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在美国是仅次于基辛格的军师级人物。他今年出的书，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评价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三位总统的政绩。以下摘译自该书第三章，“原罪（及常规想象力的陷阱）“。它除了评价老布殊外，也提及中国的六四事件。］

1。胜利的外交

老布殊刚上台时，冷战时期的旧世界秩序正在瓦解，为人熟识的界线分明的时代正走到尽头，但未来的正确走向却不明显。作为这新时代的居全球领袖地位的美国的首脑，老布殊本应放眼未来，认清世界的未来应该走向何方，然后按此远见来施政。可惜，老布殊根本没这样干。他只盯着两件事：一，和平地拆散苏联，二，压制撒达姆侯赛因的野心。他精采地干成了这两件事，但白白浪费了自己在这两件事上的成功。

从中国的六四事件中，可见老布殊的处事方略之一斑。遥对北京学生的示威绝食及其树起来的仿照自由神像的“民主女神“，美国的决策者举棋不定：中国会不会象苏联东欧阵营那样，爆发出一个反抗北京政权的民主革命？美国是否应该牺牲原来有用的中美战略合作，而去完全支持这民主革命？如果它导致中国的内战，那该怎么办？

美国的决策者还没来得及回答这些问题，北京学生的暴乱就已被坦克和枪弹无情地镇压于六月四日，正是波兰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同一天。（在天安门危机期间，中国的中央是分裂的。距彼一年之前，我在北京与胡耀邦单独共进晚餐，从他的自由化观点能看出，至少有一部分的中央领导人想要进行远大的政治民主改革。）这镇压所带来的清晰结局，使老布殊的抉择很容易。他先是相对缓和地公开谴责中共，然后，还没过一个月，就秘密派Scowcroft去北京保证美国的反应只是走过场。

数月之后，老布殊再派Scowcroft去北京。这次是公开的，双方还互相致祝酒辞。老布殊的目的是要给双方关系的恶性循环刹闸，尤其要给美国公众因六四分子仍被镇压而感到的愤怒来降一降温。中共没有满足美国要宽大处理六四分子的愿望，老布殊政府向国民解释说，那是中共对当时发生的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思库被推翻处决而做出的反应。据钱奇琛说，齐奥赛思库死后不久，邓小平叫埃及的穆巴拉克捎两句话给老布殊：“不要为东欧发生的事太兴奋。不要用处理东欧的方法来对待中国。“

东欧确不是中国。当柏林墙被推倒时，苏军镇压已不是很方便的选项了，因为瓦里萨的团结工会已经控制了波兰，并在捷克和匈牙利引起连锁反应，把苏联的东德变成了孤立的苏军据点。而团结工会之所以能控制波兰，是由于它在长达十年内，成功地违抗了共产党的军管法，并迫使共产党与它达成了政治妥协，从而结束了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
［译者评：如果六四抗议的学生真能如愿与中共中央展开公开“对话“，谁知后事如何？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前途，老布殊是顺着既定的道路走，而邓小平是洞烛先机，主动选择（选得是对是错，视乎观点与角度）。］

在和平地拆散苏联方面，老布殊当之无愧地得到最高的赞扬。他用让苏联当美国的全球合伙人的美景来打动戈尔巴乔夫，使戈默认苏联帝国在欧洲的垮台。同时，老布殊还得向英法两国保证，统一后的德国不会损害它们的利益；他又向西德的总理施加压力要后者承认德国与新近解放了的波兰的边界，Oder-Neisse线。

德国的再统一，以及随之而来的苏军的撤出东欧，使苏联几乎丧尽了它在二战之后所赢得的战果，更为北约的东扩提供了动力。当时的一个问题是，这改朝换代过程中的和平局面，是否还能延续下去，尤其是当这演变波及到日益动荡的苏联本土的时候。

就在这节骨眼上，老布殊的“新世界秩序“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稳定。阻止苏联的瓦解，居然成了他的当务之急，尽管他以后很不愿承认。他始料不及的南斯拉夫的血腥内战，更使他害怕：一旦戈尔巴乔夫失去控制，苏联的改革会变成暴力内乱。老布殊低估了苏联内部的非俄罗斯的族群的民族主义的深度，错以为苏联和俄罗斯是同意词。

（国务院的官僚素来认定苏联已成功地凝成了一种民族认同。在七十年代后期，由于我早就坚信多民族的存在是俄帝国的阿基里斯之踵，我建议了一个中型的秘密行动，以支持苏联境内非俄罗斯的民族的追求独立的活动。国务院的在苏联方面的首席专家认为这种努力毫无用处，因为“苏联民族“，如多族群的“美国人“一样，业已形成。那秘密行动还是进行了。）

老布殊当局在这问题上的误解，可从他的被批得无地自容的“缩头乌龟基辅讲话“看出。在1991年8月，正当数以千计的乌克兰人希望这全世界的民主领袖赞成他们追求独立的诉求的时候，老布殊在其首府基辅对他们说：“自由不等于独立。美国不支持想以本地的专制政权来取代远方的专制政权的人去追求的独立，不支持基于族群仇恨的自杀式的民族主义。“

幸亏，快速的事变，非老布殊和戈尔巴乔夫所能控制，于是很快地这一讲话就已无关紧要。仅数天后，苏联内部顽固派发动的流产政变，引起了各卫星国的独立。到1991年底，戈尔巴乔夫和苏联都成了历史。剩下的俄罗斯只有原苏联的百分之70的领土和百分之55的人口。

然而，老布殊对这新俄罗斯的政策，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和他的班子，没有花心思去设计出一个改造其政治和社会的宏图，以把俄罗斯与欧洲紧密连起来。（由于美国大选的临近，他们也没有时间去花这心思。）对俄罗斯的金钱援助，给得毫无准则，没有把援助与经济金融改革捆绑起来。给叶利钦政府的金融援助，数目不小，但大部分被偷了。到1992年，俄国陷进了经济危机。雪上加霜的是，一大堆的美国经济“顾问“往往与俄国的“改革家“以“私有化“为名而合伙贪污。混乱和腐化成了对美国声称的俄罗斯的“新民主“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