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俞天任)(7)

“7.7事件”發生以後，軍部中央在如何處理上分成了兩派，以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少將和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大佐（陸大33期軍刀組，最後做到參謀次長）及陸軍省軍務課課長柴山兼四郎大佐（陸大34期，後任天津特務機關長，最後做到陸軍次官）為首的不擴大事態派和以陸相杉山元大將（陸大22期，戰敗後被宣布為甲級戰犯嫌疑犯後自殺，不然極有可能上絞架），軍務局兵務課高級課員田中新一中佐（陸大35期），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武藤章大佐為首的主戰派。
鬧事的“支那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陸大25期）當時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參謀長橋本群少將（陸大28期軍刀組，後來做到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但是由於諾門坎事件的牽連，39年被轉為預備役）倒還是主張慎重行事，但一幫八杆子打不着的們卻無比關心，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陸大21期），參謀長東條英機（陸大27期），朝鮮總督南次郎（陸大17期，後來的甲級戰犯），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陸大22期，後來做到總理大臣，甲級戰犯）等紛紛上書，要求中央“決斷”。關東軍還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線給牟田口們打氣。
當時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的石原立即決定了不擴大的方針，參謀總長閒院宮也向“支那駐屯軍”下達了不擴大的指示，近衛內閣也在內閣會議上做出了不擴大的決定。
但是，局勢已經不是他們能夠控制的了。就是石原，也只好在7月27日決定在內地再動員三個師團以援救遭到頑強抵抗的牟田口們。於是7月28日“支那駐屯軍”向北平，天津發動了全面進攻，至此，石原的“滿洲國”和“最後決戰”的畫餅，以全成泡影。
以後石原即受排擠，下放到關東軍去給東條英機當參謀次長。後來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前夕由于堅決反對東條的計劃而被轉入預備役，去立命館大學教書去了，教的還是“國防學”。
戰後抓戰犯，麥克阿瑟第一是以東條劃線。和東條鬧不好的全都不問，再者石原沒得罪過任何白鬼子，一般說關東軍的參謀們都得罪過俄國人，可是這位石原連俄國人都跟他沒仇。中國人不去追究的話就沒人會追究他。因此石原就免於追究，可是石原卻認為很沒面子，混了半天，連個“戰犯”都沒有混上。在東京軍事法庭檢察團向他調查，一開始就問他有沒有什麼話要說的時候，石原說：“想說的話堆積如山，滿洲事變的中心人物就是我這個石原，但是這個石原為什麼不是戰犯？這根本不合邏輯，所以想說的話堆積如山”，檢察團只好趕緊打斷他。
在場的美國記者馬克·蓋恩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石原的眼睛十分嚴峻，幾乎沒眨過，想要把我們射穿一樣”。
但是石原的證詞中提到過的人名，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橋本欣五郎全成了甲級戰犯，就他不是。
據說中共對石原莞爾也很重視。石原退役以後寫的書，延安曾經編成過一本《石原語錄》來專門研究。林彪進軍東北以後，也向“協和會”的石原派人員了解石原的思想。可能是對石原莞爾的“持久戰”和“最終戰爭”比較感興趣吧。
而國民黨則不同。1936年11月西安事變之前，當時還只是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長的石原在華北某地秘密會見過國府要人高崇武，那位要人聽了石原的話以後居然大吃一驚，說：“日本軍隊居然還有你這樣的人，你這樣的看法？”，國府要人對其敵人的無知到了如此地步，後來敗於共軍也是理所當然的。
“盧溝橋事變”，拉開了中日全面戰爭的帷幕，從此以後中國人在血與火中搏鬥了八年。而被那幫參謀們拖進戰爭的日本帝國呢？在掙扎了八年以後也土崩瓦解了。

“盧溝橋事變”標誌着中日全面戰爭的開始，可是中日居然都沒有宣戰。這就是所說的日本“不宣而戰”，中國“戰而不宣”。這裡面的奧妙，其實就已經預示了戰爭的結果了。

其實日本的“不宣而戰”倒與“光明正大”沒什麼關係。包括日本政府，參謀本部在內都不止一次討論過這個問題，結論是：這戰不能宣，一宣就徹底完蛋。

為什麼嗎？怕在一邊虎視眈眈的美國。日本的重要戰略資源都卡在山姆大叔手裡，日本人比誰都更清楚從日俄戰爭以來美國人就一直看他不順眼，就是找不到機會來治他。只要日本敢和國府正式宣戰，美國肯定採取“嚴守中立”的立場，對雙方禁運戰略物資。這一下石油，橡膠全沒了，乘早“化劍為犁”回家種田是正經，還打什麼仗？

那就只好掩耳盜鈴不宣戰了。不宣戰就不是處於戰爭狀態了，那麼“大本營”也就不要了。但近衛文麿首相還是想要個“大本營”，並且自己也要參加，說是這樣可以軍政合一，便於戰爭指導。

參謀本部就不愛聽了，本來就是不敢說“戰爭”這兩個字，怎麼你還要去指導那個倒霉“戰爭”呢？但是想想沒了個聯絡機關，辦事也確實不方便。就把《戰時大本營條例》修改了一下，說是“在並非戰爭而只是事變的情況下也可以設置大本營”。於1937年11月20日設置了第三次大本營。組成是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加上陸海軍大臣這兩個人。那麼首相呢？不要，現在可不是伊藤博文桂太郎那時代了，首相算個鳥。

所以這次的大本營和前兩次的大本營（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完全不同，它不是國家意思決定機關。所以又出來了一個“政府大本營聯絡會議”來協調政府和大本營的關係。

政府和大本營之間的關係按說沒必要協調哇，不是有所謂“御前會議”嗎？怎麼不能調整政府和大本營之間的關係呢？原來的所謂“御前會議”就是大家吵起來了，誰也說服不了誰的時候到天皇那兒去請“聖斷”的意思。可現在軍部越來越牛，誰還敢和軍部吵？慢慢地就變成了大家意見一致了，去告訴天皇一聲的會議。可就告訴天皇一聲，沒必要勞民傷財大家一起去，就首相一人去說一聲不就行了嗎？

還真是這樣，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軍部就已經完全劫持了政府，這時候就只要東條英機一人去“面聖”就行了。

在宣戰這一點表面文章上都投鼠忌器，那為什麼還要打？這個問題從當時到現在的日本人都有點鬧不清。石原們搞的“滿洲事變”，目的還是很明確的：要搞一個“滿洲國”作為日本的戰略縱深。那麼在盧溝橋，那些皇軍參謀們又想達到什麼目的呢？從田中義一的“帝國國防方針”到石原莞爾的“國防國策大綱”都沒有要和中國進行全面戰爭的語句。那石原更是要建設他那個“滿洲國”呢。

就那個“滿洲國”就已經夠讓關東軍鬧心的了，東北人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反抗那個“滿洲國”，這一點只要舉曾任關東軍作戰參謀的辻政信的證詞就夠了。辻政信在自己寫的《諾門坎》那本書裡列舉了幾個最讓他頭疼的“匪賊”的名字：謝文東，趙尚志和金日成。

辻政信對金日成的回憶是這樣的：“以三江省東邊道為據點的金日成共匪，用這兩種方法（指“並大屯”和“直接討伐”——冰冷雨天注）都無法奏效。幾次‘金日成已被擊斃’的捷報傳來，高奏凱歌，馬上又出來了第二個，第三個金日成，好像在嘲笑我們。到底有幾個金日成？在這種重圍中十幾年脫逃而出，繼續戰鬥的北鮮首相金日成被全鮮人視為英雄”。

那麼在“滿洲國”的經濟上呢？也不怎樣。石原計劃中的招商引資很不順利。幾大老牌財閥三菱，三井，住友，安田都不去滿洲。積極的就是幾個新興財閥，最積極的就是鮎川義介，“日本產業株式會社”（現在叫“日產”，也叫“尼桑”），“日立製作所”的創始人。鮎川義介乾脆把他的“日本產業株式會社”就搬到滿洲去了。戰後鮎川義介曾作為甲級戰犯嫌疑犯被關進巢鴨監獄。

這就是日本政府和軍部在一開始採取“不擴大政策”的原因。但是皇軍的參謀們可不把這個政策當回事。可不是嗎？你看看原來只是關東軍總參謀部老四（參謀長，參謀次長，高級參謀，作戰主任參謀）的石原莞爾中佐，一下子就成了參謀本部的老三（參謀總長，參謀次長，作戰部長）的石原莞爾少將。咱們幹嗎不能幹？哪有擠上了車就關門的道理。

軍人嘛，想升官發財的道兒就只有一條，打仗。和誰打呢？和誰打都行，只要是能打得起來。特別是在這撥皇軍參謀眼裡看來，中國就是一個無法統一的病入膏肓了弱國，只要打一下，那還不是想讓他幹嘛就幹嘛。石原能整出個“滿洲國”來，弄好了咱們也能整出個什麼國來。至於中國在北伐革命以後已經統一了的事實，他們根本就閉眼不看，或者是不願意看。

再加上一條“統帥權獨立”，使皇軍參謀們如虎添翼，政府根本就管不了他們。加上軍費開支本身就是一個黑箱，誰把錢用到哪兒去了沒人能弄得清，就算有幾個反軍的議員像中野正剛們老是想查陸軍的帳，陸軍只要一句“國防機密”就能把這些討厭的傢伙打發回姥姥家去。其實呢？大量的軍費被陸軍用於政界，傳媒界工作。大批的政治家，傳媒人被收買，輿論就是一片“懲膺暴支”的狂呼亂喊，全國不一塊跟着發瘋才怪呢。

所以1938年任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的稻田正純中佐（陸大37期軍刀組）在戰後說過：“當時誰都不知道前面有什麼，誰也不想理解漢民族”。就連東條英機在被關進巢鴨監獄以後也說：“統帥權是個錯誤”。應該說，這些被起訴定罪了的和未被起訴定罪的戰犯到最後還是知道了問題出在了什麼地方的。

這個稻田正純就是負責指揮台兒莊作戰的。後來諾門坎事件是又是他首先主張動用一個師團的兵力，後來這個責任被簽署命令的板垣征四郎負了。任第六飛行師團少將師團長時在新幾內亞前線把7千航空兵扔在那兒自己逃跑從而有了個“逃跑將軍”的匪號。終戰時任16軍中將參謀長，戰後因“九大生體解剖事件”和“油山事件”被美國人作為乙級戰犯起訴，但還是因證據不足被判無罪。那兩起都是虐待美軍飛行員戰俘事件，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發了瘋，把轟炸日本時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戰俘作了活體解剖。

連以跋扈，狂妄而著稱的辻政信在《潛行三千里》中都說：“為什麼要去進攻一個比日本還落後得多的巨大國家？目的是什麼？”

但這都是敗戰了以後說的話了。但在當時，那些參謀們可是正狂妄着呢。

能不狂妄嗎？全面開戰後不到16個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廣州，武漢等中國中心城市幾乎全陷於日軍，而且皇軍還在到處追着國軍打。看起來日本軍隊不是“全面勝利”了嗎？是不是“大日本皇軍能耐大大的有”？

完全不是那樣。“勝利”是對於目標而言，沒有確定的目標，怎麼判斷“勝利”？日軍參謀們挑起了中日的全面戰爭，他們的目標是什麼？包括他們自己在內，沒人知道。

後來被認為是發了瘋的希特勒在進攻蘇聯時也沒有想過占領全蘇聯，還有一條所謂“最終到達線”的A-A線（叢南方的阿爾罕格林斯克連到北方的阿斯特拉罕的一條直線），可是在打到A-A線以前希特勒就先被打倒了。

那日軍的A-A線在什麼地方？追着國軍打，準備追到什麼地方為止？海軍航空隊的飛機已經在轟炸成都了？成都里最近的海岸的直線距離是1600公里！真準備追到成都去？是不是這些皇軍們比希特勒還要瘋狂？

第二次淞滬抗戰（日本人叫做“第二次上海事變”）是一個很罕見的例外。抗日戰爭中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戰役現在不是中日雙方都有共識是由日本方面主動挑起（如皇姑屯事件，柳條溝事件，武漢會戰等），就是大家互相指責（如盧溝橋事變），唯有這淞滬抗戰則是雙方都搶擔責任，強調是自己一方主動進攻。日本認為是日本海軍主動挑起了這場戰役，使陸軍卷了進去，其結果是使當時正在進行中的中日秘密會談破裂，擴大了戰爭。而國府（現在大陸也採用這種說法）則認為淞滬抗戰是蔣委員長主動出擊，“先發制人”。但由於種種原因，最後還是敗得很慘。

蔣委員長很信任德國人，因為德國人確實沒有辜負他，確實幫他把紅軍給趕到陝北去了。要不是那些地方軍閥到處私放紅軍，那紅軍能不能被趕到陝北還能夠再討論討論。

所以這次淞滬抗戰，蔣介石還是用德國顧問，德械師。成算在胸。

但是蔣介石這次失算了。

蔣介石的德國顧問們也不能不說是鼎鼎有名，1934年任蔣委員長的是塞克特將軍，擔任過土耳其的總參謀長，魏瑪共和國的總參謀長。他最有名的一句話是：“在德意志除我之外沒有人能夠發動叛亂，而我絕不會發動叛亂”。蔣委員長在上海附近布置的防線就叫做“塞克特防線”，繼任的是法肯豪森將軍，這位很早就作過大清北洋行營將弁學堂的教官，幫袁世凱練過兵的。後來在二次大戰快結束時又參加暗殺希特勒的陰謀。

但是軍事學是一門不斷更新，不斷發展的學問。德國在一次大戰中的慘敗，說明了一戰時德國軍事學上的缺陷。而蔣介石的德國顧問們沒有意識到這些缺陷，或者說意識到了缺陷而沒有當回事：就算有缺陷，打不了英國法國，打打黃皮猴子應該沒問題吧？但是高傲的條頓顧問們沒有想到，這次的黃皮猴子們把條頓騎士們給研究透了。

還記得那個“巴登巴登密約”嗎？那岡村寧次他們就是專門去德國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專門去尋找他們的老師德國人為什麼會失敗的原因。那個當時的駐瑞士武官小佃敏四郎後來擔任過陸軍大學校校長，日本陸軍的軍事訓練大綱就是他負責制定的，裡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失敗的戰略戰術教訓總結得很透徹。

德國人和日本人一樣，只會進攻，不會防守的。從兩次大戰的戰史就可以看出，進攻時勝多敗少，而一旦防守，大多失敗。加上德軍顧問團對中國國情不熟，把歐洲的戰法拿到中國來了，國軍機械化部隊作為戰略預備隊，但是被放在南京。德國顧問們不知道當時中國的道路情況——從南京到上海，汽車要開20多個小時。

作戰開始時，日軍參謀本部已經意識到了蔣介石的圈套，給松井石根的命令是突破“塞克特防線”，作戰目的的在野戰時消滅中國軍隊。德國顧問們的戰壕工事有一個缺點：缺乏縱深，這是在一次大戰時就暴露無遺了的。

而當時指揮淞滬作戰的松井石根，是這種攻堅戰的專家。

應該說日軍的訓練水平是很高的。日軍士兵幾乎全都受過單兵一邊匍匐前進，一邊射擊的訓練，這是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對突破戰壕防禦而總結出來的作戰姿態，當時採用這一姿態訓練的只有日軍。而國軍只會站立射擊或蹲跪射擊。

還有從日俄戰爭後，日軍就已經廢除大規模集團衝鋒的戰術，大規模衝鋒只是給重機槍提供靶子。日軍的衝鋒，都是五六個人一個小組分散，以輕機槍為中心行動，這樣能不給阻擊重機槍以密集靶子。大家看電影可能都有一個印象，一個鬼子軍官指揮刀一舉：“出擊（syutsugeki）”，於是皇軍們一擁而上。

那只是文學描寫，其實戰爭中根本不是這樣，日軍衝鋒時無聲無息，不吹喇叭，不高喊，全是手勢，以求最大程度的讓對手不知往哪兒打好，這都是從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總結出來的。所以參謀本部估計突破“塞克特防線”需要兩個月，其實松井在第二次攻擊時只用了兩天就突破了“塞克特防線”。防線的最後堡壘大場鎮也沒守到兩個星期。

應該說德國顧問們十分敬職，自尊心特別強。防線失守。居然有氣紅了眼的德國顧問們端着槍衝上了第一線！忘記了指揮，協調的職責。德國顧問一旦犧牲，部隊也就失去了指揮，而事先有沒有給各部隊下達撤退路線，於是國軍防線全面崩潰。松井就指揮着皇軍一路向南京燒殺而去。

這裡沒有把淞滬抗戰的失敗歸罪於德國顧問的意思，只是說蔣委員長過分重用德國顧問也是淞滬抗戰失敗的原因之一。而德國顧問們作為蔣委員長的私人僱傭兵，雖然他們並不是為抗日而來，只是為了幫助委員長反共，但是在抗日戰場上也確實為中國人流過汗流過血，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們，我們應該感謝他們。

日本陸軍算是攻下了平津，攻下了京滬，可是戰局怎樣了呢？蔣介石堅持不投降，英美天天逼日本從中國撤軍，占領區更是成了游擊隊的天下。這仗打到什麼時候是頭？

先不要說什麼時候是頭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不知死活的參謀們嫌這仗打得還不過癮，還在想法子擴大這場當時已經是燒遍整個華北，華東，華南的戰火。

誰？還是關東軍的參謀，辻政信少佐（陸大43期軍刀組）和服部卓四郎中佐（陸大42期軍刀組）。這次關東軍更長出息了：要打蘇聯人了。

石原莞爾和辻政信，是人們在說起日本陸軍參謀肯定要提起的兩個人。離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60多年，可這兩個名字卻沒有被人淡忘。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美國，說起那場戰爭，肯定要提起這兩個人。對石原一般是在批判他策劃“滿洲事變”以後，再強調他反對擴大戰爭。而說辻政信好話的則是一個沒有。

和大膽，冷靜，會算計的天才石原莞爾這個日本陸軍的異類不同，辻政信則是日本陸軍參謀的典型。除了膽大包天和石原莞爾一樣之外，辻政信和石原是完全兩種類型：狂妄，冷酷，好大喜功。

辻政信出身於一個石川縣一個炭農家庭，幼時相當貧窮。小學畢業後家裡無力供他讀中學，這才去考免費的陸軍幼年學校。陸軍幼年學校招生一直招到中學二年級，所以小學畢業能考上陸軍幼年學校是很不容易的。

辻政信從陸軍幼年學校到陸軍士官學校都是以首席的成績畢業，陸大畢業時也是第三名（前六名就是軍刀組）。但是辻政信不是像石原莞爾那樣的天才，靠的是用功。陸大三年，他幾乎沒睡過覺，每天僅僅就趴在桌子上打兩三小時瞌睡。演習行軍時，辻政信要在自己的背包里再加一塊磚頭，練劍術時要在竹刀里灌鉛，他就是這樣一個精力過人的瘋子。

陸大畢業以後，以辻政信的畢業成績完全可以到參謀本部去任職，但辻政信的選擇出人意料：去陸軍士官學校當中隊長（連長）。陸大的軍刀組畢業，可以說將來鐵定能當將軍，所以來幫將軍女兒們做媒的人踩破了門檻，但辻政信又是一次出人意料。他謝絕了所有人的做媒，娶了一個鄉下郵電局長的女兒。

其實從辻政信的性格對這些驚人之舉很好解釋，辻政信的所有行為，僅僅為了引人注目。辻政信打仗總會選在什麼天皇生日，皇軍建軍慶典日的時候，以引人注目。

辻政信在中下級軍官和士兵中很有人望，這主要是由於辻政信很能收買人心。在上海，哈爾濱，武漢，辻政信都曾親自帶憲兵去砸飲酒嫖娼的高級軍官的汽車。最後在泰國曼谷，辻政信到任後的第一個命令就是禁止軍官坐汽車兜風。

一次行軍訓練，官兵們的水都喝完了。而辻政信由於他那瘋狂的性格，帶了兩個水壺。發現大家都斷水了，辻政信把大家叫到一起，當着大家的面，把他留的一壺水倒掉，然後繼續行軍。

但是那些就中下級軍官和士兵當時沒有想到，正是這樣“勇敢”，“正直”，“清廉”的辻政信參謀，把他們一群一群地帶上死路。

1944年，蔣委員長在重慶發表過一個布告，表彰獲得松山大捷的中國軍隊官兵。在布告裡蔣委員長特別指出“我軍官兵，須以日本軍的松山守備隊或者密支那守備隊孤軍奮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完成任務為榜樣”。這裡說的其實是“拉孟守備隊”和“騰越守備隊”，在中日戰爭史上很有名的“拉孟之戰”。1200名在除了偶爾有空投彈藥支援外沒有任何補給的情況下，在由美軍顧問指揮下的65000名全副美式裝備的國軍進攻面前堅守陣地4個月，最後全部戰死。

拉孟之戰是最能證明日軍“一流士兵，二流軍官，三流將帥”的戰役。誰把兵送到滇西那個根本就撤不回來的地方去的？還是那個辻政信。

有人曾經這樣評論辻政信：“在他還是一個少佐的時候就開始指揮日本了”。

首先開始動俄國人腦筋的還不是辻政信，那麼這次為什麼要動蘇聯人的腦筋的呢？當然首先從1907田中義一的“國防方針”開始，日本陸軍的第一位假想敵就是就是俄國，到了石原莞爾這兒雖然給把第一位假想敵改成了美國，但是誰都知道這會兒跟山姆大叔要是幹了起來那簡直就是白給。所以眼睛一直盯着的還是俄國。但是這次的主要原因還不是這個，這次皇軍參謀們的動機就簡直令人無法理解。

當時因為要不要進行武漢戰役從省部（這是一個戰前和戰中常用的字眼，指陸軍省和參謀本部）開始就分成了兩派：擴大派和慎重派。擴大派主要是作戰課課長稻田正純中佐（陸大37期軍刀組）和陸軍省軍事課課長田中新一大佐（陸大35期），慎重派則主要是參謀次長多田駿中將（陸大25期）和原來石原莞爾的部下們，也就是原來的戰爭指導課，現在隨着石原莞爾的被放逐而降成了“戰爭指導班”的參謀們。

慎重派反對戰爭擴大的理由除了石原的理論以外，還有一條就是戰線拉得太開，兵力分得太散，如果蘇聯乘機進攻怎麼辦？

稻田正純為了給武漢戰役尋找理由，想確認一下蘇聯沒有進攻日本的想法，想出了這麼一個對邊境的張鼓峰進行“火力偵察”的高招出來。讓誰來干呢？想到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過實戰經驗的朝鮮軍十九師團，也算是“從戰爭學習戰爭”吧。

稻田正純就在1938年7月19日以大本營的名義給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大將和十九師團師團長尾高龜藏中將下了“限定性進攻張鼓峰”的命令。皇軍參謀的老傳統，命令發出去了，再和老闆天皇陛下去打招呼，想來陛下也會認這壺酒錢。

誰知這次天皇不認賬。不但不認賬，還把上奏的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給罵了一頓。這下稻田抓了瞎，只好趕緊給尾高龜藏中將發電報中止作戰行動。

參謀們是一直下克上，但這次被尾高“克”了。尾高沒理那茬，照樣出動了1600多人在7月31日占領了張鼓峰。但是蘇軍從8月6日開始反攻，出動了237門大炮，285輛坦克和250架飛機，密集的炮火讓那些目中無人的皇軍們都傻了，這仗怎麼打？

尾高這時候只好給朝鮮軍參謀長久納誠一少將（陸大21期軍刀組）發電報請求外交交涉，8月11日駐蘇大使重光葵和蘇聯外長李維諾夫達成了停戰協定，雙方撤退1公里。

日軍參戰部隊達到6914人，死傷1440人，兩成的部隊沒了。所以這個停戰協定對日軍來說無疑是天上掉餡餅一樣。參謀本部也就得出了結論：蘇聯沒有和日本作戰的意圖。

第十九師團的自作主張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就師團長尾高龜藏作了個檢討了事。日本陸軍有個人事慣例，進攻犯了事一般不加追究。哪怕這次是嚴重違犯軍令也沒事，因為總算達到了參謀本部的願望，測試出了蘇軍的意圖。

所以，參謀本部在8月22日開始了動員兵力達30萬人的武漢作戰。

但在辻政信眼裡，這事可大大地丟了人，他一定得想法子幫皇軍找回這個場子來。什麼蘇軍武器先進，炮火猛烈？在辻政信看來，哼，全是無能的朝鮮軍找的藉口，這次讓你們看看關東軍的能耐。

辻政信在關東軍中排名只是第7位的少佐作戰參謀，可他愣敢以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陸大21期）的名義起草下達一份叫做《滿蘇國境處理綱要》，裡面的第四條赫然寫着：“對於國境線不明的地區，防衛司令官要自主認定國境線並將其明示一線部隊”。

什麼意思？所謂“國境線不明的地區”不就是容易發生衝突的地區嗎？在這種地區把權力下放給師團長，除了是在有意挑起衝突外沒有別的解釋。

一個是成心鬧事的作戰參謀，正好就還有一個野心勃勃的二十三師團長小松原道太郎中將。小松原是陸大27期的，雖然不是軍刀組，但也是第十名。做過駐蘇大使館武官，後又在參謀本部從事對蘇諜報，這次是第一次外放到野戰部隊。

大凡在一個方面做順了的人，往往會產生一種自己什麼都行的錯覺。這位小松原中將就是這樣，頭一次到野戰部隊，想建個奇功。聽辻參謀說他親自坐飛機越境偵查過，那蘇蒙聯軍就只有400人。根據辻參謀的計算公式是皇軍士兵以一當十，就只要一個中隊（連）就夠了。但這位小松原中將還算謹慎，派了第64連隊（團）再加五個中隊（連）在連隊長山縣武光大佐（陸大38期）的帶領下，跟着辻參謀就出了發，於1939年5月21日下達了攻擊命令。

這時候關東軍來了命令，讓小松原重新考慮作戰方案。小松原一想，有什麼考慮的，不就四百人嗎？再者說了，不是關東軍軍部說的師團長有權做主嗎？於是，5月26日，小松原再次下達了攻擊命令。

一打才知道，嘿，那辻參謀是怎麼偵察的？對面是蒙古軍兩個騎兵團，一個裝甲團，蘇軍一個步兵團，一個坦克團，一個炮兵團，一個機槍連。領兵是一員名將，就是後來做到蘇聯國防部長的朱可夫元帥。

皇軍能落着好？還是在隨行的辻參謀的堅決督戰下，總算把被蘇蒙裝甲部隊包圍全殲了的擔任搜索任務的一個支隊（大約有兩個營）的屍體給搶了回來。

這就是所謂“第一次諾門坎事件”。

“溜子在外頭撞牆啦”的消息傳到關東軍部，引起一片混亂。作戰課課長寺田雅雄大佐（陸大40期首席，剛從參謀本部調來充實關東軍的）認為當時正因為天津的英租界問題在和英國人扯皮着呢，這事不能再擴大了。可作戰班長服部卓四郎中佐和辻政信參謀不服，直接找關東軍參謀長磯谷廉介中將（陸大27期，太平洋戰爭以後擔任過香港總督，給香港人帶來巨大災難的“軍票”就是他發行的。因此戰後在南京受審，被判處無期徒刑），建議換掉23師團，改為由園田和一郎中將（陸大25期軍刀組）指揮的第七師團上，一定要報仇。

磯谷廉介對打仗倒不介意，就是覺得動用一個師團，怎麼着也得和省部（陸軍省，參謀本部）商量商量。可是服部和辻政信堅決反對，說和省部一商量就和張鼓峰一樣了，肯定沒戲了。於是就去找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商量。

要說這位植田謙吉大將後來因為這諾門坎事件丟了烏紗帽也真不冤枉，他的意見可太關東軍了。“還是第23師團吧，換了第七師團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於是就動員了十三個大隊（大隊相當於營，約600人編成），火炮112門，兩個裝甲團的70輛坦克，180架飛機和400輛汽車去打俄國人了。

鬧的這麼厲害，中央省部當然知道了。絕大多數人反對把事情鬧大，首先當時內外蒙的邊界就是一筆糊塗賬。哈爾哈蒙古（內蒙）和哈爾科蒙古（外蒙）的邊界是大清在1734年劃的，游牧民族逐草為生，老是跑來跑去，誰也不把那條邊界當回事，加上兩個蒙古在後來的200年間就沒少打，邊界也隨着勢力的增弱而變化。那個諾門坎到底是怎麼回事也沒人說得清楚，就是辻政信自己都說當時是趴在地圖上用放大鏡找這個“諾門坎”。為了那麼個地方去大打一仗，不值得。

再者當時省部的注意力在大陸戰場上，為如何解決大陸問題而傷透了腦筋。皇軍地倒是占了不少，可是幾乎可以肯定國民政府是不會投降的。英美又一聲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要求日本撤軍，而且條件一天比一天苛刻。在這種時候，關東軍還要去和俄國人對練，那不是抽風是什麼？

但是有支持的，時任陸軍大臣的板垣征四郎一錘定音：“只是一個師團的話，就不要那麼煩了，讓關東軍去吧”。

這是一句很有名的話。日本人只要回憶戰爭，就會提到這句話，因為這句話說出了那些參謀們（也可以叫做“昭和軍閥”）的本質。要知道當時日本陸軍的正規師團只有18個(兩個近衛師團加上番號為1-20的常設師團但其中番號為13，15，17，18是“特設師團”，配置只是“常設師團”2/3左右)，陸軍大臣居然可以講出“只是一個師團的話”。也就是說陸軍已經成了參謀們的私產。雖然大名叫“國軍”（“大日本帝國陸軍”，“大日本帝國海軍”的簡稱），綽號叫“皇軍”（天皇的軍隊），但實質上只是那些參謀們的私軍了。這不是，陸軍大臣就可以輕輕鬆鬆地一句話，百分之五，六的軍隊就可以不要了。

就這樣，從1939年7月3日開始，關東軍開始向蘇蒙聯軍進攻了。

當時關東軍估計蘇軍是步兵9個大隊，火炮120門，坦克150輛，飛機150架，汽車1000輛，再加上蒙軍兩個師總共3000人的兵力。（其實是兵力57000人，坦克500輛，裝甲車385輛，火炮542門，飛機515架）。

吃過一次虧，“皇軍以一當十”的昏話是沒人說了，但是“日軍一個師團相當蘇軍三個師團”依然還是辻政信的口頭禪。因此看看兵力對比，似乎很可以和俄國人一拼了。

其實呢？完全不是這樣。先不要說步兵兵力，就火炮來說，關東軍當時能和蘇軍抗衡的90式就只有24門，其餘全是三八式野炮，上了戰場比吹火筒也就只多了兩個木頭軲轆。而一個蘇軍野戰師光15厘米榴彈重炮就有24門。

蘇軍當時是在積極備戰，對武器相當重視。中國戰場幾乎是蘇聯人的武器試驗場，從全面抗戰開始，蘇聯在給中國武器方面就從來沒有吝惜過。一來中國戰場可以有效地拖住日軍，減少了蘇軍的後顧之憂，二來這些武器能不能通過實戰的檢驗，也是蘇軍所關心的。這次的諾門坎，皇軍就成了俄國人的試驗品了。

蘇軍光在諾門坎使用的坦克，就從一開始的BT-5到BT-7最後是最新式的T-26換了三種，飛機也從雙翼的伊-15換到單翼的伊-16。早期的伊-16迴旋性能比日軍使用的97式戰鬥機差，蘇軍立即改變戰術，用俯衝攻擊，迅速脫離的辦法反過來壓着日軍打。

而且蘇軍飛行員和地面部隊都是輪換作戰的。日軍沒那麼多飛行員，也沒那麼多地面部隊，只能從頭到尾硬撐。

關東軍出動了三個炮兵連隊（團）共82門炮，而蘇軍光15厘米重炮就有38門。而且射程比日軍遠的多，陣地設在日軍無法目視的地方。日軍只能出動偵察機輔助瞄準，15架偵察機沒兩天就被蘇聯戰鬥機和對空炮火給敲了個精光，只好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老辦法：氣球。但氣球一上天就被蘇聯人打掉，最後就只能閉着眼睛瞎打，蘇聯人沒打到，自己人倒挨了不少炮，還死了不少指揮官。最後到7月25日，只好乾脆把炮兵撤出戰鬥。

飛機呢？這麼說吧，有人把太平洋戰爭時日軍沒有制空權的原因最後歸結到了諾門坎。說諾門坎把日本陸軍航空兵給消耗完了。參戰的“第二飛行集團”（就是原來的“關東軍飛行集團”，當時日本陸軍就只有兩個飛行集團，“第一飛行集團”還只是剛剛組建）幾乎全滅，被擊落擊毀飛機166架，死殘飛行員47人，而且幾乎全是佐級飛行員。雖然太平洋戰爭開始時日本陸軍號稱有六個飛行師團，終戰時有16個飛行師團，但陸軍航空兵的精英在諾門坎就已經給耗沒了。

地面部隊呢？就更慘了，死殘，失蹤達17898人，損失率達27.7%,連隊長（團長）級指揮官幾乎全部戰死或自殺。第23師團更是損失率達到70.3%，換句話就是被全殲了。身負重傷的第72連隊連隊長酒井大佐被辻政信找上門去，給他一把手槍。幹嗎？自殺用。戰後自殺的大佐級軍官就有三名。

日軍軍官有兵敗自殺的傳統，但逼迫敗戰軍官自殺，這是唯一的一次。

為什麼要逼軍官們自殺？辻政信是在殺人滅口，把失敗的責任推到一線軍官的作戰不力上以掩飾自己的決策，指揮失誤。

一般在談到諾門坎事件的時候，總要說到日軍的情報能力差。但是在諾門坎事件中，差的是日軍的情報處理能力，而不是情報收集能力。

日本陸軍所說的不重視情報，情報來源不足什麼的，主要是指英美情報。而對華，對蘇，對德從來不缺情報，其原因以後再說。現在就說諾門坎事件吧，蘇軍除了強大的火力和支援這種火力的運輸外，沒什麼新的戰略戰術。1932年日本陸軍就已經翻譯下發了蘇軍的《野外作戰要領》，1933年日本陸軍還專門制定了《對蘇戰鬥法要綱》呢。

蘇軍在1936年修訂了《野外作戰要領》，從原來的利用戰略縱深打持久消耗戰的戰略轉變到利用優勢炮兵，裝甲兵和航空兵所形成的機動力和打擊力來包圍殲滅敵軍的戰略。1939年日本陸軍下發的《蘇軍常識》中有對修改後的蘇軍《野外作戰要領》的詳細解說和蘇軍裝備現狀。就是說日本人很清楚蘇軍。

朱可夫就任後，首先就要求莫斯科起碼要增援三個步兵師和一個裝甲旅。當時回國述職的日本駐蘇武官土居大佐正巧在西伯利亞列車上親眼看見了增援部隊，據他判斷是起碼兩個機械化師。可是當他對關東軍發出“一定要內地增援坦克和飛機，否則作戰困難”的警告時，辻政信居然對他說：“回東京以後可千萬別亂說，要不然那些少壯軍官會把你宰了”！

辻政信就是這麼狂妄，“皇軍士兵以一當十”或者“皇軍一個師團能當蘇軍三個師團”這種荒唐透頂的謬論已經成為了他的信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