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化大革命或文革）自1966年開始，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的被捕後被宣布結束,是一場開始於196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重大政治運動，現在被廣泛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至今最動盪不安的災難性階段，常常被稱為“十年動亂”或“十年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政治成果均在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被正式否定，決議認為毛澤東負有責任。該決議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大躍進 1957年，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在農村成立人民公社，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基層組織。中共建國後主張“進一步鞏固發展新民主主義秩序”（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劉少奇等黨內高層實權人物，採取了迴避跟毛澤東激進路線正面對抗的方式，而是借用“大躍進”等口號的提出，從“左”的方面推波助瀾地把毛的路線推向極端，比如劉少奇本人就曾公開要求用10年時間趕超英國等西方工業化國家（後來甚至被變本加厲地改成更不切實際的7年、3年）。全國掀起全民大煉鋼運動，農業產量也要翻一番。大躍進最後卻是徹底的失敗。工業陷入癱瘓，除了鋼鐵之外其他工業產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萬農民被召入煉鋼廠，導致農業發展滯後，再加上全國各地虛報產量（浮誇風盛行），而且煉出的都是廢鐵，令剛有起色的經濟陷入混亂。 四清運動和毛、劉歧見 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廬山召開。廬山會議原本是要整頓在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極“左”錯誤，但是在會議後期出現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懷元帥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盡力避免針對毛，而把矛頭指向當時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等實力人物，並要求後者承擔責任。彭德懷的批評意見與一年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的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公開信在擁戴毛劉主流地位的與會者中引起強烈反彈。毛澤東收到信後分發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贊同。7月23日，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意見的毛澤東，經權衡黨內具有壓倒性趨勢的批評彭德懷的意見，認為公開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党進攻。廬山會議至此峰迴路轉，開始批判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右傾。會議結束後，彭德懷被軟禁，宣布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一批同情彭的意見的幹部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1959年開始，中國進入了當時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大躍進結束後被稱為“三年經濟困難”的時期，糧食產量嚴重下滑，全國大部分地區陷入饑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右翼分析意見認為有很多人死於饑荒。中國經濟遭遇嚴重困難。毛澤東在經濟領域退居決策二線，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與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鄧小平[1]在內的一些決策者改變了大躍進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復大躍進以前的體制，解散公社，實行三自一包。 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提出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劉少奇沒有出面主動承擔“一線工作”領導責任，卻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 1962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重申階級鬥爭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指出：“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會後全國範圍內逐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內容包括在城市開展的三反五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2]等等的增產節約運動和農村開展的“清帳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後來統稱為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着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右壞”，鬥爭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四清運動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階級鬥爭。 1964年12 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麼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公開化。 在周恩來的協調下，劉少奇作了檢討。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文件接受了毛澤東對政治形勢的基本估計，強調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革的輿論準備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評》文認為該劇借古諷今，通過描寫“平冤獄”為被打倒的彭德懷翻案，而劇中的“退田”情節則是為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並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極大震動，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支持吳晗的北京市長彭真帶頭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於1966年2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範圍。然而與此同時江青則在上海活動，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林彪、江青等人最終獲得了勝利。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二月提綱》被廢除。5月18日，林彪發表談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開始在全國各地搞個人崇拜。此時林彪、江青等人開始逐漸獲得實權，康生改組了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被打倒。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毛澤東指這張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毛澤東這張大字報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之後經毛澤東的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另一方面，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了第一個學生紅衛兵組織。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時《人民日報》發表聶元梓等六人撰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等打倒。 此後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很快使得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上海音樂學院等高校的校長被公開批判[來源請求]。 當時毛澤東已經退居二線，由劉少奇領導中央一線工作。在這種非常局勢之下，劉少奇在六月初主持的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試圖減緩基層被挑動起來的革命情緒。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八條規定”，口頭傳達下去。這時毛澤東在杭州，對於劉少奇給他的請示匯報，沒有明確回復。6月4日，劉少奇和鄧小平乘專機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的問題。 派工作組是共產黨在革命時期進行土改等運動的傳統辦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運動中，劉鄧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隊下基層大兵團作戰，結果引起毛的不滿，後來被認為是“形‘左’而實右”。現在他們依然按照傳統的黨的領導的方法理解文革，認為是“四清”運動的繼續，所以想到還是派工作組。 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群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3]。 7月18日，毛澤東在暢遊長江後，從武漢回到北京。當天聽取了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匯報，看了一些學校反工作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況匯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28日，北京市委發出《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並於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當眾宣布這一決定。會上，劉少奇承認，文化大革命到底應該怎麼搞，他也不曉得；鄧小平的發言承認，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當日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聲稱“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原定在8月5日結束，但在當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澤東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由當日會議印發。文中說：“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矛頭直指劉少奇。會議中彭真、羅瑞卿、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被點名批判。 文化大革命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