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華：把斷裂的歷史鏈條連接起來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史料價值拾粹 沈志華 　　【摘要】歷史研究者必須遵守“言必有據”的準則，因此他們講述的歷史過程往往是不連貫的。《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提供了許多足以把原來斷裂的歷史鏈條連接起來的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例如1949年中共與美國接觸的方針和策略、杜魯門聲明發表後中共的態度、《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最初文本的起草、中共發動解放台灣戰役的設想及其變化以及斯大林決定蘇聯空軍參與朝鮮戰爭的時間問題等等。 　　【關鍵詞】周恩來，中蘇關係，中美關係，朝鮮戰爭 　　在筆者看來，歷史研究就像做拼圖遊戲，那些零散的構件就是史料，而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對這些豐富多彩、混雜重疊、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以及不斷增加的構件反覆進行鑑別、篩選，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認知、經驗和邏輯把它們拼裝在一起，形成一幅圖像——也就是歷史學家眼中的歷史故事。但是，歷史研究者必須遵守一個準則，即言必有據，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所以，歷史學家講的故事往往是不完整的，在他們那裡，歷史的鏈條總是斷裂的。而歷史研究者的工作，就是以當代人的意識、觀念、認知和感受，在不斷發現和發掘出來的史料的基礎上，逐步再現歷史的本來面貌。同一段歷史進程，同一個歷史人物，同一起歷史事件，為什麼會成為不同時代甚至同一時期歷史學家反覆研究的對象？就是因為人們的意識和觀念轉變了，認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為出現了許多新的檔案、文獻以及當事人的口述史料。於是，人們就不得不對過去的事情進行重新審視。 　　歷史研究中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由於某些核心檔案的缺失，研究者在現有史料的基礎上無法拼裝完整的圖像，無法講述完整的故事，而只能等待新的檔案文獻的問世。在筆者涉獵的中蘇關係史研究中，這樣的經歷就有很多。2003年筆者的專著《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出版不久，外交部檔案館對外開放，其中解密了大量有關蘇聯專家的檔案，使筆者立即萌生了修訂該書的念頭。眼前又有一例。2008年2月，人們期盼已久的《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1]終於問世了。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聯合編輯的這三冊文獻集中，儘管只有1949-1950年一年半的文件——這說明《周文稿》在數量上將大大超過《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但是卻為歷史研究者提供了許多足以把原來斷裂的歷史鏈條連接起來的重要的第一手資料。筆者僅從冷戰國際史研究的角度去考察，就發現了很多這樣的案例。 　　關於中共與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接觸的方針和策略 　　1949年夏天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與中共秘密接觸的歷史過程，曾經引起冷戰史研究者的廣泛關注，人們在討論中共與美國關係的起源時，幾乎都要提到這段歷史。雙方接觸的最後結果是：美國政府禁止司徒雷登前往北平會見中共領導人，而毛澤東發表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宣言。這一結果說明了什麼？中共和美國政府在接觸過程中究竟如何看待對方，採取何種策略？研究者提出了各種看法，美國國內甚至曾掀起了一場“誰丟失了中國”的大討論。此前，研究者利用的史料基本上都來自美國，即美國公開的檔案文件和司徒雷登的回憶錄。[2]人們可以看到的唯一來自中國的材料，只有幾頁紙的當事人黃華的回憶。[3]總體說來，因為美國的檔案比較完整，對於中美雙方每次接觸的過程，司徒雷登均有詳細報告，國務院也有回覆，所以研究者對事情大體過程的描述是清楚的，對於中美各自的立場和策略的分析也是合理的：雙方都保持一種既留有餘地又謹慎小心的姿態。[4]不過，美國國務院與司徒雷登的往來電報可以比較準確地反映美國的立場和態度，而對中共的策略考慮，則只能依靠美國人的轉述和當事人的回憶進行推斷，缺乏直接的文獻證據。《周文稿》的出版，彌補了這一缺憾，其中反映當時中共對策及思考的比較重要的史料有： 　　1949年6月9日，中共南京市委將黃華與美國大使接觸的情況及司徒雷登有意面見周恩來的情況電告了中央。6月14日，周恩來以中央名義復電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其秘書傅涇波如再要求來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學一行”。至於是否與周恩來見面，“待其到北平後再定”。[5] 　　6月18日南京市委報告：“司徒雷登最近得到美國國務院指令，贊成其與中共聯絡，並希望司徒雷登返回美國兩個月後，暫時以私人身份（解除大使職務）回北平，將來承認中國新政權時，重新任命其為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離開中國期間，以美國大使館參事周維陸與中共方面繼續保持聯繫。”由於司徒雷登沒有提到返回美國前要去北平之事，電報特別請示，是否需要暗示司徒雷登，“使他主動提出去北平要求”。6月21日，周恩來以中央名義電告南京市委並華東局：清華大學校長陸志韋已“去信暗示司徒，如請求來平，可能得到中共許可。他如不再提，我們暫時不必表示，以觀其變”。毛澤東又特意在電文中加了一句：“待他返美前約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獲允許並可望與當局晤談。”[6] 　　6月28日南京市委電告：6月27日傅涇波見黃華稱，司徒雷登因“亟須回國”，“加以國會內部意見龐雜”，“恐不能去燕京大學”。黃華當即指出：司徒雷登本人月初曾表示欲北訪燕京，而中共中央是否同意，尚未獲得指示。如司徒雷登希望北上，願去電問明情況。傅表示同意，但試圖要中共方面主動邀請司徒雷登北上，並允許其乘留在南京的美機去北平。6月28日黃華拜訪司徒雷登告知：中共中央“准許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與當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仍表示此時不便北上，但決定將此事報告國務卿艾奇遜，由艾奇遜決定他有無必要去北平。黃華表示，是否去北平，由司徒雷登考慮決定。6月30日，周恩來電告南京市委並華東局：責成黃華嚴格按照28日中央的說法答覆司徒雷登，並特別叮囑說，司徒雷登北上燕京及與中共當局會面兩事“均為司徒所提出，決非我方邀請，此點必須說明，不能絲毫含糊，給以宣傳藉口”。電報還說，司徒雷登北上只能乘火車，不許乘美機，如他“藉口不乘美機即無法趕回華盛頓，可置之不理”。電報最後表明，“我們對美帝亦決無改變其政策的幻想”。[7] 　　從以上文件可以明顯地看出：第一，中國對於美國大使留在南京頗感興趣，雖然很謹慎，但在6月28日之前顯然對於司徒雷登北上以及與中共領導人會面表現出積極姿態。6月14日和18日周恩來電，特別是毛澤東所加一句，說明了這一點；第二，6月30日電報表明，中共中央的態度已經有所變化，雖然還沒有完全拒絕接納司徒雷登，但特別強調此舉是美國方面主動為之，且對是否成行已表示無所謂，甚至明說對美決無幻想。這一變化的原因，就在於劉少奇秘密訪蘇與斯大林會談取得了令中共完全滿意的結果。6月27日的會談記錄顯示，斯大林極其熱情地接待了劉少奇，並且幾乎答應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甚至還主動建議中共提前進軍新疆。[8]為了表明中共與蘇聯結盟的決心，消除斯大林心中的疑慮，毛澤東接到劉少奇的報告後，於6月30日決定公開發表“一邊倒”的聲明。有了莫斯科的支持、援助和保護，毛澤東就不再那麼關心和顧忌美國的態度了，相反，他開始擔心與美國的接觸會引來斯大林的猜忌。[9] 　　關於1950年1月5日杜魯門聲明發表後中共的態度 　　早在1948年，即蔣介石在國共內戰中敗象已露的時候，美國就開始調整對華政策，限制對國民黨的援助，並聚焦於“阻止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 　　[10]特別是毛澤東訪問蘇聯以後，美國當局擔心中蘇結成同盟，便加緊實施離間策略，認為“美國應該通過適當的政治、心理和經濟的手段，擴大中國共產黨人與蘇聯之間、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與中國其他力量之間出現的任何分歧，同時應謹慎地避免進行直接干預。在適當的場合，應利用一切公開的和隱蔽的手段來實現這些目標”。[11]其策略之一就是有意讓中共占領台灣，以換取中國對蘇聯採取疏遠政策。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演說：“美國對福摩薩和其他任何中國領土沒有掠奪性意向。美國目前無意在福摩薩獲取特別權利和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無意使用武力干預現在局勢。美國政府將不遵循足以使之捲入中國內爭的方針。同樣，美國政府將不向福摩薩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建議。”[12] 　　就在此前3天，中蘇之間因是爭論否廢除舊約、簽訂新約而形成的僵局剛剛打破，莫斯科做出了讓步。[13]對於美國人的詭計，敏感的斯大林心知肚明，立即採取了對策。為了贏得毛澤東的好感，《真理報》自1月5日起連續5天把第一版報道兄弟國家的欄目留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中4天被列為頭條。而在新中國成立後的3個月裡，《真理報》總共才發表了5條有關中國的消息。[14]1月6日晚（莫斯科時間），維辛斯基拜會毛澤東，通報可以滿足中共關於購買航空汽油和請蘇聯幫助修復小豐滿水電站的要求，同時建議中國發表一個聲明，否認前國民黨政府代表繼續為安理會中國代表的合法地位；如果聯合國不接受中國的意見，蘇聯將拒絕出席安理會。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15]對於斯大林迫不及待地表現出來的友好姿態，中共自然接受無疑，但對於杜魯門有意說給中國人聽的聲明，毛澤東採取了什麼態度呢？在已經披露出來的檔案中，人們看到的只有1月13日毛澤東回復劉少奇的一封電報：同意下令徵用外國兵營，同意由上海軍管會接收或徵用美國經濟合作署留滬物資。[16]這一行動當然主要是衝着美國人去的，但似乎只能證明毛澤東批准了在京領導人所採取的措施，至少從字面上看不出他本人的主觀意圖。這次出版的《周文稿》提供了一個足以說明問題的重要史實。 　　1月11日，正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的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說：上月，美國駐上海副領事蔡斯（Chasd）通過民主人士史良的丈夫陸殿棟（現任中國外交部專門委員）傳話，表示美國國務院遠東政策研究室主任傑塞普（Jessup，電報中譯為耶塞普）“願與新中國政府作非正式接觸，地點在香港，如新中國政府有非正式代表在港，願與見面”。蔡斯還介紹陸“至北京往見美領事”，又說，美國“在華已經失敗，遲早總要承認新中國。中美關係望不超過，但不次於中蘇關係。首先望新華社不要天天罵美帝，可以送走美領，但不要拘留美領，以影響美國人民”。陸殿棟將此事直接報告了周恩來，並認為“美帝中心在反蘇”，“故伸出觸角以離間中蘇關係”。周恩來當即表示，“離間企圖是有的，加強和擴張世界侵略才是中心，而對華仍是威脅利誘，雙管齊下，企圖迫我向美帝低頭”。後經請示劉少奇，周恩來認為“原則上以不理為好，如有接觸容易暴露我攻台灣的弱點”，並擬採取兩個措施：一是“完全不理”，“告陸不要去見美領，斷絕此項關係”。一是“另行偵察”，即在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外資企業局局長冀朝鼎去香港處理國民黨政府在港機構資財和人員時，如傑塞普到香港並試圖見面，可以與其接觸，以便偵察和麻痹他。如何辦理，周恩來請毛定奪。1月14日毛澤東明確答覆：“在目前的時期對於美國伸出的觸角應當置之不理”，“冀朝鼎及在港的我方任何人均不應和耶塞普或其代理人見面”。同時，毛澤東還談到已經採取的“徵用北京美國兵營及在上海接收美經合署物資的辦法”，其目的是“刺他一下，或可推遲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時間”。毛確定的方針是，“除非美國學英國辦法自動宣布無條件承認”——毛認為“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我們不應當和他過早建立外交關係”。 　　[17]這兩個文件充分反映了毛澤東當時的對美態度，即決不能讓美國有任何機會破壞正在形成的中蘇同盟關係，更不能刺激斯大林那敏感的神經。[18] 　　關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如何起草的問題 　　幾年前，針對中國一些論著和回憶錄認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最初是由中方起草的說法，筆者根據大量的俄國檔案，特別是該條約的俄文文本，詳細考察了中蘇條約起草的過程：1月2日晚中蘇達成簽訂新約的一致意見後，斯大林便組織了一個起草委員會，並立即投入了條約及各項協定的起草工作。就《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而言，蘇方在1月5日起草了第一稿，以後陸續修改了七稿，1月22日得到蘇共中央批准，並於1月23日雙方會談時交給中方；中方研究後做了一些文字性修改，於24日退還蘇方，蘇方基本沒有再改動；此後雙方又交換過一次文本（均未改動），並加以確認。同時，對於1月25日毛澤東電和2月8日周恩來電所稱《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由中方起草的說法提出質疑。[19]筆者的邏輯是，對於新的中蘇條約，蘇方起草的文本在先，中方起草的文本在後，那麼最初文本應當是蘇聯起草的；至於中方提交的文本，究竟是對蘇方文本的修改，還是自行起草的，關鍵是要看到中文的文本才能確定——在俄國檔案中看到的中方草案是已經譯成俄文的打印文本。 　　這次《周文稿》的出版，解開了這個疑團。首先應該說明，1945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195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形式上有一個重要區別：前者是含旅順、大連和中長路等實際問題在內的一個整體條約，而後者只有一些政治性、原則性的條款，至於涉及旅順、大連和中長路的內容，則另外單獨形成了一個協定。有關新條約文本的起草，《周文稿》提供了一系列重要文獻，其中包括1月4日周恩來起草的致毛澤東電，按周恩來手稿刊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以及2月8日周恩來致劉少奇並中共中央電。 　　根據周恩來1月4日的電報，同蘇方一樣，中方對於即將舉行的中蘇談判也進行了認真準備，甚至討論了進出口貨物的詳細清單。但是，有關新的同盟條約，中方研究的只是“同盟年限、旅順租借期限及軍港雙方指揮權、大連自由港、中長路合作期限等問題”。[20]這說明，在當時中國領導人的概念中，這次新條約在形式上同1945年的條約一樣，即主要是關於旅順、大連和中長路的內容，還沒有考慮到單獨搞一個政治性和原則性的條約。因此，周恩來不可能在出發前就起草一個新的條約文本。此外，周恩來2月8日電也說，中方是1月23日在毛澤東的指導下開始研究條約及各項協定的。[21] 　　由周恩來親自起草的條約文本沒有標明具體日期。據編者告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保留着兩個周恩來手寫的條約文本，一個是工作草稿，一個是報給毛澤東的定稿，上面還有毛澤東修改的筆跡。這兩個文本均沒有標明日期，《周文稿》刊登的是後者，並根據判斷把文稿寫作時間標為“1950年1月”。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確定周恩來手稿的起草過程和日期。筆者把中國檔案中周恩來起草的文本與俄國檔案中的俄文諸本仔細進行對照後發現：首先，周文本與1月16日——這時周恩來還在趕赴莫斯科的路上——蘇聯外交部提交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條約定稿（第六稿）的內容大體相同：標題完全一樣——“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方文本第一條與蘇方文本第一、二條內容相同，文字略有改動；中方文本第二條只是把蘇方文本第四條“不經雙方互相協商不得締結對日和約”一句改為“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國家締結對日和約”；中方文本第三條、第四條與蘇方文本第三條、第五條完全相同，用詞都一樣；中方文本第五條、第六條與蘇方文本第六條內容一致。比較重要的是，原蘇方文本第七條有關蘇軍從旅順港撤退的日期及對1945年條約中有關旅順、大連協定的處理辦法等內容，在中方文本中完全不見了。[22] 　　其次，周文本與俄檔中1月24日23時蘇聯收到的中方文本（蘇外交部譯成俄文後交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完全相同。[23] 　　如此，情況就完全清楚了。中方文本產生的過程應該是這樣：23日收到蘇方送來的文本後，周恩來參照中譯本重新起草了條約文本，24日夜中方將這個文本交給蘇方。所以才會出現周恩來起草的文本與俄國檔案中1月16日的俄文本大體相同，而與1月24日收到的中文本（俄譯稿）完全相同的情況。至於對俄文本第七條的刪除，則與中方決定對蘇聯分別起草的旅順、大連及中長路協定和議定書全部推倒重來有關。由此可以斷定，毛澤東在1月25日電和周恩來在2月8日電中所說“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我們起草的”，情況雖然屬實，但電報只告訴了事情的後半部分，而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