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李慶霖的兩種命運 圖片： 圖片： [ 任意縱橫 ] 於2007-12-09 李慶霖，一個毛澤東時代的普通鄉村教師。他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信，反映了下鄉知青遇到的實際困難，這封信在改變了1700萬知青命運的同時，也改變了他的一生。在毛澤東主席覆信後，李慶霖是被作為“反潮流”的英雄對待的，各種光環接踵而至。1978年他被判處無期徒刑，直到1994年8月，他在減刑後獲得自由，晚景淒涼。 同一個人，兩個時代，兩種命運。 從李慶霖在毛澤東時代的遭遇，我們可以看到，被一些人稱為高壓的毛澤東時代，至少有兩點是值得稱道和借鑑的：一是基層群眾的意見是可以直接送到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同志的案頭的，基層群眾是敢於公開說真話的，基層群眾的表達權是受到保護的；二是當時以毛澤東同志為領袖的領導集體是重視基層群眾呼聲的，基層群眾的正確意見是可以改變整個國家大政方針的。 李慶霖後來之所以被判刑，無可否認，他在文革中肯定說過一些話，批判過一些人。但是，即便是判處他徒刑的人，誰又沒有批判過人，誰又沒有說過類似的話？也許還要更激烈，更有影響力。可見，李最後被判重刑的根本原因，不在於說過一些什麼話，而在於他是個普通鄉村教師。可以想見，李慶霖的那封信給在給當時一些官官相護者和走後門者以滅頂之災的同時，挑戰了整個官場的秩序，讓官場中人恨之入骨。一旦時機成熟，官場中人對他進行殘酷報復就不足為怪了。 李慶霖事件的核心問題，就在於表達權的尊重、保護、保證的問題。充分保護、保證基層群眾和普通黨員的表達權，特別是對領導幹部和現行政策提反對意見的權利，黨的建設和國家健康發展的根本之一。從程維高案，到陳良宇案，我們都可以看到正常表達權受到打擊、壓製造成的危害。程可以利用手中權力，調動河北的官場資源把舉報他的郭光允開除黨籍、勞教兩年。據中紀委通報，陳良宇從當黃浦區長開始就濫用職權，卻邊腐邊升，在此期間，有沒有人舉報？舉報又有沒有被重視？ 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可見中央已經認識到了保護表達權的重要性。實事求是的講，中國現在官官相護的行為在一定範圍內是存在的，並且在特定情況下是很嚴重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基層群眾和普通黨員行使表達權的積極性。這個時候，要想真正做到保護、保證表達權，就必須主動去引導、倡導、鼓勵基層群眾和普通黨員行使表達權，特別是行使提反面意見的權利，有“聞諫當喜,導之使諫”的氣度和作為。最佳的鼓勵方法有三個，一是對意見積極對待，認真落實；二是對提出正確意見的人予以保護和獎勵；三是對壓制和打擊通過正常渠道反映問題的行為要堅決打擊，對待官官相護的行為，要有法能治眾的決心和手段。 頂端 Posted: 2007-12-09 15:23 | 美國 [樓 主] 中共中央轉發李慶霖來信和毛主席的覆信 1973.06.10；中發［1973］21號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省軍區、各野戰軍黨委，黨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領導小組、黨的核心小組，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 偉大領袖毛主席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對李慶霖同志的來信作了重要答覆。現將毛主席的覆信和李慶霖同志寫給毛主席的信，印發給你們，請印發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級黨委，並傳達到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和廣大群眾。各級黨委要認真學習，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嚴格檢查，加強領導，總結經驗，上報中央。 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在開黨委擴大會議時，可分出一天時間，宣讀學習毛主席的信，並對你們從五月中央工作會議帶回去的《關於當前知識青年下鄉工作中幾個問題的解決意見》，以及這次印發給你們參閱的中共福建省委《關於認真學習毛主席給李慶霖同志的信的通知》，進行討論。準備在六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各派一人（內有專管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工作的一人），來中央匯報和統籌解決這一問題。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 《中共福建省委關於認真學習毛主席給李慶霖同志的信的通知》（略） 附一： 毛澤東給李慶霖的覆信 李慶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 1973年4月25日 附二： 李慶霖給毛澤東的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分是貧農。我的教員生涯已有20多個寒暑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一個1968年的初中畢業生。1969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上山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縣山區──秋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後的頭11個月裡，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37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8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裡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200來斤，外加2、300斤鮮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200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曬乾揚淨後，只能有100多斤。這麼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期，更是會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1969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裡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裡來，雨里去辛勞種地，頭髮長了，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從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當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現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麼能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後，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在初中畢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之鑑，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裡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鍊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優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一輩子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干一輩子革命而已。面對我們這裡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現實，我並不怨天，也不憂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和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儘快地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謹此敬頌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郊城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舊帖: 某些人拿李慶霖反毛，真是愚蠢！ 對於現實問題，我們一般人即使再怎麼窮極了、逼極了，也不過是乾瞪眼跺腳，罵天咒地罷了。當年李慶霖作為一普通“小人物”寫信給毛主席反映情況，信的內容寫得相當尖銳直率，且大有向主席問罪之意。這種行為要放現在豈止是越級信訪，別說給你解決問題，簡直就是破壞社會主義改革和穩定！早就給你來個罰款收監以警後猶了。可毛主席不但未與“小人物”計較，還立即著令周總理及中共中央，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派人來中央匯報和統籌處理和解決相關問題。主席甚至親自寫信和附贈三百元慰問復李慶霖，言：“三上叄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 從毛主席不計“小人物”的冒犯，到雷令風行，處處為民解憂排難的行事作風都足證了主席的憂民情懷和廣闊胸襟，與氣魄之偉大！ 但自主席逝世及鄧掌權後，李慶霖卻因當年上書主席的信件得罪了許多走資官僚，而被迫害入了監獄。李慶霖出獄後，每年都風雨不改的在家裡大堂上掛上一副“毛主席畫像”以司懷念，此習俗李慶霖一直到死都未變改。其對毛主席的熱愛和敬仰可謂實誠真摯之極！ 所以樓主的“金碑銀碑不如百姓口碑”說的一點都沒錯，倒是你拿終身熱愛和敬仰毛主席的李慶霖來非毛，真是愚蠢之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