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是個敢說“大話”的修正主義學者。十七大後，他就放話說，中國特色理論體系不包括毛澤東思想，引起一番議論。現在，他又放話了，說：“真理標準討論猶如‘核爆炸’。”且看他是怎樣把“一場哲學鬧劇”（見內參19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一場哲學鬧劇》一文）魔化成一場“核爆炸”的：一是說較辛亥革命和五四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它“是執政的革命政黨有領導、有組織、自覺地進行的，力度空前”。二是說較延安整風的思想解放運動，它“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開展的，規模空前”。三是說“它的鋒芒指向是黨自身的兩位主席。直接指向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的指導思想，間接指向毛澤東的晚年錯誤，而毛澤東又是延安整風思想解放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因此，真理標準討論的思想解放的深刻程度空前”。四是說“它的高潮時間空前”。（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第3期）這“四個空前”，一二是硬扯上的，只有三是講了點實情，那就是為了急於篡黨奪權，不惜偽造毛澤東的手跡，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樣的條幅，在省部級幹部中傳閱，相信他們捏造的修正主義命題是毛澤東思想的真理。這是典型的“打着紅旗反紅旗”的罪惡活動，有什麼“深刻程度”可言；所謂“高潮時間空前”，只不過是用“解放思想”這幅緊箍咒不斷地欺騙和恐嚇群眾，為難以前行的“改革開放”鳴鑼開道罷了。由此看來，這些御用文人虛偽和無恥已經到了何等地步！
　　
　　反觀這一時期網絡上的文章，有很多則是用事實說話，揭露和批判30年“改革開放”給黨和國家造成了空前的危機；給民族和人民特別是工農勞苦大眾帶來了空前的災難。有位“潘老師”網友，在題為《批判改革犯，為人民領袖恢復名譽》一文里，鄭重提出：“從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精選若干改革犯的代表性人物，把他們押上網絡，發動廣大網民進行批判，從而帶動社會各界群眾對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改革犯的全面大批判。”
　　
　　我想，改革犯的代表性人物，首選應該是鄧大人。對鄧大人的認識，標誌着我們的人民和民族正在走向新的成熟，標誌着馬列毛主義者的群體走向新的成熟。
　　
　　這個認識過程可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文革時期；第二階段是改革伊始至六四風波時期；第三階段是鄧的南巡講話至現在；第四階段是勞動人民重建無產階級專政時期。
　　
　　（一）文革時期。由於事件的極端複雜性，毛主席在對人和事上自有他的一些失信和失判，但是，對鄧小平的評判卻是十分準確的，至今也是我們認識這個叛徒的指針。鄧小平的復出，引出了毛主席開展批林批孔，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評《水滸》，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群眾運動，使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得到極大的升華，猶如燈塔照亮我們前進的道路。最近，《炎黃春秋》的負責人杜導正說他親自聽了1987年秋鄧小平跟非洲執政黨青年領袖的談話：“第一句，我勸過你們現在不要搞社會主義。第二句，我建議你們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滿意了，叫什麼主義都可以。”看着鄧小平這些不敢上《鄧選》的話，人們很自然地想起毛主席對他的批評：“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這一時期的教訓是什麼？就是林彪事件之後，老幹部中普遍發生了思想回潮現象，這無疑給毛主席處理文革帶來了困難。鄧小平的復出，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是，毛主席和周總理這兩位老人在對待鄧的復出上是有不同考慮的。毛主席對“四人幫”的問題是有覺察的，但他的重點卻是警惕右的勢力，對鄧既有任用的考慮，更有考察的警覺。相反，周總理把重點放在“四人幫”身上，擔心他們篡黨奪權，把希望寄托在鄧的復出上。這個差異，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周總理是對的（天安門事件就是明證）。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尤其是當鄧小平復辟資本主義活生生的事實擺在中華大地的時候，人們的認識就不同了，就看到當時毛主席的認識是多麼富有遠見哪！而周總理的認識，卻成了一個教訓留給人們：像周總理這樣的偉人，一旦思想偏離了唯物辯證法，政治上的堅強就會打折扣。
　　
　　（二）改革伊始至六四風波時期。應當說這是鄧小平最得意的時期，我們黨內就多數人來說，背離了毛主席對鄧的評判，站到了元老派一邊，支持鄧的改革。但仍然有幾個領導人敢於站出來和鄧作鬥爭。這當數黃克誠老將軍和陳永貴副總理。黃老那篇《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態度問題》的講話，雖然沒有點名，但誰也看得出來，那就是對着鄧的非毛化的惡浪而給予的回擊，實是一篇敢於反潮流的戰鬥檄文。陳永貴同志曾面對鄧的翻案活動，當面質問他：“小平同志,這些日子你天天開會,不斷提出一個又一個新點子,我有點接受不了。我想問一下，你究竟還執行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究竟還要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還算數不算數？”鄧小平聽了，抽了口煙，朝陳永貴看看，笑了笑。後來陳永貴對人說，鄧小平那天的笑，讓他非常可怕。鄧小平將半截煙掐滅在煙缸里，冷峻地說：“你以為現在還是‘四人幫’在台上的時候嗎？提的問題這樣可笑，簡直像三歲的孩子那樣的幼稚。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我是最有資格講這種話的人。什麼是毛澤東思想，我最有發言權。你才加入共產黨有多久呢？永貴同志，我希望你還是按照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首先檢查一下自己吧。” 陳永貴不服氣地說：“你不要忘記你站出來的時候的檢查，你不要對黨中央耍兩面派，你應該考慮一下現在你究竟是要執行什麼路線的問題。” 鄧小平不等陳永貴說完，提起公文包轉身就走。筆者今年4 月到大寨陳永貴墓前對着塑像三鞠躬時，想起這段戰士和叛徒的對話，給青年司機唸出一首急就詩：“虎頭山上一棵松，中南海里心最紅；直面敢斗鄧矬子，身後萬人瞻君容。”
　　
　　鄧小平是得勢了。但是，隨着改革本質的暴露，一批群眾首先是學生覺悟起來，利用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發起了六四學潮，反貪污、反官倒、反對鄧小平“垂簾聽政”。“六四”群眾鬥爭的矛頭十分清楚，就是反對鄧小平的資本主義復辟。這是一次失敗的預演。可以說，正是這次預演，逼出了鄧小平的南巡講話。
　　
　　（三）鄧的南巡講話至現在。“六四”的血並沒有白流，青年學子從血的教訓中尋找失敗的原因，第一波“尋找毛澤東熱”就是這麼興起的。而黨內的馬克思主義者如鄧力群、魏巍等老同志就是在這一熱潮中幫助青年認識毛澤東。魏巍主辦的《中流》雜誌和他撰寫的《話說毛澤東》，是廣大青年“尋找毛澤東”的好嚮導。這一波熱潮直到毛主席百年誕辰達到高潮。
　　
　　面對這一熱潮，鄧小平一方面在黨內高層交代要“重評毛澤東”即徹底否定毛澤東，一方面一意孤行地要搞資本主義。“南巡講話”是明着亮出旗幟，“政治交代”則是暗裡交出底牌。他的繼任者，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完全是按照鄧的“交代”把中國推向了資本主義深淵。江是鄧路線的瘋狂推行者，在他的執政期，工農勞動人民的政治、經濟地位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而新生的資產階級竟成了他們的寵兒，還要拉入黨內。這種法西斯獨裁暴政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首先是黨內的真正的共產黨人的強烈反對，馬賓、鄭天翔、魏巍、李爾重、周秀寶等人不斷地向中央寫信，反對修正主義路線。魏巍《在新世紀的門檻上》對修正主義特點的七點揭露，打在主子的身上，疼在繼任者的心上。他們竟動用專政工具，對其中一些人進行迫害；鄭州的張縴夫等人竟因宣傳毛澤東思想被判刑入獄。這些倒行逆施，徹底暴露了他們假共產黨人的真面目。
　　
　　從江的暴政到胡溫“新政”，人們的認識發生變化。多數人是出於一種希望，只有那些自稱“社改派”的同志，他們認定鄧小平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後來被“資改派”給誤導了，所以他們猛攻“資改派”，就是不攻走資派。在他們“社”的概念里，就是鄧的“四項基本原則”，而排斥文革。與其說是維護鄧的初衷，不如說是維護他們自己的初衷。事實證明這種初衷是不科學的，離科學社會主義甚遠。群眾的認識正在改變着他們的認識。
　　
　　什麼是群眾的認識？這就是進入新世紀以後，隨着工農群眾生活進一步惡化，群體性反抗事件的不斷爆發，社會主要矛盾日益激化，喚醒了一批革命的知識分子，利用網絡這個平台，大學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大批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一學一批，使全體人民的無產階級覺悟空前提高，懷念毛主席，懷念社會主義，肯定文革的必要性和正確性，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紅色思潮。我們說的兩個“走向新的成熟”，主要標誌就在這裡。
　　
　　（四）重建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這個時期為什麼還要批鄧？因為鄧小平這個反面教員的作用不僅是動員人民團結起來推翻他的反動統治，更重要的則是利用這個巨大犧牲換來的反面教員，動員人民群眾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本主義，批判資產階級，這是建設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必由之路。要知道，鄧小平這類人物今後還會出現。毛主席生前部署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雖然因他老人家去世而夭折了，但是，人民群眾的新覺醒，對鄧的批判就會更加自覺，就像人民曾經認識秦檜、袁世凱、蔣介石這樣一些反面人物那樣。我們提倡寫“親歷記”，留一部鄧氏改革“罪惡史”，就是為（三）（四）兩個階段提供認識的活資料。因此，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按照鄧的囑託，還有兩步險棋等待胡溫去走，這就是重評毛澤東和改變黨的名稱。右派先生們等不及了，在那裡變着法兒叫板。胡溫要是走了，那麼，他們的末日也就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