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交近攻—毛澤東外交戰略的大調整 來源：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接近中午時分，中美關係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正在到來。在北京機場的停機坪上，已經年逾古稀的中國總理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軍領導人站在瑟瑟的寒風中，等待着迎接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到訪。 鑑於中美兩國當時還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中國方面刻意安排的機場歡迎儀式是低調的，甚至可以說是冷淡的，既沒有準備為尼克松鋪紅地毯，鳴禮炮，也沒有請外 交使團和搞群眾歡迎的場面。偌大個機場顯得有些冷冷清清，只有並排懸掛在機場上空的中美兩國國旗在寒風中獵獵飄揚。 然而，這種表面上的冷淡，絲毫也沒有減弱中美兩國首腦即將進行歷史性的握手這件事本身所蘊含的重大意義。恰恰相反，更烘托出中美這兩個昔日戰場上不共戴天 的仇敵握手言和所具有的震撼世界的效果。今天的兩位主角周恩來和尼克松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清楚這一點。這是一個舉世矚目的時刻。 在巨大的轟鳴聲中，尼克松乘坐的美國總統專機"76年精神號"緩緩地降落在機場的停機坪上。為了凸顯中美兩國政府首腦第一次握手這一歷史性的時刻，美國方面刻意安排尼克松的隨行人員先下飛機，並委派一名身材高大的保安人員把住艙門。 率先走出機艙的尼克松似乎有點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他三步並作兩步，還沒等完全走下舷梯，就老遠地伸出手，握住了周恩來那隻帶着傷殘、永遠只能端起來的右手。這樣，兩隻分別從太平洋兩岸伸出來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尼克松後來在回憶錄中是這樣描述這一歷史時刻的： 周恩來站在舷梯腳前，在寒風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蓋不住他的瘦弱。我們下梯走到快一半時，他開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國的習慣鼓掌相報。我知 道，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時，福斯特•杜勒斯拒絕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級時決心伸出我的手，一邊向他走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 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周恩來則把這次歷史性的握手，對尼克松作了這樣寓意深長的描述："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一二十五年沒有交往了啊!" 然而，就在周恩來彬彬有禮地同尼克松談笑風生時，他的內心卻並不輕鬆，十分清楚在同美國這樣一個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時在政治上所潛藏的風險。盡 管這是毛澤東本人作出的決策，但毛的反覆無常、翻臉無情也是他曾多次領教過的。周這種臨深覆薄，唯恐越雷池一步的心情，從他接待尼克松的兩個例子中可以明 顯地看出來： 一個是周恩來在事後精心挑選了一張由他的專職攝影師着意捕捉到的他同尼克松即將握手的瞬間，作為第二天中國官方報導的新聞照片。照片上剛剛走下舷梯的尼克松身體前傾，迫不及待地將手伸出來，而周本人則站在原地不動，面帶微笑，從容不迫地等待着。 另一個是在歡迎宴會上，周恩來向尼克松敬酒時，特意將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後再碰杯，而他在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碰杯時，總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 碰對方杯子的中間部分，以示對訪客的尊重。周這樣做，是為了刻意體現對尼克松訪華"不卑不亢，不冷不熱"的接待方針。這種姿態，與其說是作給國外看的，不 如說是給國內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周恩來如此謹慎小心，並不全是由於他為人天性上"多畏多慮"，而是確實有着某種預感。後來事情的發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儘管他在與美國打交道時十分小心翼翼，奉命唯謹，但到頭來還是遭到毛澤東的猜忌和整治。 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擴大會議批判周恩來對美外交的"右傾投降主義"。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充滿了火藥味，對 周的批判上綱很高，被戴上"投降"、"賣國"，"甘當兒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 治上置他於死地的味道。一時間，周恩來的處境岌岌可危，中國政壇上倒周的勢頭暗潮洶湧，山雨欲來。 後來，周恩來總算是憑藉自己在幾十年政治生涯中煉就的隱忍順守的"太極軟功"化解了這場軒然大波，死裡逃生。但經過這場劫難之後，他的身體徹底垮了下來， 從此一病不起。這件事並成為周氏臨終前最放心不下的兩塊心病之一。他就是在精神上背負着這樣沉重的十字架，鬱鬱而終的。 讓我們還是從被人們視為周恩來外交生涯的傑作--導致中美和解的"乒乓外交"談起吧。 "聯美整蘇"構想的形成 同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握手言和，對於毛澤東這樣一個靠反帝起家的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容易做出的決定，完全是被蘇聯逼上梁山的，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慮下，萌生了與美國改善關係的念頭。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美、蘇三國之間戰略關係演變的歷史軌跡，正好應驗了這一說法。 二戰後，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美國和前蘇聯兩個超強對峙的冷戰格局。中國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變，一直受到這一格局的斗刻影響。在國共內戰中大獲全勝的中 共在執掌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後，隨即宣布了中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這與其說是毛澤東對蘇聯情有獨鍾，不如說是在當時東西方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格局下，決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一種必然的選擇。實際上，當美國出於遏阻共產 主義勢力擴張這一全球戰略的考慮，先是在內戰中支持國民黨，進而在國際上對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孤立和封鎖後，急於獲得國際上承認的中國唯一現實的 選擇，便是只有倒向蘇聯一邊了。 然而即使在這時，中美兩國關係也並未完全走入死胡同，雙方仍留有若干可以轉圓的餘地。真正導致徹底關閉中美關係和解之門的是朝鮮戰爭。中美雙方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互相殘殺，創深痛巨，彼此之間結下了一時難以化解的仇結。 實際上，中美雙方都是被這場由北朝鮮金日成挑起並且在背後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戰爭拉下水的，結果兩敗俱傷。美國固然"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打了一場錯 誤的戰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給世人留下了"紙老虎"的形象。中國則更是這場戰爭的輸家，雖然自稱是"自願"參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實際上卻是毛澤 東為了打消斯大林對他所謂"扯皮白蘿蔔"的疑慮，即表面上的共產黨而實際上的民族主義，以便取得加盟社會主義陣營的許可證，以至在國內立足未穩的情況下， 扮演了一個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角色。中國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犧牲以後，不僅勞而無功，所獲甚微，而且由於美國第七艦隊在朝鮮戰爭爆發後隨即開 進台灣海峽，從而坐失了一舉收復台灣的機會，鑄成歷史大錯，影響至今。 相形之下，蘇聯則是朝鮮戰爭最大的贏家。它在把中國拖下水後，自己卻一直避免直接捲入，躲在幕後坐山觀虎鬥，收漁翁之利。通過朝鮮戰爭，蘇聯一石數鳥：既 利用北朝鮮打了一場代理人的戰爭，在東方牽制了美國而減輕了蘇聯在歐洲的壓力；同時又阻止了中美之間可能出現的和解，讓雙方在戰場上徹底撕破了臉。而且還 趁機大發中國的軍火財，把大量二戰時期的剩餘軍火賣給中國，還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賺了一筆。 不過，蘇聯這種損人利己，趁火打劫的作法，雖然得逞於一時，但也讓中國從此認清了自己這位"老大哥"的真實面目，種下了日後中蘇交惡的種子。 一九六九年三月發生的珍寶島事件，為中美兩國重新走向和解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契機，珍寶島事件的發生或許有某些偶然因素，至今仍然無法弄清究竟是誰先開的第一槍，卻是中蘇關係經過五十年代短暫的蜜月之後急遽惡化，並且愈演愈烈的結果。 中蘇關係從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來開始持續惡化，從意識形態上的爭論發展到國家關係的全面緊張，彼此之間激烈對罵，邊境糾紛不斷。兩國之間的邊境由原來的"有兵無防"或"有兵少防"發展到雙方大兵壓境，劍拔弩張，終於大打出手，徹底鬧翻。 珍寶島事件後，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變得十分險惡，受到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南北夾擊，處於兩面受敵的境地。特別是蘇聯在中蘇邊境大量增派部隊，陳兵百萬，虎 視耽耽，對中國構成巨大的威脅。這種腹背受敵的處境，讓中國領導層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對此，毛澤東曾向人表示："看來我得像魯迅說的那樣，我也得橫過身來 戰鬥，才能有效地進行兩面戰鬥：一手對付美國，一手對付蘇聯。"話雖這樣說，其實毛心裡也很清楚，中國像這樣"橫著身子"在兩條戰線作戰，絕非長久之計， 非被拖垮下可。 為此，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以往中國反對美蘇並重的外交戰略，改變兩個拳頭打人的作法。實際上，早在珍寶島事件之前，毛就已經開始把目光轉向國際舞台，尋 找在對蘇鬥爭中各種可能的同盟軍，珍寶島事件以後更加強了這種緊迫感。諳熟中國歷史的毛澤東很快便從自己的老祖宗"以夷制夷"的傳統中找到靈感，萌生了" 聯美整蘇"的想法，決心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同遠隔太平洋的美國緩和關係，利用國際間的合縱連橫來對付北方近鄰蘇聯，以減輕中國自身的壓力。 可以說，同美國和解的念頭就是由此而來。在此之前，毛澤東已經注意到了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就職演說中向中國搖動的橄欖枝，表示將尋求改變孤立中國的政策，不讓其再"生活在憤怒的孤獨狀態之中"。 不過，中美關係的僵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樣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況且，迫不及待地同美國講和，難免給世人留下中國走投無路，只好投靠美國的印 象。這樣做，既有損中國"反帝旗手"的形象，也不利於中國在與美國討價還價時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最初按兵不動，期待美方在中美和解的問題上採取 主動行動。 珍寶島事件後，毛澤東的這種心情更加迫切，他曾自言自語道："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為了在與美國人的談判中占據有利的位 置，深諳欲擒故縱之道的毛決定暫時穩住中蘇關係，至少不使兩國邊境武裝衝突的事態進一步擴大，以免給美國增加談判籌碼，然後再徐圖改善中美關係。 基於這種想法，毛澤東在處理珍寶島事件的問題上，提出了"堅決反擊，準備談判"的兩手策略。一方面在宣傳戰中對蘇聯嚴詞譴責，以"哀兵"姿態爭取世界輿 論；另一方面，不關閉談判的大門，呼籲緩和邊境的緊張局勢。這一點從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中對珍寶島事件的官方表態中也可以看出，文章做的是活扣，可進 可退。 與做事喜歡迎接挑戰，敢於放手一搏的毛澤東相比，周恩來在處理珍寶島事件的問題上顯得更加謹慎。這既是他一貫的行事風格，也是和他對國家面臨內亂外患的危局而感到憂心忡忡有關。 一九七0年，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了第四個年頭，雖然九大召開在即，然而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背後，卻是一個大亂過後留下來的爛攤子，各地仍然派斗不已，生產停滯，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蕩然無存。一切都需重新建立。 偏偏在這時，中國又與強鄰交戰，整個國家面臨的形勢異常險峻。周恩來深知兵凶戰危，中蘇兩國的軍事實力相差懸殊，擴大戰事無異於玩火，會把整個國家拖入刀兵血光之中。因此必須嚴格控制中蘇邊境武裝衝突的規模。在這一點上，他和毛不謀而合。 為此，周恩來在主持處理珍寶島事件時，全力執行毛澤東的兩手策略，一方面在表面上決不示弱，以中國政府的名義照會蘇聯政府，就邊界流血事件提出強烈抗議； 另一方面則在內部做工作，儘量緩和當時部隊中強烈的求戰情緒。周多次召見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強調說： "我們已經有理，也要有節，我們打的是一場局部的邊界戰爭，一方面不要擴大。這要求我們必須具有戰略思想!"並再三叮囑：炮彈至多只能打到江邊，萬萬不可向縱深打。 在三月十五日，中蘇邊境再次爆發武裝衝突後，周恩來又立刻指示陳錫聯轉告瀋陽軍區前線指揮部："今晚和明天都不要開炮了，通知蘇方把他們的屍體和廢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給他們一個台階下。" 當然，中國方面作出的這種和解姿態，在中蘇雙方敵意已深，又缺乏直接溝通渠道的情況下，難以為對方所領會和接受。蘇聯也面臨着同樣的處境。這裡有一個插 曲：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聯方面擔心邊界武裝衝突的事態發展失去控制，想與中國方面進行最高層次的對話，由柯西金親自出面，試圖通過中蘇之間原有的熱線電 話，要求同毛澤東直接通話，誰知中方的話務員竟然未經授權，把柯西金大罵一通，說：修正主義份子!你是什麼東西，配和我們偉大領袖講話?隨即把電話掛斷 了。 事後，周恩來嚴厲批評了這件事，並指示外交部以中國政府備忘錄的形式做了補救，表示舉行外交談判的大門並未關閉。不過，一次可能的中蘇之間最高層級的對話就這樣夭折了。 蘇聯在以柯西金為首的溫和派碰了釘子後，自然惱羞成怒，其內部的強硬派意見占了上風。勃列日涅夫在隨後發動的外交攻勢中，嚴厲抨擊中國，鼓吹建立旨在針對 中國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蘇聯軍方則公開將中國和美國、西德並列為主要假想敵，並在中蘇邊境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在這種情況下，中蘇邊境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武裝衝突從烏蘇里江擴大到黑龍江，從水界擴大到陸地，從東段擴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間在新疆鐵列吏提地區又一次爆發嚴重的武裝衝突，蘇軍為報復珍寶島事件，伏擊圍殲了中方的一個邊防巡邏排。 不僅如此，以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為首的軍方強硬派甚至主張動用部署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的重要目標 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為此奉命約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通報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 擊的意圖，試探美國方面的反應，並通過各種渠道放出風聲，對中國進行核威脅。一時間，中蘇邊境戰雲密布，兩個共產黨大國的關係已經惡化到爆發全面戰爭的邊 緣。 蘇聯這種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使得處於相對弱勢一方的中國承受了極大的壓力。當毛澤東獲知蘇聯準備對中國進行核打擊後，表示無非是打核大戰，但鄙人不怕。 毛雖然嘴上很硬，但實際上卻對形勢估計得十分嚴重，甚至準備再度上山打游擊。他設想了各種最壞的可能，準備全世界的"帝、修、反"聯合起來，從四面八方同 時進攻中國，其中蘇聯是中國內外的主要威脅，打仗在所難免。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戰爭迫近的危機感緊緊地攫住了毛澤東，使得他無法再故作矜持，對尼克松在一九六八年競選美國總統前後對中國搖動的橄欖枝置之不理了。為 此，毛做了兩手準備：一是加強國內的戰備，以防蘇聯隨時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二是開始認真考慮打開中美關係，利用間接同盟軍來抗衡蘇聯。 應該說，同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握手言和，對於毛澤東這樣一個靠反帝起家的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容易做出的決定，完全是被蘇聯逼上梁山的。在兩害相權取其 輕的考慮下，才萌生與美國改善關係的念頭的。此外，毛決心打開中美關係，固然主要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同時也有着眼於中共黨內鬥爭的需要。 毛澤東深知他本人是導致中蘇交惡的始作俑者，黨內親蘇派對此有不少反對意見。雖然經過文革，他們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但隨時可能在強鄰壓境的情況下，死灰復燃，裡應外合，對他算總賬。這種擔憂，是促使毛決心打開中美關係僵局更深一層的原因。 在中美和解的問題上，周恩來是毛澤東首先與之商量並且主要依靠的人物。這不僅因為周多年來一直主管中國的外交事務，擅長在國際活動中同各種人物打交道，而 且也是在當時的中國最高領導層中唯一能夠領會並且鼎力支持這一戰略決策的人物。與毛相比，周對打開對美關係，如果不是更積極主動，扮演了幕後推手的角色的 話，至少也是心領神會，配合默契。這是由周本人的經歷和為人的特點所決定的。 周恩來是中共黨內同美國人打交道最多，也是最了解美國及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他與美國人交往甚廣，其中既有總統特使、外交官、職業軍人等政要，也有作家、醫 生、記者等平民百姓。儘管周與他們的政見不同，立場各異，但總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異，推誠相見，保持良好的私誼。 譬如，雖然當年美國在國共內戰中偏袒國民黨，作為中共首席談判代表的周恩來，卻與居中調解國共衝突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個人關係。國共談 判破裂後，周在返回延安前，還特意向馬歇爾話別，表示：從個人友誼上說，你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在共產黨的語言中，這已經是最大限度地表達了對其對 手的敬意。 後來中美關係演變到戰場上兵戎相見的地步，既不是周恩來內心所願意看到的，也不是憑他一己之力就能力挽狂瀾的。實際上，即使是在中美關係處於低谷的時候， 他仍想做一點事來緩和一下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氣氛。比如五十年代在日內瓦會議期間。但是，此舉卻沒有得到美國方面的善意回應。這就是當 時在國際上曾經盛傳一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同周恩來握手這件事的由來。 雖然後來證明這是以訛傳訛，卻也並非空穴來風。當年杜勒斯在日內瓦會議期間確實曾明令美國代表團成員不得與中國代表團成員握手。不過，當時美國代夫團並不 是鐵板一塊，副國務卿史密斯就認為杜勒斯過於僵硬，不大讚成他的作法，可他在同中國代表團接觸時，也不得不遵守杜勒斯立下的禁令。於是便發生了下面這樣的 一幕。對此，當時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在他的回憶錄中有着詳細的記述： 會議快要結束了。有一天，我們很多人聚在酒吧間裡喝茶。這時，史密斯端着酒，走過來，主動找總理的翻譯浦壽昌攀談，這是沒有先例的。史密斯對浦壽昌說：" 你的英文講得漂亮，地道的美國音。你是在哪兒學的?"他還讚揚中國的古老文化，講了許多友好的話。這在敵對的兩個代表團來說是不尋常的。我們對史密斯這一 舉動很重視，回去後向總理作了匯報。總理說："好啊，既然史密斯願意而且敢於同我們接觸，那明天休息時，我也找他談談。" 第二天休息時，我一直在觀察，尋找機會讓總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談。當我發現史密斯一個人走向櫃檯喝咖啡時，便趕緊把總理引到那裡去。史密斯這時左手拿着雪 茄，看見總理向他走來，並要向他伸出手時，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這樣就無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向總理打招呼，客客氣氣聊了一陣子…… 會議結束的最後一天，又是休息時，總理正和別人聊天，史密斯笑着主動湊上來同總理交談。他說："會議即將結束，能夠在這裡和你認識，我感到非常榮幸和高 興。你們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很大作用。我們希望不管朝鮮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復和平。"說完，他抓住總理的胳膊搖晃了幾下，笑眯眯地走開了。 這件事給周恩來本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之後，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來與尼克松舉行首次中美首腦會談時，又重提日內瓦會議期間的這件往 事，說："我給你講一個故事。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但又不好破壞杜勒斯的戒條，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的面前，又不好用左手跟我握手，甜枯了 一下我的胳膊。"一席話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這已經成為中美關係史上有名的典故了。 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期間所做的外交努力，終因當時世界冷戰洛局的形格勢禁，沒有產生什麼效果，不過卻為以後的中美和解留下了歷史的伏筆。周氏這一善意和解 的姿態和杜勒斯的僵硬失禮，恰成鮮明對照，讓美國在世界輿論面前輸了理，損害了美國政府的形象。尼克松後來正是精明地利用了這一點，把它作為抵擋美國政府 內部的反對聲浪，在對華關係中採取主動行動的擋箭牌。尼克松為了補救當年杜勒斯的失禮，於是便出現了本章開頭描述的那場歷史性握手的場面。 珍寶島事件後，主管中國外交工作多年的周恩來憑藉其長期以來對國際局勢的觀察，已經看出原有的世界戰略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中國調整自己外交戰略的時機 己經成熟。在考慮打開對美關係這一點上，他與毛澤東"遠交近攻"的想法不謀而合，不過由於茲事體大，只能由毛本人作出決斷。為此，周在九大前後，有意識地 從大量有關國際局勢最新發展的信息中，篩選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動向、重要評論以及若干可能的政策選擇提供給毛參考。這既是周參與大政方針的決策時經常採用的 方式，同時也往往能在不動聲色之中起到影響毛決策的作用。 差不多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利用毛澤東讓他給幾位閒居在家中的老帥"找點事情做"的機會，為推動中美和解的外交布局下了一着頗有匠心的棋。九大後，陳毅、葉 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雖然繼續當選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但是林彪以及毛本人在內，並不想讓他們染指軍隊，決定軍隊的日常工作由黃永勝為首的軍委辦事組主 持。 在這種情況下，這四位老帥的軍委副主席職務形同虛設，根本無事可做，只好另外再給他們找點事做。周恩來在奉命辦這件事情時，向毛澤東建議：由四位老帥召開 一個國際形勢座談會，由已經靠邊站的外交部長陳毅牽頭，對當前國際鬥爭的重大問題發表見解，供中央參考。這個提議隨即得到了毛的批准。 接下來，周恩來在向陳毅交待任務時，特別強調說：你們不要被原有的看法和結論框住，你們都是元帥，有戰略眼光，可以協助主席掌握戰略動向，向中央提出建議。 後來老帥座談會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相互關係，判定：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反華大戰不致輕易發生，並建議重開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以牽制蘇聯。 這一想法為周恩來所肯定，隨即把報告送給毛澤東。而這又正好與毛"聯美整蘇"的考慮相合，在黨內高層中形成了某種的共識，壓過了在文革那個極左的年代，連 毛本人也不得不顧忌的黨內反對意見。於是，在戰略上打開對美關係的僵局，開始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軸。 在這種情況下，以珍寶島事件為契機，中國外交戰略的重心發生了重大變化，儘管對外宣傳的基調依然沿用以往的提法，但實際上已經開始從六十年代中期對美蘇並 重的戰略不動聲色地過渡到聯美制蘇的格局。這一轉變是與中國自文革運動後重返國際舞台的努力同步進行的，表現為中、美、蘇戰略關係的重新組台：一度睦鄰友 好的中國和蘇聯反目成仇，走向戰爭的邊緣；而長期怒目桐視的中國和美國卻在努力捐棄前嫌，開始互相接近。中、美、蘇之間新的三角關係的確立，動搖了原有兩 極冷戰格局賴以存在的基石，引發了世界格局的深刻變化，揭開了結束冷戰時代的帷幕。 萬事開頭難 從戰略上打開對美關係，中國方面是由毛澤東親自掌舵，周恩來具體組織實施的。這一過程同時體現了毛清晰的大局觀和周過人的精細之處。中美雙方之所以能夠在 試探性接觸中闖過最初飄忽不定的階段，逐步建立起一種默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周對大局的瞭如指掌和在處理具體問題時掌握分寸、時機的恰到好處。 萬事開頭難。中國在珍寶島事件後，開始把從戰略上打開對美關係提上議事日程，由毛澤東親自掌舵，周恩來只體組織實施，但實際做起來卻並非易事。中美兩國畢 竟已經在互相敵視約狀態下對峙了二十年，彼此之間的敵意決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不僅雙方缺少基本的共同語言，而且也沒有起碼的構通渠道，甚至連傳遞一個簡 單的信息也要煞費周章，一波三折。 由於這件事在政治上高度敏感，中美雙方都小心翼翼地互相試探，互相玩捉迷藏的遊戲，傳達的各種信息十分微妙，住往只可意會。在這方面，中國表現了比美國更 大的耐心，對美國通過各種渠道以各種方式傳遞過來的各種信息和暗示，不急不躁，以靜待動，穩步緩進。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外交同時體現了毛澤東清晰的大局 觀和周恩來過人的精細之處。 為了實施"聯美整蘇"的策略，在國際戰略格局中借用美國的力量來抗衡蘇聯，毛澤東在打開對美關係僵局的問題上採取了十分現實的態度，表現了一個政治家的戰 略眼光和大開大闔的氣度。他深知阻礙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癥結在於台灣問題，但是如果從一開始就在這個問題糾纏下休，窮追猛打的話，那麼就永遠無法解開中美關 系中的死結。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心從大局着眼，最大限度地與美國求同存異，把台灣問題暫時放在一邊。用後來他自己的話說是：台灣問題事小，世界局勢事 大，台灣問題拖一百年再談也可以，先談世界格局的大問題。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心領神會，在外交工作中默契配合，積極貫徹落實。一九六九年六月下旬，中國本來準備照慣例發表抨擊美帝國主義侵台十九周年的社論 和相關報道。周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這一問題時，提出"目前正在進行反對蘇修邊境挑釁和莫斯科黑會的鬥爭，反對美帝侵台可暫不突出"，提議取消這 一計劃。事後，慮事周詳的周氏還專門致信林彪，解釋這一情況，說："目前是蘇修、台灣勾結要搞什麼亞洲集體安全，並非美帝為主" 應該說，中美雙方之所以能夠闖過最初飄忽不定的階段，逐步建立起一種有來有往，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就中國方面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周恩來對大局的瞭如指掌和在處理具體問題時掌握分寸、時機的恰到好處。 比如，在處理一九六九年七月兩個美國人坐遊艇誤入中國領海的事件上，當時正值美國準備單方面採取行動向中國示好的敏感時刻，周恩來立即召集會議，要外交部 和公安部派出得力人員儘快查明事實真相，並且一杆子抓到底，明令在查明事實之前，對這兩個美國人不要在政治上亂扣帽子，在生活上客客氣氣。中國的新聞媒介 並根據周的指示保持沉默，並未加以渲染。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方面宣布放寬對中國的貿易限制和取消到中國旅遊的禁令，而中國也在隨後釋放了這兩名美國遊客。 這形成了中美之間最初的良性互動，並為雙方進一步的接觸創造了一個好的開端。 蘇聯本來就對美國反對它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甚至揚言不惜對蘇聯採取核報復的態度有很大疑慮，現在中美兩國又眉來眼去，暗送秋波，蘇聯更是看在眼裡，急在心 上。為了扭轉在國際戰略格局中所處的不利地位，同時擺脫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不戰不和的處境，一九六九年九月，蘇聯決定利用胡志明葬禮的機會同中國方面舉 行首腦會談，緩和一下同中國的緊張關係。當時蘇聯打的如意算盤是，周恩來和胡志明有着非同一般的關係，兩人早在大革命時期就彼此熟識交往多年，因而勢必前 往參加葬禮，這樣中蘇兩國領導人在河內的會面是不可避免的。 中國當然也看到了這一點，不過一開始並不想在中美和解的試探性階段給蘇聯這樣一個機會，讓它利用中蘇之間的首腦會談向美國打中國牌，不必要地刺激美國。為 此，周恩來提前赴河內弔唁胡志明，當天就趕了回來。這樣既突出了他和胡的特殊關係，又可避開與柯西金的會面。但柯西金在河內撲了空之後，仍然堅持要在回國 途中路過北京同周恩來舉行會談。 在這種情況下，掌控大局的毛澤東改變了主意，決定因勢利導，利用中蘇之間的首腦會談吊一下美國人的胃口，促其在中美關係中採取更主動的行動。這樣，就有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的中蘇兩國總理在北京機場關於邊界問題的會談。 周恩來非常清楚中蘇關係是最容易觸犯毛澤東忌諱的地方，因此格外小心謹慎。當他與柯西金會談之後，立即將整理好的會談記錄全文送給毛審閱，並在附信中表 示："這樣政府性質的接觸還是第一次，會談中的措辭凡有錯誤和不足的地方，均請主席加以批註，以便學習改正。"周在信中分析了柯西金這次如此急迫要求會見 的原因：一、取得壓美帝的資本。最近美帝對蘇要價甚高，聯合國開會在即，美蘇兩外長即將會晤，而尼克松又要在聯合國演說，所以柯西金要以和緩中蘇關係的姿 態出現。二、解決內部困難。現在集中在中國(蘇)邊境的兵力，連遠東海軍在內，超過一百萬，長期不戰不和，困難加大。三、反映蘇修統治集團的矛盾。柯西金 這次行動，處處事事要請示政治局就可證明。四、想擺脫修字號黨、國家的責難和離心傾向。 關於中國的對策，周恩來提出如下建議："反修鬥爭，堅持不懈。防止蘇修突襲，嚴加戒備。爭取和緩邊境局勢四條協議實現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爭議地 區脫離接觸，保證居民繼續生產，打魚放牧，發布外交文件，促進邊界談判，應否談成，要配合國際鬥爭，掌握主動。"毛澤東批准了這個意見。 與對中蘇首腦會談的冷淡態度相比，周恩來更看重這一會談給剛剛開始的中美和解進程所帶來的影響。蘇聯出於自身戰略上的需要，在起草中蘇首腦會談的公報時， 極力營造中蘇之間的緊張關係已經得到緩和的印象，用諸如"同志般的"、"友好的"之類修飾詞來形容這次會談。公報草稿到了中方手中後，精細的周恩來將這些 修飾詞統統勾掉，只保留"坦率的"一詞。這樣既可以利用中蘇首腦會談吊美國的胃口，又可以防止過猶不及，傳遞錯誤的信息，讓美國完全失望。 這一招果然奏效。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機場的會談完全出乎美國的意料之外，令尼克松十分沮喪和着急。特別是隨後宣布的中蘇舉行副外長級的邊界談判，更是重 重地刺中了美國人的疼處。他們認識到：雖然中蘇之間的問題並不是一次談判就能解決的，但雙方畢竟已經開始在談判了。如果美國不認真做一兩件事情急起直追的 話，那麼原先所進行的尋求中美和解的努力就有可能前功盡棄。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使中國相信美國準備同中國改善關係是有誠意的，美國接連採取行動向中國示好。先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間停止派遣驅逐艦到台灣海峽進行例行 巡邏。隨後美國駐波蘭大使又在華沙的南斯拉夫時裝博覽會上追逐中國駐波蘭代辦，表示希望恢復中美華沙會談。這一舉動嚇得當時尚未得到國內指示的中國代辦立 即逃之夭夭。這一戲劇性的場面經過新聞界渲染後，使得中美關係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熱點。這正是中國所期待的。 周恩來對於美國這種迫不及待的表示十分高興，聽了匯報後哈哈大笑，並馬上報告了毛澤東，說：找着門道了，可以敲門了。毛也為"聯美整蘇"的盤算有了着落大 為高興。幾年後，周恩來在北京對基辛格重提這件事，不無幽默地說："你如果要我們的外交官得心臟病，就在社交場合找他們接觸，建議舉行認真的會談就是 了。" 與此同時，周恩來立即抓住時機，指示中國外交部設法進行補救，回報美國的示好行動。這樣，外交部便把釋放因乘遊艇誤入中國領海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兩個美國人鮑德溫和唐納德的問題提上議程，當時他們的問題已經查清，只是在等待釋放的時機。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周恩來將外交部關於釋放這兩個美國人的報告送毛澤東、林彪審閱，外交部在報告中建議恢復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說："從利用和擴大美 蘇矛盾出發，並布邊界談判中對蘇修施加一定壓力，我們考慮，對美在策略上可加以運用，選擇有利時機，在適當時候繼續同美進行中美大使級會談。這對增加蘇修 的疑慮，擴大美蘇矛盾，以及對當前同蘇修的鬥爭是有利的。"毛澤東迅速批准了這一報告。 隨後，中國採取了重大的步驟，破天荒地邀請美國大使到中國大使館做客。為了在宣傳上收到更大的效果，中國方面要求美國大使堂而皇之地從中國使館的大門出入，而不必像美國方面最初提出的悄悄地走後門。 這樣，中斷近兩年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重新恢復。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日，雙方舉行了第一百三十五次會談。中國方面所採取的談判方針是經過毛澤東和周恩來親 自審定的，即"主要是摸清美方意圖和底盤。在談判中既要掌握原則立場，又要講究方式靈活，注意不要把話說死，要使對方感到有希望，有繼續談判的餘地。"實 際上，中國並不以中美大使級會談為滿足，而是期待着與美國舉行更高一級的會談，以便對兩國之間存在的根本問題"進行更為徹底的探索"。 還在第一百三十五次會談之前，周恩來就已經採取"激將法"，暗示美國應在提高會談級別的問題上採取主動。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接見當時和中美兩國 都保持着良好關係的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凱瑟時，重點談了中美關係問題，意在向美國傳遞信息，指出美國雖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始終沒有像柯西金那樣邁出更大的一 大步："如果他們真想緩和同中國的緊張局勢，改善關係，解決問題易如反掌，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如果他們採取主動，我們也不拒絕，可以試一試。柯西金 不是採取主動了嗎?"在傳遞了上述信息後，周氏又把話鋒一轉，說："中美談判進行了十四年，再等十四年也無所謂。雖然我的年歲等不及了，但尼克松也不可能 做十四年的總統，羅傑斯也不可能當十四年的國務卿。我們不能解決，那就留給下一代。" 在推動中美和解的過程中，周恩來還不得不花費很大的精力來排除中國內部的各種阻力和干擾。在文那種極左的年代，改善與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關係， 姑且不論江青等黨內文革派的態度，就是外交部內部也是阻力重重。對此，周除了他本人花費很大精力做說服解釋工作外，還借重毛澤東的權威來排除對改善對美關 系的疑慮和阻力。 當時外交部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對有美國官方背景的組織顧慮重重，不敢與之交往，採取拒之門外的態度。為此，周恩來專門問毛澤東這一問題，說："我外交 部采一切拒絕態度，恐不甚適當"，建議改變這種作法，"采只收，只聽，暫不答覆態度，可能有利於我偵察美帝真實動向，也可使其發生希望，並增加蘇修疑 慮。"在得到毛的同意後，他又馬上對下作了傳達，以此作為尚方寶劍，排除對美工作的阻力，打消人們的思想顧慮。 在中美第一百二十六次會談中方發言稿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如法炮製，借用毛澤東的權威來排除黨內文革派的干擾。當時中美雙方在第一百三十五次會談中對舉行 更高層次會談的想法不謀而合，只是在地點的選擇上，美國尚未拿定主意。差下多與此同時，中蘇邊界談判已經陷入僵局，蘇聯正試圖讓其代表團團長從中脫身。中 國十分擔心蘇聯在其中玩弄陰謀，選擇適當時機在邊境重新開戰。因此，把即將召開的第一百三十六次會談看做是一個向蘇聯打美國牌的"重要的時機和步驟"。 為此，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真討論了中方的發言稿。會後，他又反覆進行了斟酌，將原稿中的中國政府"願予考慮"改為"願予接待"美國部長級代表 或總統的特使到北京來進一步探討中美關係中的根本原則問題。在毛澤東批准了中方的發言稿後，周恩來又寫信給文革派大將康生，專門向他做了解釋，說："'接 待'"兩字是我提議改的，因我方在135次會議發言中，已經提到考慮和可以通過其它途徑進行，而美方在上次談話中已經提到來北京直接討論，並且順着這段 話，最後還用'考慮'也顯得太輕了，故改為'接待'，較'歡迎'為輕，較'考慮'，就落實一些。" 與此同時，美國也在積極為即將到來的第一百三十六次會談營造氣氛。二月十八日，尼克松向國會提出就任後的第一個對外政策報告，以空前和解的語氣談論中國問 題，稱"中國人民是偉大的生氣勃勃的民族，不應該繼續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不過更打動中國的，還是尼克松在報告中明確表示美國無意與任何一個大國聯手起 來主宰世界或結成敵對性的聯盟來反對兩個共產黨大國中的一個。 在二月二十日舉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中美會談中，中國方面按鸞滋疑巒戀欲芝戀妄二立表示："我願同它作進一步'更為徹底的探索'，不失立場!並吊它的胃口， 然後把它擬派代表來北京的建議接過來，表示願三；；"。而美國方面則在會談中口頭同意了在北京舉行高層級會唔。中美兩國之間試探性的接觸，終於取得了突破 性的進展。封凍在中美關係之間的堅冰開始打破，昔日這兩個戰場上不共戴天的仇敵為了各自的利益，重新走到一起，努力求同存異，以一種全新的眼光重新審視彼 此之間在地緣政治上存在的戰略關係。 中美和解的波折 柬埔寨事件一度打斷了中美和解的進程。這是毛澤東在掌控對美和解的大局時，偏離戰略目標而出現的一個曲折。不過這並非根本指導思想上的動搖，而是毛一時革命激情發作，誤判形勢而造成的一段短暫的插曲。 天下事總是好事多磨。剛剛開始的中美和解的進程由於隨後發生的柬埔寨事件而被迫中斷，向後推遲了整整一年。本來在第一百三十六次會談後，中國一直在等待着 美國對中美雙方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的正式答覆。但因美國國務院從中作梗，美國方面遲遲未能答覆。這使得中國已經感到不快，開始懷疑美國的誠意。正好在此時 柬埔寨又發生了政變，西哈努克被廢黜，滯留北京，而親美的朗諾，施里瑪達上台，在國內煽動反華浪潮，從而使得還十分脆弱的中美關係面臨重大的考驗。 應該說，中國並不願意看到因柬埔寨事件而損害中美和解的進程。本來，毛澤東已經開始相信美國將逐步從針對中國的越南戰爭中脫身，而且無意參加反對中國的聯 盟的承諾。這是中國決心改善同美國關係的前提。但柬埔寨事件卻把中美兩國再度推向新的對抗。在中國看來，美國非但沒有從越南戰爭中脫身，反更深地捲入這場 戰爭中來，支持朗諾政權，其後又出兵柬埔寨，進攻北越軍隊在那裡的庇護所。這使得毛又轉而懷疑美國的誠意。 不僅如此，更令中國領導層感到不安的是，自己的頭號敵人蘇聯將西哈努克推給中國後，轉而同美國站在一起支持朗諾政權。在柬埔寨問題上，又出現了美蘇聯手對 付中國的局面。再加上美國方面在舉行中美高階層會談的問題上遲遲不表態回應。所有這一切，令中國不得不重新檢討自己的政策，推遲中美和解的進程。 不過，中國並沒有完全被柬埔寨事件牽着鼻子走，對脆弱的中美關係意氣用事，亂了自己"遠交近攻"的既定方針，而是在表面上對美國大張撻伐的同時，在實際上 卻把鬥爭的重心放在揭露、孤立蘇聯上，做的是表里文章。這就是中國之所以從蘇聯手中接過西哈努克這個"燙土豆"，並有意大張旗鼓，把事情搞得那樣轟轟烈烈 的原因所在。這種作法與其說是出於抗美援越的需要，倒不如說是為了和蘇聯爭奪"反帝旗手"，趁勢擴大在印度支那的影響，造成蘇聯的難堪。 對此，中美雙方都心知肚明。作者當年在採訪已故中國外交部長喬冠華時，他就指出過這一點："柬埔寨問題是中蘇對立的一個方面。"基辛格則說得更尖刻："柬 埔寨行動遠遠沒有傷害我們同兩個共產黨巨人的關係，倒是給莫斯科和北京增加了一根可供爭奪的骨頭。因為北京和莫斯科都要爭取影響在印度支那起來反抗的各種 力量而創立了一個互相角逐的新戰場。" 中國在柬埔寨事件後所發動的一系列外交攻勢，恰恰為上述說法提供了歷史註腳。一九七0年三月十九日，西哈努克抵達北京後，周恩來親自前往機場迎接，仍待之 以國家元首的禮遇，但對西哈努克轉告蘇聯方面提出的中蘇應採取聯合行動，共同幫助他的建議，明確拒絕，提出："可以各搞各的。" 三月二十日，周恩來在向毛澤東報告柬埔寨局勢的信中，對越共追隨蘇聯的路線頗有微辭，同時卻稱讚了一心跟中共走的柬共(即紅色高棉)，說："現朗諾上台， 我們倒可以無顧慮了。現在南越最不爭氣，一切都是實用主義出發，只有柬共倒是堅決要走武裝道路的，不過力量還小，經驗還少，需要鼓舞其決心，增強其信心， 在東南亞終究會打開一個局面的。"這些評論已經預示出日後中國支持紅色高棉而與越南鬧翻的先兆。 四月五日，周恩來訪問北朝鮮。這是中國政府首腦自文革後所進門'的第一次正式出訪。行前，他致信毛澤東、林彪，談這次訪問的目的，說："這次訪問朝鮮，重 點是在支持它反對美日韓聯合行動，支持它對蘇修鬧點獨立性，號召它支持印度支那三國的反美及其走狗的鬥爭，以形成遠東的反對美帝及其夥伴、走狗的鬥爭而孤 立蘇修。"周氏果然不虛此行，不僅說服了金日成在柬埔寨問題上同中國採取同一立場，從而在北朝鮮同蘇聯的關係之間打進了楔子，而且使得文革後一度冷落下來 的中朝兩國關係重新熱乎起來。 四月下旬，在中國的大力撮合下，在中國召開了印度支那的三國四方最高級會議。這是中國在柬埔寨事件後所發動的一連串外交攻勢的高潮。中國對這次會議大造聲 勢，周恩來特地趕去祝賀，並宣布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的消息作為對會議的獻禮。通過此舉，中國既增加了手中同美國談判的籌碼，同時又使仍然與朗諾 政府保持關係的蘇聯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這令中國感到十分快意。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決定繼續打柬埔寨牌，趁勢擴大戰果。同時採取拖而不斷的策略，暫時擱置中美和解的進程。這既是對美國政府因內部扯皮而拖延答覆的一個報復，又可繼續吊美國的胃口。 周恩來在就第一百三十七次中美會談的日程問題致毛澤東的信中，分析了美國遲遲不能確定中美會談的原因，指出其矛盾心態在於目前"美認為公開派特使來華還為 時過早(他已在三月上旬透露)，但又怕我們因柬埔寨政變而加緊反美"，建議"為給美力一點顏色，擬將中美會談推遲到四月十一、十二或十三日"。後雙方經過 一番討價還價，一拖再拖，會談的日期總算敲定在五月二十日。 然而，當美國出於軍事上的考慮，於四月三十日出兵柬埔寨後，剛剛敲定下來的中美會談再度陷入僵局：毛澤東不僅因此更加懷疑美國即將從越南戰爭中脫身的誠 意，而且還被由此引發的美國國內校園的騷亂和抗議浪潮所鼓舞。一生以"反帝旗手"自居，總是在期盼革命高潮到來的毛，這時顯露出革命家的本色，認為當前世 界範圍內正出現一個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高潮，中國不能袖手旁觀，必須有所作為，中美關係問題可以暫時放一放。 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中國再度推遲了中美會談，並且選擇原定雙方會談的第二天在北京召開了五十萬人的群眾大會。毛澤東親自出席了大會，林彪代為宣讀了毛 的聲明，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這是毛在掌控對美和解的過程中，偏離戰略目標而出現的一個曲折。當然，這不是根本指導 思想上的動搖，而是毛一時革命激情發作，誤判形勢而造成的一段短暫的插曲。 對於毛澤東這一決定，周恩來只有緊跟照辦，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還是注意儘量保持對美政策的連續性，避免因搖擺過大而傷及還十分脆弱的中美關係，並為今後留 下轉圓的餘地。五月二十七日，他將外交部《關於推遲中美會談第一百三十七次會議的請示》送給毛澤東、林彪審閱。周在附信中表示擁護毛對國際形勢的判斷， 說： "關於國際形勢，經主席幾次指點後，我曾約外交部領導小組座談了幾次。大家對當前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國際革命運動的局勢，有了新的認識。" 關於推遲原定在五月二十日舉行的中美會談一事，周恩來解釋到： "也曾考慮中美會談和國內群眾大會平行進行，必要時，還可發表我方在中美會談中講話，但幾經考慮，雙方既已會談，會談內容非萬分必要不宜公布，否則，失去 運用作用。推遲開會，既可暴露美蘇會談之急，又可使美蘇一時難於捉摸我方意圖，採取此議似較妥當。 關於下步對美談判的策略，周恩來決定採取"拖而不斷"的策略，不把談判的門關住。根據周的意見，外交部行對中央的請示報告中提出："為今後有利於我對美 帝、蘇修鬥爭的策略運用，關於第一三七次會期問題，既不具體確定，也不無限期推遲，只向對方表示，雙方聯絡員可在六月二十日會晤，商談第一三七次會期問 題。 其後，當中美會談聯絡員會晤日期再次臨近之時，中國外交部在評估了形勢後，決定繼續往後推遲會期，但又使會談"暫時拖而不斷"。這時，毛澤東顯然已經對不 斷面臨的會期問題感到厭煩，他需要更多的時間沉機觀變，另闢蹊徑。因此，他在審閱外交部《關於中美會談聯絡人員會晤問題的請示》時，把外交部提出的"下次 會晤日期再推遲到七月二十日"改為"可通過雙方聯絡員'在適當時機'另行商談"。 此後，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再也沒有恢復。這場堪稱外交史上馬拉松式的談判最終不了了之，但中美兩國和解的進程卻已經在逆轉，雙方都摸清了對方的戰略意圖， 並嘗到了其中的甜頭，珍視彼此在對蘇關係上存在的戰略價值。與此相比，中美之間以往的積怨和某些現實利益的衝突都是次要的，至少是可以暫時擱置的。在這種 情況下，中美雙方雖然在柬埔寨事件中都升高了抨擊對方的調門，卻適可而止，避免把門關死，以便在適當時機重新恢復對話的勢頭。 當柬埔寨事件告一段落，毛澤東也從革命的激情中重新回到現實中來以後，中國接連採取行動，創造重新對話的氣氛。周恩來首先出面澄清人們對中國外交重心是只 反美不反蘇的錯覺。這一印象是由於中國在柬埔寨事件後大張旗鼓地支持印度支那三國的反美鬥爭，而毛澤東的"五二0聲明"中又沒提反蘇造成的。 六月十六日，周恩來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內務部長哈茲比烏時，着重澄清外界的上述錯覺，說："我們現強調反對美帝及其走狗，是不是就不反蘇修了呢?這是一個時 候打擊的重點，而實質上就暴露和孤立了蘇修。因為我們這樣動員世界人民，我們這些國家這樣強調反帝，他就不敢嘛!在世界人民面前一比，就比下去了嘛!西方 記者都懂得，說不提蘇修是最大限度地孤立蘇修，暴露蘇修。這是辯證的。"七月間，中國又不動聲色地釋放了以間諜罪被判處了二十年徒刑的美國主教詹姆斯華理 柱。儘管這只是例行公事，但釋放的時機卻具有明顯的象徵意義。 八月間，同中共領導人一直有着很深交情的美國記者斯諾獲准訪華。周恩來立刻在百忙之中抽空會見了他，並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中國是把斯諾作為中美關係全局 中的一個棋子，希望通過他來做點文章的。周在談話中詳細詢問了美國的政情，並全面地介紹了中國的情況，表示如果美國願意認真對待台灣問題的話，談判的"門 是敞開的"。會見後，他立即將這次同斯諾談話的清樣稿送毛澤東閱，說"以便先睹為快"。因為此刻毛正在審時度勢，考慮動用斯諾這顆"棋子"的時機。 與此同時，美國方面也不甘寂寞，積極採取行動。九月二十日，尼克松對《時代》周刊記者發表談話，有意插進了一段有關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的談話，並且表 示："如果說在我去世以前有什麼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希望我的傳子能夠去。" 本來在北京舉行中美最高級會談一直是中國所謀求的目標，不過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故意把話說得模稜兩可，從沒有直接提出來過。這次尼克松主動提出來，正中中 國的下懷。毛澤東認為時機已到，決定親自出馬把球接過來。國慶節那天，毛特意把斯諾夫婦留在身邊，在天安門城樓上和他一起檢閱了國慶的遊行隊伍。事後，毛 不無得意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表示："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個試探氣球，觸動觸動美國的感覺神經。"周恩來則對《人民日報》的版面作了精心的安排，在頭版的 顯著位置上刊登了毛與斯諾夫婦的合影照片。 可惜，中國方面把斯諾在美國政治中的分量看得太重了，刻意傳達的這一信息由於"過分微妙"而被美國官方所忽略。但是，當今天更新審視這段歷史時，它所包含 的信息卻是異常清晰的：毛澤東決心重新恢復中美和解的勢頭。這樣，中斷了半年的中美外交戈舞又重新開始，而這一次出場的是雙方的主帥。 十月下旬，尼克松利用各國首腦前來紐約參加聯合國成立二十周年慶祝活動的機會，先後會見了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和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有意向中國傳 遞信息，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願意為此派一高級使節秘密訪問中國。在歡迎齊奧塞斯庫的晚宴上，尼克松還以美國總統的身份，在正式場合第一次對中國使 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稱謂，而不是以往的"共產黨中國〞，暗示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正在出現重大的轉變。 毛澤東當然注意到了這一點。在中國先後收到尼克鬆通過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這兩個渠道傳遞的信息後，十二月十八日，毛與一直在等候接見的斯諾進行了長談。雖 然談話內容古今中外，海闊天空，但着眼點還是向美國傳遞信息。用毛本人的話來說是："我在和尼克松弔膀子，要找紅娘啊。"毛在談話中表示：目前外交部正在 考慮允許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國人訪問中國，但解決中美兩國之間的問題，還是要跟尼克松談。"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和他談，談的成也行，談不成也 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也行。" 事後證明，毛澤東的這一口信並未立即傳遞給美國政府高層，而是成了馬後炮，但這並不影響中國方面根據毛的決策推動中美和解的進程。十二月九日，周恩來委託 葉海亞?汗轉達的信息傳給美國。周在信中表示："如果尼克松總統真有解決台灣問題的願望和辦法，中國政府歡迎美國總統特使來北京商談。"並強調說這不單是 他個人的口信，而且得到了毛澤東、林彪的批准。 接下來，周恩來在翌年一月十一日，代表中國政府答覆通過羅馬尼亞渠道傳遞過來的信息時，更進一步提出：如果尼克松總統本人願意訪問北京，也會受到歡迎。他 的原話講得很巧妙："尼克松總統既已訪問過布加勒斯特和貝爾格萊德，那麼他在北京也會受到歡迎的。" 但是，美國方面由於政府內部對華政策反對派的掣肘，對尼克松訪華一事並沒有痛快答應，只是籠統地表示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是有益的，它應不僅限於台灣問題，還應包括其他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建議先在第三國開一預備會議，作出各種安排。 對此，中國感到不小的失望。爭取美國總統訪華一直是中國打開對美關係僵局中所尋求的主要目標。中國把這一點看得很重，倒不會是因為中國在歷史上總是以中央 帝國自居，有着接受外藩朝拜的傳統，而更主要的還是出於國內現實政治的需要：中國力圖在中美和解中，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居高臨下的勝利者，而美國則是一個屈 膝登門的求和者。只有這樣，才能為中國以往在外交上的反美路線找台階下，說服黨內外接受新的對美政策。這在文革這種極左的年代尤其重要。 恰好就在這時，美國政府宣布出兵配合南越軍隊為切斷老撾境內的"胡志明小道"而發動的藍山行動。這正好給了中國一個對美國還以顏色的機會，又一次暫時放緩 了中美和解的步子。另外，中國國內的政局也在這時出現極大的變故。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與林彪交惡，兩人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毛在拋出陳伯達後，決心一不 做二不休，正忙於在黨內發動針對林彪的批陳整風運動。這牽扯了毛的主要精力，一時無暇他顧而把其他事情放在一邊，中美和解自然也包括在內。 這裡順便一提的是，現在流行這樣一種說法：林彪是反對中美和解的，如果不解決林彪的問題，就不會打開中美關係。毛澤東自己在九一二事件後就曾幾次講過這樣 的話。應該說，林彪對中美和解確實有所不滿。這其中既有因中美兩國長期嚴重對立而對美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也有在廬山會議與毛失和後的借題發揮。 不過，由於毛澤東一直在政治上獨斷乾綱，在文革年代中更是一言九鼎，任何人都難以對他作出的決策表示反對，包括林彪在內。 從作者在大陸期間所接觸過的官方檔案來看，林彪從未公開表示過反對中美和解。凡是經林彪審閱過的有關中美關係的文件，他都是批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或 者"照主席的批示辦"一類字樣。至於林彪對中美和解的不滿，充其量只是限於腹誹而已，關起門來在自己家裡和老婆兒女發發牢騷，諸如"周恩來跟美國人打交 道，是要吃虧，栽跟頭的"等。外人根本無從知曉，就是毛本人也是事後才知道的。 至於毛澤東之所以作如是說，不過是在為他錯選林彪做接班人找台階下罷了。事實上，毛在林彪事件後，絞盡腦汁尋找一切機會來洗刷這一點，甚至不惜公布 《"571工程"紀要》這樣惡毒咒罵自己的材料來達到這一目的，在政治上與林彪劃清界限。應該說，後來中國的外交之所以能夠在九一三事件後打開局面，在國 際舞台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與其說與林彪的垮台有關，不如說毛需要藉此轉移國內視線，以外交上的成功來掩蓋因林彪事件而引發的國內政治危機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