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伯特·韋爾            200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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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張戎，一個對毛澤東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懷有深刻仇恨的中國女人，出嫁到西方後，為達驚世駭俗與經濟貪慾之目的，夥同英國丈夫以十分卑劣的手法寫出《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對毛澤東及其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偉績進行史上最惡毒、最瘋狂、最陰險的誹謗與攻擊，在西方世界引起極大反響。但在與其有着共同反毛反華反社會主義動機的利益共同體分子的叫好喧囂聲中，確有一些嚴謹治學的西方學者對該書提出了質疑與批判。比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史景遷等。而本文作者、美國南加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羅伯特.韋爾，就發表了《被敵人反對是好事》的文章來揭露張戎及其哈利迪寫作此書的陰毒動機並作了有力批駁。以下是《被敵人反對是好事》一文中的幾段話，權作全文的按語。
    
上述評論中大多數流露出的不只是對毛澤東這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者的敵意，他們或有意或無意地在脅迫任何對毛澤東的生活和成就持肯定態度、或者儘管持否定態度但要比張戎和哈利迪的全面否定稍顯溫和的人。因此，弄清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是在何種氣候下出爐的，以及那些急不可待地認可該書的人的背景以及為誰效力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當（對《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最初的憤怒和驚愕過去之後，我想到的是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會有這樣一本書？為什麼會在現在出版這樣一本書？在毛澤東去世近30年之後的今天，當前的中國領導人已經改變了他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回到“資本主義道路”上——毛澤東早已預見到這一點，並試圖阻止此類情況的發生。如果說“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那麼在今天，毛澤東身上還有什麼東西會對敵人具有威脅？為什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敵人，例如張戎、哈利迪以及他們的出版商喬納森.凱普和阿爾弗雷德.克諾夫感到有必要把毛澤東的遺產貶得一無是處，而且徹底性要比過去有過之無不及？為什麼中國之外的評論家感到有必要去熱切認可他們的書？毛澤東身上到底有什麼東西與當今中國社會和世界上的矛盾和鬥爭息息相關，從而遭來如此攻擊？
在此，人們不能完全不理會出版該書的個人和經濟因素。
、、、對毛澤東的毫不寬恕的敵意，以及羅列證據把毛澤東抹黑成為一個極端自私的人和虐待狂的決心，促成了《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出版。
、、、對像張戎和哈利迪這樣的反共分子和許多評論家而言，毛澤東的名字必須被抹掉，甚至連當今中國領導人與毛澤東在形式上的聯繫也必須掐斷。惟有如此，中國才會再次“擺脫”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以及他所追求目標的殘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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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評價毛澤東，打開了那些長期關閉的門，尤其是使我們想起了他的警告：如果中華民族從社會主義道路上重新回到資本主義道路，後果將會是什麼？


全文如下

被敵人反對是好事


——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美國南加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羅伯特·韋爾（1）
李新華、曲廣為譯  張運成校（2）




    “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我一直認為這是毛澤東語錄中最有價值的一句話。它不僅改變了我的鬥爭觀，而且也許比毛澤東的任何其他語錄都更為簡練地濃縮了毛澤東思想和策略的深刻辯證性。正是此種辯證性，使毛澤東能夠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去“排除萬難”，一次又一次轉敗為勝。毛澤東指的，並不是敵人的反對所造成的損失和苦難，他認為那是為革命必須作出的“犧牲”，並在詩中寫道“為有犧牲多壯志”。（3）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的原因在於，敵人的反對意味著革命力量進行的鬥爭是成功的，它把敵人打疼了，對其統治構成了挑戰。

    要不然，為什麼那些反革命勢力甚至會為反對我們而煩心?那是因為敵人越少克制自己，暴露出的弱點就越多，就會使他們看不清現實。毛澤東說過，“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界線了，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了”。（4）因此，革命者受到的反對愈是猛烈，說明他們取得的成績越大。而那些反革命的人僅僅是出於仇恨而作出的輕率結論，將會使他們犯下嚴重錯誤，並使其在人民當中名譽掃地。

    最近出版的張戎和喬·哈利迪合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不僅對毛澤東個人的領導地位，而且對他領導的那場革命的全部歷史，對中國乃至全世界——社會主義事業是其中一個重要構成——為實現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爭，進行了無情而又令人噁心的攻擊。該書在美國出版(此前在英國和亞洲已經能夠買到)，其寫作手法和調門哪怕是一位粗略讀過的讀者都能迅速領會。不過，英國廣播公司(BBC) “新書速遞”欄目摘播的內容，已使該作品的性質昭然若揭。通常，該欄目更多地是摘播小說。顯而易見，毛澤東生活當中的所有行動和事件都被最大可能地進行了負面解釋。 2005年10月20日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對作者進行的一次採訪，以及五天后英國廣播公司的另一次採訪，都驗證了這個事實。該書的美國版本面市之前，有關評論也已經清楚地說明了其品性。正如那些評論家普遍闡明的那樣，這本書的出發點，就是要從最細微處着手，毀掉毛澤東作為領導者乃至作為人的形象，否認過去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在這本書中，毛澤東這位中國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領路人，被描寫成一個膽小鬼，藐視農民，他從革命造成的死亡中獲得樂趣，只會通過恐嚇和玩弄權術進行統治，而且私生活放蕩。這本書已引起西方主流評論界的關注，至少某些被稱為“新中國通”的評論家在認可書中披露的內容時的熱情，要比先前對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高得多。英國廣播公司也迫不及待地認可了這本新書，雖然把其稱為經過精心研究的非小說類作品，但在摘播《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時，用的卻是一種富有“戲劇性”的冷嘲熱諷的語調。

    已發表的評論，都對該書的權威性表現出一種相似的深信不疑。其中有一位評論家稱該書是“一部具有無可辯駁的權威性的著作……總體來說，毛澤東自始至終無論在小節還是大節上都並非那麼光彩；他是殺人犯，是虐待狂，是沒有天分的演說家，是好色之徒，是文化破壞者，是販賣鴉片的奸商，是慣於說謊的人”。（5）該書聲稱毛澤東要為七千萬中國人的死亡負責，這大大超出了其他激烈爭議的說法中提出的最大數字。“張戎說：‘毛澤東的邪惡和給人類造成的損害，猶如希特勒或是斯大林’”。（6）即使是如此詆毀，對某些評論家來說仍嫌不夠。在把毛澤東與前俄國領導人進行了比較之後，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奧里聲稱，“毛澤東是他們當中最大的惡魔——中國的紅色帝王”。（7）菲利普·亨舍自一開始就加入了那些熱情過頭的評論家的合唱當中，用與他們類似的語言譴責書中提到的“所有殘暴的事情”。該書在美國出版之後，最初的評論完全是在鸚鵡學舌。《紐約時報》刊發的一篇書評，其標題為《中國惡魔，首屈一指》，作者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認為該書“以令人感慨不已的事例表明，毛澤東是所有時代中最恐怖的暴君”。（8）兩天后，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紐約時報書評》上發表的一篇書評，仍在重複上述論調，語言毫無新意，完全是在自說白話。儘管對該書的學術性以及資料的來源和準確性表示懷疑，並表示“我對該書的判斷持保留態度，因為我自己的感覺是，毛澤東儘管殘暴，但也給中國帶來了有益的變革”，克里斯托夫仍宣稱該書是一部“極好的傳記”，是一部“富有權威性”的著作。（9）

    上述評論中大多數流露出的不只是對毛澤東這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者的敵意，他們或有意或無意地在脅迫任何對毛澤東的生活和成就持肯定態度，或者儘管持否定態度但要比張戎和哈利迪的全面否定稍顯溫和的人。因此，弄清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是在何種氣候下出爐的，以及那些急不可待地認可該書的人的背景以及為誰效力就顯得尤為重要了。顯而易見，該書恰如其分地符合毛澤東本人在其文章中已經預言過的情況——“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界線了，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了”。正是該書完全片面的寫作手法，使大部分評論家急不可待地去認可它，並對任何關於毛澤東地位的更加持平的分析視而不見。與其他許多人一樣，我對這棵大“毒草”——這是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教授高默波對《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評語——的出版感到憤怒和驚愕。這部書以及許多讚美它的評論，已經在互聯網和其他地方遭到中國和西方讀者的挑戰和鄙視。當最初的憤怒和驚愕過去之後，我想到的是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會有這樣一本書，為什麼要在現在出版這樣一本書?在毛澤東去世近30年之後的今天，當前的中國領導人已經改變了他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回到“資本主義道路”上——毛澤東早巳預見到這一點，並試圖阻止此類情況的發生。如果說“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那麼在今天，毛澤東身上還有什麼東西會對敵人具有威脅?為什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敵人，例如張戎、哈利迪以及他們的出版商喬納森·凱普和阿爾弗雷德·克諾夫，感到有必要把毛澤東的遺產貶得一無是處，而且徹底性要比過去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什麼中國之外的許多評論家感到有必要去熱切地認可他們的書?毛澤東身上到底有什麼東西與當今中國社會和世界上的矛盾和鬥爭息息相關，從而招來如此攻擊?

在此，人們不能完全不理會出版該書的個人和經濟因素。對張戎而言，毛澤東尤其是他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仍舊是讓她痛苦不堪的根源和產生報復心理的動機。張戎曾為自己的家族寫過一本名為《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的傳記，在書中，她特別把描寫的重點放在其父母、後來是她本人在最初毫不懷疑、滿懷熱情地信奉毛澤東之後產生的幻滅感和被背叛感上。這段個人歷史，是隱藏在新書深處的寫作動機。有評論認為：

對毛澤東的毫不寬恕的敵意，以及羅列證據把毛澤東抹黑成為一個極端自私的人和虐待狂的決心，促成了《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出版。對張戎而言尤其如此。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初，十幾歲的她還是一個滿腔熱情的紅衛兵，但當目睹從事學術研究的父母遭到殘酷迫害之後(其父被迫害致死) ，她改變了自己的態度。(10)

    這種情況已是屢見不鮮。正如那些熟悉此類作品傳統的人所知道的那樣，它們往往出自那些最狂熱的前革命信徒之手，而在他們完成“轉變”之後，隨之就會對過去進行最惡毒的攻擊。在評論《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時，人們不能無視個人恩怨方面的因素。此外，《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已售出大約一千萬冊，無疑給張戎帶來了豐厚的金錢回報。今天，“藉助於從她的那本全球暢銷書中獲得的收益，(張戎)在倫敦諾丁山的高檔社區中過著非常舒適的生活”。（11）據此推測，無論是作者還是出版商，都希望紐約能夠借新書複製前一次的成功。

    不過，顯而易見的是，該書並非只是想獲得個人滿足——無論是情感還是金錢方面的——那麼簡單。像《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類書，顯然具有政治目的。對於那些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無論其採取何種形式——充滿敵意的人來說，今天的中國領導人雖然已在很大程度上疏離了毛澤東並完全改變了他的政策，但這並不足以讓他們感到滿足。今天的中國領導人仍自稱“共產主義者”，而高高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仍舊是毛澤東的畫像——那裡可是全中國最具象徵意義的中心地帶。甚至時至今日，中國領導人仍要在很大程度上藉助毛澤東的遺產來維繫他們日益減弱的合法性。正如喬納森·米爾斯基對當今中國領導人  的質問那樣，“為什麼在今天仍要維護毛主席?因為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腳下就會裂開一個黑洞……如果沒有毛澤東，他的繼承人——無論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就會在意識形態上搖擺不定、陷入虛無。這位前倫敦《泰晤士報》東亞版編輯，《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又一位熱情評論家繼續寫道，“因此，對當前的(中國)領導人而言，毀掉毛主席的形象將是災難性的。畢竟，這些領導人仍在繼續強調‘中國共產黨會犯錯誤，但只有黨才能夠糾正錯誤。’……可如果黨本身就是一個錯誤，而毛澤東是一個更大的錯誤，那又將如何呢?中國領導人決心阻止此類思想在中國廣大民眾中的散播。”毋庸置疑，  這是必須寫作《毛  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主要原因。對像張戎和哈利迪這樣的反共分子和許多評論家而言，毛澤東的名字必須被抹掉，甚至連當今中國領導人與毛澤東在形式上的聯繫也必須被掐斷。唯有如此，中國才會再次“擺脫”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以及他所追求目標的殘留影響。

    可是他們為什麼如此關注毛澤東?毛澤東又怎麼會時至今日仍能把敵人打得如此“疼”，  以至於他們感到有必要採取如此史無前例的行動，滿懷敵意和憤恨地把他領導的那場革命的歷史歪曲得面目全非?為什麼他們連那場革命鬥爭的細枝末節都要否定?為什麼他們要把毛澤東變成一個比世界上的其他任何領導人都恐怖的“惡魔”  ?為什麼毛澤東的地位仍是如此至關重要，他遭到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最後，那些仍舊堅信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目標的人，應當如何以毛澤東那樣的辯證態度來應對此類攻擊，從而在面對挫折和反覆時，能夠扭轉乾坤?答案就在於，在一定程度上，張戎、哈利迪對毛澤東的攻擊表明，甚至在今天他仍舊代表著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正在崛起，全世界都在為如何適應這個新現實而苦苦思索。正如西方世界一貫的做法，在應當把中國實力的飛速發展視作機遇還是威脅問題上，美國和大英帝國的領導人，尤其是他們在學術界和大眾傳媒的吹鼓手如張戎、哈利迪感到左右為難。一方面，對於全球的資本家來說，中國這個發展中的巨大市場的誘惑不可抵擋。另一方面，他們不僅害怕中國在經濟上強大起來，而且害怕伴隨著經濟上的強大，中國的政治、軍事力量也會飛速增長。

    這個問題成為當今美國主流媒體上的永恆話題，不只是右派媒體，而且包括自由派媒體和進步媒體。2005年7月17日的《聖何塞信使報》上的一個大字標題——“中國世紀正在形成”，就表明了這一點。大標題下文章的作者是奈特里德公司(KnightRidder)的提姆·約翰遜，文章開頭寫道，  “如果說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那麼21世紀也許屬於中國。入世不過五年，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三大貿易國，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成為東亞地區正在崛起的軍事強國，成為影響力已經擴展至非洲、中東和拉美的全球事務的重要參與者。”隨後，《紐約時報》也以“誰在害怕中國公司?”為題，表達了它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分析了為什麼甚至連那些“自稱支持自由貿易的人”，也開始擔心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12）專欄作家羅伯特·薩繆爾森也對最近中國公司競購美國尤尼科石油公司一事進行了分析。在美國的政治反對勢力將會阻止此次競購的事實已經再也清楚不過的時候，中國公司放棄了競購計劃。薩謬爾森說，“我們無法斷定中國是威脅還是機遇，而在我們作出決定之前，有關兩國關係的所有討論似乎都會陷入混亂和刻薄。”(13) 2005年6月27日的《時代》雜誌，也表達了同樣模稜兩可的態度。這期專刊的標題很長——“中國的新革命：重塑世界，步步為營” ；副標題則反映出既害怕中國的崛起，又把中國的崛起視為機遇的矛盾心理———“中國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是否意味著美國的衰落?”，“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像今天這樣熱情地擁抱世界。我們該為此而慶幸還是該為此而憂慮?”

    對於那些認為中國的崛起更多地是威脅而非機遇的人來說，足夠糟糕的是，即使是一個資本主義中國的崛起也會對美國的全球霸權構成挑戰。但如果中國人拒絕拋棄他們的歷史，並再次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那危險就會更大。因為如果那樣，不僅美國帝國會面臨威脅，就連全球資本主義的根基都會面臨威脅。因此，中國必須與它的革命過去“徹底告別”，甚至連一丁點革命的殘跡都不能留下，而中國的“新革命”必須是一種安全的“美國模式”，也即只能致力於構建“自由市場”和“做生意”而不能致力於實現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的利益。但問題隨之出現。這期《時代》專刊的封面人物，既不是在毛澤東去世後把“市場化改革”引入中國的鄧小平，更不是當今中國的國家主席胡錦濤。《時代》選擇毛澤東來代表中國，把他那幅以光芒四射的紅太陽為背景的畫像作為這期專刊的封面。在文化大革命的歲月里，這幅畫像曾經廣為流行，頗具象徵意義。在某些人看來，自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以來，毛澤東就已成為中國現代化崛起的象徵。因此，必須與他留下的遺產進行鬥爭，這關繫到中國的崛起是機遇還是威脅，關繫到中國是朋友還是敵人。在那些把毛澤東領導的革命視為當今世界的最大災難和危險的人——例如張戎、哈利迪之流——看來，堅決毀掉毛澤東作為中國象徵的地位至關重要。正在崛起的“新中國”，必須徹底消除毛澤東的榜樣力量，轉而去蒼白地模仿西方，從而順利地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和資本主義的“全球化” 。在上述觀點看來，  英美“自由世界”象徵著樂土——在《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的結尾，張戎最終逃到了那片樂土。在他們看來，只有把毛澤東徹底妖魔化，只有徹底否定而不僅僅 是抹黑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中國才能最終擺脫時至今日仍如幽靈般在中國遊蕩的“毛澤東主義”的毒害，中國人民才能體驗到西方式的“自由”。

    在《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出版後不久，張戎和哈利迪即著手寫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並花費了十年時間來完成該書。但他們出版該書的時機，卻是在中國的性質已不僅在國內引發爭論，而且在全世界都引發爭論的時刻。只有在這場鬥爭的背景下，才能正確地理解他們對毛澤東的攻擊——那不過是一場更大規模鬥爭中的一小部分。這種鬥爭不只攸關中華民族命運。毛澤東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領導者和象徵，為此，中國人民——無論其屬於何種社會階層——都在深深地崇敬他。不過，對於今天的矛盾而言，毛澤東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事業領導者的地位更為重要。中國在崛起，但中國的農民和工人對“改革”時代資本主義剝削的反抗卻日益強烈。對於中國工人階級來說，他們當中許多老人的記憶里仍保留著社會主義是基本國策時的生活片斷，毛澤東仍然象徵著免遭剝削、失業，象徵著社會保障，象徵著沒有嚴重的兩極分化和“改革”造成的腐敗。不過，這決不僅僅是一種懷舊之情，或者是一種認為在“過去的美好日子”里一切都好的朦朧感覺。對於當前中國工人和農民的鬥爭而言，——毛澤東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參考，他們頻繁地翻閱著他的著作，希望從中獲得鼓舞和指引。

 

    當然，中國領導人對於這種聯繫不會沒有覺察。隨著中國廣大工人階級狀況的惡化，甚至連中國的官方媒體也不得不去面對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問題和可能出現的革命幽靈。美聯社發表評論說：

    中國國家媒體……引用官方研究數據說，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達到一個危險的水平，可能導致社會動盪。

       中國官方的新華社報道，占人口五分之一的富裕階層占有社會百分之五十的財富，而占人口五分之一的底層民眾僅占百分之四點七。……

    該報道說，“收入差距已經超出合理的限度，而且還有拉大的趨勢。如果持續下去，不利於社會穩定。”

    在當今中國，貧富差距隨處可見，從蹣珊在上海市區垃圾箱之間回收塑料瓶的老年人，到上海郊區被擠壓在豪華別墅之間的流浪者的陋室，不一而足。（14）

    在報道中，新華社盡力暗示社會不滿不僅僅是潛在的，已經極大地蔓延開來。對這家官方新聞機構來說，情況繼續惡化下去會出現什麼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它知道，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記憶從未在中國工人階級的意識中遠逝過。在美聯社的報道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他們)的話語中，會提到革命的毛澤東時代。那時，共產黨對私有企業實行國有化，並剝奪了富裕農民的土地。這是中共發動的最為極端的運動之一。（15）

    而今， 隨著私有化再次受到官方的提倡，中國農民面對的是相互勾結剝奪他們土地的村幹部和企業，其轉而發動更為革命的鬥爭行動的潛在可能性再次浮出水面，這令北京領導入感到擔憂。

    世界上一些最大規模的工人階級抗議活動實際上每天都在中國各地發生，不過這個事實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所忽視。這些抗議活動包括：發生在中國南部沿海地區外資出口企業的罷工， 發生在中部和東北部老工業基地的示威活動， 以及針對腐敗官員和東部城市郊區和西部偏遠地區環境災難的抗議活動。《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引用中國公安部的數字說，中國的“群體性事件、示威活動或者騷亂”從十年前的不過一萬件，上升至2003年的5.8萬件和2004年的7.4萬件。該報道說：

    面對不斷蔓延的工業污染，以及當地腐敗官員和勢力日益強大的開發商相互勾結把他們從自己的土地上趕走，徵用他們的土地，普通中國百姓似乎在說，他們已經受夠了，不會再忍受下去。

    每個星期都會有至少一兩件群體性事件的消息傳出：成千上萬的村民與警察發生激烈對抗；在警察的圍捕中，數百名抗議者遭到催淚瓦斯和棍棒的血腥鎮壓。根據中國官方自己的記錄，遠離公眾的視野之外，每星期都會有數百件類似事件發生。(16)

    這些示威活動已經蔓延到“市場化改革”的中心地帶，例如上海，那裡是中國商業資本的新中心。在這些鬥爭中，工人和農民往往不約而同地把毛澤東思想以及他制定的社會主義政策與今天他們日益惡化的社會地位進行對比。《紐約時報》的報道說：

    在一次抗議活動中，中年居民引用他們年輕時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造反口號——諸如“造反有理”之類，譴責為給高樓開發商讓路而把他們從家中當場趕走，並要求合理補償。（17）

    不管他們在抗議中是否清楚地提及毛澤東的名字，但正是毛澤東為他們分析自己目前的狀況並採取行動提供了一個歷史參照物，並為那些反對當前資本主義的和腐敗的“改革”政策的人提供了一個團結起來的基礎。

為聲援“鄭州四君子”而發動的廣泛示威活動，就是一個例證。“鄭州四君子”是河南四位工人活動分子，他們散發傳單譴責中國共產黨目前的指導方針，並在紀念毛澤東逝世28周年的一次集會上宣讀了這份傳單。他們把毛澤東與當前肆虐的資本主義以及領導人的腐敗進行了對比，呼籲他們回到毛澤東在世時的社會主義道路上。由於這一“罪行”，他們當中有兩人被捕，並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不過，這四位工人活動分子絕非是孤立無援。在不開庭審判他們時，中國各地的左派人士團結起來，網絡上也出現有關該案的大量討論，為四人的行動辯護。此外，一百多位中國人一鑑於面臨的政治風險和通訊渠道的限制，這個數字已經非常大了——與同樣人數的海外人士聯名簽署了一份請願書，抗議關押四人。在聲援具有戰鬥精神的四位左派工人問題上，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國際大聯合。此外，還有其他一些跡象表明，人們在拒絕遺忘毛澤東領導的革命鬥爭。在鄭州工人聚居區的一個公園內，每天傍晚都有數百人，在周末甚至會達到千人左右，聚集在一起大唱老的革命歌曲，緬懷毛澤東時代。工人和農民往往會表達同樣的看法：在中國走上毛澤東反對過的“資本主義道路”之前，生活與現在完全不同，要好得多。當然，上述看法並不普遍。有一些工人和農民從當前的改革中“獲益”，他們當中甚至有一些人遵照鄧小平的號召而“先富”起來。在當今中國，追求個人經濟利益成為最重要的生活目標。尤其是工人階級中的年輕人，他們對社會主義時代沒有什麼記憶，正日益被當前盛行的消費主義所吞噬。但是，正如“鄭州四君子”案表明的那樣，仍有足夠多的工人和農民在鬥爭中還在從毛澤東那裡尋求鼓舞。他們的鬥爭已經促使中共和中國當局，以及那些害怕中國重新實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政策和他領導的階級鬥爭，尤其是回到文化大革命時代的人作出非常強烈的回應。而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澤東為防止中國回到“資本主義道路”而發動的最後一場大運動。

社會矛盾在迅速增加，抗議活動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而且不只限於上面提到的工人階級的鬥爭。到目前為止，這些示威或者暴亂大多數都是孤立和自發的，矛盾的焦點圍繞的是單個工廠、村莊或者市區的狀況。把這些鬥爭在更廣泛基礎上聯合起來的努力在增加，例如在遼寧省瀋陽市，整個城市所有工廠的代表就集合在一起；甚至在某個特定的地區，工人和農民之間的聯繫也在發展。不過截至目前，這些鬥爭整體而言很少配合。因此，中國當局及其支持者主要擔心的，是那些更具戰略眼光，目標不是在當地發動抗議活動，而是挑戰整個“資本主義的”改革體制的那些人取得對目前抗議活動的領導權。已經有跡象表明，配合也在不斷增加，“在網上信息交流的助力下，抗議活動日益擺脫自發自為的狀態” 。在廣東省太石村，有數百名村民靜坐絕食，抗議徵用他們的土地用於房地產開發。他們的抗議得到了一個“民主活動分子網絡”的支持，它“定期發出附有這次抗議活動信息的電子郵件，並發表村民們的聲明”  。村民們要求的不只是他們的要求得到現場解決，而且包括公正、法治、民主參與和“作為國家主人……選擇自己未來的權利”。（18）不過，儘管自由主義分子和非政府組織正在對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控制構成挑戰，但構成最大威脅的，是與毛澤東以及社會主義革命有著歷史聯繫的左派。

    當前的中國領導人決心阻止的，是“毛澤東主義”的復興以及左派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的聯合，而不是其他什麼。他們有理由害怕。在過去五年左右的時間裡，左派已在中國再度出現。儘管人數仍然很少，還處於分裂和被邊緣化的狀態，但他們終於又一次成為中國舞台上的重要一員。這種狀況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不斷增加的工人和農民鬥爭的推動——兩者的鬥爭形成了新的壓力，並鼓舞了各社會階層當中的行動主義。面對“改革”時代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和腐敗現象，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開始回頭從毛澤東那裡尋求指引，並再次與新的工人階級運動聯繫起來。左派對“鄭州四君子”的廣泛支持就是例證。表面上，其中一名被關押的工人活動分子的釋放是由於健康原因，但實際上是左派的廣泛支持在其中起了作用。工人和農民正在“教育受教育者”，這一進程得到了一些猶如軼事般的證據的確認。例如，在花費大量時間對農村地區進行考察之後，一位知識分子領袖發現，他在村莊中訪問的每位農民都支持毛澤東，這與城市自由主義者的態度形成鮮明對照，於是他向“左”轉。同樣，北京的一位改革派理論家也講述了她是如何“回到”毛澤東那裡。她說，那是因為毛澤東對“資本主義道路”的批評，在今天顯得尤其正確。不只一位活動分子提到，在試圖用“其他理論”解釋當今中國發生的事情，但卻沒能為解決當前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  和其他負面社會因素找到答案之後，許多人再度從“毛澤東思想”那裡尋求指引。

    工人階級的鬥爭和當前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正在迫使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向左轉。在這一過程中，許多人開始“修正”他們對毛澤東遺產的“修正”看法，其中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這在意識形態和實際後果上都具有重大意義。一方面，有越來越多的出版物，網絡和論壇致力於發表對“改革”政策的左派分析和批評。其中有些人明確表明自己是“毛澤東主義者”。但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採取的是“新左派”的表達方式。與西方的“新左派”類似，  中國的“新左派”也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概念與社會學和社會民主的理論混合在一起。在毛澤東去世後，有關毛澤東時代的負面解釋曾經被廣泛接受。而如今，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對這種解釋提出了嚴重質疑。甚至是“老左派”——他們中有許多人先前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從鄧小平的“改革”政策中獲益——許多年來也一直對黨和國家的指導方針提出批評，而今他們願意更加公開地去提出批評。上述人態度的改變，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例如，每年都會有大約四百萬中國人前去延安訪問，從“背包的大學生到成群結隊乘坐公共汽車前來的中年工人”不一而足。延安，這個位於中國西北的偏遠革命根據地，是長徵結束的地方。在那裡，毛澤東領導了抗擊日本侵略的游擊戰爭，發動了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最後決戰。也正是在那裡，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得到發展和完善，從而吸引成千上萬的工人和知識分子加入到毛澤東
領導的革命鬥爭中。儘管張戎、哈利迪之流以及某些中國國內的批評家在極力批判延安的精神遺產，但也許是由於地處偏遠，延安仍然是犧牲和親民精神的一個象徵。這種精神曾經是革命的標誌，與當今的奢華、腐敗以及對工人和農民的剝削形成對照。（19）

    對於那些反對哪怕一點點毛澤東主義復興跡象的人來說，中國早期革命階段的復甦和延安精神的思潮令他們極為擔憂。舉一個現實的例子：文革結束之後，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鬥爭相結合就杳無蹤跡了，現在，許多青年知識分子開始左轉，逐漸開始與工人階級結盟，未來可能會對工人階級的鬥爭產生巨大影響，這一現象引起了他們極大的恐慌。大約五年前，在中國一些著名大學的校園裡面逐漸興起了一些小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組織。起初他們只是彼此孤立研讀馬、恩、列、尤其是毛澤東的著作，現在這些組織逐漸聯合起來結成了左翼校園組織網絡。隨着參與大學數量的增加，學生們開始與一些城市(比如鄭州)的工人階層接  觸，研究並報道他們的生存狀態，為他們提供法律和物質方面的幫助。其中一個學生組織“農民之子”正在派遣學生前往農村地區。這些小小的組織僅僅是大學校園的一角，參加者可能正處在學習階段或者正在工作，但這些校園組織的產生無疑是中國的一個巨大進步。成百上千的學生和那些持有激進政治思想的人通過這些活動開始積累了關於工人階級狀況和鬥爭的實踐經驗，他們甚至有的參加工人的活動，反對黨和政府當局的現行政策。而自文革以來，這種形式的工學聯合從未出現過。

    鄧小平改革之後，官方教育政策重新成為專業精英統治並且過於偏重學術成果，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之間的分裂加深了。隨著學生組織的深入基層，這一分裂開始被填合，儘管這種學生組織仍舊極為邊緣化，並不得不屈從政府的壓制政策——某些試圖進入鄭州的學生被當地火車站禁止下車。因此，在當前時局下張戎和哈利迪出版這本書，有試圖阻止工人階級和左派結盟之嫌。年輕的一代必須要注意預防這種“毛澤東主義”威脅論。當前大陸已經禁止出版這本書，禁止雜誌刊登該書評論，但這本書的地下版本和網絡版本必然很快流傳開來，因為香港和台灣已經允許該書發行了。而且該書的主要觀點至少會在相對大的其追隨者的範圍內流傳開來。

    當前中國處於轉型的關鍵時期，很顯然這本書是目前民眾思想鬥爭中一個分界線——中國到底應該徹底全球化，一頭跳下資本主義的懸崖，還是應該懸崖勒馬，重建一種新社會，其中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能夠在官方政策制定上起到一種決定性的作用。目前中國階級鬥爭重新浮現，各方都在積聚力量，在這個意義上，該書是一個階級鬥爭的武器，作者對待革命時期階級鬥爭的態度顯示了該書的這一根本特性。這本書的第一章指出：在傳統官僚社會中，任何人通過獲得教育都可以坐到任何高位，而且任何背景的人都能得到權利和財富——這句似是而非的話掩蓋了舊社會對農民的壓迫和通過革命鬥爭來結束這種壓迫的必要性。相反，  1920年代的農民起義被說成和強盜沒什麼區別，而毛澤東參加起義的目的被說成是增加人生經歷。顯然，這本書的出版是一個有預謀的戰略步驟，旨在反對中國現實中正在成長的革命思想的萌芽，這種革命思想不僅僅滋生於工人階級頭腦裡面，而且出現在逐漸向左轉並開始與文革以來即受冷落的工人階級結合在一起的知識分子頭腦之中。為了阻止這種有組織鬥爭向更高層次發展，政府最近對社會進行了警告：“共產黨的喉舌《人民日報》最近發布了一篇措辭嚴厲的社論《保持穩定加速發展》，上面警告民眾必須要遵守法律，任何影響社會穩定的行為都會受到懲罰”。（20）話音剛落，一輪更為嚴厲的互聯網管制以及其他形式的電子交流就開始了。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並不僅僅對目前中國有意義，對其他各國也同樣重要。因為促使中國向著新方向前進的這種力量同樣也在影響著其他地區的工人和受教育的階層。因此，從全球反帝反資本主義剝削鬥爭中的歷史性地位這一角度理解毛澤東極為重要，他和胡志明以及後來的卡斯特羅同樣是民族統一解放和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卓越領導人。冷戰(實際上是一系列連續不斷的“熱戰”)產生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左翼力量結盟。西方國家到處伸手，從向中國革命勝利後敗逃台灣的國民黨拋出保護傘，到朝鮮戰爭、豬灣事件、越南和拉美及非洲的無數次戰爭，他們試圖通過干涉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來打破反帝和社會主義聯盟，慢慢包圍和壓制共產主義。隨著蘇聯集團的解體，中國向資本主義的再一次轉向，美帝國主義及其附庸終於鬆了一口氣：他們已經徹底拔除了心頭之刺，徹底消除了左派對其世界規則的威脅，人類歷史的終點一勞永逸的徹底達到了。用弗朗西斯·福山的話說就是： “人類意識形態停止了演化就意味著人類歷史的終結”。

    左派力量也不會安靜地呆在墳墓中。英國倫敦的《觀察家》雜誌最近說，右翼報紙《每日郵報》刊登了一篇兩頁的文章《怪物馬克思》，其中誹謗馬克思是“尋找貧民收容院的人”，他“早已在1883年死去了”，  該文章是獲悉英國BBC廣播四台中數千聽眾把馬克思視為他們最喜歡的思想家後，郵報做出的最強烈反應。“屠殺成性的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穆加貝都是其信徒，為什麼馬克思還是被選為最偉大的哲學家呢？”（21），似乎“怪物”這個詞是新近對馬克思和毛澤東最合適的稱謂了，因為使用這個詞的人根本不能明白，為什麼世界上還有那麼多人對他們念念不忘。《觀察家》雜誌分析道：答案是資本主義在不斷為左派提供復活的原料。當前世界資本主義系統中的矛盾(這種矛盾目前在中國和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推動著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不斷轉向左傾化理解世界，因為只有這樣理解世界，才能解釋當前人們生活中正在發生著一些什麼，才能不僅僅提供微調這種壓迫體系的方案，而且提供徹底解決該矛盾的方案。因此，馬克思及其信徒(包括毛澤東)有必要再一次被說成怪物，有必要從名譽上徹底打垮，以預防全球再一次左轉，工人和農民再一次走向革命和社會主義。英國新聞界、張戎和哈利迪，他們的需求是相同的：召集各種力量，防止世界範圍內左翼勢力的復興。

    就中國而言，目前遇到的威脅， 並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方面的。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甚至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每天都有數千萬人在同資本主義全球化作鬥爭。這種鬥爭的具體表現比如——拉美國家左轉，全球社會中最受壓迫和被邊緣化的本土階層對經濟惡化和環境破壞的抗議：亞洲工人和農民反對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的剝削，反對社會兩極分化的鬥爭；非洲民眾急需免除債務，急需獲得治療艾滋病的廉價藥物；像最近蘇格蘭八國峰會那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元首集會處的大規模示威活動，等等。這些運動表明面對毫無限制的資本主義，民眾已經自發組織起來，抗議資本家剝削、環境破壞、經濟和社會兩極分化的活動
達到了空前的高潮。

    但就像在冷戰時期一樣，這種鬥爭的反全球化，也即反對美國操控的帝國及公司擴張、反資本主義與支持社會主義，各方面很難統一起來。比如，世界社會論壇一直處於“全球正義”運動的最前線，但參加者和追隨者(尤其是美國成員)，普遍反感社會主義革命和左翼意識形態傳統。其會址沒有一次設置在激進主義分子和革命運動所在地，像尼泊爾和秘魯的毛澤東主義者，哥倫比亞和菲律賓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游擊戰，還有很難與傳統鬥爭形式相吻合的位於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薩帕塔運動等等。甚至中國數百萬工人的抗議活動，也很難引起反全球化力量的重視。一方面因為他們很難參加像世界社會論壇這樣的會議，另一方面可能因為他們也被認為存在社會主義革命和毛澤東主義的殘跡。（22）儘管參加全球正義運動的成員觀點千差萬別，  但他們都自認為是“社會主義者”  。比如2006年世界社會論壇將在委內瑞拉召開，總統查韋斯強烈支持“玻利維亞社會主義運動”。

    但在反殖民主義的時代，只是在特定情況下，反對帝國主義體系的鬥爭和社會主義運動才統一起來，目前二者不統一仍舊是最大的一個缺陷。因此，在中國的帝國主義者及其意識形態的支持者，必然會想盡一切辦法阻止工人階級與左翼革命力量結盟，阻止全球正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結盟。因此，目前這種已經造成反對美帝國主義世界秩序和資本主義體系的力量減弱的分裂狀況，可能會進一步加深。張戎和哈利迪出版的這本書，應該被視為這場全球性鬥爭中，全世界右派反應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旨在想盡一切辦法，阻止毛澤東所代表的反帝鬥爭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統一，因為二者的統一有望重新興起，越發壯大。

    當然，這並不是說該書或該書評論就是這一全球性的反毛鬥爭的全部內容，他們僅僅是當前反左氛圍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與那些擁有反動觀點的人共享同一種意識形態，只是表達方式不同罷了。該書的出版是全球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鬥爭的一部分，它必然會導致相反的結果。該書引用的每一份攻擊毛澤東的材料，儘管有菲利浦·亨舍等人的支持，但也必然會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質問，到時他們將啞口無言。首先那些曾直接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員就會出來駁斥他們，毛澤東以前的同志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捍衛毛澤東的人格和光輝業績，就像以前人們對李志綏那樣。但由於張戎和哈利迪引用了大量毛澤東的早期同事的話，這無疑是在鼓動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主動從相反的角度來理解歷史事件，回憶他的工作生活。此時，歷史學家和中國學者們無疑會站出來，對毛澤東時代進行客觀中肯的回顧。與此同時，人們也必將會揭露出張戎和哈利迪隨意的治學態度，尤其是引用來源不規範的文件，對歷史事件的選擇性使用和解釋帶看偏見、和他們自己的早期著作自相矛盾等等。這些問題並非只是左派人士才提出。一些對歷史持較為客觀和批判性態度的學者就早已經指出，張戎和哈利迪比以前所有苛刻評論毛澤東的人更加不負責任。“全世界的中國學者都在質疑這本書中歷史賬目的準確性，即便是最著名的評論家普林斯頓大學的林培瑞，23也對其中資料錯誤和來源不明深感有必要進行批判”。（24）《紐約時報》知名評論家克利斯托夫同樣也譴責該書作者，採用一篇文章中對大躍進期間死亡人數的最高估計作為唯一正確的數據來使用。這是不應該的，否則別人也可以支持遠比它們更低的數據。（25）同樣是在導致很多人死亡的運動(主要是大躍進和文革)中，國家同時也為工人階級尤其是農民引進了很多衛生保健措施和社會扶助政策，挽救並延長了數以千萬計的人的生命，使中國人口壽命的延長程度和識字比率，大幅度領先了亞洲處於同樣發展階段的印度和印尼。顯然，中國革命時期成績和代價基本持平，但《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根本不提期間任何積極的成績。而且，隨著這本書特別是在中國流傳面的增大，其中的觀點就會真正受到大家的考查和駁斥， 這需要長期不懈的，堅決的鬥爭。

    但是，那些沒有和毛澤東直接交往過的人，還有那些專門研究毛澤東領導歷程的專家，可能會提這樣一個問題：毛澤東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嗎？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奧里在評論中說：“該書作者認為毛澤東從來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只是一個機會主義者”。角谷美智子在《紐約時報》上的評論也說，“作者認為毛澤東並不真心相信馬克思主義”。熟悉左派理論史的人知道，歷史上關於毛澤東所力行的馬克思主義的性質，一直存在爭議和不同意見，尤其是關於他鬧革命依靠農民軍隊（有人認為這和經典馬列主義不相一致），他和蘇聯關於修正主義的矛盾，以及對西方開放等等。直到今天，世界左派陣營還常常劃分為兩派，劃分的標誌就是究竟應不應該按照毛澤東倡導的方式來理解馬克思主義。張戎和哈利迪是不是有能力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討論這個課題很成疑問，而且，蒙蒂菲奧里所說的話是非常荒謬的，毛澤東的著作就是對此最好的駁斥。毛澤東早年的一些著作，比如主要是建基於恩格斯、列寧理論之上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農村革命提供了理論和實踐上的指導， 後來的土地革命同樣也是根據於此。從他勾勒出打敗日本侵略軍的階級聯盟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再到晚年著作陳述中國向社會主義轉型期間意識形態領域的不斷革命理論，這些都不僅完全根基於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更是對馬克思  主義理論的重大貢獻。他奉獻給中國和世界上所有左翼人士的理論文獻比如《矛盾論》，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深化和拓展。毛澤東的這些著作也對美國各種各樣的組織團體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比如比較激進的婦女解放組織“紅襪子”、黑豹黨和各種學術團體、職業團體等等。毛澤東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從書齋真正走向了數億工人和農民，這是他的偉大成就。

    顯然，張戎和哈利迪講毛澤東“根本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僅僅是他們對毛澤東的妄自猜度，他們的本意是想藉此消除毛澤東的影響。他們說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僅僅是毛本人出於對暴力偏愛的憑空想像。對於毛澤東分析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的階級鬥爭和政策衝突的文章，他們不是去深入考察分析，而是以同樣淺薄的態度直接否定。一些較為中肯的分析家比如詹姆斯·哈特菲爾德早就注意到該書中普遍存在的偏見和惡毒的敵意，他不可能逐一駁斥該書的所有結論，於是就通過詳細調查揭露了其中包含的對事實的歪曲。他在評論中指出了張戎和哈利迪文章在事實和方法論上存在的缺陷，尤其注意到他們“拼命用他們‘所不知道的故事’來解釋毛澤東的勝利，因為他們為達目標根本不考慮自己的信譽” 。（26）角谷美智子也指責說，該書作者參考能夠清晰反映毛澤東政治觀、價值觀的毛著太少，導致該書歷史背景缺乏，充滿偏見和簡單化。克利斯托夫抱怨說，在這本書中，“毛澤東是一個歷史上偶然出現的惡棍，是一個裝模做樣的偏執狂，完全沒有作為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的立體形象，因此使人難於理解毛澤東怎麼能夠戰勝對手而成為中國領袖和成為歷史上最受崇拜的偶像”。這些都是張戎和哈利迪之流妄圖貶低毛澤東的根本漏洞。這樣貶低毛澤東根本不能解釋中國革命勝利的原因，根本不能解釋這樣的領導人如何能夠領導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宏大的、綿延近半個世紀的、涉及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推翻了幾千年來中華帝國一直沿襲的階級結構、打敗了國內敵人和國外帝國主義勢力、以最為深刻的方式改造了數億工人農民生活方式的革命鬥爭取得成功!

    這種把歷史變遷看作主要是一個偉人的作用(在這本書裡面是一個恐怖而邪惡的人)，  貶低了中國人民的智慧和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尤其是貶低了跟隨毛澤東歷盡千難萬險、嘗盡勝利和失敗、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遭受了沉重損失的中國工人階級。該書作者也不懂得社會變革的複雜性，尤其是在中國革命這個水平上的變革和領導這場變革的人的艱難。毛澤東作為一個革命領袖，他和當時所有的革命家一樣，身上有極其強烈的革命精神，但他是一個人，他是其時代和文化的產物，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當時中國社會的局限，具有自己的優缺點。毛澤東的歷史紀錄是中國幾十年革命鬥爭的主要線索，必須在中國自身及其塑造毛時代的世界性力量的背景下不斷加以回顧和研究。這一回顧和研究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必然包括兩塊：中國革命所取得的巨大勝利和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但是，像張戎和哈利迪這樣把毛澤東貶低成一個單純的怪物，必然不能真正解釋歷史，只能是淪為一個空洞而扭曲的政治宣傳。

    在一些較為中肯的評論網頁上，在一些左翼網站和左翼人士的電子郵件上，批駁《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本書的運動早就已經開始了。但是我們注意到，站在左翼的立場上的知識分子和新聞記者很多屬於政治社會主流，反對張戎和哈利迪的全部或部分觀點，反對他們對事實的歪曲。但他們是處於相對弱勢的一方，因為他們無力抗衡右翼壟斷集團和大出版商的出版物和電子媒體，准政府性質的全球無線電網絡(比如覆蓋面每日達到數億人的BBC)。與這種對手相比，左派資源明顯處於劣勢。反動派認為通過這種攻擊可以最終贏得勝利，但這場戰鬥不應該也不會僅限於反動派設定的這種戰場上，因為讀過這本書，贊成或者反對該書觀點的人，並不能決定這場戰鬥的最後勝利。毛澤東早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27）這裡僅需要變成：人民，尤其是數億工人階級是該戰鬥的最終仲裁者。最後，只有中國人民整體，首先是工人和農民乃至與他們站在一起的全世界數億工人農民，才能最後做出歷史性評判，才能評判毛澤束是否讓他們生活變得更好或者更壞。如果有人肯花費一丁點時間去與中國工人階級進行交談就會知道，他們直到今天都對毛澤東和毛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心存感激和認同，仍舊把毛澤東視為他們的代表，而沒有一點猶豫和反對。當他們把毛澤東時代的統治者和現在的統治者相比較時，這種思想更甚，因為他們認為現在統洽者更多是腐敗分子，更多是黨內國內日益上升的剝削者階級的代表，是快速冒起的資本家階級的代表，他們只是日益把工人和農民逼向絕望，逼向公開暴動的邊緣。前中國政府顧問，《人民日報》評論員、現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教授政治科學的吳國光指出，“群眾不滿的根源主要是共產黨官員的濫用權力，如果政府廉潔而高效，國內就會平靜得多。但問題是政府官員並不考慮國家的利益，他們在想方設法追求自己的利益——別管  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28）

    要想徹底駁斥張戎和哈利迪的攻擊， 除非把深藏於工人階級之中的巨大感情和記憶寶藏開發出來，否則是很難成功的。但在中國，由於對工人階級的教育系統癱瘓，絕大多數工人根本無緣見到《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然而，他們根本沒必要通過看這本書來評價毛澤東及其領導的革命。他們的生活、他們直接的感覺都告訴他們，毛澤東領導時期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地位，免費教育和衛生保健、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工廠或農場運行管理的參與權，這些權利現在已經基本失去了。因此， 我們必須要發動一切力量，幫助中國工人階級表達出自己對毛澤東及其遺產的真實觀點：首先就是毛澤東領導的革命鬥爭，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旨在幫助工人階級創造機會，成為歷史發展和社會的主人，最終從幾千年受“教育階級”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最初是從滿清官僚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進而即便是共產主義勝利之後，也要從那些把人民群眾視為無知群氓的黨政官員乃至知識精英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要想捍衛毛澤東，我們必須要以他為榜樣，致力於幫助並推動中國工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進行階級鬥爭。毛澤東在晚年早巳預見到並一直試圖防止中國資本主義化，但是“經濟全球  化”的推動恰恰已經使中國開始資本主義化了，工人階級在這一進程中，必須要通過鬥爭重新做出自己的角色定位。

    因此，這是一本惡毒有害的投機性著作，它暴露的問題是連反對毛澤東的人，甚至是稱毛澤東為惡魔的人都難以接受。因此，“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研究近代中國歷史的學者認為張戎的這本書根本是在歪曲歷史” 。早期的一些評論認為：

    人們都認為已故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是一個惡魔，他把他黨內同志乃至整個中國都推進了地獄之中。這是一本極為有力必然會產生廣泛影響的書。

    很多人認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波恩斯坦(ThomasBernstein)的觀點：“這本書對於現代中國研究領域而言是一個巨大的災難”。

      他這周說：“該書擁有數量巨大的參考資料，因此其觀點將會被廣泛接受，但其內容主要服務於徹底摧毀毛澤東的個人名譽”。

    “……數量同樣巨大的脫離背景的引用語、對事實的歪曲，而且對於毛澤東如何成為一個複雜的、充滿矛盾的多面領導人的描述過於羅嗦”。（29）

    英國牛津大學的史蒂夫·唐說，  “該書作者在證據來源上的不誠實令人恐怖”，  “毛澤東確實是個惡魔，但該書作者把隨意扭曲的歷史作為證據來貶低毛澤東，最後將會難以揭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系統是多麼可怕， 他們究竟對中國人民做過多少惡”  。意大利《新聞報》的著名記者郗士指出，“在該書中，你看不到冷靜客觀的分析，你只能感覺到一種憎恨，這使該書成為一本好的讀物，但歷史根本不是這樣的”。悉尼大學的費雷德·特韋斯在張戎寫這本書的時候見過她：“她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觀點，根本不願接受別人的意見和不利的證據”。他評論毛澤東說：“如果說有人必須——我認為是毛澤東——要為超過三千萬人的    死亡負責，這一點難以辯駁。但是如果僅僅是把他描述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惡魔，他的出現就是為了不惜一切代價保護自己的權力和殺人，那相對於現實而言就有點過分甚至是瘋狂了”。

    毛澤東曾經預言，敵人的攻擊必然會無所不用其極， 最終會犯下致命的錯誤失去民眾的信任。一種盲目研究分析可能帶來暫時戰術上的勝利，但從長遠戰略上看來是愚蠢的， 最終只能導致那些反對革命變革人們的內部矛盾加劇。因此，《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書中對毛澤東的攻擊， 一方面代表著一種恐嚇，另一方面也代表一種機會。這本書儘管有一定的破壞力，但也無意中說明了毛澤東和他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地位，正好說明了當前毛澤東的思想和政見再一次變得極為重要，說明了工人階級正在以新的反叛形式崛起。對於那些把毛澤東視為怪物的人來說，該書無疑為他們提供了新的證據。但恰恰是他們的著作“使我們不僅清楚劃分了敵我界限，而且使我們工作獲益良多” 。反動派是如此無所不用其極地憎恨和歪曲毛澤東，反倒使我們不再相信他們曾經走過的路，不再相信那些持這種觀點的人，也必然會呼喚對毛澤東歷史地位的客觀積極評價的回歸。重新評價毛澤東，打開了那些長期關閉的門，尤其是使我們重新想起了他的警告：如果中華民族從社會主義道路上重新回到資本主義道路，後果將會是什麼？

    顯然，在這裡問題的關鍵並不是重新恢復毛澤東的個人名譽，不是他在過去革命鬥爭中處於如何重要的地位。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是否會重新走向社會主義。全面公平評價毛澤東歷史，有助於重新提出這個問題， 並給出一個圓滿的回答。在這個意義上，張戎和哈利迪的攻擊“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前提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支持社會主義革命的人，是否能充分把握、該書出版所提供的機會， 重新致力於毛澤東所提出並畢生力求實現的目標，致力於從事他曾經領導的全球工人階級的鬥爭。這在今天和他活著的時候，都同樣重要。      
                          
注釋：
（1） 作者羅伯特·韋爾(Robert Weil)是兩個加州大學校園的演講人與圖書館員聯合會的組織人，發表過多篇論及中國經濟、政治及勞工狀況的論文，著有《黑貓白貓：中國及其“市場社會主義”的矛盾》  (Red Cat,White Cat：China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Market Socialism”，美國《每月評論》出版社1996)  。
（2） 全文譯自Robert Weil：“To be attacked by the enemy is a good thing”，
http：//www．chinastudygroup．org。原文出處“中國研究組”  (China Study Group)是1995年成立於紐約的一家非盈利機構。文章由倫敦經濟和政治學院林春推薦。副標題為編者所加。  
(3) 毛澤東：《到韶山》，  《毛澤東詩詞》，北京外文出版社1976，第36頁。        
(4) 《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1939年5月26日。
(5) 菲利普·亨舍，www．seattlepi．com，2005年6月8日。
(6) 喬納森·米爾斯基： 《毛澤東神話的延續》，  《國際先驅論壇報》，2005年7月6日。
(7) 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2005年5月29日。    
(8) 《紐約時報》，2005年10月21日。
(9) 《紐約時報·書評》，2005年10月23。  
(10) 《擲向毛澤東的書》，www．theage．com．au，2005年10月6日。
(11) 《擲向毛譚東的書》，www．theage．com．au，2005年10月6日。    
(12) 《紐約時報》，2005年7月24日。    
(13) 《華盛頓郵報》，2005年7月10日。  
(14) 美聯社，2005年9月21日。
(15) 美聯社，2005年9月21日。  
(16) 《紐約時報》，2005年8月24日。
(17) 《紐約時報》，2005年8月24日。    
(18) 理查德·麥格雷戈：《胡在盡力使中國擺脫農民起義》《金融時報》2005年
9月7日。      
（19）《紐約時報》，2005年7月1日。
（20）《紐約時報》，2005年8月24日。    
（21）《怪物馬克思》《每日郵報》2005年6月17日。  
（22） 約翰·久利克：  《中國工人農民的暴動》，埃迪·於、丹尼爾·伯頓——羅斯、
  喬治·卡茨菲克編：《對抗資本主義：全球運動一覽》，紐約軟骨出版社2004年。
（23）《天安門檔案》編者之一。
（24）《擲向毛澤東的書》：www.theage.com.au，2005年10月6日。
（25）帕特耐克的演講：《飢餓的共和國》，新德里2004年4月1日。
（26）詹姆斯·哈特菲爾德：《毛澤東：事件的終結》，wvvw．spiked-online．com，
2005年7月4日。  
（27）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5月24日。
（28）《紐約時報》，2005年8月24日。
（29）《擲向毛澤東的書》，www．theage．com．au，2005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