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大典上的外國人：突然冒出一個美國上校 　　　　蘇聯來的代表團差點趕不上開國大典 　　趕來參加新中國開國大典的蘇聯文學家藝術家代表團是10月1日的上午才乘火車到達北京，差一點就趕不上了。 　　周恩來總理和中蘇友協會長宋慶齡、副會長劉少奇到前門車站歡迎。團長是蘇聯著名作家、蘇聯作協總書記法捷耶夫，代表團中還有著名作家西蒙諾夫與好些有名的藝術家及高級幹部，全團約有40多人。當時，因為客觀環境和條件的限制，未能邀請外國的政府代表團或政黨代表團參加。這個蘇聯的民間代表團，與已經在京的朝鮮人民代表團，加上一個來解放區訪問的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斯巴諾，是有幸出席開國大典的僅有的外國人了。蘇聯的代表團剛剛安頓下來，下午就興奮地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據擔任翻譯的師哲回憶，開國大典後的10月2日或3日中午，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見了蘇聯文學家藝術家代表團全體成員。這該算是毛澤東在建國後接見的第一個外國代表團。毛澤東和代表團寒暄、問好。毛澤東對法捷耶夫、西蒙諾夫說，我們解放區在很困難的條件下，也出過你們的作品；我們的幹部和戰士，從你們的作品中受到了鼓舞。我們建國後，再印你們的書，就將會印得好一些了。 　　毛澤東作了長篇的精彩講話，會見延續了兩個鐘頭。在師哲的回憶錄里，對毛澤東的講話作了這樣的記述——— 　　毛澤東說：人家一直叫我“土匪”，前一個時期才不這麼叫了。人家一直叫“剿匪”，現在也不這麼叫了。我這個“土匪”的名字丟得時間並不長。 　　他回顧了中國革命的歷程，中國人民勞動大眾、中國革命在近百年來所走過的艱苦道路，所堅持的轟轟烈烈、前仆後繼、頑強不屈的革命精神。 　　他說，這是一條坎坷不平、曲曲折折的道路，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49年徹底的解放，走了一百多年。中國的勞動人民，革命的進步分子、先驅者，拋頭顱、灑熱血，終於找到了真正有力的戰鬥武器———馬列主義，吸取了十月革命的經驗，推翻了壓在自己頭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買辦資本家勢力。中國人民在解放鬥爭中所遇到的既有外來侵略者，也有中國統治者。 　　他還說，20世紀以來世界爆發的革命事件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 　　毛澤東說，中國革命勝利了，“這只是中國人民在長征道路上邁出的第一步，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和應做的事情還是很多很多的，只要不驕傲自滿，堅定信心，團結一致，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將會是較快的。” 　　他還說，中國具有的優勢之一，“就是她有蘇聯這樣一個好近鄰，所以中國不是孤立無援的”。 　　他的講話生動活潑，有聲有色，使代表團中許多人聽到動情之處都激動地流出了眼淚，師哲形容說，“出現了罕見的動人的場面”。 　　毛澤東建議他們到前線去看看，也許能遇到一兩次像樣的戰役，但特大規模的戰役不會有了。 　　法捷耶夫因工作的關係，要早日回國，未能到前線；西蒙諾夫留了下來，隨四野南下到前線。毛澤東親自做了安排，甚至讓他到了殲滅白崇禧集團的衡寶戰役、廣西戰役前線。西蒙諾夫後來所完成的作品《戰鬥着的中國》，就是描述他隨軍南下的所見所聞和體會。 　　　怎麼突然冒出一個美國上校在拍攝開國大典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着麥克風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當開國大典的第一項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典禮正在進行之時，負責警戒和保衛開國大典安全的公安人員發現了異常情況：一個穿軍裝的美國軍官正站在原美國駐北平總領事館的門口，頻頻地進行拍攝。這美國軍官雖說離天安門城樓的主會場較遠，但離受閱部隊很近。受閱解放軍部隊的戰車師、騎兵師、炮兵師、步兵師等都列着整齊的隊形一字兒擺開，集結在天安門東面長安街上。正好離東交民巷的美國總領事館比較接近。 　　公安人員認為這個美國軍官不享有外交官待遇，只是居住在東交民巷的僑民，並沒有辦理拍攝開國大典的申請，更談不上得到批准。 　　對此異常情況怎麼辦？要不要對其採取行動？ 　　公安人員立即將此情況向指揮部作了緊急報告。位於天安門城樓下黃房子裡的指揮中心得到報告，很快就弄清楚了這個美國軍人的身份：此人是原美國駐北平總領事館武官戴維·包瑞德上校是個中國通。此人在抗戰後期曾經作為組長率領美軍觀察組到過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都有過交往，對我黨我軍有過友好的態度，原來是主張美國政府也要援助中共的史迪威將軍的部下。如今參加開國大典的好些高級幹部彭真、陳毅等都曾在延安見過這個高個子美國上校軍官。 　　怎麼辦？ 　　考慮到這些複雜的情況，指揮中心不敢對這個非法拍攝者採取安全行動，就立即用緊急電話報告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總指揮聶榮臻。 　　聶榮臻接了電話，覺得這涉及外交事宜，需請示毛澤東，就走到城樓前側欄杆旁的毛澤東面前，小聲地報告了情況。 　　毛澤東聽了說：“哦，是包上校呀，我認識他。” 　　聶榮臻小聲地問：“閱兵能讓他隨便照嗎？沒收他的膠捲吧。” 　　毛澤東仍然望着廣場上歡呼的人海，想了想，說：“這樣不好吧。讓他照，不管他。我們這是公開的嘛，讓他給我們當個義務宣傳員吧。” 　　聶榮臻就囑咐有關人員不予置理，但繼續觀察，看此人往後有沒有違規的舉動。後來據公安人員報告，包瑞德上校從容地繼續拍照，比較守規矩，沒有遠離美國總領事館的門口附近。 　　其實，開國大典的前一天，9月30日，包瑞德已經到天安門廣場上去拍攝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張是從天安門正面拍攝的毛澤東巨幅畫像。據說，這張照片後來在美國被報刊發表了，但細心的包瑞德發覺：這張照片與10月1日開國大典及以後的天安門正面的毛澤東畫像怎麼會有一點不同？ 　　這當然是包瑞德無法弄明白的。原來，10月1日凌晨，周恩來到天安門檢查的時候，發現城樓正中高懸的毛澤東畫像是根據毛澤東自己選定的照片放大而繪製的。這是解放區老百姓很熟悉的一張照片。著名畫家周令釗在繪製時，在畫像的下方二尺余寬的一條白邊上寫了毛澤東的親筆題詞“人民的勝利”。 　　周恩來驗收時，覺得主席不會這麼不謙虛，還自己為自己題詞，就指示趕快將這幾個字塗掉。 　　這時離開國大典只有不到半天了。畫師們奉命趕到現場，拆畫框已經來不及了，就臨時決定用顏色刷子將下面二尺余寬的白邊和題字都塗成中山裝的顏色。塗好之後，看了又看，覺得有點欠協調，又在中山裝上添畫了一個扣子。 　　包瑞德在9月30日所拍的那張照片，就成了很難得的絕版。 　　　蘇聯攝影師拍攝的開國大典紀錄片不慎被火燒了 　　這是幾個麻黃頭髮藍眼睛的蘇聯人。 　　他們可以隨意地在天安門城樓上拍攝所有的人。人們注意到，連毛澤東、朱德等中央最高領導人都讓他們隨意拍攝，還隨他們的指令作一些配合。在地面，還有一部小吉普協助他們。在天安門東側視野最廣的位置，還為他們搭了專用的高台。他們的拍攝條件，令在那高台後面頗遠的美國總領事館門前的包瑞德上校都羨慕不已。 　　指揮部得知他們拍的是彩色影片的電影。當時指揮部里幾乎沒有人看過什麼彩色電影，都覺得很神秘。 　　這是斯大林派來的紀錄電影攝影師。那是劉少奇訪問莫斯科時斯大林主動熱情提出來的。這次他們拍攝新中國的開國大典，得到了主人破例提供的各種拍攝方便條件。 　　他們的幹勁很大，跑上跑下，開國大典那一天，從頭到尾一直開着攝影機拍攝，機器一直響着連續而均勻的嗒嗒聲。他們從毛澤東講話、升國旗、閱兵、遊行，一直拍到晚上五顏六色的禮花在夜空中閃爍，才興高采烈地抱着幾十個沉甸甸的膠片盒子，回到下榻的東華門大街的翠明莊賓館裡。這個賓館在北平解放初是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招待所。他們的這些珍貴的底片都堆放在賓館的一個房間裡。 　　膠片是易燃品，偏偏開國大典後沒幾天，這個堆放膠片的房間起了火災！ 　　幾十本膠片幾乎全燒光化成了煙。好不容易搶出來幾本殘片也殘碎不堪，無法再用。這幾個年輕人在賓館前失聲跺腳痛哭。 　　天啊！開國大典只能有一次呀…… 　　據說，他們回國後受到了斯大林嚴厲的斥責與處分。 　　那個美國武官包瑞德聽說他所羨慕的那些膠片全燒了，吃驚地聳了聳肩膀，極為惋惜地長長嘆了一口氣。 　　周恩來聽說底片都給火燒了，在“啊”了一聲之後，難受得有好幾分鐘都沉默着沒有說話。 　　唯一感到幸運的是，我們自己從延安來的經歷了戰火考驗的攝影師，拍攝了一部黑白紀錄片，裡面保存了開國大典的珍貴場面。 　　接着，斯大林又派了一個著名導演格拉西莫夫來重拍。周恩來有了教訓，這回讓中國電影工作者與蘇聯人合拍，由總政派出懂藝術的黃鎮將軍擔任顧問，這就是中蘇兩國合拍的大型紀錄片《解放了的中國》。 　　這部影片獲得了斯大林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