培養出一大堆改革的新貴，替資本主義宣傳，反華反共。1988年，趙紫陽的手下推出電視片“河殤”，詛咒中國，崇拜西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一批批右派反社會主義分子、一批批買辦知識分子、買辦官僚和漢奸集團湧現。美國的大使館、大使官邸成為親美知識分子的沙龍。中國黨和政府產生大批變質份子，從最高級幹部的子女到外交官到知識分子中間，都不乏裡通外國者。國家此時已無機密可言。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內容常常由西方的媒體首先報道出來。美國、台灣、香港都派遣特務人員滲入中國，並以金錢收買線民。但是，正是由於社會上的極度黑暗，在中國的年輕人中間，開始了尋找毛澤東的運動。 三、改革開放：一個從社會主義蛻變為資本主義的過程 1. 農村的資本主義化 在鄧狗賊向美國表示歸順、與修正主義修好、停止援助第三世界的同時，他以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為口號，實行制度的改變。改革的第一關是農村。毛澤東從分田、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隊為基礎的這一農村合作步驟，陳雲鄧狗賊反其道而行之，以包產到戶將隊為基礎變成戶為基礎，強製取消了人民公社。進一步的包田到戶取消了合作社，實行大包幹，回到了小農經濟。由於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的公共積累和社隊企業的發展，比較富裕先進的農村在1976-78年間社隊企業已相當發達，水泥、化肥、機電、食品加工等等進展甚速。1971年開始擴大外貿和引進技術（如石化、肥料、鋼鐵等），工業支農的準備工作已相當多。農業自力更生和大協作互補，從大隊到公社到縣地省的農田水利工程不曾少歇。知青下鄉，科研支農，品種改良和提高耕種技術，1977年糧食加價（當時是華國鋒時代），棉糧的增長十分顯著。1979年第二次糧食加價以及包產到戶又一次刺激了小農經濟，發展出農村的集市貿易。農民收入增多購買力提高所形成的消費需求刺激了家庭用品直到房屋建築的商品市場。這段期間的糧食增產，農村繁榮，城市農副產品猛增，被稱為農業奇蹟。但這一“奇蹟”泡沫一現就形成了1984年以後的農業大衰退，糧食十多年才重新回到1984年的水平，棉花的產量到今天還是徘徊不前。分析1980-84年的農業：糧食增長與化肥增多和品種改良同步前進，與糧價的上漲以及過去深挖洞廣積量的餘糧出清部分相關；個別的例子有些和包產到戶的刺激有關，但整體來說找不到任何證據證明這與解散人民公社，倒退到小農經濟有關。反過來，分田的結果，使已經起步的農村大規劃，農業機械化停頓下來，各奔前程的結果，所有超過個體、小集體的建設成為不可能。連維修都放棄，土地越分越小，農田基本建設越來越少。傳統的小農意識又見抬頭，對公有水利土地資源的濫用，森林的濫砍濫伐，化肥的大量使用致使土地鹼化等問題逐年嚴重。產量最高的1984年也是強弩之末。今天，中國官方把農業問題當作頭號難題。糧食大量依靠進口，農村破產已是不爭的事實。農村的自由資本化發展出了商品經濟。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又刺激了小生產和集體生產的積極性，一個活力充沛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開展出來。農村的幹部，作為生產資料的管理者，首先變成了致富者。一部分確實富起來了，但大部分人永遠也富不起來。這一個模式：小生產者開闢出資本主義的道路，官僚幹部則成為真正的受益者。之後以更大的比例在城市中重現。用小農經濟的短暫繁榮和長期的停滯去取代大規模的農業現代化，這就是改革開放的第一着棋。當然，對鄧狗賊一夥而言，這是一個大的成功。將八九億人口的農民，連逼帶哄的，趕上資本主義道路，就動搖了社會主義的根本。農村已分成不同利益的階級，不同利益的地區和階層，也削弱了農村的階級團結和工農聯盟。而農村改革帶來的市場繁榮確實替資本主義開闢了道路。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衝破了第一關。 2. 城市的資本主義發展 農村生產和消費的需求增加，刺激了城市的自發資本主義勢力。農村和農村、城市和城市之間的商品經濟快速增長。城市的個體和集體戶（多半是失業者、回城知青、獲釋勞改犯、過去的集體單位）利用現有的交通運輸網絡，以城市集中的優點穿梭於各城市各農村之間。成為商品流通的網絡。最著名的溫州市幾乎戶戶經商。此時，帶動市場經濟的，也和農村相似，是自發的小生產者和小商販，藉助於社會主義的積累和基本建設，私有生產者打開了商品市場，活力極強。但鄧狗賊志不在此。等到農村及城市的小資產者替資本主義打開出路以後，真正的鄧狗賊政策才正式開始。鄧狗賊的城市改革和開放就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以以下幾點作為標誌。第一，在現成的國家公有的形式上實行少數人的盜用，逐步通過承包或公司的名義將工廠變成事實上的私有，最終以轉讓、破產等各種名義使私有合法化。 要言之， 就是化社會主義的公有為資本主義的私有。第二，用國家赤字和負債（內債和外債）的方式，刺激經濟，用國家的虧損中飽私人的腰囊。中國的外債在八十年代底就高達一千億美元。中國的政府財政在整個改革開放期間年年赤字。第三，以“四小龍”為師，大量吸收外資，設立加工出口特區，用發展外貿帶動經濟，納中國的生產體繫於國際資本輸出的大循環體系中。第四，中國一切對外開放。從最初國內市場勞力、自然資源的開放，逐步到土地買賣、金融機關（銀行等）和股票市場的開放。地理上，也是全方位的開放。中國的全部邊界和沿海的所有港口，一律開放。 以上的四個標誌貫穿在鄧當權的十八年中。按照其實際運作的先後輕重，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官倒第一階段，從1980年到1989年。這是所謂的胡趙體制。最初幾年，加工、外資和外資的引進並無進展，直到城市和農村的自發小資產者帶出了資本主義的繁榮之時，鄧胡趙統治集團看到資本主義的強大利益，以榮毅仁（中國解放時的第一號民族資本家，其家族是香港的大財團之一）的名義出面，成立了第一家國家級的公司，中國信託投資公司。公司底下幾乎收容了所有元老幹部的子弟（今天的董事長是王震的兒子王軍）。立刻，鄧朴芳（鄧狗賊的兒子）、趙大軍、梁芳（趙紫陽的兩個兒子）、賀平（鄧狗賊的女婿）以及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彭真的女兒等等，中國元老幹部的子女，一個個成為國家級公司的負責人，形成超國家級的特權組織。此例一開，從中央到地方，從國家級到省級到縣級，甚至到科研單位機關學校，都成立所謂的“公司”，再下來，掛名的私人皮包公司多如牛毛。級別越高，經費越多，關係越好，壟斷的地位越高公司和個人享有的特權也就越大。進出口的批文、外匯的官價、以及政府的行銷網絡等等，都成為特權階級的財路，僅以倒手的方式，就可獲得億萬金元的利益。國家的“雙軌制”（兩種價格：國家價格和市場價格）造成了轉手貿易、進口貿易的瘋狂。原來建立的出口特區如深圳，絕大部分變成進口內銷。幾年的時間，大筆金錢轉手，大吃大喝，送禮回扣等等，中國的大城市就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世界。一切向錢看，社會畸形繁榮、幹部子弟和爆發商人揮霍浪費、道德風氣敗壞。到了1988年，中國社會的通貨膨脹和風氣的敗壞已經到了可怕的地步。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官倒時期。經濟上的官倒與政治上的腐敗和思想上的的腐蝕互為因果。在鄧狗賊的大力推動下，崇洋媚外日盛一日。胡趙體制下，從傷痕文學的反毛反文革開始，培養出一大堆改革的新貴，替資本主義宣傳，反華反共。1988年，趙紫陽的手下推出電視片“河殤”，詛咒中國，崇拜西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一批批右派反社會主義分子、一批批買辦知識分子、買辦官僚和漢奸集團湧現。美國的大使館、大使官邸成為親美知識分子的沙龍。中國黨和政府產生大批變質份子，從最高級幹部的子女到外交官到知識分子中間，都不乏裡通外國者。國家此時已無機密可言。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內容常常由西方的媒體首先報道出來。美國、台灣、香港都派遣特務人員滲入中國，並以金錢收買線民。但是，正是由於社會上的極度黑暗，在中國的年輕人中間，開始了尋找毛澤東的運動。 天安門事件全民經商和過度的消費造成通貨膨脹以及基本建設的短缺。經濟的繁榮過熱，危機出現。政治上黨已經失去了人民的信心。人民以各種各樣的順口溜取笑太子黨，取笑官僚。政治出現危機。1989年天安門事件就是這一階段危機的總爆發。學生走上街頭，反對官倒，立刻引起全國性的連鎖反應。全國幾十個大城市的學生示威、靜坐、絕食抗議。市民和工人起來支持學生。運動高潮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隨時有被衝垮的可能。（天安門事件爆發的背景也很能說明中國當時的情況：當時正是兩個親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頭子，戈巴喬夫和鄧狗賊在北京握手言歡，重建兄弟黨的關係。西方的記者和中國政府簽訂了在北京採訪和播放的合同。本來是向西方介紹戈鄧二人而來的，學生示威的熱潮一下轉變了主題。學生示威，成為國際上第一大事。而中國政府一直遵守合同，不敢阻止西方記者的傳播。直到合同期限已過，中國才制止電視轉播。）天安門事件立即被西方作為中國的民主運動，一些當時的頭面人物逃到美國，吃職業漢奸的飯。但整個事件的本質是一個學生和民眾對共產黨的腐敗和社會黑暗的抗議。北京的街頭，學生又抬出了毛澤東的像。天安門事件中，市民、工人和小商人表現出空前的團結互助，社會風氣煥然一新。全國的矛頭也是一致地針對官倒，都說明了鄧狗賊為首的中共的不得人心。鄧狗賊下令以軍隊坦克實行鎮壓，暴露了鄧狗賊法西斯專政的本來面目。 第二階段，從1989到1992年，西方以天安門事件為由孤立中國杯葛中國的結果，幫助了中國政治經濟從過熱狀態下冷卻。幹部子弟官倒行為不得不表面上收斂。東亞的資本趁此時機大量湧入中國。而隨着國際經濟危機周期出現，全球化造成的勞動力強烈競爭，中國勞力市場變成最有利的投資場所。東亞各國各地的出口在本地已失去競爭條件，迅速以中國作一加工轉口站。中國的出口加工業在這個時期開始蓬勃發展。貿易也從入超轉向出超。但是，隨着東亞資本的進入中國，這些資本家將本國的剝削、行賄以及腐敗的花天酒地習氣全數帶進中國。鄧狗賊在鎮壓學生之後，面對國際的壓力，訂下了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所謂外交政策。他對外所關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美國的最惠國待遇。為了繼續維持最惠國待遇身份，他把躲在美國大使館的方勵之放掉，以為交換，方勵之的留在美國大使館，本來是一個最好的反面教材。一方面讓人知道方勵之的賣國性，另一方面，也可隨時用來使美國難堪。但鄧狗賊卻一反他性格上的睚眥必報，這和他對付另一個“民主分子”魏京生的方式完全兩樣（魏和方一樣，原先也是鄧派的喉舌）。魏京生不過只是在民主牆上說了不要信任鄧狗賊這幾個字，一關就是十幾年。足見鄧對美國的不敢得罪，對最惠國待遇的志在必得。民間社會也在此時從對政府的失望轉變為對過去毛澤東時代的懷念。學校和社會形成了歷久不歇的毛澤東熱。這個階段對中國的官僚、幹部子弟而言，只不過是不得已地躲躲風頭。“官倒”上癮的太子黨徒，又怎能長期忍受毒癮發作的煎熬。中國的危機剛過，鄧狗賊又再度出面，要加強改革開放的步伐。1992年，鄧在女兒的攙扶下南巡，他以上海、深圳作為兩個重點，開始了另一個規模遠超於前的經濟狂潮。 官炒第三個階段，從1992年到1997年鄧去世。 中國的經濟經過了一個新的折騰。在這一個時期內，中國走的“四小龍”模式，已青出於藍勝於藍。改革的加速，其主導作用就讓位給外資和外貿經濟了。這個階段內，外資以空前的速度進入中國，1996年底總數達1700億美元；外貿的年增長率為百分之三十到四十，1996年進出口總額達2900億美元。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出口中心。外資出口占外貿的比例從1985年的不到百分之一，增加到1996年的超過百分之四十。與外資外貿的興盛相比的是集體企業占國家經濟的比重下降（但還有相當活力），國營企業的嚴重虧損、國家經濟發展的出口導向，出口中又以加工出口為主，國家的生產效率持續降低，基本建設工業，如能源、交通、電力等，嚴重浪費和短缺。股票市場的建立、銀行的對外開放、土地的大轉賣，以五十年到一百年的長期租借（最著名的為海南島和青島），國家工廠的大包幹，破產法的制訂，全國四面八方的全方位開放，經濟又是從繁榮到過熱到失控。在這個階段中，鄧狗賊的二兒子鄧質芳（留美博士、香港光大、北京中信、到自己成立房地產公司）帶頭炒地皮，官倒進一步變為官炒。又掀起了一次全國性的炒地皮抄股票的大高潮。全中國的機關單位和民間公司商人，以及外國和華僑外資，全部捲入這個炒地皮炒股票的發財捷徑上。地價和股票的飛漲、通貨的膨脹、鈔票漫天飛，中國社會的繁榮和腐敗到了驚人的地步。經濟過熱立即帶來緊縮，便發生了第二次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1995年開始的三角債、農村和城市工人的打白條、城市的教師等都拿不到薪水。危機直到今天才逐漸平息。在這個階段中，資源與環境遭受摧殘，貧富差距迅速增大，農村流民增多、工人被嚴重剝削、工傷事故屢有所聞。 韜光養晦，喪權辱國鄧狗賊的改革開放時期內，中國對外政策軟弱無能，已經到了喪權辱國的地步。外交官員在鄧狗賊韜光養晦的政策下，不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一心巴結外資和鑽營門路。中國在國際上決不採取任何主動，任憑打罵，決不抬頭。中國的外交部被人稱為投降部，其唯一的所謂對外政策，就是保持最惠國待遇，以及加入關貿總協定，就是現在的世界貿易組織。中國把最惠國待遇看作經濟的生命線。美國就利用中國的這一弱點，以最惠國待遇和世貿組織的入伙權把中國牢牢套住。美國國會每年都要審查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問題，每年都可以此為要挾。而中國的對策則是在國際問題上決不同美國正面衝突，等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投票時，則用否決權與美國私下交易。在加入世貿組織的問題上，中國被美國耍弄了五年。而在知識產權問題上，更是簽署了全世界最為讓步極端恥辱的協定。協定中承認美國訂的知識產權規則，並允許美國在中國國內定期監督檢查中國的翻版活動，放棄了自己國家的主權。西方利用鄧狗賊的的縮頭政策肆意侮辱和污衊中國：從國際奧運會的的主辦、銀河號事件、李登輝訪美直到對中國人權的譴責等等。中國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既不被西方國家看重，也不被第三世界國家尊敬。 我們不難看出，鄧狗賊改革開放的“功勞”，是以犧牲國家民族的利益、地位和尊嚴、以社會黑暗、政治腐化、文化摧殘，以出賣工農階級，以濫用自然資源和國家物力人力，以殺雞取卵、吃盡老本、賣斷將來為代價換來的。而且，這樣的交換，從頭到尾都帶着偽善和欺騙的面目。我們對鄧狗賊得出的結論，不要說功過了，鄧狗賊給中國帶來的是禍害，今天的中國正是鄧禍橫流。 四、矛盾到了極點的中國 今天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一方面，社會到處潰爛，腐朽不堪，另一方面，又處處表現出新生的活力。在壟斷官僚食利、顢頇無能的另一面，是絕大多數十分能幹、活動力強、做事塌實、勤勤懇懇的中下層黨員幹部和人民。在農村瓦解為零星的小農經濟之後，又出現了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在崇美媚美的外交到了喪權辱國的地步時，民間突然興起強烈的反美民族主義情緒。昨天還是趾高氣揚的文化買辦，今天卻變成千夫所指的漢奸。黨在十幾年被鄧狗賊裹脅，鴉雀無聲之際，又突然四處湧出了強烈的擁毛反鄧的聲音。國際資本和官僚買辦以排山倒海之勢控制中國經濟時，國內的民族企業和企業家精神表現出驚人的適應和創造力。民族尊嚴受到強烈打擊，人民卻沒有喪失自信心。在農村破產和城市破產法之下，眼見已走投無路時，工農再度奮身而起，採取各種形式的抵抗。中國一下可以被看成無可救藥，一下又可以被認為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些彼此矛盾，格格不入的現象，反映出今天中國社會矛盾到了極點。中國的矛盾是兩個時代（毛澤東時代和鄧狗賊時代）、三次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資本主義反革命），兩種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歷程下的結果。資本主義脫胎於社會主義，既不敢放棄社會主義的招牌，又要否定社會主義的內容，因此，一方面拜社會主義之賜，有良好的發展條件，形成了強大的社會活力；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治經濟建設結構轉變為官僚壟斷寄生結構。自上而下與等級成正比的腐朽性，國家由無產階級專政轉變為資產階級專政的機器。再者，復辟的資本主義為了戰勝社會主義，不得不藉助於國際資本的強大後台，將革命的民族主義變成反革命的買辦主義。 但是，社會主義已經走上了歷史舞台，不是那麼容易被資本主義消滅，反而處處要表現他的優越性。今天中國社會上集合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官僚主義、買辦主義四種成分以及封建主義的殘餘，在不同階層不同條件下呈現出各自的面目。所以，儘管鄧狗賊出賣作踐，儘管上層結構腐化，中國還是顯示出強大的生存能力。如果我們將中國同亞洲其他地區的資本主義相比較，中國在許多地方遠出其上。中國民間的發明創造能力，中國人才的全面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都遠非日本可比，更不是韓國台灣可以望其項背的。更可貴的是，中國是世上唯一一個沒有被網納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沒有被國際資本主義控制的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中國的人口、資源潛力不容忽視。即使連中國的僱傭勞動，也包括從低級到高級的勞動力，潛力深厚。由於國際資本主義全球化，民族利益與超國家公司的利益形成了尖銳的對立。國際資本以資本獨裁的形式對第三世界實行專政，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國可以聯合第三世界，處於國際競爭的有利地位。今天中國的腹心之患是上層結構的腐爛（官僚政治腐化，社會風氣敗壞，文化之被摧殘和民心的喪失）和經濟上買辦性比重上升；而中國真正的本錢則在人民的活力，以及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根植人心。由於維繫整個上層結構的還是共產黨，這就是為什麼當共產黨如此墮落時，一般人民還不希望亡黨。因為亡黨之後就是亡國，正如蘇聯的先例。中國共產黨可以利用這一點，繼續腐爛下去，也可以利用這一點幫助清除自己的潰爛。也就是說，或是照鄧狗賊的專政方式繼續賣黨賣國，或是還工農和人民大眾以權力，讓中下級黨員參與政治。大民主雖然談不上，但至少以小民主來制衡內部的腐朽。當然，一個既然已經執行了鄧狗賊政策近二十年的共產黨上層，而且又是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怎麼能希望其一朝猛醒呢？當然不能。希望不是在上層人物，而是在毛澤東建黨的遺產。今天中國的中下級黨員已經開始了批鄧，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思想教育的一代。他們從鄧狗賊復辟的的殘酷現實中應該體會到文革的根本意義；希望更是放在工農階級上，鄧的時代是一個階級鬥爭殘酷的時代。工農階級從天上掉到地下。他們應該有了階級的覺醒；希望也還在今天中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集體企業，民族企業身上。因為他們的活力正受到官僚買辦和強大外力的壓制，需要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支持。沒有深厚的工農支持就無法做到經濟的獨立，沒有全中國人民的團結就無法對付今天的國際霸權。說到底，中國的矛盾只不過是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矛盾，經過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變革後的更高一級形式。今天雖然不大可能再出一個毛澤東，可幸的是有毛澤東留下的遺產和中國的自主。 五、歷史無情，造化弄人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古人的話，今天卻令人深為感慨。僅在二十年的時間裡，社會主義從席捲全球之勢，變得煙消雲散；中國從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變成國際資產階級投資的樂園；一個革命的共產黨變成反革命的資產黨。社會主義的高樓難道從此一塌不起嗎？中國和世界的革命只不過是歷史上作弄人的插曲嗎？當然不是。矛盾在，鬥爭就在，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要讓位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其過程之中總會有反覆。但如此的功虧一簣，怎不令人扼腕嘆息。 試想想，如果沒有鄧狗賊的走資，中國成功地鞏固了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文革）的成果，社會主義制度提升到一個新的階段：工農民主加強、黨的換血系統建成、人民無產階級認識提高、國民經濟上升、國力加強、整個第三世界的團結更緊密、力量更強大，都是可以想見的發展。如果那樣，國際資本主義找不到資本的出路，矛盾日劇，境遇日蹙，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誰輸誰贏就會是另外一個局面。 “象床寶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歷史也未免太過無情，不該死的早死，該死的不死。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董必武這些社會主義的諸葛亮，都死了，那麼多堅持社會主義文革的老一輩革命家都走在前面，國中無人，只剩下葉賤陰、鄧狗賊、陳雲這幾個譙周，扛着功臣元老的牌子，出賣了社會主義，舉起白旗，向資本主義投降。說到這裡，也不由人嘆服毛澤東的洞見。他早已看出這一可能，而號召人民提防社會主義出宋江：宋江上台，架空晁蓋，把聚義廳該成忠義堂，接受招安，出兵去打方臘。毛去世之前還一再囑咐，繼續批鄧。不幸的是，社會主義出了譙周，又出了阿斗，華國鋒認敵作友，被葉鄧耍弄於股掌之中，自壞長城。當時，若是毛周任何一人多活一年，若是華國鋒多懂一點中國歷史的教訓，鄧狗賊的上台或可避免，中國社會主義今天的悲劇或許不會發生。 茲以南宋陳亮水調歌頭的下半闋作結：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 此貼被wan在2008-08-20 17:55重新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