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毛澤東的寵臣柯慶施 twen 柯慶施是上世紀中葉中國政壇上名噪一時的風雲人物，在官場扶搖直上，連毛澤東都稱他“柯老”（雖然他比毛年輕九歲）。在當年中共眾多官僚中能享此殊榮被毛稱為某“老”者，即使不是唯一，也是為數極少的佼佼者之一。 我對柯慶施的最初印象是從他穿一雙布鞋引起的。那是全國學雷鋒的年月，我有一次在圖書館翻《人民畫報》，突然看到柯接見什麼代表時穿着非常樸素，特別是那雙很顯眼的敞口布鞋，是胡同里坐在街沿下象棋的老頭兒們穿的那種。我沒想到地位那麼高的領導人竟如此樸素，不由得對他肅然起敬起來。後來隨着閱歷的加深，讀了不少書籍資料，有了自己的獨立思考，對這位柯老的看法才漸漸改變，最後認定他原來是毛時代推行毛澤東極左路線的得力幹將，對他穿敞口布鞋也有了不同的解讀—那不過是在作秀而已。 還是回到正題。是什麼使柯慶施深得毛澤東如此恩寵呢？說穿了也就是個五字要訣：緊跟毛澤東。這看似平常的五個字真要做到家，裡邊的學問可海去了。要知道在那個伴君如伴虎的體制下，即使是忠臣良將，也保不準會有“今是座上賓，明為階下囚”的命運。彭德懷、陶鑄、賀龍、劉少奇、林彪等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麼。然而柯慶施卻把這五字要訣做活了，做得爐火純青，終成毛澤東倍加青睞的寵臣。他是如何做到的？還是先回顧一下那段歷史。 柯慶施是1922年就加入了中共的老黨員，而且是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見到過列寧的高幹。在很講究論資排輩的共黨文化氛圍中，這兩條無疑會為他加分不少。然而事實上在1949年以前，柯在中共黨內一直仕途沉浮，遭際坎坷。歷史上柯慶施從事過軍事活動，也幹過“白區”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等重要職務。但在1943年的“延安整風”中，柯慶施卻成為康生和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親自負責的重點“搶救”對象，並被定為“反革命分子”，飽受捆綁、批鬥之苦，其妻子也因不堪迫害而跳井身亡。延安整風運動使他深深體驗了中共黨內鬥爭的殘酷無情。柯慶施被整，主要是由於他在歷史上與王明的淵源，以及在中共北方局任職時與當時的書記劉少奇有矛盾。此後，柯慶施雖得到平反，但仍未受重用，只擔任過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財委副主任、石家莊市市長等職務。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柯慶施只官拜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這職位跟他的“黨內老資格”顯然不相稱。眼瞅着資歷比他嫩的人，一個個在新朝都已官居高位；中央的不說了，就說當時中共六個分局的書記高崗、鄧小平、鄧子恢、饒漱石、薄一波等，哪一個在黨內的資格有他老？因此他不免有些失落感。而那時柯已快到“知天命”之年，又不免有種緊迫感：如果再不迎頭趕上，一生的抱負就會付諸東流。柯慶施畢竟念過大學，腦子也轉的快，他縱向橫向一對比，很快便悟到了自己升遷不快的根本原因是過去書生氣太足，跟毛不緊。看看人家劉少奇，入黨不過早一年，原先也在白區工作，由於緊跟毛澤東，在七大提出了“毛澤東思想”並把它寫入黨章，一下子就升到第二把手，那是啥速度呵。毛主席早就說了，路線是決定一切的。啥叫“正確路線”？緊跟毛主席就是最正確的路線。 悟到這一層後，柯慶施就開始緊跟了。果然，他的仕途煥發出了青春，從此一帆風順。1952年10月，柯升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省政府副主席；1954年10月，調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後兼上海市市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58年5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65年1月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任命柯為國務院副總理。這一路下來，可謂春風得意，前途無量。 1957年反右初，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曾說：“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這是講得透底。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不久，柯慶施在另一會上對毛講的話進行了發揮，他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自我檢查，還常常會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以為了不起了。”反右運動中上海至少劃了1萬五千多名右派。 著名翻譯家傅雷被打成“右派”，夫婦雙雙被逼自殺身亡。著名軍隊作家白樺被打成“右派”並發配到紹興農村去勞動改造。這兩起案子都是柯慶施親自定的 柯慶施最風光的時候是在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階段。1957 年10月，“反右”運動的高潮剛過，毛澤東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 “多、快、好、省 ”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在這年11月毛又提出15年趕上或超過英國的設想。同年12月，柯慶施就在中共上海市一屆二次會議上作了題為《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長篇報告，提出要“批判右傾保守思想”，要“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促進建設事業的新高潮”。他還在報告中鼓吹“十五年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等等狂熱的胡話。柯的這篇報告備受毛澤東青睞，毛下令1958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即以“乘風破浪”為題，正式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口號。毛又下令《人民日報》轉載柯的報告，說是對全國“具有普遍意義”。1958年1月南寧會議上，毛又對柯的這個報告大加表揚，說“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柯慶施就是這樣揣摩毛澤東的心機，為毛的“大躍進”狂想在全國的推行當吹鼓手和開路先鋒。 就在這次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措辭嚴厲地批周恩來、陳雲1956年力主的“反冒進”，警告他們“離右派只有50米遠了”。 他取出柯慶施的報告當眾將周恩來的軍：“總理，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 周恩來和陳雲只有被迫在會上檢討認錯的份。會上，毛在講話中屢稱年僅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對柯多次讚譽有加。毛的這種“賞罰分明 ”的動作，使與會者的頭腦大大膨脹起來，紛紛表示要當“建設事業的促進派”。陶鑄等地方諸侯紛紛表決心說要“學習柯老，趕上柯老”。毛澤東利用南寧會議狠狠打壓了一度與他“頂牛”的幹部，為“大躍進”的展開掃平了障礙，而柯慶施成了南寧會議最風光的人物。 為了迅速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大躍進的高潮，毛澤東趁熱打鐵，接着於1958年3月召開了成都會議。會議形成了所謂“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其核心是一個“快” 字。毛在講話中提出要“破除迷信”，又在插話中畫龍點睛地說要倡導“正確的個人崇拜”。好一個“正確的個人崇拜”！柯慶施對毛的言外之意心領神會，馬上在會上提出一個振聾發聵的口號：“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為了討主歡心，作為知識分子的柯氏，這樣肉麻的話居然也能說得出口。打那以後，在中共黨內正式確立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地位，這比林彪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的造神運動還要早幾年。於是，柯慶施又為毛澤東立了一大新功。 1958年5月，在全面發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柯慶施作了關於“文化革命”的發言，重申了大躍進的“豪言壯語”。他說：“在十五年內我國將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超資本主義國家，同時在文化建設方面我國也將隨着經濟建設的發展達到繁榮，人們的精神面貌將大為改觀”。柯還把毛澤東的烏托邦設想加以具體化，他說：“那時中國人人都是大學生；蒼蠅、蚊子、臭蟲、老鼠、麻雀等有害的小東西都將斷子絕孫；全國的體育運動員將以萬萬人計，在世界運動會上項項名列前茅；農村每個生產隊、組都有自己的李白、魯迅和聶耳，都有自己的梅蘭芳和郭蘭英……”。今天我們看到這些昏話胡話會覺得匪夷所思，但當時毛澤東卻聽得心花怒放，他對柯慶施如此機靈敏捷和富有“創造性”更加欣賞。毛澤東在幾次大會講話中，屢屢稱讚“柯老”，欣喜之情溢於言表。而周恩來和陳雲則不得不就前年的“反冒進”再次在大會當眾檢討。 功夫不負有心人，柯慶施緊跟毛澤東收到了立竿見影之效：在緊接着舉行的八屆五中全會上，由毛澤東提議，柯當上了政治局委員，正式進入中共最高權力中心。不僅如此，毛出於對“反冒進”的周恩來的不滿，甚至一度想用柯慶施取代周恩來。柯最終雖然未能如願取代周當上總理，但明白自己在毛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這位封疆大吏更加認準了一條鐵律：緊跟毛澤東就是“勝利”，他幹的更歡了。 事實說明，柯慶施對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起了全力支持、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長，“大躍進” 的瘋狂所造成的嚴重惡果很快在1959年就已然顯現。全國浮誇成風，“共產風”橫行，尤其是農村糧食減收，但“公糧”的高徵收卻愈演愈烈，許多地方出現了餓飯甚至餓死人的現象。黨內外對此怨聲載道。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不得不召開廬山會議。毛的本意是“糾左”，“讓大家開懷暢談，總結一下經驗教訓，以便繼續鼓勁幹下去”。不料性格直率的彭大將軍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大躍進”進行了批評；7月21日張聞天又在大會上作長篇發言，從理論上闡述了“大躍進”的極左的危害性。這一下使毛澤東急眼了，認為這是對他的挑戰，於是龍顏大怒。7月23日毛在大會上作了一席針對彭、張等人的上綱上線的嚴厲批判，使廬山會議由本來就不堅決的“糾左”突然變成“反右”。柯慶施知道毛開這次會的初衷，所以上山時帶來的材料都是“糾左”的。但毛講話後，他立馬派人星夜趕回上海去取來“ 反右”的材料。會議的後幾天，柯慶施猛烈攻擊彭、張等“右傾反黨分子”，言語尖刻，還暗藏玄機。 柯的這場表演活脫脫地勾畫出一個變色龍和馬前卒的形象，為正義之士所不齒。但他個人卻心有榮焉，因為他又為毛立了一大功。 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掀起的“大躍進”狂飆非但沒有降溫，反而愈加猛烈，最終導致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年大饑荒。對這場大災難，毛澤東固然是始作俑者，但柯慶施和毛手下的一批極左干將如李井泉、吳芝圃等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大躍進前後，柯在工農業政策和公共食堂等問題上都非常激進，對毛澤東的決策起了誤導的作用。例如，在公共食堂問題上，柯鼓吹“敞開肚皮吃飯”；在工業方面，他誇口中國東部五省在1958年就能生產800萬噸鋼，使當年全國鋼產目標提高至1070萬噸。由於他領導的華東區首先颳起鋼產量計劃指標的浮誇風，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災難性的“ 大煉鋼鐵”運動。 大災難發生後，柯慶施秉承毛澤東的意旨，對“大躍進”的錯誤不但不反省，反而在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針對劉少奇主持起草的“把困難、錯誤說透”的《書面報告》，提出了一連串的責難，竭力為毛辯護，不遺餘力地堅持 “大躍進”的“正確性”，打擊對“大躍進”持批評態度的人。 大躍進的失敗，加上六十年代初開始的中蘇交惡，使毛澤東把注意力從經濟領域轉向所謂“階級鬥爭”，“反修防修”。1962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重提階級和階級鬥爭，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毛還表達了對文藝部門的不滿，認為 “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 文藝舞台。於是柯慶施又聞風而動，向毛進言《海瑞罷官》是借古諷今。這為以後江青以上海為基地勾結張春橋、姚文元大批《海瑞罷官》，進而掀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埋下了伏筆。1963年1月，柯慶施在經過精心準備之後，喊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口號，為毛的極左文藝路線推波助瀾，而且為江青染指文藝領域和以後登上中國政治舞台造勢。 以上事實表明：柯慶施在五、六十年代之所以大受毛澤東賞識提拔，在官場扶搖直上，最根本的是因為緊跟毛澤東，對毛的指示不但心領神會、堅決照辦，而且善於揣摩聖意，時不時搞出一些新名堂，令毛高興賞識；對毛的“烏托邦”空想亦步亦趨、推波助瀾，委實成了毛澤東手裡一個得心應手的“馴服工具”。 當然，在毛澤東時代，獻媚邀寵者不獨柯慶施為然。從中央到地方，中共官場沁淫着“柯慶施現象”，而封建主義式的獨裁專制制度是滋生大小“柯慶施”的沃土溫床。 1965年1月柯慶施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以副總理之尊兼掌上海和華東局，堪稱名副其實的“華東王”。然而，正當柯慶施春風得意大展宏圖時，沒想到老天不遂人願。1964年春他發現肺癌，經手術切除後，不得不休假療養，到1965年4月9日竟去世了。根據有些資料分析，柯這麼快去世是由於一個偶然事件引起的。那是4月5日晚上，“西南王”李井泉在金牛壩招待所擺下盛宴，熱情招待到成都視察的朱德、賀龍，再加柯慶施（柯是3月到成都療養的）。幾個人推杯換盞，邊吃邊聊。柯雖是南方人，但酒量卻不讓北方大漢，這頓酒席他放開肚子從晚6點一直吃到9點。宴罷回到自己住的套房，臨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不成想他的身體經不住這番折騰，當晚就引起了急性出血性胰腺炎。雖經北京、上海和四川最有名的專家積極救治，但還是回天乏術，終於在4月9日下午不治去世，時年63歲。毛澤東對這個得力寵臣的“英年早逝”自然十分惋惜，在悼詞裡給了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毛主席的好學生”的至評。 我確實相信柯慶施這麼快去世是一個偶然事件。柯作為黨國要人，有頂尖的專家治療組加上最好的醫療條件，經過一年多的療養健康已有很大起色，如果不是偶然事件，再活二十年是完全可能的。 問題在於，如果柯慶施再活二十年，會對中國的社會發展造成何種後果？下面給出一些粗線條的設想。 －文革初，中央的權力布局將會是毛、林、周、柯。陶鑄進入最高核心沒戲。 －中央文革的首領非柯慶施莫屬。 －9.13事件後，柯慶施會迅速取代林彪成為毛的接班人。 －鄧小平根本沒有復出的可能（鄧很可能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 －周恩來在9.13後的政治壓力會減輕，但他會多一個婆婆。 －華國鋒根本不可能入主中南海。 －先帝駕崩後柯繼大位，“柯主席”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掌控大權。毛遠新很可能會成為下代接班人。 －中國呢？中國會“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繼續前進”。若果如此，則中國的現狀即使不比北韓差，也決然不會好到哪裡去。 於是可以這樣說：柯的早逝雖然是他本人和家屬的不幸，但對中國人民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柯慶施的“英年早逝”讓中國有機會走向不同的社會發展方向。 天佑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