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是否可預測”的疑團終於解開了——汶川地震周年祭所思所想  

 

作者：陶冶  
“地震是否可預測”的疑團終於解開了　　

         ——汶川地震周年祭所思所想             　　

　 　

一位朋友老哥傳給我一本香港出版的某月刊2008年九月號，其中有鄭蓬的一篇文章。因為標題很扎眼，“科學家”出爾反爾為ｘｘ“保奧運”造孽脫罪，大陸主流媒體圍剿“地震可預測”。我懷着好奇的心情一口氣讀完，心中將信將疑，這畢竟是一家海外媒體，不可全信。可是，白紙黑字、大紅標題、彩色圖片，讓我很難判斷是否造謠、誣衊？文章開頭就直言不諱：　　

無數事實說明，為了在奧運會前維持“穩定”假象，刻意隱瞞大量的地震預測報告，和2003年隱瞞沙士疫情一樣，結果造成近10萬同胞死亡。　　

　 　

“專家”危言聳聽　　

極力掩飾，其手下的傳媒和“科學家”向“地震可預測”發動圍剿。　　

《南方人物周報》卻是內地的刊物，以《地震預測難難難》為題發表了對中國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譽所長陳運泰院士、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構造物理與構造地質學家馬瑾院士及中國地震局前局長何永年研究員的專訪。三人異口同聲地說地震不可預測。　　

陳運泰說：　　

第一，要預報地震，必須抓出它的前兆來研究，但地震發生在地下，看不見，摸不着。人卻不能鑽下面去觀測。只能在地上設一些站台，這大大限制我們的認識。　　

第二，同一地點兩次地震間隔時間通常比人的壽命還長，就算一個人窮其一生去認識研究都很困難。　　

第三，地震本身是很複雜的現象，因地而異。廣東的地震跟福建的不一樣，福建的又跟西部的不一樣，地震發生的環境過於複雜，也是一個大難題。　　

馬瑾說：　　

經常有人直接就捅到某一級領導那裡了。雙方都說自己的理由，最後領導也不好辦。預測地震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事情，但準確到時間地點，得拿出根據來。　　

何永年說：　　

舉個例子，地球的半徑是6370千米，人類現在能打的鑽最深的才12千米，我們國家打的鑽最深的才6千米。就像是一個雞蛋，連雞蛋殼都沒打破。我們對地球的了解還很少。　　

陳運泰還為政府開脫說：　　

政府部門還是會多聽專家的意見，但問題是所有這些臨震預測的方法和手段都處在探索階段，政府部門會參考到什麼程度，那就很難講。所以意見不被採納也是有道理的。　　

地震預報是很敏感的，必須統一才能發布，而要是報不准，就容易引起社會的恐慌和動亂。　　

唐山地震後，只要有風吹草動，各地政府就會組織民眾疏散到野外。當時許多人都曾被當局驅趕到野外過夜，但都沒有“恐慌和動亂”。陳運泰為何要故作危言聳聽？　　

當然，無緣無故被政府驅趕到野外過夜也不是好事，但總好過死亡——民眾比較一下，相信也會理解政府的良苦用心。　　

　 　

預報地震可以不說得那麼絕對　　

其實，政府在預報的時候，也可以不說那麼絕對。可以向民眾宣布，某地發現了什麼地震預兆，有可能發生約幾級地震，民眾好自為之。　　

民眾並不是要求當局一定要準確無誤地公布出地震的時間、地點。海城地震前夕，政府要民眾晚上睡覺不要上鎖，發生地震時大家逃生有門，因此救了很多人。對這種告誡，就是不發生地震也無所謂。而唐山地震時很多人死在門後，因地震發生後鎖打不開，欲逃無路。　　

汶川地震前，地震學家耿慶國、陳一文已打報告給有關部門，ｘｘ如果不是考慮到奧運即將開幕，而可以隱瞞，完全可以發布這些報告，讓百姓自己權衡利害。　　

地震後，許多“土木工程師”為貪官奸商勾結建成的豆腐渣校舍脫罪說，學校教學樓由於是長方形，跨度大，所以地震時容易倒塌。好，既然如此，得到耿慶國、陳一文等的報告後，在不公布有地震預兆的情況下，也可以隨便找個一個理由，給中、小學放兩三天假，相信如果這樣，許多中、小學生不至於死！　　

ｘｘ死死捂住正直科學家的地震預測，不吐露一丁點兒的地震預兆消息，是對汶川地震死難者的犯罪，任何科學家的開脫都沒有用！　　

何永年還在香港喉舌《紫荊》上撰寫題為《地震預報仍是巨大科學難題》的文章，稱：　　

地震預報仍是一個巨大的科學難題。我們可以說，儘管我們已經積累了某些地震孕育和發生的經驗，但是地震孕育和發生的基本規律並沒有把握。由於人類對地球認識差得太遠，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辦法對地下的物質、結構、狀態及其變化運動的規律獲得真切的了解。　　

　 　

惡毒攻擊耿慶國　　

《華夏地理》以《地震可以預測嗎？》為題刊出對陳運泰的訪問。陳運泰好像祥林嫂一樣，繼續嘮叨着他的“短期的臨震預測，目前的確還是世界性難題”。這篇文章最惡毒的是，在開頭的導語中，諷刺“一位‘專家’在網上‘欲哭無淚’”，藉以攻擊　耿慶國　先生。　　

加入反“地震可預測”的當然不止以上三君，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副所長徐錫偉研究員在接受《了望》新聞周刊採訪時說，“準確地預報地震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一個國家真正找到了在地震發生前與地震的發生有必然聯繫的前兆性的東西。”　　

《中國新聞周刊》以《難以解讀的地震》為題發表對中國地震台網中心首席預報員孫士宏（左加“金”旁）和中國科技大學地球和空間科學學院　倪四道　教授的訪問，兩人都認為地震不可預測。　　

　 　

汶川地震前後“科學家”判若兩人　　

但是，汶川地震前，“科學家”不是這樣說的。　　

　2005年12月31日　，中共地震局局長陳建國在接受中央電視台《面對面》節目記者王志訪問時說：　　

我認為地震是能夠預測的，首先實踐已經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我們剛才談到了海城地震，談到了30年來還有20幾次比較成功的，或者有簡單實效的預測預報。　　

同是一個何永年，在《兩岸關係》2000年3月號撰寫《面對地震天敵共築減災長城——大陸地震專家赴台參加‘兩岸地震交流與合作學術研討會‘小記》的文章說：　　

大陸代表團在會上宣讀了11篇論文，反映了大陸30多年來地震科學技術和災害管理方面的成果，如地震的預測預報、活動斷裂、震害預測、工程抗震和地震災害的法制管理等方面，得到了台灣同行的熱烈反響。　　

何“專家”在這裡講到“地震的預測預報”“成果”，說明他當時並不認為“地震不可預測”。他還說：　　

大陸地震學者有關地震預測的研究，包括海城、孟連、岫巖等實現中短期地震預報的實例，引起了台灣學者的極大興趣。原先，不少台灣學者認為地震是不可能預報的，現在他們也改變了觀念並開始探索這一領域。　　

台灣地震學者本來認為地震不可預報，但在何“專家”等大陸地震學者的“教誨”下，“改變了觀念”，說明何“專家”在2000年時認為“地震可預測”，只不過是因為現在要為黨脫罪，而只好昧着良心出爾反爾。　　

1999年台灣“9、　21”　地震後，廈門市地震局局長葉振民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廈門監測網去年（指1998年——編者）10月提交的會商報告認為：一、福建及其沿海地區1999年發生5至5、5級地震可能性比較小，概率為0、3；二、台灣東部地區發生7級以上地震可能性很大 ，概率為0、6。事實驗證了廈門地震專家的這一研究成果。　　

無數事實證明，大陸很多傳媒和“科學家”在汶川地震前是認為地震是可預測的，但在汶川地震後，因為要為中央瞞報拍馬屁，“保駕護航”，不惜出爾反爾。　　

筆者認為，地震在目前確實不能百分之百預測，汶川地震前大陸傳媒、專家說“地震能預測”是吹牛。就是天氣，科學技術這麼發達的現在都不能百分之百預測。6月底襲擊香港的“風神”颱風，本來香港天文台就認為其中心不會經過香港，香港掛8號風球的機會甚低，但“風神”就偏偏光顧香港。“科學家”認為地震預測不夠準確，所以政府不敢預報。他們是不是也會因為天氣預報沒有百分之百準確就要政府放棄天氣預報呢？　　

汶川地震前有那麼多徵兆，那麼多專家、學者的預測報告，只要當局“非正式預報”一下，就能減少很多人命傷亡。但當局因為要“保奧運”而不吭一聲，刻意隱瞞，可謂罪責難逃。　　

　 　

我把這本雜誌壓在枕下，時不時就翻看一下，我希望從中發現不實之詞，最好能找到個什麼漏洞，證明作者是在捏造，是在惡意攻擊我們的黨；可是我又把它和後面的署名祁巍的《科學家還在努力，預報地震並非不可能》兩篇文章結合着閱讀分析，覺得地震可預測了。  　　

　1966年3月12日　開始了對井水的觀測的袁桂鎖（26歲）發現井水異常變化，劇烈地上漲翻花、冒泡，　3月22日　，正當他聲嘶力竭地在村里喊叫時，7、2級的地震發生了。從此，袁桂鎖和村里6名年輕人成立了隆堯縣第一個地震科研小組。他們開始主要還是觀測井水的變化，發現村裡的30口水井都在地震前後有明顯反應，其中以三官廟井最為敏感。他們把三官廟井命名為“馬欄一號地震觀測井”，後來這個名字載入了中國的地震預報史冊，被稱為“中國地震觀測第一井”。　　

這口神奇的井驚動了中央，1967年3月，李四光來到馬欄村三官廟井考察，他得出的結論是：“馬欄一號井”恰好處於兩個斷裂帶的交會處，所以對地震非常敏感，雖然不深（7米），但它在水平方向沿構造帶有遠距離的水力聯繫。李四光勉勵袁桂鎖，抓住地下水觀測不放，長期下去必出成果！　　

這口神奇的井像大地的眼睛一樣觀測着地殼的變動：1968年5月15日任縣永福莊5、0級地震，從當年5月13日起，古井的水位大幅度上升，從井內東北方向翻花冒泡；1969年7月18日，渤海發生7、4級地震，從當年7月12日起水位上升，震前半小時井水變黑，劇烈翻滾。袁桂鎖紀錄下了這些寶貴的資料。1970年山東濰坊7、4級地震，1974年雲南昭通7、1級地震，1975年遼寧海城7、4級地震，1976年唐山7、8級地震，袁桂鎖也都根據震前水位的變化提供了不同程度的預報意見。　　

因為這口井，袁桂鎖成了地震專家。他的論文《地下水與地震》，曾被國內外專家廣泛承認和應用，美國、日本等國專家也先後參觀該井，向他取經。　　

1977年，因為水枯，該井失去了觀測價值。經袁桂鎖清理後，井水又湧出。1984年，袁桂鎖任隆堯縣地震辦公室工程師。為了更好地觀測這口古井，他在古井旁蓋了房子，把家搬了過來。　　

八、九年前，隆堯縣地震局不再要求袁桂鎖提供古井的水位變化，只要求提供電磁波數據，但袁桂鎖還是堅持天天觀測井水變化。2007年，袁桂鎖因招車禍引發腦血栓，偏癱在床，他的兒子袁英軍就繼續天天觀測水井。　　

今年（指2008年——本人注）“5、12”汶川大地震前，袁英軍觀測到，從4月4日開始，水井水位連續下降。到4月27日下降了52厘米，但因為對水井的資料地震局沒有要求，他就沒有上報，只匯報了電磁波的異常。袁英軍說，這口井應該說還非常靈敏，水位一直很穩定，受季節、天氣的影響很小。父親幾十年來留下了大量關於水井的觀測以及據此作出的預報經驗，整理髮掘出來對地震預報事業仍有重要的價值。　　

　 　

這篇文章沒都引用，只到這裡，就明白了，地震預測不見得是住在北京的“象牙塔里”的所謂“專家”級大人物所為，必須要有遍布全國各地的，熱愛這項工作的當地人的配合才行。如果用軍事作戰來說明的話，他們是第一線，是前沿陣地。他們最知敵情，最有戰鬥力。單從這篇文章看，若不是掌握了真實材料是寫不出來的，況且袁氏父子的圖片都在上面。從文字上看不出一點誣衊和攻擊的意思。跟前一篇文章合起來看，我覺得有一定的可信度。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汶川地震預測出來沒能預報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也是中間哪個環節梗阻了，中央領導沒有得到及時匯報或報告。這就成了我的心病，想對別人說不能說，不說又堵得慌。終於烏有之鄉發了個講座通知：請我國地震專家耿慶國開講座。我　5月3日　看了烏有之鄉播放的關於地震的視頻片，見到了耿專家，看來確有其事。14：30時講座開始了，耿專家從年輕時就接受了組織的委託，在周總理的部署和關懷指導下，投身於地震的預測預報工作，一直干到現在，把大半生奉獻給祖國的這項驚天動地，拯救數萬人生命的偉大事業。他離開崗位之後，用自己的工資做經費，繼續深入下去，實地考察，發現、研究地震的前兆，很有把握地預報了汶川地震的發生。他歷盡千辛萬、苦嘔心瀝血搞出來的科研成果，因不能創造“雞的屁”而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被主管部門拒之門外或置之不理，本該發揮作用卻成了遺憾，本可成就 “無量功德”卻釀成了滔天大罪！這對他個人只能抱憾，可是對國家來說，可就不僅僅是抱憾而已了！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不僅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還給我們的黨抹了黑，讓她背負罵名。　　

耿專家是含淚講的，我是抹淚聽的。開國總理是人民的好總理，他在任何情況下都想着人民群眾的安危，想着按毛主席指示辦，讓同志們做毛主席的好學生。當“小耿 ”向他匯報工作時說“我們在總理的親切關懷和指導下”，剛開口就被周總理打斷了。周總理手拿着“中華”牌鉛筆往後一揚，說：“什麼‘親切關懷和指導’？你不要給我戴高帽子，我是來向你們學習的，我是學習地球來了。”周總理認為自己也就是在按毛主席的指示做自己該做的工作，和在座的一樣，都是在為人民服務，只不過分工不同而已。耿專家說，如果周總理晚走一年，唐山地震就不至於那麼慘！這話不值得深思或尋味嗎？　　

我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我感謝烏有之鄉能把耿專家請來。於是我第四次要求發言，開口就說：“耿專家，我向您致敬！”　　

之後在5月9日的講座中我聽主講人說，拒不接受耿專家預測報告的國家地震局的頭頭和四川地震局的頭頭自己可相信了，並且跑到地球那面去了。我義憤至極，真是混蛋！你們扔下同胞自己逃命去了，還是人嗎？我也要問那些地震發生之後大說“地震不可預測”的所謂“科學家”、“專家”們，如果地震真的不可預測的話，國家還養着你們這伙沒用的傢伙幹什麼？還設地震局這個機構幹什麼？難道你們是那些富人、閒人豢養的寵物狗？　　

在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際，抄錄以上兩篇文章獻給遇難者，願他們安息！　　

　 　

          陶  冶　　

2009年5月11日　23：58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