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的太多了 - 潘漢年的悲劇(轉貼) 1940年10月上旬，陳毅、粟裕部在黃克誠部配合下，於黃橋全殲國軍李守維部。日軍駐泰興部隊開赴主戰場附近15里處待命觀戰，卻絲毫沒影響陳粟殲李的決心。及至國軍大勢已去敗局篤定，日軍撤回泰興。鑒此，毛高興時誇讚潘漢年是有理由的。 1939年夏末，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任中社部負責情報的副部長，並命令其組建華南情報局，統一領導和管理從上海到香港的中共情報系統，授與極大權力。幾乎同時，這年8月22日日本也在上海建立駐華最高情報兼反間諜機關，稱“梅機關”，首任機關長影佐禎昭中將併兼任汪偽政權軍事總顧問，“梅機關”又因此名曰最高軍事顧問團，監視並控制汪偽政權的一切重要舉動。此外，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也建立外交口的專門情報機構，稱“岩井公館”，由副總領事（後升任總領事）岩井英一統領。這兩個日本間諜機關以丁默邨、李士群為首設立汪偽特務機構“76號”，協助日本“梅機關”、“岩井公館”從事搜捕、打擊各敵國在上海租界地區以及汪統區的各國間諜任務，主要打擊對象為國民政府軍統、中統特務以及協助他們的人士，毫不手軟。 這年9月，潘漢年奉中社部關於把情報工作重點放在上海的指示，帶領延安派遣的劉人壽、董慧赴上海，接管了以劉少文、劉曉等建立的情報小組，建立起中共統一的情報機關，設立了能與延安、重慶、香港直接聯繫的電台，並恢復了與袁殊的聯繫。袁殊原由潘漢年介紹入黨，吸納為“特科”成員並安排其打入國民黨CC系。1933年袁與中共特科失去聯繫，便加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直接成為莫斯科的特務。袁殊還與岩井英一建立關係，又成為領取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人物。1939年初，袁殊參與軍統暗殺李士群的策劃，隨即陰謀敗露被李逮捕，李士群對軍統恨之入骨，凡捕獲軍統特務均以酷刑折磨，若仍不招供即予殺害決不手軟。此時岩井以袁系“岩井公館”的特務為由，將其救走。 接着在岩井的支使下，袁在各家中外文報紙上發表《興亞建國論》，為“大東亞共榮”張目，成為公開的漢奸。隨即又經影佐批准，岩井吸納他成為“岩井公館”的正式在編特工。 潘漢年抵滬後從馮雪峰、夏衍處得知袁的近況，未理會馮、夏的反對意見，徑與袁殊接頭。袁告知潘，岩井要求他經常在報紙上發表擁護日本的文章，成為公開的文化漢奸。潘批准袁完全按照岩井的要求辦理，藉機協助潘的情報網擴大地盤。袁殊得令後馬上在岩井提供的地點，以岩井給的經費開辦了“興亞建國運動本部”，創辦了《新中國報》、《興建》雜誌，公開宣傳漢奸理論。潘漢年則暗中協助，動員改組派人物陳孚木就任“興亞”委員會主任委員，安排地下黨員翁從六，記者葉文津進入漢奸報社工作，還讓袁殊把劉人壽介紹進入“岩井公館”特務機關。後來，經潘漢年同意，袁殊介紹潘與岩井直接見面，潘隨即返回香港。 對於潘漢年這樣的著名人物，岩井不可能不知曉。情報老手岩井心知肚明卻不露聲色，鑑於潘表示可以幫助他搜集大後方情報，岩井經研究請示後派遣袁殊赴香港，同意潘為“岩井公館”搜集情報的請求，並請潘提供一個合作工作計劃給岩井本人。 潘提出每半個月向“岩井公館”提供一次情報，要求岩井每月供給2000港幣作為情報費用，而且希望岩井能給一筆在香港辦刊物的開辦費。岩井接報後立即答應了潘漢年的要求，並派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情報官員小泉清一與袁殊一道會見潘，交付潘首期刊物開辦費一萬港幣，以後潘須每半月向小泉提交一次情報，小泉每月付款一次。潘與廖承志、張唯一商量後，布置中共打入軍統的內線提供情報，交由廖承志經陳曼雲給付與小泉清一完成交易。利用日本特務經費在香港創刊的《二十世紀》雜誌也開張了，其編輯部順理成章也成潘漢年的情報機關之一。陳曼雲從小泉口中也證實，岩井早已認出化名“胡越明”的潘漢年，並為得以同中共情報首腦人物合作而高興，尤其關心“胡先生”的安全。既如此，日、偽、蔣、共四家情報人員攪合在一起，唯有蔣家被蒙在鼓裡，其餘三家均已“知己知彼”，算是打入日偽情報機關，還是心照不宣的親密合作？只能見仁見智了。 我們來看這個事例。珍珠港開戰時，潘漢年正在上海，日軍同時攻占香港。如此，在香港的大批中共或親中共人士面臨日軍捕殺的危險。在港的廖承志按照延安的指示撤退在港人員，但經歷極其艱難危險，廖不得不指示所有撤退人員遇險時需各人顧各人。潘把分別撤退至內地和上海的方案報經延安批准後，便立即尋求岩井協助。岩井認定這批共方人士將對削弱國民政府起巨大作用，遂完全同意協助潘將他們撤離香港。不但同意給潘所派遣的葉文津出具日本公函與日駐香港總領事館接洽，還派遣他的助手德田陪同葉文津前往香港協助辦理。在日本特務機關的通力協助之下，在香港的共方幹部與“愛國人士”順利撤退到內地與上海。 而潘漢年則更進一步要求岩井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證，條件是潘系情報人員“繼續為‘岩井公館’搜集中國內地和大後方的情報。”如果我們知道當年“內地和大後方”泛指國統區的話，理應明白點什麼。岩井當即答覆“我們歡迎胡先生繼續與我們合作。就請胡先生給我們擬一份在上海開展工作的計劃，我們仍將在經費上給予必要的支持。”並且，他第二天就以自己的名字在匯中飯店租房供潘專用，還出具了駐上海日本總領館簽發的特別證件，不許日本軍、警、憲、特對持證人“有所查詢”。如此，中共人員享有特權在敵占區搞情報工作，也算人類情報史上的奇蹟。在岩井的引介下，日本駐華特務總頭目影佐禎昭中將也在“六三花園”宴請了潘漢年。當日偽竭盡全力搜捕國方任何派遣及嫌疑人員，一旦落網便嚴刑逼供然後殺害的情況下，如此禮遇共方情報人員，意味着什麼？ 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關露。關露原名胡壽媚，三十年上海著名文化人，電影《十字街頭》裡那首家喻戶曉的插曲《春天裡》就是她的作品。“春天裡來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陽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穿過了大街走小巷，為了吃來為了穿，朝夕都要忙……”直至文革前仍在社會上熱傳。一個才氣橫溢的女詩人、作家、編輯、翻譯家，其成就當年中國女傑中無人可與比肩的，因其熟識的李士群就任汪偽特務頭子，為了與李取得聯繫，以判明他是否真如情報所介紹的欲與中共合作，經周恩來、葉劍英批准派她去與李士群接頭。一見面李就明知關露是中共派來的人物，表白道：“我抓了哪個共產黨？殺了哪個共產黨？”“共產黨不也反蔣嗎？我們是殊途同歸嘛！”]還帶領關露看他殘酷折磨被抓獲的軍統、中統情報人員的現場。如此，在偽特務頭子的安排下，不僅關露，其他中共人員都順利“打入”偽政權機關。隨後，李要求關露引薦他親自面見潘漢年，潘在胡均鶴陪同下與李士群夫婦首次見面；未幾，李又邀請潘在上海愚國路公館再次見面。此次見面李將日偽即將“清鄉、掃蕩”的情報告知潘漢年，並希望新四軍及所有中共地方政權及早有所準備。根據此預報，新四軍提前撤離有關地區，順利地躲過了日偽聯合“清鄉、掃蕩”，又多一次抗日戰績。李士群表示願與新四軍合作共同反蔣，經潘請示陳毅、饒漱石並獲批准，由陳毅派遣軍部參謀處聯絡科長馮少白負責與李士群建立起經常聯絡的關係。而關露本人的遭遇就極其悲慘，儘管她為潘漢年探明了通往日偽的路子，但因為國人盡知關露與日偽打得火熱的關係，於是日本投降後清算漢奸關露的呼聲極高。中共立即把關藏匿進根據地隱姓埋名，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甚至親手強拆了王炳南、關露的熱戀，為的只是維護黨的名聲。 在延安發出努力搜集日蔣勾結內幕的指示下，潘漢年還親手設計了一出“蔣汪勾結”的活劇。潘物色了賦閒有年的國民黨元老任庵先生，在與自己的助手、任庵密友張建良密商後，由張陪同潘漢年親自出面遊說任庵，請他去拜訪故交周佛海，要適時自稱可以牽線與蔣暗中聯繫，盡力動員周與蔣方秘密聯絡。任庵受命後即登門拜訪周佛海，在多次上門探明周確有企圖暗中與蔣拉上關係以留後路的念頭後，主動請纓願為周赴江西遊說時任駐江西前線的戰區司令長官，周於是喜出望外。任庵隨後輾轉尋訪到江西鉛山，拜訪故舊司令長官閣下。說明周佛海有意為黨國暗中效勞的意圖後，該司令長官立即答應稟報重慶方面，並委託任庵充當其本人駐上海的代表。於是延安不斷得到“蔣汪勾結”的密報，只是分量始終不足以牽連到蔣本人而已。直至抗戰勝利，經該司令長官遊說，蔣同意在國軍尚未接管華東之前暫任周為“京滬保安副司令”，管束偽軍以待接受國軍整編，在整編之前負責維護華東地區社會治安及穩定。這項委任命令也是由任庵傳達給周佛海的，但在周尚未得到它之前，延安先已得到，於是立即曝光，大張旗鼓地聲討“蔣偽勾結”之罪狀。 1943年春夏之交，潘漢年為見李士群而到南京，李引薦其會見汪精衛。因事前並未有約，系汪主動要求的，故潘無法先請示便赴汪公館見了汪。汪表示歡迎中共參加他主張的政治議會，建立聯合政府。潘答覆似乎沒有可能，但願意將此意稟報延安方面。並表示新四軍主要圖謀自身發展，倘若將來汪需要轉寰，新四軍不會跟他過不去的。離開南京之後，李士群又引薦潘在日軍公寓裡會見日軍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都甲告知潘漢年：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鐵路運輸安全。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軍則希望同新四軍之間有一個緩衝地帶。潘漢年表示：新四軍目前主要發展農村根據地，無意占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重要交通據點。日軍方面要給新四軍有一定的生存條件，游擊隊就不會襲擊和破壞鐵路交通。會見後潘隨即返回淮南根據地，向饒漱石報告了只要不騷擾鐵路日軍就不會“掃蕩”根據地的軍事情報，但未報告其會見汪精衛的事情，由此釀成他日後的悲劇，這是後話。但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個抗日主力黨派的高級幹部如此自由地往來日偽高層機關、公館、軍營，應屬神奇之舉。而且，你給我一定的生存條件，我也不碰你的要害，如此抗日，未免有點滑稽。 然而後來被指控一直不執行毛澤東正確路線的饒漱石卻對潘漢年在日偽地盤的舉動不以為然，他給延安打報告狀告潘“違犯紀律”，與敵偽關係過於密切，來往已屬不正常。並擬用運動之火燒一下潘漢年。延安方面卻指定潘參加1945年春在延安召開的“七大”，潘到達延安後，毛親自斟酒為潘漢年洗塵。2月23日，毛簽發劉少奇、康生署名給饒漱石的電報：“饒：（一）漢年三九年自延安出去時，中社部曾要他設法爭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敵偽特務機關內為我方做情報工作。香港淪陷漢年到滬後，潘曾經過袁殊關係與李士群在上海會面一次，進行爭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後潘均電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當時上海黨負責同志劉曉也知道的。以後潘由滬撤至華中時，華中局決定派遣他到南京與李第二次會面，此事你們都曉得。至於敵偽及國民黨各特務機關說漢年到南京與日方談判並見過汪精衛等等，完全是造謠誣衊。在利用李士群的過程中，漢年也絕無可懷疑之處，相反的還得到了許多成績。這類工作今後還要放手去做，此次漢年來延安，毛主席已向他解釋清楚。（二）劉曉、漢年由滬撤退至華中時，確係利用李士群、徐漢光（即劉毅）的關係作過掩護，當劉曉到延安後即向中央講了敵後交通工作常常利用敵偽關係，許多華中幹部由彰德至集總，也是如此。（三）國民黨中統局經常製造謠言說延安派李富春、華中派潘漢年到南京與敵偽勾結，又常造謠說漢年已被華中局扣押，極盡造謠挑撥之伎，望告情報系統的同志們千萬勿聽信此種謠言，以致中敵人奸計。” 由此電我們知道，潘漢年的一切舉動都是經過延安批準的。我們還看到，“完全是造謠誣衊”的事情原來都是事實，我們也知道潘漢年當年執行的是毛的“革命路線”。而且，毛親切地稱呼潘為“紅色小開”亦有另一層原因：毛許多至今還被那些擁躉們誇耀為“料事如神”或“英明預見”的文字，其實不過是依據潘漢年從日本情報機關獲取的情報寫的。例如日本會不會進攻蘇聯，毛無法判斷並為此三天三夜睡不着覺，得了潘發來日本不會攻蘇聯的情報後，立即“英明預見”了一次；又例如德國將進攻蘇聯，也是潘發回的從日本方面得到的情報；那篇《揭露遠東慕尼黑的陰謀》則完全依據潘的情報寫成。很顯然，潘漢年及其領導的情報系統在日偽占領區如魚得水般安全自由的活動，以及他們所報來的日本方面態度的情報，對於毛向敵後發展大有可為的決策幫助極大。 例如，1940年10月上旬，陳毅、粟裕部在黃克誠部配合下，於黃橋全殲國軍李守維部。日軍駐泰興部隊開赴主戰場附近15里處待命觀戰，卻絲毫沒影響陳粟殲李的決心。及至國軍大勢已去敗局篤定，日軍撤回泰興。鑒此，毛高興時誇讚潘漢年是有理由的。如今定論的潘漢年會見汪精衛，稱其未向毛匯報，導致毛大怒，一巴掌就將潘至於死地。至於詳實的真實，如今只能看見一點點漂浮於水面的冰角，至於潘在那幾年裡還有多少經歷？不得而知。電報中“由彰德至集總，也是如此”又有多少故事呢？也不得而知。《毛全集》看來是出不得的，潘漢年獄中寫的交待材料，那就更出不得了，或許，他平反時就已經燒掉了，為了徹底。 （本帖史料主要來自尹騏著《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柯興著《魂歸京都――關露傳》，群眾出版社1999年版。其餘資料恕不一一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