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海外的東南亞共產黨遺族 　　 周宇/鳳凰周刊 　　 　　2009年3月11日，緬甸境內的果敢第一特區舉行成立20周年慶祝活動。來自中國大陸的部分前緬甸共產黨人士的家屬、子女，以及一些加入過緬共的中國知青參加了慶祝活動。4月17日，另一場慶祝佤幫特區成立20周年的活動也在緬甸舉行。 　　 　　20年前的1989年，緬甸共產黨在遭遇政變後解體。原先的緬共控制範圍紛紛脫離緬共，成立了果敢、佤幫等4個特區。緬共剩餘部分則退入中國境內，並在此後結束了政治活動，迅速退出了歷史舞台。 　　 　　位於泰國南部合艾的和平村，也在籌備相應的紀念活動。同樣是在20年前，馬來亞共產黨（成立於1930年4月30日）與泰國、馬來西亞政府共同簽訂了《合艾協議》，正式決定放棄武裝鬥爭，走出叢林，回歸正常生活。此後，馬來西亞共產黨也結束了政治活動。 　　 　　此前的2008年11月，位於北京的育英小學舉行60周年校慶，曾經在該校就讀，來自泰國、馬來西亞等地的泰共、馬共後代參加了校慶活動。他們早已放棄了共產主義革命和武裝鬥爭，成為普通人，他們的一部分東南亞兄弟共產黨同學則已經戰死沙場。 　　 　　上世紀20年代開始，東南亞先後出現印尼共產黨、馬來亞共產黨、北加里曼丹共產黨、泰國共產黨、老撾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越南共產黨、緬甸共產黨、菲律賓共產黨至少9個共產黨。 　　 　　它們中，除了越南共產黨、老撾共產黨仍在執政，菲律賓共產黨仍在進行武裝鬥爭外，其他大多都已消亡。 　　 　　上世紀80年代前，東南亞共產黨的命運與中國緊密相連。它們大多有代表團被派駐北京，眾多高級幹部及其子女在中國學習或受訓。革命失敗後，他們成了東南亞共產黨遺族，其中一些人回到自己的祖國，另一些則繼續流亡在中國或海外。 　　 　　金色的童年 　　 　　1950年，兩歲的丘瑞良隨父母一起從馬來西亞來到中國。丘的父親是馬共成員，到中國學習。丘瑞良姐弟3人則進入中共中央直屬的育英小學讀書。 　　 　　育英小學因為曾經就讀大批中共高層後代而被認為是一所特殊的紅色學校。一些長期居住在中國的東南亞共產黨領導人後代，也被安排在此就讀。 　　 　　50年之後，丘依然懷念她在育英小學的日子，並稱之為“金色的童年”。在丘瑞良看來，育英小學在50年前就已經實行了全面的素質教育，她不明白為什麼大陸其他學校至今還在為此呼籲。 　　 　　學習壓力並不大，各種室內外體育設施一應俱全，每天下午的自習課主要被用來玩耍。學校里還為學生們組織了航空、航海模型小組，舞蹈、鋼琴、體育等興趣小組。丘參加了學校的舞蹈、乒乓球以及歌詠小組。即使學校進行的是紅色教育，大多也通過看電影的方式，所以並不枯燥。 　　 　　學生們的身份互相保密，互不打聽。但在等車的時候，丘還是認識了泰共等其他東南亞共產黨後代的同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緬共高層回憶，曾經至少有4名緬共子女曾就讀該校，其中兩人後來死於戰場。 　　 　　自育英小學畢業後，丘瑞良先後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附中以及解放軍301醫院護士學校。另一馬共子弟，後來成為丘瑞良丈夫的李居強，則受到了更加專業的教育。 　　 　　1948年，英國當局在馬來西亞實行《緊急狀態法案》。約2.4萬名華人，包括部分馬共成員和左翼人士，在1949年至1952年間被遣送回中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被安置在海南省。李居強的父親是一名馬共成員，受傷被俘後輾轉來到海南。 　　 　　李居強出生在海南，並在海南讀完了中學。1967年，李和其他3名馬共後代，在北京高層的特批下，進入瀋陽的解放軍高級通訊學院學習。兩年後，李回到北京，再從北京來到湖南，負責位於湖南益陽的馬來西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這座當時中國最大功率之一的廣播電台用漢語、馬來語、泰米爾語、海南話、福建話、廣東話等多種語言進行對外宣傳，覆蓋整個東南亞，遠及澳洲和歐洲。 　　 　　李居強對他在中國期間獲得的國賓待遇印象深刻：吃住都由中聯部安排，當時馬共高級幹部每月伙食費高達100—120元人民幣。 　　 　　一篇來自中聯部名為《中國共產黨黨際交往的目標與宗旨》的文章稱，20世紀60年代，中共對外交往的主要目的和任務是“支援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左翼政黨、民族民主政黨的正義鬥爭，通過推動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世界革命，延緩或制止戰爭的爆發，通過革命來獲得和平”。 　　 　　文章稱，中共支援亞非拉人民反帝反殖鬥爭贏得了許多國家共產黨和左翼力量對中共的尊重，提高了中共的國際威望，也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68年，17歲的李居強以馬共代表團成員身份，參加了當年的國慶宴會。李和其他東南亞共產黨代表團成員被安排在宴會廳一個較為偏僻的地方，並禁止記者拍照。李見到了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並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 　　 　　1970年，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的女兒伊芭魯麗和妹妹伊利亞從蘇聯來到了北京。此前，艾地的弟弟梭布倫.艾地長期居住在中國，並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印尼語高級講師。他的女兒也出生在中國。 　　 　　1965年，印尼發生“9.30”事件。印尼共產黨遭到蘇哈托政權鎮壓，包括艾地在內的數萬人遇難。此後，印尼共產黨在印尼國內基本上消失。一些身在蘇聯、東歐諸國、中國的印尼共成員及其子女僥倖逃脫，自此開始流亡生活。 　　 　　根據印尼《國際日報》的報道，伊芭魯麗姐妹到中國的第二天就受到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接見。當年的五一勞動節，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活動，伊芭魯麗姐妹又在天安門上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伊芭魯麗把臉靠在毛澤東的肩膀上哭了。 　　 　　隨後，毛澤東走出廂房，走到樓台。伊芭魯麗聽見廣場上的人群喊聲震天：“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此後，伊芭魯麗姐妹在中國遊覽了韶山、井岡山等地，並在五七幹校、江西醫學院等地學習。 　　 　　曾經的兄弟黨 　　 　　1974年，李居強應召從中國回到泰國南部的馬共根據地。兩年後，丘瑞良也從中國來到這裡。 　　 　　1982年初，在機關總部工作的李居強被告知，中共即將停止對馬共的支援，中國境內的馬共電台也將在半年後關閉。與此同時，與馬共作戰的政府軍方面也在製造輿論，宣傳中共不再支持馬共。此後，一批革命之聲的工作人員回到泰南的馬共根據地，與李居強一起建立了新的馬共民主之聲廣播電台。 　　 　　根據馬共總書記陳平《我方的歷史》一書中的回憶，此前的1980年，鄧小平曾召見他，要求馬共配合中共實施國際關係上的“戰略轉移”，放棄武裝鬥爭。 　　 　　來自中聯部的文章《中國共產黨黨際交往的原則與方針》則稱：“20世紀70年代，一些國家的共產黨把中共視為‘領導黨’，認為中共在國際共運中處於‘特殊地位’。對此中共領導人進行了耐心細緻的說服工作，強調各黨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國際共運內部沒有領導黨和被領導黨之分。” 　　 　　1980年之後，更多的兄弟共產黨成員陸續離開中國。一位前東南亞共產黨人士稱，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些尚未離開北京的東南亞共產黨人士變得頗為落寞。北京依然為他們發放生活費，但不再允許他們從事政治活動。“這對一個革命者來說，恰恰是最受不了的，就像變成了聾子和瞎子一樣。”上述人士稱。 　　 　　1981年，在中國居住、受訓的菲律賓共產黨二號人物卡多.馬來也離開中國前往荷蘭。美國德拉華州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研究者程映虹的研究稱，卡多.馬來離去時，大陸已不再支持東南亞革命。伊芭魯麗姐妹離開中國的歷程則顯得更加曲折。1975年前後，伊芭魯麗等20多名印尼共成員化名後，從北京、南昌等地來到緬共根據地，學習武裝鬥爭經驗。 　　 　　這批年輕人給緬共人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與伊芭魯麗姐妹熟悉的前緬共東北軍區政治部幹部回憶，這些印尼的革命者全都是知識分子，喜歡彈吉他、唱歌和打羽毛球。他們談吐不凡，聰明高貴，很多人還有明顯的歐洲血統。 　　 　　“這些印尼人應該去搞和平建設，或者去大學教書，在叢林裡打仗，太可惜了。”上述不願透露姓名的前緬共幹部說。 　　 　　印尼《國際日報》的報道稱，1979年，伊芭魯麗離開緬甸回到中國，後又輾轉澳門、日內瓦等地，最後前往法國。上述前緬共幹部回憶，與伊芭魯麗類似的離開，一直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末期。 　　 　　1985年，從馬共分離出來的馬西共（馬來西亞共產黨）副總書記黃一江來到中國。黃的此次中國之行被認為是為兩年後放下武器，走出叢林埋下了伏筆。 　　 　　黃一江此行原本是希望中國能夠給予經濟支援，但遭到了拒絕。2005年，黃一江在接受馬來西亞《中國報》採訪時稱：“這一趟中國之行對我和阿達而言是一個震撼，通過與我們會面的中國代表的談話，已經確認他們不會給予我們任何的經濟協助。那位官員強調中共的路線是和平鬥爭，即是說他們放棄武裝鬥爭。” 　　 　　失望之餘，黃一江又向中方接待人員提出，是否可以讓老弱殘兵回到中國生活，這一要求同樣遭到拒絕。 　　 　　黃還向媒體回憶了一些細節。在中國期間，黃等人參加了官方舉行的文娛晚會。晚會上革命歌劇只有稀稀落落的掌聲，而給予流行音樂的掌聲和歡呼聲卻此起彼伏。此情此景令這些革命者的情緒降到了“冰點”。 　　 　　黃因此感慨萬千：“一個我們一直敬仰和視為榜樣的國家，竟變成這個這樣。” 　　 　　離開革命的日子 　　 　　1989年12月2日，陳平為首的馬共中央派在泰國合艾與泰國和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合艾協議》，馬共結束長達41年之久的游擊戰爭。 　　 　　此前兩年，從馬共分裂出擊的黃—江等人領導的的馬西共也已經和平走出叢林，放下了武器。同樣是在1989年，緬共根據地內的果敢彭家聲部，佤邦鮑友祥部，以及101軍區等武裝力量相繼宣布脫離緬共，緬共主席德欽巴登帶領失去去了全都根據地的緬共中央殘餘力量退入中國。 　　 　　根據中國中共黨史學會的資料，這一年泰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也基本被撲滅。此前的1987年4月泰共遭到巨大破壞，領導人陸續被捕，游擊區也已喪失。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資料稱，1990年11月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也與政府簽訂了和平協議，放棄武裝鬥爭，在國家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開展活動。 　　 　　一些東南亞共產黨人對此時中國停止支持頗有怨言。李居強也感覺到那時候與中共有些“不愉快”。但李自認為想得比較開，“畢竟我們是客，中國是主人。客人不能要求主人太多。之後還是要靠自己。” 　　 　　《合艾協議》簽訂後，泰南大約1188名馬共成員中的400人回到馬來西亞，700多人留在泰南的4個和平村過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此前放下武器的馬西共成員則住在了泰南的5個友誼村里。 　　 　　遺留在中國的馬共成員，此後大多回到泰南和平村、曼谷等地。其中少數人退出了馬共，成為普通的中國人。李居強因為出生在中國，無法回到馬來西亞，於是留在了和平村。 　　 　　進入森林之前，李生活在1970年代的中國。走出叢林後，已經是1989年的泰國。完全不同的社會形態令李—度感到迷茫。李需要重新給自己定位，建立新的生活信念。 　　 　　但結束武裝鬥爭對他來說依然是個好消息。至少他可以考慮要個孩子了。此前因為部隊游擊戰的紀律規定，李雖然結婚11年，卻無法生育子女。 　　 　　時至今日，李居強夫婦依然堅守着共產主義信仰。即便身邊40歲以下的人已經沒有誰信仰共產主義的了，但李還是會研究馬恩的著作。不過他不會再有武裝鬥爭的想法。李安慰自己說，鬥爭還在繼續，只是換了一種方式而已。比如學習科學技術、管理經驗，與社會上不合理的現象作鬥爭。這些都算鬥爭。 　　 　　好在他在中國學到的技術如今依然不落後。李居強如今在吉隆坡從事技術工作，並主持—座實驗室，而丘瑞良則成為了一名教師。 　　 　　1983年前後，滯留中國的印尼共產黨人也陸續移居歐洲，包括梭布倫.艾地。梭布倫.艾地在巴黎開了家印尼餐館，餐廳里聚集—批印尼共成員。他還出版了一本印尼語小說《以餐廳來抗爭》，書中記進了這批印尼共成員在法國艱難地學習語言，嘗試各種不同工作等經歷。 　　 　　伊芭魯麗也在巴黎拿到了法國護照。儘管需要同時在禮品店、養老院等地打工，但因為不再需要不斷更換姓名或是受人照顧，伊芭魯麗反而覺得更加自由。曾經棲身緬共的其他印尼共成員大多也移居歐洲。他們中的—些帶着曾經是緬共成員的妻子，如今定居在了瑞典荷蘭等國。 　　 　　2007年2月梭布倫.艾地在法國去世，葬在巴黎。《國際日報》的報道稱梭布倫.艾地很想回到印尼定居，但始終不被印尼政府允許。由於妻子的骨灰在北京，棱布倫.艾地還曾經希望自己能夠回到北京和妻子葬在—起，但同樣未能如願。 　　 　　如今梭布倫.艾地的支持者為其設立了一個印尼語紀念網站。網站上載有他的遺像，以及他所有的小說、詩詞等著作。網站上寫着：“梭布倫.艾地同志—路走好！您的著作將永遠溫暖我們的心。” 　　 　　在緬甸，脫離了緬共的果敢、佤幫等各支勢力在與緬甸政府談判後成立了高度自治的4個特區。如今—些地區致力於發展經濟，另—些地區則仍在從事毒品的種植和貿易。 　　 　　而被“禮送出境”到中國的前緬共中央，則成為唯—至今仍被中共大批收留的前東南亞共產黨遺族。 　　 　　“緬共樓”里的遺族 　　 　　進入中國後，緬共剩餘的力量再—次面臨瓦解。 　　 　　1950年前後，曾有—批緬甸軍人和一批代表團進入中國，並在貴州四川兩地接受訓練和生活，後再重返緬甸戰戰場。他們被稱為“貴州老兵”和“四川老兵”。1989年重新退入中國後，緬共剩餘力量中的中國籍軍人（主要是是知青)被同意退伍。“貴州老兵”和“四川老兵”則因為早年大多與貴州、四川當地女子結婚，被安排重新回到貴州和四川生活。 　　 　　少數不願意區中國的老兵，以及夢想繼續革命的緬共成員，堅持留在了中緬邊境的瑞麗、騰衝等地。 　　 　　300多名“貴州老兵”來到了貴州凱里。如今他們被安排在凱里市部的幾棟樓中。這些樓被稱為“緬共樓”。“貴州老兵”的子女最終成為了中國公民，儘管普遍黝黑的皮膚令其與當地人看起來差別很大。 　　 　　有關方面為老兵發放退休工資，甚至為他們報銷醫藥費，但政府同時要求他們保持沉默，不要對外界提起往事，並在2008年多次開會強調了這一點。 　　 　　“四川老兵”被安置在成都、內江等地後，同樣獲得了退休工資和不同級別的福利。而滯留在中緬邊境的老兵，一些人回到了緬甸，另一些則一度成為令中國“頭疼”的對象。 　　 　　北京堅決反對緬共遺族在中國境內繼續從事政治活動，並多次抗議。但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依然有境外的前緬共人員收到來自中國境內的政治傳單。緬共高層，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以及軍區領導，則被分散安置在了全國各地。 　　 　　德欽巴登被安置在長沙市，另一些人則被安排在成都、南昌、昆明等城市。與貴州—樣，昆明也有一棟“緬共樓”。位於市區—片巨大的住宅小區里一棟普通的住宅樓中的—個單元。它與周圍的無數個單元並無區別。—些前緬共高層在這個普通的單元里成為上下樓的鄰居。 　　 　　中國方面為他們設立了專門的總機電話，並為每個人編制了代號。如果不是親友打來的電話，總機將不會轉接。其中，鄭生，前緬共中央委員，他的代號為2332；古方，前緬共副主席，代號2337。王仁，前緬共人民軍東北軍區副司令，代號2339。 　　 　　政府為他們每月發放1000多元的工資，每人130平米左右的住房。幾位老人還集體出資，由外事部門出面為自己僱傭了保姆，以照顧衛生和飲食。 　　 　　北京同樣給予了他們子女的中國公民身份，但他們本人卻不能擁有中國護照。這導致他們無法離開中國。 　　 　　古方就曾經在上世紀90年代末流露出去走走的想法。除了在蘇聯留學，古方大半生都在叢林和農村作戰。他告訴身在海外的老部下，很想去香港、東南亞的大城市看看，無奈始終未能如願。於是他經常在昆明走動，或是去曾經參加緬共的知青家裡串門。2005年古方還曾訪問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與研究者們討論緬共問題。 　　 　　2006年古方去世。時至今日，昆明“緬共樓”中依然健在的前緬共高層僅剩2人。成都也僅存4人。 　　 　　古方去世時，一些緬共遺族和曾經參加緬共的中國知青為他舉辦了追悼會。同時出現在追悼會上的還有大陸外事部門的人員。他們堅決制止了花圈和輓聯上有關古方身份和職務的表述。最終花圈上只寫了“古方叔叔”或是“古方同志”。 　　 　　“政府希望他們徹底忘記那些事情，永遠不要再提。”一位參加了追悼會的遺族說。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有去過市區裡的那棟“緬共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