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先師潘懷素公

（西班牙）黃河清

    偶從《北京之春》2008年7月號上讀到鄉賢周素子先生關於先師潘懷素公的回憶文章。感慨系之。或因年代阻隔，舊事陳年；或因接觸不多，了解有限，周先生的回憶有些處略嫌粗糙。特檢出2003年應一位友人囑寫的有關先師回憶文字，交《北京之春》發表，以與周先生文互為補正，為先師潘懷素公留下一點比較真實的記錄。——作者

對樂律、佛學素有研究

    2003年7月，應友人囑，作此點滴回憶。

    1978年3月，先師潘懷素先生在北京去世，我從家鄉溫州趕赴北京奔喪，由此拜識了梁漱溟先生、李健生先生。

    先師潘懷素（1894—1978），原名潘茳、字思白，浙江永嘉昆陽人；早年留學日本、德國，獲博士學位；返國後，曾任北京《晨報》記者，為文學團體“創造社”成員，翻譯出版過《和影子賽跑》等劇本；3、40年代，先後任北京師大、燕京大學教授、漢藏教理院教師、安徽大學法學院院長：“一二九”運動中，與張申府等18名教授聯名發表抗日救亡宣言，抗戰期間繼續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參與創立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共建政後曾任政務院參事。

    潘懷素對樂律、佛學素有研究。

    潘懷素認為：目前世界各國流行使用的十二平均律有缺陷，某些音程不協和；近、現代專家、學者尋找、創製純正律制的嘗試都失敗了；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中有純正律制存在，它不是傳統的十二律呂，也不同於西洋人發明的十二平均律，它純正、協和，彌補了十二平均律的不足，接近天籟。潘懷素從智化寺京音樂入手，對民間音樂、隋唐燕樂、南宋樂星圖譜、出土樂器深入研究，經30年努力，發掘與整理出中國純正式樂律：二十三不等分純正律。

    1978年3月，潘懷素從溫州赴北京向科學大會獻禮，暈厥街頭，被巡邏民兵發現，經友人送醫院救治無效去世，享年84歲。

    我從先師潘懷素學樂律，但尤愛聽先師談歷史、談政治、談民國軼事。茲就回憶所及，錄諸文字，存以備考。

創建中國農工民主黨 密謀組織第三勢力


    潘懷素早年聰敏穎悟，得到溫州郭溪潘姓大族資助，留學日本，和郁達夫、郭沫若是同校同班同學，考試成績潘第七、郭第八。60年代，潘曾為自己的樂律研究致函郭沫若求助，郭用毛筆回信，字很漂亮，行文也客氣，但以自己不懂律學將事情推到了科學院的聲學研究所。我看過郭的這封信。1977年，潘同我談到反胡風、反右、批判梁漱溟諸類問題時說：其實，建國初期，民主人士中就有人被中共收買了，一個是郭沫若，另一個是黃炎培，都當了副總理。1950年10月1日第一個國慶日，在天安門城樓上，郭沫若在毛澤東走近時，突然打出一面錦旗，上面寫着“我們永遠跟着你！”許多人起鬨喊萬歲，梁漱溟大搖其頭。此事，80年代，梁漱溟也同我講過，梁是親見，梁還在文章中寫到此事。

    潘懷素留學德國時和朱德、張申府、章伯鈞諸人同學。潘說：朱德是帶着小老婆來留學的，章伯鈞在德國加入了共產黨，張申府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蔣介石辦黃埔軍校時，潘懷素和章伯鈞返國投奔蔣，蔣同時接見潘、章，問答中，蔣得知章是共產黨員後，明顯冷淡。潘被聘任為黃埔軍校的政治教官，章則離去他往。

    潘懷素是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潘說：我同鄧演達交情很深，1930年和鄧演達在上海組織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我們在屋裡開會，季方在門外站崗放哨。現在季方是主席了。我有一次找他敘舊，也有希望他能幫點忙的意思，他竟然對我說，你以後不要再來了。這也勢利得不像話了。

    潘懷素說蔣介石提倡的新生活運動同他有關。潘曾在南昌會晤陳果夫、陳立夫昆仲，並由二陳介紹晉謁了蔣介石。那次，同二陳會晤，談的就是新生活運動。潘離南昌不久，蔣就向全國發出了新生活運動的號召，並帶頭實行之。從那以後，蔣介石在任何場合，都祇喝白開水就出名了。潘對宣傳的“四大家族”一說很反感，說：什麼四大家族，陳氏昆仲不治產！後來，我到了海外，看到陳立夫50年代初期在美國靠養雞維生的文章報導，才明白宣傳說教灌輸的厲害。

    潘懷素曾與史量才密謀組織第三勢力。1934年報業鉅子、上海《申報》老闆史量才從杭州返滬途中，遭特務狙擊，中彈身亡。都說這是史因辦報罵蔣，得罪了蔣而被暗殺。潘說：其實，史量才和我在杭州曾密謀成立第三勢力，且有國際力量介入。我因微恙，沒搭乘史返滬的車，滯留一天。翌日，報載史量才遭暗殺，我才知大事不妙，趕緊逃之夭夭，躲過一劫。

    潘懷素參與了西安事變。當時潘是救國會的人，受救國會的委派，從上海跑到西安作楊虎城的工作。潘離開西安的第二天，張學良、楊虎城就把蔣介石給抓起來了。潘說自己有預感。救國會“七君子”在蘇州受審時，十大罪狀之一有“勾結軍人，謀為軌外行動，馴致釀成巨變，國本幾乎動搖，名為救國，實則害國”，即指救國會事先與張學良、楊虎城有勾結。潘說：於事實上來說，這並未冤枉救國會“七君子”，我就是救國會派去西安做張學良、楊虎城工作的。我同楊熟，見了面，談了話，張沒見到。

    潘懷素說“七君子”事件，其實是八君子。當時，我也是抗日救國會的。被抓的人中我也有份，我情報靈，見機行事，在抓我之前跑掉了，要是也被抓，就是八君子了。

“一二九”運動時救過姚依林

    潘懷素在“一二九”運動時救了姚依林。姚依林當時是清華學生，是“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領袖，非常活躍。潘說自己和張申府諸教授為姚依林等學生擺過慶功酒，後來，姚依林被緝捕，逃到潘的住所，潘把他藏起來，送他出城。潘說的這兩件事後來都得到了證實：張申府回憶“一二九”文章也提到了偕潘懷素諸教授請姚依林吃飯的事；1978年，姚依林寫了親筆信，為潘懷素向新任文化部長黃鎮說項。

    潘懷素在中共建政初的1949年末－1950年初，在北京舉辦佛學班，開講佛學。來聽講的大多是中共權爭中未能安排中意官職的失意高幹。這就驚動了最高層。朱德作為老同學，出面勸阻潘停講。後來聘任潘為38位政務院參事之一，工資待遇為行政9級。

    潘懷素曾說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有一關鍵處錯了，從德文原文看應如何如何。這話傳到了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耳朵，周派了徐冰來詢問。此事不僅我聽先師講過，北京電影製片廠的戴浩也知道，在潘去世後同我講過，祇是都不知道潘指的是哪一關鍵處錯了。戴浩是“二流堂”干將、電影界元老、聶紺弩好友。戴有許多故事。

    潘懷素同參事室主任廖魯言因事吵架，憤而去職。據參事室會議記錄，1952年7月21日，政務院撤銷了潘懷素參事職務。這距1950年4月14日任命潘懷素為參事，不到兩年。1985年，梁漱溟談到此事時說：潘同廖魯言語言衝突，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就不幹了，他還以為是過去，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至於潘與廖因何事衝突，梁沒說。我的記憶中，潘對廖的蠻橫態度十分不滿，具體為何事爭吵，則語焉未詳。

    姚依林為潘懷素向黃鎮說項，寫的親筆信我沒看見過，是聽劉甲櫻、梁漱溟、李健生、戴浩、汪向榮、周有光、呂驥說的。他們都看到過這封信。劉甲櫻說是自己看着姚依林寫好拿來交給潘懷素的。


1978北京科學大會之行

    1978年3月，北京開科學大會。先師潘懷素在家鄉溫州對我說要去北京獻禮，獻自己樂律研究成果的禮。潘讓我先發電報給科學大會、郭沫若、黃鎮。電文潘口述、我記，長長的。那時電報費一個字7分錢，這份化了我半個月工資的電報石沉大海。潘執意徑自赴京，我罄囊而出，給了他40塊錢，買了張去上海的船票，送他上船。臨別前夕，我寫了首詩呈先師：八十四年不老身，一生祇唱善美真。此回當奏純正曲，流水高山自有人。船上臨別時，我向先師索字留念。潘抖抖索索地從他的百寶行囊中掏出一本中日詞典，在扉頁上用鋼筆寫了“三生論  真善美”送給我，並說：倉促間，想不出什麼詞來。我的“三生論”你是知道的，記住它，我以後給你詳細講。“三生論”是先師鑽研佛學的心得，指“生命、生存、生活”。我將其理解為魯迅的“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此前途者，……”先師說：經念歪了。我於先師的律學，僅知皮毛，於其佛學，更遠在山門外。現在剩下的也祇有痛心與遺憾了。

    北京的科學大會沒有邀請潘懷素，潘到了北京，自然不得門而入，食宿也成了大問題。中國古諺“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是說80歲的老人吃頓飯的功夫就可能出事、出意外，很有道理。84歲的老人誰敢接待留宿。潘的友人劉甲櫻是民革中央委員，曾同潘的學生姚依林一起坐過牢，給潘出主意找姚依林幫忙。劉甲櫻找到了姚，問姚還記得潘不，說潘現在處境不好，需要幫助。姚連說還記得還記得，他救過我，可我不知道他在哪，怎麼幫他呢？劉甲櫻這才說出潘來北京向科學大會獻禮的事。斟酌之下，劉、姚一致認為，先要解決潘的歸屬、食宿問題，學術獻禮事，待安定下來，自然能解決。姚依林當時的實際位置相當於中共中央秘書長。姚同黃鎮有私交。姚依林當即就寫了封給潘面交黃鎮親收的信讓劉甲櫻帶回。我赴京奔先師喪，第一個找到的是劉甲櫻，劉親口對我說了上述事。

    我找到章伯鈞遺孀李健生。潘在章伯鈞病重時幫李健生設法把求救信送達周恩來處。李姨也說自己看到過姚依林的這封信。李說：某日，潘來說眼鏡在擠車時擠掉了。我給了他5塊錢配眼鏡。潘得病去世，虧了戴浩，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人緣廣，講義氣，弄了輛車子來，看病、請醫生，同統戰部聯繫，找人，都是戴浩。潘去世後，他的樂律研究資料以及一支康熙年間的玉笛是李健生代為保管，後交給了從河南焦作趕來奔喪的潘的兒子。我曾特地跑到焦作找到潘子，欲複製一份研究資料，未能如願。

    李健生為潘的事給我回過好幾封信，每封信的字都端端正正，一筆不苟，都很認真地回復我的問題和談自己的看法。李的字，不僅沒有絲毫脂粉氣，竟個個鐵畫銀勾，沒有歐帖的嫵媚，不似顏體的碩實，卻勝柳公權的骨格清奇。李的字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我至今珍藏着李給我的信。1990年李姨去世，我挽李健生先生聯：相夫苦作天下最大大右派，苦受一萬日假惡丑，丈夫應謝巾幗；課子樂為世上最小小人物，樂承五千年真善美，巾幗更勝丈夫。

    李那剛硬強項的鋼筆字是給了我啟發的。

    1985年2月9 日，李健生要我陪同她去看望梁漱溟。我們從城東建國門外的永安西里坐公共汽車到城西的木樨地。李梁晤談我作了錄音，已另整理成文備考。附奉參閱。

    我找到戴浩。戴叔留我住在他的宿舍里，說：你的老師潘懷素也住這兒的。外人進出北京電影製片廠要登記、被盤問。潘脾氣大，受不了這個，不住這兒了。可他沒地方住，就露宿街頭，在民族文化宮前的長椅上過夜。潘說自己有氣功，能打坐睡覺。可84歲的老人，連續幾天露天坐着過夜，又不巧那幾天來了寒流，春寒料峭，氣溫驟降，氣功再高，也經不起這樣折騰啊！終於病了，掙扎着去郵局給河南的兒子發了電報，就暈厥在街頭了。巡邏的民兵從他身上找到了戴浩的電話，就把戴找來了。戴把潘送到了北醫大附屬醫院，向醫院介紹說他是國際著名音樂家。醫院找了給朱德會診過的醫生來給潘看病，診斷為肺炎。結果卻救不回來。


律學研究：用純正律代替平均律

    戴浩告訴我：導演凌子風是潘懷素小舅子。凌子風受不了潘的怪脾氣，罵他是“潘瘋子”。

    潘懷素的脾氣確實大。他拿着姚依林寫的面交黃鎮親收的信找到了文化部，卻找不到黃鎮。彼時，四人幫倒台不久，文化部是重災區，又要開科學大會，黃鎮新官上任，忙得不可開交，就躲起來辦公了。接待潘的是黃鎮的秘書，秘書擋駕的本領都是訓練有素、超級一流的，碰上潘無論外貌、衣着都是糟老頭卻又脾氣比首長還大的人，那還不趕緊把你當小菜一碟打發了。潘跟秘書吵架了，氣的把信都忘了拿回來就拂袖而走了。劉甲櫻、李健生、戴浩、呂驥諸人幫他出主意：無論怎麼樣得先把那封信拿回來。於是潘二進衙門。秘書受了氣，比他還惦記着呢，說找不到那封信了。怎麼說，都沒有了。還假惺惺地要潘把研究資料留下來，潘哪受得了這個，罵了一通，又拂袖而去。這一拂袖，就把老命給拂掉了。潘對自己的研究成果視同拱璧、珍逾生命。不管到那兒，他都提着我戲稱之為百寶行囊的手袋，那裡頭裝着他的全部心血，怎麼可能隨便給人！

    他曾說過，如果我的研究成果被認可了，是可以得諾貝爾獎的。諾貝爾沒有音樂獎，大約指物理獎吧。因為音律同聲音的震動、同聲學密切相關。潘在我初入門時很生動地把自己律學研究的緣由講給我聽：全世界用十二平均律，但十二平均律有缺陷，某些音程不協和。這從鋼琴難登大雅之堂得到證實。西洋的交響樂團沒有鋼琴，鋼琴上不了交響樂。這是因為鋼琴一鍵一音，定死了，改不了；交響樂團的其他樂器，無論是拉弦、吹奏、彈撥、打擊樂器，都可以根據演奏員的聽覺、技巧來作些微的調整，使整體演奏更加協和、悅耳。如能從律制上予以根本的改變，用純正律代替平均律，那在音樂史上就是一個革命性的變革了。我們祖國的傳統音樂文化中就存在着這樣一種純正樂律：二十三不等分純正律。這深入淺出的講解，使我相信了潘所研究的價值。可惜由於我的魯鈍、無能以及其他種種原因，我至今沒能繼承先師的衣缽，為先師樂律研究的發揚光大作出有益的建樹來。

    戴浩同我講過救聶紺弩的事。應我之求，帶我去看過聶紺弩一次。那時聶已臥床不起，半躺半坐在床上假寐。聶同戴打了個招呼，我深深地向聶鞠了一躬，說了句：我和我的朋友們向你致敬，請你保重！聶祇在戴介紹我時看了我一眼，就又半睜半眯地假寐了。我感覺到聶並不喜歡我的打擾，就拉戴叔一起告辭了。事後，我有打油詩記所見的聶紺弩：棒兒下肢竿兒手，陷深眼窩一骷髏。渾身沒有三斤肉，祇剩幾根硬骨頭！

    我找到朱復。朱復是一位對先師敬重的熱心人，北京崑曲研究會的。朱復去看過潘懷素還在醫院病床上的遺體。朱復向我這樣描述道：潘臉上蓋着一條淡藍格子的手帕（這條手帕是我送給潘的），皺巴巴、髒兮兮的，眼睛沒合上，半睜着，嘴邊沾着濃痰。估計是一口痰上來，堵住了呼吸就過去了。要是有親人在身邊，幫他把痰吸出來就好了。

    潘懷素雖然84歲，但身體健康，沒病沒痛。他在我家住過一段時間，飲食、睡眠都很正常。記得1976年的除夕，天氣很冷，在零度左右。江南不比北方，室內沒火爐、火牆，室內外的溫度相差無幾，所以江南人冬天在室內一般不脫外衣。我那天準備了一瓶潘稱讚過的通化葡萄酒。吃了分歲酒後，我擰了一把滾燙滾燙的熱毛巾給潘擦臉，潘用熱毛巾緊緊地捂在臉上，深深地吸了幾口氣，然後擦臉擦手，對我說：好舒服。這是文化，南方人冬天飯後用熱毛巾擦臉是文化！接着，潘脫了大衣。我不讓脫，潘說不要緊，輕鬆一下。第二天，大年初一，潘精神煥發，果然沒事。萬不料為了向科學大會獻禮，竟幾乎是倒斃在首善之區的北京街頭！

    潘懷素有上海友人楊天孫、饒於安。楊系一老太太，寫的一筆十分娟秀清麗的字。先師關於純正律研究的主要文稿就是楊謄抄的。楊給過先師許多生活上的幫助，但未論及婚嫁。先師去世後，我與楊女士有聯繫。饒於安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也對律學感興趣，與先師交往甚密。我與饒先生有一面之緣，後來聽說饒先生去了美國，如果他能看到這篇小文，希望與我聯繫。

    潘懷素與鄉賢詞學大師夏承燾幼即交好。潘淪落之際，夏給過他幫助。我看到過夏給先師的一封毛筆寫的5、6張毛箋紙的回信。我因喜好古詩詞，時作學習吟詠。先師說我還未入流，有機會帶我去拜識他的老友夏承燾。讓我興奮不已。

    潘懷素在重慶北碚與張申府有一段軼事：北碚縉雲山有一座相思岩，其地有樹，樹葉可當茶，色微紅。古往今來文人騷客雅稱其為相思茶。先師一日往游相思岩撿拾落葉相思茶一錦囊，持歸贈張申府。隔日問張曰：茶味如何？張答曰：何能堪也！已棄之門外。先師因作“甜茶怨”。詞曰：“少小長在相思岩，友清風、伴明月、沐朝霞、浴夕藹，悠悠歲月，從不到塵凡界，弱質天生但自愛，若假惺惺作態，叫人喜歡，怎比得內江糖、川東菜，也不與碧螺、雲霧、龍井、祁門賽，更不給達官品、財奴快。這番來，祇道是同荷露、伴梅雪，熱騰騰為天下有情人共償相思債，卻不料被拋在門兒外。”張申府讀之，擊節讚賞曰：詞味勝茶味多多矣！

    我在先師去世後，曾整理過一篇文章《潘懷素的樂律研究》，發表在北京出版的《音樂論叢》1978年或1979年的某期上。某年，有署名“美國紐約東方音樂研究所李XX（忘其大名，記憶中似乎是位女士）在香港《明報月刊》某期上發表文章紀念楊蔭瀏先生去世，文中提及拙作，稱拙作介紹的潘懷素先生的樂律研究”可能是20世紀最重要的律學論文“。這位女士是先師知音。我一直無法聯繫到這位女士。如果這位女士看到這篇小文，希望下顧聯繫hhq65@hotmail.com .我找到梁漱溟。潘懷素與梁漱溟相識相交於抗戰時期赴重慶的輪船上。我讀過一封梁給潘的信，因為那一筆行草十分漂亮高雅，印象極其深刻，我現在還記得原句是：”佛法不違世法，四真實之義最為通達，願公宣揚。不勝祝頌之至。“時間在佛法幾乎被徹底消滅的七十年代初期。

    梁漱溟對潘的樂律研究很支持；我因先師之故，在以後同梁公的交往中也獲得了梁的信任，成了忘年交，耳提面命，受教良多。記得起來的有關先師的有這樣一些事。

    潘將研究文章請梁轉託章士釗帶香港發表。梁對我說過，交託了章，但章沒有辦成。我曾問過梁：你和章是同輩人？梁說：不，章長一輩。

    梁十數年來一直每月給潘寄錢資助其生活。梁的日記中有反映，潘則沒齒不忘，時常向我說起。

    我在先師去世後，將他的一些研究資料整理成文，呈交一份給梁。過了些時，梁交給我一封薩空了給梁的信，口氣很恭敬，內容是說已把潘的文章轉給音協主席呂驥了。

    我曾想將先師遺文整理出版，定名為《潘懷素文集》，請梁題簽作序。梁很快就題寫了書名寄來，對於作序，則云：“我於潘老之學，全然一門外漢，不能贊一詞……  潘老固非躁釋矜平之人，我不能為之諱，更不能斥其非。故作序之請，愧難報命耳。”

    2003、7、23於地中海畔  2008、7、15刪改而定（文內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附：北京之春7月份周素子憶潘懷素文

“右派情蹤”（十六）

（新西蘭）周素子

潘懷素

    我與潘懷素老人僅見過一次面，連續談過近4小時的話。此次見面是蒙夏承燾先生熱誠安排的。

    夏先生是當代詞學泰斗，為杭州大學教授，“文革”中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關押批鬥後，長時冷落在家，蓄鬚韜晦。所居杭州大學宿舍在西溪18平橋第一橋道古橋邊。居處界於留下與城區之間，我當時在留下村店做工謀生，凡假日進城，必經過先生寓所，常在那裡坐談、逗留。先生既是我哥哥周昌谷的忘年交，又是我的同鄉先輩；我又是先生平生教學在途窮時最末的一個學生，添為“入室”弟子。

    那是1975年之夏，我在留下，奉讀夏承燾先生致書，囑我於某日到他家與老前輩潘懷素老人見面雲。正當盛夏，我身着淡藍襯衫，藍灰格子裙，戴一系黑帶的草帽，師母無聞見了，大大讚美我的朝氣哩。座間的潘懷素老人，其時80多歲，鬚眉皆白，背微駝，然神情開朗，無龍鍾之態，隨身帶有一隻碩大的沉重的手提箱。他為夏承燾同鄉少年朋友，原是某音樂機構的專家，反右派鬥爭中劃為右派失去工作，近廿年漫長艱苦的生活中是如何過來的，家庭情況如何皆不及問，通過見面交談，知他在這廿年中，孜孜不倦仍於音樂的學理鑽研不止，成果纍纍。在政策稍為鬆動的今日，他帶着他的研究心得，數上北京尋找機會，日則到各部門、各要人處求見，請求推薦其成果，夜則枕着大手提箱，宿於各車站候車室。他曾找過日本留學時期老同學，當時仍據文化要津、紅得發紫的郭沫若幫助。郭看了他的研究成果，說是“看不懂”，“無法介紹”，就此再沒有理會他。

    他沒有渭濱遇文王的幸運，他以80歲的高齡，在尋求知音，尋找繼承人。他此次來杭，一是知道法國蓬皮杜要來中國訪問將經杭，希望他的研究成果有資格進入蓬皮杜藝術中心，想找到接近蓬皮杜的機會。另外想在省城物色一個可以承繼他事業的學生，以便在撒手西歸時，他的一生心血不至於白費。

    夏先生對於潘懷素的研究碩果愛莫能助，但對於他要找一個學生繼承事業一則，立刻想到了我。我原先是學音樂的，反右前在福建師大音樂系學習。夏先生覺得這是兩全其美的事，既可代潘物色到人，又可提攜我走出困境，找一個出路。我面對着尚在為理想奮鬥的中國老知識份子，心中充滿尊敬、欽佩又深感辛酸。我們坐在夏先生客廳的小圓桌邊，夏先生夫婦外出辦事去了。我已經將近廿年脫離音樂，我怕自己聽不懂潘懷素先生深奧的音樂理論，故全神貫注，潘先生對我的音樂修養似乎毫不懷疑。他打開手提箱，裡面全是文字手稿，研究數據。他邊向我宣講，邊展示文字數據。他眉飛色舞地講了近4個小時，竟毫無倦容。我當時還不到他一半年紀，反覺神情緊張，疲倦起來。其實，潘懷素老人的研究成果，即使4天4夜也講不完的。那天他和我說的主題歸納起來有這麼幾個方面：一是根據研究，他得出中國音樂將是今後世界音樂趨向的領導，他將中國廟堂鐘鼓音樂、民間打擊樂器、絲竹樂器，所有的音率振動頻率數據，加以詳細的紀錄，歸結到億、萬、千位數字。尤其對廟堂鐘鼓音樂的純淨、協和程度，他對之十二萬分推崇。二是對西方音樂的十二平均律持批判態度。他說西方鋼琴即以十二平均律原理創製而成的，用“平均律”的方法就不可能很協調，不協調即不純。音樂的本質是以協和悅耳為主，“平均”之法，終究不夠完美。三是他根據自己求出的音頻，發明了以中國最純美的5音振動頻率的鋼琴。祇要有機會，有資金，即可投入製造，進行彈奏。我看了那個純音鋼琴設計圖，覺得反而比目前世界通用的十二平均律鋼琴鍵盤來得簡單、方便。潘懷素老人用懇切的眼光看着我說，這個鋼琴將來就是由你彈奏的，它發生的純美聲音，將會震撼世界……。。如果我的眼淚不是在多年的折磨中枯幹了，我一定會落淚！我雖然對千萬位數的數字極不敏感，但我能清楚感知5聲純音之美，我應該捨棄一切，跟隨老人徜徉在純美的5聲中，為之付出平生精力，也是值得的！記得少年時期，我尚在杭州音樂專科學校學習過，那時上海音樂學院的大哥大姐們特地來我校與我們交朋友，我和殷承宗建立通訊關係，我寫信給他說，我恨自己不像莫扎特那樣出生在音樂世家裡，我為什麼不在幼年接觸鋼琴。後來升學在福建音專被打成右派後，曾痛惜失去了與音樂的關聯。可是目前，有這樣的機遇，與音樂的緣份重新呈現。一位音樂家，肯把他的成就誠心傳贈給我！祇要我願意。可是現實生活，我有3個未成長、須要撫養的女兒，我不能沒有為之活命的那點微薄工資。齊白石的祖母曾告誡孫兒說：“那見文章鍋里煮啊！”對於潘懷素老人的誠心，一旦承諾，就要有始有終，我覺得我不可能為之付出一切。我深思後，慎重的說了我的想法。老人非常理解我，讚許我一絲不苟的態度。但他惋惜的說：“你是牛郎，這個事業是織女，隔着一條不能逾越的銀河，我願意作為鵲橋，成全你……。”

    道古橋的一面之交，一席之談，竟是我和潘懷素老人的最後一面。他後來的消息，均是夏先生夫婦告知我的。潘懷素在杭並沒有機會見到蓬皮杜；他後來又自溫州上京數次，均求告無門。他與一位崇拜者上海人朱姓女士結了婚。我不了解潘懷素過去的婚姻史，80多歲的老翁因事業的追求而臻結合，算得上“遲開的薔薇”。約在1980年，在改正落實右派的潮流中，他終於被落實在北京中央民族音樂研究院，他的研究成果，備受重視，視若國寶。姜大公終於遇上“文王”了。他大約歿於1982年左右。

    1990年，偶然在我杭州音樂專科學校俞紱棠老師（也是右派）處，得到了潘老先生的一些消息。俞紱棠老師晚年編輯《浙江音樂》並纂修音樂史。在他的材料中，我見到了潘懷素成果的資料，他的成就終於進了“史書”。但遺憾的至今未聽說五音純音鋼琴的誕生。中國純美的音樂是否能如潘懷素所言，將是世界音樂的前驅，是否再有人致力於這一學說的闡發，並付之實踐，我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