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大國崛起》的文明崇拜和圖強心態
(博訊2007年5月16日 首發 - 支持此文作者/記者)
1、 又一次“俱往矣”式的躊躇滿志
一九四五年國共兩黨重慶談判前夕，重慶的報紙以醒目的標題刊登了毛澤東的那首《沁園春.雪》。該詩不僅對垂涎天下作了急不可待的表白“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而且十分明確地告訴世人，毛澤東者，歷代帝王的後繼人也。“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飽讀詩書、學貫中西的中國知識分子，理當十分清楚地看出，正準備跟蔣介石爭奪天下的毛澤東骨子裡的來龍去脈。然而，偏偏有那麼一大批十三點兮兮的文化人，包括梁漱冥、章伯鈞、羅隆基在內，全都屁顛屁顛地在國共兩黨之間，滿懷孔丘式的熱情，奔波個不停。他們相當自覺地配合人家的統戰政策，蘇秦不像蘇秦、張儀不像張儀地一會兒說項，一會兒依劉，忙得不亦樂乎。最後，全都為毛澤東一九四九年的登基，立下了汗馬功勞。這些個文化十三點，一直到被毛澤東當眾羞辱、公開庭訓，打成右派，才如夢初醒。如今，那段歷史成了如煙往事，被人訴諸了白頭宮女說玄宗式的訴說。說是悲劇，卻着實好笑；說是喜劇，卻又實在悲慘得可以。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歷史的這一頁卻並沒有翻過去。只是這一頁不再以中國古典詩詞加以表達，而是被訴諸了現代媒體，被拍成了長達十二集的電視片，叫做《大國崛起》。同樣的“俱往矣”，同樣的牛皮哄哄，只是參照系卻不再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而是西方歷代大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美國，加上東方列強，日本。用電視片的說法，乃是“五百年風雲，九個大國”。比起毛澤東在《沁園春.雪》中不可一世的帝王腔調，《大國崛起》使用的是儘可能平和的官家語氣。毛澤東是打天下坐天下的橫空出世，《大國崛起》是夾縫裡的勵治圖新。人們可以說，當政者底氣不足了，也可以說，精英們好像進步了。
是好像長進了，假如對比當年的《河殤》。八十年代末，一批把仕途賭注押在趙紫陽身上的知識分子，雄心勃勃地推出了電視連續片《河殤》，以此開啟了以電視片表述政治綱領、擁立新主的先例。就歷史的發展趨勢而言，《河殤》無疑是趨時的；只是就歷史科學的嚴謹而言，黃色的農業文明和蔚藍色的海洋文明一說，過於浪漫。而就政治操作的可行性而言，那種新權威主義式的迫不及待，心氣難免有些浮躁。趙紫陽充其量不過一介有頭腦的紅色高官，至多不過嚮往蔚藍色的文明而已，一代雄主的氣魄是絕對沒有的。趙紫陽既不是彼得大帝，也當不了俾斯麥。後來人家葉利欽，不過是朝坦克上那麼一站，就站出了一段全新的永遠也翻不回去的歷史。趙紫陽在關鍵時刻，卻是向學生、也向全國民眾，說了聲拜拜。正是這聲拜拜，使中國人再次失去了日本人早在明治維新時代就已經抓住了的歷史機遇。將近二十年過去，回首《河殤》，與其說顯得悲壯，不如說顯得可笑。
從某種意義上說，《大國崛起》似乎是《河殤》的翻版。但做工相當地道，一掃《河殤》的浮躁之氣。《大國崛起》不再把西方文明籠統地叫做蔚藍色文明，而是有板有眼地、有條不紊地將九個大國的崛起故事，娓娓道來。相比之下，《河殤》好比明清白話小說中的一個開場白，《大國崛起》才是小說正文。兩者的立場，幾乎大同小異；《河殤》打出的是新權威主義的旗號，《大國崛起》朗讀了一篇長長的國家主義宣言。然而，彼此的背景，卻迥然有異。《河殤》是擁立有志於政治改革的趙紫陽，《大國崛起》卻是以富國強兵的雄赳赳氣昂昂，小心翼翼地對宣稱要向北韓和古巴學習的一國新主，作了相當委婉的勸諫。與《河殤》刻意讓趙紫陽隆重出鏡不同，《大國崛起》不動聲色地藉助全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的場面，讓胡錦濤一再亮相。
不管胡錦濤能否讀懂《大國崛起》的這番苦口婆心，《大國崛起》立志要向西方學習的信念是明確的，立場是堅定的。這可能是當今中國執政者當中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一個共識。這個共識不再像鄧小平那樣，僅僅是摸着石子過河，而是毅然決然地摸准了一塊石頭，走西方大國的文明崛起道路。這個共識即便是比起黨內老一輩的改革派和開明派，諸如胡耀邦、李銳等等，也有着理念上的躍進。因為《大國崛起》不是出自對慘痛往事的記憶，而是基於對未來的憧憬。如果說，從延安整風到反右再到文革的歷史教訓造就了黨內改革派，那麼少壯一輩的《大國崛起》，卻企圖一步跨過歷史教訓，從而把教訓扔到腦後，把他們的夢想推入前台。當然，他們將這個夢想表達得相當含蘊：九個大國的故事歷數完畢，第十個自然輪到他們想要打造的中國。《大國崛起》的結尾既是意猶未盡的，也是不言而喻的。這部電視片忘記的只是，在老一輩改革派無論如何也無法忘記的歷史教訓。那樣的歷史教訓被寫成一篇幾乎與《大國崛起》同時問世的文章，叫做“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 見載於《炎黃春秋》雜誌，2007年第二期）。
將“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與十二集的電視片《大國崛起》放到一起，可以看出兩代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之間的異同。“前途”一文的理論話語是老式的，或者說是執政黨曾經信奉過的馬克思主義的，《崛起》一片的解說詞則是相當新派的，文筆儘可能的優美，雖然故事講得極其樸素，至於故事內容更是西方世界的小學生常識，是西方五百年文明史的ABC。“前途”一文以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為鑑，直截了當地提出：政治體制的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崛起》一片卻吞吞吐吐地舉出英國和美國的民主體制為例，欲說還休地告訴觀眾，要想成就一個大國，可能確實要有相匹配的體制保駕護航什麼的。“前途”一文以老式話語喊出的一個呼聲就是：政治改革；而《崛起》一片以新派麗詞裝點的一個夢想卻是：大國。“前途”呼喊政治改革所基於的是：我們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躍進的瘋狂發動，當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廢止憲法、停止議會活動的時候，我們的的制度沒有任何反抗。《崛起》的夢想所基於的卻是，對九個大國相繼稱霸過世界的由衷羨慕。“前途”作者所立足的是共產黨人當初鬧革命時的原始立場：成為人民公僕。而《崛起》製作者卻以國家精英的口氣，閃閃爍爍地道出權貴理想連同其權貴野心。因為《崛起》中有關民主政體的全部苦口婆心，事實上只對一個聽眾有意義，那就是最高執政者胡錦濤。有關西方民主政體的優越性，在中國民眾早已成了常識。那是經由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最後用“六四”鮮血換來的普遍共識。除了想要學習北韓古巴的胡錦濤，沒有人不明白這個基本常識。這是僅以在美國大使館門前長長的簽證隊伍、對照從北韓年復一年、月復一月、日復一日地逃難過來的難民，都可以一目了然的常識。沒有胡錦濤的昏庸作前提，《崛起》一片中有關民主政治的那些個嘮嘮叨叨，全都是多餘的廢話。也正是這個原因，“前提”一文發表後，引得一片熱烈的掌聲。而拍得十分精緻的《大國崛起》，並沒有受到如何熱烈的歡迎，甚至還不及當年粗製濫造的《河殤》那麼風光。因為《河殤》雖然是個急就章，但目標卻毫不猶豫地指向，政治改革。
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當今中國官家精英製作的《大國崛起》，這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歷史上的兩次俱往矣，一次是要繼承帝王專制傳統，成為末代秦始皇；一次是想效仿西方大國，把西方的民主傳統，納入中國式的崛起構架。方式已然不同，但君臨天下的心態，卻是大同小異。政制改革大業八字還沒有一撇，稱雄世界的野心卻像吃了偉哥一般的按耐不住了。從《大國崛起》對歷史上各大國如何崛起的津津樂道，可以看出該片對後發大國的強調，對歷史偉人的呼喚。而無論是俾斯麥，是彼得大帝，是葉卡捷林娜二世，是斯大林，還是明治天皇或者伊藤博文，他們的後發，結果造就的都是專制的國家，儘管國家形式和意識形態各異，骨子裡卻十分雷同。就歷史參照系的悄然更換而言，《大國崛起》無疑是在力圖擺脫毛澤東時代的陰影。但由於文化心態的一脈相承，致使電視片裡的那種口氣和那種焦慮，顯得相當的毛澤東。毛澤東的陰影，不是說擺脫就能擺脫得了的；一不留神，就會在氣宇軒昂的西裝革履之間，露出秦始皇式的龍袍。就像在官場上長期蟄伏的胡錦濤那樣，《大國崛起》的製作者們在言詞間也算得小心翼翼了，結果，卻還是難免專制傳統和專制心態之俗。
2、他們少讀了一本書，叫做《西方的沒落》
不知是為了突出思想性和學術性，還是為了強調該片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大國崛起》特意安排了許多中外學者的訪談。仿佛害怕精心製作的畫面還不能夠真實似的，製作者藉助一個個教授學者的言說，在加強觀眾對該片的信服程度的同時，暗示出當今朝廷對於知識分子的重視。這讓那些在毛澤東時代吃盡苦頭的老知識分子看了，也許會覺得他們真的被當回事了。而讓一般民眾看了，則會誤以為中國要像那九個大國一樣地崛起，乃是知識分子的共同願望。不僅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願望，而且還是西方各國知識分子的共同願望。尤其是畫面上那些紅光滿面的教授專家，讓人看了發現，當今中國的文化精英果然一改毛澤東時代的瘦骨嶙峋和蓬頭垢面，有了些許主人翁的模樣。沉重的專制權勢好像非但沒有壓彎他們的脊梁骨，反而使他們顯得更加意氣風發。可嘆的只是，他們的臉色是紅潤的，他們的眼神卻是相當閃爍的。顯然，長了工資，提高了待遇，並不等於他們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了。那些掛在胸前的西裝領帶，非但沒能使他們顯得人文精神十足，反而使他們的言說變成十分可疑。五百年的歐洲歷史，真的就是像他們所說的那樣的麼？
《大國崛起》的一個致命傷在於，很難讓所有的人都認定，歐洲的歷史就是這麼搞定的。除非觀眾全都是讀浩然小說、看根據二月河歷史小說改編的電視古裝劇、或者沉浸在《三國演義》和《水滸傳》裡長大的。對比於毛澤東時代人為造成的知識貧瘠，當今信息時代的特點是知識爆炸。讓《水滸》、《三國》統治心靈的歷史，行將終結。如今的兒童看的是《哈里波特》。從“水滸”、“三國”中鑽出來的中國人，也許會覺得《大國崛起》韻味十足，仿佛是《三國演義》的另一種版本。但是這讓讀《哈里波特》長大的孩子們看了，可能會覺得莫名其妙。歷史難道還是帝王將相史麼？雖然《大國崛起》一再告訴觀眾，法國先賢祠里供着的，大都是思想家、文學家和藝術家。然而，正如毛澤東當年一面說原子彈是紙老虎，一面榨幹了中國民眾的血汗，勒緊了中國民眾的肚子，製造那個被稱之為紙老虎的殺人武器。《大國崛起》一面高倡思想文化，一面依然按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在西方五百年的歷史畫面上，乾巴巴地插上從蒸汽機到電汽機再到電子計算機的文明圖標。這不由讓人產生一種疑慮，那些西裝革履的學者教授們，骨子裡是否依然是浩然和二月河的同類？他們是否還是在按照康熙皇帝的思維方式思考問題？他們是否想把中國的未來與所謂的康乾盛世相連接？
不想貶低那些教授學者的學術水平和學者身份，不管是留學的還是國產的。而且絕對相信他們讀了不少書，絕對相信他們的眼界是開闊的，言談舉止也相當是流暢的，只是他們的言論也許還缺乏應有的自由罷了。假如要例舉他們可能沒有讀過的什麼書，那麼也許可以說，他們少讀了一本《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這部上個世紀初出版的歷史論著，直到八十年代才在中國學術界漸為人知，並且還沒能享有如同湯因比《歷史研究》那樣的盛名。但是，即便是湯因比也得承認，《西方的沒落》是一部劃時代的歷史論著。不管此書的觀點如何有待商榷，也不管此書把文化歸結到血液里去的極端，曾經陰差陽錯地給希特勒的種族理論提供了依據。
《西方的沒落》一書，對史學史論乃至思想史的最大貢獻在於，當世人普遍沉醉於人類文明的飛速發展時，此著極有預見性地從而是十分及時地將文化從文明的瘋狂中劃分了出來。該書作者斯賓格勒籍此指出，西方的沒落，並非是文明的終結，而是文化的枯竭。正如文化總是指向精神和存在一樣，文明卻因人類生存需要而產生。文明可以是進化的，可以像馬克思那樣用石器、鐵器、蒸汽、電機和電子來標記的，但文化卻是沒有時間性的，或者說，不存在以物質成果加以標記的可能。斯賓格勒為此例舉出教堂的尖頂和紐約的摩天大樓的對照。同樣具有天空的指向，教堂的尖頂指向的是精神的永恆，而紐約的摩天大樓所標明的卻是物質文明的成果。
當然，指出這種文明和文化之間的區別，在西方知識界並非驚人發現。因為即便沒有《西方的沒落》一書問世，西方人也不會把現代物理學和原子彈混為一談。雖然原子彈來自現代物理學，但原子彈是文明的極端，而現代物理學卻是人類文化的碩果。從人類文化中孕育出來的文明，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會走向文化的反面。就算是非常崇尚技術文明的美國人，也不會把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和現代物理學之父愛因斯坦等量齊觀。在日本扔過兩顆原子彈的美國人，從來不把投彈的日子當作美國的勝利而加以慶祝。技術文明創造者所得的財富再多，也沒有理由把頭抬得比文化創造者更高。要不然，邱吉爾怎麼會說，寧不沒有印度殖民地，也不能沒有莎士比亞呢？這在西方世界乃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常識，只是到了中國人的世界裡，才會變成一個巨大的盲點。為了製作原子彈這隻紙老虎，中國人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
就此而言，《大國崛起》的製作者們少讀的，又豈止是一本書？隨手從書架上取下一本，就可能是《大國崛起》製作者們沒有讀過的。同樣講說西方五百年的歷史，法裔美國學者雅奎斯.巴桑（Jacques Barzun）全然是另一種寫法。此書叫做《從黎明到夕照—西方五百年的文化興衰》（“From Dawn To Decadence—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e Life”），曾經榮獲美國文藝協會（American of Arts and Letters）的批評金獎（The Gold Medal for Criticism）。 詳細介紹此書，顯然不是本文篇幅所及。但是，僅僅翻翻其目錄，便可明白此書的思路、寫法和構架方式。比如：
第一部分：從路德的九十五個論題到波義耳的“看不見的學院”（Part I: From Luther’s Ninety-five Theses to Boyle’s “Invisible College”），路德是歐洲歷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波義耳是著名的物理學家，波義耳定律的創造者。
又如：
第三部分：從《浮士德》的第一部，到“走下樓梯的裸女，作品2號”。Part III: From Faust, Part I, to the “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No.2”.《浮士德》是德國文學家歌德的代表作，“走下樓梯的裸女”是法國現代藝術家杜桑的畫作。
在雅奎斯.巴桑的史著中，五百年的西方歷史，既可以從宗教寫起，寫到物理學；又可以從歌德的《浮士德》，寫到杜桑的現代主義畫作。借用一下斯賓格勒的說法，西方的歷史，既可以從教堂的尖頂寫到物理學的發現，也可以從一部文學經典寫到一幅充滿奇思異想的畫作。歷史的軌跡，既不是由權杖組成，也不是由技術文明的遞進來標畫。因為歷史首先是文化的生長，其次才是文明的進化。無論是在皇宮裡還是在議會裡所發生的歷史，都早已在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著述中呈現過了。
應該肯定的是，《大國崛起》在鋪陳西方五百年歷史的同時，很認真地從中尋找着中國社會和西方世界之間的差距。但他們找出的卻僅僅是物質文明之差，尤其是技術文明的高低優劣，他們根本沒有注意到彼此之間在文化上的懸殊。這樣的懸殊不僅僅是思想的文化的，而且也同樣體現在日常生活里。且不說其它，就以發生在美國維州理工校園裡的血案，對照發生在中國雲南大學的馬加爵兇案，就可以發現，其中有着怎樣一種看上去很細微、實質上卻是驚心動魄的差異。
這類血案的文化拷問通常不在於兇手有沒有被抓，有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而在於兇手為何失控行兇，更在於包括受害者家屬在內的民眾，如何面對血案和行兇的兇手。在維州理工大學的追悼會上，兇手和被他殺害的32位師生一起受到了弔唁。兇手的墓碑前，同樣放着鮮花和紫色蠟燭。並且，還有人在兇手的碑前如此寫道：“希望你知道我並沒有太生你的氣，不憎恨你。你沒有得到任何幫助和安慰，對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愛都包含在這裡。”這樣的聲音無論在維州校園裡還是在全美國國，都並不孤立，而是一種普遍的共識。其他人對着死去的兇手如此說道：“你沒能得到必要的幫助，知道這個事實的時候，感到非常悲哀。希望你家人能儘快得到安慰並恢復平靜。”“今後如果看到像你一樣的孩子，我會對他伸出雙手，給予他勇氣和力量，把他的人生變得更好。”不僅如此，在一封有關兇手姐姐發表道歉信的新聞報道後面，美國民眾異口同聲地安慰道：這不是你和你父母的過錯，你們也同樣失去了心愛的親人。相比之下，中國民眾面對兇手馬加爵時，最為人道的表示，也不過是呼籲人們以後要注意關心馬加爵這樣的學生。殺人犯馬加爵不管是否受到同情，都被永遠冷落在人們的關愛之外。據說，馬加爵的父母在四位被害學生的家門前跪了很久，竟然都沒有一家開門出來，安慰同樣失去親人的死刑犯父母。比起維州理工的那位失控學生，馬加爵在製造那起血案期間，還曾因為“一飯之恩”而放棄殺人念頭。
《大國崛起》在從堅船利炮上尋找中國和西方大國之間的差距時，根本不曾留意到兩地民眾在文化心理上的如此懸殊。其情形一如中國經濟在騰飛的時候，政治精英也罷，經濟精英也罷，文化精英也罷，都把目光投向城市的高樓有沒有超過紐約或者其它西方城市裡的著名大廈，很少有人注意到，紐約在遭受9.11襲擊時，紐約人作出了怎樣的回應，他們在慘案面前如何表現出人性的尊嚴和人道的心胸。相比之下，當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死了三個記者，竟然會有成千上萬的學生上街遊行，向美國使館投擲憤怒。而遼寧發生鋼包事故，死了三十二個工人，全國上下卻一聲不吭，仿佛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一樣。倘若把超過西方大國的堅船利炮交到如此麻木冷酷又如此暴虐失常的中國人手裡，誰能保證他們不會成為希特勒時代的納粹分子？誰能保證他們不會成為當年的日本法西斯？那些中國憤青學生在維州理工血案後面所寫下的一條條比血案更為血腥的留言，與當年在南京城裡屠殺中國平民的日本侵略者，在心態的兇殘和瘋狂上，又有什麼兩樣？
上個世紀之初，一個德國學者，在德意志帝國雄心勃勃地後發崛起的當口，寫下了《西方的沒落》。這個世紀開始沒多久，眾多的中國文化精英，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陷入看不到盡頭的泥淖之際，在一個尚未有言論自由的社會空間裡，在中國民眾的文化心理由於專制的傳統和長期的專制而空前病態、全國上下道德水準空前下滑的嚴竣現實面前，竟然堂而皇之地製作了《大國崛起》。這與其說是“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不如乾脆說一聲：我是流氓我怕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