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修行坎就是民族的和解與平等。 達賴喇嘛始終自稱是佛教徒，而佛教強調眾生和解、無諍、平等， 然而達賴喇嘛始終越不過這個最基本的坎。所以，筆者從來不認為達賴喇嘛是個大修行人。 比如，達賴喇嘛說漢人進藏破壞了藏人的文化和信仰，這種說法實際是政客的說法，客觀上挑動了民族間的分別心甚至是仇恨心，完全不是一個有修證的佛教徒的說法。 試問，漢人怎麼就不能進藏？達賴喇嘛手下的一大批人不也在國外安營紮寨了嘛？而且，達賴此說法很容易造成 “漢人邪惡、漢傳佛法低”的印象—不論達賴是否真有此意，然而實際效果就是如此。現在很多洋人們就把達賴或藏地奉為佛法正宗。 達賴喇嘛在攻擊毛澤東的時候，用毀滅文化來攻擊，還曾修誅法來滅毛；而攻擊鄧時，則又稱毛是“理想主義者”。達賴的這種方式，不能視為佛教上的“善巧方便語”，而應視為“綺語”。應該說，鄧對達賴喇嘛比毛對達賴喇嘛要尊重和看重的多，可6-4時達賴照樣打了老鄧一耳光，還因此得了諾獎。這證明，無論毛還是鄧，都被達賴按鬥爭策略需要視為敵人或朋友，事實上達賴真正關心的，是藏族如何不受漢族影響並和漢族徹底分開。達賴所謂贊成“一個中國”，卻又要求漢人離開藏地，有這種剝奪同一國內公民自由居住權的佛教徒嘛？ 有人說，達賴是唯一和平解決西藏防止“藏青會”暴力傾向的人。這種論調也太高看和善看達賴了。沒有達賴的“漢正滅藏”的理論，“藏青會”就不會這麼快地發展到今天。因為，藏青會接受的西方反華教育與達賴的“漢正滅藏”同出一轍。而且，到了今天，“藏青會”的暴力傾向正好是達賴顯示和平的階梯，兩者相輔相成，渾然一家。 達賴正在中國建設過程中的階級矛盾和階段性失誤導向萬劫不復的民族矛盾，這是對佛法的無情破壞。 達賴喇嘛名氣和影響比毛時代可是越來越大了，原因是什麼？這裡散論兩條。 1、 毛時代對達賴喇嘛的態度是：壓根不把達賴喇嘛當個大人物，洋人們誰愛接見誰就接見，和我沒什麼關係。毛澤東不是說了嘛：達賴喇嘛出去無非就是說我們宗教不自由了，我們滅絕西藏文化了，等等，讓他出去好了。毛澤東還斷言達賴喇嘛出去60年後因為沒有實際權力做寓公太久還會求着老共回中國。 其實，如果老毛真的不想讓達賴出去，達賴就出不去。現在達賴的宗教隨從說“達賴修了什麼什麼法”使得天空飛沙走石，遮天蔽日。這麼說就不好考證了，因為毛畢竟是凡人，而達賴不是凡夫。 毛時代由於不把達賴喇嘛當回事，所以在西方的利用價值就不高，在洋人那裡也成不了什麼外交籌碼。 鄧時代對達賴喇嘛本着與國際接軌以及外交更加靈活的方針，非常在意達賴喇嘛了。鄧共很幼稚，以為和毛共反着做就可以得到達賴喇嘛的回心轉意。實際上，既然達賴喇嘛能攻擊毛澤東“用漢人消滅藏文化”，挑起民族矛盾，就不會關心是哪個漢人執掌中國政權。所以，鄧對達賴喇嘛熱乎了十年，可達賴喇嘛並未領情，反而在6-4老鄧需要人撐腰的時候打了老鄧一把掌，得了諾獎，老鄧到死也不明白怎麼回事。 只要達賴喇嘛到哪，鄧共時代的領導人就抗議到哪，這反而使達賴喇嘛得到重視。就象我們寫文章或上網，有人罵或有人夸都是好事，最怕的是靜悄悄的沒人當回事。鄧時代也許想通過攻擊達賴喇嘛證明自己是愛國主義，然而效果剛好相反。當洋大人知道你在乎接見達賴喇嘛時，於是接見就成了洋大人手裡的籌碼。 其實，鄧時代的領導人缺乏一種蔑視西方態度的策略和勇氣：你愛接見誰就接見誰，我壓根不當回事。你達賴想回國，那就按普通人一樣先向政府提申請，先解釋當年為何非法出境再說，在把非法出境的問題解決之前，哪能容許你來和我談什麼回國條件！當初你自己要跑出去的，現在倒是理直氣壯地責怪我不讓你回國了。 鄧時代領導人對達賴喇嘛的唯一做對了的事情反而是被洋人稱為不務實缺人道的地方：達賴喇嘛想回國靠打白條實現空手套白狼把幾十年辛勞建設的西藏拿到手，可鄧共就是不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