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爭與權爭——“高饒事件”起因再解讀 作者：王海光 1954年發生的“高饒事件”，是中共成為執政黨後第一次嚴重的黨內鬥爭。剛調任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席不久的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高崗，與剛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不久的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忽然間成為了“反黨聯盟”，並牽連了一批高級幹部。1955年3 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開除了高、饒的黨籍，定性為“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的毫無原則的陰謀集團 ”[1].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中，建國以來各類重大案件悉數得到平反和糾正，“高饒事件”是僅有的兩個維持“原判”的事件之一。鄧小平雖然給“高饒事件”摘去了“路線鬥爭”的標籤，所有涉案的健在人員也重新給安排了工作，但仍然堅持當年的處理是“正確的”[2].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仍然稱高、饒是“野心家”，“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3]. 事實上，半個多世紀以來，這場對執政黨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的由來和發生過程鮮為人知，是中共黨史上少數未曾解密的重大歷史謎團。 這種情況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事件本身的複雜性。由於“高饒事件”事發突然，定性嚴重，關鍵問題又牽涉最高層，諱莫如深，使整個案情疑竇叢叢。不僅局外人不明究里，局內真正的知情者也寥寥無幾，許多當事人糊裡糊塗誤入彀中，抱屈終生。二是政治塵埃的積層疊加。“高饒事件”發生後，黨內鬥爭越演越烈，且往往拿“高饒事件”說事，上掛下聯，以加重其政治份量，這使“高饒事件”又覆蓋上了層層的政治塵埃，本來面貌更加模糊不清。三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平反冤假錯案過程中，主政者鄧小平、陳雲都是處理“高饒事件”的歷史關鍵人物，仍堅持對此案件的歷史結論，肯定當時的處理是正確的。可以說，“文革”後對“高饒事件”的善後處理，是鄧小平對待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的一個典型案例。 1991年，薄一波發表了《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在這個由龐大的寫作班子搞的個人自傳中，對“高饒事件”有專章敘述，反映了事件發生的大致梗概，以後官方史書多以該書為底本。但書中對一些關節處言語不詳，且有傳主的文過飾非之處，留下許多歷史疑團尚未析清。 因為“高饒事件”的歷史一直沒有得到徹底清理，即使黨史學界的資深人士，也是只知其事，難言其詳。坊間那些關於“高饒事件”的紀實作品，因襲過去的陳見舊說，敢於發揮“合理想象”，捕風捉影，望文生義，更是徒增混亂。 近幾年來，隨着中國社會開放度的提高和當代史研究的史源擴展，有關“高饒事件”的許多新史料陸續浮出水面。特別是一些歷史當事人的回憶錄，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掀開了被厚重的政治帷幕遮蔽的歷史一角，使世人看到了事件原委的複雜性。如原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張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原東北局第三副書記張明遠的《我的回憶》等個人著述，都具有極高的存史價值，許多史料首次公布於眾，在學界和社會上都引起了強烈反響。 最近由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的原高崗秘書和管教組長趙家梁和張明遠女兒張曉霽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一書，是當前最完整地反映“高饒事件”的一部著作。作者依據高崗殘存的檢查草稿和筆記材料，鈎沉史料，爬梳剔抉，將散落的歷史斷片一一拼接起來，基本上再現了這段歷史的本來面貌。雖然該書中心證過多，猜度過重，甚至不惜以文傷史，但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原始史料，披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關鍵細節，對“高饒事件”基本上梳理清楚了。 “高饒事件”內含中共執政後的第一次高層權力角逐，影響巨大而深遠。這一重大事件來龍去脈的基本線索得以釐清，不僅可能顛覆過去對“高饒事件”所做的政治結論，豐富和匡正了人們的歷史認識，而且還拓展了中共執政史的研究視野，給建國後的歷次黨內重大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解讀路徑。而一旦高、饒“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的罪名不再成立，“陰謀集團”的聯盟問題查無實據，“裡通外國”的嫌疑也得到澄清，如何重新認識“ 高饒事件”的問題也就隨之提出來了。林蘊暉教授根據這些新史料寫的關於“高饒事件”的諸篇研究論文，重新梳理了這一事件的歷史脈絡，拂去了覆蓋其上的政治塵埃，是為學界及時跟進研究，推陳出新的代表作。[4] “高饒事件”發生的時段，是在中共從革命戰爭到經濟建設轉軌的關鍵時期。在國家戰略上，中國經過三年國民經濟恢復，開始轉到大規模經濟建設。在政治路線上，中國開始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全面引進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在國家體制上，從中央和大區兩級分權的過渡性體制轉到中央高度集權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執政黨開始了新一輪的權力再分配。在這個歷史轉軌過程中，各種矛盾集中於執政黨，此時出現的“高饒事件”，兼有治國理念衝突和利益衝突、政見之爭和權力之爭的雙重性質。這個政爭和權爭，相互膠着，互為表里，陰陽交錯，是我們解讀“高饒事件”的關鍵所在。 一、建國路線的政見之爭 從治國理念上看，“高饒事件”這場黨內鬥爭可以看作是中共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濫觴所出。 中共奪取政權的直接目標，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共成為執政黨後，對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政權性質、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方針是明確的；對中國要以蘇聯模式為榜樣，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也是很明確的。所以，黨內對“什麼是”和“怎樣搞”社會主義的認識分歧，最初是從“ 什麼時候開始搞”的起始時間發端的。分歧的焦點是：是先搞一段時期的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還是現在就去實現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 新民主主義社會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是一個不經不典的非常話語，是中共革命獨創的理論概念。其根據是中國社會還處在前現代化階段，生產力很不發達。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就已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的治國方針，並認為這樣“就將我們同民粹主義區別開來 ”。[5]毛澤東在公開發表的《論聯合政府》中說：“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6] 但在中共執政以後，圍繞是否堅持新民主主義治國路線的問題，黨內政見分歧迭出，在實際工作中發生了一些衝突。這個政見分歧雖然是以毛澤東和劉少奇為代表，同時也發生在黨內高中級幹部之間。其中，既有認識上的差異，也有政策上的牴牾，還涉及到歷史上的黨內派系矛盾。 1954年發生的“高饒事件”，就是這個背景下發生的一場重大的黨內鬥爭。 堅持和不堅持新民主主義建國方略，既是一個執政黨的政治路線問題，也是一個生產力標準的問題。在中共執政初期，黨內曾就此發生過多次爭論，並引發派系分歧。主要有： 1949年4月，關於劉少奇的“天津講話”的意見。劉少奇為安撫資本家惶惶不安的情緒，說了“剝削有功”之類的話，引起黨內一部分人的不滿。高崗是其中反對最激烈的人之一。 1949年5月，劉少奇起草簽發的《中央關於民族資本家政策問題致東北局電》，對東北城市工作的“左”傾政策有所批評。高崗則不予理會，對東北局領導議論說：劉少奇對資產階級的政策是“右”的。[7] 1950年初，關於東北富農黨員問題的爭論。高崗的意見是，黨員不允許僱工、放貸等剝削行為。中央組織部的意見是，可以允許黨員僱工單幹，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劉少奇支持中組部的意見，認為出現富農黨員不可怕。而高崗的意見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 1951年，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組織的爭論。劉少奇支持華北局的意見，批評山西省委急於否定農民個體經濟的觀點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8]8月初，毛澤東明確批評了劉少奇、薄一波和華北局的意見，支持山西省委，進而着手推進農業互助合作的事情。不久，高崗向毛澤東報送了東北農村生產互助合作運動的報告，毛澤東對報告給予很高評價，並親自加上批語轉發給各地。 1951年，關於工會工作方針問題的爭論。鄧子恢、李立三、劉少奇等主張工會應能“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有相對獨立性。高崗則表示反對，強調工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一致性。最後，毛澤東對李立三主持的全國總工會的工作進行了嚴厲批評，免去了李立三在總工會的職務。 在這些爭論中，毛澤東與高崗的立場和觀點完全一致，對高崗和東北的工作褒揚有加。東北轉入建設較早，工作走在全國的前頭。毛澤東多次把東北經驗批發全國。在高崗頻頻得分的同時，劉少奇卻頻頻失分，不斷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對劉少奇在政治上總是跟不上非常不滿。再聯繫到過去的一些事情，如“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問題，東北地區工作方針的問題，1947年土改的“左”傾問題等等，他認為劉少奇“政治上不穩”，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沒有搞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甚至有讓劉少奇“挪挪位子”的想法。[9] 1951年8月毛澤東在農村互助合作問題上批評劉少奇的事情，在黨內很快流傳開來，劉少奇的地位大大降低，不敢再隨意發表自己的意見了。[10]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劉少奇的表現就顯得非常謹慎。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政策方針，很難再堅持下去了。 朝鮮戰爭進入停戰談判之後，1952年下半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着手準備大規模的國家經濟建設，並醞釀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1953年10月，劉少奇赴蘇參加蘇共十九大期間，向斯大林報告了中共中央的過渡設想，得到斯大林的首肯。1953年，毛澤東正式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意味着中共放棄了過去的建國綱領和路線。這是一個“綱舉目張”的根本性變化，從執政理念、政策方針到制度體制都要進行重大調整。從新民主主義的軌道變更到社會主義的軌道上來，勢必牽涉到對建國初期許多政策的評價和認識問題。作為這些政策的具體制定和操作者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隨着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在政治上立時陷入了尷尬的被動境地。高崗卻占儘先機，政治上始終保持了與毛澤東的一致，成為政壇紅人。 更重要的是，這一建國方略的變更不僅引發了高層的政見分歧，更給執政黨帶來多方面的衝突。 一、法理層面的衝突。 中共的建政過程中實際存在着兩個法統。一是黨內的法統，即是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制定的政策方針；二是國家的法統，即是中共與其他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共同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 在國家法理層面上，《共同綱領》是代行憲法的臨時約法，權威性最強。《共同綱領》開宗明義的第一條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11]但從執政黨的方面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則更有權威性。而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具有兩重性。決議基本精神是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下建立國家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然後再向社會主義轉變；同時，決議又提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的基本矛盾，也表達了要與資產階級作鬥爭的方面。正如于光遠所說：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可以這樣執行，也可以那樣執行”[12].劉少奇、周恩來等堅持《共同綱領》的原則，不採取超越階段的政策。毛澤東則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為根據，批評劉少奇、薄一波等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右傾。[13]從法理上講，這是以黨內法統改變《共同綱領》的國家法統。 二、戰略和策略的衝突。 關於對建國後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國內基本矛盾的看法，毛澤東和劉少奇並無二致。劉少奇講得可能更早。在1948年 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就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劉少奇對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基本矛盾問題講得也很多，份量也很重。他堅持從生產力標準出發，把社會主義看作是遙遠未來的事情。劉少奇認為至少要搞十年二十年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力求調動各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生產的積極性，不贊成採取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激進政策。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觀點，簡而言之，就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這實際上是建國初期黨內外一致的政治共識。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制定的“不要四面出擊”的方針，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決議，都是從“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出發的部署。從新中國初建時的情況看，在長期戰亂後，國家各項事業百廢待興，城鄉社會需要休養生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無疑是適應這一要求的。 三、理論和現實的衝突。 毛澤東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創建人，對建國後搞一段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開始是贊同的。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提出了“四面八方”的經濟政策，要求處理好公私、勞資、城鄉、內外的關係，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方針。[14]但在毛澤東的政治意識中，更多的是想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削弱私人經濟的社會基礎，增強國有經濟的實力。一旦條件成熟，就不失時機地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在毛澤東急於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心態中，無疑是涌動着一種求“純”的衝動。這種求“純”求“快”的衝動，與其說是來自理想主義，不如說是來自現實主義。因為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中，只有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才能有足斤足兩的話語權。所以，當政權能夠穩固下來，毛澤東就急於要摘掉新民主主義的帽子，實施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戰略了。而且，計劃經濟的本質是戰時的統制經濟。對剛剛從戰爭中走出來的中共廣大農民幹部而言，在經驗層面上是更習慣、更易接受這種大一統的體制。 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毛澤東的“只爭朝夕”，與劉少奇的“鞏固秩序”，不僅僅是戰略與策略、長線與短線的區別，還有着理路變化上的根本區別。即：是以生產力作為進入社會主義的標準？還是以生產關係作為進入社會主義的標準？兩者都能在馬恩列斯的經典中找到各自的依據。此可見諸於毛劉對於農民合作化方略的不同認識。毛是要先集體化，走把個體農民強制“組織起來”的道路；劉是先機械化，發揮個體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讓農民自覺自愿地走上合作化的道路。這是一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社會性質的理路。所以，毛澤東在過渡理論上的勝出，也使得不斷變革生產關係的“不斷革命” 成為了其理論發展的必然邏輯。 四、程序理性和非程序理性的衝突。 在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的問題上，劉少奇、周恩來等是具有程序理性意識的領導人，堅持了從中共七大、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共同綱領》和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一脈延續下來的新民主主義建國思想和工作方針，堅持了與各民主黨派、社會民主人士合作的執政方式，沒有輕言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毛澤東則缺乏程序理性意識，沒有經過黨內外的充分醞釀和討論，更沒有現代政治議程的公決程序，就輕易地改變了這一國家的大政方針。 但是，要從新民主主義的建設路線轉到過渡時期總路線上來，並非是一蹴而成的易事。不僅全黨全國人民有一個統一思想的轉彎過程，國家各項政策也有一個銜接和調整的問題。正如毛澤東經常強調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15]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貫徹和落實中，來自各方面的阻力很大，關鍵是幹部思想的統一。而在統一思想過程中，掌握政策方針的中央政府部門又是首當其衝的。這勢必又要牽涉到建國初期的幹部任用配置情況、黨內派系的恩怨糾葛和利益格局的調整問題。 由此，中共高層出現了執政後的第一場嚴重的權力鬥爭。 二、蘇區黨人和白區黨人 在“高饒事件”中，高崗的罪名之一就是散布黨分成“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和“白區的黨”的言論。問題雖然是說在高崗身上，但此言一出呼應者甚眾的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了在建政後的利益分配格局中，黨內農民出身幹部確實普遍存在着相當大的不滿情緒。 中共的革命，是由許多相對獨立的各個“山頭”發展起來的。從1949年中共奪取全國政權時的四大野戰軍和六個大區，可以上溯到抗日戰爭時期的十九塊根據地，土地革命時期的三大主力紅軍。中共歷史上最大的兩個“山頭”，一是蘇區，即根據地和軍隊黨的組織系統；一是白區，即在敵區工作的黨的組織系統。蘇區和白區又各有隸屬。蘇區有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陝甘蘇區等“山頭”，白區有南方局、北方局等“山頭”。經過延安整風，中共確立起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團。在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第一個歷史決議中，毛澤東是黨的正確路線在根據地的代表，劉少奇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的代表，毛澤東的第一助手和接班人。[16]中共七大，毛澤東為達到黨內的團結一致，在安排中央委員時，採取了承認山頭、照顧山頭的妥協辦法。 而當中共成為執政黨後，從思想上到組織上都有一個從革命到建設的轉型問題。 1、排座次的問題。 《落井下石──重查高崗案》 在中央人民政府中，代表中共進入政府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都有豐富的白區工作經歷。政務院部委一級的負責幹部中，白區幹部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尤其是劉少奇提拔重用了一批經他營救出獄且有長期工作關係的中共北方局的幹部，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廖魯言、胡錫奎等人，都擔任了要職。彭真、安子文掌管了組織人事大權，薄一波掌管了財經大權。[17] 在長期革命戰爭條件下，軍隊和根據地幹部與白區幹部一向比較隔膜，對白區工作的艱辛和革命貢獻不甚了解。在接管新區時，俱是外來的北方根據地幹部和軍隊幹部為主，本地的白區幹部一般是僅陪次座。但在中央政府部門工作的，卻大多為華北局出身的白區幹部。這些白區幹部大批進入中央政府部門，勢必引起相當一批根據地和軍隊幹部的心理不平衡。特別是那些抱有 “打天下坐天下”的傳統封建意識濃厚的農民出身的幹部，對知識分子幹部進據國家部門要津很有不滿情緒。 中共是以馬列主義的現代政治理念組織起來的現代革命政黨。在“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和“白區的黨”的爭執背後，深刻地反映了兩類幹部的文化素質和思想觀念的差異。在中國革命中，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革命理想主義的色彩較為濃厚；農民出身的幹部，則更多的是“造反有理”的反抗意識，“均貧富”的思想印跡很深。 194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以新華社信箱的問答方式，詳細闡釋了毛澤東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觀點。文章指出：農業社會主義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一種平均主義思想，企圖用小農經濟的標準來認識和改造全世界，“以為把整個社會經濟改造為劃一的‘平均的’小農經濟，就是實行社會主義，而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業社會主義不僅要破壞封建的土地財產關係，還要破壞自由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不僅要平分封建的半封建的土地財產，“還要平分社會上其他一切階級、農民一切階層（例如中農和新式富農）和其他一切人等的土地財產，還要平分工商業，並把這種一切平分稱為 ‘共產’，或稱為‘社會主義’”。這樣，“不獨不能提高社會生產力，而且必然要使社會生產力大大降低和倒退。”文章特別說明：中共領導的土地改革不是廢除資本主義私有財產，“並在客觀上還為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掃清道路”。在土地改革後，農村中的經濟競爭，新富農的出現和新的階級分化，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被允許的，不是可怕的”。[19]這篇文獻以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立論，闡述了“社會主義不是依靠小生產可以建設起來”的道理。它指出：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大量地發展公私近代化工業，在機械化基礎上實現農民個體經濟的集體化，達到社會主義才有可能。 從上述對“農業社會主義”的不同認識可以看出：堅持新民主主義建國路線，承認現階段存在剝削的合理性，體現了保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要求。它表達了中共黨內對尊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理性認識。但是，農民出身的幹部卻一時很難達到這種理性認識。 3、“蘇區黨人”與“白區黨人”的提出。 當時批判高崗的主要罪狀之一，就是說他製造“軍黨論”，把黨分成“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和“白區的黨”，並自認為是“ 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人。[21]對此，高崗至死也沒有認賬，咬定這不是他的發明創造，只承認散布過“白區黨”、“蘇區黨”之類的話而已。[22]當然，高崗承認在1953年財經會議上批評薄一波時說過“槍桿子造政權、槍桿子造黨”之類的話，說是引自毛澤東的《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在1938年 11月的這篇重要的黨內講話中，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槍桿子裡面出一切東西”的著名論斷。[23]高崗以此為論據批評薄一波，不僅是強調根據地和軍隊在中國革命的主導地位，更是要申明根據地和軍隊黨的重要性遠在白區黨之上，在政治上更成熟，也更具有國家權力的合法性資源。 至於“蘇區黨”、“白區黨”的發明權究竟歸誰，無從考證，亦不緊要。問題的關鍵在於此論一出，黨內應和者眾多。這說明，在根據地和軍隊的幹部群體中，對劉少奇和白區幹部群體的不滿已經形成了一種集體共識。當毛澤東流露出對劉少奇等人的不滿情緒時，作為這些跟隨毛澤東靠槍桿子打天下的從龍之士，很自然地產生了對毛澤東中央大權旁落的擔憂，希望能有根據地和軍隊的代表人物來輔助毛澤東。 在根據地和軍隊系統的高級幹部中，論資歷、論能力、論功績，以及論在軍隊中的人脈關係，高崗都非常突出，人氣很旺。在許多高級幹部心目中，高崗是能夠替代劉少奇的最佳人選。所以，多數大區都表現了對高崗的支持態度。 中南局第一書記林彪也力推高崗。在財經會議期間，林彪對看望他的老袍澤們談論說：“現在白區黨控制着中央權力，很危險。中央的領袖，毛主席年紀大了，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是久經考驗的……。”[28] 政務院建設工程部部長陳正人，是從東北調來的老蘇區幹部，對華北山頭很不滿，積極靠攏高崗，經常向高崗通報情況。 毛澤東當然不會認可“譚大炮”的這通亂炮。他在財經會議後，接見東北局負責人高崗、張明遠時，專門講到了譚震林說“ 三權”的這段話。他說：“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我已經批評了譚震林，不能說什麼‘白區黨’、‘蘇區黨’。我們只有一個黨，就是中國共產黨；只有一個司令部，那就是以我為司令的司令部。”[30]毛澤東雖然批的是“蘇區黨人”，同時也是在敲打“白區黨人”——只有他毛澤東能夠擺平這兩邊人馬。 從上述可知，“白區黨”和“蘇區黨”問題的提出，針對的只是劉少奇的所謂華北“宗派”圈圈。緣由固然是從毛澤東對劉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不滿而起，同時也反映了黨內其它山頭對劉少奇和華北山頭占居中央權力中樞的情緒。高崗並不是一般地歧視白區幹部，他反對的只是劉少奇和北方局山頭的幹部。正如高崗後來在檢討中說：“在組織問題上，少奇有宗派、有攤攤，支持華北的幹部；……中央組織部儘是華北的人，有的人能力很弱，軍隊幹部對這些人不滿意。”[32]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作為“高饒事件”的主角之一饒漱石，本人就是白區幹部，是劉少奇一手提拔起來的。但他1953年初到中央後，就馬上站到了反對華北山頭的立場上。如文獻版的《劉少奇傳》中說：“饒漱石一到中央組織部，就排斥和打擊組織部原有的幹部，開展對原來主持工作的副部長安子文的無理鬥爭。”[34]可見，這裡所反映的黨爭，就黨內派系而言，只是在大區山頭層面上進行的利益博弈，是新進中央工作的外來戶和原在中央工作的本地戶的衝突，與歷史上“蘇區”和“白區”的山頭派系並沒有直接的聯繫。 三、強幹弱枝的大一統體制：地方削權和中央分權 中共建政伊始，實行中央和大區兩級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權體制。大區體制是在統一全國的軍事行動中形成的中央和地方分權的格局，大區政府既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機關，又是地方最高權力機關，有很大獨立性。大區體制對消滅大陸的國民黨殘餘力量和盤根錯節的地方割據勢力發揮了巨大作用，使中共新政權在廣大地域牢牢地紮下了根基。但如果大區相互串聯起來，也足可以形成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地方勢力。這就使中共的新政權面臨着歷史上十分相似的一個老問題，國家初建時的削藩問題。即如何儘快結束各地“諸侯”分治的“五雄七霸”局面，建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中央大一統集權體制。這也是自晚清以來，歷屆中國政府都沒有實現的政治目標。 1952年，經過剿匪、鎮反和土地改革等運動，大陸上的敵對勢力已經消滅殆盡，國民經濟得到初步恢復，朝鮮戰爭也進入停戰期。中共中央開始準備大規模國家工業化建設，不失時機地把強幹弱枝即加強中央集權的問題提上了日程。中共的中央集權過程，是在實現過渡時期總路線、全面引進蘇聯計劃體制中完成的。其要旨有二：一是固本抑末，上收大區權力，結束“諸侯”分治局面，建立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二是調整中央政制，建立以毛澤東為軸心的中央分權制衡體制。 1952年8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將各中央局大區書記和一批幹部調到中央工作，以加強中央的領導力量。[35]從1952年8月到1953年初，各中央局主要領導人先後奉調進京。其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為政務院副總理兼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1952年8月就職）；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53年4月就職）；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52年9月就職）；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為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1952年11月就職）；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為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52年11月就職）。 在把各大區主要領導人調至中央的同時，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撤銷大行政區軍政委員會或人民政府，成立大區行政委員會。大區行政委員會僅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機關，不再是地方最高政權機關。大區行政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委員和主要行政人員，由政務院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任命。1952年12月至1953年2月，華東行政委員會、中南行政委員會、東北行政委員會、西北行政委員會、華北行政委員會、西南行政委員會先後成立。這樣，大區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從實權的層級變為虛權的層級，中央政府直接管轄各省市、自治區。1954年11月，各大區被完全取消，徹底消除了地方尾大不掉的可能。 在中國傳統王朝體制下，君權與相權經常衝突不斷。史家錢穆說：“明代以前，宰相為行政領袖，與王室儼成敵體 ”。[36]歷代王朝政治的發展趨勢是不斷地分割相權，加強君權。明代廢丞相，設內廷。清王朝更是以皇帝秘書班子的軍機處作為中央最高權力中樞。這是中國皇權專制“聖人持要，四方來效” （韓非子）的歷史必然邏輯。對於這些中國傳統政治的利弊得失，歷代帝王分權制衡的馭臣之術，毛澤東都是非常熟悉的。 當時毛澤東一批再批的所謂“分散主義”的問題，以現代民主政治的觀點，本是比較簡單的責任權限劃分和工作程序的問題。說到底，也無非是政權初創，各項事權不明確的問題。但以 “聖人持要，四方來效”的觀點來看，這就是“聖上”的“大權旁落”，問題的性質就很嚴重了。 1953年2月底，毛澤東提出要在京的政治局委員議一議調整中央書記處所屬的辦事機構的建議。劉少奇很快拿出了一個初步方案：黨中央設總書記，或增設幾個副主席；實行部長集體辦公制；國家實行部長會議或議會制。他還提出了書記處負責人分工和中央各部門領導人分工的名單，在少數領導人中徵求意見。接着，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草擬了一個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員名單。[38] 毛澤東對劉少奇這些年來在政治上跟不上去早有不滿，在人事安排上劉少奇似乎是過多地考慮了他熟悉的幹部，這無疑使毛澤東對他的看法更加嚴重了。特別是安子文起草的“八大”政治局委員名單，有薄一波、饒漱石、劉瀾濤，這都是劉少奇“圈圈”里的人，而戰功最為卓著的林彪居然沒有列入。雖然起草人或許是出於林彪身體不好難以承擔繁重國事的考慮，但畢竟林彪是四野的旗幟，奪取天下四野位居首功，帳下走出的戰將如雲。這個名單顯然沒有到照顧山頭間的平衡，還很有些包攬中央組織人事大權的嫌疑。 毛澤東將這份絕密名單送給高崗閱看。[40]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舉動，表示他很不贊同劉少奇的人事安排。高崗對華北山頭的成見很深，看到這個“有薄（一波）無林（彪）”的名單，自然是非常惱火的。高崗把毛澤東的意見和他的意見摻雜在一起，在高級幹部中私下傳播，散布劉少奇有“圈圈”，周恩來有“圈圈”，煽動對劉少奇和華北山頭“宗派主義”的不滿。軍隊高級幹部尤其火大。 這時發生的一件最為嚴重的事情，是毛澤東密查劉少奇歷史上被捕叛變的問題。1953年春夏之交，毛澤東交給高崗一項絕密任務，要他秘密調查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瀋陽）被捕的事情。高崗不負重託，指派東北局第二書記張明遠調查並密報了相關的情況。[41] 正當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日益不滿，中央高層出現信任危機的時候，斯大林突然去世了。斯大林不僅是蘇聯共產黨的領袖，也是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斯大林的死，給毛澤東提供了更方便地調整中共高層權力構架的歷史機緣。 措施一，撤銷政府黨組幹事會，分割周恩來的經濟權力。 5月15日，政務院將所屬20個部中的8個工業部移交給高崗領導的國家計委。[45]國家計委權力很大，當時有“經濟內閣”之稱。 措施二，指責劉少奇擅自簽發中央文件，分割組織人事權力。 1953年4月，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正式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各中央局的組織部長任副部長。這意味着原來由彭真和安子文掌管的黨中央組織大權，轉移到了大區來的幹部手中。 這樣，毛澤東把黨政的兩項最重要的權力，黨務的組織權和政府的經濟權，都從劉、周手裡析離出來了。毛澤東的心腹愛將高崗“一馬當先”，不僅把周恩來的經濟權力收歸旗下，而且還要涉足劉少奇負責的黨務領域。[48] 四、毛澤東一、二線體制設想的提出與“高饒事件”的發生 毛高的親密關係，讓其他領導人都感到了某種威脅。（機敏精細的周恩來曾一度改變發文的順序，把高崗放到他的前面，以試探毛、高的意圖，摸摸底。）這樣一來，黨內協商機制就發生了畸輕畸重的非常變化：過去較為均衡的毛、劉、周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毛澤東為軸心的，劉、周、高三足鼎立的不均衡格局。毛澤東因勢利導，提出了中央領導人分一線二線的體制設想。“高饒事件”的發生，是在毛澤東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的體制以後的事情。 誠然，“高饒事件”背後是毛劉之爭。但毛澤東是一位精通權術的政治家，有其平衡高層權力鬥爭的底線。高崗本是毛澤東為他的新格局嵌入的平衡劉、周的棋子，但這個棋子的魯莽行動卻幾乎導致翻盤，以至於毛澤東不得不忍痛割愛，把他清除出局。那麼，毛澤東是如何考慮調整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如何考慮接班人問題的？對此，缺乏中央工作經驗的“二杆子”高崗至死也沒有搞明白，糊裡糊塗上馬，糊裡糊塗落馬。這就需要進一步考察下列幾個問題： 以毛澤東的政治智慧，他雖然很器重高崗，但絕不會重蹈覆轍，再把高崗擺到劉少奇的位置上。就制度而言，無論從斯大林集權體制來講，還是從中國傳統政治體制來講，毛澤東都是要實現最高權威掌控下的一元格局，不會允許再出現君臣爭權的二元格局。就領袖素質而言，高崗雖然精力過人，勇於任事，但心機不細，城府不深，拙於思考，長於行動。這是毛澤東能夠放心委以重任的條件，但作為交班的條件就未必合適了。毛澤東重用高崗的直接目的，還是為了變更從延安時期形成的毛劉體制，平衡劉少奇、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局面，以實現以他為軸心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中央權力架構。此外如果他對高崗還有更大的期許，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事情了。 1953年，毛澤東60歲。劉少奇和周恩來55歲，高崗48歲。對於政治家，60歲是正當盛年的歲數。毛澤東對接班人問題的考慮，應是比較從容的長遠計議，而不會有虛位以待的緊迫感。所以，毛澤東提出了在中共領導層中實行一線二線梯次安排的設想，把年富力強的人放到處理黨政日常事務性工作的前台，他則居於主持大政方針的後台。這樣，毛澤東既能擺脫日常事務的繁冗，又能防止大權旁落出現“分散主義”的危險，有時間和精力考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問題，填補斯大林死後的權威空白。這是個體制性的制度安排，並非是更換接班人的走馬換將。鄧小平後來講：“毛主席是從這個戰略思想來考慮中央和國務院領導成員的配備的。毛主席的說法是，這樣比較能夠經得住風險，也就是說，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不會影響到整個集體。”[54]也就是說，毛澤東所設想的中央分一線二線的體制，應是一個在他掌控之下的“集體領導”分權制衡的格局，而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接班人格局。在這個格局中，劉、高各有其位，相互替代不了。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會議以檢討“新稅制”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傾”錯誤，並聯繫到黨內在對待城鄉資本主義經濟問題上的分歧，上綱到“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對薄一波的批判，還聯繫到劉少奇在天津對資本家的講話及關於東北富農問題的講話。按照毛澤東的意圖，會議形成了“批薄射劉”的局面。會上，不但高崗“跳得”很高，其他人的發言也相當尖銳。如黃克誠批評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說薄一波是“季諾維也夫”；譚震林拍着桌子罵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饒漱石的發言也很激烈。薄一波接連兩次檢討都沒有過關。會後，薄一波財政部長的職務被撤銷，交由副總理鄧小平兼任。 全國財經會議後，毛澤東提出了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的設想。以毛澤東這幾年對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工作積累下的諸多不滿而言，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確立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組織上削弱了劉、周的權力，實現了劉管黨務、周管外交、高管經濟“三分天下”的格局，很難想象毛澤東會放手把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交給一線，自己安心退居二線考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事情。也可以認為，毛澤東對劉少奇立即承認錯誤的示弱態度還是能夠認可的。[55] 高崗深知毛澤東的心思。他堅決反對設總書記，主張多設幾個副主席。過去說高崗要多設幾個副主席是“封官許願”，拉攏人，搞權權交易。新出版的《高崗在北京》一書則另有說法。書中說：高崗把自己的看法告訴陳雲。陳雲說：“設總書記的確不好。要設就多設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都可以參加。”高崗拍一下大腿：“對，這個辦法好。這樣一來，他們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周恩來在揭批高崗座談會的總結髮言中說，高崗是“血口噴人”，“臨死還要拉上一個墊背的”。[57]以高崗的資歷和在黨和國家擔任的職務而言，他贊成多設幾個副主席，自己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職，並不能說是有僭越的野心。他的目的很明確，多設副主席的意思就是反對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 高崗私下散布的這個中央高層人事安排的方案，是對中央已經形成的劉黨務、周外交、高經濟的工作格局的又一重大調整。高崗如接替劉少奇管黨務，掌握的實際權力又將擴大；劉少奇如改為負責國家政務，其權力將更加虛化；政府體制由政務院改為部長會議制，周恩來的權力也將被進一步分解。如果再由林彪或其他人接替部長會議主席，周恩來專管外交事務。這樣，中央一線可能就是一個由毛澤東駕馭的三駕馬車或是四駕馬車的分權把口的格局。 從這個“胎死腹中”的方案來看，在毛澤東布置的這個新棋局中，高崗無疑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棋子。但從“法、術、勢”的政治邏輯觀之，毛澤東也肯定不會在制度上再給自己設置一個對立面。以高崗的黨內根基和能力水平，是可以制衡劉、周，但要取代劉、周則是另一回事兒了。毛澤東在政治上貶抑劉、周，在人事上重用高崗，是要實現組織上的大權獨攬。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的是制衡劉、周，並非要打倒劉、周。高崗私下散布的這個方案，應該說是體現了毛澤東這時的真實意圖。儘管這時的毛劉關係，已是嫌隙畢顯，矛盾橫生，但不能因此而將“文革”打倒劉少奇的史事倒推因果。如果說這個時候毛澤東就要從政治上打倒劉少奇，現有的證據還不能提供足夠的支持。 （王海光，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 [1]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1955年3月31日通過）。 [3]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 [5] 毛澤東：《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在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 [8] 劉少奇：《關於華北互助組問題的批語》，1951年7月3日，《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 [10] 于光遠、韓鋼：《“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135～136頁。 [12] 于光遠、韓鋼：《“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102頁。 [14] 《毛澤東傳》（1949—1976），第64頁。 [16] 參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80頁。 [18] 毛澤東：《在晉綏幹部座談會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 [20]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三冊，第528頁。 [22] 《高崗在北京》，第23頁。 [24]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冊，第312頁。以該文的口氣來看，這裡的“某個領導同志”指的就是毛澤東。 [26] 林蘊暉：《高崗被定為“反黨”的原因》，《國史札記》，第118頁。 [28] 張明遠：《我的回憶》，第381頁。林蘊暉：《高崗被定為“反黨”的原因》，《國史札記》，121頁，注①。 [30] 張明遠回憶，未刊稿。轉自林蘊暉：《高崗被定為“反黨”的原因》，《國史札記》，122頁；《高崗在北京》，第141頁。 [32] 《高崗在北京》，第47頁。 [34] 《劉少奇傳》，第745頁。 [36]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三聯書店，2001版，第163頁。 [38] 《高崗在北京》，第50、117、119頁；薄一波的回憶，只談到試行中央各部部長集體辦公制度。參見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312、313頁。 [40] 《高崗在北京》，第117頁。 [42] 林蘊暉：《高崗被定為“反黨”的原因》，《國史札記》，第118頁。 [44]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