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大国崛起》的文明崇拜和图强心态
(博讯2007年5月1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1、 又一次“俱往矣”式的踌躇满志
一九四五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前夕，重庆的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雪》。该诗不仅对垂涎天下作了急不可待的表白“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而且十分明确地告诉世人，毛泽东者，历代帝王的后继人也。“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饱读诗书、学贯中西的中国知识分子，理当十分清楚地看出，正准备跟蒋介石争夺天下的毛泽东骨子里的来龙去脉。然而，偏偏有那么一大批十三点兮兮的文化人，包括梁漱冥、章伯钧、罗隆基在内，全都屁颠屁颠地在国共两党之间，满怀孔丘式的热情，奔波个不停。他们相当自觉地配合人家的统战政策，苏秦不像苏秦、张仪不像张仪地一会儿说项，一会儿依刘，忙得不亦乐乎。最后，全都为毛泽东一九四九年的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个文化十三点，一直到被毛泽东当众羞辱、公开庭训，打成右派，才如梦初醒。如今，那段历史成了如烟往事，被人诉诸了白头宫女说玄宗式的诉说。说是悲剧，却着实好笑；说是喜剧，却又实在悲惨得可以。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的这一页却并没有翻过去。只是这一页不再以中国古典诗词加以表达，而是被诉诸了现代媒体，被拍成了长达十二集的电视片，叫做《大国崛起》。同样的“俱往矣”，同样的牛皮哄哄，只是参照系却不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而是西方历代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加上东方列强，日本。用电视片的说法，乃是“五百年风云，九个大国”。比起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不可一世的帝王腔调，《大国崛起》使用的是尽可能平和的官家语气。毛泽东是打天下坐天下的横空出世，《大国崛起》是夹缝里的励治图新。人们可以说，当政者底气不足了，也可以说，精英们好像进步了。
是好像长进了，假如对比当年的《河殇》。八十年代末，一批把仕途赌注押在赵紫阳身上的知识分子，雄心勃勃地推出了电视连续片《河殇》，以此开启了以电视片表述政治纲领、拥立新主的先例。就历史的发展趋势而言，《河殇》无疑是趋时的；只是就历史科学的严谨而言，黄色的农业文明和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一说，过于浪漫。而就政治操作的可行性而言，那种新权威主义式的迫不及待，心气难免有些浮躁。赵紫阳充其量不过一介有头脑的红色高官，至多不过向往蔚蓝色的文明而已，一代雄主的气魄是绝对没有的。赵紫阳既不是彼得大帝，也当不了俾斯麦。后来人家叶利钦，不过是朝坦克上那么一站，就站出了一段全新的永远也翻不回去的历史。赵紫阳在关键时刻，却是向学生、也向全国民众，说了声拜拜。正是这声拜拜，使中国人再次失去了日本人早在明治维新时代就已经抓住了的历史机遇。将近二十年过去，回首《河殇》，与其说显得悲壮，不如说显得可笑。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国崛起》似乎是《河殇》的翻版。但做工相当地道，一扫《河殇》的浮躁之气。《大国崛起》不再把西方文明笼统地叫做蔚蓝色文明，而是有板有眼地、有条不紊地将九个大国的崛起故事，娓娓道来。相比之下，《河殇》好比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一个开场白，《大国崛起》才是小说正文。两者的立场，几乎大同小异；《河殇》打出的是新权威主义的旗号，《大国崛起》朗读了一篇长长的国家主义宣言。然而，彼此的背景，却迥然有异。《河殇》是拥立有志于政治改革的赵紫阳，《大国崛起》却是以富国强兵的雄赳赳气昂昂，小心翼翼地对宣称要向北韩和古巴学习的一国新主，作了相当委婉的劝谏。与《河殇》刻意让赵紫阳隆重出镜不同，《大国崛起》不动声色地借助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场面，让胡锦涛一再亮相。
不管胡锦涛能否读懂《大国崛起》的这番苦口婆心，《大国崛起》立志要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是明确的，立场是坚定的。这可能是当今中国执政者当中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不再像邓小平那样，仅仅是摸着石子过河，而是毅然决然地摸准了一块石头，走西方大国的文明崛起道路。这个共识即便是比起党内老一辈的改革派和开明派，诸如胡耀邦、李锐等等，也有着理念上的跃进。因为《大国崛起》不是出自对惨痛往事的记忆，而是基于对未来的憧憬。如果说，从延安整风到反右再到文革的历史教训造就了党内改革派，那么少壮一辈的《大国崛起》，却企图一步跨过历史教训，从而把教训扔到脑后，把他们的梦想推入前台。当然，他们将这个梦想表达得相当含蕴：九个大国的故事历数完毕，第十个自然轮到他们想要打造的中国。《大国崛起》的结尾既是意犹未尽的，也是不言而喻的。这部电视片忘记的只是，在老一辈改革派无论如何也无法忘记的历史教训。那样的历史教训被写成一篇几乎与《大国崛起》同时问世的文章，叫做“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见载于《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二期）。
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与十二集的电视片《大国崛起》放到一起，可以看出两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异同。“前途”一文的理论话语是老式的，或者说是执政党曾经信奉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崛起》一片的解说词则是相当新派的，文笔尽可能的优美，虽然故事讲得极其朴素，至于故事内容更是西方世界的小学生常识，是西方五百年文明史的ABC。“前途”一文以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为鉴，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治体制的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崛起》一片却吞吞吐吐地举出英国和美国的民主体制为例，欲说还休地告诉观众，要想成就一个大国，可能确实要有相匹配的体制保驾护航什么的。“前途”一文以老式话语喊出的一个呼声就是：政治改革；而《崛起》一片以新派丽词装点的一个梦想却是：大国。“前途”呼喊政治改革所基于的是：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崛起》的梦想所基于的却是，对九个大国相继称霸过世界的由衷羡慕。“前途”作者所立足的是共产党人当初闹革命时的原始立场：成为人民公仆。而《崛起》制作者却以国家精英的口气，闪闪烁烁地道出权贵理想连同其权贵野心。因为《崛起》中有关民主政体的全部苦口婆心，事实上只对一个听众有意义，那就是最高执政者胡锦涛。有关西方民主政体的优越性，在中国民众早已成了常识。那是经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最后用“六四”鲜血换来的普遍共识。除了想要学习北韩古巴的胡锦涛，没有人不明白这个基本常识。这是仅以在美国大使馆门前长长的签证队伍、对照从北韩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逃难过来的难民，都可以一目了然的常识。没有胡锦涛的昏庸作前提，《崛起》一片中有关民主政治的那些个唠唠叨叨，全都是多余的废话。也正是这个原因，“前提”一文发表后，引得一片热烈的掌声。而拍得十分精致的《大国崛起》，并没有受到如何热烈的欢迎，甚至还不及当年粗制滥造的《河殇》那么风光。因为《河殇》虽然是个急就章，但目标却毫不犹豫地指向，政治改革。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当今中国官家精英制作的《大国崛起》，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的两次俱往矣，一次是要继承帝王专制传统，成为末代秦始皇；一次是想效仿西方大国，把西方的民主传统，纳入中国式的崛起构架。方式已然不同，但君临天下的心态，却是大同小异。政制改革大业八字还没有一撇，称雄世界的野心却像吃了伟哥一般的按耐不住了。从《大国崛起》对历史上各大国如何崛起的津津乐道，可以看出该片对后发大国的强调，对历史伟人的呼唤。而无论是俾斯麦，是彼得大帝，是叶卡捷林娜二世，是斯大林，还是明治天皇或者伊藤博文，他们的后发，结果造就的都是专制的国家，尽管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各异，骨子里却十分雷同。就历史参照系的悄然更换而言，《大国崛起》无疑是在力图摆脱毛泽东时代的阴影。但由于文化心态的一脉相承，致使电视片里的那种口气和那种焦虑，显得相当的毛泽东。毛泽东的阴影，不是说摆脱就能摆脱得了的；一不留神，就会在气宇轩昂的西装革履之间，露出秦始皇式的龙袍。就像在官场上长期蛰伏的胡锦涛那样，《大国崛起》的制作者们在言词间也算得小心翼翼了，结果，却还是难免专制传统和专制心态之俗。
2、他们少读了一本书，叫做《西方的没落》
不知是为了突出思想性和学术性，还是为了强调该片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大国崛起》特意安排了许多中外学者的访谈。仿佛害怕精心制作的画面还不能够真实似的，制作者借助一个个教授学者的言说，在加强观众对该片的信服程度的同时，暗示出当今朝廷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这让那些在毛泽东时代吃尽苦头的老知识分子看了，也许会觉得他们真的被当回事了。而让一般民众看了，则会误以为中国要像那九个大国一样地崛起，乃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而且还是西方各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尤其是画面上那些红光满面的教授专家，让人看了发现，当今中国的文化精英果然一改毛泽东时代的瘦骨嶙峋和蓬头垢面，有了些许主人翁的模样。沉重的专制权势好像非但没有压弯他们的脊梁骨，反而使他们显得更加意气风发。可叹的只是，他们的脸色是红润的，他们的眼神却是相当闪烁的。显然，长了工资，提高了待遇，并不等于他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那些挂在胸前的西装领带，非但没能使他们显得人文精神十足，反而使他们的言说变成十分可疑。五百年的欧洲历史，真的就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的么？
《大国崛起》的一个致命伤在于，很难让所有的人都认定，欧洲的历史就是这么搞定的。除非观众全都是读浩然小说、看根据二月河历史小说改编的电视古装剧、或者沉浸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长大的。对比于毛泽东时代人为造成的知识贫瘠，当今信息时代的特点是知识爆炸。让《水浒》、《三国》统治心灵的历史，行将终结。如今的儿童看的是《哈里波特》。从“水浒”、“三国”中钻出来的中国人，也许会觉得《大国崛起》韵味十足，仿佛是《三国演义》的另一种版本。但是这让读《哈里波特》长大的孩子们看了，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历史难道还是帝王将相史么？虽然《大国崛起》一再告诉观众，法国先贤祠里供着的，大都是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然而，正如毛泽东当年一面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一面榨干了中国民众的血汗，勒紧了中国民众的肚子，制造那个被称之为纸老虎的杀人武器。《大国崛起》一面高倡思想文化，一面依然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西方五百年的历史画面上，干巴巴地插上从蒸汽机到电汽机再到电子计算机的文明图标。这不由让人产生一种疑虑，那些西装革履的学者教授们，骨子里是否依然是浩然和二月河的同类？他们是否还是在按照康熙皇帝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他们是否想把中国的未来与所谓的康乾盛世相连接？
不想贬低那些教授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者身份，不管是留学的还是国产的。而且绝对相信他们读了不少书，绝对相信他们的眼界是开阔的，言谈举止也相当是流畅的，只是他们的言论也许还缺乏应有的自由罢了。假如要例举他们可能没有读过的什么书，那么也许可以说，他们少读了一本《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这部上个世纪初出版的历史论著，直到八十年代才在中国学术界渐为人知，并且还没能享有如同汤因比《历史研究》那样的盛名。但是，即便是汤因比也得承认，《西方的没落》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论著。不管此书的观点如何有待商榷，也不管此书把文化归结到血液里去的极端，曾经阴差阳错地给希特勒的种族理论提供了依据。
《西方的没落》一书，对史学史论乃至思想史的最大贡献在于，当世人普遍沉醉于人类文明的飞速发展时，此著极有预见性地从而是十分及时地将文化从文明的疯狂中划分了出来。该书作者斯宾格勒籍此指出，西方的没落，并非是文明的终结，而是文化的枯竭。正如文化总是指向精神和存在一样，文明却因人类生存需要而产生。文明可以是进化的，可以像马克思那样用石器、铁器、蒸汽、电机和电子来标记的，但文化却是没有时间性的，或者说，不存在以物质成果加以标记的可能。斯宾格勒为此例举出教堂的尖顶和纽约的摩天大楼的对照。同样具有天空的指向，教堂的尖顶指向的是精神的永恒，而纽约的摩天大楼所标明的却是物质文明的成果。
当然，指出这种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区别，在西方知识界并非惊人发现。因为即便没有《西方的没落》一书问世，西方人也不会把现代物理学和原子弹混为一谈。虽然原子弹来自现代物理学，但原子弹是文明的极端，而现代物理学却是人类文化的硕果。从人类文化中孕育出来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会走向文化的反面。就算是非常崇尚技术文明的美国人，也不会把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等量齐观。在日本扔过两颗原子弹的美国人，从来不把投弹的日子当作美国的胜利而加以庆祝。技术文明创造者所得的财富再多，也没有理由把头抬得比文化创造者更高。要不然，邱吉尔怎么会说，宁不没有印度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呢？这在西方世界乃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只是到了中国人的世界里，才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盲点。为了制作原子弹这只纸老虎，中国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就此而言，《大国崛起》的制作者们少读的，又岂止是一本书？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就可能是《大国崛起》制作者们没有读过的。同样讲说西方五百年的历史，法裔美国学者雅奎斯.巴桑（Jacques Barzun）全然是另一种写法。此书叫做《从黎明到夕照—西方五百年的文化兴衰》（“From Dawn To Decadence—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e Life”），曾经荣获美国文艺协会（American of Arts and Letters）的批评金奖（The Gold Medal for Criticism）。 详细介绍此书，显然不是本文篇幅所及。但是，仅仅翻翻其目录，便可明白此书的思路、写法和构架方式。比如：
第一部分：从路德的九十五个论题到波义耳的“看不见的学院”（Part I: From Luther’s Ninety-five Theses to Boyle’s “Invisible College”），路德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波义耳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波义耳定律的创造者。
又如：
第三部分：从《浮士德》的第一部，到“走下楼梯的裸女，作品2号”。Part III: From Faust, Part I, to the “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No.2”.《浮士德》是德国文学家歌德的代表作，“走下楼梯的裸女”是法国现代艺术家杜桑的画作。
在雅奎斯.巴桑的史著中，五百年的西方历史，既可以从宗教写起，写到物理学；又可以从歌德的《浮士德》，写到杜桑的现代主义画作。借用一下斯宾格勒的说法，西方的历史，既可以从教堂的尖顶写到物理学的发现，也可以从一部文学经典写到一幅充满奇思异想的画作。历史的轨迹，既不是由权杖组成，也不是由技术文明的递进来标画。因为历史首先是文化的生长，其次才是文明的进化。无论是在皇宫里还是在议会里所发生的历史，都早已在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述中呈现过了。
应该肯定的是，《大国崛起》在铺陈西方五百年历史的同时，很认真地从中寻找着中国社会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差距。但他们找出的却仅仅是物质文明之差，尤其是技术文明的高低优劣，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彼此之间在文化上的悬殊。这样的悬殊不仅仅是思想的文化的，而且也同样体现在日常生活里。且不说其它，就以发生在美国维州理工校园里的血案，对照发生在中国云南大学的马加爵凶案，就可以发现，其中有着怎样一种看上去很细微、实质上却是惊心动魄的差异。
这类血案的文化拷问通常不在于凶手有没有被抓，有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在于凶手为何失控行凶，更在于包括受害者家属在内的民众，如何面对血案和行凶的凶手。在维州理工大学的追悼会上，凶手和被他杀害的32位师生一起受到了吊唁。凶手的墓碑前，同样放着鲜花和紫色蜡烛。并且，还有人在凶手的碑前如此写道：“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这样的声音无论在维州校园里还是在全美国国，都并不孤立，而是一种普遍的共识。其他人对着死去的凶手如此说道：“你没能得到必要的帮助，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感到非常悲哀。希望你家人能尽快得到安慰并恢复平静。”“今后如果看到像你一样的孩子，我会对他伸出双手，给予他勇气和力量，把他的人生变得更好。”不仅如此，在一封有关凶手姐姐发表道歉信的新闻报道后面，美国民众异口同声地安慰道：这不是你和你父母的过错，你们也同样失去了心爱的亲人。相比之下，中国民众面对凶手马加爵时，最为人道的表示，也不过是呼吁人们以后要注意关心马加爵这样的学生。杀人犯马加爵不管是否受到同情，都被永远冷落在人们的关爱之外。据说，马加爵的父母在四位被害学生的家门前跪了很久，竟然都没有一家开门出来，安慰同样失去亲人的死刑犯父母。比起维州理工的那位失控学生，马加爵在制造那起血案期间，还曾因为“一饭之恩”而放弃杀人念头。
《大国崛起》在从坚船利炮上寻找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的差距时，根本不曾留意到两地民众在文化心理上的如此悬殊。其情形一如中国经济在腾飞的时候，政治精英也罢，经济精英也罢，文化精英也罢，都把目光投向城市的高楼有没有超过纽约或者其它西方城市里的著名大厦，很少有人注意到，纽约在遭受9.11袭击时，纽约人作出了怎样的回应，他们在惨案面前如何表现出人性的尊严和人道的心胸。相比之下，当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死了三个记者，竟然会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上街游行，向美国使馆投掷愤怒。而辽宁发生钢包事故，死了三十二个工人，全国上下却一声不吭，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倘若把超过西方大国的坚船利炮交到如此麻木冷酷又如此暴虐失常的中国人手里，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希特勒时代的纳粹分子？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当年的日本法西斯？那些中国愤青学生在维州理工血案后面所写下的一条条比血案更为血腥的留言，与当年在南京城里屠杀中国平民的日本侵略者，在心态的凶残和疯狂上，又有什么两样？
上个世纪之初，一个德国学者，在德意志帝国雄心勃勃地后发崛起的当口，写下了《西方的没落》。这个世纪开始没多久，众多的中国文化精英，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陷入看不到尽头的泥淖之际，在一个尚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空间里，在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由于专制的传统和长期的专制而空前病态、全国上下道德水准空前下滑的严竣现实面前，竟然堂而皇之地制作了《大国崛起》。这与其说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如干脆说一声：我是流氓我怕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