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在《歷代政治得失》裡談起清朝，說清朝“全只有法術，更不見制度。”法術治國貫串清代始終。而在改革開發之後，理想主義的喪失，實用主義的泛濫，用的也是“治術”，這時的口號是：“貓論”，“摸着石頭過河”，“不爭論”，“發展就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共產主義是一場運動”等等。道理不用講，是非、正義、邪惡都不必論，能實現目標就行，是各種權術濫用的時代。 　　既然都是“術”了，前人的經驗不可不學，特別是滿清皇帝統治國內各族的手腕，令人傾羨不已，符合“當代”需要，值得效仿。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曾悄悄地掀起一股“康乾熱”。“康乾盛世”國家統一，政權穩定和強大。學習清朝統治者的統治策略，把當代中國打造成第二個“康乾盛世”就是當時的執政思路。 　　也正因為當政者有這種思路，調動起一大批御用精英、幫閒文人、清史學家興風作浪。在這些文人的逢迎下，滿清皇帝被美化成光榮、偉大、正確的領袖形象，滿清王朝被無限拔高，掀起十幾年的滿清翻案歪風。以下是幾個典型的文化事件：1994年余秋雨歪曲歷史，顛倒黑白寫下《一個王朝的背影》，這篇散文還被塞進中學語文教材。94年5月20日人民日報副刊刊登舒乙提供的“毛澤東論康熙和滿族功績”，這篇口述疑點甚多，至今不見官方出面證實，但是登出這篇東西卻是有政治影響的，它利用毛的聲望為歌頌滿清打下了群眾基礎。其次是蓄意掩蓋了建國三十年來政府一直對滿清的批判立場，欺瞞了國人。之前之後社科書刊大量出現歌頌“康乾盛世”的文章，歌頌滿清的所謂電視正劇更是粉墨登場，“辮子熱”一浪高過一浪，一直持續到今天。 　　再有一個就是二月河的神化滿清皇帝小說系列，這些東西後來都被拍成歷史正劇，影響很大。之後是戴逸給部級領導講“康乾盛世”，一些地方大員毫不隱瞞地說正在讀康熙、雍正、乾隆如何治國。這一系列的步驟和現象都證明當時的決策層的確是想把當代中國打造成第二個“康乾盛世”，滿清的治術成為執政理國的圭臬。 　　然而這種所謂的“盛世”卻是極度不公平的，是貴族精英們的天堂，普通老百姓的地獄。“康乾盛世”的財富集中到少數滿清貴族手裡，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起晚明來明顯下降，從門多薩和馬戛爾尼對兩代中國不同記述中不難看出這點。 　　再者，如此吹捧滿清的結果是滿清遺丑勢力沉渣泛起。他們吹噓“康乾盛世”強盛、偉大，那麼能導致這種偉大盛世存在的前因後果都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所以我們驚訝的發現在九十年代以後的書報刊、影視劇充滿了對滿清皇帝肉麻式的稱頌，主流媒體不會出現一篇批判滿清政權在鴉片戰爭前的文章，各大論壇嚴格限制對滿清的批判，同時對明朝的詆毀到了空前的高度。媒體試圖給人們灌輸這種印象：清朝的衰落，政治的黑暗是幾千年中華文明的惡果，特別是源於明朝的弊政，而偉大光明則是滿族精英努力的結果。 　　所謂的“康乾盛世”存不存在就成為這段歷史爭論的關節點。這一爭論背後還有精英的盛世還是民眾的哀世？要速度還是要品質？要財富還是要環境？要精英政治還是要以人為本的根本問題？背景之複雜，運作之微妙，絕大部分人一直被蒙在鼓裡，至今也不見有人公開。這些不是本文所能講清楚的。以下只談談西藏問題，效仿清代的民族政策，機會主義解決不了西藏問題。 　　一、清代的“帝國式統治術” 　　所謂清朝的“帝國式統治”就是在實行民族等級制度的基礎上，採用一種“多元式天下”的統治模式來建立王朝的政治構造和地域構造。其中對蒙、新、藏、滿地區，清王朝處理這四個地區的最基本原則是將它們看作是非漢人屬地而禁止漢人移居，將當地原住民看作是滿族統治者的屬民而禁止與漢人接觸，甚至明文規定當地原住民不許學習漢文，嚴格禁止中華文明在這些地區的傳播。在這些地區，清王朝基本上保留了傳統的社會制度，給當地原住民以相當大的自治權，在政策和執法中還故意偏但當地人。 　　此外清王朝有意製造了一種滿與蒙古、藏、維吾爾是一個政治聯盟的印象，比如，它在頒發給當地首長的印上只刻上滿文、蒙文、藏文與維吾爾文，而不刻漢文。清王朝這樣處理民族問題的一個目的是為了威懾漢人，由清王朝建立的這一政治聯盟無形中從心理上給了漢人以巨大的壓力。無形之中迫使漢人老老實實的做二等人。清王朝設立下各種牽制漢人的繁雜的政策和制度，是它統治了中國近270年的結果，更是它能夠統治了中國近270年的重要原因。也正因為如此，清王朝的統治下，藏、維、蒙等民族並沒有形成中國人意識。（摘自王柯的“ 國民國家與民族問題--關於中國近代以來民族問題的歷史思考 ”） 　　為了利用西藏宗教從而對西藏實現控制，清朝皇帝帶頭推廣喇嘛教，包括自己受戒。順治年代，五世達賴喇嘛應邀到北京，順治皇帝親自出城迎接。當時採取的禮儀是二人平起平坐。藏人因此而強調：達賴喇嘛與清朝皇帝是“帝―師”關係，而非“君―臣”關係。 　　此外，清廷還派出駐藏大臣和少量駐軍來總督西藏大事，小事則不管。滿清皇帝在信仰上與西藏人一致，這是清廷在精神上控制西藏的最好方法，這一招用在漢族地區效果也很好。 　　自59年平叛以來，西藏問題一直困擾着中央決策層，改革開發以後，中央決策是以穩定為目標，以發展為手段試圖解決西藏地區的分裂主義勢力。一些專家汲取滿清統治各少數民族地區的經驗，特別是清朝處理西藏問題的經驗，他們也學着嘗試對西藏地區實行新政。國家財政大力扶植西藏，給藏人以極大的經濟、文化、教育、醫療方面的扶植和優惠，還大力保護和發展藏傳佛教。為此中央投入了大量資金，在行政執法時偏但少數民族，對少數民族犯罪現象實施“兩少一寬”。以為這就能夠實現穩定、統一、團結。效果如何呢？今年3·14拉薩騷亂就是結果，事實證明效果並不好。 　　在80年代初，對西藏、新疆地區，當時的中央還提出很類似清代治藏的“新政策”。一次在有關新疆問題的會議上，當時的領導層提出：黨中央只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里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只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之前中央還大量撤出了援藏人員。 　　這就是達賴他們最希望中央兌現的高度自治了，不過達賴希望這個自治區的首腦由他們的人來承擔，自治區範圍要更擴大。 　　然而這一政策的實施立刻引起了民族地區的混亂，後來雖有所修補，但是指導思路並沒有根本變化。 　　這種政策的失誤在於“恢復清代模式”是不可能的。在清代時，西藏基本與世隔絕，基本處於本獨立狀態，僧侶階級將廣大農奴當作會說話的工具。這種情況怎麼可能還出現在今天呢？仍然採用清代模式，反而給達賴集團以幻想，幻想自己還能回到過去的舊西藏。 　　共產黨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理念，再採用法術也不可能模仿清皇帝帶頭信喇嘛教，而且這也不符合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達賴喇嘛外披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的外衣，內心還是宗教合一那套統治西藏的治理術，怎麼可能在精神世界上與共產黨走到一起。上層勢力根本不領情，群眾跟着宗教勢力跑，又失去了廣大農牧民的精神支持，這就是這種政策的惡果。事實證明如果不站在人民的立場而投降於宗教上層，就沒有統治基礎，就毫無力量。 　　然而，這一指導原則一直被奉為圭臬，後來被御用學者引申出“多元一體”論，把好好的一個人民共和國解釋成五十六民族共和國。 　　二、荒謬的“多元一體”說 　　效仿滿清的帝國架構，延續“自古以來”說，學者們提出五十六民族“多元一體”共同組成中國。“多元一體”在民族政策的實踐中，強調的是 “多元”，為了讓少數民族成為名副其實的“一元”以實現和漢族“平等”－平起平坐，主流輿論無不過度拔高少數民族在中國歷史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強化他們的民族意識。而所謂的“一體”，面對高度認同的民族則缺乏理論說服力，顯得相當的蒼白無力，至於那些幻想獨立的分裂勢力則毫不領情。他們會反問，自古以來的“多元一體”，就不能獨立了嗎？比如今天的蒙古，是不是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體？為什麼中央還派員祝賀“蒙古國建國八百年？”。 　　“多元一體”論的誤區是不培養人們的公民意識，反而樹立人們的民族意識，如果過於強調、強化一個民族的特殊，那麼在與其他民族相比較、相對立的意識下，任何人與人之間的事端、糾紛、利益衝突都可能上升到民族問題，走民族政策這條線去處理。不當得利成了習慣，就變得理所應當，這時的“ 民族”就有可能變成一個排他的利益集團，甚至進而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而在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對於一個同時具有民族成員和國家公民雙重身份的人來說，絕對難以做到對於民族和國家保持雙重的忠誠。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如果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目的只是停留在保護少數民族權益一點之上，其本身反而可能成為阻礙國家整合的因素。“多元一體”之說，毫無疑問首先是要強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識。在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下，西藏、新疆特別是在幹部群眾中出現排斥漢人、排斥中央的情緒並不奇怪。 　　拉薩“3·14”事件證明在藏區達賴分裂主義勢力仍然很強大，既便當地的政府組織、黨組織在應付此類分裂勢力也是力不從心，有的甚至陽奉陰違。 　　據網民報道：“在這次事件的參與者中，有不少是青少年。據說，在某學校某班班中，進行民意調查，問達賴是好人還是壞人，學生的回答讓老師嚇出一身冷汗－全班40多個學生中只有一位說是壞人，其餘均說是好人！這幾年，我們在廣大農牧區實施了很多惠民政策，廣大農牧民得到了巨大的實惠，可為什麼參與“3·14”事件那麼多呢！” 　　“有些藏族幹部中在思想深處是與國家離心離德甚至暗中同情或支持達賴及其分裂主義分子的，參與、同情、支持、聲援“3·14”事件的也有。尤其西藏基層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幹部隊伍中，正科級以下人員中，大概10個人中，藏族有8人以上，漢族最多有2人。“3·14”事件的發生，執法隊伍“沒有”預感和知覺，與藏族執法幹部或多或少都有傾向是有關係的。” 　　“‘3·14’中，藏族警察全然不見蹤影，好像全部從人間蒸發了，甚至有些邊跑邊脫警服，更有甚者在為騷亂者通風報信。” 　　顯然這些人的民族意識遠遠大於公民意識，更遠遠大於公務員意識、黨員意識。公民意識沒有，那麼每個公民都應該具有的國家意識和政治意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多元”見到了，“一體”則沒有深入當地人的心中。 　　三、機會主義必然以顛倒歷史是非、信仰喪失為代價，而喪失統一的信仰造成的是更深的民族隔閡 　　西藏問題反映出改革開發以來在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問題，是全民族統一信仰的缺失。沒有一個統一的讓各族人民都信服的價值觀、信仰。怎麼能贏得西藏基層幹部群眾的真心擁護和支持呢？ 　　機會主義者的治邊思路，以穩定為目標，以統一為最高原則，“統一神聖，是為一體”。為此在意識形態上可以無限讓步和倒退，縱容狹隘民族意識、民族情結，甚至對那些落後的、殘暴、野蠻的民族歷史，都因為歸結到民族文化而不予清理，反而以顛倒歷史是非的方式逆向處理。民族英雄和漢奸從此顛倒，是非、道德觀念完全顛覆。喉舌總是超出主子的意圖，塞進自己的私貨，而主子要利用喉舌也就順勢縱容。既然中國已經被解釋為五十六民族組成的，滿清王朝搖身一變一躍竟然成了這個中國法理上的締造者。滿遺勢力趁機而起，大肆歪曲歷史，抹黑中華文明，為滿清野蠻王朝塗脂抹粉。 　　比如清史專家滿學會會長閻崇年在央視里就說：“大清是成熟的、理性的自由社會”，“剃髮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種交流形式，不能上綱上線 ”，“大清遠邁漢唐，因為大清是中國人心靈深處的精神圖騰！”04年瀋陽慶祝滿清入關360周年，將其當作盛大節日。央視播放《施琅大將軍》把漢奸當民族英雄歌頌。鞍山紀念尚可喜，南安紀念洪承疇，這些漢奸都被當地樹為愛國主義英雄。為什麼？因為這一切都打着“統一神聖”的旗號。 　　對少數民族文化和歷史人物不切實際的吹捧，對漢族歷史和英雄人物的蓄意貶低，對歷史上中國人生命財產的漠視，對民族人士特殊的政治經濟待遇，所有這些反而促使當地人萌發更高的民族情緒。《狼圖騰》之類的作品，貌似以少數民族的視角，公然站住野蠻的立場，宣揚弱肉強食的價值觀，把民族關係說成狼和羊的關係。把草原民族歌頌為強悍的狼，又把漢族描寫成懦弱無能的羊，將游牧民族對中原的殺掠說成是輸血、進步。這類書大肆泛濫，在強化少數民族 “狼意識”的同時，也讓他們對漢族產生蔑視。強化民族意識的惡果是離心現象越來越多，比如國內大部分少數民族網站都有分裂獨立的言論，有的還成為網站主線。分裂問題越來越難處理。 　　四、清代模式埋伏下分裂隱患 　　中央的民族新政策也曾讓達賴集團產生錯覺，以為清朝統治西藏的模式，也能實行於當代。達賴集團把清代模式下的自治當作中央和自己都能接受的底線，他們一直在孜孜以求，時而平靜時而激烈。 　　由於國家在西藏問題的讓步是有限度的，西藏當地還有大量的其他民族。中央已經不可能放棄對當地內部事物的管理，這就永遠滿足不了當地強勢集團的利益追求。 　　以清代模式解決西藏問題，這種統治權術是危險的，一旦中央政權被削弱後，各少數民族地區就會萌生出獨立的強烈動機。辛亥革命後，蒙古、新疆、西藏都出現獨立問題。當時的各個少數民族地區都自認為自己是中央政府里的多元組成，一旦清王朝被推翻彼此就失去了凝聚在一起的理由。 　　梁啓超先生在《新中國建設之問題》中明確提出：“蒙、回、藏之內附，前此由於服本朝之聲威，今茲仍訓於本朝之名公，皇統既易，是否尚能維繫，若其不能，中國有無危險？” 　　例如辛亥革命爆發後的11月8日，清王朝的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接到署名四盟王公喇嘛的一封呈書要求勤王，後再接哲布尊巴呼圖克圖宣布外蒙古獨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間，隸入版圖，所受歷朝恩遇，不為不厚。……今內地各省，既皆相繼獨立，脫離滿洲。我蒙古為保護土地宗教起見，亦應宣布獨立，以期完全。……庫倫地方，已無需用中國官吏之處，自應全數驅逐，以杜後患。”可以看出，鼓吹蒙古獨立的人們實際上區分了清王朝與“中國”。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蒙古是清王朝版圖的一部分卻不是中國的領土，蒙古人是清王朝的臣民卻不願意成為中國的國民，既然辛亥革命爆發，蒙古也就應該獨立。 　　在西藏，噶廈政府以達賴喇嘛的名義發表如下通告：“內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國。嗣是以往，凡漢遞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從，身着蘭色服者，即新國派來之官吏，爾等不得供應，……自示以後，凡我營官頭目人等，務宜發憤有為，苟其地居有漢人，固當驅除淨盡，即其地未居漢人，亦必嚴為防守，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是為至要。”之後，西藏爆發“驅漢事件”。 　　清王朝的垮台之所以會引起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區發生民族分離思想和運動，原因在於清王朝統治中國的政治構造曾經具備“滿族聯合蒙、藏、回以牽制漢人”的性質。所以，當這種政治構造垮台之時，蒙、藏、回中便有人認為自己也應該與漢人脫離干係。這就是“多元一體”在中央政權垮台後的惡果。 　　事實證明，輸血，經濟扶植並不能解決當地人的思想意識。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改變人們的思想，要用各民族都認可的價值觀念，理想、信仰把人心統一起來、凝聚起來。當絕大多數當地人都認為做一個中國人很光榮、更有道德感，感覺到了作為中國人的崇高和自豪，也有利於今後的幸福生活時，那麼就會自覺抵制分裂，反對達賴集團，分裂勢力還會囂張嗎？ 　　一個追求光榮與偉大的民族，必然有一個激動人心的社會理想，有一個令人崇敬的價值體系，還有一套與理想和價值相一致的道德規範。如果沒有，當然不可能讓人們感覺到做中國人特有的尊嚴感和道德感，要想將各個民族團結和統一起來更是痴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