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真正的叛徒？！有！不光有，而且就隱藏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黨中央，是資產階級司令部重要成員和後台老板，可以說“叛徒”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一大特色。江青現在擔當的歷史重任就是抓叛徒集團，特別是參與和負責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專案工作。 　　抓叛徒集團的起因是從彭真、薄一波等人叛變投敵反共的歷史問題引起的。1966年5月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審查結束，中共中央作出決定，下發文件，其中就把彭真定為叛徒。隨後，紅衛兵小將和革命群眾又挖出薄一波、安子文、楊獻珍、劉瀾濤等61人叛徒集團。而彭真、薄一波等人的叛變問題都與劉少奇有直接關係，都是在劉少奇的支持、包庇下，寫了自首書，寫了“反共啟事”而從敵人的監獄裡爬出來的，然後又混入共產黨內，得到劉少奇的提拔重用。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為什麼劉少奇這麼喜歡叛徒，這麼理解叛徒，重用叛徒？除了他們聽話，具備資產階級的活命哲學，有復辟資本主義的能力之外，是不是他本身有叛徒的親身體會？同時，在查閱劉少奇的幾次被捕經過的材料中也發現了不少疑點。於是，中共中央1968年初決定成立劉少奇的專案小組，把現實問題和歷史問題結合起來審查，這個小組的總負責是周恩來，江青是其中的重要成員。 　　江青是從劉少奇的檢查看出問題的。劉少奇在1966年7月份的檢查中寫道：“1936年3月，我作為黨中央的代表到達天津（當時黨的北方局所在地）。當時北方局的組織部長柯慶施同志，向我提出一個問題，說北京監獄中有一批同志，他們的刑期多數已經坐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柯問我是否可以履行一個手續，我當時反問柯：‘你的意見如何？’柯說可以讓獄中同志履行一個手續，我即將此種情況寫信報告陝北黨中央，請黨中央決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覆，交由柯慶施同志辦理。”顯然，劉少奇這是不顧事實的上推下卸，有意歪曲事實真相。從大量歷史史實，以及知情人的揭發，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1936年春，劉少奇一到北方局就感到一直在北方局堅持工作的柯慶施、莫文華等人不聽自己的話，不積極貫徹“一切服從抗日需要”的政策，執行了極“左”路線，所以他就和自己帶去的秘書（也是北方局的秘書長）林楓（後來查明林楓是叛徒）商量，要整頓北方局，讓柯慶施靠邊站了。1936年4月，劉少奇召開秘密會議，硬把剛從監獄裡出來而沒有經過嚴格審查和考驗的彭真、林楓塞進北方局領導班子，他自己當上了北方局的書記。當時會議上的鬥爭十分尖銳，各地特委送上來很多報告，劉少奇看都不看，說：“這些報告連擦屁股紙都不值。”柯慶施、李菁玉等同志對此十分氣憤，會後便聯名給黨中央寫信，控訴劉少奇、彭真等人的問題，要求撤劉少奇的職。信到陝北後，張聞天給壓了下來。柯慶施堅持鬥爭，不只一次地說：“劉少奇是個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怎麼可能向劉少奇建議獄中的同志叛變自首呢！所以，讓薄一波等人叛變出獄完全是劉少奇一手包辦的。再看看薄一波他們出獄的《反共啟事》。這篇《反共啟事》全文發表在1936年8月30日的《華北日報》上，全名是《徐子文反共啟事》，是經楊獻珍三易其稿，以獄中黨支部書記薄一波為首的討論通過後，又徵得國民黨當局同意，然後發表的。全文如下：“子文前因思想簡單，觀察力薄弱，交遊不慎，言行不檢，致被拘禁於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 當茲困難時期，凡屬中國青年均須確定方針為祖國利益而奮鬥，余等幸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做一忠實國民。以後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及其他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受其煽惑。特此登報聲明。　徐子文（安子文） 劉華甫（劉瀾濤） 楊仲仁（楊獻珍） 周斌（周仲英） 董旭天（董天知） 夏維勛（鮮維勛） 馮俊齋（馬輝之） 張永璞（薄一波） 徐立榮（徐子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劉少奇事前支持寫這份聲明，當報紙上發表時也一定會看到這份聲明的，但他不光同意這種做法，而且重用這些人，包庇這些人矇混過關，躲過了歷次整黨運動，還一再提升他們的職務，成了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成員。這不能不引起革命同志的深思和中共中央的警惕。所以，中央才決定審查劉少奇的歷史問題。 　　江青看的第一份材料是湖南省公安廳、寧鄉縣公安局軍管會轉來的材料《楊劍雄反省》，其中交代：1925年12月16日，劉少奇在長沙文化書社被長沙戒嚴司令部逮捕。經審訊，湖南省省長、反動軍閥、血腥屠殺共產黨人的劊子手趙恆惕親批將劉少奇“斬決”。劉少奇的同鄉同學、湖南省政府會計、趙恆惕的至親楊劍雄知道後，立即邀約劉少奇的把兄弟、長沙禁煙局局長洪賡揚、劉少奇的同鄉、反動軍閥的師長葉開鑫、賀耀祖以及劉少奇的胞兄、大地主劉雲亭，聯名具保，答應了趙恆惕的活命條件：“迅急離開湖南，不要在這裡亂搞，好好讀四書五經。”劉少奇對聯名具保的人千恩萬謝，完全遵照活命條件，於1926年1月16日離開湖南前往廣州。 　　江青反複分析了這份材料。表面上看，共產黨員搞地下工作，被捕之後經人營救出獄，是正常的事，但考慮到當時的背景，以及同類問題的對比，就可以看出劉少奇這次被捕的複雜性和嚴重性。首先，1925年“五·卅”運動後，階級鬥爭更加複雜激化。劉少奇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上海總工會負責人，他是躲避上海的鬥爭私自潛逃長沙而被捕的，還有人證明他是為了接自己的兒子來長沙的。這與堅持鬥爭不幸被捕，完全是兩碼事。其次，白色恐怖的長沙，殺人不眨眼的趙恆惕，被捕時已公開的身份，經審訊而判決的“斬決”，都決定了沒有強有力的擔保、沒有苛刻的保釋條件，是不可能被釋放的。同樣的在長沙被捕，時間到了1927年，還是默默無聞的楊開慧，只不過因為是毛澤東的妻子，經過多少上層人士的多方營救，只因為楊開慧不答應活命條件——與毛澤東脫離夫妻關係，最後被槍殺。再次，劉少奇一直迴避這次的被捕，粉飾出獄的情節，對保釋其出獄的主要參與者矢口否認以往關係，甚至當楊劍雄要求劉少奇念在這次保釋的功勞而免去死刑時，劉少奇不光不認帳反而同意將其槍斃。這又說明了什麼？通過思考，江青決定把自己的意見提供給“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參考。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同意了她的意見，一致通過把這一條作為劉少奇被捕叛變的罪證。 　　劉少奇歷史上第二條罪證是1927年在武漢、廬山等地進行叛賣革命的活動。問題的起因是有人隨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開始揭發出劉少奇這段歷史。 　　第一個寫出親筆供詞是董鋤平。董鋤平，1927年任湖北省總工會執行委員、武漢店員工會委員長，後叛變革命，解放後被劉少奇安置在武漢哲學研究所任副所長。其供詞是：“劉少奇大約系一九二六年冬到武漢的，系全國總工會的副委員長，同時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總工會，為省總秘書長，成為省總的當家人。出賣工人階級，出賣黨，做各個帝國主義者的代理人，做蔣介石的幫凶，保護資本家，破壞革命，干出了種種罪惡活動，擇要列舉如下： 一、販賣美帝國主義的工運黑貨。劉少奇到武漢後，就擺出工運理論家、工運決策者架勢，將黨內負責各業工會的頭頭，召集到省總聽他講工會組織的課。據今日回憶，他基本是販賣的美帝國主義者的‘產聯’、‘勞聯’那套黑貨，拿經濟主義來消失（蝕）工人革命運動。他還搞了一個工人運動講習所，地點在黃陂會館，也是拿的那套黑貨去毒害學員，妄圖把中國工人運動，納入美帝國主義的軌道，把中國永遠陷入殖民地。 二、作英帝國主義者的代言人。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中國工人階級、武漢革命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自己的武裝力量——工人糾察隊，一舉而奪回了英帝國主義在漢口的‘英租界’，開我國反帝鬥爭史的創舉。在‘英租界’被我包圍使漢口英總領事向國民黨求援，要求派軍隊前往保護，由於革命群眾強大的壓力，國民黨因以拒絕。該英總領事認為若再堅持下去，英帝國主義的反革命武裝勢必被我革命的武裝殲滅，乃耍無賴，通知國民黨，把‘英租界’托其臨時代管，不承認‘英租界’已為工人階級、革命人民自動奪回。可是英帝國主義在武漢的所謂‘政權’機器，已被我完全砸毀，英海陸軍被我趕下長江，逃往軍艦，英行政人員，驚魂失魄，紛紛逃上商輪、軍艦，連夜駛往上海，我工人糾察隊奪回漢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劉少奇這個工賊，迫令工人糾察隊退出‘英租界’給國民黨軍警接防……”1927年6月，“劉少奇調走工會骨幹。劉少奇替國民黨繳去工人糾察隊武裝，甚至連勞動童子團的木棍也收繳了。隨即將工會黨員骨幹四五十人調離武漢，另調新人接替工會工作。劉當時說：‘這是保存黨的力量。’實質是適應汪精衛的需要。因這些被調離的黨員骨幹，都有社會基礎，如碼頭總工會的張計儲等同志，完全可轉入地下，繼續同蔣汪匪幫作鬥爭。一調走，顯然是為了減弱工會的力量，調來的新人，人地不熟，無法開展鬥爭，如店總的趙敏就被撲犧牲，劉少奇一箭雙鵰之計甚毒。”1927年7月，“劉少奇在革命緊要關頭潛入廬山。劉在汪精衛‘七·一五’叛變前，我看到他身體很健壯，決沒有病。劉在廬山‘養病’，住在大軍閥朱培德的公館，顯然是有政治陰謀，與汪精衛黨羽進行政治勾當。”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看了董鋤平的親筆供詞，立即着手取證。1927年6月28日晚，汪精衛、陳公博將劉少奇等人公開逮捕，次日上午，將劉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密談，然後“釋放”（見法租界巡捕房1927年6月29日給總領事的信）。而在6月27日前劉少奇就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裝的準備（有成柱周——1927年擔任劉少奇的秘書——1967年12月27日的親筆供詞為證。供詞全文是：劉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前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裝的準備： 六月二十日左右，劉少奇叫糾察總隊總隊付朱菊和分隊長周霖在糾察隊總部把槍支登記好了，準備交給國民黨。劉少奇在六月二十六日拿了一個電報稿，即《要求自動停止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的勘電，叫我根據電報內容擬草出布告、致軍事委員會信、致漢口衛戍事宜處信；告工友書、告軍士同志是宣傳部李昌榮起草的，都經過劉少奇親自審查修改的。上述文告，於六月二十七日就搞好了，六月二十九日交槍前後都公開發布了。　劉少奇在繳工人械前的言論：劉少奇在繳械前經常說：我在安源時，工人沒有武裝，照樣搞工會，現在刀刀槍槍的太危險了，這樣下去遲早要闖禍，不搞武裝鬥爭好。不然，會影響全局。六月二十九日劉少奇對我說：若是不交槍，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衝突，國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槍，有槍反而危險。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腦袋革掉，但是我們要保護腦袋。　劉少奇在繳械後的言行：六月二十九日繳械後，在一個晚上，劉少奇在省總辦公室大聲說：現在把武裝解除了，槍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沒有目標了，軍隊也不會找我的麻煩了，危險也小了。）而丁覺群在1968年的供詞則詳細地講述了劉少奇在1927年6月份主動解除了工人武裝後躲到廬山與汪精衛陳公博勾結，充當內奸，叛賣革命的情況。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其他成員，在周恩來的領導之下，又查閱了黨史資料和大量的敵偽檔案，詢問了眾多的知情人，一致認為：1927年，正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革命與反革命大搏鬥的極其重要的歷史時期。偉大領袖毛主席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出了建立農民武裝的偉大號召，湖北的工人革命運動，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反帝鬥爭蓬勃發展。面對瞬息萬變的大好形勢，中國共產黨內部兩條路線的鬥爭也非常激烈，特別是在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這種鬥爭更加明顯。被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所嚇倒，幻想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和仁慈，向國民黨武漢政府乞求革命，害怕革命群眾的武裝鬥爭會破壞統一戰線，是當時共產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集中表現。劉少奇如果單單是右傾機會主義，那麼向國民黨交槍、解除工人武裝是不會如此積極主動的，更不會和汪精衛、陳公博秘密勾結，出謀劃策，維護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利益，極力適應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需要的。對劉少奇在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兩次反革命政變前前後後所有言行的分析，說明劉少奇決不是思想認識問題，而是階級立場問題，是抱着投機革命、混在革命隊伍內部，時時為着自身利益去出賣革命、充當革命隊伍內部的工賊、扮演着內奸的角色。劉少奇的行為給自己勾畫出帝國主義、蔣介石、汪精衛走狗的鄙劣形象。劉少奇言行的惡果是破壞了革命，鎮壓了革命工人運動，致使革命起義受到損失、千百萬革命的優秀兒女被屠殺，說劉少奇“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雙手沾滿革命同志的鮮血，罪大惡極，十惡不赦！”一點也不過份。所以把劉少奇定為“內奸、工賊”是罪有應得，名副其實。 　　劉少奇在歷史上的第三條罪證是周恩來首先提出的。在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會議上，作為總負責人，周恩來說：“劉少奇的簡歷上有時寫：‘1930年春，被一叛徒出賣消息而被捕於瀋陽，在獄中堅不吐實，敵人找不出證據，遂得以出獄。’有時又把‘被一叛徒出賣消息而’幾個字劃掉，改成‘在罷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說劉少奇是1929年被捕過，這些到底是怎麼回事？需要仔細查一查。” 　　於是，江青和其他同志立即調來當年滿洲省委負責人的材料認真查閱。恰在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國際關係研究所的革命群眾把原所長孟用潛揪了出來，孟用潛的親筆供詞擺在大家面前：孟用潛即孟堅，與劉少奇同為滿洲省委負責人，“1929年8月，我和劉少奇到奉天紗廠開支部會，討論紗廠罷工問題，被支部書記常寶玉出賣被捕。當晚奉天紗廠審訊，劉少奇承認他是滿洲省委書記，出賣了我，省委委員丁君羊、唐宏經、王立功、張聿修、饒漱石和省委秘書長廖如願，還出賣了省委辦公機關以及瀋陽六、七個支部。第三天，奉天警察廳審訊，劉少奇進一步出賣了東北地方黨組織，包括北滿、東滿、關東州特委和特委書記，以及大連、營口、清幫子、遼中、遼陽、撫順、延吉等重點縣市委和縣市委書記。審訊後，劉少奇還在‘自首書’上簽字畫押。當晚，奉天警察廳繼續審訊，劉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負責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機關。然後警察廳就要劉少奇和我帶着警察去抓人。劉少奇說：省委主要負責人已經隱蔽起來，現在抓不到，反而會打草驚蛇。他於是向敵人獻策，要求把劉少奇和我提前釋放出獄，給奉天警察廳收集黨的情報，為大規模破壞滿洲省委和東北地方黨組織做準備工作，其用心至為惡毒。幾天后，奉天警察廳對劉少奇獻策表示同意。為便於劉少奇和我繼續混入滿洲省委，決定地方法院對這一案將不作為共產黨案審訊，而作為煽動工潮案審訊，不承認煽動工潮，證據不足，即可取保釋放出獄。以後在地方法院也是這樣審訊，這樣判決的。出獄後，劉少奇同省委幾個負責人說：這一案以煽動工潮開始，最後以煽動工潮、證據不足、取保釋放而結束，是一個工潮案，不是共產黨案，毫無問題。這樣他就仍然當滿洲省委書記，並決定調我到哈爾濱任北滿特委書記。同年十一、二月間，劉少奇到哈爾濱。他同我說奉天警察廳找他談過話，他也給警察廳送過材料，並要我給他收集北滿的材料。那次給劉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東寧、密山等縣委名單、支部和黨員統計表以及縣的重要報告。一九三○年三月劉少奇調離滿洲省委，四月滿洲省委遭到一次嚴重破壞。”江青看過之後，感到問題嚴重，建議馬上向周恩來總理匯報。周恩來戴上老花鏡仔仔細細把孟用潛的供詞看了一遍，特別注意到供詞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劉少奇專案》成立之前，不是為了審查劉少奇才搞出來的材料；又考慮到孟用潛是個溫文爾雅、風度翩翩的外交人才，自己對他解放後的工作表現還比較滿意，他的供詞應該是可靠的吧？！但是周恩來還不放心，又問道：“還有其他旁證材料嗎？”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同志又拿出1929年與孟用潛同管滿洲省委組織工作的丁基實（丁君羊）的供詞，1929年參與逮捕、審訊劉少奇的當事人關輔金、徐廉奎、陳元禎、關慶雲、劉青等人的親筆供詞。周恩來看過之後，氣憤地說：“劉少奇這個人可惡之極！我看可以報告毛主席、黨中央定案了。”江青補充說：“這裡還有劉少奇按照帝國主義、國民黨和東北軍閥張學良的旨意，1930年根據蔣介石和張學良交給的反蘇條文修改成十二條，用‘哈工會’的名義在報紙上發表，以煽動反動工潮、攻擊社會主義的蘇聯的罪證材料。”周恩來果斷地說：“一併上報！” 　　於是，1968年9月，在江青的具體參與下，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寫出了《劉少奇專案審查報告》，整理成十六開74頁內容翔實、證據確鑿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劉少奇叛賣活動的主要罪證，材料的名字就是《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罪證》，提交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開幕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全會審議。全會經過認真討論，最後以132票同意、1票不同意通過了《劉少奇專案審查報告》和《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罪證》。 　　會議的當天晚上，江青和毛主席、周恩來在毛主席的住處有一番交談。江青高興地說：“真是大快人心，劉少奇的問題終於解決了！”毛主席說：“叛徒、內奸、工賊這三頂帽子，對劉少奇來說是他始料不及的，對我們也是始料不及的，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事實擺在那裡嘛。”周恩來接過來說：“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太必要了，太及時了，群眾發動起來，什麼問題都能解決。劉少奇這是罪有應得，主席不必感到遺憾。”毛主席考慮問題有獨到的角度，說：“我有個問題考考你們：劉少奇是從一開始就這樣呢，還是後來變了呢？把劉少奇的問題揭發出來，中央最高層又出了這麼多壞人，中國共產黨還是不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呢？這些問題如何向全黨、全國人民宣傳解釋？”江青在毛主席和周恩來面前很少有顧忌，她搶先說：“劉少奇到現在也不認為這三頂帽子能戴在他頭上。在他看來，1925年被捕後釋放，托托人，寫個保證，認個錯，保住了活命，還可以繼續革命，這有什麼不好？至於1927年的問題，那更好說，當時的黨中央就是強調和國民黨合作，決不能破壞和汪精衛武漢政府的關係，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這個大局。1929年，劉少奇認為不這樣辦腦袋早就搬家了，吃點小虧占了個大便宜，何樂而不為？”周恩來說：“江青同志分析得很對，劉少奇很可能就是這麼想的。這個人滿腦子都是個人主義，一切從個人私利出發。什麼‘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其核心還是為我、為自己。”江青接着說：“叛徒理論就是自私自利的理論。在他們看來，利己利人的事大張旗鼓地搶着去干，利己不利人甚至害人的事也要去干，只要做得隱秘，不被別人發現就可以了。他們參加革命是如此，當內奸、工賊、叛徒也是如此。活命哲學強調的是個人生命的重要、個人價值的重要，無產階級革命者恰恰相反，他們把集體，把革命事業看得至高無上，個人只有融入革命集體才有價值可言。”毛主席哈哈大笑：“江青又有長進，這番分析透徹！所以我才強調‘鬥私批修’嘛。”周恩來說：“江青同志可是為專案工作出了大力，沒有江青同志，我這個總負責不可能把中央交給的任務完成得這麼好。”毛主席對已經五十四歲的江青還像當年在陝北窯洞裡一樣嚴格要求：“你不要老是表揚她。沒有人民群眾的揭發和鬥爭，沒有你的掌舵，怎麼能搞出這麼多鐵一般的事實？這些成績應該歸功於大家嘛。”周恩來又說：“經過這兩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我也提高不少。我們共產黨就是搞無產階級革命的，清除了中央高層領導人中不搞無產階級革命、甚至反對和破壞無產階級革命的人，只能使我們的黨更加偉大、光榮、正確，只有無產階級政黨才有這種魄力和胸襟，才能這樣無私無畏，才有能力割去自身的毒瘤。現在主席又號召‘鬥私批修’，這是培養和造就真正的共產黨人的長遠大計。”毛主席連連點頭說：“恩來講得很好。全國混亂一陣子，打了兩年內戰，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經過自下而上的整頓，也可能會整出一個朝氣蓬勃的共產黨來。” 　　對於江青參與《劉少奇專案》，站在不同的階級立場，會有不同的看法，得出不同的結論。首先要肯定的是，劉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的叛賣事實，鐵證如山，不容抵賴。這些事實你可以淡化，由不合理變為合理，由不正確變為正確，由罪惡變為功勞，但事實不能抹殺。其次，劉少奇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當叛徒、內奸、工賊，是其階級立場、思想認識的必然，沒有什麼奇怪的。他信奉孔孟之道的修養，他以“吃小虧占大便宜”出名，難道沒有歷史上的叛賣活動作佐證是可以思議的嘛！所以，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對江青在《劉少奇專案》中的功勞，與她在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功勞一樣，是無不拍手稱快、高聲讚揚、大力歌頌的。《劉少奇專案》的成功，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偉大勝利，這裡面沒有什麼“毛、劉之爭”、個人恩怨，有的只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爭，有的只是無產階級要繼續革命與黨內走資派要反對繼續革命、一心復辟資本主義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