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俞天任)(3)

中國對日俄戰爭歷來置於很輕的位置，認為只不過是一場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的戰爭。或者是從軍事角度出發研究旅順戰役和奉天會戰，再不然就是研究所謂被稱作“東方納爾遜”的東鄉平八郎海軍大將。對有關這場戰爭的媾和談判和由此引起的後果卻幾乎無人談及。
甲午戰爭（日本叫日清戰爭）日軍死，殘（永遠喪失戰鬥力）共計17282人，化戰費日洋兩億。由於日軍戰勝，獲大清賠銀二億三千萬兩，折日洋三億四千四百零五十萬，再加上朝鮮獨立和割讓台灣，澎湖。這次呢？這次日軍死傷38萬（甲午戰的幾乎20倍），軍費17億日洋（甲午戰的幾乎十倍）。
日本人認為這次也要“照既定方針辦”，有一個所謂“七博士集團”提出了一個媾和方案：賠款日洋30億，割讓全部包括庫頁，勘察加在內的全部沙俄太平洋沿海地區。所謂“七博士集團”是指當時東京帝國大學的七名教授：戶水寬人，福井政章，金井延，寺尾亨，高橋作衛，小野塚喜平次和中村進午，這七位全是留歐的博士，故稱為“七博士”。
“七博士集團”的出現有很大的意義。從這個“七博士集團”的出現就可以知道日本的知識界和知識界已經墮落了。甲午戰爭開始前以內村鑒三為代表的一部分知識界和思想界是堅決支持戰爭的，他們認為那是一場爭取朝鮮獨立的“義戰”，而在得知《日清下關條約》的內容以後，則立即改變了看法，認為那只是一場“不義戰”和“掠奪戰爭”，從而否認甲午戰爭。而現在呢？擴張和掠奪已經成為了日本主流知識界和思想界的追求目標。
但是七博士的方案只是七博士的單相思罷了。尼古拉二世又不是七博士的學生，幹嗎要聽你的？被黃皮猴子操了的北極熊正惱怒着沒處找臉呢，說了：“一個子不給，不服咱重來過”。沙俄滿州軍是不行了，波羅的海艦隊也全滅了，可是還有一多半精銳部隊在歐洲部分呢，沙皇這就在打念頭把那部分掉過來再打一下。
日本這邊呢？山縣有朋和大山嚴都知道不能再打了，因為已經彈盡糧絕了。參謀本部在戰後出過一本叫《日露戰史》的書，這個“露”是日語中russia的簡稱。原來叫“魯”，日俄戰爭時為了討口彩，指望俄羅斯象露水一樣見到“日”就消失才改成“露”的。裡面當然是自吹自擂一番。那本書中舉了一個戰例，說一次日軍出動一個師團去夜襲，為了保持隱蔽，下令在開槍命令以前，即使被敵軍擊中也不許叫喊，不許還擊云云。意思是日軍訓練有素，軍紀嚴明。
但是如果聽聽從戰場上生還者的話就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首先不是一個師團，只是一個連隊（團）。其次不許叫喊，不許還擊的命令確實是下了，但是不是為了什麼“隱蔽”，理由十分無奈而且可憐：沒有那麼多子彈來還擊！
是不是彈盡糧絕了？日本軍隊輕視兵站的傳統讓他們自己走到了絕地了，這時候尼古拉二世真要是把歐洲的兵再拉過來，日本人可就真得“全軍玉碎”了。
日本人有一句話：“沒了乃木大將，旅順也拿下來了（最後在旅順戰役中親自指揮的是兒玉源太郎總參謀長）；沒了東鄉大將，日本海大海戰也能贏（山本權兵衛海相起用東鄉平八郎的理由是很奇怪的：“這小子一貫運氣好”）；但要是沒了明石元二郎大佐，日本決不能贏得日俄戰爭”。
這位明石元二郎是哪方神聖？他是陸軍大學校第五期的畢業生，時任駐俄武官。因為在陸軍大學校期間成績不是很好，而且為人很怪，一般人都無法和他交往。這位不愛洗澡，衣服不穿到破不換，這位不修邊幅到了什麼程度？到了變態的程度。日俄戰爭以後有一次去晉見山縣有朋元帥，對山縣談他的設想，談着談着想撒尿了，憋又憋不住，這位就那麼坐在那裡撒起來了！一直把山縣元帥的鞋都弄濕。後來問他幹嘛不去廁所？他的回答居然是：“那不太煩了嘛”。
但他是一個天才，一個特工的天才。日俄戰爭中他一個人就用掉了100多萬日洋的活動經費，要知道那時連兵庫縣知事，省軍級幹部的工資每月都只有100日洋出頭！錢用哪兒去了？不少給了托洛茨基做活動經費。沙俄內政部長的暗殺，戰艦“波將金號”的譁變，都可以找到他的暗影。“明石大佐一個人就等於十個師團”，日本人這麼說。就這樣，沙皇軍隊成天提防，鎮壓四處的革命和叛亂都來不及，哪兒還能調兵來和日本人重新打過？
再多聊幾句這位明石元二郎吧，這位後來官至陸軍大將，當過第七任台灣總督，在任中死去。他死是死在日本，可又埋到台北的日本人墓地去了。那個日本人墓地日本二戰戰敗以後也沒有人管，成了國軍老兵們的貧民窟。1994年阿扁當了台北市市長，不知怎的想起來要孝敬孝敬他，出公帑從國軍老兵那兒把墓地買了下來，進行整修。修完了墓阿扁覺得還是不過癮，仿佛還沒有盡到孝道，又在三芝鄉的店子村買了一塊地，為明石元二郎修了一個極漂亮的墳頭。
言歸正傳。就這樣，沙俄雖然堅持不賠款但也不離開在美國樸茨茅斯的談判桌。就這樣僵在那裡了。
日本可耗不起。幾經討論，山縣有朋，大山嚴，桂太郎，兒玉源太郎，山本權兵衛，寺內正毅的意見一致：不要賠款也要結束戰爭。
結果樸茨茅斯和約的內容是：日本放棄戰爭賠款，沙俄承認朝鮮為日本勢力範圍，將南滿鐵路和旅順的租借權轉讓給日本，並且割讓庫頁島南部。
應該說兩個帝國都沒有得到好處。沙俄呢由於戰爭的長期化和敗戰及其日本間諜在國內的活動，直接導致了國勢的衰落，以至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連吃敗仗，到最後連沙皇本人也被人滅了門。
唯一得到好處的是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因為據說是他促成了日俄兩國的和平，190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就給了他。
這邊日本呢？樸茨茅斯和約的內容在國內一公布，立即就是一場軒然大波。

和中日甲午戰爭一樣，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的原因也是因為有強有力的領導者：山縣有朋。這次是山縣自己克服自己造成的障礙，總算帶着大家混出來了。
但是山縣有朋在政治上的見識和伊藤博文是根本無法相比的。所以雖然日俄戰爭和甲午戰爭一樣在軍事上都是日本勝利，但在結果上卻完全不一樣。這次山縣有朋經濟上沒撈到現的，那些個什麼“權益”，是要去刻意經營的，還得往下砸錢去投資。
所以1905年8月30日晚上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在樸茨茅斯宣布：“日本國天皇尊重文明和人道，為了和平，以妥協的精神命令我撤回支付軍費的要求，承認樺太（日本對庫頁的稱呼）的分治”時，雖然得到了西方各國的一致稱讚和祝賀。但是9月1日日本各報在一起報道日俄媾和條約簽訂的同時，都發表了措辭極為強烈的社論：
“屈辱！”
“追查元老和閣僚們的責任！”
“面對着無邊的悲憤，國民們能沉默嗎？”
當然不能沉默，我們死了那麼多人，花了那麼多錢，他們上下嘴唇那麼一動，就不要賠了？那是不是在倫敦金融市場上起的戰爭債券也不要還了？NND，全是一群賣國賊!
於是，不肯沉默的國民們喊的口號是：
“撕毀媾和條約！”
“滿洲軍總進擊！”
“斬小村的頭以謝天下！”
“把大臣們和官邸一起燒了！”
說是說，真要燒大臣的官邸還是不敢。不敢燒大臣的官邸我還不敢燒老外嗎？於是無數的人包圍了美國大使館，叫他暗中包庇俄國佬，大家扔石頭砸喲。教會也一把火燒了它，全TMD“西洋鬼畜”的東西。打着打着腦袋就不聽使喚了，剛剛還不敢燒大臣的官邸，現在敢了，於是內務大臣的官邸，《國民新聞》社也一起燒了。什麼？警察還敢保護賣國賊？還敢鎮壓大家的愛國行為？MMD，連警察派出所也一起燒！這就是震驚西方的所謂“日比谷燒打事件”。時間是1905年9月5日。
9月6日，內閣只好宣布實行戒嚴，戒嚴令一直到11月底才撤銷。暴動期間死了17人，負傷500多人，抓了2000多人，後來被判有罪的共87人。
就在宣布戒嚴令以後的9月7日和9月12日，神戶和橫濱的“愛國人士”們也還是照樣反潮流，頂着風對着幹，把個神戶和橫濱也給打砸搶了一遍。
中國人喜歡稱非己類為“鬼子”，這個“子”還是人的意思，也就是說雖然是魔鬼，還是人變的。而日本人則稱之為“鬼畜”，就更進一步了，這是畜牲變的魔鬼。前些時有日本新聞記者在自民黨幹事長武部勤面前訴說委屈，說有中國人管日本人叫“鬼子”。武部一聽樂了：“原來我們不也叫過什麼英美鬼畜的嗎”。
那些英美鬼子或者英美鬼畜們是怎麼看這件事的呢？
不是我們這些鬼子或者鬼畜借錢給你日本，買武器給你日本，提供情報給你日本，幫你日本阻礙沙皇艦隊，幫你日本租借了威海衛軍港，幫你日本出來斡旋和平，你日本就真以為就能勝得了沙俄了？連大使館也敢砸，教堂都敢燒，整個是忘恩負義的異教徒。
而日本知識界呢？認為整個這件事是白種人的陰謀，英國利用日本打了一場代理戰爭，既削弱了沙俄的勢力，又不讓日本人得到好處。乘機賣軍火放高利貸賺昧良心錢，做了婊子還要立牌坊，什麼和平斡旋，整個一個白鬼子聯合起來欺負黃種人的騙局。
日本和英美的反目，追根尋源，起因就在於由“七博士集團”引起來的那件東京打砸搶事件。其實在19世紀末期以來美國就一直有排斥日本移民的行為，但在“日比谷燒打事件”以後就成為公開合理的事情了，最後發展到太平洋戰爭時美國人乾脆把日本僑民全部關到集中營里去了。
當時全日本的傳媒除了一家《國民新聞》外，全部加入了這場“愛國大合唱”。連日地討伐“賣國賊”和“英美鬼畜”。當時敢於站出來支持媾和條約的政治家就只有伊藤博文，報人就只有《國民新聞》的主編德富蘇峰。
既然是“愛國大合唱”，聲部肯定眾多，調門也只會越來越高。各種各樣的“愛國名詞”也就競相出現，其中一個就是中國人十分熟悉的“大和魂”。夏目漱石在評論這個“大和魂”的時候說：“日本人象生着癆病一樣，咳着叫着大和魂。…………記者在叫大和魂，扒手也在叫大和魂。…………東鄉大將有大和魂，餐館的招待也有大和魂。…………三角形的是大和魂，四方形的還是大和魂，這個大和魂還真是象個魂魄似的，晃晃悠悠到處都有”。
東京日比谷燒打事件的犯人們是被判了罪，但是社會上不如說還很同情他們：他們犯了什麼罪？犯的不就是“愛國罪”嘛。愛國者大概都是心心相通的，這不，過了都快一百年了，海這邊不是還有人在大喊“愛國無罪”嗎？
第二年（1906年）1 月桂太郎內閣就倒了台。不要說，這在日本還是第一次由老百姓把個政府給趕下了台，您說這是一次民主的先驅行動也可以，但是在事實上是由於日俄戰爭的戰後處理被一部分自私的政治家和知識人利用而煽動起來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潮把政府給趕下了台。
從那以後，日本的政府就一直萎靡不振，但是這在外人看來倒是所謂“大正時代的民主主義”。見鬼，真正的民主怎麼一轉眼就會大變活人，成了“昭和時代的軍國主義”？那不是民主主義，而是政府軟弱。
這時，就是陸軍大學校畢業的那些參謀們走上表面政治舞台的時候。

早在中日甲午戰爭的時候，陸軍大學校畢業生們就已經開始進入軍隊中樞機關了，象東條英機他爹東條英教在甲午戰爭時就是大本營少佐參謀了，前面提起的長岡外史當時是第一軍兵站部少佐參謀長了。連那位第五期的明石元二郎也已經是近衛師團大尉參謀了。
到了日俄戰爭結束後的1908年（明治41年），陸軍大學校已經有20屆學生共計463名畢業了。有人可能會奇怪怎麼人數那麼少？陸軍大學校的意思倒不是“很大的陸軍學校”，每屆招生也就不超過50人，一開始每屆也就十幾二十個人。還有人可能會問，1883年（明治16年）陸軍大學校開始招生，怎麼到1908年才畢業了20屆？這是因為中間打了兩次仗，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戰時按規矩陸軍大學校閉校，大家一起上前線去，命大的活着回來再來讀書。
陸大畢業生這時已經不僅限於噹噹旅團師團參謀了，甚至都不限於參謀本部的參謀和陸軍大學校的教官了。從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除去極少數例外的，參謀本部，陸軍省，教育總監的主要位置全是陸大畢業生了。就是說作為參謀人才培養出來的陸大畢業生們，現在又是參謀官，又是指揮官，還是行政官了。
那麼這些畢業生們作為指揮官，行政官合格嗎？
答案大概是：“不合格”。
陸大畢業生們有幾個特點：
首先是侍材自傲，目中無人；這也難怪，你想每年就那麼三四十個人能通過難關入學，能不牛B，能不看不起人嗎？所以一旦出事，從不會檢討自己，總是別人的過失，把電影《逆風千里》中的一句台詞翻過來說就是：“不是我們太無能，而是敵人太狡猾”。
再一個就是視界極端狹窄；陸大畢業生們大多不識社會，不懂政治；因為陸大的畢業生中陸軍“幼年學校”出身者占絕大多數，這種“幼年學校”是陸軍辦的一種學校，在東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廣島，熊本各有一校，每年各校招50人，全部寄宿制。畢業生一般進入“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從軍，再考入“陸軍大學校”，畢業後再從軍，和社會不發生交往。所以經常會自行研製一些荒唐無稽的“理論”，然後再沉醉其中。
還有陸大的教育制度也有嚴重問題；片面強調分數。陸大和陸士（陸軍士官學校）一樣，對平時成績看的極重。在校分數跟隨學生一生，所以老冰在前文談到東條英教的仕途時才說他混得不好，因為東條英教是首屆首席畢業生，而只做到中將就被轉成了預備役。
老冰不是在說分數無用，而是在說分數決不是萬能的。舉一個旁例，最有名的美國軍人是誰？可能大部分人會說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五星上將吧。出身於顯赫的軍人世家，論成績更是無人可比，從小學開始到西點軍校畢業幾乎所有功課“All A”。1903年以陸軍少尉從西點軍校畢業，空前絕後，到現在西點軍校還沒有人能超過麥帥的成績。畢業後在軍旅仕途上也是一帆風順，一直做到五星上將。
可是實際戰績呢？當然也打過“仁川登陸”那樣的漂亮仗，但是在菲律賓扔下部屬逃跑的不就是他嗎？朝鮮戰爭對中國會不會出兵判斷失誤，發現錯誤時還不能及時修正，反而要用原子彈來解決問題的不也是他嗎？如果不是杜魯們總統及時決斷，真被他弄出一個“第三次世界大戰”來也沒準。
美國的西點軍校教育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說日本的什麼陸軍大學校了。
比如招生面試時，給考生一個CASE：“XX地方有敵軍，怎麼辦？”考生要是問一句：“有多少敵軍？”就完了蛋了。應該怎麼回答呢？應該這麼回答：“包圍起來，消滅了他”。這是在考你有沒有“進攻的氣質”呢！哪裡是考試?整個一個問憚。
平時的考試和提問也是這樣。明顯防禦有利的場合，哪位倒楣蛋要是不當心說出了“防禦”這個詞，就等着不及格吧。一定要說“雖然條件困難，但還是要尋找時機進攻，消滅敵人”。也就是陸軍大學校就不教防禦！所以日後日本陸軍就不會防禦，進攻時挺牛B，美軍，蘇軍打回來了怎麼辦？不知道怎麼辦。實在要是發昏當不了死，那就來一個所謂“全軍玉碎”。誰要是理解不了“自取滅亡”這個詞的話，就看看皇軍的歷史就行了。
這是梅克爾少校留下來的遺產，到陸大建校為止，不管是普魯士陸軍還是德意志陸軍都沒有打過防禦戰。只有他們打別人，還沒有挨過打呢，所以教不了日本人。而日本人呢，不管是甲午戰爭還是日俄戰爭也都沒挨過打，所以就忘了還有“防禦戰”這個詞了。
陸大畢業生們還有一個毛病就是嚴重迷信“精神萬能”，這點應該是從梅克爾少校那兒學來的普魯士陸軍的傳統。但比普魯士的前輩的後代們又進了一大步：二戰時的納粹德國還知道打仗要坦克，飛機，日本陸軍根本就可以說不知道。大家可能都看過一張先帝爺在北京西苑機場閱兵的照片，那照片裡的坦克就是日本的九五式坦克，象伸出來的一條短鼻子樣的東西據說就是炮了，裝甲只有12毫米厚！12毫米是什麼意思？當時（1930年代）的共識是坦克裝甲至少要25毫米，這還只是意大利那樣的窮國的標準，美國是30毫米。在中國戰場上就經常有日軍坦克被國軍的捷克式機槍打穿的實例。也別說，那坦克也能出口，賣給二戰時日本的同盟國泰國五十輛，後來被泰國因為質量實在太差退了30輛貨。而日本陸軍還是敢坐着這種象紙糊出來樣的“坦克”去和美國佬掐架！您說是不是應該佩服這些皇軍一下？
在馬來戰場上有日軍指揮官把坦克埋起來做火力點，很被不明真相的人譏笑了一番。其實不應該譏笑動出那個腦筋的日本軍官，應該稱讚他頭腦靈活，會利用廢物才對！皇軍們的那號“坦克”，本來就什麼用沒有，加上當時又沒有燃料了。能用的就只有上面的機槍大炮了，雖然也不怎麼樣，總比從明治38年（1905年）用到那時候的“三八式”步槍，“三八式”山炮強點吧。
話再說回來，這“精神萬能”的頂峰，當還屬咱們“永遠健康”的副統帥。人家都發明了“精神原子彈”了。
從中日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陸大畢業生們逐步占據了陸軍三大衙門（參謀本部，陸軍省，教育總監）的大多數要害部門。但是大權還是掌握在山縣有朋及其直系弟子們的手中，陸大畢業生們只是做些事務性的工作。
但現在，他們要參與軍國大事，發表自己的見解了。
首先站出來發言的是後來一直做到首相的田中義一。

提到這位田中義一，中國人肯定不會陌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這句臭名昭著的話，據說就出自他向昭和天皇提的洋洋四萬言的書面報告，世稱“田中奏摺”。
先說一下這個“田中奏摺”吧。這篇東西一直是真偽難辨。遠東軍事法庭上，曾做過民國外交部次長的秦德純在出庭作證時也只是說“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問題是日本軍閥就是按照這份預言書去行動的”。沒能確認其真實性。
那麼這份東西是怎麼被中國人得到的呢？一般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是說張學良的部下王家楨從日本得來的。怎麼得來的又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通過當時政友會議員，當過鐵道大臣和郵遞大臣的床次竹二郎認識了內大臣牧野伸顯，從宮內廳資料室偷出來的。這位牧野伸顯就是戰後首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的老丈人，也就是現在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的太姥爺。另一種說法是通過旅日華僑蔡智堪從某政治家家裡偷出來的。
第二種是說渾名叫“洋和尚”的余日章化了5萬美金從日本買來的。這位余日章就是蔣介石和宋美玲結婚時的證婚人。
第三種是說蘇軍情報機關“格魯烏”從日本得到的，後來由托洛茨基給了中國人翻譯出版的。
老冰在這兒瞎猜一下，會不會有可能是王家楨弄來後給張學良，而那位“少帥”正忙着呢：鴉片要抽，女人要搞，哪有心思看那破玩意兒。於是再想辦法轉給了余日章，指望蔣介石能看到？
1930年這篇文書一發表，立即引起軒然大波。美國人認為那是日本的《我的奮鬥》（Japan”s Mein Kampf）所以總理大臣犬養毅趕緊出面否認這篇奏摺，理由是裡面有幾處事實不對，比如死了的山縣有朋怎麼又活了，田中義一怎麼糊塗也不會把自己出訪歐美的事情弄錯什麼的。說那是一篇偽書。
請大家注意，否認田中奏摺的真實性並不是說那篇東西是誰偽造的，而只是說那篇東西不是田中義一寫的。那篇東西的確出自日本人之手則是連甲級戰犯松岡洋佑和重光葵都不否認的。
出自哪個日本人的手呢？現在日本的學術界一般認為是出自甲級戰犯鈴木貞一之手。當時日本政界有一個言必稱“本人是帝國主義者”的政治家叫森絡，他委託當時參謀本部作戰科參謀鈴木貞一寫一份關於滿蒙政策的秘密報告。鈴木和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謀殺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主謀），石原莞爾大佐（9.18事變的主謀）等人商議後起草了這份文件。裡面的主要思想是河本大作和石原莞爾的，這就可以解釋日後的事態發展怎麼就和這篇東西那麼一致這個疑問了。
不過那都是以後的事，現在的田中還沒有資格上奏摺，他這次弄的是“帝國國防方針”。
這個田中義一是陸大第八期的，在校中成績一般。按說他應該不容易爬上去的，但是俗話說：“人怕運氣好”，因為功課不壞，畢業時田中被分配到參謀本部，又因為功課不好，參謀本部把他分配在二部。
為什麼？這個二部是情報部。參謀本部從日俄戰爭以前開始到敗戰以後被撤銷為止基本上沒有什麼很大的變動，共分為五個部：一部是作戰部，二部是情報部，三部是運輸部，四部是編撰部，五部是總務部。東條英教就當過四部部長，因為別人是首屆首席，所以就不給個部長說不過去，因為東條英教出身於南部番，不屬於當時走紅的“薩長幫”（薩摩藩，長州藩），所以就只能給個最莫名其妙的編撰部部長噹噹。一直到現在日本企業還有這種把覺得討厭的人派去修社史的習慣，老冰看過不少日本公司的社史，都覺得寫的莫名其妙，還不如由老冰來寫呢。想想也難怪，受到排擠的人來寫社史，怎麼能寫好呢？
老冰說過，日本軍隊有輕視情報，輕視兵站的傳統，你只要看看參謀本部連兵站部都沒有就知道了老冰說的沒錯。那位要說了，不是有運輸部嗎？運輸部不是兵站部，他只管運輸手段，不管別的。
情報倒是有一個部，但是比作戰部矮一個頭。陸大畢業生，成績最好的去一部，二流的去二部。所以田中義一被轟到二部去了。
參謀本部還算好的，起碼有一個獨立的情報部，到了作戰部隊就更糟糕了。日本軍隊參謀分三種：作戰參謀，情報參謀和兵站參謀。作戰部隊是一個老資格的作戰參謀手下帶幾個初出茅廬的情報參謀和兵站參謀，總之作戰第一。知道了這一點，對於二戰時日軍為什麼老打糊塗仗和飢餓仗就不會覺得奇怪了。
而美軍則不一樣，據說美軍的作戰計劃是先從每人每天喝多少可口可樂開始制定的。所以美軍打到什麼地方都沒有口糧或者彈藥不足的問題，還可以勻出口糧出來救救難民，二戰時美軍在歐洲，中國和日本都是這樣的。除個人行為外，應該說美軍好像還沒有出現過集團搶劫行為，不是美軍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執行的好，而是沒搶劫的必要。皇軍則是走到哪兒搶到哪兒。
情報和兵站的問題以後還會說，現在言歸正傳。田中被分在二部，反而走了運。田中學的是俄語，而且很不錯。到二部報到以後，二部把他派到俄國去留學去了。田中在俄國幹得很賣力，每星期都拉着認識的老毛子去教堂做禮拜，還參了沙俄軍，自己親自去掌握第一手資料。到了日俄戰爭前夕，成了陸軍首屈一指的俄國通。
那時伊藤博文出訪俄國，想和沙俄談判解決問題。田中仗着年少氣盛，在伊藤面前極力反對與沙俄談判，讓伊藤大為生氣。但是伊藤是生氣管生氣，對田中的才能還是很欣賞，在日俄戰爭時推薦他去滿洲軍當參謀。打完日俄戰爭回參謀本部時已經是讓人刮目相看了，加上田中又是長州人，“親不親，家鄉人”，這就升了一級，到一部去了。
田中義一到一部以後，寫了一份叫《隨感雜錄》的意見書（看這個名字怎麼看怎麼象散文對不對？）裡面從國家戰略，軍事戰略一直侃到軍隊的組織，制度，通過兒玉大將就遞到山縣元帥那兒去了。山縣一看，嗯，不錯，跟天皇一報告，回來對田中說：“你就搞個帝國國防方針看看吧”。
這一下田中可算開始出人頭地了。

為什麼山縣要搞這個“帝國國防方針”呢？實在是當時軍內吵得不可開交了。
為什麼吵？為了怎麼擴軍，擴多少。
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好不容易走在鋼絲繩上打完了日俄戰爭，山縣元帥心裡那個後怕喲，總覺得沙皇還要回來報仇。就提出要把現在的17個師團的陸軍擴充到50個師團，為什麼50個？因為沙俄在遠東地區能動員得起來的師團據說是50個。
但是山縣自己再想一想也覺得不像話了，擴軍又不是吹氣球，說擴就能擴出來了？就改口說要麼平時25個，戰時再擴充到一倍。但剛剛走馬上任的參謀總長兒玉大將堅決反對，根據很簡單：有維持25個師團的國力嗎？這邊打老毛子拉下的饑荒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還上呢。兒玉提出來的建議是增加兩個師團，加上近衛師團一共20個，戰時倍增到40個。這樣勉強還能湊合。可是陸軍大臣寺內正毅卻堅決反對兒玉的方案，乾脆一下子提出要擴25個師團。分兩步走，先擴20個，看財政狀況再擴5個。
且慢，你老冰可能又犯糊塗了吧？是不是打字又打錯了？按你老冰的邏輯，應該是參謀本部不管家務事，拼命要擴軍；而陸軍省是政府衙門，從預算角度反對才對，怎麼這次反了過來，是不是老冰又打反了人名了吧？
不是，這次老冰沒犯錯。一切都不是絕對化的，寺內陸相這次的表現也很正常————他是做給山縣元帥看的。當時寺內心裡是怎麼想的，沒人知道。但是那場爭吵剛開始，兒玉就因積勞成疾，去天照大神那兒療養去了。兒玉一死，寺內就再也不跟山縣談擴軍的事了，從這點看，倒可以猜出當時寺內的意思了。
山縣一琢磨，想出了裡面的奧妙了。心想扯不清楚的話，乾脆訴諸文字，白紙黑字，看你們到時候再裝聾作啞。就找田中義一中佐起草一份了“明治四十年（1907年）日本帝國國防方針”。
田中領命而退，去找了一個海軍大佐叫財部彪的兩人一起干。既然是“帝國國防方針”，當然就得陸海軍一起來，小二子也是兒子嘛。這個財部彪是什麼人呢？他是前面提到過的海相山本權兵衛的女婿，後來做過四任海相，第一任就是在他老丈人內閣里做的。因為有個了不起的老丈人，財部在海軍里一直是很牛的，在第二篇里講到過所謂“侵犯統帥權”的問題，當時攻擊內閣跳的最高的就是他。
這二位弄出來了一個怎樣的“國防方針”呢？請看下面：
“日本應該在維持滿洲和朝鮮的權益的同時將向亞洲南部發展的南北並進作為國家施政的大方針。妨礙這個方針的可能敵人是俄羅斯，美國，德國和法國。
“對於這些敵人，採取攻勢戰略在海外擊破。對俄羅斯的戰略：在南滿集結兵力，北上擊破，攻占海參崴。對於美國，德國和法國的戰略，首先擊破其在東亞的海上勢力，然後伺機而行。
“為此，陸軍平時需要25個師團（戰時擴到50個師團），海軍需要建設由八艘戰列艦，八艘巡洋艦組成的八八艦隊。”
這些胡話如果只是陸軍說說也就算了，怎麼一直挺明白的海軍也一起跟着發高燒了？
其實海軍那時的想法非常簡單，沒往深處想。海軍認為陸軍搞這個國防方針就是問政府要錢，海軍也不要白不要。怎麼要呢，得製造出一個假想敵來。大清已經沒海軍了；沙俄也沒了；大英帝國還是盟友，不能明說；剩下來的所有海軍國家一古腦兒全部列出來，媽媽的全是敵人，你再不給錢咱們就玩完兒啦。
美國，就這樣成了日本的假想國了。
其實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日本外交往往出乎人們意外，仔細一看經常是出於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象現在小泉總理的靖國參拜問題就是這樣。小泉在出任總理以前從未參拜過靖國神社，為了“日本遺族會”的選票攬來了這個活，不惜和中韓反目。日本人就是這樣的近視，為了眼前的，個人的或者小團體的利益而不惜其他。
只要是能正常思維的政治家肯定不會同意這樣的“國防方針”。開什麼玩笑，上下嘴皮這麼一動，就要和全世界為敵了？沒有明顯列入這個敵對國名單的就只有超級大國大英帝國一家了，但是美國是英國的親侄子，你動了侄子，人家大叔能跟你罷休？（當然現在是叔侄關係倒了過來）。
所以作家司馬遼太郎在談到日俄戰爭後的日本時用了這麼一個比喻：“騎在馬上的喝醉了的狐狸”。為什麼是狐狸？太狡猾，一切唯利是圖，沒有任何國際信用。
雖然某政治家在總結外交歷史時說過這樣的話：“大英帝國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有的只是永遠的利益”。但那只是對歷史的總結，一個國家是不能僅僅用利益驅動來作為國策的，國家，尤其是大國，必須要有責任感，要有信用，只是利益驅動的國策，遲早會把國家帶入滅亡。
所以這個“國防方針”被當時的總理大臣西園寺公望理所當然地拒絕了。當時的日本政壇是被稱作“桂園時代”，意思就是桂太郎和西園寺公望輪流坐莊，一人干一回，“你唱吧來我登場”，也算一種“安定團結”。
桂太郎大家都知道了，是山縣有朋的大弟子。那麼這位西園寺公望又是何許人也？他是最後的明治元老，自由派人物。在山縣有朋死去以後，為抵抗日本軍部的暴走，為反對軍國主義思想的蔓延，作了儘可能做到的一切。但是這個國家的宿命已經不是他能夠挽救的了，1940年11月，在“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成立兩個月後死去，臨死前給他的同胞們的最後一句話是：“這個國家究竟要往哪裡去？”
打開上世紀6，70年代的“5.1”，“10.1”的中國報紙，有一個人的名字是鐵定看得到的：“日本友人西園寺公一”。那就是西園寺公望首相的孫子，戰後當選為參議院議員，是先總理周公恩來和廖公承志的好朋友。1958年加入日共，後來因為文革問題和日共宮本顯治集團吵翻被開除出黨，隨後率全家移住北京，為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西園寺公望總理就一句話：“沒錢”，就再也不理那撥了。實際上把那撥給晾了起來。
但是，那撥們可是滾刀肉，決不肯善罷甘休的。

陸軍在日俄戰爭以後的常備兵力增強到了20個師團。明治40年（1907年）山縣有朋借田中義一的口提出要將平時的常備兵力提高到25個師團的“國防指針”，被總理大臣西園寺公望以經濟緊張為由束之高閣。這只是軍部派出來的斥候而已。1910年日韓合併以後，陸軍以朝鮮防衛為名再次提出要求，與此同時海軍也提出了要和英俄德美開展軍備競賽的經費增加的要求。
西園寺首相還是以不變應萬變：“沒錢”。打日俄戰爭欠的債還沒還清呢，上哪兒去找錢？再者說了，現在議會裡有那麼多自稱是“政黨”的團伙，一不小心就會被他們找着茬攻擊，哪來那麼容易就給你們錢。
但是，社會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甲午，日俄兩場戰爭的勝利而帶來的夢想和幻覺，戰後處理帶來的失望和憤慨，主流知識界的墮落，肯定伴隨着擴張主義的極度膨脹。到現在為止，還有最後一道防波堤————政治在阻擋着最壞事態的發生。但是，就象已經再三說明了的，這道政治防波提其實是漏洞百出的。擴張主義的思潮，肯定能找到漏洞之所在，將其擴大，最後沖毀政治防波堤，把戰爭的洪潮淹沒整個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