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澤東 ★★★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澤東 一、政治現象背後的私生活因素 二、從多疑到妄想：毛澤東對“政變”的恐懼與“文革”的演進 三、毛澤東的政治幻想：左右毛主義的重要因素 【注釋】 現 代心理學認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種思維屬性，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理性起着極大的作用。但是，人的精神生活並非純理性的，人們同時還受情感、欲望、意志、 直覺、理想、幻想、靈感、潛意識、習慣等等因素的影響，這些不自覺的、自發的、偶然的、非邏輯的精神現象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動。[1] 作為“文化大革命”發動者的晚年毛澤東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熱點。然而，海內外的大多數研究主要是分析毛的理性層面，諸如他的思 想、理論、政策等，而對他在“文革”中大量的非理性精神現象及其政治結果，至今還缺乏充分的討論。就毛澤東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不可 忽視。這首先是因為，作為“文革”中唯一的“偉大領袖”，他的非理性對歷史進程能起到一般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長”的總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其次，在晚 年的毛澤東身上，種種個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慾、幻想、猜疑等等，表現得極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慾、病態人格、潛意識等，往往導致他本來就 錯誤的決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從而大大加重了“文革”這場政治運動的災難程度。其實，毛澤東自己從不諱言、更自傲於他自己的非理性行為。例如，在“文革 ”中他曾公開自喻為，“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2] 作為20世紀最大的獨裁者之一，他的種種非理性行為導致了中華民族甚至是整個當代世界史上最大的災難。顯然，對毛澤東的研究，非常有必要從理性層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層面的辨析。本文是筆者在這方面的一個初步嘗試。 一、政治現象背後的私生活因素 在 社會關系所允許的範圍和程度內，人的情慾和性慾對社會歷史發展產生的重大影響是毫無疑問的。由於人的情感和性慾，產生了血親和婚姻等重要的社會關係，而這 些社會關係一旦形成，對處於社會峰端的政治領袖的影響往往不可低估。在中國古代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慾的原因、或因荒淫無道而直接導致國家衰亡，或因專 寵后妃造成後宮干政，陷整個王朝於混亂中，此類實例不勝枚舉。 從這個角度去看，人們很可能會自然地想到江青。她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一世的角色。雖然毛有時會批評她，但總體來看，毛對江青的行動是相當放縱的。為何如此？是因為她受到毛的寵愛嗎？事實恰恰相反，江青之所以得以“干政”，源自她在毛的私人情慾方面失寵。 1．江青為何在“文革”中能橫行霸道？ 1949 年江青35歲時，雖然風韻猶存，但她與毛在中南海豐澤園中已分居兩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顧了。這當然與毛澤東一貫在婚姻上有始無終、喜新厭舊的特點有關，但 也與江青的婦女病不無關聯。那時江青得了嚴重的子宮頸口糜爛，後來又被診斷為子宮癌，而不得不去蘇聯治療。面對性慾極為旺盛的毛澤東，江青的疾病使她自然 地失去了毛在性關係方面對她的依戀。毛澤東礙於其“領袖”形象而不便離婚，但又想滿足婚外性慾，這就需要得到其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認。當然，這種默認也自然 伴隨着丈夫對其名義上的妻子的某種補償。以毛氏夫婦的地位，在一切生活開支均可由國庫支付的情況下，毛若對江作金錢上的補償，並無實質性意義，最可能的就 是在政治地位和權力方面作出補償型承諾。據陳小雅考證，毛江之間的夫妻關係的演變早在50年代初就開始了。據在毛身邊多年的工作人員在“文革”中的回 憶：“毛和江談了一次話，有了‘協議’，毛向江點明了自己的私生活問題，毛要江不要過問毛的私生活，代價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護江”。[3] 為了適應這個調整，江青對外也大造輿論，宣稱自己和毛澤東早已沒有“夫妻生活”，他們的關係只是“政治夫妻”；對此，毛澤東也不諱言，予以配合。 [4] 然 而，毛不斷拈花惹草的行為畢竟會傷害江青原本就十分敏感的自尊，也加劇了她對於隨時可能失去合法的“夫人”地位的心理恐懼。為了化解這種恐懼，她自然渴望 通過在政治上充當毛的得力打手，不斷攫取權力，從而穩定自己與毛的“政治夫妻”關係。正是這種病態的恐懼和野心，使得江青從延安時期一個性格溫順的女性逐 漸變成一個刻薄待人、歇斯底里的怨婦，進而在“文革”中成為一個瘋狂報復、暴戾恣睢的“冷宮怨後”。據王光美回憶，毛澤東在1950、1960年代非常喜 歡請年輕漂亮的王光美一起游泳，還派秘書專車接送。有一次，游完泳上來已是晌午，主席留我們吃飯。飯擺好了，江青還沒有來，催了兩次，仍不見蹤影。大家 說：“請主席先用餐， 好早點休息，我們等江青同志來了再吃。”毛主席說：“咱們一起吃吧！”大家剛坐好，江青回來了。她一見這場面很不高興，立即沉下臉來，生氣地說：“文章是 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5]雖然王光美當場陪笑、平復了江青的情緒，但江青的猜忌無疑導致了她在“文革”中對王光美的“兩個女人間的戰爭”。雖然 歷史不能假設，但我們仍然可以想象，倘若毛和江在中共建國後的夫妻性關係和諧、江青沒有因上述病態的恐懼和渴望所造成的陰暗心理和瘋狂個性，“文革”時期 某些領域內她所造成的人道災難至少可能有所減輕。毋庸違言，江青在“文革”中的不可一世以及“文革”後的可悲下場，在很大程度上與她身後那位尋花問柳的風 流丈夫的情慾有關。 2．從“竊聽事件”到“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毛澤東預謀和發動“文革”， 可以追溯到震動中共上層對毛的“竊聽事件”,而所謂的“竊聽”則與毛的私生活情節被泄漏有關。據國內官方媒體披露：1961年春，毛乘坐專列到廣東、山東 一帶調查研究。某日，毛和一位服務員在專列上的辦公室里談話。談話結束，服務員步出，恰遇專列上的另一工作人員。後者得意地告訴前者，他知道剛才毛與服務 員的談話內容。服務員問他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員便展示了錄音裝置及設備。此服務員轉身便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聞訊後，大發雷霆。“秘密錄音”的事情 就這樣鬧大了。[6]官方媒體的這則報道掩蓋了最重要的事實，即這位“服務員”的性別及她與毛的關係。這位“服務員”是青年女性，乃與毛有性關係的“女友 ”。更敏感的是，那位負責錄音的工作人員所錄下的，是她和毛在專列中發生性關係時的話語和聲音。當毛的這位“女友”向毛匯報後，毛澤東當即惱羞成怒、大發 雷霆，指責為“特務手段”。其實，對毛澤東的錄音是中央書記處1958年12月決議、1959年開始執行的。這是當時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 平、周恩來、彭真等人為了緊跟毛澤東而採取的一個拍馬屁的決定，即把毛澤東外出時的談話都錄下來，以便他們隨時了解毛的思路，在工作中主動討毛的歡心。沒 想到的是，在陰差陽錯之中錄下了毛的私生活放縱，又被毛的“女友”告密，於是引發了一場令毛澤東勃然大怒的政治風暴。此事當時的處理結果是，具體執行這一 錄音計劃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毛的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和劉少奇秘書、周恩來秘書等人承擔了責任，錄音員當了替罪羊[7]。但毛心裡仍然懷疑劉少奇、 鄧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線領導人那“想留下毛談話的資料，以後好寫黨史”的解釋。毛反詰道：“他們是不是從現在就開始準備赫魯曉夫式的黑報告？”看來，毛把 此事判斷為中國式的“水門事件”了。[8]毛的醫生李志綏在回憶這一事件時寫道：“使他更為震動的是，錄音安裝了幾年，身邊的人竟然沒有一個向他‘通風報 信’，最後讓他知道了‘情況’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認為身邊的人並不可靠，比較可靠的是‘女友’，這些人往往告訴他真的情況。”[9]結果，“竊聽 事件”使毛身邊最貼身工作人員的性別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從50年代的男衛士群體變為60年代的“女友”群體。 一直在事件現場 的李志綏認為，這一“竊聽事件”是毛和劉等人關係敵對化的一個轉折點，它對毛以後發動“文革”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毛的私生活的放縱早已是領導間公開的秘 密，然而，這些秘密一旦被留在了錄音帶上，很可能在將來構成對毛的權力的潛在威脅，因此使得毛產生了極大的恐懼。毛認為，這是“中央這幾個人”—即其他中 央常委和書記處—針對他採取的特務手段。聯想到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作法，毛擔心這是黨內高層有人企圖反對他的準備行動之一。從這時起，他對“ 中央”的隔閡增加了，懷疑更大了。這些疑懼終於在“文革”中爆發出來。[10]以“文革”的名義，毛澤東實現了他隱忍多年的報復“竊聽事件”的企圖。“文 革”一開始，楊尚昆便被調離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位置，隨即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主要成員。中共中央1966年5月24日文件“中共中央關於 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寫道：楊尚昆“不顧中央多次關于禁止安設竊聽器的決定，背着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講話，盜竊 黨的機密。”[11]在這一“反黨集團”中，楊尚昆和彭真都與“竊聽事件”有直接關聯。 3．“文革”的發端：毛澤東對“李慧娘”一劇的反感從何而來？ 需 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對自己放蕩的私生活的態度是極端虛偽的。一方面，他在性關係方面極端放縱，肆無忌憚；另一方面，他又要欺世盜名，維持“偉大領袖”的“ 光輝形象”。因此，他對任何可能的披露或影射其私生活的事情，都會無端猜疑，甚至惱羞成怒，興起風波。1963年，文藝領域裡“批鬼戲”的風波，是“文化 大革命”的重要先聲，這場風波的發端與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慾有很大關係。 1963初，經工作人員提議，毛為了消遣，調新編崑曲 歷史戲“李慧娘”到中南海演出。不料該戲的內容是，南宋末年奸臣賈似道私生活淫亂，在西湖殘殺想爭取愛情自由的寵姬李慧娘，結果李慧娘化作厲鬼向賈復了 仇。無巧不成書，在毛看此戲之前，他的一個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面自由戀愛的男青年結婚，但是毛不肯批准，為此她罵毛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玩弄女性”，被毛 踹下床去。剛發生了這起不大不小的宮闈風波，偏偏安排毛觀看的是如此劇情的“李慧娘”，毛馬上下意識地認為，此戲是在影射他同樣是驕橫淫逸的私生活。據當 時陪同毛澤東觀戲的李志綏回憶：當演出至賈似道攜帶眾姬妾游西湖徵逐歌舞，遊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脫口而說：“美哉少年”時，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 是毛最喜歡去的地方。接下來演氣憤異常的賈似道殺死寵妾李慧娘。我記憶中演員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是心猶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賈似道報仇的情節。 當時我看到毛的神態一變。毛除了偶然大發脾氣外，很少讓他的不悅流露於外。但我學會了觀察他情緒的變化－－鎖緊眉頭，眉毛高挑，身體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諱 了，好像以戲劇演出來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這情節使人想起了毛不准機要員和她的愛人結婚的事，她那時罵毛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玩弄女性”。[12] 果不其然，毛馬上發動了對“李慧娘”和所有“鬼戲”的批判。一方面，他讓江青找上海的柯慶施在《文匯報》發表罕見的長達1萬3千 多字的文章，題目是“駁‘有鬼無害’論”。文章提到：“李慧娘”等鬼戲“發揮‘異想遐思’，致力於推薦一些鬼戲，歌頌某個鬼魂的‘麗質英姿’，決不能說這 是一種進步的、健康的傾向。”[13]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還正式發出文件，指責近幾年來“鬼戲”演出漸漸增加，要求全國各地一律停止演出有鬼 魂形像的題材。[14]就這樣，因毛偶然看戲時毫無道理地懷疑該戲“影射”了他的私生活，便釀成了一場政治上的軒然大波，成了“文革”的導火索，還為後來 批吳晗的“海瑞罷官”提供了從“影射史學”入手進行上層政治鬥爭的範例。 4．毛澤東是如何無意之中打破了精心維持的軍隊高層政治平衡？ “ 文革”開始後，毛身邊年輕的性夥伴有增無減。對這些圍着他“女友”，他常常懷有一種征服欲和性幻想交織的心態。在他晚年和孟錦雲、張玉鳳等最親密的女友談 論《紅與黑》和香港電影“雲中落繡鞋”等作品中情慾關係時，他總是把兩性關係解釋為一種征服者的“階級戰爭”，並把這種有權者對無權者的權力征服和男性對 女性的暴力占有合理化。[15]毛的這種對女性的權力征服欲體現了古已有之的君王心態，古代的君王就常把被征服的部落或國家的后妃納為自己的女奴或嬪妃， 而且認為，占有了這些女人的身體，才能保證她們的忠順。另一方面，毛又常常把自己幻想為《紅樓夢》裡的賈寶玉，理應得到眾多美女的青睞和忠誠，以致於他的 “女友”有一次都在背後笑他，“分不清楚人家對領袖的熱愛和男女的相愛”[16]。毛的這種奇怪的心態使他“把女人做享樂工具外，還做政治工具。如江青說 她是毛的一條狗，要她咬誰就咬誰，……利用性關係為政治服務，毛是史無前例的”。[17] 毛不僅使用“女友”充當他的政治工 具，這些“女友”有時也能滿足毛的政治需要。例如，林立果和他的“小艦隊”要刺殺毛的陰謀，就是毛的一個“女友”（謝靜宜）通過她在空軍黨委辦公室工作的 丈夫（蘇延勛）得到消息後及時密報毛的。[18]但是，“文革”中毛的“女友”們有時也會出於自己所屬派別的利益，向毛報告一些片面的消息，或提出一些特 殊的政治性要求，而毛在情慾的支配下，有時會答應她們的要求，結果反而破壞了毛自己建立的權力制衡。1967年震動全國的“5•13事件”便是這樣的一個 例子。 “5•13”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發生在北京展覽館禮堂的一場小型武鬥。武鬥的雙方是“演出派”（即“老三軍派 ”）和“沖派”（即“新三軍派”），雙方為如何組織演出而大打出手。前者是1966年冬至1967年春空軍、海軍、總後勤部機關及其所屬文體單位、院校等 群眾組織中的所謂“保守派”。他們在空軍保吳法憲，在海軍保李作鵬，在總後保邱會作，人數較少。而後者是所謂的“造反派”，人數較多，他們反吳法憲、李作 鵬、邱會作，得到了“無產階級司令部”（如“中央文革”和周恩來）的支持，總政治部主任肖華、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這一派。當時，周恩來堅 決要求兩派聯合演出，目的是維持軍內的林彪嫡系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和由毛自己掌控的肖華、楊成武這一派之間必要的政治平衡。[19]這樣的平衡其 實也體現了以江青為代表的“文革派”和林彪集團之間的平衡。可是，這一微妙的平衡被毛本人無意間打破了。 事情起自1967年 4月，毛在中南海的臥室里見了空政文工團女演員、他的“女友”劉素媛、邵錦輝等人。劉屬於保吳法憲的少數派，她向毛哭訴，“造反派在文工團奪權後，就將三 人趕出宿舍……她們已經在街上轉了三天”。毛於是對劉和另外兩個女友表了態：“他們不要你們，我要你們。他們說你們是保皇派，你們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個 ‘皇’囉。”毛不但讓他的“女友們”直接去找中央軍委“文革小組”的葉群，還派了毛的秘書徐業夫去找葉群，讓葉替劉及另兩個女孩平反。葉當然立即照辦，還 找來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任命劉為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革命委員會”主任，這樣劉一下子變成了紅極一時的人物。此後，劉和另外兩個女孩在中南海進進出出，常常 一住下來就是5天10天。[20] 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對葉群與劉素媛等人的會面有如下記載：1967年4月的一天，主席的秘書 徐業夫到了毛家灣。葉群接待後，把我叫了去，說：“張秘書，我去接見空軍文工團的幾個演員，你跟我去做一下紀錄。……葉群又神秘地悄悄地對我說：‘不要小 看他們，那是通天的！’”在接見中，因為葉群深知她們和毛的特殊關係，便首先問她們：“你們經常去中南海，沒有問一下‘最高’（指毛澤東）是什麼態度 嗎？”劉素媛回答說：“主席說，我也是保吳法憲的。”於是，葉群便積極地建議她們：“你們人少，可以找海軍、北京軍區、總後等單位同一觀點的串連一下，與 他們聯合演出。”結果，“葉群的主意確實發揮了作用。小劉等人經過串連，很快就和海政文工團、戰友文工團一些同觀點的人聯合排練了一些小節目。5月13 日，她們在禮堂舉行試驗演出，由於這一演出是背着軍內各單位文藝團體居於多數的對立面群眾組織搞的，結果遭到了這些組織的衝擊”。[21]這次演出違背了 周恩來和肖華關於兩派要聯合演出的指示，肖華便勸他們不要堅持演出；然而，因為有毛對這些“通天女友”們的承諾，林彪就公開表示支持演出。結果激發了雙方 的武鬥。事後，林彪又利用這一事件，通過葉群的幕後操縱，掀起了打倒肖華的政治風暴。但是幕後的促成者，卻仍然是毛澤東和他的女友們。根據“文革”研究者 黑雁南的記載，對打倒肖華最致命的“最高指示”－－“肖華是扶不起來的天子”，就是毛通過他的“女友”劉素媛、邵錦輝等人的“私人通道”向葉群、吳法憲等 人傳達的。[22]6月9日，林彪又帶上他的嫡系人馬和“中央文革”成員們，在人民大會堂觀看了“老三軍派”一派的演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作了報 導。此舉大長了“老三軍派”的威風。從此，林彪等人通過“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即“老三軍派”），從“中央文革”手裡奪過了對軍隊單位“文革”的指導 權，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成了“林副主席直接支持”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他們馬上在6月初組建了由吳法憲、邱會作和張秀川（李作鵬的副 手）組成的“軍委臨時看守小組”，即後來林彪的“軍委辦事組”的前身。[23]“軍委辦事組”的成員在“九大”上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等到毛澤東認識到， 一個尾大不掉的林彪軍人集團已經對他的絕對權力形成了威脅，軍隊系統內政治平衡格局被完全打破時，為時已晚，毛只能設法動“大手術”來解決了。毛在 1970年廬山會議上和林彪鬧翻後，對軍隊的那幾個“女友”的角色已有所覺察，劉和她那兩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朋友，都不再被允許進入中南海。由於劉和葉 群、林彪關係密切，毛懷疑劉是林彪的特務；當時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在空軍權傾一時，毛甚至認為她們三人都是林立果派來的。[24]和歷史上任何一個放蕩淫逸 的君主一樣，毛有時也不得不為自己的“權色交易”付出政治代價。 5．江青奉命打擊葉劍英，毛澤東為何“撤火”？ 70 年代初，各地的掌權者，尤其是軍隊幹部，紛紛利用特權為子女親友“開後門”，安排入學、參軍。這股歪風邪氣成為全國民怨沸騰的一個焦點。1974年初，毛 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之原本意圖是，幫助江青等毛的嫡系幫派從周恩來、葉劍英等人手裡奪取更多的國務院和軍委的掌控權。1月24日、25日，江青和遲 群、謝靜宜等人連續召開了軍隊和國務院系統的“批林批孔”大會。會上江青公開點名葉劍英“開後門”送子女參軍上大學的問題。之後，江青、張春橋等人又在 《人民日報》和地方報刊上登出一系列高校清查“開後門”學員的文章，比較有名的有南京大學政治系工農兵學員鍾志民的“一份申請退學報告”等。[25]當時 江青等人抓住這一問題，向確實有腐敗問題的葉劍英等人開刀，既能贏得民心，又可在軍內擴充勢力，甚至可能在毛的支持下對軍隊大權重新洗牌。面對這樣的壓 力，葉劍英在1月30日向毛澤東寫了關於自己的“嚴重錯誤”的“檢討”。 但是，在“走後門”問題上，毛澤東卻出面幫葉劍英的 忙，妨礙了江青等人打擊葉劍英、插手軍隊事務的盤算。毛在2月15日給葉的覆信中說：“劍英同志：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的也有好 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着（批）‘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下發，我的意 見如此。”[26]毛的說法顯然又是強詞奪理，故意曲解。江青、遲群所批判的是“走後門”這種方式，並沒有給“前門”或“後門”進來的人定性。毛澤東的這 段“最高指示”後來成了“開後門”之風的護身符，對全國性的黨風腐敗起了極壞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這麼說 呢？據毛後來向唐聞生、王海容解釋：“走後門的人 ……我也是一個，我送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我沒有辦法……現在送她們去上大學，我送去的，也是走後門，我也有資產階級法權，我送去，小謝不能不收，這些 人不是壞人。”[27]顯然，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說，“我沒有辦法”，不得不“開後門”送她們上大學，顯然是因為與這些“女友”之間有約定的 “權色交易”。據當年北大歷史系的范達人回憶：“1973年，北大歷史系來了3位女學員，他們的年齡大約在27、8歲，3人無單位推薦，不知從何處來，有 人試圖打聽她們的底細，3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為惱火，揚言一定要將他們的情況弄清楚，否則就不准她們在系裡學習，校黨委知道以後，派 人找班主任談話，做了一番勸說。”後來這些女孩子告訴范達人說，她們原來是浙江省文工團的樂器演奏員，是“毛澤東同意，通過謝靜宜安排到北大歷史系學習。 ”[28]據范回憶，這類和毛直接有關的神秘女學員，北大還有好幾個。另據中共資深幹部沈容回憶，毛還通過周恩來安排他的“女友”“開後門”到北京外語學 院讀書。[29] 顯然，毛自己因為有“權色交易”，帶頭“開後門”送了為數不少的“女友”上大學，所以他無法抓“元老派”“ 開後門”的把柄、藉此整倒他們。像當年為“女友”任憑林彪排擠聽命於毛的肖華、楊成武一樣，這一次是為“女友”而“放”葉劍英“一馬”。當然，在這件事上 退讓，並不意味着他就不想打擊葉劍英。兩年後，他還是用不合程序的中央文件，宣布葉劍英“生病”，“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30]然 而，這時候才剝奪葉劍英的軍權，為時已晚。葉已經贏得了在軍內苦心經營兩年的時間，他“病退”前形成的盤根錯節的勢力，資歷尚淺的陳錫聯根本無法壓制或者 忽視。毛死後不久，他生前竭盡全力扶持的“文革”派就栽在葉劍英勢力的手裡。毛若再世，當悔之莫及。 6．“毛辦”“負責人”：“陪睡丫頭”張玉鳳 談 到毛在“文革”時期的私生活，就不能不涉及他與其晚年的“寵妾”張玉鳳的關係。據李志綏回憶，1970年毛與林彪發生摩擦，結果導致來自空政文工團的“女 友”劉素媛失寵，此後張玉鳳正式調入中南海。在她陪伴毛度過其風燭殘年的最後6年時光里，張在中國政治尤其是宮闈政治中的地位，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首先， 她從毛的生活秘書變為“機要秘書”，掌管着毛的私人保險柜，此櫃裡有一批黨和國家的特級絕密文件，其中不乏許多高級幹部寫給毛的檢討書、認罪書、告密信 等，這些材料反映了許多高層領導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這些人的“生死簿”。在高層政治鬥爭中，誰掌握了這批文件，就等於變相控制了黨政軍 大權。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澤東的家人，獲得了實質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澤東臨死前的幾年，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錦雲能進入毛的房間，而且只有張才 聽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講話。而毛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覆的文件都要經過張玉鳳之手，以致於毛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懷疑：“誰知道這些同意或批評，有多少 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31]幾年前張玉鳳的一則回憶提到，毛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張玉鳳，提出了毛之後政治局 常委班子的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了記錄。該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32]當然，我們完全可以把 毛的這一荒唐昏亂的身後安排，當作是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臨終前對自己的寵妾的一種表面性的政治安慰（看起來更象是毛當着張的面所做的臨終授命），因為這種 安排絕無可能實現。但從中仍然可以看到，張在當時中國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她含而不露的政治企圖心，否則她為什麼不當面拒絕毛將她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安排？這一 安排也有可能是她向垂死的毛要政治名分的結果。 從1970年到毛去世，張對毛的影響遠遠超出一個“陪睡丫頭”（江青對張的蔑 稱）的範圍。張實際上扮演着毛的妻子的角色，掌管着毛的所有生活，而晚年的毛對她的依賴日深，如此江青就事實上從毛的生活中完全“出局”了，只剩下一個徒 具虛名的“妻子”名分。了解張玉鳳的真實地位，對理解分析毛晚年的高層政治具有非常關鍵的意義。那時，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親友，無論是討論國策 大計，還是私人訪問，都必須經過張的通報之後，方能決定見與不見。[33]由於毛晚年根本不願見江青，江青曾不斷地對張“巴結”、“獻殷勤”，即便如此， 張和江的關係仍然不和諧。一方面，她們之間的“大婦”和“小妾”的爭寵奪利關係極難緩和；另一方面，張也是個醋勁十足的潑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為怠慢 了毛的一個“客人”而與毛互相罵“狗”，大吵一場，結果曾一度被毛趕出中南海。這個“客人”其實是毛以前的一個文工團“女友”－－陳姓女士，此人後來去香 港後在報刊上披露了這一內幕。[34]從目前極為有限的已公開披露的材料來看，張玉鳳（包括孟錦雲）都未在毛面前為江青美言。例如，孟錦雲在回憶中提到， 毛澤東和她（指張玉鳳）慎重地談過與江青公開離婚的打算。[35]另據中共中央文件披露，張玉鳳和江青自1973年底起多次因張保管的毛澤東的幾百萬稿費 發生嚴重衝突。江青甚至公開叫嚷：毛的存款“不要小張管，要遠新管。”[36]“文革”中毛對江青最嚴厲的批評（即批評“四人幫”）正是發生在此次衝突之 後。不難猜測，張玉鳳在毛嚴厲批評江青一事上很可能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還有另外兩個年輕女人——毛當時的聯絡員唐聞生和 王海容－－也時常離間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唐、王兩人當時比較認同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政治理念，又與江青有私人矛盾，於是就利用毛的聯絡員的身份，在極為封 閉孤獨的毛面前講了許多江的壞話。當然，王海容同時也在背後大罵張玉鳳。[37]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著名學者余英時教授總結毛 澤東的治國方式時，使用了“在榻上亂天下”的比喻。此語有兩重意思，其一指毛喜歡在床上辦公的怪癖；其二指毛在“文革”中“視女人為工具”，表現了“他的 冷酷而兼放縱的生命的一個環節。”[38]確實，毛澤東的晚年生活在情慾橫流的溫柔鄉里，然而，他也為情所累，會不時地陷入和引發與他身邊的女人之間的“ 戰爭”。例如，1976年5月11日，不知因為什麼無聊的事，毛與張玉鳳大吵一場，結果導致心肌嚴重梗塞。當時雖然搶救了過來，但此事大大地縮短了毛的壽 命。[39]毛生前雖然“妾嬪”成群，但死後屍骨未寒，其正配夫人便被投入監獄，最後以自殺終結生命。對於“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這顯然是一種政治報 應和嘲諷。 二、從多疑到妄想：毛澤東對“政變”的恐懼與“文革”的演進 多 疑是一種病態人格，但任何獨裁者都或多或少地呈現多疑的特徵。由於他們在自己奪取和維持權力的道路上運用了不少陰謀詭計，以己推人，他們自然會隨時防範他 人效法自己來顛覆他們手中無上的權力。然而，多疑在某些情況下會發展成妄想症的精神病態。例如，當獨裁者力圖加強自己的權力而缺乏足夠的自信和智謀時，便 會把猜忌變為妄想和行動，殘忍的政治清洗便可能發生。另外，步入晚年的獨裁者的身體心理都可能發生器質性病變，使本來未必嚴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明顯加劇。他 們會不斷妄想出種種不真實的“敵人”來，又運用他們手中不受限制的權力，採用極端手段來清除假想的“敵人”。 1．毛澤東的妄想症狀及其與政治形勢起伏的關係 據 李志綏回憶：毛澤東極度的疑懼/妄想症起源於1956年以後對中共“八大”反“個人迷信”等路線的不滿，“他逐漸有一種非理性的懷疑恐懼，但要一直到文化 大革命爆發時，才完全成形。” [40]筆者依據李的回憶，將毛的若干妄想症特點與當時的政治局勢對比，按時間順序列表供讀者參考。 時間和地點 事 件 政治形勢 1958年初，四川金牛壩 懷疑游泳池被下毒 周恩來等人“反冒進” 1965年底，江西南昌 懷疑自己發燒為下毒所致 北京彭真等人抵制批判《海瑞罷官》 1966年2月， 武漢梅園招待所 懷疑房間天花板上藏有壞人 接見彭真等人以後，彭等人帶來北京“中央”同意的“二月提綱” 1966年7月，回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 懷疑被裝了竊聽裝置 認為劉鄧等人在中央仍占優勢 1966年7月，搬到玉泉山1號樓 懷疑這裡有毒 同上 1966年7月，從玉泉山搬到釣魚臺國賓館 懷疑“仍不安全” 同上 1966年8月，從釣魚臺搬到人民大會堂118廳 居住一段後仍然懷疑不安全 與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生公開衝突 1966年底，搬到中南海游泳池 住下後不再要求搬家 基本上掌握了對劉少奇鬥爭的勝利 1969年5月，出巡武漢、杭州和南昌 發覺服務員全部穿了軍裝，懷疑被他們監視，要他們全部撤走 開始和林彪發生矛盾 1970年9月後，中南海 懷疑原空政文工團的“女友”劉素媛、邵錦輝等人是林彪的“特務”，不允許她們再進入中南海 和林彪在廬山會議上因“國家主席”問題發生衝突 1970年9月後，中南海 懷疑診斷他得了肺炎的醫生是林彪派來毒害他的 同上 在 精神病學中，“妄想”是在病理基礎上產生的不符合實際的錯誤信念，是一種病態的判斷與推理；它本身與事實不符，但病人卻堅信不移，即使用充分的說理和有力 的論證都難以動搖他的信念。妄想症又稱妄想型精神病，其特徵是，由對某真實事件的曲解，進而逐漸形成一個複雜糾結的妄想系統。臨床研究顯示，妄想症患者 中，常見的有誇大妄想、被害妄想、多情妄想、疑病妄想等。在這一症狀形成的過程中，情感對思維進程有明顯的影響，病人妄想的內容往往與病理的情感相一致。 如情感抑鬱病人往往產生被害妄想；而躁狂病人往往產生誇大妄想。 從表中所列的毛澤東的恐懼妄想中可以看到：首先，這是一種“ 被害妄想”；其次，許多妄想不符合基本的生活常識，如天花板上怎麼可能“藏人”（後來發現不過是一隻野貓）；再次，他在政治方面受挫的心態，作為一種重要 的情感因素，影響着他的疑懼/妄想。醫生李志綏還提到了毛的疑懼/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礎：毛長期以來患“神經衰弱”而導致嚴重失眠，“事實上毛有兩種失眠 症，一種是生理時鐘的混亂，另一種是俗稱的神經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經衰弱有多種症狀－－失眠、頭暈、皮膚瘙癢和陽萎，嚴重時他會有恐懼感，尤其在空曠 的地方，他必須有人攙扶，否則會跌倒，在人多的場合也會發生。……毛的神經衰弱的最終根源，在於他對其他領導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懼。共產黨中沒有幾個毛真正 信任的人。”[41]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為晝的生活和工作習慣，使他永遠在黑暗中思維，而這種生活和工作方式只會促使他在漫長的曠夜中加深各種無來由的 猜忌和妄想。 2．毛澤東對“政變”的恐懼：理解“文革”期間政治演進的一條線索 了解到毛晚年可能 有妄想型精神病症狀，便不難理解為什麼他會在“文革”中一手製造那麼多常人不可理喻的冤、錯、假案。毛的“被害妄想”與他發動“文革”的主要原因――所謂 的“防止反革命政變”有直接關係。歷史已經證明，當年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反革命政變”的動向或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被害妄想”像一場不可擺脫的噩 夢貫穿了毛的晚年，直至他死亡為止。究其原因，或許可以說，恰恰是毛自己為了打倒劉少奇，先組織文人秘密地造“輿論”，繼而調動軍隊，以政變的方式，用莫 須有的罪名，推倒了黨內第二號人物，打擊了一大批各級幹部，因此毛潛意識裡往往會擔心別人也對自己搞所謂“反革命政變”。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他 那個著名的關於“反政變”講話中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 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作 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 刻很嚴重的問題。”[42]林彪所說的使毛恐懼了幾個月的“政變”者，指的是“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指責這幾個人試圖“政變”，確實毫無根據，而這 4位毛的追隨者也從未有過如此想法。然而，毛的妄想居然引發了整個中共上層的互相猜疑指責。在5月2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林彪、陳毅、周恩來等人也毫無根 據地指責朱德要“搞政變”、“黃袍加身”，以至於朱德嘲諷着反詰道：“我80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43]顯然，這又是一 出天方夜談。 不久，毛的重要打手康生又指責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賀龍要搞“二月兵變”。有關這一荒唐的指控，1980年的中共 文件是這樣描述的：1966年春，北京軍區從外地調了一個團給北京衛戍區，擔負民兵訓練、維持社會治安的任務，衛戍區為此派人到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借房 子。7月上旬，北京大學有人貼大字報，懷疑部隊向學校借房是要搞兵變。康生抓住這個捕風捉影的材料，不經任何調查，就在7月27日北京師範大學的群眾大會 上，蠱惑人心，大講所謂彭真策劃“二月兵變”的經過，說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當時北師大工作組組長孫有餘認為這是謠傳，康生就指控孫“替彭真辯護”， 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立場”，要罷他的官。還有一些人為此受牽連，挨批鬥。[44] 這種根據幾張莫名其妙的大字 報所作的指控，本來就是完全的捕風捉影。但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卻就此改變，對賀龍從“保”到“棄”，將賀龍“隔離審查”，直至迫害致死。不少學者認為，促 使毛下決心打倒賀龍，不只是“二月兵變”這一莫須有的罪名，還因為毛擔心賀龍與蘇聯軍方可能的“勾結”。[45]1964年11月，中共派出由周恩來為團 長、賀龍為副團長的黨政代表團去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紀念活動。在11月7日的國宴上，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私下向賀龍說：“我們已經把赫魯 曉夫趕下台了，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趕下台了。”賀龍當場反駁，並立刻報告了周和毛。儘管賀龍以其行動向毛表示了忠心，但毛卻一直疑雲未消，最後終於在“文 革”中將賀龍投入黑牢。賀龍不是毛的嫡系，卻一直對毛忠心耿耿，甘作“家臣”。在延安時期，毛執意要和江青結婚時，遭到政治局成員的反對。但時任軍中要職 的賀龍挺身而出，為毛保駕，他用土匪腔說道：“堂堂一個大主席，討個女人有什麼了不起，誰再議論我槍斃了他！”一時頗得毛的歡心。然而，從毛對賀的多疑寡 信、刻薄少恩，最終把賀作為假想的敵人加以消滅，似乎越是想接近毛、越是積極向毛表示忠心的人，卻容易引起毛的疑懼/妄想。從“被害妄想”症的臨床表現 看，這是常見現象，患者的疑懼/妄想常常從他最接近的、印象最深刻的人和事開始。 從這一角度來分析“文革”初期被打倒的總參 謀長羅瑞卿的命運，或許會有新的理解。羅瑞卿一直是人所皆知的毛的忠臣，他擔任公安部長期間，對毛的安全保衛可謂鞠躬盡瘁，幾乎達到了由羅自己親自擔任“ 私人保鏢”的程度。毛可能原先準備讓他將來代替體弱多病的林彪出任國防部長。但陰差陽錯的是，劉少奇在1965年5月接見一個外國客人時先把這個安排說了 出來：“每個人都要準備自己的接班人，國防部長的接班人是羅瑞卿”。[46]劉的這一講話作為正式文件下發，毛澤東看了這一文件便產生了對羅的猜疑。心胸 狹窄的毛不但無法容忍他的親信被自己正準備打倒的政治對手提名為國防部長人選，而且進一步懷疑劉、羅之間可能有類似“政變”之類的陰謀。於是，羅瑞卿就突 然被關押了起來。 在中國古代的君主中，恐怕找不到幾個人曾連續地親手殺死或逼死自己安排的儲君。而毛澤東就偏偏這樣做了。從 1966年到1971年的短短5年裡，他連續殺死或逼死了劉少奇和林彪，這兩個人都是他先後欽定的“接班人”。劉、林不但隸屬於毛的嫡系，而且都曾經對毛 不遺餘力地大肆吹捧而獲得信任。劉少奇曾幫助毛在“延安整風”中擊敗了毛在黨內最強大的對手王明，又率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毛得以發動“文革”，則完 全得益於林彪倡導的對毛的個人迷信和林的“保駕護航”。然而，不可理喻的是，毛偏偏對這兩人的疑懼/妄想程度最深，時間也最長。 例 如，1966年5月18日林彪關於“防止反革命政變”的講話，是他揣摸毛的本意並得到毛批准後的發言。林彪在講話中提到，毛為了防止政變，幾個月來“多少 天沒有睡好覺”，這一陳述亦屬實情。當時，毛林關係正處於熾熱的政治“蜜月期”，官方媒體則將林彪稱為毛的“親密戰友”。可是，林彪在中央的會議上發表此 講話後僅1個月，毛竟然在寫給江青的信中說：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 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 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 麼用呢？他到北京5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 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47]從這封信的內容來看，明顯地，毛非常懷疑 林彪大談政變的動機。5年後，林彪死了，為了證實毛對林彪的先見之明，毛的這封信被公布了出來。然而，這封信不也同時揭露了毛多疑的特徵嗎？在毛、林的政 治“蜜月期”里，毛尚且如此懷疑林彪，那麼，毛什麼時候真正信任過任何掌握黨政軍大權的部屬呢？ 有趣的是，按中共的官方說 法，林彪及其死黨（其實是他的兒子林立果等人）在1971年確實策劃了暗殺毛的政變。即便此說屬實，那麼這一“政變”也可以說是毛的日益嚴重的“被害妄想 症”一步步逼出來的。1970年9月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林開始公開衝突。雙方的爭執焦點似乎是“設國家主席”問題。根據今天多位學者的分析，這其實是 個偽命題：毛並沒有說一定“不設國家主席”，林也從沒有說他要當“國家主席”。[48]可是，研究者們通常止於此地，而忽略了對毛澤東的妄想心理的線索追 蹤。毛在這次會議上發現，自己的“家臣”陳伯達（原任毛的秘書，後由毛指定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竟然與林彪意見一致，並為林搖旗吶喊，連毛的“大內總 管”汪東興都曾一度站到了林彪一邊，這立刻引起了毛的疑懼。因為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家臣”的“不忠”，由此又可能聯想到林彪拉攏“家臣”和“大內總管 ”，是否圖謀不軌。廬山會議以後，林彪便被說成是“在廬山搞了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變”。[49]毛的妄想症在廬山會議後日益嚴重，據李志綏回憶，毛甚至把 周恩來派來的3個診斷他得了“肺炎”的醫生，硬說成是“林彪派來毒害”他的特務。隨後，毛的關於林彪要搞“政變”的妄想似乎越來越強烈，他採取了一系列針 對林彪的反常做法。例如，他作為黨的主席，公開破壞黨的紀律，在1971年8月至9月的南巡中，到處拉攏地方軍政大員，攻擊黨的副主席林彪，同時積極準備 再發動一場類似打倒劉少奇那樣的宮廷政變。如同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和他的親信們在“571工程紀要”中所言：毛“是一個懷疑狂、瘧（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 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50]如果說，年輕氣盛的林立果等人產生 了政變的想法，這也可以被看作是毛的“林彪欲政變”的“妄想症”逼出來的鋌而走險之舉。 3．毛澤東偏執型人格的政治後果 在 毛澤東一生的最後20年裡，他的多疑已發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例如，1959年，他把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衝突，與彭的乳名“彭得華”聯繫起來，據此認 為彭有危害毛的野心。毛在決定整倒彭德懷的哪一夜，“吃3次安眠藥仍然沒睡覺”，他對自己身邊的衛士田雲玉說：“你知道彭德懷原來叫什麼名字嗎？”“彭德 懷原來叫彭得華，就是要得中華。”[51]再如，1971年林彪死後，毛澤東曾向人打聽說∶“李醫生（李志綏）的兒子取名李重，重是千里，志在千里，李志 綏是不是有野心？”[52]對這種現象，精神病學診斷可能會指為偏執型人格障礙。 按照醫學標準，偏執型人格障礙有如下表現： （1）廣泛猜疑，常將他人無意的、非惡意的甚至友好的行為誤解為敵意或歧視，或無足夠根據，懷疑會被人利用或傷害，過分警惕防衛。 （2）將周圍事物解釋為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陰謀”，並可成為超價值觀念。 （3）易產生病態嫉妒。 （4）過分自負，若有挫折或失敗則歸咎於人，總認為自己正確。 （5）好嫉恨別人，對他人過錯不能寬容。 （6）脫離實際地好爭辯與敵對，固執地追求個人不夠合理的“權利”或利益。 （7）忽視或不相信與患者想法不相符合的客觀證據。因而很難以說理或事實來改變患者的想法。 患者的症狀至少要符合上述項目中的3項，方可診斷為偏執型人格障礙。具偏執型人格的人少有自知之明，對自己的偏執行為持否認態度。[53] 毛 澤東晚年的性格特徵幾乎符合偏執型人格的上述所有病症表現。心理學研究揭示，老年人的性格特點常常是其青壯年時期性格的加強和發展。青年人和中年人對自己 心理和行為上的弱點，有時能自我控制，所以這些弱點未必會向極端傾向發展。但是，到了老年之後，人的自控力變弱，原來比較隱蔽的性格特徵隨時可能暴露出 來。毛自青年時代起就是一個“唯意志論”者，又是一個激動型的詩人。他本來就容易受非理性的唯意志和失控的激情所支配，到了他的晚年，這些性格特點便發展 成為偏執的病態。 如果仔細分析毛澤東和他的“敵人們”的衝突之起源和發展，常常會發現，這些衝突的驟然升級，往往涉及一些相 對來說無關緊要的事引發的意氣之爭。在許多場合，毛明顯地表現出上述偏執型人格的第6個特點，即“脫離實際地好爭辯與敵對，固執地追求個人不夠合理的‘權 利’或利益”。毛在“文革”中反覆表示：他與劉少奇的重大理論分歧爆發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54]當時，毛與劉就“四清”的一些問題有一 些不同看法，劉在毛講話時插了話。據與會者回憶：他們只是各說各的，沒有任何直接的衝突。會議閉幕前，鄧小平出於照顧毛的身體，建議他可以不參加閉幕式。 不料毛不僅勃然大怒，還拿出了《憲法》和《黨章》，氣勢洶洶地興師問罪，說劉少奇和鄧小平剝奪了他的“言論自由”；毛甚至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 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55] 按照毛的說法，就是在這次衝突之後他下決心要打倒劉少奇。現在看來，毛當時的反應完全與偏執型人格的第一個特點相符，“將他人無意的、非惡意的甚至友好的 行為誤解為敵意或歧視”。 1966年8月4日，毛澤東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此前，毛原本同意劉少奇建議的派工作組進入大學 的作法。但在這次會上，毛卻出爾反爾，不僅否認自己曾贊成派工作組，而且攻擊劉少奇通過工作組“鎮壓”“文革”。毛當眾指責挖苦劉少奇：“你在北京專政 嘛，專的好！”毛還語帶威脅地說：“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這時，劉忍無可忍地表示：“無非是下台，有5條不怕（即不怕撤職、不怕降級、不怕開除黨 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殺頭－－引者注）”。[56]本來，毛對劉的指責就屬於食言自肥、無端尋釁，一旦劉少奇稍稍表示了不滿，毛在偏執型人格的支配 下，不但不肯認錯，而且雷霆震怒。於是毛進一步擴大事態，他馬上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把與劉的個人爭論歸結為與一個假設的“資產階級 司令部”的鬥爭。同時，毛又改變大會議程，改組政治局，將林彪確立為接班人。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偏執型人格的第四個特點，即“過分自負，若有挫 折或失敗則歸咎於人，總認為自己正確”。 從精神病病症的角度來解讀毛澤東晚年的多疑和殘忍，絕非標新立異或危言聳聽。實際 上，在發動和領導“文革”的中共上層集團中，有病態人格和精神病病症的人絕不止毛一個人。例如，江青早在1959年就被多名專家診斷為有“強迫觀念和雙重 人格”[57]；康生“建國後一段時期……被毛澤東冷落，中共許多領導大多熟知其整人善變的習性，同他疏遠，所以他一直稱病韜晦、深居簡出，而且患了很重 的精神病。當時康生的病情挺嚴重，有幻視、幻聽的症狀，明明窗明几淨，可他偏說有壁虎在爬動。” [58] 至於“副統帥”林彪，多名醫生（包括他的保健醫生）都診斷他精神有問題。“文革”初期李志綏去為他檢查身體，一看到他就認定“是一個精神上不健全的人 ”。[59]法國學者皮埃爾•阿考斯和瑞士學者皮埃爾•朗契尼克寫過一本非常有名的書《病夫治國》。在該書序言裡他們寫道：“在人類歷史上的某些時候，瘋 子，能見到幻像的人，預言者，神經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錯亂者，曾經起過重大作用，而且不僅僅是在偶然的機會使他們生而為王的時候。通常，他們都造成了極大的 破壞……”[60]中國那場瘋狂混亂的“文革”的領導者們，他們的病態不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嗎？ 三、毛澤東的政治幻想：左右毛主義的重要因素 缺 乏想象力的領袖人物很難開拓新的局面，取得劃時代的成就；但沉溺於幻想中的領袖可能把國家作為巨大的實驗室，使整個民族陷入災難之中。不幸的是，毛澤東正 屬於後者。很多晚年毛澤東的研究者在解釋他的錯誤時，常常把緣由歸結為毛的“理想主義”。但是他們忽略了一點，理想不同於幻想，不符合客觀實際和社會規律 的理想只能是空想和幻想。幻想是人抓住現存或歷史上某些事物的某些方面，對它們進行觀念的加工，用觀念的聯繫代替事物之間客觀的、真實的聯繫，把這些個別 的方面加以誇大而虛構出來的東西。毛澤東的問題很大程度上與他的空想主義和幻想主義有關。如果說1958年“大躍進”中毛試圖通過“一天等於20年”、“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荒唐的口號來“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反映了他在經濟建設中游離現實、陷入夢幻的空想主義，那麼，他發動“文革 ”時，企圖通過在上層建築領域內的“不斷革命”和“鬥私批修”來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建成一個反修防修的社會主義社會，則突出地表現了幻想對其政治實踐 的影響。 從心理學角度來分析，在人類的正常生活中，幻想具有缺失補償的積極作用，是一種正常的精神現象。但是，當一個人把幻 想一味當作現實，便可能被視為一種精神病症。在晚年毛澤東的日常生活中，不難發現他常常沉溺於幻想之中。據他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1958年，毛澤東到上 海。市委負責人為毛安排文娛活動，徵求他的意見。毛澤東想了想說：還是看場“白蛇傳”吧。演出時，“毛澤東是很容易入戲的，用現在的話講，叫‘進入角色 ’。一支煙沒吸完，便擰熄了，目不轉睛地盯看台上的演員。……然而，這畢竟是一齣悲劇。當金山寺那個老和尚法海一出場，毛澤東的臉色立刻陰沉下來，甚至浮 現出一種緊張的恐慌。他嘴唇微微張開，下唇時而輕輕抽動一下，齒間磨響幾聲，似乎要將那老和尚咬兩口”；“毛澤東終於忘乎所以地哭出了聲，那是一種顫抖的 抽泣聲，並且毫無顧忌地擦淚水，擤鼻涕。到了這步田地，我也只好順其自然。我只盼戲快些完，事實上快完了，法海開始將白娘子鎮壓到雷峰塔下……就在鎮壓的 那一刻，驚人之舉發生了：毛澤東突然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發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嗎？不造反行嗎？’……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褲 子一下子脫落下來，一直落到腳面。” 戲劇閉幕後，“全場的鼓掌聲終於將他喚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但是，在閉幕後接見演員時，“他是用兩隻手同‘青蛇’握手，用一隻手同‘許仙’和 ‘白蛇’握手。他沒有理睬那個倒霉的老和尚‘法海’……”[61] 這一觀劇細節顯示，毛很容易進入戲中的虛擬世界，不僅動情大哭，還拍案而起，以致掉了褲子，大失儀態。如果說這些舉止還可被理解為“進入角色”，那麼，他 對“反面人物”法海的仇恨，乃至於對扮演法海的演員的不理睬，便只能用他不能正常地從幻想狀態中解脫出來加以解釋了。 如果 說，毛在觀劇時表現出來的幻想型行為還只涉及生活模式，那麼他在政治行為和政治認知上的習慣性幻想，則可能構成對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走向的關鍵性影響。更 值得注意的是，習慣性幻想可能無意識地支配着他的認知和行為，使他的行動偏離理性軌道。現代心理學認為：無意是對某種對象不自覺的、不由自主的反映的認 識，相當於“下意識”。[62]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毛澤東的政治行動常常很明顯地受潛意識和政治幻想的支配。下面試作分析。 1．毛的“人民”情結和“帝王”幻境 在 毛澤東的潛意識裡有一個深深的“人民”情結。一方面，毛以為，“人民”永遠渴望着他的領導；另一方面，他又把人民視為可任意擺布的子民。因此，他有理由隨 時代替人民決定他們的利益，而“人民”會因為對他的依賴而緊緊跟隨。當黨的宣傳機器把他從“人民的大救星”抬高到“萬歲、萬萬歲”時，這種“人民”情結也 脫離了理性認知，轉化為毛的潛意識。他不再相信，人民可能期待別的選擇；即便現實揭示出相反的情形，他的這種潛意識也不再改變，而是寧肯生活在自欺欺人的 語境中。從更深層次來看，毛的“人民”情結其實不過是他的潛意識裡的“帝王情結”的外化和包裝而已。由於毛不便使用“帝王”話語，因此，他只能用“人民” 和“人民利益”來曲折地表達自己的馭民企圖；同樣地，他也隨時需要人民的“山呼萬歲”來確認自己“君臨天下”的感覺。1966年他先後8次接見上千萬各地 赴京的“紅衛兵”，不僅僅是為了煽動這些幼稚的年青人為他“衝鋒陷陣”，也是為了體驗和感受對他個人的崇拜和盲從。當毛在天安門城樓上俯視廣場上激動若 狂、山呼萬歲的百萬“紅衛兵”時，當天安門城樓被稱為“紅太陽升起的地方”時，毛的那種以“人民的天然代表”為包裝的“帝王情結”，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從50年代開始，從毛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里可以看出，人民在毛的政治生涯中只不過是實現其政治幻想的工具，他從來不以民生為念，又 時時想操縱民眾為自己的政治幻想服務。50年代後半期，在一次毛與李銳的談話中，李銳聽到毛說出了心中的真實想法：“他公開說，我們現在就是搞愚民政策， 我們現在就是訓政時期”。[63]由此看來，“人民”和“人民利益”不過是毛的“愚民政策”的一個巧妙的道德籍口而已。 毛澤東一向申明並堅信，他發動的“文革”是符合占人口90%以上的“人民”利益的。1966年6月，正值“文革”風雲如火如荼之際，毛澤東在韶山寫了“七 律•有所思”，以詩言志，表達了自己發動“文革”的心跡。他寫道：“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64]高華對 此詩作了精彩的闡釋：“當然，人民是不會自發產生正確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給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國人民有所思’，實際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65]7月8日，毛在給江青的信中提到：“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 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66]7月16日，毛在武漢暢遊長江，當狂熱的民眾歡呼“毛主席萬歲”時，毛回應道：“人民萬歲！”[67]8月18日，毛在第 一次接見紅衛兵時在天安門上與林彪談話時又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義。”顯然，毛認為，要使“人 民”的“思想革命化”，就需要由自己來發動“這個運動”加以推動。儘管他高呼“人民萬歲”的那一刻或許是真誠的，甚至可能連他自己也被感動了的，但同時他 也堅信，對他高呼“萬歲”的“人民”只能由他來代表、由他領導並任由他來“運動”。 與劉少奇、彭德懷相比，毛的一個非常重要 的行為特徵是，當自己的政策給人民帶來嚴重的惡果時，毛不願意、也不敢面對真相，而是時常退縮到幻想中去，自欺也欺人。例如，1959年6月下旬，毛澤東 在上廬山開八屆八中全會前，回訪了故鄉韶山。在那裡，他親耳聽到了鄉親們對“大躍進”的抱怨，目睹了“公共食堂”的慘狀，也聽到了一些在第一線工作的基層 幹部對“大躍進”已經出現的惡果的匯報。面對這種極為困難、悲哀的局面，毛澤東卻掉頭沉浸在自己的政治幻想中，吟出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1959年6月28日，“到韶山”）和“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1959年7月1日，“登廬山”）。這不是什麼“詩人的浪漫”，而是政治 領袖用幻想來自慰。緊接着，全國發生了“三年大饑饉”，赤地千里、餓殍遍野。毛澤東聽到了大量有關大饑荒的實情報告，不得不表示自己不再吃肉，以體現與民 共苦，但與此同時，他再次用幻想中的“紅霞萬朵百重衣”和“芙蓉國里盡朝暉”（1961年，“答友人”）等詩句，來虛構一幅歌舞昇平的圖景以自欺欺人。與 當時全國民眾極其悲慘的處境以及從肺腑中發出的悲愴求救的呼喚相比，與彭德懷在湖南民間考察後寫下的民謠“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 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與呼”相比，毛的這種幻想是何等的不以民生為念，已毋需多言。從這一現象可以看出，從50年代起，毛在許多方面經常本能地、無意識 地欺騙自己，也試圖欺騙黨內各級幹部和民眾，同時創造並維護着他個人需要的自我愉悅的幻景。 到了毛的最後歲月，他其實已經意 識到自己發動的“文革”遭到了全國上下多數人的抵制和否定。他曾經對身邊的親信表示：“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 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68]顯然，他明白自己的“英明偉大”早晚會被顛覆。然而，他卻不願意承認自己這個“人民領袖”的失敗；相反，他頑強地死 死抓住“君臨天下”的最後感覺。1976年元旦，在批判“右傾翻案風”的高潮中，毛已經是病入膏肓、苟延殘喘之身，但他在《人民日報》上高調發表了自己 1965年寫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兩首詞。前一首詞中“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和“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等語句， 誇張地表現了毛的唯意志論和“萬物皆控於我”的意識；而後一首中“鯤鵬展翅九萬里”、“背負青天朝下看”之類詞句，充分顯示了毛的那種凌駕於神州之上的自 負和狂妄。20世紀40年代中期毛寫過“沁園春•雪”，詞語之間，蔑視“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自信“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帝王情結”，躍然紙 上。到了毛將死之即，他的這種心態毫無改變，儘管失敗在即，他依然幻想着自己能“鯤鵬展翅”式地在政治上隨意揮灑。更準確地說，毛此刻只能在文學幻境裡體 驗自己的“偉大”和“歷史地位”了。他生前看過的最後一部電影是“難忘的戰鬥”，當銀幕上出現了解放軍入城，市民和學生載歌載舞、敲鑼打鼓地夾道歡迎的鏡 頭時，毛老淚縱橫。[69]這可以被看作是毛對自己當年的“成功”深深的依戀；也可以被理解為毛對自己晚年的失敗和“君臨天下”的即將逝去心猶不甘。 2．“公社”情結：毛的政治幻想 毛澤東還有一個深深植根於頭腦中的政治幻想，即“公社”情結。“大躍進”時期它表現為毛鼓吹的“人民公社”，其模式覓自《張魯傳》。“文革”時期，它又改頭換面地變成了用馬克思主義包裝的“巴黎公社”。 毛 對“巴黎公社”的鐘情可追溯到1926年，這一年3月18日他在國民黨政治講習班演講，題目便是“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70]在1959年的廬山 會議上，毛又用“巴黎公社”為理論武器整過彭德懷。[71]“文革”之初的1966年7月和8月，他把北大聶元梓等7人寫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稱為 “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巴黎公社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72]，“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73] 。在他主持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也這樣寫道：“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 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覆討論後，進行選舉。……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 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74]1966年11月，在毛澤東第6次接見“紅衛兵”時，“副統帥”林彪代表毛講話說：在毛主席正確路線 的指引下，我國廣大革命群眾，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發展大民主的新經驗。這種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 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沒有這種大民主，不可能發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 化大革命，不可能實現人們靈魂深處的大革命，不可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不可能鞏固無產 階級專政，不可能保證我們國家沿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這種大民主，是毛澤東思想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新形式，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這種 大民主，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新貢獻。[75]1967年1月31日，《紅旗》雜誌在1月奪權的高潮中發表了“ 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社論，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毛主席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時， 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76] 其實，被毛高度讚譽的聶元梓等人揭發北大校長陸平 的那張大字報，與巴黎公社式國家機構重建，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當年，劉少奇下台前對此也百思而不解，他對伍修權說過：“我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翻來 覆去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它的意義為什麼比巴黎公社宣言還要重大。”[77]比較習慣於理性思考的劉少奇可能至死也未明白，毛的“公社”情結並非理性認 知，而只是政治幻想，豈能以理論之？毛當時拉過“巴黎公社”這面旗幟，不過是為了給自己鼓動全國“造反”、“奪權”提供一些馬克思主義包裝的理論依據和道 德基礎罷了。那麼，毛當時是否真就“巴黎公社”模式深思熟慮了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與其說毛確認“巴黎公社”模式是取代當時的黨政權力結構的最佳選擇， 還不如說，有關“文革”要走“巴黎公社”道路的說法，不過是折射出毛潛意識裡的“公社”情結。 毛在“文革”早期提出“巴黎公 社”道路之後，中國還真出現了仿照毛的說法而建立的中國式“巴黎公社”。1967年2月5日，上海市“造反派”奪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權，建立了新政權組織， 特地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這是張春橋揣摸毛關於“巴黎公社”的說法而安排的名稱和形式。“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稱：目前由各造反組織協商推舉群眾代表， 與駐軍負責人和革命領導幹部組成“三結合的臨時的過渡性的權力機構，行使公社的領導權力”；最終目標是，“由革命群眾按照巴黎公社原則選舉產生”；“上海 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員，都只有為人民服務的義務，絕沒有做官當老爺的權利。誰要脫離群眾，包辦代替，甚至壓制群眾，專斷獨行，就必須隨時撤換清洗 ”。[78]看起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闡述的“嶄新權力形式”的構想，正符合毛澤東反覆宣稱的反官僚主義、追求政治平等、恢復巴黎公社偉大理想的“文 革”目標。然而，它卻意外地遭到了毛澤東的激烈批評：“如果都改公社，黨怎麼辦呢？黨放在哪裡呢？公社裡的委員有黨員和非黨員，黨委放在哪裡呢？”“全國 都改，就得發生改變政體，改變國號，有人不承認，很多麻煩事，也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毛甚至說：“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現在96年了，如果巴黎 公社不是失敗了，而是勝利了，那麼，據我看呢，現在也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不久，毛又說：“有人說選舉很好，很民主，我看選舉是個文明的字 句，我說不承認有真正的選舉。”[79] 將毛對虛幻的“巴黎公社”道路的高度讚揚和對現實的中國式“巴黎公社”的刻意貶低加 以對比，可以發現，原來他對巴黎公社全民選舉的民主新政體的憧憬，不過是他無意識中的幻境。當上海的“造反派”天真地按照幻境構築新政體時，毛卻從中看到 了這種制度試驗對自己的“天下”的威脅。事實上，毛的“公社”情結不過是葉公好龍式的幻想，他還沒糊塗到把自己的權力建構在無法確實操控的海市蜃樓之上。 毛髮動“文革”的本意，無非是要清除黨內異己，確保大權獨攬。儘管他曾把幻想中的“巴黎公社”道路拿來作為揮舞的旗幟，但卻不願意真正的巴黎公社式民主選 舉把他的權力體系變成虛渺的存在。所以，毛果斷地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而“ 革命委員會”的產生，要在“大聯合”、“三結合”的基礎上由上級批准，這與“文革”前的任命制並無區別。於是，一場號稱以“改變官僚體制”為目的之“文化 大革命”，最後仍然回歸到黨的集權專制。這個在“文革”中形成的新官僚體制，甚至比“文革”前的更加集權，更加專制，更加法西斯化。與此同時，所謂“巴黎 公社的原則”也變成了故紙堆里的垃圾。 3．毛的政治幻想的心理根源和行為表現 心理分析認為，意識 與潛意識或無意識組成了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活動常常在它們中間尋求平衡。潛意識或無意識是意識的深層部分，包括原始衝動、本能以及各種欲望，由於社會 標準不容，它們往往得不到滿足，被壓抑到無意識中。每當人的意識以及欲望受到挫折時，人就可能下意識地啟動“自我防禦機制”，以保護自己。這樣的“自我防 御機制”包括轉移／替代，合理化／文飾，反向（以相反的行為表現），歪曲，幻想，推諉，補償，升華等等。由於這種自我保護是在無意識狀態下進行的，便帶有 自欺欺人的性質。從這個角度來看，以上關於毛的政治幻想的心理根源和行為表現就有了一些心理學方法的新解釋。 在毛澤東的心靈 深處，他顯然自視為高於“秦皇、漢武”的“千古一帝”。但在當今世界，他已無法公開稱帝。因此對毛來說，他只能經常性地通過“壓抑”把“帝王情結”藏到無 意識中去。另一方面，他也不時會啟動“轉移／替代”（用另一個目標替代原來的目標）機制，即採用冠冕堂皇的“人民”這一集合名詞來替代他的帝王情結。毛經 常下意識地運用的另一種機制是“合理化／文飾”的手法。比如，他自命為“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從而將自己不合理的行為合理化。毛在“文革”初期對“巴黎 公社”的鼓吹，也充分表現了他把自己不合理的做法通過某種自欺性程序變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的心理過程。而當他否定“上海人民公社”這一“巴黎公社”道路的 實踐時，他使用的是“自我防禦機制”中典型的“反向”行為，即他的“自我”為了控制或防禦某些不被允許的衝動而有意識地作出相反的舉動，因此他不顧自己當 初對“巴黎公社”道路的美譽，而毫不留情地貶低“巴黎公社”的不適用，又嘲笑全面選舉的幼稚。 進一步來看，毛澤東打倒劉少奇 並剷除一大批黨內異己的“文革”運動，顯然是不合常理的。為了保護自己免受責難，毛的一系列行為模式基本上符合心理學所說的“自我防禦機制”。首先，他把 自己與劉少奇之間無原則的“權力鬥爭”，深深地掩藏到無意識層次里；其次，他用另一個“光明正大”的目標，來替代說不出口的真正目的，“繼續革命”就是一 面這樣的“旗幟”；再次，他用充滿道德感召力的“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的訴求，試圖把冷酷的充滿私人目的的高層權力鬥爭合理化。 毛澤東1955年在嘲笑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時說過：“他們不但需要欺騙別人，也需要欺騙他們自己，不然他們就不能過日子。”[80] 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認識，把這句話理解成毛澤東“文革”時期非理性心態的寫照，大概是十分恰當的。 【注釋】 [1] 有關本文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定義，可參考下列中英文著作：Richard [2] Wolin. The Seduction of Unreason : the Intellectual Romance with Fascism : From Nietzsche to Ppostmodernism.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John Dunn. The Cunning of Unreason : Making Ssense of Politics, New York : Basic Books, 2000; Jonathan Baron. Rationality and Intellig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吳寧《社會歷史中的非理性》，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2000年；胡敏中《理性的彼岸：人的非理性因素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夏軍《非理性的世界》，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1993年。 [3] Edgar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1. p.175. [4]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第508-509頁。 [5] 陳小雅，《中國“丈夫”：毛澤東情事》。香港：共和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第337-338頁。 [6] 黃崢，《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200頁。 [7] 巴人，“毛澤東震怒－－震動高層的‘竊聽事件’”，《北京日報》，2007年6月19日。 [8] 最後的處理自然是對那位來自農村的姓劉的錄音員最重。據李志綏回憶，劉某被立即送去陝西勞改。據北京的知情者告知：直至“文革”結束，此人都未被“解放”。 [9] 同注[3] ，第354-355頁。 [10] 同注[3] ，第354-355頁。 [11] 同注[3] ，第354-355頁。 [12] 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13] 同注[3] ，第388-389頁。 [14] 梁壁輝,“駁‘有鬼無害’論”,　載《文匯報》1963年5月6日。 [15] “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2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16] 郭金榮，《毛澤東的黃昏歲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0年，第161-164頁，第195-198頁。 [17] 同注[3] ，第343頁。 [18] 《反叛的御醫：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和他未完成的回憶錄》。香港：《開放》雜誌社，1997年，第29頁。 [19] 丁抒，“毛澤東和他的女譯電員”，載香港：《開放》雜誌，2000年4月號。 [20] “文革”開始後，由於原來處理軍委日常事務的羅瑞卿、賀龍等人先後被打倒，經毛澤東的批准，軍委成立了一個由葉劍英、楊成武和肖華組成的“三人小組”，處理軍委日常事務。這對於林彪集團，事實上是一種制衡。 [21] 同注[3] ，第464頁。 [22] 張雲生，《毛家灣紀事：林彪秘書回憶錄》。香港：存真社，1988年，第87-88頁。 [23] 黑雁南，《十年動亂》。香港：星辰出版社，1988年，209-210頁。 [24]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第 672-677頁。 [25] 同注[3] ，第508頁。 [26] 《人民日報》，1974年1月18日。 [27]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年，第430頁。 [28] 《共和國重大決策出台內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第653-654頁。 [29] 范達人，《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第19-20頁、39-40頁。 [30] 沈容，《紅色記憶》。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第206-207頁。該書作者在網絡上發表她全書摘錄時的標題是“我所見所聞的幾位毛澤東身邊女孩”。 [31] 見中共中央1976年2月2日的文件“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陳錫聯同志任職的通知”。文件說：“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同志 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當時葉劍英並未請病假，而是毛澤東“欽定”他“生病”，從而奪了他的軍權。 [32] 同注[17]，第46頁。 [33]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05年8月號。張玉鳳的這一回憶現在越來越被研究者們認為是真實的。 [34] 同注[17]。另外見郭金榮的《毛澤東的黃昏歲月》，第119-120頁。 [35] 凌鋒，“有關張玉鳳的補遺”，載《閒話毛伯伯》。香港：《當代》月刊出版社，1993年，第80-81頁。 [36] 同注[15]，第185-187頁。 [37] 見“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中發 [1976] 24號，1976年12月10日。 [38] 同注[3]，第561頁。 [39] 余英時，“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載《反叛的御醫：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和他未完成的回憶錄》，第84-87頁。 [40] 同注[3]，第588頁。 [41] 同注[3]，第221頁。 [42] 同注[3]，第105頁。 [43]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2版）》。 [44]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朱德紀要”, 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2版）》。 [45]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謝富治問題的兩個審查報告”(1980年10月16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2版）》。 [46] 類似見解可見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第94-95頁；亦見張戎、喬•哈利戴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年，第 449頁。 [47] 華飛，“‘軍事林彪’和‘政治林彪’”，載《華夏文摘贈刊》第314期（2002年11月18日）；又見舒雲的《林彪畫傳》，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第535頁。 [48]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71-72頁。 [49] 王年一、何蜀，“重議1970年的廬山會議及毛澤東、林彪衝突之起源－－在‘設國家主席’之爭的背後”，原載美國《當代中國研究》第2001年第1期 [50] 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第402頁。 [51] “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傳達和討論‘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1972年1月13日，中發[1972] 4號。 [52] 權延赤，《紅牆內外》。呼爾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2頁。 [53] 同注[17]，第237頁。 [54] 《中國精神疾病分類方案與診斷標準》，東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該標準1989年第一次公布，全書的電子版可見：http://zgxl.net/xlzl/cjxljb/ccmd2r.htm。 [55] 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 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73頁。 [56] 郭家寬編，《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9年，第77頁。 [57]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第126-127頁。 [58] 同注[3]，第246-248頁。 [59] 王凡、東平，“五進中南海：中央保健局局長王敏清”，載《傳奇•傳記文選選刊》，2006年第6期。 [60] 同注[3]，第436頁。 [61] [法國] 皮埃爾•阿考斯,[瑞士]皮埃爾•朗契尼克著，郭宏安譯，《病夫治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頁。 [62] 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台北：曉園出版社， 1991年，第48-50頁。 [63] 冒從虎、冒乃健編，《潛意識 直覺 信仰》。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0-71頁。 [64] “李銳先生訪談錄”，2007年10月1日，原載《議報》第32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65]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155頁。 [66] 高華，“從‘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發動”，《炎黃春秋》，2004年第１期。 [67] 同注[46]。 [68] 《人民日報》，1966年7月26日。 [69] 同注[17]。 [70]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451頁。 [71] 載《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3頁。 [72] 毛澤東，“關於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448頁。 [73] “毛澤東對中央負責人的講話”（1966年7月），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2版）》。 [74] “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 8月 4日），出處同上。 [75] 出處同上。 [76] “林彪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 (1966 年11月 3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2版）》。 [77] 載《紅旗》雜誌1967年第3期。 [78] 魯彤、馮來剛，《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長春：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5頁。 [79] “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原載1967年2月7日《解放日報》。 [80] 《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1969年，第667-672頁。 [8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