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顧問在西安空軍通校《上》 二零零五年八月，我終於在紐瓦克機場見到分別八年之久的兒子贏贏，贏贏出現在通道出口的那一霎那，我不禁失聲大叫。這一叫，引得站在遠處欄杆外的接機男女都不約而同側臉看我，誰呀，再想念親人也不能這麼大叫，這是在美國呀。很快大家都明白了，是分別多年以後的父子相聚，不是在拍電視劇早已勝過電視劇，大家看着我衝出欄杆，恨不得把贏贏緊緊抱住。贏贏倒顯得很冷靜，爸，別這樣，都看着咱們呢。活到今日我才明白什麼是舔犢之情。 按唐朝大詩人李白的說法，我出走美國時，贏贏的年齡是“應駕小車騎白羊”，那麼現在贏贏已長成胸懷大志準備啟航的小伙子了。當年我當兵四年後第一次見到母親，母親眼睛咪咪的沒幹別的，我發現她是在比個兒，她希望我是個遠遠高出父親的大個。這次我見到贏贏也是一樣，總是希望他長得比我高一點，當然這都不是身不由己的事。作為父親，特別是長期生活在病痛人生低谷的父親，在這個時候見到有希望發展的兒子，會立刻撞擊出新的生命火花，這人生的意義完全要超過比個頭。我是這樣，從此我拿起筆作刀槍再戰人生風雨，當年在西安的老父親也是這樣，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原來人類就是這樣循環往復互相激勵發展的。 “顧問”一詞，現在的年青人可能都不太熟悉，它是我黨我軍廢除終身制世襲制之前的產物。軍隊師以上機關院校設軍事顧問一職，黨中央設顧問委員會，前後壽命有十年，可能是鄧小平所創。這是後毛澤東時代重大幹部體制改革的前夜，意在讓一些久呆一職或年事已高的老幹部讓出位子給新進的幹部，年紀大的安排離休，歲數不夠的調整職務做顧問工作，並再三強調不可打擊報復排除異己。一九七八年，父親五十五歲，趕上了第一批，西安通校潘顧問就是那時叫起來的。 父親五九年到空軍任情報部副部長，到了七八年已經當了十八年副部長了。那年父親接到調令怎麼也不相信，明明是司令部黨委研究決定並談了話到空工當正師職顧問到了正式批文改為到西安通校當付師職顧問，原來是空軍司令張廷發最後做了手腳。最要命的是空軍張廷發時代要求這樣調出的幹部三十天內人走家搬，家屬子女戶口一律遷出北京，當時小妹妹潘雅正在上高中準備高考。我後來問過父親，文革已經結束兩年了，為什麼空軍還要這樣做呢，堅持不搬行不行，小妹妹還要在北京準備高考呢。父親說，不行，先是拆電話，後是派人每天上門羞辱，最後是派戰士往外扔東西，我和你媽不願讓人捉弄，決定按期離開北京。我真後悔當時不在北京，要不然記錄這段歷史會更有人情味了。父親說最後一次離開空軍那個著名三角翼辦公樓的時候，只帶了一個指南針。 今年春節利用拜年機會我同大黑子談起了那段歷史。我問大黑子，像我爸這種情況，按現在的話是精英選調到空軍工作的，一直是老老實實從事他心愛的情報工作，從來不染人事政治，為什麼後來的結果會是這樣呢。大黑子說，你爸那種情況在空軍叫“晾曬”，既不整你也不用你，最後處理一下了之。中共建政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是守攤子時代，不需要精英，正常的幹部選拔制度演變成了溜須拍馬制度，到後來誰拍得響誰最會拍誰就能得到提升。空軍黨風不正開始於吳法憲，完全打破了劉亞樓時代唯才是用格局，專提溜須拍馬幹部，狂整對立面幹部和家屬子女，最後把空軍的指揮大權交給林立果指揮一切調動一切。耿薇薇文革時只有六歲，她現在稱這些幹部是坐飛機上來的。到了張廷發時代完全是另一輪封建官場制度重演。 共和國要發展，空軍要壯大，還是需要精英的，這一點大家從汶川大地震就可感覺到。國家民族關鍵時刻，精英顯山露水，那麼，平常時光就是溜須拍馬者吃香喝辣的歲月了，這是幾千年來的中國官場之道，到了現代空軍時代也沒有改變。八十年代空軍大院就傳出“南王北馬”之說，既廣空的王定烈和西北的馬師長，這兩人都因為拍張有功先後當上了空軍參謀長。從個人感情角度說我對這兩人感覺都很好，馬參謀長的兒子馬軍我們還是好朋友，曾經在桂林合影留念，那時馬軍已經不好意思說他爸是馬占民了，我真想說你爸那一飛機銀川灘羊皮送得可真及時，張司令回到北京調令就到了。需要向歷史解釋的是，張廷發得勢以後狂整空軍機關幹部，是他有怨，他的長子文革死於非命，這兩位參謀長本無冤但不謀軍從當打手可就不值當了。大黑子最後說，開始我們都同情張小翔之死，最後張廷發把自己將成死棋，不知誰還同情。 寫到這裡，網友也許會問，張廷發是鄧小平的人，最後為什麼後來要被鄧小平堅決拿掉呢。我個人解釋，張廷發實際上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年羹堯，他像年羹堯有恩於皇上最後有罪於皇上一樣，開始有恩於鄧小平最後有罪於鄧小平。先把魏錦國袁正元調到空後空政作耳目，再把像父親一類知根知底的老機關幹部清理乾淨，張廷發在空軍搞起了一手遮天。他每到一地，要求當地團以上幹部列隊在機場走正步，他的專機一到由他檢閱，實際上搞的是變相“儀仗隊”。張廷發到濟空視察，他的秘書要求濟空按中央最高領導規格接待，說張廷發現在不僅是空軍司令還是中央領導。濟空當時就反應很大，不知中央又發生什麼事了。 說到鄧小平的人，張廷發在二野解放大西南的時候是作戰科長，但光憑這一點是不夠的。在毛澤東去世之前，張廷發做了一筆最圓滑的官場投資，一邊在一天深夜專門登門拜訪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正在落難的鄧小平，當時這種行為是沒有太多的老幹部有膽量做的；一邊為“四人幫”讓出在天安門附近的空軍東交民巷招待所作為首都民兵鎮壓北京群眾的大本營。後來華國鋒得勢，又天賜良機，打聽到華國鋒的兒子正好在西北一個空軍油庫當兵，立刻調到北京空軍機關保護起來，送上套近乎的見面禮。華國鋒正好也需要軍方支持，張廷發蘇振華不久成為中央軍委兩顆新星，同時進入政治局。這些內心深處的高級官場之道就是身邊阿諛奉承的人不知能看明白多少。這是著名的三角定律，用現在投資的話說，雞蛋不要放進一個籃子裡。 說到知根知底，二野解放大西南的時候，父親正好也在二野機關。從時間上推算，父親應該是先在西柏坡按葉劍英的部署唱中央機關的“空城計”，截收破譯傅作義重要來往電報，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後，隨四野南下，在湖北秭歸渡江，進入二野總部機關。在二野三號首長的作戰動員會上，母親第一次見到父親，記憶最深的是個小小個子。大西南地域遼闊，國民黨軍隊在向南逃竄，二野大軍已找不到追擊方向。就是這個小個子幾天后偵聽到國民黨殘軍與台灣總部聯繫電報，最後斷定殘軍指揮部設在昆明，劉鄧大軍全部殺向昆明，整個大西南不日宣布解放。 父親立大功名字上了劉鄧大軍的功勳榜，但立大功緣由知道的人一直不是很多。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黨中央已按功勞大小換句話說對中國革命貢獻大小給了每個參與的人軍銜級別，今後的路要靠自己走了，而且黨中央再三強調，不要躺在功勞簿上睡大覺。我曾問過父親，老幹部後來都找靠山，一級一級往上拍，你和張廷發又這麼知根知底，為什麼不拍呢，多好的機會啊，換個人想拍還沒有機會呢，為這事我還責備過父親。 父親對我的提問一直沉默，多年沒有正面回答過，我總以為他腦袋死板不會拍。後來我研究空軍文革走勢，張廷發是萬萬拍不得，是凶多吉少。跟張廷發站一條線，吳法憲那邊不會答應，那邊的造反派把張廷發往死里橫整，兒女死的死，同農民結婚的結婚。魏錦國拍了，自己到幹校勞動改造不說，重要的是對處於成長期的兒女失去保護，他們的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有一個至今不出家門一步。像我在空軍大院當時的情況不用說先抓起來，就是判個十年八年也不為過，而且我還有一大堆妹妹，她們要面臨上山下鄉走向社會，女孩子多又是數不清的煩惱。當然吳法憲那邊是更不能去了，張廷發翻過身來，公仇私報，像一頭餓極了的母獅最後連犢子都敢吃。 說到張廷發有罪於鄧小平，是因為鄧小平要改革開放，要空軍服從全國改革開放大局，出讓部分軍用機場發展民航事業，張廷發堅決和中央叫板死敲，潛含義是：我是空軍司令，你們誰能動得了空軍。國家要開放，先要打開航路。改革開放前許多地方是空軍民航共用一個機場，那時民航航班很少，主要為空軍訓練使用，像昆明桂林杭州都是這種情況。外國遊客來了看到天上飛的，地上擺的都是戰鬥機，沒有安全感，在桂林還發生了軍機與民航班機相撞飛行事故，張廷發曾指示空一所事故分析組，一定要把相撞原因安在民航身上。還有一些機場離市區太近也需要停飛，否則實在影響城市建設和危及市民安全。中央派李先念同張廷發談話，張竟發火拍起了桌子。又一個年羹堯，鄧小平不辦，沒人辦得動了。 寫到這裡，網友特別是空軍一次文革和二次文革都受到重創的網友可能會問，潘顧問調到西安，生活待遇沒有降低，還有住房，我們可是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啊，為什麼許多事比我們記得還清楚。張廷發戰車上的幹部也會說，是這樣，我們還給了顧問當嗎，當年還專門派袁正元到西安看潘顧問，幹嘛把我們的名字都列出來。先要說明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空軍進入派性權利之爭後來刀劍相對已是國家民族空軍的不幸，很多當事人，包括張廷發，潘顧問後來都是受害人，有的失去名節，有的失去前程。空軍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空軍是這樣，我想中國社會也是這樣。寫清脈絡，警示後人，但願歷史不再重演。有的空軍網友就問過我，當年老父沒有拍吳法憲，去了五七幹校，為什麼許多人也沒有得到重用，只是草草安置。我說，當年你們還小，後來也沒有人敢這麼說清楚空軍文革脈絡。 為什麼說潘顧問也是受害人呢，共產黨人聽黨話，哪裡需要哪安家。我在酒莊裡每天沒事兒，開始琢磨父親當年的心理，我覺得他感覺受到了一種人身侮辱。後來我從各個方面收集來父親的簡歷，有的事情原來知道，更多的事是不知道。這時我才肅然起敬，發現他是抗日幹部中一顆閃亮的星星，他幾乎經歷中國革命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功業突出。在南泥灣他是勞動模範受朱德嘉獎，在西柏坡執行葉劍英的“空城計”是他，北平和平解放有他，解放大西南有他，解放海南島有他。五五年在武漢完成“趙家條破譯”是他，六二年對付美蔣高空偵察機有他參與組織。一九六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成功訪問東南亞後，在人民大會堂與王光美舉行國宴答謝參與保衛的各級人員，父親作為軍方唯一代表應邀出席，緣由是破譯克什米爾公主號密電有功。文革一聲炮響，先是萬歲聲，後是馬屁聲，父親還是堅持做完最後一個項目，在空工成立外語系。對於這樣一個人物，張廷發在職務和搬家問題上捉弄他，是不是犯了“士可殺不可辱”之大忌。 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第一次見到已到西安通校當顧問的父親。我對父親說高考分下來了，五門主科平均分是七十分，上大學沒問題，我又說，別看我一天英語課沒上過，還考了59.5分。對世道極為敏感的父親一下跳了起來。三天后見到二十九師要求速歸的模稜兩可電報。父親還親自對碼，怎麼把電報發成這個樣子。 後來的幾天，我看到父親在通校的校園裡有說有笑，見誰都打招呼。他向我介紹，原來通校就是張學良西北軍營，當年團以上軍官跳舞的那個舞廳還在，現在是通校的倉庫。 父親指着一個高個子教員說，他長得像毛澤東，過幾天就要到北京試鏡頭去了。 父親要帶我去拜見齊校長，劉政委，還有大院來的莫付政委，劉琦副政委，我說，這些都不急，容我回師先到大學報到再說，以後來日方長。 都是兒女好比什麼都好，美國這邊也有說法，耶魯哈佛哪只是兒女想進，是父母想跟着一塊進。 03/05/2009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