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熱津斯基在美國是僅次於基辛格的軍師級人物。他今年出的書，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評價冷戰結束後美國的三位總統的政績。以下摘譯自該書第三章，“原罪（及常規想象力的陷阱）“。它除了評價老布殊外，也提及中國的六四事件。］

1。勝利的外交

老布殊剛上台時，冷戰時期的舊世界秩序正在瓦解，為人熟識的界線分明的時代正走到盡頭，但未來的正確走向卻不明顯。作為這新時代的居全球領袖地位的美國的首腦，老布殊本應放眼未來，認清世界的未來應該走向何方，然後按此遠見來施政。可惜，老布殊根本沒這樣干。他只盯着兩件事：一，和平地拆散蘇聯，二，壓制撒達姆侯賽因的野心。他精采地干成了這兩件事，但白白浪費了自己在這兩件事上的成功。

從中國的六四事件中，可見老布殊的處事方略之一斑。遙對北京學生的示威絕食及其樹起來的仿照自由神像的“民主女神“，美國的決策者舉棋不定：中國會不會象蘇聯東歐陣營那樣，爆發出一個反抗北京政權的民主革命？美國是否應該犧牲原來有用的中美戰略合作，而去完全支持這民主革命？如果它導致中國的內戰，那該怎麼辦？

美國的決策者還沒來得及回答這些問題，北京學生的暴亂就已被坦克和槍彈無情地鎮壓於六月四日，正是波蘭的共產黨喪失政權的同一天。（在天安門危機期間，中國的中央是分裂的。距彼一年之前，我在北京與胡耀邦單獨共進晚餐，從他的自由化觀點能看出，至少有一部分的中央領導人想要進行遠大的政治民主改革。）這鎮壓所帶來的清晰結局，使老布殊的抉擇很容易。他先是相對緩和地公開譴責中共，然後，還沒過一個月，就秘密派Scowcroft去北京保證美國的反應只是走過場。

數月之後，老布殊再派Scowcroft去北京。這次是公開的，雙方還互相致祝酒辭。老布殊的目的是要給雙方關係的惡性循環剎閘，尤其要給美國公眾因六四分子仍被鎮壓而感到的憤怒來降一降溫。中共沒有滿足美國要寬大處理六四分子的願望，老布殊政府向國民解釋說，那是中共對當時發生的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思庫被推翻處決而做出的反應。據錢奇琛說，齊奧賽思庫死後不久，鄧小平叫埃及的穆巴拉克捎兩句話給老布殊：“不要為東歐發生的事太興奮。不要用處理東歐的方法來對待中國。“

東歐確不是中國。當柏林牆被推倒時，蘇軍鎮壓已不是很方便的選項了，因為瓦里薩的團結工會已經控制了波蘭，並在捷克和匈牙利引起連鎖反應，把蘇聯的東德變成了孤立的蘇軍據點。而團結工會之所以能控制波蘭，是由於它在長達十年內，成功地違抗了共產黨的軍管法，並迫使共產黨與它達成了政治妥協，從而結束了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
［譯者評：如果六四抗議的學生真能如願與中共中央展開公開“對話“，誰知後事如何？對於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的前途，老布殊是順着既定的道路走，而鄧小平是洞燭先機，主動選擇（選得是對是錯，視乎觀點與角度）。］

在和平地拆散蘇聯方面，老布殊當之無愧地得到最高的讚揚。他用讓蘇聯當美國的全球合伙人的美景來打動戈爾巴喬夫，使戈默認蘇聯帝國在歐洲的垮台。同時，老布殊還得向英法兩國保證，統一後的德國不會損害它們的利益；他又向西德的總理施加壓力要後者承認德國與新近解放了的波蘭的邊界，Oder-Neisse線。

德國的再統一，以及隨之而來的蘇軍的撤出東歐，使蘇聯幾乎喪盡了它在二戰之後所贏得的戰果，更為北約的東擴提供了動力。當時的一個問題是，這改朝換代過程中的和平局面，是否還能延續下去，尤其是當這演變波及到日益動盪的蘇聯本土的時候。

就在這節骨眼上，老布殊的“新世界秩序“變成了傳統意義上的穩定。阻止蘇聯的瓦解，居然成了他的當務之急，儘管他以後很不願承認。他始料不及的南斯拉夫的血腥內戰，更使他害怕：一旦戈爾巴喬夫失去控制，蘇聯的改革會變成暴力內亂。老布殊低估了蘇聯內部的非俄羅斯的族群的民族主義的深度，錯以為蘇聯和俄羅斯是同意詞。

（國務院的官僚素來認定蘇聯已成功地凝成了一種民族認同。在七十年代後期，由於我早就堅信多民族的存在是俄帝國的阿基里斯之踵，我建議了一個中型的秘密行動，以支持蘇聯境內非俄羅斯的民族的追求獨立的活動。國務院的在蘇聯方面的首席專家認為這種努力毫無用處，因為“蘇聯民族“，如多族群的“美國人“一樣，業已形成。那秘密行動還是進行了。）

老布殊當局在這問題上的誤解，可從他的被批得無地自容的“縮頭烏龜基輔講話“看出。在1991年8月，正當數以千計的烏克蘭人希望這全世界的民主領袖贊成他們追求獨立的訴求的時候，老布殊在其首府基輔對他們說：“自由不等於獨立。美國不支持想以本地的專制政權來取代遠方的專制政權的人去追求的獨立，不支持基於族群仇恨的自殺式的民族主義。“

幸虧，快速的事變，非老布殊和戈爾巴喬夫所能控制，於是很快地這一講話就已無關緊要。僅數天后，蘇聯內部頑固派發動的流產政變，引起了各衛星國的獨立。到1991年底，戈爾巴喬夫和蘇聯都成了歷史。剩下的俄羅斯只有原蘇聯的百分之70的領土和百分之55的人口。

然而，老布殊對這新俄羅斯的政策，是雷聲大雨點小。他和他的班子，沒有花心思去設計出一個改造其政治和社會的宏圖，以把俄羅斯與歐洲緊密連起來。（由於美國大選的臨近，他們也沒有時間去花這心思。）對俄羅斯的金錢援助，給得毫無準則，沒有把援助與經濟金融改革捆綁起來。給葉利欽政府的金融援助，數目不小，但大部分被偷了。到1992年，俄國陷進了經濟危機。雪上加霜的是，一大堆的美國經濟“顧問“往往與俄國的“改革家“以“私有化“為名而合夥貪污。混亂和腐化成了對美國聲稱的俄羅斯的“新民主“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