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隊夷齊下首陽 ·馬悲鳴· 一、一隊夷齊下首陽 　　武王伐紂時孤竹國一對公子弟兄，長曰伯夷，幼曰叔齊，兩人一起攔住武王坐騎，力勸其不可以下犯上，以臣伐君，以暴易暴。武王不聽，滅了殷商。夷齊兄弟只好避居首陽山，義不食周粟，竟至於餓死了。後儒多以這對兄弟為守節的典範。 　　大清國坐穩了江山以後，明朝那些練儒術，講氣節的儒生怎麼好意思出仕？可那時還沒有計算機軟件工程這種腦力勞動專業，知識分子若不從舉業，就得回家務農了。而務農是很辛苦的事，又不能旱澇保收。清王朝當然不願意看到滿天下的儒生都給明朝守節。康熙皇帝也看出了這些遺民知識分子的窘態，於是開了個博學鴻詞科的考試。名稱很好聽，其實只是做做樣子。只要知識分子肯出來應舉，就都能給個官做。開頭還有很多人觀望，假裝在那裡守節。等看到首屆舉子如此輕易就當官取富貴以後，他們再也守不住了。於是從第二期開始，天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就都趕來應舉。康熙以此法讓儒生們輸了個徹底，保證了大清國小三百年天下的安定團結。 　　當時有人譏諷那些趕考的舉子是“一隊夷齊下首陽”。我們可以想象一群破衣爛衫假裝的伯夷叔齊們排着長隊，浩浩蕩蕩走下隱居的首陽山，進京求富貴時的那付沒骨頭樣子。 二、文天祥為什麼不降元 　　最近《北京之春》連續載文，討論海外民運人士回國是否有失尊嚴。筆者的看法是∶“無名之輩無所謂，有名之人有講究”。名人回國確實應該考慮自己的身分。 　　當年元朝的忽必列汗滅宋以後非常器重被俘的南朝狀元宰相文天祥（文山）。文天祥雖然才華橫溢，可生活上卻是個很不拘小節的花花公子。忽必列優待文天祥，虛宰相之位達數年之久以待其降。但文天祥還是寧願死節。最後忽必列只好成全了他。文天祥在禁所時他弟弟文溪來信問自己是否可以出仕的問題。文天祥回答說可以。因為他的弟弟沒做過宋朝的官，沒食過宋朝皇家的俸祿，因此不欠趙家人情，可以出來給元朝做事。但他自己做過宋朝的宰相，因此必須盡忠，寧可死節也不能再給元朝做事了。文天祥是宋儒理學的產物。[1] 　　如果文天祥當了元朝的宰相，那麼今天人們會如何看待他呢？明朝沒有宰相，最高行政首腦叫大學士。明末的大學士洪承疇就具有能和文天祥比肩的才學與地位。他就被俘降清當了清朝的開國宰相。清朝的典章制度都是他一手制定的，而且定得相當不錯。後人心目中洪承疇和文天祥的歷史地位判若雲泥，連大清家都把他列名《貳臣傳》，最後他竟因此而氣死了。洪承疇是明儒禮教的產物。 　　曹長青先生在《有尊嚴地回家》一文里指責民運人士回國有失尊嚴，並以被中共當做典型宣傳的徐剛和吳國光等人為例。吳國光先生聞之大怒，發表文章質問曹長青∶凡當年海外的留學生幾乎無人不曾參加過反對中共武裝鎮壓的抗議示威，如今他們回國的越來越多，自己不過是他們中間的一員，憑什麼不可以回國？！ 　　這話很有道理，回國乃是吳先生的公民權利。但吳國光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即吳先生自己的政治名人身分。 三、名人回國，有失尊嚴 　　記得六四過後不久和一位出得國來的名人打電話時，對方不無得意地說，美國有個內部掌握的政策，對“部主任”以上的前中共高級幹部給以特殊優待，可以直接拿綠卡，而不必象廣大留學生那樣年復一年地等待總統的特赦令。這個“內部掌握的政策”是否確有其事，筆者未曾查考，姑妄聽之。 　　在另一個公眾場合，某名人指着另一位名人介紹說，這位先生是六四跑出來的地位僅次於某某的，官位最大的人。 　　原來這些名人亡命美國之後，還是要講究他們自己在中共黨內掙得的地位！ 　　吳國光先生是《人民日報》的評論部主任，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政治報告的起草人兼民陣綱領的起草人，還是鮑彤的得意門生。不但所有回國的留學生，就是在整個中國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的人里，大概無人能與吳先生比肩。吳國光直到最近還在海外發表內容廣泛的政治評論，是個至今沒有消聲匿跡的大名人。 　　和文天祥同意他弟弟事元，而自己則寧可死節一樣，名人回國確實要考慮是否有失尊嚴的問題。中共一貫的政治謀略是“儘量爭取大多數，孤立打擊一小撮”。對於海外民主運動來說，這“一小撮”就是包括吳國光先生在內的政治名人。既然是要孤立打擊這些名人，中共號召海外人士回國，既往不咎的政策，自然就不包括他們在內。 　　如果名人回國當然也可以，那就得忍受折腰的屈辱。中共正在那壁廂坐等着羞辱這些名人呢。回來一個名人，算是消滅掉一個名人的聲望和號召力。回來兩個，消滅一雙。回來得越多，消滅得越多。全都回來，全都消滅。乾淨、徹底、全部地完成分化瓦解海外民主運動的統戰指標。 　　六四之際，詩人徐剛和劉再復一起叛逃。徐剛在《民主中國》上發表了他是“頭頂着父親精液出生的”孩子以後，無法忍受大名人在海外乏人問津的寂寞，回國去了。把冒死救助過他的地下交通員出賣給了中共保安機關做重新獻媚的見面禮。他回國後即發表報告文學，恩將仇報地大罵收容他避難的仗義之國。徐剛此行，連劉再復都不齒。 　　吳國光先生在中共黨內的地位比徐剛更高，正是中共瞄準了要孤立打擊，或者等着回國受辱的那一小撮名人里的一個。可不知吳先生是怎麼想的，偏偏就大不列顛地回去了。但中共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隨手就把吳國光提溜出來和徐剛並列，做了個海外名人回國的典型四處張揚，盡情奚落了一番，而完全不顧及這位堂堂該黨前總書記政治報告起草人的麵皮。 　　當吳國光四處闢謠時，卻從不曾回過頭來想一下，中共為什麼要造謠和為什麼能造謠。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這個令中共有機可乘的破綻是吳國光先生自己賣給中共的。設若吳先生根本不曾回國，中共端是造不成謠。 　　象吳國光這一流的政治大名人踏入國門，中共怎麼可能裝聾作啞，充耳不聞，聽之任之呢？對於一個在中共高層混跡過的人來說，這些都是起碼的常識。 　　吳國光先生自取其辱而不自知，反而在一些枝節小事上強辯。孰不知中共已經不計較包括吳國光在內的這一小撮海外名人的細微末節了。不管吳先生怎樣和中共辯，怎樣和曹長青辯，只要一回國，就算是輸掉了。 四、失敗者應怎樣回國 　　趙紫陽和八九學潮都敗了。不管是偉大的失敗也罷，“夾這尾巴逃跑了”的失敗也罷，反正是敗了。失敗者應該怎樣回國呢？ 　　法國的拿破崙也失敗過，並被流放到厄爾巴島上。後來他潛出該島登陸回國。拿破崙走到哪裡，哪裡的人民就起而響應。所有遇到的武裝阻截，拿破崙都步行從正面走上陣地前沿，直接報出自己的姓名。守備部隊的士兵一聽說是皇上回來了，馬上不再聽從指揮官的命令，掉轉槍口，連指揮官一起都加入到拿破崙身後的隊伍里歡呼前進。拿破崙兵不血刃，平步直回巴黎。這就是百日復辟，甚至是整個人類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一幕。還有誰能做到這步田地？ 　　衡量中國的民運英雄也是如此∶踏上中國大陸，振臂一揮，就地拉出三百萬軍隊，把殘暴不仁的共產黨給推翻了。這是天下第一條好漢。做不到這一步的，別再牛氣！ 　　第二等人物回國得搶着坐牢去。第一條好漢的功勞是沒本事想了，但苦勞還是要爭一爭的。將來勝利了，雖然數不出功勞來，總還剩點苦勞。 　　到第三流的人物才能說得上拒絕回國的夷齊。反正美國超級市場上賣的食品都不姓“共”，怎麼吃都不怕失節。 　　比第三流再低一層的才是那些回國觀光的精英或者政治名人。這其中不曾有過官身的還好說些，可是象給趙紫陽當過官的名人如吳國光者就更有身分上的不當。 五、虛名累身 　　吳國光和徐剛之間確實有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但不回國的夷齊與吳國光之間也確實有零步到五十步的差別。曹長青的第一篇文章已經算是把話說到點子上了；儘管有些言辭上的不敬，也沒有什麼反駁的餘地。吳先生駁之，決於回與未回兩句之間耳。若果曾回去過，則曹長青沒有造謠。 　　吳國光回國就和當年挑起八九學潮的方勵之避難美國使館一樣，幹了不是自己的身分可以幹的事！方勵之此行至今還在遭受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的責難。而任何其他沒有這種特殊身分的人避禍外國使館或者回國都不會引起類似的非議。吳國光先生當然可以拿自己的公民權利辯解，但那也就不用再指望大名人的聲望和號召力了。 　　六四剛過時，曾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名人出過好一陣子風頭。可他們如今都在哪裡？ 　　沒人知道！ 　　他們或許改行作生意去了，或許就真的是回國了。這些人為什麼既沒遭到曹長青的指責，也沒有受到中共的奚落呢？因為他們已經不再趟政治這一行的混水，不再當名人了，而吳國光先生卻為虛名所累。 　　當名人，尤其當政治名人，是很得意的事。正因其得意，也就不可能當得太便宜。當年那些精英們忘乎所以地成名，輕易就敢以職業政治家自詡的時候，萬萬沒有料到今天還有不能隨便回國和動輒得咎的倒賠。其實這種對當初“得意”的支付，旁觀者看着是很公平的事。 　　要麼不當名人，那麼來去自由。要麼當名人，那麼就得隨時想着自己的身分和公眾形象。當政治名人和來去自由，二者不可兼得，就看您是取魚還是取熊掌了。 六、結束語 　　海外的事業已經差不多算是輸了。現在我們還要等着看提出“我們要笑着回家”的通緝要犯柴鈴、李祿之輩回國；等着看譴責徐剛回國賣友求榮的劉再復回國；等着看在講演中發誓∶“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趙紫陽手下的體改所所長陳一咨回國。 　　如拿破崙般平步北京，推翻共產黨是不用想了。只要這些類似的精英名人既沒有如格瓦拉般真的回國運炸彈，拉杆子，又不肯爭着回國坐牢，而是“一隊夷齊下首陽”；不管下了首陽幹什麼去；就意味着整個海外民運事業徹底輸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載《北京之春》94年9月號 [1]清人鑑湖釣叟趙恬養的《解人頤新集》載∶“文天祥死宋，其弟文溪附元。”當時有詩詠雲∶ 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 可惜梅花心各亦，南枝向暖北枝寒。 【附錄】～～～～～～～～～～～～～～～～～～～～～～～～～～ 關於“尊嚴”的故事、笑話和感想——兼答曹長青與“馬悲鳴” ·吳國光· 　　讀過曹長青近作的讀者朋友們，很可能會有一種感覺，好象剛剛經歷了一場使用文字進行的拷問和凌辱，滿眼是遍地的血跡狼籍。為了咱們能換換口味，調整一下過於緊張的神經，我要給大家講幾個小故事。當然，我們也不能離題，還是要按照曹先生的命題來展開，就說說有關“尊嚴”吧。每個故事，當然也會引發我的一點兒感想，作為對曹先生的回答。否則，就有點兒太不把他看在眼裡。對了，還有一個自稱“馬悲鳴”的，也來湊一份子熱鬧，我們也得打發人家幾句。不過，開始還是要先講我們的故事。 …… 　　按照“馬悲鳴”批評我的文章所說，“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也是，人家那位有尊嚴的老太太為什麼就要屈尊盤問我呢？肯定我是有什麼地方讓她看着不順眼。既然讓人不順眼，一定不是什麼好人，問問你又怎麼了？ 　　這就是曹、馬們的邏輯。而我居然敢不接受甚至反駁他們的理直氣壯的批評謾罵，他們就要抱怨“被封住了嘴”。曹長青質問：天下到底還有沒有公理？我看，有也不多了，因為：被“活着的上帝”的徒兒曹長青屈尊賜罵幾句的人，不僅不趕快口稱萬歲，低頭認罪，居然還要還嘴！而且“這裡是有法制和新聞自由的美國”。簡直是笑話！ …… 　　給曹長青幫腔的“馬悲鳴”，已經看出了曹氏的這個根本破綻：你憑什麼對別人回國這樣的事情說三道四？於是，“馬悲鳴”自己創造了“無名之輩無所謂，有名之人有講究”的原理來替曹長青補台。按照“馬悲鳴”這個邏輯，“名人”就是公眾人物，而“政治名人”就是政治人物，所以他們的行為就是政治行為，因此是必須受到監督和批評的。好了，現在，我們看看吳國光是不是一個“政治名人”呢？“馬悲鳴”這時當然毫不吝嗇地抬舉我了，賜封我為“大名人”，而且是“政治大名人”。於是，被抬上了“政治大名人”轎子的我，當然就得乖乖地接受曹、馬們的亂棒，最好我還能笑顏相對、極有風度地口稱“感謝”，尊曹、馬為“政治大名人”的“指導”和“國師”。 　　這真是一個一廂情願的大笑話。淺薄可笑的馬悲鳴，你張嘴一封我就真的成了“大名人”了嗎？我一旦成了“大名人”就得挨你和曹長青之流任意糟踐了不是嘛？這真是對民主政治中公眾對於政治人物的監督和批評權利的最為荒唐可笑的理解。在民主政治中，人們對於經由一定製度途徑產生的公眾政治人物具有批評和監督的權利，包括通過媒體來批評他們。就象曹長青所僅知的，克林頓總統必須“接受和忍受媒體的轟炸”。可是，一個聽來簡直愚蠢可笑的問題是：吳國光是克林頓嗎？吳國光是曹長青和馬悲鳴們所選舉產生的“總統”或其他什麼這類玩意兒嗎？結論不言自明：曹長青根本沒有任何權利對我說三道四、指手劃腳。 　　“馬悲鳴”是懂得上面這個道理的，所以他不象曹長青那樣撒潑罵街。他耍了一個花招，創造了“政治大名人”的頭銜來頂替曹長青的“總統”，教育我說：你既然是“名人”，而又要回國，“那也就不用再指望大名人的聲望和號召力了”。謝天謝地，誰指望過？“馬悲鳴”賜封的“大名人”，我嫌爛污都來不及，還指望有什麼“聲望”？在曹長青和馬悲鳴們之中具有“聲望和號召力”嗎？饒了我吧，我寧願去打掃廁所，我想那裡也不見得更加骯髒污爛、臭不可聞。 　　…… 　　我們這裡就有現成的兩個例子，即曹長青和馬悲鳴。從貝嶺所舉曹長青對於自己名位的病態重視的例子，可以看出曹氏是一個“自我”很強、名利心甚重的人。在中共專制制度下，曹長青尚且可以做個不大不小的官兒；到了美國這個自由世界，他居然落魄到要靠罵人吃飯——我們可以想見他的悲憤心境。於是，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曹長青要在文章中不斷提及我曾經是人民日報評論員和趙紫陽講演稿撰寫人等這些與主題毫不相幹的事情。據說我在“炫耀”這些東西。如果我在和曹長青辯論回國問題時提到我的這些經歷，那是我神經有毛病。如果我在發表自己記錄的趙紫陽講話時交代這一點，那不過是在敘述一個事實。總之，我不覺得自己因此比別人多出一點兒“尊嚴”，有什麼可“炫耀”的？曹長青可能有點兒太在乎我的這點微不足道的經歷了，所以他出於保護和平衡“自我”，宣稱“即使讓我當趙紫陽演講稿的第一撰稿人我也不干”。你無聊不無聊？你可憐不可憐？誰請你幹了？誰都可以不干任何他不願意干的職務，就是有人請你干而你又不干，這又有什麼可牛皮的？曹長青口口聲聲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以為一個在讀政治學博士的人就神聖到不能說“????”，甚至認為他的“記者同行”就應該高人一等，凡此種種，都是“自我”不能實現因而作祟的一副小家子像。這種人總覺得自己尊嚴不夠，於是要“裝份兒”，要宣稱“有尊嚴地活着”。活你的唄，誰理你呢？其實，你有這份工夫裝腔作勢、橫行霸道，還不如好好調理調理自己，那對獲得尊嚴應該更能事半功倍吧！ 　　“馬悲鳴”倒是不“裝份兒”，他的戰術是掉幾個不着邊際的通俗書袋，拐彎抹角損人，以此來消解自己的不平之氣。象我這麼一點道行，居然被馬悲鳴看成“大名人”，因此你可以想見他反省之下對自己的懷才不遇有多麼傷心和懊惱。不過，老馬啊，既然被你抬舉，我也得夠朋友，和你說幾句知心話：第一，滿世界都闖蕩這麼多年了，怎麼眼眶子還這麼淺？以後可別“露怯”。第二，雖然我是個“政治大名人”，可是在中國並沒有當過任何官。真不好意思辜負你的提攜，可也得怨你情報太不准。第三，罵名人既然是你已經選定的成名途徑了，為什麼不撿些名氣確實大的人物來罵罵呢？其實你也甭怕他們，毛主席不是說嘛：小人物肯定超過大人物。我呢，也不是說不讓你罵——叫你罵上幾句就能成為一個“大名人”，這種好事哪兒找去？比我自己瞎努力這麼多年還管用。可是，我也不能光顧自己，也得替你想想。就我這點兒名聲，就算都被你罵爛了、全被你繼承了，馬悲鳴又能成多大氣候呢？趁年輕，你還是趕快另攀高枝、早“吃大戶”去吧。 【附錄】～～～～～～～～～～～～～～～～～～～～～～～～～～ “政治大名人”典出何處？ ·馬悲鳴· 　　拙作《一隊夷齊下首陽》用了幾個小典故，被吳國光先生譏為“掉書袋子”。其實那篇文章的書袋子還沒有掉乾淨，現在把“一隊夷齊下首陽”的全詩補足如下，以享同好∶ 清朝聖旨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 家裡安排新雀帽，腹中打點舊文章。 當年深自慚周粟，今日幡思吃國糧。 非是一朝忽改節，西山薇蕨已精光。 　　所謂掉書袋子，就是指寫文章用典。吳先生譏笑筆者掉書袋子的同時，還抱怨鄙人亂給他加封“政治大名人”的頭銜烤他。在下本無義務加封吳先生。拙作指出吳先生的政治大名人地位其實也是在掉書袋子。張嘴封吳先生的並非鄙人，而是朱嘉明先生。 　　在“鄧小平之後的中國”討論會上，朱嘉明介紹吳國光時，說咱們這位仁兄乃“中國三十歲到四十歲人中最值得大家注意，最具潛力，而且能力也最全面的人”，“在今後中國政治中將發揮我們現在無法估量的作用”者雲（見《中國之春》的報導）。如果不指望大名人的聲望和號召力，還想對中國政治發揮無法估量的作用，那麼除了尚陰謀以外，還真替吳先生想不出什麼好途徑來。 　　從二十歲到九十歲這七個年齡組裡，只可能有七名“之最”的政治家。比如說，當今中國八十歲到九十歲之間最有才能的政治家乃是當今太上鄧小平。而中國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的“最、最、最”政治家，按照朱嘉明的當眾賜封，即是吳先生。如此精選的政壇英傑，安能不是大名人？ 　　據聞，吳先生幹過大名鼎鼎的《人民日報》評論員。《人民日報》評論員乃是中國首席評論員。當年吳先生手中那管硃砂篆刻着“橫掃千軍”的狼毫小楷也不知糞土過多少世間英物。如今輪到吳先生自己的人品與行事規則遭人評論了，這下子心理可怎生平衡？ 　　再掉個不着邊際的書袋子吧。清初有政策∶“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大家都得剃頭梳辮子。一時間滿街都見剃頭匠給人剃頭。有人作詩詠之曰∶ 聞道頭堪剃，何人不剃頭？ 有頭皆可剃，無剃不成頭。 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 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 　　如今請看吳先生這位剃盡天下人頭的中國首席剃頭匠亦被人剃了個淨光時，那付老大不高興的嘴臉躍然紙上；好比是陷進了英國哲學家羅素那個∶“剃頭匠給‘不給自己剃頭者’剃頭”的“剃頭匠悖論”也似。 　　不過，老吳先生阿，看在大作一再“揚馬抑曹”的份上，鄙人這廂也得夠朋友，和先生說句知心話∶剃了閣下腦袋的曹長青不是聲言美國乃言論自由的地盤嗎？先生大可抱定了“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的宗旨__罵則由他罵，該回國還是應該照回不誤。我就不信他曹長青能阻截得住！ 　　中國士大夫不是還剩個光榮傳統嗎？__“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就是這個道理。 【附錄】～～～～～～～～～～～～～～～～～～～～～～～ 主席∶ 　　下面我們請吳國光先生發言。吳國光先生雖然還很年輕，但是是資深人員。他是山東人，生於1957年。北京大學畢業後，又攻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馬洪秘書，《人民日報》評論員，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體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員。一九八九年到美國後，曾為哈佛大學尼曼學者（Nieman Fellow），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魯斯學者（Luce Fellow）。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兼任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綜合學部常務協調人、《當代中國研究》主編。 　　除此之外，因我認識他時間較早，我覺得他是中國三十歲到四十歲人中最值得大家注意、最具潛力，而能力也最全面的人。我相信他在今後的中國政治中將發揮我們現在無法估量的作用。所以，希望大家非常認真地聽他發言，證明我對他的判斷沒錯。（掌聲） 吳國光∶ 　　謝謝主席（朱）嘉明。他這廣告一做，我下面沒法講了。不好意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載《中國之春》，“鄧小平之後的中國討論會”發言 【附錄】～～～～～～～～～～～～～～～～～～～～～～～～～～ 另一個“人” ——評李志綏的《毛主席的私生活》：自私，狡猾的毛主席（上） ·林培瑞（著）　夏　友（譯）· 　　大約五年前，中國一位有影響力的文學評論家李陀宣布他將努力在日常語言中禁絕使用“最”字。李陀認為在毛的年代中，“最”字被濫用了：偉大舵手是“最最敬愛的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黨是“最偉大，最光榮，最正確的”。李陀認為唯一能擺脫毛的陰影的辦法是從語言上除根。 　　… 【附錄】～～～～～～～～～～～～～～～～～～～～～～～～～～ 名利濃於酒 　　… 　　滿清入關以後，有許多讀書人不投降。但清帝康熙非常高明，他十四歲親政，就平定了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天下，作了六十年的皇帝，把清朝的政治基礎定下來，可以說他是一個天才的皇帝，不是職業皇帝了。他看到漢人反清的太多，為了要收服那些不願意投降的讀書人，在科舉中特別開了一個“博學鴻詞科”。對於那些不願意投降的遺老們，特別恩准，馬馬虎虎，只要報一個名，形式上考一下，就給予很好的官位，結果有很多人，在這種誘惑下動搖了，而進了“博學鴻詞科”。也還有很多人硬不投降，所以當時鬧出了很多笑話。其中一些，是非常尖刻的譏諷，當時曾留下幾首諷刺的名詩： 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 早知薇蕨終難飽，悔煞無端諫武王。 後來又開第二次“博學鴻詞科”，再收服第一次未收服到的人。因為許多人看見第一批“博學鴻詞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自己就更忍不住了（從這裡看，中國人講究的節操，要守住真是難事，自己的中心思想能終生不變，實在是最高的修養）。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場的位置都滿了，後去的被推到門外，有人便吟詩挖苦： 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 從今決計還山去，薇蕨那堪已吃光。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摘自《南懷謹評論歷史與人生》 【附錄】～～～～～～～～～～～～～～～～～～～～～～～～～～ 【馬悲鳴按】 　　若以徐剛類比第一隊下首陽之夷齊，則被中共盡情奚落的吳國光便是第二屆因後到而被推出院門的舉子。吳國光氏後來的再度發狠便如這後一首詩所云∶ 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 從今決計還山去，薇蕨那堪已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