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抵禦日本侵略進行備戰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從那時起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蘇聯和美國是先後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並進行合作的主要國家。本文主要從中國的角度來考察這段歷史，並着重探討兩方面問題：第一，中國與上述三國進行合作的背景及國民政府在尋求外國援助時主要的軍事、外交和內政考慮；第二，這三個國家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的過程、規模及其在中國抗戰中的作用。本文在結論部分，對中德、中蘇、中美三種不同的合作模式進行了比較。�� 一、德國顧問與德國軍火輸華 1937年夏季抗日戰爭爆發時，南京國民政府指揮的中央軍是由德國軍事顧問訓練的，其中最精銳的“示範軍”裝備的是清一色的德式武器，中國主要的兵工企業依靠德國設備進行生產，甚至連中國的防禦計劃也是由德國軍事顧問制訂的。中日開戰後的第一場重大戰役“八一三”淞滬抗戰，大約有70名德國軍事顧問參與指揮，以致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將這一仗直呼為“德國戰爭”（TheGermanWar）。 考慮到納粹德國與日本的關係，這一幕似乎是奇特的；然而，這奇特的一幕自有其歷史的緣由。�� 中德之間的交往始於清王朝末年。那時，德國是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之一，中德關係的基礎是不平等條約體系。在中德關係的早期發展中，德國便是向中國輸出兵工技術、製造設備、艦船和軍火的主要國家之一。民國初年，德國占據着中國軍火市場一半以上的份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德兩國間的軍火貿易得到迅速恢復，到20年代中期，德國再次占據了軍火輸華排行榜的首位。�� 1927年4月，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這為中德之間開展軍事和經濟合作提供了新的機會。早在１年以前，當蔣密謀反蘇反共政策時，他就委託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曾留學德國的朱家驊物色適當的德國人選，以便日後與蘇聯決裂之時讓德國人取代蘇聯軍事顧問。 蔣之所以青睞於德國人，直接原因是他認為德國軍隊訓練有素、武器精良，可作為改造中國軍隊的借鑑；更深層的原因是他對德國人的好感與欽佩。青年時代，蔣即認為中國應向德國學習，主張把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作為指導中國實現統一的原則。後來，他甚至提出了一個口號：“德國民族的偉大精神乃是我們未來的榜樣。”現實的需要加之由來已久的精神崇拜，使蔣介石堅定了聯德的決心。1927年底，蔣在上海與朱家驊推薦的德軍退役上校鮑爾會面，進行了為時一周的長談。鮑爾就中國的軍隊建設和經濟復興提出不少建議，得到了蔣的賞識。�� 1928年，組織德國顧問團的計劃付諸實施。3月，南京政府派出以陳儀為首的代表團由鮑爾陪同赴德考察。代表團有兩項任務，一是吸引德國大企業和財團加入中國的復興工作，二是聘請德國顧問、尤其是軍事顧問來華服務。這個代表團在德國進行了廣泛的活動，並同克虜伯、西門子等大公司簽訂了包括軍火在內的價值100萬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貿易合同，這是南京政府第一次從德國訂購大批軍火。當年11月，一個德國顧問團終於組成並啟程赴華。值得注意的是，來華服務的德國人均以私人身份直接受聘於蔣介石，顧問團並沒有得到德國政府和軍方的承認。按照《凡爾賽和約》有關規定，任何德國公民即使以私人身份充當別國軍事顧問都是非法的，因此德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異常小心謹慎。但不管怎麼說，南京政府與德國方面的軍事經濟合作由此開始。�� 鮑爾理所當然地成為在華德國顧問團的第一任團長，在軍事方面，他除提交了一些建議、初步組建起一支教導隊外，主要任務是協助蔣介石打內戰。1929年5月，鮑爾因在內戰前線染上天花去世。從1930年5月至1934年5月，佛采爾受聘任德國顧問團團長。在華4年期間，佛采爾除協助蔣介石進行內戰和“圍剿”紅軍之外，也參與了中國軍隊兩次對日作戰的軍事部署與指揮工作，即1932年初上海的“一·二八”淞滬抗戰和1933年初熱河的長城抗戰。佛采爾任內，在華德國顧問團的活動開始得到德國官方的重視和支持。繼佛采爾之後來華出任總顧問的是在德國享有“國防軍之父”美譽的漢斯·馮·塞克特將軍，蔣介石對他倍加推崇和信賴，委之以極大的權力，甚至規定當他本人不在時塞克特具有代表他發布命令的全權。在短暫的10個月任期內，塞克特集中精力於加強中國的國防能力。應蔣介石的要求，塞克特還設計了從上海到南京間的江南國防工事，這條被稱為“東方興登堡防線”的工事是中國抗日國防的一項重要工程。1935年3月，塞克特因健康原因離華，他的助手法肯豪森將軍接替他的職務，成為最後一任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一直採取積極支持中國抗戰的態度。他認為，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列強沒有聯合或單獨干涉日本侵華的可能，中國必須傾全力自衛。他主張，當中國軍事力量尚不足以進行現代化戰爭時，可考慮“用持久戰抗敵”，同時應將四川省作為抗日的“最後防地”。在整軍備戰方面，法肯豪森繼續其前任確定的三項主要工作：訓練一支精銳的機動部隊、加強長江一線的布防和加快中國國防工業建設。�� 隨着德國顧問在華工作的展開，南京國民政府從德國購買軍火物資、引進軍工設備的規模也不斷擴大。這個過程以1934年為界，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雙方的交易基本採取“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方式。南京政府購買的軍火以槍械等輕武器和彈藥為主，多用於內戰，只是為裝備德式“示範軍”訂購了少量重型武器。由於中方外匯儲備有限，軍火貿易的規模受到相當限制。後一階段，雙方改為實行易貨貿易，這使得中國得以向德國訂購大批軍火，以彌補國內兵工生產的嚴重不足。1934年8月，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孔祥熙與塞克特的好友、德國商人漢斯·克蘭秘密簽訂《中國農礦原料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簡稱《中德易貨合同》）。根據該合同條款，中國可先行向德國訂購軍火物資及軍工設備，然後再以農礦產品償還。由於有了這種易貨貿易合同，中方採購額迅速擴大。至1935年底，南京政府在德國訂購的軍火物資總價值已超過1億馬克。 從訂貨的種類來看，防空炮、野戰炮、坦克車等數量明顯增加，這些武器顯然為對日作戰所需。同時，為啟動塞克特提出的發展中國國防工業的計劃和滿足對德出口礦產品的需要，中國也增加了工業設備的進口。 1936年4月，中德兩國政府簽訂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這個合同實際是將先前南京政府與克蘭簽訂的合同升級為兩國政府間的合同，同時由德國政府向中國南京政府提供1億馬克的貨物信用借款。對國民政府來說，政府間的新合同無疑比同私人簽訂的老合同更有利，特別是從加強國防的角度來看；但對德國政府來說，這只是一筆生意而不牽涉政治立場。當時，納粹德國正在加速重整軍備，其陸軍需要在中國檢驗其新式武器，國防經濟部門需要獲取並貯藏中國的戰略礦產原料，工業巨頭及軍火商人需要向中國推銷其產品並擴大銷售，這幾方面形成了推進對華貿易的主要力量，並促使納粹政府從後台走到前台。1937年6月，國民政府派遣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及海軍部長陳紹寬赴德洽商軍火貨物交換及聘用德國軍事技術人員等事項，德國政府再次肯定了易貨貿易的原則，並表示願調遣軍事和技術人員來華服務。這次訪問的結果表明，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夕，中德之間仍保持着友好關係。�� 1936年和1937年是中方購買德國軍火的高潮。中國從德國訂購的海陸空軍裝備及軍火物資種類繁多，大到飛機潛艇，小到手槍子彈，幾乎無所不包。據有關報告，自1934年8月中德易貨合同實施後，中方對德訂貨（包括軍火和軍工設備）總值為3.89億馬克，已實施的長期訂單為1.4億馬克，截至1937年10月，由德國運抵中國的軍火為5000萬馬克。隨後在11月，應中方緊急訂貨，德方從其國防軍裝備中抽調了5300萬馬克軍火啟運來華。12月，德方又啟運了兩批包括十幾架俯衝轟炸機在內的共值4400萬馬克的軍火來華。如此看來，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初階段，至少有1.44億馬克（按當時匯率約合5816萬美元）的德國軍火物資運抵中國，這對加強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無疑起到很大作用。�� 中日戰爭爆發後，德國軍事顧問們是忠於職守的，但德國顧問團經10年努力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卻在幾個月之內就喪失了。1937年7月5日，即七七事變發生前兩天，法肯豪森以總顧問的名義向中方發出一份建議，要求立即將整訓完畢的國防軍開赴華北各國防戰略要地，以備不時之需。盧溝橋事件發生後，法肯豪森先是受蔣介石委派赴華北前線同中方指揮官會商抗日作戰方案，隨後又不顧德國政府禁令趕赴上海參與指揮圍殲當地日本駐軍的戰役。8月13日，國民政府發起一場“先發制人”的打擊，擔任主攻任務的第87、88師正是德國顧問一手調教的精銳部隊。“八一三”淞滬抗戰持續了3個月之久，經德式訓練的中國軍隊在日軍攻擊下顯示了較強的戰鬥力。但是，11月初，當日軍增援部隊在杭州灣登陸之後戰局急轉直下，上海防禦戰遭到慘敗。在中國軍隊潰退的過程中，耗資100餘萬元修建的“東方興登堡防線”未發揮任何抵抗作用就被拋棄了。南京失守後，德國顧問團大多數成員隨國民政府撤往武漢，此後他們實際上已沒有多少工作可做。�� 中日戰爭迅速升級並趨於曠日持久，意味着德國顧問團在華使命的終結。雖然在戰爭初起時德國宣布中立，並向中方表示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同中日衝突沒有任何關係；但隨着戰爭的擴大，德國的中立實際已難以維持，中德之間的矛盾日益顯露。1937年10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德國政府通過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中日衝突。這次調停失敗後，德國政府接連採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關係急轉直下。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國將正式承認“滿洲國”。3月，德國單方面決定中止已實施多年的中國軍事學員赴德訓練的合作項目。4月，戈林下令禁止對華輸出軍火，德國外交部向中方交涉召回全部在華軍事顧問。6月下旬，為迫使顧問們儘快離華，德方發出極其嚴厲的訓令：凡不遵從者，“即認為公然叛國，國內當即予以取銷國籍及沒收財產處分”。隨後，德方以中國未能如期允准全體德國顧問離華為由先行召回駐華大使陶德曼，此後再未派出駐華大使。7月5日，以法肯豪森為首的德國軍事顧問團離華返德。�プ�1938年起，國民政府為挽回中德關系所作的外交努力幾乎無一奏效，唯一的例外是德方又放行了一批軍火。當年7月，經過中方有關人員和德國廠商的多次遊說，德國政府最後默許將禁運前中方訂購而應於７月交貨的軍火轉交芬蘭公司啟運。在維持了幾年冷淡的關係之後，1941年7月1日，德國正式承認南京汪精衛政權，重慶國民政府終於宣布與之斷交。�� 二、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援助 1938年6月，在德國軍事顧問即將從中國撤出的時候，27名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抵達中國，幫助中國抵禦日本的侵略和擴張。�� 蘇聯軍事顧問第一次來華服務是在中國大革命時期。1923年至1924年期間，蘇聯在援助孫中山領導的南方革命政權的同時，又與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關係。1927年，蘇聯對華關係遭到雙重挫折：4月，蔣介石在北伐中途公開實行反蘇反共政策，致使蘇聯與即將取得全國政權的國民黨之間的關係破裂；幾乎與此同時，北洋軍閥張作霖在北京強行搜查蘇聯駐華大使館，引起蘇聯政府的嚴重抗議並撤回駐華代表。1929年7月，中蘇兩國因中東鐵路發生衝突，雙方關係完全斷絕。��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占領了中國東北，同時也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共同的敵人促使中蘇兩國重新接近，1932年12月12日，兩國恢復了中斷幾年的外交關係。但是，雙方的矛盾和互不信任依然存在，這就使得中蘇關係的調整舉步維艱。其中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兩國是否需要簽訂一個互不侵犯條約。1933年5月，中蘇兩國開始就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問題進行磋商，但不久便因蘇聯向日本出售中東鐵路等問題而擱置，南京政府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沒有意義。1935年後，面對日本向華北的不斷擴張，南京政府不得不再次調整對蘇政策，實行“聯蘇御日”的方針。為此，蔣介石陸續派人向蘇方試探，希望兩國越過互不侵犯條約，直接簽訂互助條約。�� 但是，蘇聯政府堅持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表示願意在簽訂這一條約之後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蘇聯人擔心，簽訂互助條約很可能把蘇聯拖入對日戰爭，而南京政府正想把抗日重擔轉嫁到蘇聯身上。��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國民政府別無選擇，中蘇兩國終於在1937年8月21日簽署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儘管蔣介石一再表示，他反對將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與蘇聯軍事援助掛鈎，但事實上，正是這個條約奠定了蘇聯援華抗日的政治基礎。《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蘇聯立即採取積極行動援助中國。蘇聯的戰略目標十分明確，即通過中國的有效抵抗來拖住日本，使其無力侵犯蘇聯遠東地區。�� 在《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前夕，國民政府就向蘇聯發出了援助請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國民政府立即派出以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楊傑率領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對外稱“考察蘇聯實業團”）赴蘇尋求援助。蔣介石給楊傑布置的任務是：促進蘇聯參戰，也即是促成中蘇互助協定，最低希望為“俾蘇方源源接濟我軍用品”。對於中方援助軍火的要求，蘇聯迅速作出反應。據《楊傑日記》所載：蘇方“對於所需各物，儘量一次給與，且開價極低，一切願望中國勝利之熱誠處處表現”。蘇聯提供的第一批飛機和軍火等物資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間陸續運到中國，主要有軍用飛機297架、各式火炮290門、坦克82輛、汽車400輛及各類零配件和大量槍枝彈藥，總值為485574436美元。僅此第一批，蘇聯提供的飛機、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就超過了德國，其中一些是蘇聯所能提供的最好裝備。�� 中國抗戰期間，蘇聯援華軍火的絕大部分是利用蘇聯對華信用借款支付的。蘇聯對華信用借款共有三筆，總計為2.5億美元，中方前後共分9次動用。其中，第一、第二筆借款總計1億美元，分5批動用，至1939年9月1日全部用完。第三筆信用借款，自1939年9月1日至1924年間，動用4批，總計略超過一半。蘇德戰爭爆發後不久，蘇聯對華第三筆信用借款的使用便告停止。這樣，中國實際使用的蘇聯信用借款約為1.73億美元。 蘇聯不僅向中國提供了優惠的信用借款，還以大大低於當時國際市場的價格向中國提供武器軍火。據《顧維鈞回憶錄》記載，立法院院長孫科1939年第二次訪問蘇聯歸來後，從莫斯科得到了一筆新的1.6億盧布的貸款，按國際價格，這相當於4億盧布，因為蘇聯給中國訂貨所定的價格特別便宜。例如，每架飛機的價格折算成美金僅3萬元，裝備每一個中國師的費用僅合中國貨幣150萬元。這些條件都是由斯大林和蔣介石互通電報商妥的。據統計，截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時止，中國利用蘇聯信用借款所購買的飛機及主要軍火物資為：各類飛機904架，其中輕重轟炸機318架，坦克82輛，汽車1526輛，牽引車24輛，各類大炮1190門，輕重機關槍9720挺，步槍5萬枝，步槍子彈16700多萬發，機槍子彈1700多萬發，炸彈31100顆，炮彈187萬多發，以及飛機發動機及全套備用零件，汽油等軍火物資。 向中國派遣空軍志願人員是蘇聯援華抗日的一個重要行動。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中國空軍約有作戰飛機300架。當年8月中旬淞滬抗戰開始後，明顯處於劣勢的中國空軍進行了殊死戰鬥，至11月底中國空軍僅存作戰飛機30架左右，完全喪失了作戰能力。在國民政府發出緊急求援後，蘇聯政府迅速從蘇聯空軍中調撥出飛機交中國使用。第一批飛機於10月22日飛抵中國，隨同來華的蘇聯空軍志願隊是一個殲擊機大隊和一個轟炸機大隊，共計254人。�� 蘇聯空軍志願人員來華後立即擔負起兩項任務：一是直接參加對日空戰和轟炸，二是培訓中國飛行員和航空技師，重建中國空軍。12月初，在南京保衛戰關鍵時刻，蘇聯空軍志願隊投入戰鬥。此後，蘇聯空軍志願隊在上海、南京、武漢、蘭州、西安、重慶、成都等地多次執行空中作戰任務，並奇襲台北，給日本空軍、海軍及地面部隊以重大打擊。據國民政府當時的統計，從1937年8月至1941年，蘇聯空軍志願隊與中國空軍共擊落擊毀日機1049架。另據台灣學者統計，蘇聯空軍志願隊共參加過25次戰役，擊落日機100餘架，炸沉日軍艦船70餘艘。從1937年秋季至1939年夏季，先後來華的蘇聯空軍志願人員（包括航空技師）有700多人，他們當中有200多人為中國的抗日戰爭獻出了生命。與此同時，蘇聯教官還為中國培訓了1000多名飛行員和8000多名航空技術人員。1939年夏季，歐洲形勢日趨緊張，蘇聯空軍志願人員分批回國。此後，只留下少數蘇聯空軍顧問和教官在蘭州、伊寧等地繼續從事對中國空軍人員的培訓工作。�� 隨着蘇聯援華規模的不斷擴大，1938年6月，應國民政府的請求，蘇聯又向中國派遣了高級別的軍事顧問。抗戰期間，蘇聯派往中國的軍事總顧問前後共四任，最初由1937年11月來華的蘇聯使館武官德拉特文兼任，此後擔任這一職務的是切列潘諾夫（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卡恰諾夫（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崔可夫（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蘇聯軍事總顧問隸屬於最高統帥部，在總顧問之下建立了覆蓋國民政府軍隊各戰區、各兵種的顧問機構。派遣來華的軍事顧問都是蘇軍中比較優秀的軍官，具有較高的軍事理論素養和較豐富的作戰經驗。根據蘇方史料，至1939年10月在華軍事顧問已達80人，至1941年初更增加到140人。從1937年至1942年間，先後來華工作的蘇聯軍事顧問有300多人，而蘇聯軍事顧問、專家、技術人員加上志願飛行員等，總數大約有5000人。經由蘇聯顧問和教官培訓的中國軍校學員大約有9萬人。�� 蘇聯軍事顧問的工作主要是兩大項，訓練國民政府軍隊和參與重大戰役作戰計劃的制定和實施。在空軍、炮兵與坦克兵等技術兵種中，蘇聯顧問和教官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1938年至1941年間，蘇聯軍事顧問參與了中國正面戰場幾次重大戰役作戰方案的制訂，但蘇聯顧問的建議很少被國民政府軍事當局完全接受。唯一的例外是緊接反攻宜昌展開的第二次長沙會戰。這一次中國軍事當局完全接受了蘇聯顧問制訂的作戰方案，使日軍遭到重創，被迫北撤，暫時放棄了南進的企圖。�� 蘇聯在援華過程中謹慎地避免觸及中國內政中的敏感問題，最重要的一點是堅持將全部援助都給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援華初期，蘇聯曾考慮贈予中共領導的八路軍一些武器。但蔣介石對此極其敏感，他曾幾次致電在莫斯科的楊傑和孫科，要求他們對任何“以俄貨直接由俄接濟共黨之說”，必須“嚴詞拒絕，切勿贊同”。對這個問題，斯大林的態度也十分現實。在崔可夫來華前夕，斯大林曾直截了當地對他說：照理，中國共產黨要比蔣介石對我們來說更親近些。照理，主要援助應該給予他們。但是，這種援助看起來是向一個與我們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輸出革命。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地位還不鞏固。蔣介石則有美國和英國的援助。毛澤東是永遠得不到這些大國的支持的。由於有蘇聯的援助加上英美盟國的援助，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住它。 斯大林的戰略是讓中國拖住日本以避免日蘇戰爭，而蔣介石對蘇政策的最高目標是蘇聯參戰。為此，國民政府作出了持續不斷的努力。蔣介石本人也曾兩次急迫地請求蘇聯出兵。第一次是在1937年10月至11月間。當時，上海的戰事正處在僵持之中，而九國公約組織即將在布魯塞爾召開會議討論中日衝突。10月22日，蔣介石致電駐蘇大使蔣廷黻詢問蘇聯的參會方針，他十分關心的問題是“如會議失敗，我國用軍事抵抗到底，蘇俄是否有參戰之決心，與其時間”。11月11日，斯大林接見楊傑、張沖，就中方請求蘇聯參戰問題作出鄭重答覆：“蘇聯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蘇聯尚未到與日開戰時機。”兩周以後，蔣介石又親自致電斯大林，呼籲蘇聯“在當前關鍵時刻”出兵，“給中國以生存的幫助”，“挽救東亞危局”。自然，這一呼籲毫無作用。第二次是在1938年夏秋之交。當年７月，蘇日軍隊在中蘇邊境張鼓峰一帶發生衝突。8月，中日軍隊在武漢地區展開大會戰。此時，蔣介石再次向蘇聯提出締結互助條約的問題，希望促使蘇聯儘快出兵。9月中旬，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答覆說，只有出現以下三種情況蘇聯才能參加對日作戰：（1）如果日本進攻蘇聯；（2）如果英國或美國參戰反對日本；（3）如果國際聯盟責成太平洋地區各國參戰反對日本。這實際是明確拒絕了蔣的要求。�� 1941年，多方面原因促使中蘇關係迅速趨於冷淡。1月，發生了國民黨軍隊圍殲中共新四軍的皖南事變，這使得蘇聯不得不出面干預，並以停止援助來向蔣介石施壓。4月13日，在看清日本已無意北進之後，蘇聯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此後，蘇聯已無暇東顧。1942年2月，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奉召回國，這可以看做是蘇聯援華抗日政策告一段落的標誌。此時，中美已經結盟，蔣介石也不再打算繼續邀請蘇聯顧問來華。事實上，仍有一些蘇聯顧問和專家留在中國，直至1944年5月由於新疆問題引起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政府才將他們全部召回。蘇德戰爭結束後，蘇聯按照《雅爾塔協定》於1945年8月出兵中國東北地區，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 三、中美結盟與美國租借物資援華 1941年12月8日（美國時間12月7日），日軍襲擊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元旦，美、英、蘇、中等26國共同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中國被列為世界“四強之一”，並與美國正式結為同盟。中美結盟似乎再次印證了長久以來的一種說法，即中美之間存在着一種“特殊關係”。但事實上，中國和美國原本是兩個相當疏遠的國家，長期以來它們各自處於對方對外關係的邊緣。如果不是日本瘋狂的擴張和侵略的推動，它們在相互接近的道路上很可能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1931年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日本對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公然挑戰，但美國面對國內嚴重的經濟危機，對中日爭端推行的基本是一種任隨事態發展的不介入、不干預政策，甚至還想在某種程度上改善美日關係，以避免衝突。美國袖手旁觀的態度並不奇怪，因為它在中國並沒有什麼需要保護的特殊利益。�� 20世紀30年代上半期，出於經濟上的考慮，中美之間的距離被拉近了一點。1933年5月，中美之間簽訂了一筆價值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協定。1935年5月，中美兩國財政部又以備忘錄和換文形式達成了一項白銀協定。美國還參與了中國航空業的起步，這是與中國國防建設有關的唯一方面。1932年美國空軍上校裘約特率領顧問團來華，協助中國建立了中央航空學校。從1933年至1937年，美國一直是中國最主要的飛機供應者。在抗戰爆發後的頭半年裡，仍有279架美制飛機運抵中國，此後才急劇減少。儘管美國在幫助中國發展航空業時謹慎而低調，但它畢竟在中國空軍的萌芽階段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七七事變之後，國民政府最初並沒有向美國伸出求援之手。蔣介石的設想是通過短暫的抵抗引起英、法等西方國家出面干涉，儘快結束中日衝突。當時，中國外交工作的重點在英國而不在美國。九國公約會議和陶德曼調停相繼失敗之後，國民政府才認真考慮制訂戰時外交政策的問題。1938年，經過一番討論，國民政府最終確定了以爭取美國為中心的戰時外交方針。6月9日，蔣介石把中國戰時外交方針綜括為以下幾點：（一）對英美應有積極信賴的方案提出，應運用英美之力，以解決中日問題；（二）對蘇俄應與之聯絡；（三）對德應不即不離。為儘快加強對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國民政府派遣胡適出任駐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電胡適，列舉對美方針，計有四項內容：（一）促成美國修正《中立法》；（二）儘快爭取美國財政援華；（三）促請美國對日實行“隔離”政策，限制美日貿易；（四）期待中美英三國在亞洲合作，並以美國牽制英國，防止歐洲戰爭爆發後英日妥協。這份電報表明國民政府已形成明確的對美政策，美英之間已以爭取美國為主。此後，這四個方面就成為中國對美外交的主要任務，中美接近的過程由此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