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俞天任)(5)

解釋一下“十五年戰爭”這個名詞。日本人是把上次的戰爭分為兩場戰爭的，一場原來是叫做“大東亞聖戰”，輸了以後叫“大東亞戰爭”。再後來美國人不准那麼叫，就跟着美國人一起在正式場合叫“太平洋戰爭”，但私下還是叫“大東亞戰爭”。那是從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開始算的，也有人從1940年9月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開始算，直到1945年8月無條件投降。另一場戰爭一般叫做“15年戰爭”，指的是從1931年9.18開始的侵華戰爭。老冰一直沒有弄懂為什麼中國人叫做“八年抗戰”，怎麼比日本人還少算了7年？那七年在幹什麼？如果沒有“支那事變”（日本人對“7.7事變”的稱呼），中國還會不會抗日？
其實石原莞爾的出名，還倒不是因為他策劃了“9.18”，而是在“7.7”以後，當時已經榮升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的石原莞爾少將反對擴大戰爭，被武藤章（陸大32期，甲級戰犯）反駁說“我們就是學石原先輩的做法，有什麼不對”，這才出了名。
但是在談石原以前，還必須再回到1921年10月的德國旅遊勝地巴登巴登去看看發生過什麼事。當時日本政府派了永田鐵山少佐（駐俄國武館，陸大23期），小佃敏四郎少佐（駐瑞士武官，陸大23期），岡村寧次少佐（陸大25期），東條英機少佐（陸大27期）去歐洲調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三人全是陸士16期畢業的，就東條是17期的，調查完了就跑巴登巴登去泡溫泉去了。
看完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幾位當時36，7歲的自命在未來10年到十五年內要掌握日本陸軍的野心家們的感受相當深。一次大戰和億萬和任何戰爭都不同，坦克，飛機，毒氣都被使用，沒有了前方和後方，沒有了軍人和平民，剩下來的就是一個詞：“殺戮”。
日本沒有參加一次大戰的主戰場作戰，但是將來呢？日本應該怎麼辦？這四人中除永田鐵山外全有留德經驗，他們的結論是：只有照德國元帥魯登道夫的《總體戰》的思想去做，才能取得勝利。
因此就有了“巴登巴登密約”。根據《岡村寧次日誌》，主要內容是：實行“軍主政從”，國家的政治，經濟，產業，文化，社會等一切都應該轉為戰時體制。要做到“軍主政從”，就必須消除那時在日本陸軍中占統治地位的從山縣有朋經桂太郎一直到上原勇作這一批長州派閥，改革陸軍體系。
這個“巴登巴登密約”是現代日本軍國主義的真正宣言書。請注意一下，《岡村寧次日誌》裡沒有提到天皇，這就是他們這些後來被稱為“統制派”和“皇道派”的區別。目的雖然都一樣，但和“皇道派”是要通過“天皇親政”來達成相比，“統制派”就是自己來幹了。
但是就四個少佐，能成什麼氣候？所以四人回國後又找了土肥原賢二（陸大24期，甲級戰犯），河本大作（陸大26期），板垣征四郎（陸大28期，甲級戰犯）結成了一個“二葉會”，定期活動。受其影響1929年山下奉文（陸大28期，乙級戰犯），鈴木貞一（陸大29期，甲級戰犯），武藤章（陸大32期，甲級戰犯）等人又結成了一個叫“一夕會”的組織，石原莞爾（陸大30期）就在這個組織裡面，1930年橋本欣五郎（陸大32期，甲級戰犯）還組織了一個“櫻會”。
先說說這個橋本欣五郎。這是個有名的“陸軍叛逆兒”，怎麼有這個匪號呢？這位的業餘愛好有點與眾不同——是搞政變！他居然在一年裡接連策划過兩次未遂政變：“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前一個是前文提過的1931年三月流產政變。事後什麼處罰沒有，就宇垣一成大將倒了楣，永遠圓不了首相夢。橋本看出甜頭來了，過了半年又從關東軍那兒弄了錢來要搞政變，這次是要推荒木貞夫作首相，還是北一輝，大川周明這兩個憤青作軍師。橋本和這兩位憤青天天下館子大吃大喝，把政變經費全在料亭（高級館子）給吃沒了。錢吃沒了，兩位憤青也就變了心眼，跑去告密去了，結果又沒弄成。這次總算是受了點處罰：禁閉25天。那位要問了，陰謀政變就只禁閉25天？嗯，你要知道那關禁閉的地方還更要昏過去呢：還是料亭。
吃飽喝足了，出來還是做他的中佐。直到1937年12月南京戰役，當時是炮兵大佐的橋本欣五郎殺中國人殺紅了眼，架起炮來打傷了英國軍艦“帕特夫人號”，這才把他解除軍職，轉入了預備役。以後組織“大日本青年黨”，鼓吹法西斯主義，戰後被作為甲級戰犯判處終身監禁。只不過是一個炮兵大佐，列為甲級戰犯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是在“大日本青年黨”的法西斯言行。但其實理由不是那個，甚至都不是炮打英國軍艦，因為炮擊中立國軍艦的罪行撐死也就是個乙級戰犯。橋本欣五郎一個小小大佐之所以名列甲級，是由於得罪過老毛子。

橋本欣五郎從陸大畢業後是做的駐土耳其武官，因為這段經歷，橋本信奉一種在日本都很少有人聽說過的東西：凱末兒主義。斯大林對凱末兒主義本來就不感冒，更不要說橋本在土耳其時勾搭上了托洛茨基，一直在做蘇俄的情報。關東軍的對蘇戰略他在裡面摻和了一大半，老毛子恨他不比恨辻政信，板垣征四郎恨得少。東京軍事法庭上老毛子的檢察官就咬着他不放，這麼着，一個退役大佐和現役大將們站到一起當甲級戰犯，也挺滑稽。
橋本是個異類還不僅於此，他身為陸大畢業卻是“皇道派”，這也是不多的。怎麼說呢？如果硬要用“階級鬥爭為綱”的話，那麼“皇道派”就是屬於低層階級的。到現在都還是這樣，越是下層的人，對皇室什麼的越關心，總相信天皇是“天縱英才”，事情就壞在幾個貪官污吏手裡，如果“天皇親政”，就什麼事都解決了。而“統制派”大多就屬於“皇道派”所恨之入骨的“貪官污吏”，起碼對天皇什麼的無所謂，也就是所謂中層階級。“2.26事件”其實就是低層階級為了上層階級（天皇）來打倒中層階級。
但是“2.26事件”以後，天皇震怒，說“殺了我的肱股之臣”。要血債血還，把個為首的下級軍官們連同搖鵝毛扇的憤青北一輝一刀全給宰了。覺得好像被天皇給賣了，這下“皇道派”就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只好“一致對外”了。
對外？那“外”是哪兒？有一個口號叫“滿洲生命線”。
“滿洲生命線”到底是誰先說出來的？現在能查到的資料上好像首先是後來的甲級戰犯，當時的政友會議員松岡洋佑1931年在眾議院上說出來的：“我認為滿蒙問題是關繫到我國生死存亡的問題，是我國國民的生命線。國防上經濟上必須這樣考慮”，在這之後《每日新聞》曾經連發30幾篇社論叫做《滿蒙生命線論》。一時日本全國從上到下“滿蒙生命線”是甚囂塵上。
其實這個“滿蒙生命線”是石原莞爾發明的。
石原莞爾是陸大30期以次席的身份畢業的，夠牛。畢業後留學德國，據說是能夠讀懂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的為數不多的日本人中的一個。不僅如此，這位還發展了《戰爭論》，整出來了一個“最終戰爭論”。現在能看到的《最終戰爭論》只是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講演的紀錄稿，而完整地表現了石原思想的《戰爭史大觀》最早是1929年在長春的一篇講話綱領，後來經本人在1938年和1940年兩次修改，於1941年正式出版的。
那個“最終戰爭論”是個什麼玩意兒？石原認為未來世界的衝突是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衝突，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國要進行一場所謂“最終的戰爭”，以此來決定人類社會的走向。
石原又認為，在這場“最終戰爭”的較量中，日本在戰略地位上處於不利的地位：國土沒有縱深，沒有戰略物資資源。在這場持久戰的過程中，日本一定要一個後方基地，這個基地就是滿蒙。
這就是“滿蒙生命線論”的由來。
應該說石原莞爾是個天才。在1941年出版的《戰爭史大觀》中石原不僅強調了飛機在未來戰爭中的作用，而且指出了原子核裂變能量在軍事中的應用。石原說“使用這種能量的破壞力可能使戰爭在一瞬間就決出勝負”，“怪力光線武器什麼的突然出現也有可能”。在重視武器這點上石原和日本陸軍不同，這也是石原最後被東條英機排斥的原因之一。當然就算是石原也沒有想到是日本首先成了原子核裂變能量武器的試驗品，“一瞬間就決出勝負”了。
石原人非常聰明。當時陸軍大學校的功課是相當重的，學員開通宵做作業是常事。可石原永遠好像是無所事事，吃了飯就到處串門。石原特能侃，所以大家對他是又喜歡又討厭：喜歡聽他侃大山，但是一聽他侃大山，作業怎麼辦？但石原就是這樣輕輕鬆鬆地以次席的成績畢業。
石原還有一點邪門的，他出身於國粹世家，是個狂熱的佛教徒。嗯？哪位要有意見了，能用狂熱來形容連生都不殺的佛教的嗎？能，日本就有一門極富攻擊性的佛教，叫日蓮宗。據說原來是中國的天台宗，傳到日本去了以後不知怎的就帶上了通常佛教所沒有的攻擊性。特別是在明治以後，日蓮宗在國家權力有形無形的支持下，成為了皇道派右翼力量的大本營。皇道派團體及其所發動的事件，像“血盟團”，“立憲養正會”，“2.26事件”等等，背後都有日蓮宗的影子，一直到戰後的三島由記夫思想中都有日蓮宗的痕跡。
石原莞爾的“滿蒙生命線”理論，理所當然地被陸軍奉為至寶。再經過傳媒的宣傳，成為了最銳利的口號和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思想武器，任何言行碰到了它就都熄了火。
前面說過有一批關東軍的參謀們正忙着為總理田中義一挖墳頭就是在這件事情上。當時的總理田中義一和陸相白川義則（陸大12期）都和張作霖有個人交情，他們認為與其自己去統治滿洲不如想法子把張作霖變成一個傀儡更好，所以雖然張作霖在山東失敗還是支持張作霖繼續統治滿洲。而當時關東軍司令官的村岡長太郎（陸大16期軍刀組），參謀長的齋藤恆（陸大19期），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則認為維持這條“滿蒙生命線”的最大障礙就是老狐狸張作霖。只要除掉這條老狐狸就萬事大吉，那個號稱少帥的張學良只是一個抽鴉片的小流氓。那個小流氓忙搞女人都忙不過來了，他如果會去管正事的話那母豬都會上樹了，還嗖嗖的呢。
參謀本部作戰部長荒木貞夫也支持關東軍以對抗陸軍省和內閣。
於是在1928年6月4日凌晨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的座車被人炸飛，張作霖不治身死。當時關東軍方面放出的留言是南方北伐軍便衣隊所為。
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皇姑屯事件”下命令的是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具體主謀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河本是“二葉會”的積極成員，他就沒有想過對“二葉會”的狐群狗黨們隱瞞這件事。再者河本也知道這畢竟是和政府在打擂台，會不會被認真追究他也沒底，更要有人為他說話。所以事情發生以後荒木貞夫和“二葉會”的成員們都知道實情的真相。
田中義一當然也知道了。怎麼說人家是首相，陸軍還是他娘家呢。
所以在昭和天皇問起這件事的時候，田中義一就一五一十全跟天皇說了，挺得意地向天皇保證一定嚴肅處理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把那河本送上軍事法庭。但是一轉身，發現那保證兌不了現了。
田中一回來，政友會的中野正剛就在國會以此事攻擊政府參與謀殺它國大元帥。田中剛剛想說明政府與此無關，陸軍參謀總長宇垣一成就跳了出來說沒那事，那是誣衊陸軍，往陸軍的臉上抹黑。田中這才知道他管不了這事了：河本的後台是關東軍，不，是全體大日本帝國陸軍。
這下田中抓了瞎。

田中一看風聲不對，就又跑到宮裡和天皇說：“查了，和陸軍沒有關係，確實是南方革命軍干的”，這下把昭和天皇氣得不行。天皇也有天皇的消息渠道，再者前幾天你田中不剛剛來匯報了嗎？一下子那他就給轟了出去。對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後來敗戰時的首相）說田中說話前沿不搭後語，看到他就煩。鈴木就把這句話原原本本地就批發給了田中。
田中這一下可慌了。不管天皇的位置怎樣，在當時一片“皇國論”的歷史背景中，失去了天皇的信任，這內閣可就完了蛋了。好說歹說，請鈴木給美言幾句，求天皇再給個機會，能讓他把話給圓過去，但是給鈴木一口拒絕了。這一下田中內閣只好在1929年7月2日辭職。田中義一本人也於9月29日去見了天照大神。
田中義一的死，一般說是挨了天皇訓斥，連驚帶嚇病死的。但民間也有一種說法，說田中是死在小老婆肚子上的。老冰總覺得第一種說法可能性更大。第二種說法怎麼看怎麼有點像為昭和天皇在開脫，其實是在主張天皇沒幹涉過政治的意思。
昭和天皇據說從這件事以後就再也沒有對國事發表過看法。因為內大臣木戶幸一（後來的甲級戰犯）警告過他，說這門“天皇功”你們家練了這麼多輩了，不外法門就是裝聾作啞，這現在老爺您可練得有點偏了，怎麼把個當朝宰相給嚇死了。從今往後，老爺您可得逼上您那嘴了。
昭和天皇呢，後來也確實沒怎麼多過嘴。就兩次，一次是2.26事件時堅持要殺為首的叛逆，還有一次就是挨了原子彈以後，要不要接受波茨坦公告兩派又爭執不下，最後來請“聖斷”。昭和天皇選擇了接受。
沒多嘴是沒多嘴，可也沒有反對什麼。說實話，天皇真要是反對，那誰也都玩不起來，所以戰敗以後，昭和天皇也是提心弔膽。昭和天皇倒也說不上是什麼甲級戰犯，但是真要是追究起戰爭責任起來，安個“不作為”的罪名，廢了他，不讓他們家接着練“天皇功”倒是完全可能。可麥克阿瑟不想廢除天皇，蔣介石也不反對，加上東條英機和木戶幸一（在麥克阿瑟的授意下）幫着把罪名全接了下來，天皇也就平安無事了。
那邊田中是死了，可河本們呢？沒有受到任何追查，所以這件事到現在也是謎團深深。下命令的到底是不是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主謀真的就僅僅是河本？還沒有其他“二葉會”成員和參謀本部的人參加？荒木貞夫真的是事後才知道嗎？如果發生軍事衝突，河本們準備怎麼辦？有沒有增援力量？這些都不知道。東京軍事法庭也就是把皇姑屯事件往河本身上一推了事，但是號稱是“陸軍第一支那通”的第十師團長佐佐木到一中將（陸大29期）在回憶錄里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這件事的真相永遠不可能印成鉛字”！
這位佐佐木到一在“南京攻略”時是第十六師團步兵三十旅團少將旅團長，在他的《佐佐木少將私記》中留下了不少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珍貴資料。
其實日本陸軍對中國東北的垂涎，也就是所謂滿洲情結由來已久。早在1906年的“有關滿洲問題協商會”上，當時的參謀總長兒玉源太郎就表示：“是不是要委任來研究滿洲的主權問題，有沒有必要成立一個官衙來主管這個問題”。但這個建議當時就被重臣伊藤博文頂了回去：“滿洲不是日本領土，滿洲是清國領土這點是不容置疑的”。
兒玉源太郎的這句話，雖然被伊藤博文駁了回去，但意義是相當大的。它反映了日本陸軍對滿洲的固有看法，也就是後來發展成“日滿一體論”的那種東西。日本陸軍認為，使他們躋身於現代軍隊行列的日俄戰爭就是在滿洲打的，所以滿洲應該是“他們”的（是不是“日本”的倒還是其次）。從大正到昭和，日本陸軍的政策像萬花筒似的亂變，但唯一從來沒有變過的的就是滿洲政策。
石原莞爾的“滿蒙生命線”理論，則是為這種垂涎或者情節提供了理論根據。
所以後來對於皇姑屯事件的處理，僅僅是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退休，河本大作退出現役。沒一人受到軍法審判。河本大作退出現役後，還是在滿洲混。先任“滿州鐵道”理事，後任“滿洲炭坑”理事，負責幫關東軍的後輩參謀們掙錢。什麼意思？石原們搞滿洲事變的經費幾乎都是河本給的。1942年以後受第一軍（當時司令部在太原）參謀長花谷正（陸大34期）的邀請就任“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社長”，一直到抗戰結束。
這個花谷正也是關東軍出身，皇姑屯事件兩個月後赴關東軍任少佐參謀。後來在石原莞爾手下混，參與柳條溝事件（9.18事變）。1955年曾經寫過一篇《滿洲事變是這樣計劃的》。9.18事變參與者自己寫文章說明9.18事變，這是幾乎唯一的一位，那篇文章里談到了搞陰謀用的資金來源：“因為有河本前輩，用錢根本就不要考慮”。
抗戰結束後河本沒有回日本，而是繼續在山西活動。“山西產業株式會社”被國民黨接受後改名為“西北實業建設公司”，河本大作也不知是受蔣介石之邀還是受閻錫山之邀。反正就任了公司最高顧問。河本那個最高顧問可不白干，他幫閻錫山挽留了一半日本人雇員約1200人繼續工作，待遇不變。一直到49年共產黨來了才把他抓了起來，關在太原收容所。1953年8月25日在收容所病死，逃過了審判，當然就是審判肯定也是從寬處理。
但是應該說關東軍參謀們策劃的皇姑屯事件是很失敗的，事情沒有朝他們的期望走，那個被關東軍參謀們看不起的二流子張學良又做了一件讓他們想不到的事情：和蔣介石拜把子了，東北易幟。這下關東軍想不通了，早知道不殺張作霖東北也不一定就到處掛“青天白日滿地紅”，還不如不干。
但老冰說過那一撥是滾刀肉，不會輕易認輸。皇姑屯事件四個月後石原莞爾赴關東軍任作戰主任參謀，不久板垣征四郎也來關東軍接任河本離任後空缺的高級參謀職位。這兩位有了河本的例子作為經驗教訓，要放手在滿洲干一下了。所謂河本的經驗就是：幹什麼都沒事，政府不用說，就軍部都管不了他們這些精英參謀。而所謂河本的教訓則是：干就要幹個大的，不能像河本那樣小打小鬧，結果什麼都沒有得到。要獨霸滿洲，靠殺一兩個人是不行了，得消滅50萬張學良的東北軍，建立一個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帝國出來。
1929年7月，在一次參謀旅行中，石原莞爾中佐對着關東軍的參謀們首次發表了他的“最終戰爭論”和“滿洲土地無主論”。一邊聽着的板垣高級參謀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記在筆記本上了，回奉天后找來石原莞爾再次研究。於是石原莞爾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陸大37期）就每星期碰一到兩次頭，專門研究占領和統治滿洲的問題。石原還叫人擬了一份計劃，1930年12月計劃完成，石原捧着計劃躊躇滿志地說：“好了，還有兩年。”
據花谷正回憶，知道這個計劃的有：“橋本欣太郎中佐，根本博中佐（陸大34期，時任參謀本部支那課支那班班長）95%；建川美次少將，重滕千秋大佐（陸大30期，時任參謀本部支那課課長）90%；永田鐵山大佐85%；小磯國昭少將，二宮治重中將（陸大22期軍刀組，時任參謀本部次長）50%；而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少將以及手下的不少關東軍參謀幕僚當時倒並不知道。”
再說幾句這個根本博中佐吧。古寧頭戰役很多人都知道，但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當時在金門島上還有幾位舊日本陸軍軍官，原駐蒙軍司令官根本博中將和吉川源三中佐（陸大49期軍刀組，第六軍參謀）等7人。後來不知怎麼的這是給傳媒捅了出來，這還了得！就忘了“十五年戰爭”，又去干涉中國事務了？在野黨議員就在國會提出了質問，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1949年11月25日還在國會專門為此事作過答辯。所以台灣有人把根本博稱作古寧頭的英雄，古寧頭戰役的結果，是正式把台灣和大陸分了開來。所以也可以說皇軍參謀們也是造成台灣問題的罪魁禍首。
這就是所謂昭和軍閥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策劃的“滿洲事變”。三大“下克上”事件的另兩件是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的“諾門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賢了的“北部法屬印度支那進駐事件”。這第一件和第三件總算還各抓了一個甲級戰犯結賬，那第二件可真見鬼，兩個首犯一個被蔣介石的情報組織軍統局給保護起來了，一個被麥克阿瑟的情報組織G-2給保護起來了，什麼事沒有。
應該說是石原和板垣是在準備進行一場豪睹，這也就是老冰堅持認為那個有名的“不抵抗將軍”只不過是一個抽鴉片的二流子的根本原因。要知道“9.18事變”是被不少人看作軍事學上的奇蹟的，就是那個二流子成就了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的名聲。
能在兩年之內，把老爺子留下來的50萬軍隊，110萬平方公里土地，3700萬“子民”給輸得淨光鋥亮的能人，不知道是不是能上“吉尼斯敗家子世界紀錄”？
咱們來看看那位“少帥”的能耐吧。
當時的關東軍只有10600人，而東北軍是44萬8千，其中正規軍26萬8千，最精銳的17萬奉軍在平津一帶展開的有11萬左右，在奉天光奉軍就還有6萬人左右，對關東軍占絕對優勢。
人們在談到抗戰的時候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雖然中國軍隊人數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軍，所以失利的CASE比較多”。一般來說，那句話是對的，但是在1931年的中國東北，那句話不成立！東北軍不但在人數遠遠超過了關東軍，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遠遠超過了關東軍。只要看看被關東軍繳獲的戰利品就知道了：飛機60架，坦克25輛，還有大量的日軍根本沒有的捷克式衝鋒鎗！
會不會有人奇怪他張學良怎麼有那麼多錢，裝備怎麼會那麼好？這麼說吧，少帥論別的比不上他爹大帥，就整錢的能耐比他爹要強得多了。大帥整錢靠做馬賊，鬍子，那錢來得不地道。少帥念過洋書，懂經濟，掙錢的方法要酷的多了。
東北特產是大豆，少帥就專門倒騰大豆到國際市場去賣，挺來錢。那位要說了，倒騰大豆能掙幾個錢？倒騰和倒騰不一樣，人家少帥發行一種不可兌換的“奉天票”，除了有花以外和廢紙一樣。少帥拿了那個廢紙向老鄉強購大豆，拿了大豆出口去換錢，換了錢去買軍火，買了軍火再交給關東軍。
當然東北軍在訓練程度上比關東軍差遠了，但是東北軍訓練差的責任在誰？總不能讓人家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幫你張學良來負吧？攻打北大營的日軍有多少？有千軍萬馬？沒有，就獨立守備隊步兵第二大隊川島中隊，就一個連，100來號人！
皇姑屯事件的硝煙未散，老爹張作霖的熱孝在身。會吃棒子麵的都知道是關東軍炸的火車，嘿，那位張少帥偏偏就認為關東軍是來和他搞聯歡的。這不，扔下東北不管，跑北京泡妞去了。
1931年春天，參謀本部軍事課長永田鐵山（還記得那“巴登巴登的四人幫”嗎？）到滿洲視察時說：“雖說張學良軍素質不高，但也有22萬。人家還有三十幾架飛機，咱們什麼都沒有。一旦有事，你們準備怎麼辦？”，指示從國內弄幾門大炮到奉天（瀋陽）來。
什麼炮？沒有那日俄戰爭時打老毛子的28公分大炮那麼大，24公分。但想來嚇嚇那二流子沒問題，就這樣就把兩門24公分大炮從東京搬到神戶，再裝上船運到旅順，最後拖到了奉天。那炮一動單起來就得幾百個人伺候，整出了那麼大動靜，他張少帥愣就是不知道你還能怎麼辦。沒準那位少帥就是知道了也不會當回事，可能會想是不是日本朋友準備給他討小老婆時放禮花助興用的。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如瀋陽。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但是這位少帥還總算還沒有徹底泯滅最後的良知：他知道他不能回東北，他還知道他無臉以對東北三千七百萬父老鄉親。要不然這位少帥除了創吉尼斯敗家子記錄以外，還可以創吉尼斯臉皮厚紀錄了。
和河本大作當年時偷偷干不同，石原莞爾這次是公開地在干，沒打算瞞誰，因為賭局實在太大了。石原的“世界最終戰爭”理論，參謀本部和陸軍與其說反對，不如說有共鳴。但是要付諸實現則反對，理由是怕美國，蘇俄或者蔣介石插手。

美國不會直接插手，這點石原敢肯定。蔣介石呢？不說正在忙着“剿共”，按老蔣的為人，石原也準確地判斷出蔣介石肯定袖手旁觀。老蔣對異己喜歡的程度，不會比對共產黨更多。紅軍長征時老蔣都沒有忘記借共產黨的手剿滅異己。像胡宗南帶了十萬大軍跟在徐海東的五千人後面，不即不離，就差半天路。徐海東進保安歇了三天，打土豪分田地，胡宗南也在城外歇三天。後來徐海東上午出城，胡宗南下午進城，也不知道是在剿共還是在剿異己。這回有日本人幫忙剿滅奉系軍閥，蔣介石高興還來不及呢。
至於蘇俄那邊呢?那個少帥早把活埋他自己的坑給酷酷地打好了。1929年7月，張作霖剛死不到一個月，張學良就敢上演“愛國秀”，不去找殺父仇人關東軍，卻和老毛子去鬧出了一個“中東路事件”。被人家打得滿地找牙不說，還把一旦有事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也給玩沒了。
但即便真的美蘇蔣全部不聞不問，東北軍真的要拼命關東軍也打他們不過，所以石原又通過朝鮮軍參謀神田正種（陸大31期）串通了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大將（陸大17期，後來在1937年做過4個月首相。他那個內閣，15個位置10個人干，兼職一串，特別節約人力，被人稱為“兩人三腳內閣”）無視軍法，擅自將朝鮮軍調至邊境，隨時準備越境支援關東軍，其實有兩個大隊（營）當天晚上已經越過了邊界，而林銑十郎是第二天才向上邊報告的。這位林銑十郎從此就得了個混名叫“越境將軍”。
神田正種原來就是關東軍的，9.18事變後又回到了關東軍，長期從事對蘇工作，最後做到17軍中將軍長。戰後落到老毛子手裡給判了結結實實的14年徒刑。
整了個那麼大的架勢，反對的參謀本部就只呆在一邊看？那倒沒有，他派了個作戰部次長建川美次（陸大21期）來奉天阻止關東軍亂來。這位建川是個牛人，日俄戰爭的時候他是中尉，一個人跑了300里地（1200公里）去偵察俄軍，立下戰功。後以軍刀組的身份從陸大畢業。2.26事件以後因為是“皇道派”而被轉入預備役，出任駐蘇大使。和莫洛托夫在《日蘇友好中立條約》上簽字的日本人就是甲級戰犯松岡洋佑和他。敗戰時自殺，要不然也很有可能是甲級戰犯。
建川是有名的“挺進將軍”，他怎麼會願意來勸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軍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個“磨洋工，裝死狗”。從東京出來，他不坐飛機，走陸路坐海船橫穿朝鮮慢慢來。為什麼？為了幫石原們和關東軍爭取時間。等他坐火車到奉天，已經是9月18號傍晚了。
建川有情，石原也有意，不能讓建川落不是。當天晚上關東軍舉行盛大招待會，為次長洗塵。建川次長心知肚明：都該忙得像耗子似的時候，怎麼還全來接風？沒錯，看樣子要出事就是今天了。於是就開懷暢飲起來，左一杯，右一杯，兩杯喝完，醉倒下了。幹嗎來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說吧。
真的假的？有沒有搞錯?就兩杯就醉了？那的去問建川本人了。不過關東軍原來定的日期確實是9月28日，接到參謀本部俄羅斯班班長橋本欣五郎少佐的密報，建川美次要來，這才提前到9月18日的。
9月15日，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開了個緊急會議，研究建川美次部長要來的問題。板垣拿了一支鉛筆豎在桌子上說：“問天命吧，鉛筆往右倒就不幹了，往左倒咱們就玩命賭了。”
結果鉛筆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說計劃中止了。
但是今田跳了起來，漲紅了臉說：“你們不干我一個人干。”
這一句話，整個會議的空氣為之一變。其實今田只不過是說出了大家想說的話。日本陸軍的佐級參謀，是一批特別瘋狂的人，他們為了早日戴上將軍肩章，什麼事都敢干。在他們那兒，沒有“冒天下之大不韙”這句話。
抗戰時在重慶流傳的一個幽默特別能夠說明日軍佐級參謀的這種特徵。
日軍飛機又來轟炸了，躲進防空壕的蔣介石對身邊人說：“娘死匹的我也給她們炸煩了，要不然就和他們談判？可是和誰談呢？天皇不管事，首相像走馬燈似的換，想談判也沒對手啊”。
手下人想了想說：“報告委員長，有三個人可以談”。
“那三個人？”
“少佐，中佐和大佐。”
於是這四個參謀就決定了在9月18日建川到達的那天晚上動手，因為那是能夠爭取到的最後時間。建川部長交給花谷，只要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
等建川第二天醒來，事已經沒了，瀋陽的東北軍已經被全部解除了武裝，石原們正忙着清點戰利品呢，不，應該說是繳獲品，不能叫戰利品，根本就沒有過戰鬥嘛。
石原的戰術應該說很簡單：“打蛇打七寸”。乘那位花花公子沉醉在溫柔鄉之際，打掉瀋陽城裡的奉軍指揮部，使東北軍群龍無首。在瀋陽動手的同時占領營口和丹東，阻斷關外奉軍主力回援和確保朝鮮軍越境增援。
應該說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的算計幾乎完美無缺，唯一的缺點就是他們沒有想到不但美蘇蔣袖手旁觀，連當事人張學良本人也同樣袖手旁觀！其實沒有必要占領營口，就是幫張學良修一條現代高速公路，他也不會“打回老家去”。
石原的第一步，在張學良的協助下，走得很順利。

到了第二天9月19日早上，建川的酒也醒了，也想起來了花這麼多時間到奉天來到底是幹什麼來的了。找來石原們訓話，說不能在滿洲鬧出事來。誰知石原們的回答是已經鬧完了，奉軍全給繳了械，不，不是繳的械，是交的械，沒事了。飛機坦克收來了一大堆，比咱關東軍的要好多了，是不是得封張少帥一個“關東軍軍火採購部長”的頭銜，請首長指示。
建川雖然在思想上不反對關東軍的胡作非為，但是俗話說“屁股決定腦袋”，坐在參謀本部作戰部次長這個位置上，這次又是欽差大臣，他必須考慮以後怎麼辦。這就和石原吵了起來，最後不歡而散，坐飛機回去了。
建川回去以後的9月22日，關東軍總參謀長三宅光治（陸大22期），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作戰參謀石原莞爾，奉天特務機關長，剛被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任命為“奉天市長”的土肥原賢二和關東軍參謀片倉衷大尉（陸大40期）就開了一個會，討論下一步怎麼辦。
這個會議，後來被指定為甲級戰犯，由於自殺而未被追究的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陸大19期）居然沒有參加。從這個事實也可以看出日本陸軍的指揮系統了。
板垣說明了內閣和參謀本部的態度，片倉說明了來往電報。東京首先反對擴大事態，但是表揚了關東軍的戰果，到底什麼意思？
土肥原說了第一句話：“要一口氣解決滿蒙問題，只有建立一個以日本為盟主的滿蒙五族共和國”。
這就是石原一直主張的，結果這次會議上五個參謀通過了一個《滿蒙問題解決策案》，主要內容是：“在我國的支持下，領有東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統帝為首樹立支那政權”。以關東軍意見的形式上交陸軍省和參謀本部。
這個《解決策案》基本上反映了石原當時的思想，也就是使滿洲獨立，為他的所謂“日美最終戰爭”服務。
石原的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在不斷變化。石原是一個幼年學校出身的軍人，就算是天才，也是皇軍參謀型的天才，超越不了皇軍參謀的根本局限。其實發動“滿洲事變”在他來說一開始只是作為關東軍參謀從對蘇戰略考慮出發想把滿洲作為前線基地的單純軍事上的考慮。
石原最早的考慮並不是“滿蒙獨立”，而是日本直接軍事占領。他在1930年5月的《滿蒙問題私見》中還在說“我懷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設近代國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國的治安維持下讓他們自然發展”，從這裡可看不出以後鼓吹的“王道樂土”，“五族協和”的甜言蜜語，而是赤裸裸的以軍事占領的方法來統治滿洲，和當時的朝鮮，台灣一樣。
但是石原的這個想法很當然地被軍部否決了，當時的軍部還知道一點什麼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韙”，還記得甲午戰爭之後的逼日本交出已經到了手的遼東半島的“三國聯合干涉”，知道那行不通。
這樣石原莞爾才退一步去搞“滿洲獨立”的。這個《滿蒙問題解決策略》就有這樣的句子：“含淚退到滿蒙獨立國家案來”。
中國人應該知道一個事實：扶持“滿洲國”，已經是皇軍參謀們退了一步了！
在石原莞爾心中，在“滿洲事變”以後很久還是對軍部不讓他們軍事占領滿洲全境而耿耿於懷，念念不忘他的武裝占領計劃。
那麼石原莞爾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才醉心於這個“滿洲國”的呢？說來有趣，那還是在石原莞爾調離關東軍的1932年8月以後。一般的看法是在1932年石原莞爾認識了後來出任“滿洲國”監察院院長的於沖漢以後，從於沖漢那兒批發來的“保境安民，東三省分離”的思想。也就是說，在9.18事件時，石原莞爾雖然主張搞“滿洲獨立”，但其實還是想軍事吞併東三省。“獨立”只不過是一種權益的妥協方案。
話說回來，那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就會同意石原和板垣們的這個《滿蒙問題解決策略》？再說上面還有內閣呢。沒事，那位政變專家橋本欣五郎在積極配合。不是說政府有可能反對嗎，那就把政府去他娘的，橋本策劃的“十月事件”就是直接為了配合石原的。雖然政變流產，但政府因為再三的政變醜聞也倒了台。接着上台的是犬養毅內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