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會驚人內幕 zt 有關朱德元帥在文革中的境遇，在粉碎“四人幫”後的回憶錄，即便是家屬的回憶中，也只有閃鑠其詞、語焉不詳的記載。朱德夫人康克清在1986年11月29日《解放軍報》上的回憶中有這樣的細節： 　　他參加中央的會議回來，將林彪那個大談“政變”的講話交給秘書，轉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同志的講話，他交給秘書時都要坐下來講講該怎樣理解。而這次卻不屑一提。他這種卑視態度，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嗎？ 　　林彪有關“政變”的講話發表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朱德對之大為不滿的“中央的會議”顯然是指這一次了。但為什麼持如此的“卑視態度”和造成如此“不屑一提”的惡劣“心境”，康克清的回憶卻嘎然而止。 　　終於，在最近出版的，由許農合主編的《開國元帥的晚年歲月》中披露，似乎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小組會上受到過嚴歷的批判。該書有如下的記載：朱德在小組會的發言中，強調要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學習唯物辯證法。他說：“朝聞道、夕可以死矣。我也有時間讀書了，讀毛主席指定的32本書，非讀不可。準備化一二年的時間讀完，連下來讀就通了。毛澤東也是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打斷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會議上關於“頂峰”的發言，攻擊他有野心，是借馬克思主義來反對毛主席。康生也攻擊朱德“想超過毛主席”、“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還沒有入黨，還是黨外人。”由此看來，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確實受過批判。但有關批判會的詳情，此處又一次語焉不詳地一筆帶過。其實有關林彪批判朱德的講話，在文革中由紅衛兵出版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和《林彪同志講話選輯》等等的小冊子中曾廣為流傳。但康生的講話，以及這個“小組會”卻是第一次提到。非但在文革中朱德被批成“黑司令”時都從未所聞，在文革後批判康生以及“四人幫”的高潮中也未見提及。奇怪的是：既然惡毒攻擊朱德元帥的是林彪、康生之流，在粉碎“四人幫”後應當公開地憤怒聲討才是，相反的做法只能說明有難言的苦衷。 　　眾所周知，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一直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的標誌。在這個會上，中共政治局在五月十六日以全票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後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的文件”。兩天后，林彪在會上又發表了他那個著名的、後被稱為“政變經”的五一八講話。五月二十三日，中共政治局又一次全票通過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正式撤銷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人的全部職務。接着，中共中央又於五月二十四日發出《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雖然在文件中說“會議決定，中央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進一步審查彭、陸、羅、楊四同志的反黨活動和他們之間的不正常關係”，實際上已經把他們打成了“反黨集團”。這一通知地方發到縣委以上，軍隊通知到團級以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中共上層，就是這樣燃燒起來的。 　　那麼，為什麼在如此重要的會議上會發生對當時便已經隱淡出政壇的朱德的嚴歷批判呢？誰主持的會議，共有那些人參加？為什麼中共至今對此地羞羞答答、遮遮蓋蓋？朱德批鬥會記錄在中共中央的檔案館裡，有一份標號為“19660523”的會議紀錄。此份文件記錄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23日的會議，對朱德元帥的嚴歷批判，即發生在那一天： 　　地點：人民大會堂河北廳 　　主持人：劉少奇 　　朱德：[首先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一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那次檢討比較長一點。 　　[朱德接着又講了他過去的錯誤，即二十年代井岡山上的問題和紅軍第四軍“七大”的問題。張鼎丞、林彪、陳毅、周恩來先後發言和插話。陳毅批判朱德歷史問題的發言很激烈很長。]　 　　林彪：彭德懷原來就是聯合這個，聯合那個，犯了這個錯誤又犯了那個錯誤，都是為了個人野心。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必須徹底揭發鬥爭到底把他搞臭，否則不行。這樣做對你對黨都有好處，這樣，你才可能改好，否則不可能。廬山會議揭發出來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消滅黨的一個最大的隱患。主席幾次講黨有可能分裂，實際就指彭德懷－－朱德。廬山會議也考慮到是否要徹底揭開，權衡利害，認為應該堅決揭開，消滅這一隱患，否則會繼續發展，萬一主席到百年之後，就會出現更大的問題。現在揭開，展開堅決鬥爭，保衛總路線，教育全黨，鞏固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發鬥爭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當然我們是希望你改的。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檢討得很不夠。有人當是他自己檢討的，不是的!是黨中央決定讓他脫褲子的，不檢討不行。你們是不知道的，陳毅批評他的並不過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當領袖。高崗事情，他也主張輪流，想當主席，自己本事行嗎?你一天都沒做過總司令，南昌起義後，是無政府，亂走，是陳毅指揮到井岡山的；遵義會議前是李德指揮；以後是毛主席指揮；抗戰時期在前方×指揮(按：也不是朱德指揮)。解放戰爭是主席指揮。你是不行的，但自以為還行。你脫離指揮，下井岡山向南打，三個營損失二個，打敗仗無辦法，還是主席接你回來的。 　　林彪：[又把問題引導到彭羅陸楊問題上來]：去年羅瑞卿問題發生以後，在上海會議上他（指朱德）還講，不能講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還會發展嗎？大概頂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魯曉夫。 　　陳毅：朱德我要問你：你是不是要搞政變？ 　　朱德：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 　　陳毅：我看你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你還大力讚揚赫魯曉夫。你野心非常大。 　　烏蘭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還說，人蓋棺了是不能定論的。我們講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是錯誤的，是修正主義的。他說，咱們同蘇聯還是要搞好，他也離不開我們。 　　薄一波：朱老總經常講蘭花。他說，自古以來，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種蘭花。 　　朱德：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 　　周恩來：反對毛主席我都領導過。寧都會議也是我領導的。雖然弼時同志從後方來了，因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員代替了嘛。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王明路線我也犯了，四中全會我也參加了。所以我最大的過錯是1931年到1935年遵義會議這四年之長。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後洛川會議，然後王明回來。1937年底到1938年武漢時代，這都是路線性質的嚴重錯誤。當然還有其他錯誤。解放後還犯過反冒進錯誤等等。這幾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至於朱德同志的賬那就更多了。從井岡山一直打到梅縣，都是盲動主義，軍閥主義，流寇主義。然後是立三路線，你也犯了。然後是王明路線四年，然後又是洛川會議。那時王明沒有回來，那還不是反對毛主席，你沒有領導？然後王明回來。第二次王明路線一直到六中全會，以後還有一些“殘餘”。幾十年歷史，朱德同志跟張國燾鬥爭，前一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志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同志在那裡，黃袍加身，你頂得住嗎？後一半是賀龍同志，弼時同志，關向應同志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你都沾過邊嘛。你到處發表意見，是一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毛主席說過，你就是跑龍套，可是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義，就是有錯誤嘛。我當着資產階級國家的元首尼雷爾的面說：南昌起義，我有錯誤。他聽了很為驚奇：你還有錯誤？那時錯誤嘛，城市觀點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對你（朱德）的不滿告訴大家，希望你們大家監督。 　　[最後鄧小平宣布了中央對彭、羅、陸、楊處理的決定，與會者一致通過。] 值得深思的一些問題 　　　只要對這個記錄稿匆匆一瞥，明眼人便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共至今違忌莫深的態度了。人們不難理解林彪對朱德“置於死地而後快”的兇狠。因為朱德曾是紅軍的司令，林彪只有通過打倒他來建立自己在軍內的最高威信。然而，會議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幫”，卻是“文革”黨內的最大受難者劉少奇。對朱德批鬥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幫”，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維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陳毅和周恩來：他們甚至無中生有地指責朱德“要 搞政變”、“要黃袍加身，當皇帝”、“是定時炸彈”。另外，積極參與批判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們，如薄一波、烏蘭夫、張鼎丞等人，也無一不是後來的文革受難者和中共今天的“革命”元老，和中共有關“文革”造孽者林彪、“四人幫”毫無瓜葛。如果公開了這些人在“文革”發動中的積極主動地批鬥別人，尤其是對憨厚老實的朱德元帥無限上綱、狠斗惡打的言行，怎麼還能把罪責往林彪、“四人幫”身上一推了之呢？ 　　　看完這個記錄稿，最令人心酸的是八十歲的朱德在林彪和陳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黃袍加身，當皇帝”的質問下的囁嚅自辯：“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這點淺顯的道理，難道所有這些政治局委員們都不懂嗎？無疑，他們都是有常識的人。然而，數天前通過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用心良苦地加上了這樣一段話：“混進黨內、政府內、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緊接着，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變”的長篇報告。 　 “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誰呢？既然彭、陸、羅、楊都已經都揪了出來，還有誰呢？從記錄稿看來，不管他們是否知道毛澤東筆下所指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還有誰，他們一定會即刻表現出對毛澤東指示的無條件的擁護，一定會找出或製造出一個“階級鬥爭”的目標來表達他們對最高領袖指示的堅決擁護、聞風而動的。其潛意識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別人、保自己。 　　　如果說參加那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中共要員們對毛澤東要搞的人一無所知，那也未免太小看這些深諳權術的要員們的智力水準了。據當時的華北局負責人李雪峰迴憶，他和與會代表在5月18日聽林彪的“政變經”講話時便知道矛頭所指是劉少奇：“他沒有點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劉少奇。劉沒有講什麼”【3】。據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和組員王力回憶，中央的不少人在毛髮動文革前就已經知道矛頭所指為劉少奇。陳伯達在他的獄中回憶里說：“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從毛主席的談話中知道，（整個）戰略部署的鬥爭是對劉少奇的。當時除了林彪、江青、總理、康生、謝富治、汪東興和我之外，幾乎沒有人知道”【4】。由此可見，毛並沒有布置任何人去批鬥朱德，批鬥者也心知肚明朱德並不是毛所言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那麼，為什麼最後還會是他成了眾口一詞的批判對象呢？ 　　　從上述記錄稿的開卷說明中來看，批鬥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這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所有的與會者，包括後來被打成彭羅陸楊“黑後台”的劉少奇和鄧小平，都對這一冤案的態度要比朱德無情堅決的多。這正說明了黨內鬥爭的毫無人性人情的醜陋風氣：只要某人一“出事”，不管他是誰，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還是老朋友，也不管他們之間有多大的情誼，這個人便會即刻成為眾矢之的，人人喊打、頃刻為人敝棄。二是如果有什麼人膽敢“持消極態度”（如朱德那樣）不肯助紂為虐，以鄰為壑、落石下井，那麼這個人也會立刻成為人人喊打的眾矢之的。如果說林彪的“政變經”是為了造成一種發動文[和]革絞肉機所必需的恐怖氣氛，那麼幾乎所有政治局成員對朱德的批判正是大力地推行和蔓延了這種恐怖氣氛，推動了文[和]革絞肉機的轟然起動。 　　　如果從中共黨內派系的角度對批判朱德的政治局成員作一個分析，他們幾乎包括了所有的派系：林彪屬“毛系”，周恩來、陳毅屬“周系”，劉少奇、薄一波、張鼎丞屬“劉系”，烏蘭夫大概算是獨立派系。而朱德也正是最沒有任何派系力量的獨立派系。從這一點上來說，在朱德頭上開刀，是“柿子挑軟的捏”：既可以表達自己對最高領袖毛的忠心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的擁護，又沒有任何在未來派系鬥爭中受到報復的危險性。從這一點上來看陳毅等人的醜惡表演，便不難理解箇中奧秘了。另外，在井岡山和紅軍時期的所謂“反毛”錯誤，其實陳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陳毅對朱德所謂歷史問題的“很激烈很長”的發言，以及他多次對朱的極端反常的“黃袍加身”的責問，更包含着某種“先發制人”地歪曲歷史、推卸責任的卑下。從這點上來看，陳毅何止是被動地捲入文革，完全是主動地通過批判他的老戰友朱德，歪曲歷史事實來表達對毛的忠心，來支持文革的發動。如此，毛在文革中一再保陳也就不難理解了。 　　　與陳毅相比，周恩來的政治演技要爐火純青得多了。他對朱德的批判從自己與“朱德同志一起”的“反對毛主席”的錯誤誠懇地檢討起，但兇狠的結論卻是“至於朱德同志的賬那就更多了”。在列數朱德解放後的嚴重問題後，周竟把朱上綱上線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個定時炸彈”。值得一提的還有，在林彪作了“政變經”報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做了一個堅決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講話”的報告。除了在報告中積極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他還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來大談“保持晚節問題”，並主張把剛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非常極端的主張：掘掉瞿在八寶山的墓地。周說：“戚本禹同志寫文章批判過瞿秋白，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由此，導致了紅衛兵的毀墓暴行。【5】周對朱德的痛下針砭，正是他向毛又一次表示了對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堅決支持。 　　　與林彪、周恩來來相比，劉少奇及其他一系的幹部在朱德問題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悲喜劇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毛要打倒他並清洗他一系的幹部，卻要由劉來主持最終走向打倒他自己的會議。在同一天裡，劉少奇和鄧小平毅然通過了斬掉作為自己的左臂右膀的“書記處”（彭、羅、陸、楊大都為書記處書記）的中央決定。劉的幹將薄一波竟然還把朱德種蘭花都胡說成是政治問題。那麼，為什麼劉要這樣做，難道他一點都看不出毛的真實意圖嗎？劉的政治經驗和權術水準決不在與會者之下，他決不會沒有一點感覺。但縱觀歷史便不難明白，劉對毛的攻擊一貫採取犧牲他人和以比毛更為極左的殘酷鬥爭去迎合的“禍水他引”的策略。六十年代年的“四清”運動，毛對他不滿，劉便立刻搞出“桃園經驗”，搞得比毛還要左的多。1966年7、8月份的派工作隊，也是想用整基層幹部和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來換取他對運動的控制權。他和鄧小平拋出彭、羅、陸、楊，主持對朱德的批判，都是為了支持文[和]革、犧牲別人去填飽毛澤東發動的的政治絞肉機。一言以蔽之：害別人、保自己。 　　與劉鄧相比，政治局中唯一的少數民族（蒙族）成員烏蘭夫的表演和下場具有更快更慘的悲喜劇性。在批鬥朱德的前一天，他參加了剛開始的中共華北局“前門會議”。會議自5月22日開始，至7月25日結束，歷時64天，李雪峰受中央委派主持會議。自治區黨委成員、各盟市書記，區黨委各部委、直屬機關黨政負責人，部分旗、縣負責人，共計146人出席會議。7月2日，劉少奇、鄧小平故伎重演，代表中央對烏蘭夫進行了極其嚴厲的批評。此二公以“五一·六通知”為綱，指斥烏蘭夫不搞階級鬥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把他打成繼彭真後的又一個省委書記級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不久，在劉鄧的指示下，7月底由華北局起草的《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呈送中共中央。報告“根據揭發出的大量事實”，確認烏蘭夫有五大錯誤： 　　1、反對毛澤東思想，另打旗幟，自立體系， 　　2、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革命， 　　3、對修正主義卑躬驅膝， 　　4、以《三五宣言》為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 　　5、安插親信，篡奪領導權。報告給烏蘭夫的結論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埋在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他的罪行要遠遠超過他批判的朱德。從此，烏蘭夫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開始了漫長的、與世隔絕的軟禁生活【6】。 　　　　然而，那些所有不懂得唇亡齒寒的基本道理的人，那些一心只想無原則地犧牲別人來換取自己生存和騰達中共領導人們在文[和]革中很少善終。劉少奇和鄧小平剛把彭、羅、陸、楊和烏蘭夫打成“反黨集團”，自己一瞬間卻變成了“反黨集團”的總後台。劉慘死得連被火葬時都只能用“劉衛黃”的假名。陳毅在所謂的反“二月逆流”中被張春橋等人反覆用他想推給朱德的“歷史問題”狠整，在中共九大的小組批鬥會上被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翻開歷史老賬，批得“呼赤呼赤吐着氣”、“顫巍巍”、“灰溜溜”【7】。最後在比朱德更為鬱郁不得志的情況下患癌症逝世。周恩來機關算盡，最終也還是沒有得到毛的完全信任。也是在毛的新貴——“四人幫”的一片含沙射影的“批大儒”的圍剿中患癌症辭世。林彪在發動文[和]革上充當了毛的第一號打手，也曾位極人臣，當上了“接班人”，但最後還是被毛猜忌，被迫為保命倉皇出逃，落了個折戟沉沙的下場…… 　　　至於薄一波，也只是有權批判別人不到一年：1967年3月便被毛定為“叛徒集團”為首份子，十年文革差不多坐了九年牢。而事實真相卻是，1936年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人的自首出獄是得到中央批准和毛的首肯的。而毛在30年後公然出爾反爾，為了打倒劉少奇而把他們打成了“叛徒集團【8】。 　　　如果說這份緊鎖在中央檔案館裡的記錄稿說明了什麼，那麼最能說明的一是歷史真相，二是歷史教訓。這個不幸而痛苦的歷史真相是：中共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從來就沒有人反對過毛澤東發動倡導的文[和]革和任何一種殘酷的“階級鬥爭”。有的只是在毛最高獨裁者面前的爭先恐後的表忠心和比賽他們的“革命性”。更為醜陋的是，這種表忠心和比賽“革命性”的行為是以出賣和犧牲戰友、朋友、親人和無辜者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這種毫無原則的“害別人、保自己”的行為，在中共黨內已由恐懼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風、最後到了見怪不怪集體無意識的地步。 　　　說到歷史教訓，從這一歷史真相的記錄中人們所看到的“文革”的發動完全是一種積極推動革命絞肉機發動又不希望自己成為絞肉機中的消極犧牲品的集體合力，這種集體犯罪並不一定時時是有意識的，但最可悲和最可怕的正是作為這種醜陋之風盛行底基的無意識狀態。這種集體無意識的一種非常特殊的表現，首是在於“害人者”和“被害者”在角色上的差別性和在意識形態上和對所謂的黨內鬥爭的認知上的一致性。中共研究劉少奇的黨史專家張化在分析劉為什麼在文革發動期主持那些最後導致打倒自己的會議時指出： 　　 “從'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後劉少奇的思想狀況來看，這場'革命’與他思想中的某些認識存在着相通之處，這構成了他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礎。”張化進一步指出了諸如“擁護開展反修防修運動”、“誇大階級鬥爭”和“開展奪權鬥爭來解決基層問題”等三條【9】。當然要補充的是：劉少奇所倡導的所有文革式的“階級鬥爭”是只準備殘酷地鬥爭別人的。歷史的邏輯向他設想的反面走去：他所支持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卻最後殘酷地斗死了他自己。 　　　　在李雪峰迴憶1966年5月的政治局會議上發動文[和]革的文章里還有這樣一個細節：彭真是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首要，他非但在表決把他打成“反黨分子”的“五一·六通知”時舉手贊成，還大聲和人爭論誰在歷史上對毛“第一個喊了萬歲”（意下指他自己）——彭面對毛對自己一手製造的冤獄，沒有半點正面的抗爭，卻死到臨頭還要爭獻媚骨。這已經不是一種自保，而是一種自戕了【10】。 　　　做這一如是觀，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文革式的悲劇在中國是一定還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重現的。 　　註解： 　　【1】康克清，《最後的十年》，載《解放軍報》1986年11月29日。 　　【2】許農合主編，《開國元帥的晚年歲月》，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 　　【3】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和]革”發動內情》，載《回首“文[和]革”》，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612頁。 　　【4】羅冰，《官方檔案披露周恩來參與批鬥劉少奇》，載香港《爭鳴》，1999年3月號，21頁。並參見《陳伯達遺稿》，香港天地圖書，2000年和《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周恩來，《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6】吳迪，《“內人黨”大血案始末》，載《文[和]革大屠殺》，香港開飯雜誌社，2001年，61－62頁。 　　【7】徐景賢，《張春橋“九大”整陳毅秘辛》，香港《明報月刊》，2001年12月，47－48頁。 　　【8】見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以中發九十六號文件印發的《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為薄一波等人平反的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組織部的《關於“六十一人案件”調查報告》的通知。 　　【9】張化《劉少奇的悲劇於悲劇中的劉少奇》，載《回首“文[和]革”》，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41－843頁。 　　【10】見注【3】6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