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平化管理——毛時代先進勞模製度內涵

田力為

《綠葉》2009年第2期

    摘要：毛時代的扁平化管理，既非西方市場科層化，又非蘇聯官僚專家科層化，特點是：管理者對於被管理者的控制權相對小，在管理權力和物質福利方面上下均衡分配，否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截然兩分。為何選擇扁平化？一是對戰爭年代動員群眾經驗的繼承，二是利用龐大剩餘勞動力快速工業化戰略的需要選擇。先進工人，尤其是致力於合作化的農村帶頭人以及農村的集體化，是毛時代用扁平化整合國家的重要特點。

    中國的現實中存在着很多所謂的不符合普世價值的另類實踐，對此人們沒有共識。各方意見分歧的深刻程度，特別集中在如何看待毛澤東思想與實踐這一問題上。最近兩年，老田特意訪問了一些基層另類實踐的帶頭人，其中有河南南街村的王宏斌，大連後石村的陳玉，湖北紅嶺村的葉昌保，長治張莊的王金紅，從這些人身上仍然能夠部分看到支持毛澤東畢生努力的那些認識。回來之後，又專門花了兩個月時間集中閱讀毛時代那些著名勞模的事跡和言論，包括大寨的陳永貴、西溝的李順達、河北的呂玉蘭、耿長鎖、葉穎芬、河南七里營公社劉莊的史來賀、湖北浠水的饒興禮等，最終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毛澤東的知音大量地存在於農村和基層。毛澤東自己固然是既反帝又反修的，他本人的思想和實踐也一樣受到美帝和蘇修的激烈反對，即便是在國內，毛澤東建國後的思想與實踐也受到官僚精英階層和知識精英階層的共同反對，但是，毛澤東在民間的那些支持者似乎從來就沒有動搖過，一個美國教授塞爾登甚至把河北饒陽縣五公村合作化帶頭人耿長鎖戲稱為“迷你毛”。從毛澤東的這些民間知音身上，去回顧毛澤東思想的現實針對性和制度化實踐，本文致力於這樣一個初步的嘗試。

一、先進工人及其得以產生的“思想革命”條件

    毛時代工業戰線的典型，多數與個人的努力和成就相關，這些人的典型意義接近於泰勒制意義上的“頭等工人”，郝建秀就是其中比較早也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個。1951年，郝在老工人的幫助下，經過反覆思考和實踐，創造出一套新的作業法，主要特點是：工作主動有規律；工作有計劃，分清輕重緩急；工作交叉結合進行；抓住主要環節清潔工作。這種操作方法成效非常顯著，每台車每班出皮輥花由十六七兩降到二兩以下1。郝建秀工作法經過紡織工業部和紡織工會在全國推廣之後，降低原料消耗約5%，“到一九五二年，部屬企業每件紗平均用棉量降到200公斤以內，比一九四九年降低了10公斤左右。”2在整個紡織工業中間，很多工種和作業環節，都曾經總結過先進經驗進行推廣：“解放後僅二三年就根據先進工人的操作經驗，總結出一些主要工種的工作法，如《郝建秀細紗工作法》，《一九五一織布工作法》，《一九五三機器保全工作法》，還有《陳樹蘭細紗落紗工作法》等。各行業的主要工種，都先後總結和制訂了工作法。這些在平凡勞動崗位上進行創造性勞動的成果，推動了全國紡織工業操作技術的發展，保證了紡織產品產量、質量的提高。”3
    建國初期“好工人”大量湧現，同時也得到政府部門的系統總結和推廣，決非偶然。泰勒本人1911年在美國國會舉行的聽證會上，把科學管理稱為“偉大的思想革命”而不是工時研究法。這一思想革命的基礎和實質，是要求勞資雙方有更高程度的信任，實現更高程度的利益共享，而不是通過工時研究創造頭等工人，然後提高工作定額，藉以實現一方壓倒另一方並攫取更多的經濟剩餘。正是出於對資本家和資方管理人員的不信任，在工人群體中間往往發展出“非正式組織”，這個非正式組織往往控制單班產量和質量的上限，作為一種雇員利益的集體防禦措施。這是1920年代“霍桑試驗”的著名發現，梅奧總結這個發現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工廠管理中間的技術理性妨礙了工人社會性需要的滿足，工人為此結成非正式組織，追求在正式組織中間無法滿足的社會性需要，應對措施是資方管理人員需要改變工作方法去“主動滿足工人的社會性需要”4。
    郝建秀出生於一個貧苦的搬運工人家庭，在舊中國連吃飽穿暖都是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新中國成立之後，工人和農民的處境有很大的改善：一是獲得了穩定的就業機會和福利保障，經濟上有很大的進步；一是工廠管理普遍採取群眾路線的管理方法，幹部對待工人的態度和方式比舊時代有很大的改進。一代老工人普遍有經濟翻身和政治翻身的明確感受，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這樣的政治符號，是與他們的政治經濟利益提升聯繫在一起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年僅15歲的郝建秀才主動開始琢磨紡織廠里的一個大的難題，據她自己回憶：“建國初期，紡紗出皮輥花是生產的大敵，不僅造成產量低、消耗高，也嚴重影響着產品質量，並危及操作工人的身體健康。”5經過向老工人學習和自己的摸索，她終於解決了這個難題，如果沒有那種真切的“翻身”感受，大概就不會有如此積極主動的努力探索，很難想象舊中國的包身工也會像郝建秀一樣“多事”。
    在與反面的例子進行對比之後，郝建秀積極探索這一思想革命的背景條件就更為清晰了。一位從北京遠東儀表廠退休的大姐告訴別人：“我們廠90年代的時候已經實行了董事長、總經理制度了，權力絕對集中了。我曾經給廠子提過一個合理化建議……在我們的班車、一些大型貨車上打上一些宣傳口號或者介紹信息什麼的，讓大家知道我們遠東儀表廠的主要經營什麼的。……在後來一個座談會上，我就說‘我當時寫的時候不知道是怎麼想的。我覺得是為廠子出謀劃策，為了廠子的利益去寫的。後來我就想抽自己的大嘴巴。我幹嗎寫呢？廠子的好壞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掙錢掙到老闆的腰包里去了，給你個人解決了什麼問題了呢？有什麼關係呢？’……現在感覺企業效益好壞跟工人沒有什麼關係。原來80年代的時候，工人漲工資都是車間公開討論的，都給你公示，讓你參與，讓你提意見。但是後來就不是那麼回事兒了。因為這個時候已經是董事長的天下了，他們自己說了算，他說什麼就是什麼，他說用誰就是誰。中層幹部也都要仰他的鼻息生活，你要想當個中層幹部必須跟他們趨炎附勢，連黨委委員也都要看他們的臉色。不要說工會，黨委也變味了。原來黨委都是從基層選拔出來的優秀黨員組成的，現在都是跟他意見一致就用你。董事長是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獨尊。”6
    泰勒制中間的技術理性內容，往往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但是，技術理性的成就要以一場“偉大的思想革命”作為基礎，這個更為關鍵的內容卻往往受人忽視，而思想革命的關鍵是工人的物質需要和社會性需要都得到滿足和尊重。或者換句話說，頭等工人的產生與“異化程度”7最小化的“翻身”過程相關。我引用這兩個例子，也許不是百分之百具有代表意義，但是這個鮮明的對比，恰好能夠說明管理中間技術理性背後的思想革命要求。而異化的產生，一個方面是不穩定的僱傭地位以及勞動力市場相對低下均衡工資率，還有一點就是管理者對生產場合支配權力的壟斷。剩餘價值在資本家手上集中帶來經濟異化，而管理權力向管理層手上集中（或者排斥勞動者參與）會導致政治異化，兩種異化的後果是一樣的：勞動者無法繼續認為工廠是自己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大批老勞模的產生，都有着“異化程度下降”那樣一個足以支持“思想革命”的共同背景。
    毛時代工人先進典型的產生，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是：中國人力資源豐富而資本嚴重不足，投資和專用設備短缺是經常會遇到的現象。1960年代新一代先進典型如王進喜等人，就是在遭遇到專用設備短缺的情況下，以人力替代機器，通過個人主動承擔極度繁重乃至不合理的勞動來保障生產的順利進行——他的著名事跡中間，就有帶領同伴以驚人的毅力把沉重的鑽探設備運到工地，提早投入生產；嚴冬季節井噴事故發生時，把自己的身體作為攪拌器使用。這些先進事跡，這些超出常規要求的超額投入，如果不聯繫那個思想革命的特定條件，也是不可理解的。還有一些工業戰線的英雄，例如救火的英雄向秀麗、文革前夕的32111鑽井隊，都是以個人生命為代價去搶救國家財產，假如工作現場配備了足夠的專業滅火設備，搶救行為就肯定會下降為一種慣常職責，而無需在個人生命與公共財產之間做出此種艱難的選擇，這種精神之所以需要弘揚，對應的就是投資不足、專用設備的嚴重缺口，這個缺口最終需要人們的犧牲精神去彌補。
    在工業中間的現代技術面前，個人需要更多地服從分工需要，在人與機器的生產率的對比中間，人不能不處在一個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上，所以，工人勞模中間，例如郝建秀這種通過主動提升自己的操作技術和熟練程度，來降低消耗或者增加單班產出的質量數量，在思想革命基礎上提升技術水平的勞模是絕大多數。而且，在工業生產中間，全局性的分工協作這個環節，往往不掌握在工人自己手裡，而是受一個獨立於生產過程的專職管理層操控，體現生產關係核心內容的制度部分，往往處在工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視野之外。工業戰線上超越個人努力的制度創新，多數都是管理層提出來的，最重要的當然是鞍鋼憲法和學大慶，前者是鞍鋼的廠長馬賓總結出來的，大慶的“兩論起家”與“創造條件上”與石油部部長余秋里有關。也許可以說，在城市和工業中間，普通工人受到機器和管理層的統治更為系統和全面，因此在創造新的制度和生產關係中間，工人往往處在相對被動和消極的地位，工人與生產條件與生產關係和制度結構的關係更為疏遠。

二、農業戰線的先進典型及其合作努力方向

    農村是不一樣的，延安時代個人努力式的勞動英雄，很快就退出了歷史舞台。到了抗戰期間，農業生產戰線上的英雄主要以合作生產的帶頭人為主了，山西的李順達、河北的耿長鎖等人，都是組織合作社而創造出優異成績的。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區別，一個關鍵的因素在於：農業和農村生產上的困難，往往不是一家一戶所能夠解決的，在克服自然災害和參軍支前這些需要時，合作是惟一的出路。建國後一些最著名的勞模，也都是在互助合作運動中間產生的，最著名的有合作化時期窮棒子社的王國藩，後來的陳永貴等人。這些農業戰線的模範人物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能夠創造性地處理好合作社內部的管理問題，安排好土地和勞動力的分工分業，實現單位土地面積上的高產。
    在農村，每個農民對於生產和生活的知識是相對全面的，幾乎每一個人都有成為“總經理”的潛在條件。如果外界的環境條件合適，他們將有能力創造新的制度和生產關係，特別是在一些自然條件相對惡劣、人地關係格外緊張、個人努力成就有限的小環境裡頭，合作的需要就格外殷切並很容易成為小社區成員的共識，合作生產和共同救荒的效益也格外明顯，由此會產生一個良性循環：農民有恰當的全面知識、小社區裡頭較容易形成合作精神、環境壓力大的情況下個人努力的成就有限而且合作的效益特別明顯，這些幾乎是農村勞模的典型環境。
    有一位山西大學的教授，他雖然與毛澤東持不同政見，但他也看到“山西出勞模”的現象與山西農業條件特別惡劣有關係，是農民在環境和生存壓力下更加積極地尋求合作努力的結果。有一首山西民謠是這樣說的：“湊湊合合太行山，歡歡笑笑汾河灣；哭哭啼啼呂梁山，打死不出雁門關。”這是指代山西幾種不同的農業地理條件，太行山迎風坡雨水較多，農民勉強可以過活，背風坡就很糟糕了——兩個全國著名勞模陳永貴（昔陽縣大寨）和李順達（平順縣西溝），都出在太行山背風坡。
    如果說，農村的先進典型是在緊張的人地關係中間去尋求合作生產的潛在利益的話，那麼，毛澤東思想發生的典型環境及其主題，也是對應着人地關繫緊張的農村——特別是那些處於底層的貧下中農在舊制度下沒有出路這個重大歷史事實。在馬克思看來，是工人階級最後受不了資本家的壓榨，起來革命推翻資本的統治，並創建新制度和新生產關係，因此，工人階級是歷史使命的承擔者，他們將埋葬舊世界創建新世界。但是在中國，貧下中農才是沒有出路從而具有最積極行動意願的社會群體。1927年1月，毛澤東在韶山的祠堂里對農會會員講話時說：“貧農之所以首先起來組織農會、參加農會，這不是件偶然的事，因為貧農最關心改變現狀。儘管他們比某些富人文化水平低，但卻能更好地理解國家的需要和目前鬥爭的意義。……別再聽那班所謂‘長者’的話了，因為你們比他們更有智慧。”8中國農民的集體主義精神，以及積極地尋求變革舊制度的強烈意願，與個人主義在人地關繫緊張的中國農村“過早死亡”緊密相關。在這個問題上，倒是冷戰時代毛澤東的堅定對手——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有着很深刻的理解：“我們能口若懸河地談論解放和自由、人權和基本自由、人的尊嚴和價值，但我們的大多數詞藻來源於我們社會尚處於個人主義時期。因此，它對於那些生活在個人主義過早死亡的環境下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意義。”9 
    這個制度變革的內在邏輯並不複雜，可以借用物理學的“勢能”概念來進行類比：落差越大，勢能積累就越多，越容易促成加速運動。在舊中國，由於人地關繫緊張，少數人壟斷生產資料對於多數人的生存境況損害特別大，因此積累的勢能就格外高，這是革命發生和必然勝利的客觀依據。在這種情況下，明智的統治階級要能夠設法解決多數人的不滿，把勢能最小化，否則，革命隨時可能發生。在馬克思看來，歐洲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要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成熟、工人階級的貧困化過程聯繫在一起看待。而在中國的現實中間，由於人地關繫緊張，多數人的生存條件受破壞的現象特別嚴重，革命的勢能在農業時代就已經積累起來並提前成熟了。毛澤東思想的發生和成熟，就有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湖南農民運動中間表現出來的高昂反抗精神以及江西根據地建設中間農民對紅軍真心實意的擁護。多數農業人口——貧下中農——無論他們多麼努力都沒有未來，為了改變現實，他們有着很強的鬥爭精神，願意為新制度誕生而付出革命代價，在這種政治反抗的勢能很高的情況下，留給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歷史任務就是如何實現管理學上的創新——有效地按照農村和農民的條件創造性地提出適當的管理學規則，把反抗勢能有序地組織起來去埋葬舊世界，這就成為革命力量順利集結的關鍵。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就是針對這一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歷史任務的，即它不能不是一種面對農村窮苦農民自覺反抗意志的組織和管理思想，也就是毛澤東自己所稱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筆者則根據此種管理模式中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權力利益分配相對均衡的特點，稱之為“扁平化管理”。
    巨大的壓力會產生制度創新的巨大動力。1942年華北大旱，1943年日寇大規模掃蕩解放區，基層農民為了度荒和支持前線，不得不聯合起來。根據西溝村志記載，“（1942年）秋後糧食減半，軍需民食發生嚴重困難。”“西溝的年輕人為了支援抗日大反攻，打擊國民黨反動派，一批又一批赴前線參軍，留在村子裡的民兵一批又一批上前線送槍彈、抬傷員，生產上出現了嚴重的勞動力不足。”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發展生產和支援前線“兩不誤”，1943年正月初二，李順達組織了由五戶農民組成的互助組，一個多月之後就發展到了16戶，第二年，全村20戶中間就有19戶人家參加了這個互助組。西溝民兵在抗戰期間曾經19次出動配合部隊打湯陰、伏牛山，解放戰爭期間打長治、太原和潞城時，村里青壯年勞動力抽調一空，由於互助合作有着強有力的領導，把婦女和兒童動員起來生產，生產上還取得驚人的成績，1943年全村糧食產量220石，1944年350石，1945年400石，1946年557石。中共太行區委曾經竭力讚揚農民的創造，1948年在西溝村召開慶功大會，贈送了“平順農民的方向”“組織起來頂機器”等錦旗10。
    農業集體化受歡迎更為基本的國情是，人地關繫緊張，人均產出水平很低，導致人們的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特別脆弱，極其容易受到意外風險的損害。耿長鎖所在的五公村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據不完全統計，從（1942年）‘五一大掃蕩’到一九四四年春天，僅有三百三十四戶的五公村，就有一○一戶賣地，十三戶賣房基，二一三戶賣家具、衣服，二十九戶賣兒賣女，五十五戶打發了閨女，一十三戶外出逃荒，十二人串村討飯，另外還有十五人餓死，五十七人餓病，四人餓瘋。耿長鎖賣光了家產，全家只剩下一床破棉花套，還是沒飯吃，一次剛剛下炕就餓昏了過去；為了生活，他三斗高粱打發了大閨女；老伴徐樹寬帶了兒子，抱着不滿周歲的閨女到北鄉里要飯、拾柴，小女兒餓昏在地里；貧農盧墨林的老伴帶着小女兒到滹沱河北拾麥子，連餓帶昏倒在半道，剛剛抬回家就斷了氣。中農喬萬象也只能靠低價賣檁條和衣服勉強渡日。”11
    大體而言，在人們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得不到滿足的窮困經濟體中間，對保險的需要具有優先地位，這構成一種明確的制度選擇標準。斯科特在研究東南亞國家的農民行為時，發現中農以下的家庭都表現出：“為了避免過度風險的古典技術，而常常以減少平均回報為代價。”因為在人均收入很低的人群中間，風險損失帶來的後果格外嚴重：“糟糕的收成不僅意味着食物短缺；而且，為了吃飯而付出的代價可能是嚴重依賴他人的羞辱感，或者是變賣土地耕畜而減少來年收穫足夠食物的機會。”12保險需要先於預期收益增加，這種利益排列次序，意味着一種不同的制度需要，農業集體化即便是不能提高人均收入，僅僅是增加了中農以下家庭生產條件的穩定性，就是十分可取的，在最低限度上合作社“有希望成為雅克·吉勒馬茲所說的一種由政府保障的‘互相負責的保險單’”13。
    只有收入水平穩定地超過安全需要和生存需要之後，風險才不再成為個人的優先考慮事項，個人奮鬥和最大化利潤的市場理性行為才是合理的。斯科特精闢地指出：“國家本身承擔起了通過逆向財政政策、失業補償、福利計劃、社會醫療和負所得稅等機制保障最低限度收入的責任。順便指出，這些保障措施的效果之一，就是使得個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更為合理了。”14
    毛澤東時代的先進農村典型的帶頭人，多數都具有這樣幾個共同點：一是解放前出身窮苦，有非常悲慘的記憶，不僅僅經濟上毫無出路，而且還有着很強烈的尊嚴受到踐踏的深刻記憶，從這樣的歷史記憶出發，往往有着樸素的合作願望，有着反對市場化和避免“不確定性”的保險意識；二是能夠克己奉公，深入群眾和帶領群眾，不脫離勞動過程，能夠營造強烈的共同體意識，在這種意識作用下，內部管理和利益計算可以高度簡化；三是對於最大化收入的市場行為有着樸素的抵制，因為他們都受過土地私有制和市場價格機制的極大損害，能夠不利用他人的弱勢談判地位牟利，例如耿長鎖堅持煙繩在供不應求時仍然不漲價，陳永貴不在困難時期高價倒賣餘糧和草料，等等。這些先進典型人物，大體上代表了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得不到滿足的窮困人群，優先要求實現保險利益制度化的方向，由於人多地少，這樣的人口在中國農村占據着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
    中國集體農業經過30年的農田基本建設努力，疊加了初級工業化之後化肥和良種的幫助，單產大幅度提高，逆轉了晚明以來糧食總量不能滿足溫飽需要的長期困境，在1978-1980年前後全國人均糧食產量開始穩定超過生存線需要。因此，分田到戶政策的實施，並沒有出現解放前那種極端糟糕的嚴重分化趨勢（當然這還部分得益於土地公有制沒有廢除）。但是，生產條件改善和農民福利條件改善的空間，卻相反變得狹窄了。毛時代晚期就已經很有規模的農業機械化和水利化事業，大幅度發生逆轉，導致農業生產條件惡化；而農民福利方面的退步，更帶有根本性，當初很多農村地區就已經實現了的“看病不要錢”，在經濟遠為富裕的今天反而找不到解決方案。這兩方面的退步與曾經十分嚴重的農民負擔問題，有一個共同的內在邏輯，都是科層化管理的高成本和市場交易高成本的體現。雖然今天中國農民不再把保險利益作為優先選擇，但是，由於沒有了低成本的扁平化管理，農村基層政權就逐步完成了向科層化方向演變，農業技術服務和農民福利生產都自動向市場化方向演變，最後演變成為兩種“高成本壁壘”，共同阻止了合作所能實現的巨大潛在利益。

三、扁平化管理——先進典型的制度內涵

    毛澤東時代的努力，很難進行理論提煉，因為存在着非常強大的認識障礙。毛時代的管理制度化方向，既與西方先行國家的經驗和理論認識不同，又與蘇聯那種由官員和技術專家壟斷管理權力的“理性化”制度實踐相反。毛時代的“反帝”“反修”口號，除了國家利益衝突之外，還有着管理制度化方面的相互否定。
    法國記者卡羅爾曾經在蘇聯呆過7年，自稱還保有社會主義信念，他在1966年花了4個月參觀了中國18個省區，並訪問了周總理和其他數十位高級官員，最後認定：中國是個否定一切的國家。在把中國與蘇美比較之後，他形成的認識是：“中國人在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或反對西方資本家時才淋漓盡致地勾勒出自己的畫像，這不是個偶然現象。”“更為神奇的是中國被迫在與外界嚴重隔絕的情況下，竟建立了一套與制約工業化社會——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的價值觀念迥然不同的價值觀念系統。這樣，中國社會便是對其他社會價值觀念的否定，並且打算證明自己的價值觀念更有效更優越。”“美國人信奉自由奮鬥、個人發財致富的原則，和中國人信奉集體主義、艱苦樸素原則一樣熱烈。……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確實因為它是根據自由奮鬥的原則行事的。中國之所以能夠重新統一併開始工業化，也是因為集體主義在起作用。中國人認為它自己的經驗已經表明，只有集體主義才能解放全人類，保證人類的真正自由。”這位記者還注意到中國的人口規模本身就加強了影響力：“中國占有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不能把它視為一個小小的超然界外的社會實驗室，很難對它採取閉眼不看的態度或者拉上一根新的封鎖線將它封閉起來。因此，中國的‘否定社會’使今天的大國感到惶恐，其原因倒不是因為中國有擴張主義野心。”15
    費正清就像是給卡羅爾作註腳似地說到：“占人類1/4的中國人口，不僅唾棄了基督教，而且也唾棄了法律的最高權力、個人主義的理想、多黨競選制、公民自由權，總之，唾棄了我們的整個政治秩序，以及通過合法手續得到自由和安全的種種觀念。我們感到我們的基本價值標準直接受到威脅。”“我們在這場危機中聊以自慰的，是認為新的中共獨裁政權並不代表中國人民相當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認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縱手段才能維持下去，總之，我們認為它太壞，不能持久。因此作為一種原則和義務，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反對它。”16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是大小相等的，與中國的巨大人口規模和另類實踐的說服力相對應，也引致了對中國這種實踐更為激烈的反對意見。
    毛澤東時代的“否定社會”建設和扁平式管理制度創新，首先與戰爭年代的群眾動員經驗有明確的繼承關係，其次與充分利用剩餘勞動力資源加快工業化進程的戰略選擇相關。
    中國的毛時代是承接長期的戰爭年代而來的，從井岡山根據地時期就逐步成熟起來的扁平化管理方式，可以同時突破市場和科層化管理兩個方面的障礙。扁平化管理的三大特點是：“管理者對於被管理者的控制權相對小，在管理權力和物質福利方面都是在官兵中間進行均衡分配，否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截然兩分”17。毛時代延續了井岡山的傳統，農村基層幹部和專業技術服務人員以“非專業”的身份開展工作，其報酬大體上相當於農業勞動力的收入，也不能通過市場價格機制以信息和地位優勢為自己撈大錢。毛時代普遍任用的以農代干、赤腳醫生和民辦教師等，都服務於取消科層化管理的高成本壁壘以及市場交易中因地位不對稱而帶來高價格排斥機制，最後是把管理和分工協作的潛在利益提高到資源約束的上限。作為扁平化管理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極大地壓縮了官僚精英階層和知識精英階層的權力和利益。毛時代在全社會應用扁平化管理規則，就導致在社會各個階層的成員中間相對均衡地分配權力和利益，結果形成一個分化相對小的扁平化社會，在降低了精英階層權力利益的同時，提升了平民階層的權力和利益，這當然會影響到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對於扁平化管理的態度。
    毛時代的國家管理過程中間，主要的經驗積累似乎集中於基層那種“面對面”的管理中間，以扁平化管理而言，農村公社、大隊和小隊三級政權是扁平化的，而縣以上政權則是以科層化管理為主要特色的。在城市的工廠中間，車間、工段和班組是扁平化的，工廠一級則是按政府歸口管理要求設置了各種職能部門，科層化特色較為明顯。而且在政府的中上層組織管理中間，管理制度和社會關係定位過程似乎尚未最後明確下來，不同意見之間存在着激烈的爭論和深刻的分歧，管理和制度實踐出現較大幅度的搖擺。大體而言，在官僚精英階層中間，上層反對扁平化管理從而也不同意毛澤東群眾路線的政見，占據相當大一個比例，而基層政權中的小官們，支持毛澤東倒還不在少數。這個區別在進行非毛化決策時成為一個重要依據，鄧小平政治眼光最為敏銳，看得很清楚：“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繫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18 
    扁平化管理更是中國工業化進程的現實需要。通常，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間，很容易發生的問題是：“面對勞動力的迅速增加，資本積累就變得不足。體系就這樣逐漸把大量群眾排斥在外，使他們在社會結構的底部無所事事。”19不能充分利用剩餘勞動力，不僅帶來經濟發展方面的損失，而且會引發政治和社會穩定方面的問題，但是，這在市場經濟模式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解決這一嚴重問題。毛澤東對此有清晰的認識：“我國有六億人口，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我們做計劃，辦事，想問題，就要從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我國有六億人口，好處在這裡，困難也在這裡。困難就是矛盾，矛盾總得去解決，也總是可以解決的。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可以設想另外一種方針，就是照舊社會那樣，對於大批有困難的人拋棄不管。人民政府不能這樣做。這是製造矛盾的辦法，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20工業化早期的剩餘勞動力，很難在勞動力市場上被短缺的資本僱傭，同時，在人均經濟剩餘很少的小農中間，以“專業化、權力等級、規章制度、和非人格化”為特徵的科層化管理方式，因其運作成本又太高又無法順利應用，因此，讓剩餘勞動力參與工業化進程就必須在市場和科層化管理之外設計制度。
    有了扁平化的農村基層政權，剩餘很少的農民也可以順利組織起來了，合作化事業的進展就相當順利。等到1956年之後，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通過一種扁平化的、低成本的基層政權都組織起來之後，為工業化戰略提供了新的選擇：一方面是活勞動密集投入對於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有明顯的效果，這就最小化了資本需求，可以節約相當數量的資本投入重工業；另一方面，以活勞動密集投入結合較少的資本這種低技術的工業化——以“小土群”“小洋群”為特點的地方工業和小企業——得到了大發展。劉少奇1958年在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中把這個稱為“兩條腿走路”，並冠名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21。
    在中蘇兩黨歷史經驗的差距之外，一位澳大利亞學者還看到中蘇兩國資源稟賦的不同，這導致中國刻意選擇了一種與蘇聯迥然有異的工業化戰略：“毛認為，從根本上變革中國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就有可能使生產力‘躍進’。而且，改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不需要很多投資，基本上只涉及在生產上和思想意識上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蘇聯的發展模式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以建立工業基礎，中國缺乏資金，但人力資源豐富……。”“大躍進是通過另一條道路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不能過分依靠發展大型工業企業的蘇聯模式，而要比較均衡地利用中小企業。這有幾方面的好處：一是可以比較合理地利用人力資源，因為企業可以分散設置在勞動力豐富的地區；二是可以培養廣大工人，使他們掌握現代工業的技術；三是通過下放工業企業可以更好地調動起中國人民的積極性；四是建立中小企業比建立大型企業所需要的資金少。”“儘量利用低級或中級企業，而不是強調需要投入大量資本的高技術。中國還沒有在一切生產領域都利用高技術的經濟實力。所以必須採用低技術和高勞力投入相結合的方針，通過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人力資源，使經濟獲得迅速發展。”22與中國資源稟賦類似的第三世界國家不在少數，但是，真能像毛時代那樣充分利用剩餘勞動力以加快工業化速度的國家，卻一個也沒有，關鍵在於這些國家沒有一個在戰爭年代積累了扁平化管理經驗的執政黨，而沒有扁平化管理，就不可能實現剩餘勞動力的充分使用。
    作為資源稟賦不同的一種重要表現，人地關繫緊張還導致可分配資源不足，這在貧困經濟體中決定了管理層所能靈活支配的經濟剩餘也是有限的，這當然就意味着物質刺激的方式在運用上受到了很大限制。費正清看到了中共在選擇管理手段上“虛”與“實”之間的對比關係：“中共是要努力實現毛澤東主義這樣的信念，即思想上的激勵能獲得經濟成果，新的精神無需利用物質刺激就能挖掘出尚未開發的人力資源，從而可以利用中國農村的落後狀況和過剩人力。”23不過，費正清把這種現象解釋為一種先在信念的體現，恰好顛倒了因果關係，這是作為管理激勵手段不足的“結果”而出現的，是物質誘因不足才為管理模式設定了硬性制約。結合霍桑試驗的結論，如果不能降低“異化程度”去滿足被管理者的社會性需要，那麼，就得提高物質刺激的水平以抵消人們在正式組織中間的不快，反過來，如果只能對勞動者支付較少的物質誘因，那麼，就需要採取更好地滿足勞動者社會性需要那樣一種誘導式的管理，毛時代格外強調“政治掛帥、思想領先”並批判“物質刺激”，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隨意的。

四、扁平化管理何以被忽視

    毛時代的管理和制度化試驗，不僅在海外遭遇到強烈的反對意見，在國內也是反對意見多多。反對意見特別集中於社會上層的官僚精英階層和知識精英階層中間。毛澤東的支持者集中於社會下層而反對者集中於社會上層，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與社會上層圈子“責權利”的特點相區別，農村社區的人際關係有着“熟親信”（人們彼此熟悉、親近和信任）的特點，這是社會學中間網絡分析的一般結論。在“熟親信”的圈子，人們的社會聯繫中間有着經常性的互動和交流機會，交往的規則和慣例耗用的有形資源較少，接近於扁平化管理的一般要求。而財富和權力分布密度較高的社會上層，較少的直接交流機會和較多的利害糾葛，要求一種明晰的契約關係或者明確的權利責任約定，這種責權利網絡要耗用較多的有形資源，耗費較高的運行和維護成本，甚至沒有完善的市場體系或者科層化的管理機構來主導就不能正常運行。無論與人交往的經驗，還是扁平化管理方式最小化了精英階層的權力和利益，都導致社會上層人士與扁平化管理是格格不入的。
    毛時代的扁平化管理方法本身，往往強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關係的合理定位，均衡地分配權力和利益，以期最小化政治異化和經濟異化，而把管理目標的實現看作是由被管理者的自覺努力和管理者的合理引導的結果，被管理者的自覺努力被視為主要的方面，管理者的合理引導則視為次要的方面；經常強調的是被管理者的自覺和主動性，反對由管理者壟斷權力，反對把被管理者的基本生存利益作為管理手段使用（批判“物質刺激”），不承認與管理專業化要求相適應的“由受訓練的專家壟斷管理權”要求，要求無條件開放管理過程，吸納那些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群眾參與管理過程並監督幹部，這些主張都與正規化的科層化管理要求相區別。黨內高層的意見分歧，從井岡山時期一直爭論到建國後，例如政治領導軍事還是軍事領導政治，要不要士兵委員會，1950年關於批判“農村作風”“游擊習氣”和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爭論，1960年代又轉換成鞍鋼憲法和馬鋼憲法的爭論，這些爭論都集中體現了扁平化管理與科層化管理的不同特點。共產黨人關於革命和建設的不同看法，毛澤東思想的生產和發展背景，都奠基於一個“喚起工農千百萬”的組織與管理環境，甚至，還可以從毛澤東特別執着的扁平化管理模式（他本人稱之為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對應的科層化管理就可以稱為精英路線的）這個關鍵線索，去再現他與馬克思和列寧的核心區別，這當然需要換一個題目去展開。
    其實，要理解毛時代的管理方向和制度化實踐，也許這樣來提出一個問題比較合適：在相對貧困的經濟中間，管理手段（物質誘因）嚴重不足，而剩餘勞動力參與經濟活動不僅是經濟上的必要，更有着社會政治穩定方面的必要，但由於正規的科層化管理成本太高，而市場化條件下的價格排斥機制又很嚴重，為此，就必須引入低成本的扁平化管理。換言之，如果市場化方式和科層化管理就足以解決問題，毛時代的試驗和扁平化管理也許就可以被超越。而根據溫鐵軍教授的分析，這一超越的條件很難具備：“無論計劃還是市場，當這些外來制度面對高度分散而且剩餘太少的傳統小農經濟時，都有交易費用過高的問題；因此才需要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24如果沒有扁平化管理，實際上就不可能有農村社區的高度協調一致的努力，歷朝歷代“皇權不下縣”就是尊重科層化管理“高成本壁壘”的結果——這個過高的管治成本會自動地演變成加諸民眾頭上的沉重負擔並激起“民變”。
    無論是發展經濟還是尋求社會穩定，人類的工具箱裡頭仍然只有區區三件工具——經濟整合（按照資本積累邏輯運作的市場化方式，這也是先行國家的現代化經驗）、政治整合（通常是以科層化管理方式來實施的）和文化整合。由於選擇的有限性，各種制度化實踐之間有着客觀上的“競爭性”——一個工具的有效性總是在某種程度上否定另外一種工具的有效性。以經濟整合為主的市場經濟方式（美國模式）與以政治整合為主的方式（蘇聯政府科層化管理下的計劃經濟模式）之間，爭論和競爭十分激烈——“冷戰”的激烈程度和持續時間也許可以標示彼此之間的尖銳對立和持久分歧。而毛時代的扁平化管理這樣一種制度化方向，當然不是美國模式，同時也與蘇聯的專家治國路線尖銳有別，這屬於一種政治整合的改進模式，由此受到美蘇兩方經驗的共同反對和否定。
    還有一個因素也顯然不利於人們正確認識扁平化管理：雖然扁平化管理適應了農村地區的低成本要求，也能夠實現動員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目標，但同時也具有廣泛的“不正規”特點（也許低成本本身就無法支持正規化）——這使得對管理層監督和改進方式缺乏制度化手段，至少毛時代沒有找到，而是以周期性的群眾運動和政治運動為主要手段，去防範幹部蛻變和提升農村基層扁平化政權的執政能力，此種非專業的監督和間歇性的事後從嚴查處，在過去的實踐中間往往演化為一種強硬的政治壓力（往往伴隨着某種公開的群眾性批評甚至批鬥），而且這個不太規則的壓力，也容易誘發幹部選擇一種膽小謹為和喪失必要靈活性的僵化處世態度，這又在其他方面帶來了不小的社會成本——這種成本在今天則被人們看作是絕對不能接受的，這支持了一種極其尖銳的否定性看法和態度，當然，這種否定態度不是單方面的，也可以從扁平化管理支持者那種不妥協的“反帝反修”態度中間得到“反證”。看起來，對立和區別都是客觀的和相互的，彼此都持有一種簡單的否定姿態，這可能意味着雙方都還沒有找到可以理性地進行交流和對話的平台。
    毛澤東對於未來中國的意義何在？我們為什麼非得要那種既反帝又反修的扁平化管理呢？也許通過提出這樣一個新問題來尋求答案：假定在第三世界國家人均剩餘很少的經濟體中間，市場化和科層化能夠實現大部分生產潛力，能夠實現社會團結和政治穩定，那麼，毛時代那種得罪精英階層的扁平化管理就成為多餘的了。反之，如果達不到滿足多數人基本需要和社會政治穩定的最低目標，則毛時代的實踐和他本人所堅持的努力方向就仍然是不可超越的，仍然需要我們沿着前人開闢的道路去總結提煉並加以完善和提高。

● 田力為，筆名“老田”，工作單位南京師大公共管理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現當代的中國政治經濟。

1  郝建秀：《難忘成長歲月》（邱愛萍整理），載《毛澤東與山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2  錢之光主編：《當代中國的紡織工業》，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2章第1節。

3  錢之光主編：《當代中國的紡織工業》，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19章第1節。

4 （美）雷恩著、孔令濟譯：《管理思想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章。

5  郝建秀：《難忘成長歲月》（邱愛萍整理），載《毛澤東與山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6  郭偉和：《身份政治：回歸社區後的北京市下崗職工的生計策略》，載《開放時代》2008年第5期第93頁。

7  本文是在管理學場景上應用“異化感受”這個詞彙，意指一個被管理者喪失控制自身命運努力的那種無力感和挫折感（與馬克思使用的異化勞動概念不完全一致），這種感受通常與管理層壟斷權力有關，也與被管理者（工人）無法控制自己的利益相關，是主人翁精神、主動性積極性的反面。

8 （法）K·S·卡羅爾著、劉立仁等譯：《毛澤東的中國》，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68頁。

9 （美）杜勒斯：《戰爭或和平》，轉引自（美）保羅·巴蘭《增長的政治經濟學》，蔡中興、楊宇光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340頁。

10 張松斌、周建紅主編：《西溝村志》，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41-43頁。

11 南開大學歷史系五公大隊村史編寫組：《五公人民的戰鬥歷程》，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30-31頁。

12（美）斯科特著、程立顯等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頁。

13（美）費正清著、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第四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頁。

14（美）斯科特著、程立顯等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

15（法）K·S·卡羅爾著、劉立仁等譯：《毛澤東的中國》，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324、326頁。

16（美）費正清著、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第四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頁。

17 田力為：《從“根據地經驗”看中國社會主義新傳統》，載《開放時代》2008年第5期。

18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19（阿根廷）勞爾·普雷維什：《外圍資本主義——危機與改造》，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10頁。

20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79頁。

21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1958年5月5日），摘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

22（澳）尼克·奈特：《毛澤東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轉引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室編譯處主編《西方學者論毛澤東思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頁。

23（美）費正清著、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第四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頁。

24 溫鐵軍：《市場失靈＋政府失靈——雙重困境下的“三農”問題》，載《讀書》200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