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謙：毛、周關係的歷史回顧 周恩來死後的三個星期，恰逢中國農曆丙辰年的除夕。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那是一個刻骨銘心的冬天。當時正值數九寒天，朔風呼嘯，滴水成冰。其時國內的政治氣候也正如嚴冬一樣，一片肅殺景象。由江青的御用班子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打頭陣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正在緊鑼密鼓，大批判的火藥味越來越濃。 那時多半還沉浸在對周恩來之死悲痛之中的中國人，儘管對眼下這場鋪天蓋地而來的運動已經感到厭倦和不平，對中國的前途憂心忡忡，但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因為已經歷過太多政治磨難的老百姓大都知道在幕後掌控這一切的那隻手是誰。 就在這個除夕之夜，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地--游泳池的院子裡突然響起一陣喧鬧的爆竹聲。一時間，火光沖天，鞭炮聲震耳欲聾。這一不同尋常的景象弄得中南海里負責安全警衛的工作人員好一陣緊張，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按照規定，在中南海禁地是絕對不準燃放爆竹的，毛澤東的住地更是戒備森嚴，甚至連麻雀都不讓停落在樹上。等人們弄清這一動靜竟是來自毛本人的住地後，一個黑色的傳聞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脛而走，廣為流傳：毛澤東在周恩來死後放鞭炮!還有人證明第二天親眼看見從游泳池拉走了整整一卡車的鞭炮屑。 按照中國的傳統習俗，只有在辦喜事的時候才燃放鞭炮，以示慶賀。如果有人在辦喪事的時候放鞭炮，就會被認為是對死者的大不敬。人們本來就對毛澤東對周恩來去世的冷漠態度憋了一肚子氣，因為毛不去參加周的追悼會，卻在幾天之前接見已經因"水門事件"而下台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女兒和女婿，而且又從"四人幫"那裡傳出"不要用死人壓活人"的最高指示，百般壓制老百姓自發悼念自己總理的活動。 在政治圈中了解內情的黨內軍中的老幹部私下裡紛紛為周恩來抱不平，認為周恩來一生對毛澤東忠心耿耿，當牛做馬，而毛對周的死卻無動於衷，也實在太令人寒心了!這種情緒迅速擴展到整個社會。這次"鞭炮事件"更是火上加油，弄得整個京城沸沸揚揚。 人們被激怒了! 以悼念周恩來為導火索，觸發了中國社會自文化大革命以後蓄積已久的政治危機的總爆發，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四五運動，矛頭直指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及其後台老板毛澤東，敲響了文革的喪鐘。幾個月後，毛澤東也在憂病交加之中死去。中國現代史由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然而，"鞭炮事件"留在人們心頭的陰影並沒有因此而煙消雲散，而是繼續餘波蕩漾。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係一直像幽靈一樣困擾着中國的老百姓、學術界及政府當局。 長期以來，大陸官方出於政治的需要，一直諱言毛、周兩人歷史上恩恩怨怨的關係，文革時期更是禁忌，只准許毛澤東身邊的幾個工作人員出來撰寫回憶文章。內容不是刻意遮掩毛不去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真正原因，就是大加渲染毛、周之間的所謂"深厚情誼"。 然而，結果是越描越黑，非但沒有驅散人們心頭的疑雲，反而露出更大的破綻，因為這些記述和解釋大都空洞牽強，有的甚至還自相矛盾。當然，更主要的還是因為周恩來的大半政治生涯一直籠罩在毛澤東的陰影之下，兩人之間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實在是太複雜了，絕非一兩件事情的肯定或否定，就可以簡單了斷的。 應該說，毛澤東與周恩來兩人的關係是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中最令人感興趣的話題之一，同時也是非常複雜微妙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是了解和把握晚年周恩來乃至其整個政治生涯的一把鑰匙。目前海內外已經出版的研究毛、周兩人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難以計數，不過專門論及這個問題的卻不多。而且即使涉及，也囿於各自的條件，大陸的難以跳出意識形態的桎梏，多有顧忌，欲言又止；而海外的則又難免給人以捕風捉影，隔靴搔癢之感。 正因為如此，本書的寫作，相對而言有着得天獨厚的條件。作者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在大陸從事周恩來和文革史研究多年，出國前是大陸官方《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和《毛澤東傳》文革部分的執筆人。在大陸期間，作者曾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檔案室里泡過十幾年，看過大量歷史文獻檔案，其中有許多是官方一直刻意遮掩而不見天日的核心檔案。 另一方面，作者因同情和支持一九八九年由學生發起的愛國民主運動而在隨後的清查中遭到整肅，目前寓居美國。與大陸學術界的同仁相比，享有寫作上的自由，因此更有條件來寫這樣一本書，把周恩來這個依然在中共神壇上供奉的偶像，並且集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共政治文化之大成的"黨內大儒"，重新放回當年那段天翻地覆、狂熱恐怖的年代中加以審視，在拂去歷史的塵埃，剝掉塗抹的油彩，還給人們一個真實的周恩來。 至於本書之所以選擇晚年周恩來這個題目來透視其一生，是因為作者在大陸期間曾多年潛心研究過這段歷史，採訪過不少重要的當事人，看過大量的歷史文獻檔案，其中有不少是鮮為人知的。更重要的還在於，周氏晚年是在文革風雨飄搖的年代中度過的，是他整個政治生涯中最難熬的一段，同時也是目前人們對他的歷史評價中爭議最大的。 文革期間，周恩來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節",充當了文革執行者的角色，幫襯迎合，跟着毛澤東做了不少虧心之事；同時為了自保，對毛極力隱忍周旋，內心也有許多不為人知的悲苦和無奈，把其人的政治哲學，品格、手腕以及個人素質中的一切潛質表現得淋漓盡致。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文革這場歷史浩劫鑄造了周氏其人留在今日世間的形象。周恩來生前身後的各種榮辱毀譽也在很大程度上根源於此。 周恩來究竟是何許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換句話說，他究竟是聖壇上道成肉身的完人，還是大奸若忠的偽君子?是浩劫中扶危定傾的功臣，還是助紂為虐的幫凶?是有意扮演雙重角色，善於在政治上走鋼絲的演技大師，還是個內心人格分裂，表里不一的兩面人? 這正是本書所要剖析和展示的。作者將依據大量的歷史文獻檔案和對眾多當事人的採訪，側重在重大歷史事件的過程中，揭示周恩來的處境、心態、為人處世之道以及在主、客觀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既不諱過，也不苛責，秉筆直書，力求挖掘並寫出周恩來之所以成為其人的那種東西來，讓讀者作出自己的判斷。 這便是本書寫作的初衷。 第一章 毛、周關係的歷史回顧 翻開中國現代史，周恩來的名字始終是和毛澤東的名字連在一起的。在上個世紀那場席捲世界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浪潮中，毛、周兩人無疑在中國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一對如影隨形、相輔相成的政治搭檔，在中國現代史的舞台上合演了一幕幕的悲喜劇，把整個中國攪得大翻地覆，開啟了一個狂想和動盪的年代。如果說毛是掌舵的，是主宰，是精神領袖；那麼周則是執行者，是首輔，是內政外交的大管家，正是所謂"謀事在毛，成事在周"。 在整整長達四十年的歲月中，無論是當毛澤東叱吒風雲，橫掃千軍如卷席的春風得意之時，還是後來在文革中敗走麥城，一籌莫展的窮途末路之際，周恩來都始終侍奉著他，小心翼翼地亦步亦趨。這種政治合作關係一直持續到周本人病死為止。這在異常殘酷的中共黨內鬥爭史上開創了一個絕無僅有的先例：周是唯一能夠和毛共始終，一直屹立不倒，並且最後總算善終的人物。他也由此獲得了一個雅號：中國政壇上的"不倒翁"。 那麼，周恩來究竟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長達四十年之久的毛、周關繫到底又是怎樣的呢?讓我們還是先從周氏晚年在病重期間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談起吧。 乞求毛高抬貴手 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周恩來提筆給毛澤東寫了封親筆信，回顧反省了自己的一生，說："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覆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一九七五年六月間，在癌細胞的吞噬下，周恩來已經瘦得皮包骨，體重只剩下六十一斤，即將油盡燈枯。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周氏預感到毛澤東始終對當年中央蘇區兩人之間的那段過節，特別是寧都會議上的一箭之仇耿耿於懷，即便在自己生前高抬貴手，身後大概也不會放過自己，於是在病榻上強撐着起來，用顫抖的手提筆給毛寫了一封信： 主席： 問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開刀後，這八十天恢復好，消化正常，無潛血。膀胱出血仍未斷，這八十天(從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間還去主席處五天，一月開全會共兩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還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細胞二次，可疑細胞只三次，這八十天卻有壞細胞八次，而最後十天壞細胞三次，所以我與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談，他們同意提前進行膀胱照全鏡電燒，免致不能電燒，流血多，非開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現在身體還禁得起，體重還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無虞，務請主席放心。手術後情況，當由他們報告。 為人民為世界人的為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 ，懇請主席在接見布特同志之後，早治眼病，必能影響好聲音、走路、游泳、寫字，看文件等。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資料研究後提出來的。只是麻醉手術，經過研究，不管它是有效無效，我不敢斷定對主席是否適宜。這段話，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覆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來 75．6．16．22 寫罷這封信後，為了讓毛澤東確實能夠領會自己的一番苦心，周恩來又以央求的口吻，給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附了一張便條： 玉鳳同志： 您好! 現送十六日夜報告主席一件。請你視情況，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時(候) ，念給主席一聽，千萬不要在疲倦時念，拜託拜託。 周恩來 1975．6．16．22時半 這篇讀來令人百感雜陳的短信，濃縮了厚重的歷史內容。它既是周恩來對他一生與毛澤東關係的自我總結，也是在某種程度上解讀周氏晚年內心世界的一條難得的線索。當然，事情並非像表面文章那樣簡單，這篇辭卑言重，極盡低首下心之能事的東西，究竟是周恩來內心深處的真情表露呢，還是在乞求毛高抬貴手的韜晦之術呢?抑或兩者兼而有之?還是讓我們先對毛、周關係作一番歷史的回顧，來逐步尋找答案吧。 不是冤家不聚頭 儘管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的家庭出身、教養、性格氣質乃至處世方式截然不同，卻同是"身無半文，心憂天下"的失意激進青年，在五四大潮的激盪下，懷抱著改造中國的政治理想，聚合在共產革命的旗幟下，成為時代的弄潮兒。一部中共黨史，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一部毛、周兩人合作的關係史。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也就是打下今日紅色江山的那一代，大都是南方人，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不例外。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歷史現象。 不過，毛澤東和周恩來雖然同是南方人，但兩人的家庭出身，教養，性格氣質乃至處世方式卻迥然下同，相去甚遠。毛氏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個偏僻貧瘠的山村，是個地道的農家子弟。而周氏則出生在地處江浙的魚米之鄉、交通文化都很發達的古城准安，是個封建世家的破落戶子弟。毛由於其父的專制和嚴厲粗暴的管束，以及受湘楚文化傳統潛移默化的影響，自幼養成了反抗傳統，蔑視權威，張揚個性的叛逆性格。周則在出身於書香門第的嗣母的養育下，從小就沐浴在溫馨仁慈的母愛之中，並且深受江浙文化氣質的薰陶，為人處世帶有明顯的溫良恭儉讓的儒家人格色彩。 與上述各自的氣質相聯繫，毛澤東生性好鬥，桀騖不馴，崇尚鬥爭哲學，凡事敢為天下先。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與天奮鬥，與地奮鬥、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周恩來則為人沉穩內斂，待人謙和，克己忍讓，善於同各種人打交道，行事處世恪守中庸之道，從不走極端。當時南開學校《畢業同學錄》中對他的評語是"君性溫和誠實，最富於感情，摯於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 。 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另一個特點，是大都經歷過五四愛國民主運動的洗禮。一九一九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着深遠的影響，是中國被西方列強打開國門後，被迫開始自己向現代化過渡的艱難進程中嬗變的關節點。 由於中國政府在戰後巴黎和會上對山東權益交涉的失敗，極大地刺傷了中國人特別是知識界的民族自尊心，整個社會情緒急遽左轉，救亡取代了啟蒙，倡導民主(德先生)和科學(賽先生)的新文化運動無疾而終。國人在極度失望之餘，認為西方國家所標榜的民主自由完全是騙人的把戲，於是掉頭而去，完全改變了自上一個世紀以來一直以英美為師的原有的歷史演進方向，轉而以俄為師，擁抱激進的社會主義思潮。 五四運動在救亡圖存的號召下，激發了中國社會各階層極大的愛國熱誠，吸引了一大批知識精英和激進青年投身其中。這批人隨後成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的中堅力量。前者如陳獨秀和李大釗，後者如毛澤東和周恩來，成為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毛、周二人雖然出身、經歷迥異，卻在五四運動中風雲際會，一南一北，遙相呼應，雙雙成為時代的弄潮兒。毛在五四前後在湖南創立的新民學會以及所主持的《湘江評論》，與周在天津創立的覺悟社以及社刊《覺悟》，都是當時國內有名的社團和刊物。儘管當時毛澤東與周恩來還沒有一面之交，但他們以文會友，志同道合，互相知名，彼此仰慕，則是可以肯定的。 那麼，毛澤東、周恩來二人最初的會面相識是在什麼時候呢?根據現有的史料考證，大約是在一九二六年初，地點在廣州。這時距五四運動已經過了七個年頭。當時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周二人一文一武，在政治舞台上雙雙嶄露頭角，是當時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參加國共合作的重要人物，毛澤東時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周恩來則剛剛由國民黨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調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一軍軍長是蔣介石，黨代表由汪精衛兼任)。 與周恩來相比，毛澤東在中共的出道更早一些。他先是參加了中共一大，成為黨的創始人之一；後又以領導自己家鄉湖南工農運動的出色表現，受到中共黨內的第一位大家長、人稱"老頭子"陳獨秀的賞識，被選為中共三大中央局(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的五人成員之一，併兼任中央局秘書，協助總書記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當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很看重毛澤東，視為自己的人，在講話中經常把他掛在嘴邊上。不過好景不長，大概是由於跟馬林太緊的緣故，再加上毛本人個性也太強，不願甘居於人下，一年多後隨着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換馬，毛也黯然地離開了中共的領導核心圈子，"告病"還鄉療養。 對於自己這段最初的政治沉浮，毛澤東在日後回首往事時，曾經語帶調侃地作過這樣的評論："第一次代表大會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到。第三次代表大會又到了，被選為中央委員。第四次代表大會又沒有到，丟了中央委員。大概我這個人逢雙不吉利。" 周恩來的政治生涯起步雖然稍晚一些，卻一帆風順，後來居上。他正東渡日本求學，屢號不中後，一度灰頭土臉，無奈之下，只好"返國圖他興"，尋找出路。適逢國內五四大潮的興起，他因緣際會，投身政治運動，成為時代的弄潮兒。五四運動後，他隨國內興起的旅法勤工儉學的熱潮，赴歐求學。在為個人尋找謀生之道的同時，深為五四人潮所激盪的周氏已經把此行的目的更多地放在尋求如何挽救國家危亡的解決辦法上。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惟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 經過短暫的躊躇徘徊之後，周恩來如同當時中國大多數的熱血青年一樣，面對國難深重的時局和戰後歐洲百業凋敝的雙重現實，放棄了原先一度傾心的英式漸變道路，在當時流行的各種社會思潮中，選擇了最為激進的俄式革命道路，作為拯救中國的手段，成為職業革命家。他先是加入了中共八個發起組之一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後又籌組了旅歐少年共產黨，是中共旅歐黨組織的主要領袖之一。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在國共合作的形勢下奉命回國，就任國民黨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由此奠定了周氏一生在國共兩黨的歷史地位。 黃埔軍校不僅是蔣介石的嫡系，由他親自兼任校長，而且也是培養中共軍事人才最初的搖籃。國共兩黨的許多高級將領都是黃埔出身，因此與周恩來有着師生之誼。更重要的是，這一經歷使得周氏脫穎而出，成為中共領袖中實際掌握軍事武裝的第一人。 在這一點上，中共黨內其他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無法與其相比，正是憑藉這樣的資本，周恩來先後出掌中共廣東區委和中共中央的軍事部長，成為早期中共領袖中的實力派人物，是中共軍隊的創建人，與軍隊眾多將帥有着很深的關係。這也是日後毛不得不倚重周的地方，但又總是心存戒備的原因之一。 至於毛澤東、周恩來初次會面的確切日期，則是在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艦事件(又稱"三二O事件)之後。這裡，有周本人的回憶為講。 中山艦事件是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蜜月的結束和兩黨分道揚鑣的開始。事變的起因，國共雙方各有不同的說法，大致經過是：國民黨二大後，蔣介石深感國民黨大權旁落，又在黨內權手中受到蘇聯顧問和汪精衛聯合打壓，遂在國民黨右派的推動下，決意展開反擊，護黨自衛。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氏藉口由中共黨員擔任艦長的中山艦異動，汪精衛與蘇聯顧問合謀準備將他綁架到蘇聯海參崴的流言，在廣州宣布戒嚴，派兵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包圍蘇聯顧問團住地，並要求所有中共黨員退出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此後，蔣氏完全掌握了國民政府的軍事實權。 事變發生後，當時正在廣州的毛澤東和周恩來一起分析了當時的形勢，都主張進行反擊。周后來在延安整風期間這樣回憶道： "三月二十號事變是國共關係的一個關鍵，這以前廣東省委主張進攻，上海中央主張退守。事變打擊主要對象是俄顧問、黃埔共產黨、省港糾察隊。我在富春家遇毛，毛問各軍力量，主張反擊。""我聽了毛的話，找季山嘉(蘇聯顧問)，他說不能破裂。而當時的軍事力量是可以反蔣的"。 由於當時作為中共太上皇的蘇聯顧問主張退讓妥協，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只好聽命。這樣，中共黨員被迫全體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和黃埔軍校，周恩來本人則被免去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職務。為了這件事，陳獨秀的兒子，當時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的陳延年氣得大罵其父"老糊塗"、"混蛋"!這實在是冤枉了陳獨秀，讓他為蘇聯人背黑鍋。 毛澤東、周恩來之間的這次邂逅相遇，雖然來去匆匆，商討出來的對策也沒有被上面所採納，從而影響時局，但卻成為毛、周兩人日後在政治上幾乎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合作的開端。正是這種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中國近現代的歷史。 平息紅四軍內鬥風波 周恩來並不是從一開始就籠罩在毛澤東的陰影之下，像小媳婦一樣看他的臉色行事。曾幾何時，周曾是毛的頂頭上司，掌握著毛的政治命運。在紅四軍的內鬥中，要不走周出來為毛轉圜，把落選後撂挑子不干的毛請回來，由毛唱主角的中國現代歷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寫了。 一九二七年中國的大革命失敗後，中共被迫轉入地下，在以牙還牙，武裝反抗國民黨屠殺政策的同時，摸索探求重新復興中國革命的道路。從這時起，毛澤東、周恩來二人開始在政治上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 在少年時代就熟讀民間流傳的各種傳奇小說，嚮往《水滸傳)中梁山好漢占山為王的毛澤東，在湖南領導秋收暴動失敗後，仿效歷史上草莽英雄慣用的辦法，率領殘部開赴井岡山，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了中國的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做"革命的山大王"。 應該說，作為一個農家子弟，毛澤東對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國情天然有着一種比他人更為深切的領悟。他首先認識到中國的共產革命實質上是一場農民革命，而國民黨統治最薄弱的環節也恰恰在農村。中國革命的道路必須適合這一國情。基於這種認識，毛在以後的實踐中開始離經叛道，大膽向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挑戰，逐步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關於中國革命發展戰略的主張：中國革命應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而不是像十月革命那樣一味搞城市的武裝暴動。 與毛澤東的離經叛道相比，周恩來則顯得循規蹈矩得多，缺少毛的那種特立獨行，大開大闔的領袖氣魄。他在領導南昌暴動一炮打響後，並沒有跳出"城市中心論"的窠臼，像毛那樣深入農村，就地鬧革命，而是率軍勞師遠征，南下廣東，企圖攻占海口城市，取得蘇聯的援助，再舉行第二次北伐，結果兵敗潮汕，不得不乘一葉扁舟逃往香港。 不過，南昌暴動的慘敗，並沒有使周恩來從此在政治上一蹶不起。相反，他在這一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革命精神、組織才幹，特別是善於求同存異，團結各種人一道工作的品格，在中共黨內得到了一致公認。平心而論，當時共產黨內確實聚集了一大批富有理想、勇於獻身的有志青年。但問題是當這些人聚集在-起時，就難免爭強好勝，磕磕碰碰，互不服氣。在這種情況下，周氏的克己忍讓，顧全大局，善於同各種人打交道的為人，就格外被人們所看重。這也是他能夠脫穎而出，並長期留在中共的領導核心圈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為如此，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十一月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和周恩來雖然同為領導暴動失敗而受到懲辦，但毛卻是被撤銷了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而周則只是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然後又被委以重任，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從此正式參與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在稍後舉行的中共六大上被繼續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併兼常委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長。在此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周大權在握，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這樣，周恩來便成為毛澤東的頂頭上司，前後大約有八年的光景。由於他們兩人在中共黨內所處的地位不同，形象地說，毛腳踏實地，而周則高高在上，因此兩人看問題的角度和出發點大不相同。毛所領導的紅軍由於一直處在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之中，因而事事處處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容不得半點馬虎大意，稍有不慎，就會招致重大挫敗乃至全軍覆滅。周恩來則被夾在莫斯科的指令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之間，考慮更多的是如何貫徹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決議，至少也是把兩者如何結合起來的問題。這固然是和周本人天性柔弱，富於調和有關，做事總是奉命唯謹，習慣於圍繞著共產國際的指揮棒轉，用他後來在延安整風中檢討自己的話來說是"黨內奴性"作祟；但更多的應該說是當時形格勢禁的結果--中共是共產國際下屬的一個支部。按照組織原則，中共必須絕對聽命於共產國際。因此，中共手裡的自主權少得可憐，只是一個受氣的小媳婦，事事要看共產國際這個婆婆的臉色行事。 問題還並非僅此為止。共產國際是根據蘇聯的國家利益制定其策略的，且不說這樣勢必脫離各國革命的實際，而且又總是根據聯共黨內鬥爭的風向，指令各國共產黨開展各種反傾向鬥爭；也就是說，莫斯科刮什麼風，中共黨內就下什麼雨。因此，毛澤東的種種離經叛道的言行，自然為共產國際所不容而成為黨內反傾向鬥爭的目標。 在這種情況下，毛、周之間的角色衝突就變得不可避免，儘管這並非是周恩來的本意，他只是在奉命行事。再加上當時中共黨內開展的反傾向鬥爭往往實行在政治上置人於死地的做法，用當時流行的黨內鬥爭術語，叫做"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就使得事情變得更加雪上加霜。毛、周之間種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積怨便由此而來。 在紅軍初創時期，主要有兩件事，一直令毛澤東日後耿耿於懷，怨恨難消，動不動就要翻出來算老賬的。 一件是在中共紅四軍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落選，灰溜溜地離開自己一手創建的紅四軍，時間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間。這對於視槍桿子為命根子的毛來說，無疑是政治上的一大打擊。這種下級黨組織內部的鬥爭，遠在上海中共中央的周恩來並沒有直接捲入，按說對此不應該負什麼責任。不過，事情的起因卻與他起草的那封中央"二月來信"多少有些干係。 還在中共六大期間，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提出分散紅軍的主張，認為如果集中，不僅目標大，容易被敵人消滅，而且難於保障部隊的給養，"會吃光農村裡的最後一隻母雞"。回國後，周恩來便根據這一意見，於一九二九年二月間起草了中央致毛澤東、朱德並轉湘贛邊特委的指示信。信中除了要求他們將主力紅軍分成小股部隊，"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敵人目標的集中和便於給養與持久"外，還提出調朱德、毛澤東離開紅軍，說："兩同志得到中央的決定後，不應圖於一時群眾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更艱苦的責任，應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作為相應措施，隨後周還指派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參加紅四軍的領導工作，擔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兼臨時軍委書記。 應該說，中央的"二月來信"顯然是典型的高高在上，不切實際的照搬主義。問題還不僅僅於此，更糟糕的是此舉致使紅四軍領導內部早已存在的分歧表面化，形成了激烈的爭論。從表面上看，爭論的焦點是圍繞着黨和軍隊的關係等建軍原則問題進行的，但實際上卻是人們對身為黨代表的毛澤東大權獨攬，搞"書記專政"的家長製作風表示不滿。 當時還是紅軍初創時期，毛澤東在政治上的高明之處還沒有充分顯露出來，因而人們對他還個人服氣；另一方面卻對他脾氣暴躁，說話刻薄，喜歡獨斷專行的作風頗有怨言。相形之下，朱德既有帶兵經驗，人緣又好，作風民主，平易近人，所以更受人擁戴。在這種情況下，自恃有中央作靠山，並懷有個人企圖的劉安恭又渾水摸魚，以中央"二月來信"為尚方寶劍，四處活動，挑動輿論，指責毛澤東不服從中央分兵游擊的決定，散布紅四軍領導中分為兩派：一為擁護中央派，一為反中央派，指毛所主持的紅四軍前委"管得太多"，"權力過大"，逼其交出軍權。這就使得情況變得更加複雜，紅四軍七大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毛澤東落選後，一氣之下索性撂挑子，跑到蛟洋"養病"。後來紅四軍曾幾次三番請他回去主持工作，但遭到毛的拒絕，理由是在沒有分清是非前，不能輕易回去。毛還覆信挖苦了接替他擔任前委書記的陳毅一頓，說："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討好，我辦不到。我不能夠隨便回來，這個路線問題不解決，我就不能回來。 這樣，在缺少了毛這個主心骨後，紅四軍軍心渙散，連吃敗仗，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事情後來沒有鬧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還是靠周恩來居中調解，化解了這場風波。不然的話，由毛澤東唱主角的中國現代歷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寫了。因為成為"光杆司令"的毛本人縱使再有雄才大略，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無法演出日後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歷史活劇來了。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先是毛澤東在四月間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覆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央的"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當時下級黨組織像這樣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見的。這顯示了毛蔑視權威，敢於抗上的個性。而作為中共黨內最高軍事首腦的周恩來在六月間收到毛的這封輾轉來信後，表現出相當的民主作風，並不認為這是在違忤抗命，相反還覺得毛的申述意見不無道理，便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中央"二月來信"中讓紅軍分散等問題"是有些毛病" ，並且不再堅持讓朱、毛離開部隊，而改為希望紅四軍前委指派一得力人員前來中央討論問題。 在解決紅四軍領導內部的分歧時，周恩來充分顯示了善於調解黨內矛盾的本事。對毛澤東與朱德之間的糾紛，他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各打五十大板。儘管他作為朱德的入黨介紹人，與朱德的個人關係更熟一些。因為在周看來，這種在大敵當前， "放任內部鬥爭，關門鬧糾紛"的作法，只會使親者痛仇者快。 為了維護已經形成的毛澤東作為紅四軍政治領導中心的地位，周恩來首先批評了紅四軍七次大會對毛澤東的處置，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同時也批評了毛澤東落選後撂挑子不干的作法，指出這是"不應有的消極觀念"。最後代表中央宣布仍然由毛繼續擔任紅四軍的前委書記。 主要是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中共中央在九月間發出了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信中對紅四軍領導內部的這場風波作了結論，並要求前委做到：第一，應該團結全體同志努力向敵人鬥爭，實現紅軍所負的任務：第二，前委要加強領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的鬥爭：第三，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第四，朱、毛雨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經過前委會議，朱，毛兩同志誠懇接受中央指示後，毛同志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 中央"九月來信"雖然對毛澤東也作了某些批評，但更多的還是在政治上為毛撐了腰，給了他一個體面下台階的機會，這與其說是周恩來對毛本人有多大的好感，不如說是着眼於大局的考慮。而毛本人也識時務地趁機轉圓，重返軍中。借貫徹中央"九月來信"精神之機，毛澤東在紅四軍中重新站穩了腳跟，由此確立了更加牢固的領導地位。這對毛以後的政治生涯產生了莫大的影響。因為紅四軍是當時中共軍隊中最精銳的一部分，也是毛日後賴以打下紅色江山的最大本錢。 紅四軍七大的這場風波是毛澤東、周恩來兩人之間的第一次磕碰，還算不上真正的交手，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並沒有對兩人的關係造成嚴重的傷害，而且周在政治上還有恩於毛，幫助毛度過了難關。總之，雙方不打不相識，以和衷共濟告終。 寧都會議的緣起 寧都會議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歷史恩怨的根子。用周本人的話說，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毛在會上被批判鬥爭後離開軍隊，由周取而代之，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一段日子。毛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怨恨難消，動不動就要翻出來算老賬。不過鮮為人知的是，導致寧都會議的召開，實由周給後方中央局的一封信而起。 另一件讓毛澤東始終耿耿於懷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寧都會議。這是兩人之間真正的過節，成為毛、周關係史上的一大公案。這次毛被完全剝去軍權，由周恩來取而代之，成為紅一方面軍的總政委。毛由此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兩年多時間，用毛自己的話說，那時他成了"茅坑裡的石頭","連鬼都不上門"。周由此鑄成大錯，用他的話說，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從此深深結怨於毛。後來毛澤東、周恩來兩人之間的種種恩怨糾葛莫不根源於此。 對於毛、周之間這段影響深遠的歷史公案，海內外的看法大相徑庭，各執一端，海外的多有渲染，咬定這是周恩來銜左傾中央之命，搶奪毛澤東的軍權。大陸的則輕描淡寫，儘量為周氏開脫。可惜，這兩種看法都只是片面之辭，並非事情的全部。那麼，真相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還是從頭說起吧。 周恩來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間，由地下交通線秘密潛入江西，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的。他之所以在這時離開上海，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一是紅軍和根據地在當時中國革命的全局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二是當時處於地下的中共中央由於內外一連串的打擊，在上海越來越難於存身；三是在此之前，周恩來本人剛剛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大的打擊。起因是他在和瞿秋白一道主持糾正中共黨內立三路線的錯誤時過於溫和，不合莫斯科的胃口而被戴上"調和主義"的帽子，處境狼狽。因此他自己也願意儘早脫離中央這塊是非之地，另圖他興。這樣，由毛澤東一手開創的、在當時勢力最大的中央蘇區便自然成了他的落腳之地。 立三路線是中共黨內根深蒂固的左傾急性病的一次大發作。當時周恩來正好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在國內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頭腦發熱，過高地估計了國際國內的革命形勢，不顧共產國際的阻攔，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提出"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口號，並異想天開地企圖把蘇聯拖下水，要其出兵援助中國革命，與世界帝國主義決戰。 李立三的魯莽行動，使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後好不容易才積蓄起來的力量蒙受了重大損失，而且造成了黨內的思想混亂和派別糾紛，從而給了共產國際扶植"忠於國際路線"的王明一派上台的機會。本來，由周恩來和瞿秋白一道主持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停止了立三路線的冒險計劃，只是沒有指出這是路線錯誤，而把它說成是"中央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共產國際卻抓住這一點大作文章，提出立三路線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 在共產國際的壓力下，中共在隨後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不得不吞下了由王明教條宗派全面掌權的這顆苦果。周恩來雖然被留在中央，卻威信掃地，只是一個戴罪之身的留用人員。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話說："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 經過這一場打擊之後，周恩來元氣大傷，雖說還沒有到心灰意冷的地步，變得和他性格相仿、個人關係又一度很好的江浙同鄉瞿秋白一樣，但黨內鬥爭的殘酷和叵測，特別是李立三因違抗共產國際而遭到的下場，卻在他的內心留下無法抹去的陰影，深感如履薄冰。周本來就是一個組織紀律觀念極強的人，又有着臨事而懼的個性，在他對事情沒有看清並且確有把握之前，寧可犯政治錯誤，也絕不犯組織錯誤。這是周氏一生典型的政治哲學。 周恩來的這一特點，在經歷了立三路線所引發的這場黨內軒然大波以後愈加明顯；如果說在此之前，周還有自己一定的主見，遇事敢於一爭的話，那麼此後他就變得時時引咎自責，行事缺少自信，畏首畏尾，生怕越雷池一步，完全讓王明教條宗派牽着鼻子走。周本人後來在延安整風中反省這一段時，說自己當時的頭腦"失去了主宰"，儘管在政治上不被信任，"但我無基本覺悟，仍充滿着苦悶拼命地干，而且認為政治是人家(指王明--作者注)對的，比比過去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也各有短長，也就算了"。 正是這種處境和心態，決定了周恩來同毛澤東打交道時的基本態度。簡而言之，周是集欽差大臣和留用人員兩種身份於一身的。作為中央派出的欽差人臣，同時也是中共在江西中央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周必須貫徹執行以反對黨內右傾和實行積極進攻策略為主要內容的國際路線，在實際工作中打擊一切與此相違背的傾向。作為犯路線錯誤的留用人員，周又因背着政治包袱而自覺腰杆不硬，膽怯心虛，既想戴罪立功，以求重新得到黨的信任，但又在原則與實際之間徘徊瞻顧，依違不決，應該說，周本人的這種矛盾心態對後來促成寧都會議的召開，是不無關係的。 事實上，周恩來到江西之初，並沒有新官上任三把火，像海外廣為流傳的那樣一銜左傾中央之命整肅毛澤東。在當時的情況下，他要想整毛是很容易辦到的，因為手中既有貫徹國際路線的尚方寶劍，而毛的一貫右傾也是在上海中央乃至共產國際遠東局那裡都掛了號的。不過另一方面，周也沒有和毛一拍即合，打得火熱，而是與毛若即若離，敬而遠之。這其中既有政治上不言而喻的原因，也有兩人出身、經歷、個性上的差異。 應該說，用"相安無事"來形容毛、周之間最初的共事是恰如其分的。這在相當程度上和周恩來善於求問存異，團結各種人一道工作分不開。平心而論，周並不喜歡毛澤東的山大王式的作風和喜歡抗上、標新立異的個性，因為這實在與周本人的為人，特別是投身革命後所接受的組織紀律觀念格格不入。實際上，還在他剛剛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時，就表現出對毛的這種看法和擔心，甚至提出：對毛的部隊要派人去視察，要堅決的改組。如毛的觀念不好，一定要撤換。 另一方面，周恩來又是中共黨內較早認識毛澤東軍事才略的人。還在擔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期間，他就曾多次在中央給各地的指示信中專門介紹朱、毛紅軍的游擊戰爭指導原則、軍事訓練以及黨的建設等方面的經驗，要求各地紅軍仿效。周在進入中央根據地，特別是以中共蘇區中央局代表身份隨軍活動後，更加深了對毛軍事才幹的認識。 當然，周恩來對毛澤東所擅長的游擊戰術也不是沒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到中央蘇區後，經過一段觀察，認為中央紅軍的戰術水平不高，而且"指揮戰爭顧慮太多，且主意不定，長於巧妙之機動，勇猛果斷之行為不足，尤不喜乘勝直追，殲滅敵人"。此外，本來就一直對軍事工作有濃厚興趣的周本人此刻也躍躍欲試，很想在戰場上一顯身手，但內心又感到自信不足，所以在團結毛一道工作的同時，也有在作戰指揮中借重毛的所長之意。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當後方中共蘇區中央局出於在政治上對毛澤東不大放心的顧慮，提議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時，周才不顧後方眾人的反對，力主由當時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隨軍行動的毛擔任這一職務。不過，在對毛的看法上，他和後方中央局並沒有什麼不同，這樣做並不意味着將軍中大計的最後決定權讓給毛，而是繼續掌握在他本人的手裡。 對於這一點，周恩來是十分明確的。他先是與前方諸領導人聯名提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央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隨後，周又以個人名義直接打電報給中共蘇區中央局，對此作進一步申說： "現在我想是否可改為軍事最高會議，由政府明令發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組織，周為主席，負責解決一切行動方針與作戰總計劃。如依你們提議仍以周為總政委，這不僅對於政府主席、總政治部主任的關係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作。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儘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他做總政委其權限於指揮作戰，戰術方面為多。依上兩次戰役看，紅軍戰術差得很，雖高級指揮員都需幫助。玉階(朱德--作者注)不細心，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遇關重要或猶豫不定時，我便可以最高軍事會議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義來糾正或解決。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計，這又與中央局代表或軍事會議主席權限相同，故此種寶塔式的指揮權，必須改變，我覺得前方決定於實際於原則均無不合。"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周恩來這封電報被大陸學術界每每引用，說明周在中央蘇區兩條路線鬥爭中是如何站在毛澤東的一邊。不過總是掐頭去尾，迴避了他在政治上對毛的看法以及由他來督促毛改正錯誤等內容。舍此就無法說明周何以能夠說服後方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正式任命毛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也無法對後來的事態發展作出合理的解釋。 然而，周恩來此舉很快便弄得自討苦吃，騎虎難下，而且應驗了中國的一句老話：請神容易送神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陰差陽錯地鑄成了寧都會議的歷史大錯。 關於寧都會議的起因，目前大陸學術界一面倒的意見是由於前方與後方在作戰指導方針問題上存在爭論。後方要求前方堅決執行中共臨時中央的"積極進攻路線"，主動出擊，尋敵主力作戰，以粉碎國民黨軍隊對中共各塊根據地的圍剿。前方則從實際出發，避敵鋒芒，等待尋找戰機，然後再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敵軍。應該說，這大體上是不錯的。然而問題在於，前方並非鐵板一塊，在最高軍事會議內部對戰略原則與發展方針也存有爭論，各執一見，爭辯不休，弄得作為會議主席的周恩來非常為難，深受前方作戰指揮的組織形式未能真正集權於個人之苦，甚至動了回後方工作的念頭。為此，他在寧都會議召開的前夕，曾單獨打電報給後方的蘇區中央局，述說自己的難處和苦衷，認為"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決的問題"，要求在會上予以根本解決。 周恩來在電報中這樣說到：前方關於戰略原則和發展方針，時常引起爭論，而且在動搖的原則上變更意見，有時今天以為是的，明天是以為非，工作在不定狀況之下非常難做，前方組織既不是集權於個人負責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長有短，許多事件既不能決之於個人，而且時常變更其解釋的原則，尤令人無所適從，有時爭論則不勝其爭論。 他接着寫道： "我以為既主張在前方開會，則須開全體會，徹底解決一切原則上的問題而不容再有異議，否則前方工作無法進行得好，尤其是軍事行動上，必須行專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錯，也要在檢閱時予以批評，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錯也會弄錯!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輒離開一定原則談話，有時海闊天空，不知'伊於胡底'，而實際問題反為擱下，即不擱下，也好像大問題沒有解決小問題沒有把握似的，尤其是軍事戰略，更可以隨意恣談不值原則，因此工作方針極難穩定。我意劉伯承必須調來當參謀長，才可以有一個幫手，才可以時時以應該遵循的原則來警醒我們。關於這一點，劍英要比伯承為差。再則前方負責人太多，我意與其各執一見，下如抽出人來做前方與後方的群眾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還是到後方來，否則必須有另一辦法解決。此事尚未與前方各同志談，我亟望中央局全體會能在前方開成，地點在廣昌，以根本解決這一困難問題。" 信中所指，周恩來雖未明言，但很顯然說的就是毛澤東，因為活脫脫地勾畫出了那個為人們所熟悉的毛：為人恣肆不羈，做事大而化之而又反覆多變，談問題往往不着邊際，其中"海闊天空，不知伊於胡底"一語，更是點睛之筆。這與周本人務實縝密、中規中矩的作風形成鮮明的反差，兩人之間的意見不和乃至摩擦實在是難以避免的。用周后來延安整風中檢討自己的話說，是"事務主義的作風與布爾什維克毛主席的作風互不相容"。 順便一提的是，對於周恩來的這封信，目前大陸學術界不是諱莫如深，避而不談，就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顯然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刻意為周遮掩，但舍此就無法對寧都會議的前因後果作出實事求是的解釋，因為它實在是導致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撤換的一個由頭。 讓我們還是繼續來看事情後來是如何發展的。 在後方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本來就不甚放心對國際路線有牴觸情緒的毛澤東指揮軍隊，認為"由他在前方負責，正確行動方針的執行是沒有保證的"。對周恩來力主由毛出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事也很有意見，但苦於找不到撤換毛的理由。周的這封信正好為他們提供了做文章的題目，而且他們也剛好抓住了毛違抗中央，不積極執行"進攻路線"的把柄。因為朱德、毛澤東在九月二十六日聯名發布了紅一方面軍關於向北工作一個時期的訓令，而這是與臨時中央關於粉碎國民黨軍隊第四次圍剿行動方針的指示電中關於"以積極迅速之行動，擇敵弱點擊破一面"的精神背道而馳的。於是，中共蘇區中央局致電前方諸領導人，對九月二十六日訓令提出嚴厲批評，說："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布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與此同時，他們又單獨向周恩來提出撤換毛澤東的動議，聲言要對一切違背積極進攻路線的消極等待觀念進行"無情的打擊"。這裡請特別注意，撤換毛一事早在寧都會議之前就已經在醞釀之中，而非在會議進行之中才驟然提出來的。 關於這一點，在後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事後給中共臨時中央的報告中說得很清楚："關於召回澤東同志問題，是因為前方領導和指揮戰爭責任，必須專一"，"過去名義上恩來雖負最高軍事會議主席，實際上並不能起領導專一的作用，顯然非有徹底解決辦法是於戰爭領導極為不利的。會議前我們即將召回澤東的意見告訴恩來，他亦不表示一定意見。" 周恩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行事勤謹慎密有餘，而敢作敢為的大氣不足。這一性格特點，越是到歷史的緊要之處就越發顯露出來。這次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事情本來由前述周氏的信而起，但事到臨頭，他卻又打起退堂鼓來，患得患失，既想在作戰指揮中一顯身手，但又自信不足；既想解決前方指揮作戰不能專責的問題，同時又不想得罪毛澤東，在兩難之中猶豫不決，聽任事態的發展，最後終於弄得事情無法收拾。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全體會議，史稱"寧都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以任弼時為首的後方中央局成員以臨時中央關於行動方針的指示電為尚方寶劍，集中火力批評了毛澤東代表的中共蘇區。"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並清算了毛一貫右傾的老賬，提出把毛召回後方，專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來負作戰指揮的總責。 在會上，周恩來被夾在當中，左右為難，事情鬧到這一步，是他始料不及的。起初他只是想借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的機會，解決前方作戰指揮的形式不能專責的問題，即便需要把毛澤東調回後方，也不必展開這樣的黨內鬥爭，如此大動干戈：儘管他在會上試圖緩和批毛的火力，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時替毛作了不少解釋，但無奈生米已經煮成熟飯，撤換毛已成定局，無可挽回。不得已之下，周只好提出在下列兩種辦法中選擇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負全責，毛仍留下來作助理；二是由毛負責作戰指揮，而由他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 後方的中央局成員當然不能接受第二種辦法。在能否執行臨時中央行動方針的問題上，他們更信任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不過，他們也看出並體諒周執意挽留毛在前方的用心，用他們的說法是"我們鑑於他(指周--作者注)對領導和指揮戰爭尚缺少自信心，最後後方同意他負主持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的辦法"。應該說，後方中央局成員對周這種心理的揣測還是基本上準確的。周本人在延安整風期間回顧自己這一段的心態時也說："我個人有實驗之心，但又無把握且亦有團結之意，是實情。" 毛澤東可不是逆來順受之輩，同時也明白周恩來挽留他的用心，因此並不買他這點"團結之意"的賬。相反，既然不能取得後方中央局的全權信任，毛就索性甩手不干，回後方去"養病"，也決不肯委曲求全，留在前方戴罪立功，幫周一把。當然，毛也並沒有把事情完全做絕，還是刻意為自己預留了轉圜的餘地，答應"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毛澤東在這裡是故伎重施。他看出周恩來的膽怯，不是主持大局的帥才。他的如意算盤是用不了多久，自己就會被重新請回軍中來收拾殘局，就像當年紅四軍九大時一樣。因為在自視甚高的毛看來，紅軍是他一人創建的，離開了他，誰也指揮不了。然而，毛未曾料到的是，此舉幾乎鑄成了一個無可挽回的大錯，他由此被完全排除在處理軍機大事之外，無人理睬，整整坐了兩年的冷板凳。而妨礙毛重返軍中的最大障礙便是周恩來。 寧都會議後，周恩來的日子也不好過，承受着內外夾攻的雙重壓力。在外部，國民黨調集了四十萬大軍，以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為骨幹，分左、中、右三路，對江西中央根據地實行分進合擊，大軍壓境。一場兵力懸殊的大戰已經迫在眉睫。偏偏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寧都會議又決定臨陣換將，毛澤東也不願留在前方作幫手。於是周恩來只好硬著頭皮，臨危受命，獨立承擔起前方作戰指揮的重任，心理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求人不如求己。為此，他和當時擔任紅一方面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只好用"只有自己干"來互相勉勵。" 在內部，寧都會議引發的黨內鬥爭的餘波未已。後方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成員對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不偏不倚、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很不滿意，集體向臨時中央告他的狀，指控他沒有站在堅定的立場，集中火力反對以消極等待為中心的右傾主要危險，"在結論中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更厲害的是，蘇區中央局認為周恩來這次又舊病復發，"在鬥爭中是調和的，是模糊了已經開展了的鬥爭戰線"，指出："恩來在鬥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深刻了解此弱點加以克服。"這種批評火力之猛，兼揭老底，僅次於批毛，顯然是要給剛上任的周氏一個下馬威，從而把前方作戰的決定權掌握在後方手裡。 周恩來當然明白這一點，在隨後的作戰指揮中十分注意向後方請示報告，軍機大事儘量徵得他們的同意。不過，為了洗刷所謂重犯"調和主義"錯誤的指控，他還是站出來為自己辯白。他在給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中表示： "我承認在會議中我對澤東同志的批評是採取了溫和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錯誤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正了後方同志對他的過分批評"，但因此"認為未將這次鬥爭局面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鬥爭戰線，我不能同意。" 周恩來在電報中並解釋了之所以挽留毛澤東在前方的原因："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到後方，加以他神經衰弱得做不出什麼事，甚至會走向消極，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對他個人亦能因局勢的開展而更徹底轉變。"當然，周也明確表示毛在前方的角色只能是作他的助理，因為"實際上澤東單留主持戰爭，在政治上，在對行動方針的認識上確易發生錯誤，而不能得到保障。" 周恩來的申辯終於在中共臨時中央那裡討回了公道。臨時中央在復電中表示："恩來同志在會議的立場是正確的，一部分同志責備恩來為調和派是不正確的。"臨時中央作這樣的表態，當然不是在故意偏袒周氏，而是出於大局的考慮。本來，寧都會議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臨陣換將，就已經犯了兵家大忌。如果再讓周恩來背着重犯"調和主義"錯誤的思想包袱去主持作戰，那就真無異於不戰自敗了。 周恩來雖然在中共臨時中央那裡打贏了這場官司，但他深知自己也因此被推上背水一戰的境地：第四次反圍剿一役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如果一旦作戰失利，其嚴重後果，不論於公於私都是不言而喻的。周氏本來就是一個臨事而懼，做事一絲不苟的人。這次他在主持戰事中更是兢兢業業，事必躬親，一直坐鎮在前方指揮所中，不分晝夜處理軍機，不敢有絲毫的疏忽。 皇天不負苦心人。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間，在指揮紅軍強攻南豐不成後，周恩來與朱德臨機應變，採納林彪的建議，改強襲為佯攻，用大兵團伏擊國民黨軍的增援部隊，接連在黃陂和草台岡打了兩個大勝仗，一舉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第四次圍剿。 值得一提的是，與毛澤東指揮的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相比，第四次反圍剿打得更加漂亮。因為前三次只是殲滅了國民黨的雜牌軍，而這次則是圍殲了蔣介石的精銳部隊，並創造了以往紅軍從未使用過的大兵團伏擊戰法。對此，蔣介行深為懊喪，稱："此次挫敗，慘淒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就連原先準備在一旁等着看笑話的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國民黨發動圍剿以來敗得最慘的一次。這一勝利使周恩來如釋重負，一掃心中自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鬱悶之氣，而且也令他在紅軍中的聲名大震，一時間在大會上作勝利報告，接受紅星獎章，風頭甚健。 相形之下，在一旁坐冷板凳的毛澤東則黯然失色，備受冷落。毛此刻內心的不平之氣可想而知。更令毛窩火的是，第四次反圍剿的大勝不僅使他迅速東山再起的希望成為泡影，而且長期以來在紅軍中所形成的地位面臨着周恩來的挑戰。周不僅已在名義上取代了毛，成為紅一方面軍乃至整個紅軍的總政委，而且憑藉以往在軍中的廣泛人緣脈關係加上新近的大勝，很快就站穩了腳跟，成為紅軍中新的政治中心。而周恩來在政治上的馴順屈從，凡事總是委曲求全的態度，又使得他成為在黨內掌權的王明教條宗派刻意拉攏的對象。這兩股力量在政治上聯手使毛的復出更加渺茫。 在毛澤東看來，如果沒有周恩來的幫襯，吃莫斯科洋麵包的王明教條宗派甚至連一天日子也混不下去。儘管他們氣勢洶洶，自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處處拿"國際路線"壓人，但他們在黨內缺少根基，並不是自己的對手。而周恩來則不然，在黨內頗有人望，在軍中也有深厚的根基，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再加上周為人圓滑，善於在黨內鬥爭中左右逢源，從來不會站在失敗者一邊。而且正是由於周在政治上隨風倒，甘心為"洋房子先生"枱轎子，賣力打天下，那幫人才得以在黨內軍中立足，令毛想很快在政治上東山再起的希望落空。 更讓毛澤東不能原諒的是，這時周恩來對他的態度世有了明顯的改變。如果說，周到江西中央根據地之初，對毛還是敬而遠之的話，那麼當中共臨時中央遷入江西後，對毛派勢力大興問罪之師，以反"羅明路線"，斗"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來肅清毛在黨內軍中的影響時，善於轉向的周就開始注意在政治上同毛劃清界限，保持距離，很有些避之唯恐不及了。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後曾向周恩來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來心報，我即前去"。但是周后來卻一直未於理睬，把毛晾在一邊，而一頭倒向以共產國際為靠山的王明教條宗派一邊，為他們跑腿辦事，支應局面。這一點是毛始終不能寬恕的，同時也是周本人後來自覺愧疚的地方。 四十年後，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指令下，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當着各地黨、政、軍負責人的面，以講黨內路線鬥爭為名，再一次歷數他在歷史上反毛的錯誤，其中把寧都會議列為他本人"犯路線錯誤中最嚴重的罪過之一"，承認當時"執行王明路線在組織上尤其是在軍事上出大力的要算是我"，對此感到痛心疾首，說他自寧都會議後"未曾向上席求教過一次，現在反省起來，對照主席在寧都會議的臨別之言，我真無地自容!" 周恩來把自己之所以在王明路線統治時期陷得很深的原因上綱上線，最後歸結為個人思想沒有得到改造，私心雜念作祟的緣故，說自己當時"怕掉烏紗帽，所以有絲不同意見也不敢提。到了寧都會議掌軍權，那就不是怕掉烏紗帽而是搶人烏紗帽的資產階級個人私心膨脹了。" 周恩來在作這番報告時，內心的愧疚之情溢於言表。當時，他剛剛被查出得了膀胱癌，正急待治療，但為了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寫出這篇發言，整整花了十天的時間，閉門反省，把當年的歷史老賬更新翻騰出來，一筆一筆地清算，最後寫得腳都腫了起來，連鞋都穿不進去了。 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的這種苛待乃至建國以後種種禍國殃民的胡作非為，總是默默忍受，屈從退讓，不敢出一句惡聲，究其歷史原因，不能不說與他在寧都會議上欠了毛的賬，內心一直深自愧疚有關。這實在是毛、周關係中的關節，這也是本書不惜筆墨交待寧都會議來龍去脈的原因所在。 反客為主與主動讓賢 在遵義會議作出的正式決定中，軍中的最高領導人是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毛當時只是周的副手，參與軍機，最後決定權仍在周的手裡。毛不甘居人下，施展權謀，反客為主，在"虛君"張聞天的配合下，一步步把權抓到自己千里，三年後正式坐上中共軍中第一把交椅。 如果說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曾經結怨於毛澤東的話，那麼他在遵義會議前後，對確立毛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則是有大功的，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主動退讓的結果，如若周恩來當時有意站出來與毛一爭的話，中國的現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寫了。對此，毛澤東是心中有數的，但為了維護非其莫屬的領袖地位，在表面上卻不想認賬，有意湮沒這一歷史事實，在政治上精心製造了一個所謂"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的神話，在這種情況下，長期以來，中共黨史中的這一段歷史被弄得撲朔迷離，謬誤流傳，前後不能自圓其說。現在該是廓清歷史真相的時候了。 遵義會議是中共在長征途中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召開的。長期以來，它被作為毛澤東確立其中共領袖地位的標誌而載入史冊。毛之所以能夠東山再起，是由於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作戰失利。而這一失敗，主要應歸咎於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錯誤指揮，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與周恩來在軍隊中受排擠，失去指揮權有關。 一九三三年一月，周恩來還在前方指揮第四次反圍剿作戰時，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由於在上海的處境日益艱難，也不得小遷入江西。博古等人一到根據地，便以臨時中央負責人的身份把黨務大權抓到手裡，成立了以他為書記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原有的地位，成為中央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由於當時壓倒一切的是軍事作戰問題，而博古本人對此一竅不通，於是他又從上海搬來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作為他的靠山，授予全權指揮紅軍的作戰。此後，博古和李德抱成一團，博古在政治上為李德捧場，李德則在軍事上為博古撐腰，兩人聯手在中央蘇區主宰了一切。 應該說，當時最有條件阻止由博古一人獨攬大權的便是周恩來，如果他敢於站出來一爭的話。周是當時在江西中央根據地中唯一的一個由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選出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黨內資歷和個人才幹都遠在博古之上。博古在六屆四中全會前連普通的中央委員都不是，按照黨內資歷，他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後生小輩而已。博古當初之所以能夠一躍而成為臨時中央的負責人，除了有着共產國際有意扶植王明教條宗派把持中央的大背景外，更直接的原因是在顧順章和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後，王明和周恩來這兩名常委在上海已經無法存身，不得不離開的緣故。在這種情況下，王明推薦博古作為臨時中央的負責人，獲得共產國際遠東局批准。不過當時有言在先，指明這只是臨時中央，不僅要上報共產國際批准，而且待日後多數中央委員在一起時，須開會補辦手續。對此，周恩來是當時少數知情人之一。 然而，當博古到江西後想當然地接管並獨攬大權時，周恩來卻並沒有當面捅穿這一點，提議召開中央會議進行確認，而是在一旁默不做聲，聽之任之。這固然是和他當時正在前方指揮作戰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前面分析過的那種畏首畏尾的心態在作祟，既怯於自己站出來挑頭干，也不敢得罪有共產國際撐腰的黨內留蘇派。既然博古他們絕口不提這件事，周也就不願意出來唱黑臉，自討沒趣，採取了默認的態度。 周恩來的退讓，並沒有使一心抓權的博古善罷甘休，相反更得寸進尺，繼集黨務大權於一身後，博古又一步步地把軍權抓到自己手裡。他先是將隨軍行動的中央軍委移至後方，增補他本人為委員，由後方對前方發號施令，剝奪了前方對軍事行動方針的決定權；進而又根據李德的提議，以"統一前後方指揮"為名，乾脆撤銷前方總部，把周調回後方，由李德一人把持整個紅軍的作戰指揮權。以後，周本人雖仍作為中革軍委的副主席參與軍機，但已淪為一個跑腿辦事的角色，凡事都要聽命於李德。 在博古、李德當政時期，周恩來之所以沒有被排擠出局，落得和毛澤東一樣的下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在政治上的隱忍和屈從，以及他所具有的組織才幹確為黨內所需的緣故。周氏的這兩個特點，特別是前一個，既是他能夠屢次在黨內鬥爭中涉險過關，成為政治上不倒翁的原因，也是他最為人詬病之處。對此，周本人在延安整風期間是這樣檢討自己的： "這時期(指博古、李德當政時期--作者注) ，我的看人標準比以前有個改變，以前多從小節着眼，但還聯繫到品質。這時，以為只要他政治對，小節不拘可也，於是也就不注意品質了。這從王明、博古及以後稼祥、李德都如此看了，而他們也就利用我的弱點，以政治唬我，以鼓勵我埋頭干麻痹我，在小關節上又讓我，在形式上又拉我，於是我從此一步步陷入了。" 應該說，周恩來的這段分析，對他自己弱點的認識還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幡然改過，這一弱點在他以後的政治生涯中又一再地顯露出來，每次檢討過關之後，依然故我。這與其說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毋寧說是周氏在中共異常殘酷的黨內鬥爭中為了自保而有意識地選擇的一種生存之道，而且經過多年的磨練之後，已經完全化為一種下意識的生存本能，兩者水乳交融，很難分清何者為先了。 讓我們還是繼續往下看吧。 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發動的第五次圍剿，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兩個德國軍事顧問之間的較量。鑑於前四次圍剿失敗的教訓，這次蔣介石根據德國軍事顧問賽克特的建議，改弦更張，施行"戰略攻勢，戰術守勢"。"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圍剿力略，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邊推進邊修路築碉，一點點地蠶食中央蘇區。相形之下，作為賽克特的對手，同為德國人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卻在戰略上犯了絕大的錯誤。在雙方兵力極為懸殊的情況下，他擬定了"禦敵於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分兵把口，處處設防，寸土必爭，並且生搬硬套歐洲街壘戰的教條，命令紅軍構築要塞式防禦陣地，採取"以碉堡對碉堡"和"短促突擊"的戰術，同占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隊打陣地戰，拼消耗。結果紅軍東堵西截，窮於應付，雖苦戰經年，但傷亡慘重，兵日少而地日蹙，最後不得不放棄中央蘇區，突圍西征，進行戰略轉移，前往湖南西部，同在那裡的紅二、六軍團會合。 然而，這次戰略轉移十分倉促，事先並沒有經過認真的動員和準備，甚至連在政治局內部也沒有討論過，只是在當時中央"三人團"的核心圈內進行了籌劃。"三人團"是在中央蘇區大門廣昌失守後，為了突圍西征而設立的黨內最高權力核心，由博占、李德和周恩來組成。按照周氏本人後來在延安整風中的說法，"三人團"的內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執行。 由於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加以行動的倉促，這次突圍轉移實際上變成了一次搬家式的大撤退，隨軍攜帶的罈罈罐罐太多，甚至包括笨重的造幣機，致使主力部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行動遲緩，無法機動作戰，一路被動挨打，屢失先機，最後在湘江一役遭致慘敗，軍力折損過半，由剛出發的八萬五千人驟減為三萬餘人。 湘江慘敗之後，軍中怨聲四起，群起而攻之，嚴重動搖了博古、李德一言堂的統治。博古本人方寸已亂，深感自己的責任重大，在政治上無法交待，但又一籌莫展，頹唐沮喪，甚至一度到了想引咎自戕的地步，為聞訊趕來的周恩來等人所勸阻。 周恩來此時的心情自然也十分沉重，思想上有極大的壓力。他完全清楚黨內軍中的不滿是衝着在中央主持一切的"三人團"而來的，而他本人作為"三人團"的成員之一是無論如何難辭其咎的。不過，此刻更令他焦慮的，倒還不是個人的進退，而是如何收拾眼前的敗局，擺脫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對此，他心中茫然無底，而且對李德的指揮也徹底失去了信心。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周對李德在作戰指揮中的一些作法曾有不同意見，也發生過一些爭論，但看在他是共產國際派出的軍事顧問的面子上，往往最後不再堅持自己的主張，聽由李德拿主意。而眼下事關幾萬紅軍的生死存亡，無論如何也不能再任由他一意孤行了。 那麼靠誰來收拾殘局呢?周恩來思來想去，也只有毛澤東了。這一方面是因為毛的軍事才能確有過人之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看出毛眼下正利用黨內軍中的不滿，為在政治上的東山再起而四處活動。這種局面同樣令周憂心忡忡。他十分了解毛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為人，而這種搞法勢必造成黨內領導層的分裂，一旦出現這種分裂，對於已經處於危境之中的中共和紅軍將是一場毀滅性的打擊。這是周不願意看到的。 正是這種"病篤亂投醫"和"相忍為黨"的雙重心態，促使周恩來在遵義會議攤牌前，就已傾向於請毛澤東重新出山，於是開始不動聲色地與博古、李德拉開了距離。其實，這種心情也並非周氏一人獨有，當時在黨內軍中的高級幹部中是有相當代表性的。譬如，朱德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與張國燾徹夜長談時，就表示了同樣的心情，說："不必過於重視遵義會議，當時中央和一方面軍都處境艱危，老毛有許多不同意見，也有正用得着的游擊經驗，因而遵義會議把他捧出來負責，內部的爭論也就平息了"。 讓我們再來看毛澤東。寧都會議後，毛一直在伺機東山再起，但一時苦於找不到機會，毛在暫時隱忍的同時，一直在暗中活動，除了竭力保持他本人在黨內軍中已有的政治影響外，並多方做"分化"工作，收攬人心，尋找新的政治盟友。為此，就連他本人以往暴躁的脾氣和喜歡獨斷專行的作風也收斂了許多。長征出發前，毛澤東有意識地同為黨內國際派大將、但已和博古鬧翻的張聞天和王稼祥一起隨軍行動，私下商議如何把博古、李德"轟下台"。 毛澤東的這種個人企圖，在當時的中央領導圈中並不是什麼秘密，而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李德在回憶錄中就提到了當時被指定留守在江西中央根據地打游擊的政治局委員項英曾對此表示憂慮。李德寫道："他(項英--引者注)警告說，不能忽視毛為反對黨的最高領導而進行的派別鬥爭，毛暫時克制不過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他說，毛可能依靠很有影響的人、特別是軍隊的領導幹部，抓住時機在他們的幫助下把軍隊的領導權奪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項英的疑慮。可是我在幾天以後向博古講述這次談話時，他顯得很有信心。他說，關於黨的政治總路線已不存在分歧了；至於以前在軍事上的不同意見，由於各地的紅軍都轉入了反攻，現在也都消除了。他還說，毛澤東同他談過，毛並不想人為地製造一場會把中央紅軍的命運推向危險境地的領導危機。" 或許毛澤東確實不想為了自己的東山再起而人為地製造黨內危機，不過一旦客觀上出現這種機會時，那就另當別論了。當湘江大敗之後，毛立即向博古為首的中央"三人團"發難，提出"要討論失敗的原因"，並聯合王稼祥、張聞天一起公開批評中央的軍事路線，提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造成的，要求開會檢討清算。博古，李德當然拒絕了毛的這種在他們看來是乘人之危的挑戰。 大概是覺得此舉"逼宮"的味道太過明顯，正在考慮轉向的周恩來一開始也不願意明確表態支持這種把博古、李德"轟下台"的作法，因為在周看來，儘管實踐證明毛澤東的主張確比博古、李德高明，但目前最重要的還是要保持黨的團結。這一點始終是周氏政治生涯中一以貫之的想法。對於當時的情況，毛在二十多年後曾在一次黨內高層小範圍的談話中作丁這樣的回顧： "在長征路上，暴露出他們那一套不行了。這一套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每次政治局開會，我只有一票。後來我病了。王稼祥負傷了，我們兩人都在擔架上，在一起走，我就作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許多意見。通過王稼祥，又作了洛甫(張聞天)的工作。洛甫也轉過來了。可是以後再作別人的工作，就再也作下動了。他們死抱著斯大林的聖旨。每次政治局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我這一邊，我一個，稼祥一個，洛甫一個。他們那一邊，博古一個，李德一個， XX(朱德--作者注)一個 ，XXX(周恩來--作者注)一個。老是這樣，三對四，解決不了問題。後來軍事形勢更糟了，他們那一套實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們不要老是開這樣的會了，不行了。可以擴大一下，擴大到軍團一級，這裡邊有贊成我的意見的人，也有贊成你們意見的人，開一個政治局擴大會議來決定吧!他們也同意了，這個會就是遵義會議。" 對於周恩來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所起的作用，毛澤東似乎不大願意在類似這樣黨內高層的談話中提及，特別是建國以後更是如此，其中原因不言自明。不過，他當時曾在私下裡對妻子賀子珍表示過："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事實也正是這樣。周恩來的政治態度在當時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湘江慘敗之後，博古、李德成為眾矢之的，他們的領導已經破產，有關軍事行動的決定權自然而然地落到"三人團"中具體管事的成員周恩來的手中。毛澤東鑑於蔣介石已經判明紅一方面軍準備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行動意圖而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設置重兵，等待紅軍自投羅網，因此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向國民黨軍隊防守薄弱的貴州進軍。而李德、博古則堅持按照原定計劃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雙方爭執不下，誰也說服不了誰。而情勢危急，需要儘快作出決定。這樣整個紅軍的命運便取決於周恩來的態度，由他來最後拍板定奪。 如果說在此之前，周恩來對毛澤東要求開會清算領導錯誤的主張還在躊躇之中的話，那麼當紅軍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時，他就別無選擇了。於是，周氏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由他主持在黎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打破僵局，採納了毛的建議而與李德徹底鬧翻，會議並決定進入遵義地區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中軍事失利的經驗教訓，解決領導層內部主力的爭論。這一決定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至深且巨。對此，周本人在延安整風時是這樣回憶的： "從湘貴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採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爭論失敗大怒。此後我與李德的關係也逐漸疏遠。我對軍事錯誤開始有些認識。軍事指揮與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見，對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機動。因此遵義會議上我與博古的態度有區別。" 關於周恩來同李德在黎平開會鬧翻一幕，他當時的警衛員範金標後來對此有生動的回憶，說："黎平會議是在一個晚上召開的，吵得很厲害。總理(指周恩來，下同--作者注)批評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跳了起來，燈也熄滅了。我們馬上去把燈點上。開會解決什麼問題，當時不知道，後來才曉得，爭論的焦點是向敵人防守薄弱的貴州前進，還是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因為李德很主觀、很機械，他主張硬打硬拚。" 周恩來態度的轉變，對於當時中共黨內領導層雙方力量對比的消長以及後來事態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由於他是當時黨內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中的成員，他的倒戈，着實給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擊，頃刻之間瓦解了他們的抵抗。而且由於周在黨內軍中的資望，影響帶動了一大批人。這些追隨周氏的人，大都是黨內軍中的實力人物，且在政治上多半採取中立態度。他們既推許毛澤東的軍事才略，但也不喜歡毛喜歡攬權專斷嗜好整人的為人。在排除了博古、李德的領導之後，相形之下，他們更願意讓待人謙和、容易相處的周氏出來主持軍中大計，同時借重發揮毛的軍事才能，就像寧都會議前軍中的領導格局一樣。 事實上，當時黨內軍中持有這種想法的人為數不少，在領導層的攤牌，周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像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聶榮臻等都是屬於這一類人。他們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後周、毛二人在黨內的位置。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檢討並承擔了責任之後，仍然獲得黨內的信任，被確定為"黨內委託的對於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而毛澤東只是作為周的"幫助者"的原因所在。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檢討總結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隊指揮上的錯誤。會上，博古作了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強調客觀原因，為軍事失敗作了辯護，周恩來則不動聲色地與博古的說法拉開距離，在副報告中則更多地強調了主觀上的原因，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和錯誤，並從軍事指揮執行者的角度作了自我檢討，承擔了責任。周的這舉動，與博古、李德劃清了界限，致使黨內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最終解體。 接下來，多數興會者主張改變領導，撤換博古，解除李德的指揮權。對此，博古想不通，李德堅決不接受，此外，時任政治局候補委員、黨內"兩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凱別則表示反對，認為把全部責任推到博古一個人身上不公平。雙方為此頂起牛來。 最後，還是周恩來打破了會上的僵局，主動請求中央撤換他本人的職務，同時推舉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作戰。周的這一手十分老到，既擺出了高姿態，使得博古，李德陷於孤立，想鬧也鬧不起來，促使會議形成了最終的決議。同時，他本人也由此得到多數人的諒解，在政治上渡過了難關。 長期以來，毛、周關係中被弄得最為淆亂不清的便是遵義會議後這一段。遵義會議一直被認為是兩人政治關係和黨內地位逆轉的關節點。在中共官方的黨史中，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一直被作為確立了毛澤東黨領導地位的標誌而大書特書。這一點似乎早已成為定論，特別是當毛在世時更是如此，對歷史真相諱莫如深，形成了人們對中共黨史只知有毛不知有他人的偏頗。 毛澤東死後，隨着歷史真相逐步被披露出來，這一定論發生了疑問。中共官方說法不得下退而求其次，改為遵義會議"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我黨的領導地位"，理由是遵義會議恢復了毛對紅軍的指揮，而軍事指揮權在當時是最為重要的。但是，即使是這個說法也大有疑問，因為缺少正式組織決定上的依據。關於遵義會議所作出的決定，現存最權威的歷史文獻是陳雲手寫的《遵義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其中寫道：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張聞天--作者注)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由此可見，毛澤東雖然通過遵義會議布政治上打了個翻身仗，但所獲得的勝利遠沒有像後來所宣傳的那樣輝煌，更談不上"已經確立了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當時黨內負總責的仍是博古(稍後改為張聞天)。在軍事指揮上，由周恩來取代了李德。毛只是作為中央常委開始參與黨的領導核心，並根據常委的分工，參與處理軍機大事，但還是作為周的副手。 關於這一點，陳雲會後起草的傳達提綱說得很清楚： "擴大會完畢後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應該說，中共在遵義會議後的領導格局又恢復到了寧都會議以前的狀況，黨權與軍權分離，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但最後仍要由周恩來拍板定奪。 接下來發生的一個問題，同時也是毛、周關係中的緊要之處，那就是毛澤東究竟是在什麼時候，通過什麼手段，以什麼方式正式取代了周恩來在軍中的地位，名副其實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的?這在中共官方的黨史中一直是個避而不談的話題，這一變動過程，充分顯露了毛、周各自的為人，長處和短處，以及由此演成的必然結局。 遵義會議後，周恩來被推舉出來主持軍中大計，但畢竟是個"敗軍之將"，是黨內各種力量妥協的結果，並未真正獲得全權信任，實際上的處境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相似。本來作為一個指揮全軍的統帥，需要獨斷決行的權力和意志，行事舉重若輕，敢於放手一搏。然而，周本人既不具備這種權力，為人氣質也不屬於這種類型。周氏本來就是一個做事多畏多慮，臨事而懼的人。在個人接連在黨內鬥爭中栽跟頭，並且導致紅軍蒙受重大挫敗之後，原有的心氣更是大打折扣，遇事未爭先自餒。再加上紅軍正處於危境之中，任何一個決策錯誤都有可能導致全軍覆滅，因此，周此時臨事而懼的心態比以往更甚。 平心而論，這種心理狀態對於一個全軍統帥來說也是勉為其難的，非但於軍事上的指揮作戰不利，而且個人的精神壓力也太大。從周恩來其後的應對之道中可以看出，他本人對此是有自知之明的，表現為在遵義會議後有意退讓，而讓毛澤東在實際指揮中唱主角。 周恩來的這種作法，正中毛澤東的下懷，給了他施展權謀，反客為主的機會。就為人而論，毛與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毛本來就是一個自視甚高，雄心勃勃的人，做事喜歡獨斷專行，敢於迎接挑戰。這正和擔當全軍統帥所需要的氣質相合。而且此刻毛又正處在政治上翻身後揚眉吐氣的亢奮之中，正想大展身手，一掃幾年來積在心中的鬱悶之氣。用他自己的話說："我這個人四十以前肝火大，總覺得正義、真理都在自己手裡。"同時，客觀上也有此需要。毛澤東想新官上任三把火，通過打勝仗來為自己立威。此外，對毛來說天賜良機的是，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通訊聯絡已經中斷。這樣天高皇帝遠，更可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由自在地施展自己的才能了。 後來的事實講明，毛澤東無論是政治謀略還是軍事才具都高人一籌，令中共黨內所有的對手甘拜下風。首先在軍事上，為了跳出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毛使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戲--"兜圈子"的游擊戰術，避實就虛，迂迴穿插，指揮紅軍在運動戰中聲東擊西，以走制勝，其中先後四渡赤水，占遵義，佯攻貴陽，威逼昆明，最後巧渡金沙江，終於跳出了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毛的指揮才能由此為黨內所折服。毛本人也頗為自得，多次表示：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其次，在戎馬倥傯之中，毛澤東不動聲色地在政治上也大有斬獲，巧妙地採用改變中央常委內部分工的方式，解決了遵義會議未解決的組織問題，迫使博古交出黨內負總責的權力，推由他的政治盟友張聞天取而代之。這一招頗為老謀深算，有一石數鳥之功：既堵死了博古在政治上捲土重來的路，同時又藉此拉住了具有國際派背景的張聞天，拿他當擋箭牌來堵住共產國際的嘴，使毛本人在實際上主導黨內最高核心的決策而又不枉擔虛名。這樣一來，毛在遵義會議後的黨內地位大為鞏固，有了組織上的保證，朝着中共最高領袖的目標又邁進了一步。 不過，毛澤東並非是個常勝將軍，其通向中共最高領袖之路也並不是一帆風順。實際上，他在遵義會議後指揮的第一仗--上城戰役就沒有打好，毛本人也不得不承認"是一個敗仗"。這一挫敗雖然沒有對毛在黨內軍中的地位造成大的損害，但還是多少影響了他的威信。正因為如此，在稍後討論攻打打鼓新場時，當毛澤東又一次力排眾議反對攻打，甚至以辭職相要挾時，結果竟然弄假成真，與會者通過表決撤銷了毛的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而這一職務是毛在遵義會議後所獲得的軍事指揮上的實權職務。這樣一來弄得毛下不了台，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最後還是周恩來居中轉圜，才幫助毛解脫了困境。對此，周后來是這樣回憶的： "從遵義一出發，遇到敵人一個師守在打鼓新場那個地方。大家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只有毛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但別人一致通過要打，毛主席那樣高的威信還是不聽，他只好服從。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裡提馬燈又到我那裡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 周恩來在說這番話時是在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的威望雖然已經大為跌落，其權勢卻還是如日中天。因而他有意迴避了毛當時以辭職叫要挾，結果弄假成真，騎虎難下的窘境。不過，我們仍可以從小看出兩點：其一，周恩來當時的地位依然在毛之上，仍是"黨內委託的對於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在當時有關軍事行動方針的決策中，周是最終拍板的。其二，毛當時在黨內的地位還是很脆弱，個人的權威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仍然有可能被人轟下台，如果黨內有人蓄意找碴作對的話。 實際上，毛澤東本人心裡也非常清楚這一點，不然的話，他就不會對林彪在隨後召開的會理會議上提出由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由彭德懷任前敵指揮一事一直耿耿於懷了，乃至在二十多年後斗彭德懷的廬山會議上還舊事重提，因為他懷疑是彭在背後搞鬼，趁自己接連在指揮土城、魯班兩戰失利之機，鼓動林彪寫信，企圖取而代之，就像他在湘江大敗後乘機發難，取代"三人團"一樣。因此，這時還遠談不上毛已經確立了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這場風波，對毛澤東來說是一次不小的挫敗。為了避免這種局面的重演，毛隨即以作戰指揮需要獨斷專行為名，向已經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提議成立一個由周恩來、毛澤東和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全權指揮今後的軍事作戰。這一提議隨即獲得通過。 目前，中國大陸官方和學術界出版的各種著作多把軍事三人小組說成是以毛澤東為首，並據此推斷毛由此正式取代了周恩來的地位，成為中共黨內主管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因此似乎為毛找到了確立其在全黨領導地位的組織決定上的依據。然而，歷史事實並非如此。儘管所依據的都是些重要當事人的說法，諸如張聞天、王稼祥乃至周本人的回憶，但由於他們部是在延安整風以後，毛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已經定於一尊的情況下回述的，有的還是在文革造神運動巔峰時講的，因而不免摻雜政治因素，帶有溢美拔高之處。 事實上，當時在軍事二人小組中掛帥的仍是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這一點就連毛本人也不諱書。他在文革期間談起這段歷史時，說：後來搞了個"三人團"(即三人小組--作者注)，團長是周恩來，團員一個是我，一個是王稼祥。這恰好印證了直到這時，周氏仍為"黨內委託的對於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這一點當時至少在表面上並沒有發生變化。因為周在遵義會議後的作戰指揮上並無大錯，即使有錯的話，責任也更多的在負責直接指揮作戰的毛，因而沒有理由改變周的這種地位。 再者，周恩來剛剛憑藉他的領導地位幫助毛澤東渡過難關，化解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又怎麼可能設想突然在沒有任何變故的情況下，不明不白地被人取而代之呢?實際上，周在中共黨內軍事上最高決策者的地位一直到其後紅一、四方面軍會合時，依然沒有發生變化。這一點，從二月間在兩河口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由周恩來來作目前戰略方針的主題報告和會議的結論就可以得到證明。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周恩來在黨內軍事上最高決策者的地位正在被削弱，逐漸被毛澤東所取代。這種變化隨着紅軍逐步擺脫危境而日益明顯。毛本來就是一個喜歡獨斷專行、不甘久居於人下的人，在形勢有了轉機後，更是覺得主持軍中大計非他莫屬。於是，毛便施展權謀，在其政治盟友張聞天的配合下，反客為主，一步步把發號施令的大權抓到自己手裡。毛澤東這種咄咄逼人的作法，自然不免讓周恩來感到難堪，但善於隱忍退讓的周氏似乎並不計較這一點，和在李德時代一樣，安於擔負起作戰指揮中的具體工作，而將決斷讓毛來做。周的這種作法，與其說是無可奈何的拱手讓權，不如說是相忍為黨的主動讓賢。 那麼，毛澤東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取代周恩來，正式坐上中共軍中第一把交椅的呢?說起來並不光彩，頗有點乘人之危的味道。這要從長征途中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旋即發生的分裂談起。 一九三五年六月，紅一方面軍在長征途中的懋功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兩軍劫後相逢，本應同心協力，共渡艱難。然而在短暫的歡聚之後，雙方便因歧見而徹底鬧翻，分道揚鑣。表面上的原因是對行動方針的"北上"與"南下"之爭，實際上卻是黨內兩個山頭之間的權爭，雙方互不相讓的結果。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人張國燾和毛澤東一樣，都是個人領袖慾極強的人。張自恃是中共的元老，所領導的紅四方面軍當時又兵強馬壯，實力遠在中央紅軍的疲憊之師之上，於是便以此作為資本伸手抓權，提出解決"組織問題"，策動下面向中央提出要求，自任軍委主席。 毛澤東深知張國燾在政治上有野心，是和周恩來完全不同的兩種人。在這種情況下，已經大權住握的毛又豈能將剛剛到手的權力拱手讓人，忍受張某騎在頭上發號施令?紅一方面軍雖然在實力上不及紅四方面軍，但因當時多數中共政治局委員們隨軍行動，占有天時人和之利。於是，毛便以正統自居，挾天子以令諸侯，與張施計鬥法。關於這一過程，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在回憶文章中，把毛澤東的工於心計和周恩來的相忍為黨以及張聞天的"虛君"地位表現得淋徹盡致： "毛澤東、張聞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樣使一、四方面軍團結一致，統一行動，認為關鍵就在張國燾。恩來同志發高燒，病中仍為此事煩心。我聽到毛主席和聞天反覆商量，說得很具體。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位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下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下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儘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下能讓他全抓去，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恩來一點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麼安排好，表示贊同。" 就這樣，張國燾取代了周恩來在軍中的地位，成為紅軍的總政委和中央軍委的總負責者。而周則調中央常委工作，在張沒有熟悉情況前，暫留軍委幫助工作。在與張國燾的鬥法中，更能顯出毛澤東心計的是，由於周恩來在黨內的人緣很好，又擅長和各種人打交道，為了避免周被張拉過去，形成張、周兩人聯手的局面，毛又預作防範，隨後任命周為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兼政委。應該指出的是，老於權謀的毛澤東在這裡施展的是借花獻佛的一箭雙鵰之計：既用畫餅充飢的方式(紅軍總政委一職早已變得有名無實)，暫時吊住了張國燾攫取軍權的胃口；又不動聲色地搬掉了周恩來這塊仍在名義上妨礙他發號施令的絆腳石，從而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在軍中實際上的領導地位。 然而，毛澤東不以此為滿足，岡斥訃十那麼名正言順。為此，毛在與張國燾鬥法的同時，仍在尋找機會改變遵義會議確定下來的周作為黨內在軍事上最高決策者的地位，以便從根本上確立他本人對軍隊名符其實的領導地位。 恰好就在這時，周恩來病倒了，得的是肝膿瘍，病情來勢兇猛，連日高燒不退，不能進食，當時急需排膿，但在行軍途中又沒有條件開刀，醫生只好用冰塊敷在肝區上降溫，其餘就只好聽天由命了。因為周病得很重，生死難料，不得不把鄧穎超從休養連接來照料。五十年後，鄧對當時自己的丈夫死裡逃生的情景回憶說，當時周恩來睡在木板上一直昏迷不醒，她在照看叫的同時，從他脫下來的紅色羊毛背心中擠虱子，結果找到一百七十多個，擠虱子的血把兩個指甲都染紅了，最後靠著用冰塊局部冷凍的辦法，周恩來才逐漸清醒過來，不時地呻吟著，並說肚子痛，在鄧和醫生的幫助下，終於排出了半盆綠色的膿來，他的燒才慢慢退了下來。 周恩來病倒而暫時不能理事。正好給毛澤東提供了一個可趁之機來改變遵義會議上作出的決定，使他在軍中的領導地位名正言順。在周因病無法出席會議的情況下，他和張聞天以"調整常委分工"的名義，聯手合演了一出對周氏的"缺席撤換"。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正式作出決定，由毛取代周分工負責軍事工作。從此，毛澤東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共軍事上的最高領導人，其在黨內實際上的領袖地位，也因此有了組織決定上的依據。這時距遵義會議已經過了半年。應該說，毛澤東和張聞天聯手演的這齣戲，排周的意味過於明顯。因為按照一般常理，即使因病一時無法工作，也不必要馬上就進行組織上的調整，完全可以採取由他人暫時代理的方式。很顯然，這種組織調整在表面文章的背後，帶有弄權施計，乘人之危的味道。目前沒有史料說明當時周恩來本人對這一變動的內心真實想法，不過可以大致推想的是，儘管這種搞法未免令人感到有些下不來台，但在生米已經煮成熟飯的情況下，本來就有意推毛在作戰指揮中唱主角的周氏正好順水推舟，既是為大局考慮，他本人也無意枉擔虛名，因此大約不會說什麼，便接受了這種擺布。 然而，毛澤東還不想善罷甘休，儘管他已經正式坐上了軍中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卻仍對周恩來感到不甚放心，因為取代周的方式畢竟不那麼光彩而令毛時時感到心虛。再加上周是中共軍隊的創始人，並且仍然擔任着中央軍委的副主席，在軍中的影響並非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毛十分擔心周目前的讓權退讓只是策略上的暫時隱忍，一旦時機有利，他將會捲土重來。因此，毛決定趁熱打鐵，借與張國燾鬥爭之機，進一步削減周的權力。 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單獨北上，擺脫紅四方面軍後，隨後在途中俄界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在會上報告同張國燾爭論的經過和今後的行動方針。會議決定將紅一、三軍團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自任政委。同時決定以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為"五人團"，負責處理軍中大事。這樣一來，周恩來不僅在無形之中失去了原先在讓出紅軍總政委後擔任的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兼政委的職務，而且在"五人團"中是唯一一個沒有實際軍職的人，因而在軍中的地位大為跌落，變得可有可無。 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紅軍到達陝北後，周恩來甚至幾乎被排擠出軍隊。由被毛澤東稱為"明君"實則"虛君"的張聞天出面，藉由擔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朱德滯留四方面軍，需要在組織上作出調整，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一個新的常委分工方案，提議：軍事工作方面成立軍委，由毛任主席，而周改為負責黨的組織局工作。 由於這一方案排周的意味太過明顯，連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政治盟友王稼祥都覺得看不過去，主動站出來替周恩來打抱不平，在會上頂了張聞天，提出周有多年從事軍事工作的經驗，還是留在軍中為好。毛一見張的方案碰了釘子，又轉而出來做好人，假惺惺地推讓說，軍事工作仍由周負責，自己當副手。 對毛澤東這種表里文章，周恩來當然心知其意，無非是不想讓自己染指軍隊，而讓他一人獨攬軍中大權。周雖柯意推讓毛主持軍事，但也不想就這樣被排擠出局，改做黨的工作，更不想與毛一爭：豐畫享畫芸：之萼轟皇蓋子琵i岩誓言：弓?日•高下，於是順水推舟，表態說：個人願意做軍事工作，但領導不必更換，由毛任主席。就這樣，毛出任了中華蘇維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即原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一人把黨內外軍事工作的最高職務獨挑起來，而周則繼續留任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正式作了毛的副手。 從此以後，這種領導格局固定下來，一直延續到中共打下江山後的建國初期，毛澤東後來之所以容忍周恩來一直留在軍中，除了因為毛懂得在權力鬥爭中適可而止的道理，更主要的還是毛懂得用人之道，在實際工作中需要周的輔佐。原因在於毛縱有雄才大略，也無法一人唱獨腳戲，況且他缺乏組織上的才幹，遇事大而化之而不願做具體瑣碎的工作；而這恰恰是周氏的所長，正是毛需要依賴他的地方。 正是由於周恩來在黨內的份量、組織才幹以及凡事隱忍的態度，毛澤東後來改變了企圖將他完全排擠出軍隊的念頭，轉而採取了又打又拉的兩手策略：既把周視為可能向他在軍中的領導地位挑戰的對手而始終存有戒心，不斷敲打，又把他看作是成就革命大業所必須爭取乃至倚重的對象。終其一生，毛對周始終沒釘擺脫這種矛盾心態的糾葛。這是我們透過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來把握毛本人交甽可處理毛、周關係的一把鑰匙。 抗戰初期的毛、周分歧 抗戰爆發後，中共黨內對出兵問題存在兩種意見：一種願與國民黨捐棄前賺，共赴國難，通過打幾個勝仗來鼓舞民心士氣。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多數人都持有這種想法。毛澤東卻遲遲按兵不動，刻意保存實力，以便日後與蔣介石爭天下。毛的主張雖說對中共日後的發展更加老謀深算，無奈曲高和寡，一時不為黨內多數人所接受，因而在與王明的爭鬥中一度處於下風。 到達陝北以後，隨着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政治領導中心地位的日益鞏固，周恩來對毛的態度開始從主動退讓、委曲求全轉為降心相從，甘願充當毛的副手。既然毛不願意他人染指軍隊，周就知趣地接受毛的安排，留守後方，做軍需保障和東北軍的工作，為自己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並且迅速打開局面，與執行剿共任務的東北軍將領張學良秘密達成了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協議，在西北形成了紅軍、東北軍和西北軍三位一體暗中聯合的局面。這不但為長途跋涉、師老兵疲的紅軍贏得了一個極為寶貴的喘息機會，而且更為日後的"西安事變"埋下了伏筆，使中共從根本上擺脫了困局，成為這一事變中最大的獲益者。對中共日後的發展來說，周氏是功不可沒的。 不過平心而論，周恩來在開始接受毛澤東領導的同時，對他還是有所保留的，並沒有像後來那樣心悅誠服，至多只是"半條心"。用周本人在延安整風中檢討自己的說法，是由於他"當時對毛的領導還沒有信心"。應該說，這只是其一。實際上，更主要的原因還是此刻在周的心目中，共產國際的權威仍在毛澤東之上的緣故。 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慘敗後，雖說共產國際的威信已經大打折扣，但是中共畢竟在組織上仍隸屬於共產國際。而且共產國際新近的某些指示，例如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和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指示等，儘管是出於維護蘇聯國家利益的需要，但也確實從方針策略的轉變上幫助中共擺脫了困境，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又恢復了共產國際以往的權威。共產國際這時並沒有明確承認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復先斬後奏所確立起來的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而毛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又顯露出越來越明顯的獨立自主的傾向。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便被夾在以斯大林為後台的共產國際和正在中共黨內崛起的毛澤東之間而不得不作出某種選擇。這對於行事總是恪守組織原則，而且又經歷了六屆三中全會後那場由共產國際一手操控的黨內鬥爭之後仍然心有餘悸的周氏來說，還是小心一點為好，不願在政治上跟毛太緊，以免遭受池魚之殃。所以，在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恢復以後，當毛的主張與莫斯科的意圖相左時，他往往附和共產國際的指令，而和毛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種情況使得一度緩和過來的毛、周關係在抗戰初期又再度出現了問題。 事情還要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間王明回國說起。王明是奉共產國際之命回國的，目的是貫徹蘇聯的戰略意圖，要中共在抗日戰爭中服從並維護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中國能夠拖住日本，以避免蘇聯同時在西線和東線險於兩面作戰的境地。斯大林當時認為中共的力量還過於孱弱，中國抗戰的成敗主要取決於國民黨，為此在王明回國前專門召見了他，在談話中特別強調要發揮統一戰線的作用。鑑於毛澤東在抗戰中從中共的自身利益出發，主張在統一戰線中應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避琵與日軍打硬仗，而把工作重心放在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發展和壯大中共力量上面，斯大林擔心毛這種趁機坐大的作法會惹怒蔣介石，造成統一戰線的破裂，從而使日本能夠在中國騰出手來轉而對付蘇聯。為此，派王明作為"欽差大臣"回來糾正這種偏差。用當時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話說是"需要很了解國際形勢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 王明回國後果然不負莫斯科的厚望，不遺餘力地貫徹共產國際關於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批評中共在抗戰爆發後過分強調獨立自主，說這樣只會"嚇走同盟者"，稱"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王明的主張在中共黨內領導層中獲得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多數人的贊同。周在發言中聯繫他在山西抗戰中的感受，也跟着批評了中央沒有實行"抗日高於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在黨內、軍內和各地都有不利於抗戰，不利於統一戰線的思想，言論及行動，主張應公開指出和糾正自己的錯誤，使國民黨更信任和佩服中共。 周恩來在十二月會議上這樣附和王明，批評了毛澤東所強調的獨立自主的主張，自然是看到王明手中持有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同時也委婉表達了對毛在國難當頭之際，過於考慮中共的黨派利益而處處保存實力作法的不同意見。因為在周看來，共產黨人既然標榜是民族的抗日先鋒，就應該表里如一，不懼怕承擔犧牲，為友黨友軍做出表率，通過打幾個勝仗來鼓舞士氣和振奮民心。所以從抗戰一開始，周就不大同意毛所採取的按兵不動的作法，曾在八月間的洛川會議上針對毛所提出的名為開展"山地游擊戰"，實則儘量避戰的紅軍作戰原則，婉轉地表示："還是運動游擊戰好"。隨後親赴山西前線推動抗戰，參與策劃了平型關戰役，取得了抗戰以來的首次大捷。 應該說，周恩來的這種態度當時在中共領導層中是有代表性的，即大敵當前，願與國民黨捐棄前嫌，真誠合作，共赴國難。像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博古、項英等人都持有這種想法，批評中共軍隊出動太遲。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的主張雖對中共日後的發展壯大來說，更加老謀深算，但無奈曲高和寡，一時並不為黨內多數人所接受，因而不足在與王明的爭鬥中陷於孤立，暫時處於下風。 中國有句俗諺：一山難容二虎。對於中共這種集權體制的政黨來說，正是如此，可以說，毛澤東與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的爭論並不僅僅是政見之爭，同時也是一場爭奪中共最高領導權的較量。雙方對此都心照不宣。儘管毛在歡迎詞中把王明的回國稱作"喜從大降"，實際上卻是憂上心頭，擔心自己剛剛確立起來的領袖地位會被王明奪去。王明則自恃是莫斯科派來的"欽差大臣"，又是共產國際的領導成員，對中共的領袖地位志在必得。不過，真正令毛感到不安的，倒還不是王明咄咄逼人的架勢，而是他的主張竟然在黨內大有市場，以周恩來為首的一大批人在政治上都跟着他跑。這是最令毛憂慮之處。在毛澤東看來，只會誇誇其談的王明手上雖然持有莫斯科的尚方寶劍，處處以"欽差大臣"自居，實際上在黨內缺乏根基和磨練，只是像山間的竹筍那樣"頭重腳輕根底淺，嘴尖皮厚腹中空"，因而不足為慮。不過，一旦周恩來這批人人股，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周本人雖無意在黨內爭雄，但卻是一個可以影響黨內力量對比的人物，在政治上舉足輕重。可以說，周倒向哪一方，哪一方便會在黨內占上風。這次就讓毛澤東再次品嘗了陷入孤立的苦頭，深感"中央已名存實亡"。為此，他曾向李維漢慨嘆道："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然而，毛澤東絕非等閒之輩。他深諳權謀，懂得政治上的攻守之道。面對於明咄咄逼人的攻勢，毛採取以退為進的旋略，讓王明起草十二月會議的決議，以化解斯大林的疑慮。自己則暫時退居一旁，而把虛驕自負的王明放在爐火上烤。這一點，從目前保留下來的這一時期中共領導層的集體合影中就可看出：毛總是不露聲色地站在最邊上，而讓王明坐在正中。與此同時，毛澤東開始着手拆散王明與周恩來的聯盟，以便分而治之，他先是將周氏派駐武漢，組建中共中央長江局，並負責與國民黨的談判，而準備將王明留在延安。但當喜歡出風頭，不願困守在延安窮山溝里的王明提出蔣介石要他"在漢相助"後，毛又順水推舟，趁機調虎離山，同意他留駐武漢，讓他那一套"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在國民黨那裡碰釘子。 王明不知底里，欣然前往。結果造成了毛澤東坐鎮中共的大本營延安，以中央號令地方的局面。與此同時，毛又故伎重施，分化黨內國際派，在繼續拉攏張聞天、王稼祥的同時，又挖王明的牆腳，將一同回國的康生爭取過來，還做了老國際派任弼時等人的工作，逐步扭轉了在黨內孤立的局面。 在毛澤東和王明的爭雄之中，使攻守局面從根本上逆轉的還是共產國際的態度。共產國際在看到中共的政策有所轉變之後，出於維護中共內部團結的考慮，並不鼓勵王明繼續在黨內與毛爭奪領導權，以免兩敗俱傷，削弱抗日營壘的力量。對王明更加不利的是，這時他在共產國際中的靠山，當年一手扶植他上台的米夫在聯共黨內鬥爭中遭到整肅，而現任主管中共事務的季米特洛夫則對他印象不佳。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夕，季氏專門托王稼祥傳話，強調"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這對一心想當中共領袖的王明來說，不啻足當頭一瓢冷水，失望之餘，不得不開始收斂。 武漢失守後，國內外時局出現的變化，更是讓毛澤東在這場爭鬥中占了上風。一九三八年十月，國民政府臨時所在地武漢失守，標誌著國共兩黨在抗戰初期短暫合作蜜月的結束。隨之而來的是國共兩黨之間愈演愈烈的互相猜忌、摩擦乃至武裝衝突，最終爆發了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變"。中共領導的新四軍在奉命轉移途中被國民黨軍隊圍殲。這一嚴重的挫敗，不僅使得王明失去了他在政治上的重要盟友、新四軍政委項英，而且使他鼓吹的"一切服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論調在中共黨內破產。 與此同時，毛澤東所強調的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主張則逐漸被黨內多數人所接受。對毛來說，更天助人意的是國際形勢的劇變。一九四一年六月，納粹德國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戰爭初期，德軍長驅直入，蘇軍則節節敗退，大半國土淪陷，局勢岌岌可危。蘇聯本身自顧不暇，再也沒有精力像過去一樣插手各國共產黨的事務了。共產國際隨後不得不宣布解散。政治對手王明的後台老板無疾而終，這令毛大大鬆了一口氣，在與他爭奪中共黨內最高領導權的較量中不必再投鼠忌器了。於是，毛開始用心思盤算在黨內徹底鬥倒王明的問題。 在延安整風中 毛澤東在黨內清算鬥爭王明的同時，也沒有放過周恩來。周被指為"經驗宗派的代表"，"教條統治的幫凶"，和王明一起被批判鬥爭，經歷了一段投身革命以來最難捱的日子。周本人從此洗心革面，由衷地擁戴和信服毛的領導，並為自己選定了歷史角色。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獲得共產國際的肯定，卻並沒有高枕無憂，他知道這種勝利並不鞏固，王明也沒有真正認輸，仍在伺機捲土重來。另一件讓毛大受刺激的是，周恩來赴蘇治療臂傷回來後，轉達了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時，國際領導人所作的指示，其中有主席團成員曼努伊爾斯基稱讚張聞天是"中共的理論家"這樣的話。毛聽後大為惱火，乃至一時失態，說出"什麼理論家，不過是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這樣的話來。 毛澤東之所以對這樣區區一句話如此在意，乃是觸到了他的心病，他知道如果不徹底鬥倒黨內教條宗派的話，他本人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是不鞏固的。由此萌生了發動反對以王明為首的黨內教條宗派的整風運動的想法。 毛澤東是個深諳政治權謀的老手，他並非不想一鼓作氣解決王明的問題，但顧忌王明背後有蘇聯人撐腰而暫時隱忍下來。再加上毛這時已經在形勢估計和統戰策略等不少問題上與莫斯科歧見日深，鬧得很不愉快。因此不想再火上澆油，與遠方(共產國際)搞僵關係，因為對於中共來說，維持與莫斯科的關係畢竟是大局。不過，毛並沒有放棄這個念頭，而是伺機而動，採取迂迴戰術，先掃清外圍。 在這種情況下，被共產國際視為中共理論家的張聞天遂成了首先開刀的對象，儘管他在遵義會議後一直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的盟友。這種卸磨殺驢的做法，大概是張聞天未曾想到的。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措辭尖銳，情緒激動，矛頭直指主管宣傳理論工作的張聞天，發出了整風學習的動員令。 隨後爆發的蘇德戰爭更是天賜良機。看到蘇聯已經無暇他顧後，毛澤東趁勢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為名，發動了延安整風運動，旨在徹底清算鬥倒王明，不僅要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而且要在思想上確立他本人在黨內無可爭辯的領袖地位。其實，早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時，毛澤東就想這樣做，曾經考慮在準備召開的七大上討論"黨的歷史問題"，一舉解決王明的問題。但是，當時共產國際不同意這樣做，認為中共七大要着重解決抗戰中的實際問題，而不應花很多的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強調對總結黨的歷史經驗"要特別慎重"。為此，毛才不得不把這個念頭暫時擱置下來。現在，毛已經可以不必再過多顧忌莫斯科的態度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九月會議)，按照毛澤東所定的調子，把黨在十年內戰後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所犯的錯誤，提升到路線錯誤的高度來檢討和清算。深諳攻伐之道的毛先"打通"了博古、張聞天的思想，在他們承認並檢討了在江西主政時期所把的錯誤後，很快就解脫了他們，而將王明孤立組來。在這種情況下，王明不識時務，不僅拒不認錯，申辯他本人當時已在蘇聯，因此不能對中央蘇區的失敗負責，反而指責批評別人。王明這種四面樹敵的做法正中毛下懷，在黨內領導層中被完全孤立起來，成為眾矢之的，群起而攻之。 會後，自知在政治上已經沒有退路的王明以攻為守，借季米特洛夫一份責問中共的來電，反過來指責中共中央自抗戰以來的方針太"左"了，是自我孤立，只要民族資產階級，不要人資產階級，建議目前仍以國民黨為主，中共輔之，設法同蔣介石妥協，並表示決心要和毛澤東爭論到底，不惜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隨後，王明便稱病躺倒，拒絕參加中央的整風會議。 王明的對抗反撲，更讓毛澤東決心在政治上把他鬥垮搞臭，隨即成立了由他本人掛帥的清算過去曝史委員會。毛並親自起草了《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指出這一時期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各方面都犯了嚴重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形成一條形態最完備、時間最長久、危害最嚴重的錯誤路線。其後，毛澤東又挑選出當年臨時中央時期的九份有典型錯誤的文件，痛加批判，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把王明等人包括周恩來在內批得狗血噴頭。文中認定王明是這條左傾路線的始作俑者，而且還給他戴上了"小資產階級野心家"的帽子。"這便是所謂"九篇文章"的由來。後來在文革中，毛又對此一再修改，準備作為批周的"石頭"拋出來。不過，這已經是後話了。 接着，毛澤東又趁熱打鐵，在全黨範圍內進行整風學習，肅清王明教條主義的流毒，把全黨統一在自己的思想之下。與此同時，又在組織上動手術。一九四三年三月，全面改組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把王明、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排除出局，改由毛本人、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毛正式被任命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書記處主席，並被授予"有最後決定之權"。雖然這在當時還是就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而言，但新的中央書記處已經成為黨內的最高領導核心，並且完全被清一色的毛派所掌握。 在書記處排名第二的劉少奇由毛澤東一手拔擢到中央，是毛在政治上堅定的盟友。另一名成員任弼時當年雖曾在寧都會議上力主撤換毛，但早已改弦更張，並且在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期間立了大功，幫助毛改善了斯大林對他的印象，目前對毛也是鼎力相助。這樣，通過這次改組，毛終於如願以償，在黨內確立了他本人絕對權威的地位，成為中共神壇上一尊新的偶像。這對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完成思想統一和組織調整以後，毛澤東又回過頭來在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展開了徹底清算王明錯誤的批判鬥爭。時間是選在共產國際宣布解散以後。這樣在清算王明時，就不必再擔心投鼠忌器了。關於王明的錯誤性質，毛一槌定音：王明是十年內戰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理論的創造者和支持者，博古等人是執行者與發揮者，並老賬新賬一起算，把王明在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上的主張上綱到"右傾投降主義"，指其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黨內的應聲蟲"。接下來，王明作為前後兩次錯誤路線的罪魁禍首，被毛"請君入甕"，在持續兩個多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受到了嚴厲的批判，陷入了鼓破眾人捶的境地，最後只好認錯投降。 在整肅王明的同時，毛澤東也沒有放過周恩來。這既是報當年寧都會議的一箭之仇，也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與毛對當時黨內形勢的判斷有關。延安整風期間，毛把黨內各種力量分為三派：一是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其中包括博古、王稼祥、張聞天等人；二是以周氏為首的經驗宗派，成員大都像朱德、彭德懷、陳谷等這樣一些曾和毛的共事中有過不同意見，以及一批在黨內軍中和周有較深淵源的人；三是以毛本人為首的正確路線派，即所謂毛派，其中包括劉少奇、任弼時、康生、彭真、高崗、林彪、鄧小平等。 由於以周恩來為首的所謂經驗宗派大都是黨內軍中獨當一面的各路諸侯，在政治上的影響很大，往往能左右黨內的形勢，這是毛澤東在作任何決定時不得不加以考慮的。實際上，正是由於這批人先是和博古而後是和王明聯手，才使得毛在黨內受到孤立，吃了不小的苦頭。因此，在毛澤東看來，僅僅鬥垮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不趁機整服以周恩來為首的經驗宗派的話，那麼他本人在黨內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還不能說最終確立起來。這是毛在發動延安整風時決心加以解決的。為此，毛對周採取了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既打又拉，其中打和拉都是為了使他能更馴服地為其所用。毛相信如果周的態度能夠轉變過來，就能帶動影響黨內一大批人。 共產國際解散後，毛澤東連電催促一直常駐重慶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火速返回延安，參加中共黨內高幹的整風運動。當時時局正處在變動之中，國民黨內的強硬派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之機，製造輿論，要求中共自行解散，並調集軍隊侵擾陝甘寧邊區，企圖以政治攻勢和軍事進攻兩手壓中共作出讓步。周因忙於臨行前的未了事宜，加以天雨和車壞，途中又遵毛囑在西安同國民黨將領胡宗鬧交涉其軍隊侵擾邊區一事，所以耽擱了一些時日才返回延安。 周恩來一回到延安，毛澤東就給他來了個下馬威，劈頭蓋臉地批評他在與胡宗南辦交涉時破壞了黨的紀律。原來周在西安了解各方情況後，發現國民黨軍隊進攻邊區的部署並未進入行動階段，因此認為中央考慮有所戒備是必要的，但延安為此召開萬人群眾大會並且通電全國一事則"刺激太甚"，所以致電延安，建議通電在重慶、西安暫緩印發。對此，毛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周這樣做完全是顧慮個人的安全而不敢對國民黨方面示強，並甩出一句很重的話："不要人在曹營心在漢!" 這對於一直身處在國民黨的籠潭虎穴，為中共盡心竭力辦外交的周恩來來說，自然是很大的不公和委屈，但也着實給了已經闊別延安三年的周氏一記當頭棒喝，讓他領教了已經今非昔比的毛的威勢。對這件事，他一直放在心裡，不敢忘記。許多年後，他奉毛澤東之命檢討自己在歷史下所犯的錯誤時，又再次提及此事，說："到王明投降時期，我的弱點暴露最多。一直到考慮我是否也如王明，敵我不分，這才使我猛醒。" 周恩來確實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當他一回到延安，發現政治形勢已經大變，擁戴毛澤東已經成為黨內的大勢所趨，而毛在清算王明的同時，正準備對他開刀的時候，周立則採取主動行動，對毛表示信服和擁戴。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致辭說：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着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對於周恩來這樣的表態，毛澤東自然感到高興，但他更需要的是好好地敲打周一頓，經過清算鬥爭後，徹底把他整服，今後不敢再有二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懲前毖後"。因此毛沒有立刻對周高抬貴手，而是按照既定方針，在黨內高層的整風I戶，把周作為黨內"經驗宗派"的代表人物同作為"教條宗派"的代表人物王明放在一起批。 為此，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月連續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為高幹整風的目的定了調子，說：從四中全會後，黨內行兩個宗派，一個是教條主義的宗派，一個是經驗主義的宗派，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馬列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別人。要發展自覺性，也要適當地將軍，內力外力合作，才會有成效。當然，毛並沒有忘記把經驗宗派同教條宗派加以區別，說："所有經驗宗派的人，與教條宗派是有區別的，大多數是被欺騙的，不覺悟的。他們常常被教條宗派利用'共產國際'、'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誘所蒙蔽，所迷惑。" 在高幹整風期間，是周恩來政治生涯中一段難捱的日子。他被作為"經驗宗派的代表" ， "教條統治的幫凶"，在黨內領導層中受到了嚴厲的批判鬥爭。歷時之久，火藥味之濃，都是他在以往的黨內鬥爭中從未經歷過的。其中不少用語，諸如"篡黨"、"篡軍"、"幫凶"，等等，完全和二十年後文革中所使用的語言如出一轍，甚至被威脅開除出黨。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內心的沉重和精神上的壓力可想而知。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沒有這樣反省過。去年的整風，才在我思想上開門。這一次歷史檢討，才進一步認識自己。" "因為要說歷史，不能不牽涉到犧牲的同志，他們已為黨犧牲，表現了他們高貴的布爾什維克品質，而我連續犯了罪過，這在我涉及他們時，心裡不能不難過。" 經過三個月的整風學習和自我反省，在中央學習組接受批判幫助，周恩來寫下了近三萬字的學習筆記和檢討提綱，從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整整作了五天的發言。這是在黨內高幹整風中檢討時間最長的一個，周恩來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給自己上綱上線，戴帽子，潑污水，系統清算了自己在歷史上所犯過的錯誤，其中重點是中央蘇區時期和抗戰初期這兩段。他承認自己"有經驗宗派之毒，再加上迷信國際並與教條宗派有思想上、氣味上相投之處，所以不論在思想上、組織上都擔了極大的罪過，成為經驗宗派的代表，教條統治的幫凶，迷惑人的口(原稿字跡辨認不清一-作者注)人物，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阻礙"。 關於在中央蘇區時所犯的錯誤，周恩來是這樣給自己上綱的：為教條宗派肅清道路，造成不可饒恕的罪過，中心關鍵在反毛。他把在中央蘇區反毛澤東的過程概括為四個階段："一、項英階段，取消肅反為最高峰；二、稼祥、弼時階段，蘇區黨大會為最高峰；三、周恩來階段，寧都篡軍為最高峰；四，博古、洛甫階段，五中全會為最高峰，篡黨篡政篡軍的完成。" 關於在抗戰初期所犯的錯誤，周恩來在檢討中表示："這是第二次教條經驗宗派的結合，其主要代表人物確如毛所說為陳(紹禹，即王明-一作者注)、周(恩來)、彭(德懷)，項(英)。第一次結合是經驗投降教條，這一次要沒有周、彭、項的擁護，教條宗派是建立不起統治的，故名為教條宗派打天下，或開闢天下。" 周恩來還對他之所以屢犯錯誤的社會家庭原因和個人品質進行了自我解剖。他在發言提綱中這樣寫道："我是個破產的封建世家子弟。這個家庭社會給我的(好虛榮)，包庇，愛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倀瑣衝動的劣根性並未很好剷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養，更增加我的黨內奴性、軟弱性，便成為我以後長時期富有妥協性缺乏原則性的根源，同時又帶有破壞性。"周恩來進一步解釋道："動搖性是很明顯的了，政治上常常左右搖擺，特別是重要關頭之轉彎拐角時，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現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寧都會議) 。虛榮性表現在愛面子，不大戳破自己和人家的摘處，常常原諒多於責備，同時，也養成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質的毛病。衝動性表現在盲動和破壞紀律上(如武漢時期、洛川會議後，乃至西安最後• 一電) 。軟弱性表現在黨外之遷就傾向，黨內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會前後、博古李德時代)。" 應該指出的是，周恩來在當時黨內過火鬥爭的氣氛下，對自己的反省、檢討乃至譴責，用語是很重的，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往自己身上潑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過不了關。不過，他仍然對自己作了某種辯護。他這樣說道：經過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鍛煉，堅定了我對革命的信心和決心，我做工作沒有灰心過，在敵人公開壓迫下沒有膽怯過。在二十多年黨的生活中，黨的基本立場(即是說為黨好)並未失去，而且也有許多鍛煉，若干改正，如頑強性也漸漸生長，同時我的本質還忠厚，誠實，耐心和熱情。因此搖擺不定並未發展到灰心失望；世故也未發展到陰謀詭計；愛面子注意表面也未發展到說謊話做口(原稿字跡辨認不清一-作者注)人的事情；盲動還沒發展到不顧一切地蠻幹，破壞紀律沒走到分裂和小組織行動；黨外遷就還沒有失去最後界限，黨內畏首畏尾乜還沒有發展到完全沒有原則。因之，我的品質上基本特點是調和性與缺乏原則性。 這場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對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和周恩來為首的經驗宗派展開的清算鬥爭，後來終於在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干預下而不得不收場了。這和延安整風運動出現了嚴重的肅反擴大化有關。 還在周恩來返回延安之前，根據毛澤東"整風是思想上的清黨，審幹是組織上的清黨"的部署，延安整風運動轉入了肅清內奸、審查幹部的階段。這項工作由毛親自掛帥的中央總黨委負責領導，當時擔任總黨委副王任，同時也是中央社會部部長和情報部部長的康生具體主持其事。 康生曾經追隨王明，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里長期共事，關係本來很密切，但後來對王明反戈一擊，並且力排眾議，一手撮合了毛澤東和江青的婚事而深得毛的信任和重用。康生看出毛澤東想在政治上徹底鬥垮王明，於是有意誇大敵情，加罪於王明，甚至把周恩來也捎帶上。他公開散布說，延安存在一個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專門散布對蔣介石的幻想來破壞黨，王明、博古、張聞天和周恩來等都是其中的成員，這些人對新四軍的失敗和國民黨特務大批滲入到延安來，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 接下來，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整風審幹大權，在延安各機關單位、學校發動了"搶救失足者運動"，大搞逼、供、信。巴掌大的延安地區，僅僅在幾天內就揪出所謂"特務份子"一千四百多人。由周恩來負責領導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黨員更是普遍地成為被懷疑的對象，被誣指為"紅旗黨"(即打着紅旗的假共產黨)，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錯案。就連毛澤東後來十分信任的何塵施，當時僅因在中央統戰部作為王明的副手，同時有過留蘇的經歷，也被關押批鬥，妻子被迫跳井，搞得家破人亡。一時間，整個延安地區"特務如麻"，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籠罩在一片恐怖的氣氛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個人名義打電報給毛澤東，對這種狀況表示憂慮，並提出忠告，說："不言而喻，共產國際解散以後，它過去的領導人誰也不能干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出於個人友誼，我不得下對您說，中國共產黨內的情況讓我擔憂""季氏接着表示："我認為，現在進行的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他們是由於執行共產國際提倡的民族戰線政策而被指控，似乎他們因此而把黨引向分裂，像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不應該被開除出黨，而應該保留他們，並為了黨的事業充分地使用他們。" 在對毛澤東婉言規勸的同時，季米特洛夫對在康生主持下搞的肅反擴大化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說："我也覺得，康生起的作用令人懷疑。那些像清除黨內敵對份子和團結黨的各種正確措施，康生及其機構是通過那些不正常的形式來實現的，這些形式只能煽動相互間的懷疑，引起普通黨員群眾的強烈不滿，幫助敵人瓦解黨。" 毛澤東對季米特洛夫的勸告當然不以為然，心裡很不痛快，但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為共產國際雖然已經解散，但其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權威和影響依然存在。加之眼下中共在諸多方面仍有求於莫斯科，因此絕不能把關係搞僵。況且季氏畢竟曾經有恩於毛--正是由於他的表態，才迫使對共產國際惟命是從的王明放棄了與毛展開的那場中共領袖的爭奪戰，毛才最終得以在黨內獨占鰲頭。凡此種種，都令毛不得不認真考慮"遠方"的態度，而對周恩來乃至王明的清算鬥爭適可而止。 更主要的是，毛澤東此刻也樂得順水推舟，趁勢收兵。因為在他看來，重點在黨內領導層中開展的分清路線是非，統一思想的整風運動已經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既鬥垮了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又整服了以周恩來為首的經驗宗派，最終奠定了他本人在中共黨內無可爭辯的領袖地位。毛不僅在組織上大權獨攬，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握有"最後決定權"的雙料主席，而且在思想上也被定於一尊。由劉少奇提議，毛澤東思想被作為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同，寫入隨後召開的中共七大黨章，從而在中共黨史上正式開啟了"毛澤東時代"。在這種情況下，延安整風運動確實可以而且應該凱旋收兵了。 延安整風運動成為毛、周關係史上的重要關節，對周恩來以後的政治生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果說遵義會議後，周開始接受毛澤東的領導還只是"半條心"的話，那麼通過延安整風，他從此洗心革面，開始由衷地擁戴和信服毛。這固然是因為當時擁毛已在中共黨內成為大勢所趨，而且成為黨章中對每個黨員的要求，同時也是深感今是而昨非的周在比較了曾共過事的幾位中共領袖的長短之後，對毛的領導心悅誠服的認定。 這以後，在周恩來的心目中，毛澤東完全取代了以往共產國際的神聖地位，成為真理和權威的化身。與此同時，周也為他自己選定了歷史角色，內心深處以中國歷史上輔佐雄主成就大業的張良、諸葛亮自勉，甘願在毛的麾下充當助手，輔佐毛成就革命大業，實現推翻三座大山，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政治理想。 在以後長達三十多年的歲月里，毛、周之間一直保持着這種政治合作的關係，直到周恩來生命的終結。周始終恪守自己的這種歷史角色，以君臣之道來處理與毛澤東的關係，盡忠守分，克盡厥職，從不作非分之想。無論是當他無端受到毛的捕總和整治，還是在毛陷入幻想，將國家和民族引入災難之時，周總是隱忍退讓，委曲求全，從不出一句惡聲。即使在實際工作中糾正毛的錯誤時，也總是處處維護毛，唯恐有損"天皇聖明"的形象，乃至身後留下"逢君之惡"的罵名。 應該說，周恩來的這種行事作為，固然是和他個人深自痛悔曾在歷史上反對過毛澤東，因而不想一誤再誤有關，但是從歷史的大視野來看，不過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核心--"君為臣綱"這一皇權專制主義的老根來，實在是又粗又深，斬而不斷，借屍還魂，繼續在現代政治人物的身上頑強地表現出來，主宰了他們的行為模式，即便是思想激進、標榜同一切傳統觀念決裂的共產黨人最終也下能逃脫這種歷史的宿命。 歷史總是在不斷地捉弄人的。周恩來這種一誤不可再誤的心態導致他晚年陷入更大的誤區之中。當國家和民族由於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而陷入空前災難的時候，周既想努力保持忠於毛的"革命晚節"，又不忍心對國家的亂局坐視不管，於是使出渾身解數，試圖在這兩者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小心翼翼地在政治上走鋼絲。應該說，周氏晚年的政治技巧不能說不圓熟，表演也不能說不成功，否則也就不會在他死後北京有百萬人上街哭送靈車的一幕了。然而，正是在這兩者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周恩來左支右絀，心力交瘁，卻仍然得不到毛的歡心，而他本人也難逃良心上的審判，最後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抑鬱而終。 這正是本書所要展開的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