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疇傳》，王宏志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4月版

    上個世紀30年代，杭州有一家《越風》雜誌，曾發表高越天的《貳臣漢奸的醜史和惡果》一文，在談及明朝亡國之際忠臣義烈、殉節不屈之後，又提到“最大漢奸 吳三桂，貳臣洪承疇”，說“他們在當時昧了良心努力討好清廷，結果還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真是愚不可及”雲。

　　又據《大公報》副刊專欄文章《雪庵絮墨》，述清朝對於開創功臣，皆配享太廟，然無漢人耿精忠、尚可喜、吳三桂、洪承疇四名，洪且由乾隆列於《貳臣傳》之首，於是誡之曰：

　　似這樣丟臉的事情，我想不獨含怨泉下的洪經略要大吃一驚，凡一班吃裡爬外，槍口向內的狼鼠之輩，讀此當亦憬然而悟矣。

　　魯迅當即撰文指出：這種訓誡，是反問不得的。倘有不識時務者問：“如果那時並不‘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而且漢人也配享太廟，洪承疇不入《貳臣傳》，則將如何？”（《且介亭雜文末編·立此存照〔四〕》）

　　幾十年過去了，有當代學者編撰三十萬言之《洪承疇傳》，記敘了傳主的一生，詳述了出任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的洪承疇，“背明降清” 之後，從隨軍南下、佐理機務的出謀劃策，到總督軍務、招降江南、平定皖浙閩的文韜武略的“開清第一功”，再到經略五省、進取雲貴的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直 至“‘鞠躬盡瘁’諡文襄公”，並認為在作為清初重臣17年的時間裡，“他擔負的使命是，使戰亂分裂的中國統一、安定下來，這對社會的前進起了積極作用 ”，“應屬於基本上應當肯定的歷史人物，他的主要政績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安定和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此種所謂“歷史的、辯證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評價”，恐怕是很難經得住推敲和追問的。如果說洪承疇的“使命”，是“使戰亂分裂的中國統一、安 定下來”，那麼，那些奮起抵抗侵略、誓死保家衛國的明朝軍民的“使命”，又是什麼呢？身先士卒、陷陣殺敵、喋血疆場的督師盧象升，“吾頭可斷，身不可屈 ”、從容赴死的南明弘光朝大學士史可法，“綱常萬古，節義千秋”、慷慨就義的南明隆武朝大學士黃道周，愧於兵敗、決心以死激勵後人、自沉松塘而亡的進士夏 允彝，鼓動清松江總督吳勝兆反清、事敗被俘、投水自盡的名士陳子龍，變賣家產奮起抗清、被叛徒出賣後堅拒洪承疇勸降、以身殉國的少年詩人夏完淳，與清軍血 戰81天、誓死守護家園、最後城破被屠的幾十萬江陰民眾，在東南沿海堅持反清復明鬥爭的民族英雄鄭成功、張煌言……豈不是都阻礙了、破壞了中國的“統一、 安定”？豈不是都延緩了、遏制了“社會前進”的歷史進程？比起“基本上應當肯定”的洪承疇來，他們豈不都是不識時務、不明大勢、不能順應歷史潮流、“基本 應當否定”的嗎？

　　顯然，上述對洪承疇的評價中隱含的，是一種征服者、勝利者、權力者的歷史觀，“勝王敗寇”的歷史觀。

　　不妨再追問下去：假如清乾隆皇帝欽定、列入《貳臣傳》的一百二十多個明朝文臣武將沒有降敵事清，襄助贊理，“為王前驅”，清軍能否順利南下、定鼎中原呢？“撫定燕京”之後，又能否維持長治久安的局面呢？要回答這些問題，怕是要頗費一點唇舌吧。

　　又假設在明清的大對決中，清軍最終未能入關、取明而代之，封疆大吏、薊遼總督洪承疇，由於背叛明朝而落得個“漢奸”的千古罵名，那麼，他的這一人生抉擇是否值得呢？究竟如何看待、評價他所充當的“大明王朝的掘墓人”這個舉足輕重的歷史角色呢？

　　這，恐怕就更難回答了。“因為衛國和經商不同，值得與否，並不是第一着也。”（魯迅語，出處同前）

　　看來，要想算清楚歷史的陳年舊賬，真是“戛戛乎其難哉”！

　　1934年7月17日，魯迅曾寫過一篇雜感，題目就叫《算賬》，開頭兩段云：

　　說起清代的學術來，有幾位學者總是眉飛色舞，說那發達是為前代所未有的。證據也真夠十足：解經的大作，層出不窮，小學也非常的進步；史論家雖然絕跡了，考史家卻不少；尤其是考據之學，給我們明白了宋明人決沒有看懂的古書……

　　但說起來可又有些躊躇……我每遇到學者談起清代的學術時，總不免同時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卻換得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

　　“我直覺的感到，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賠款來養成幾位有限的學者，虧累得多了。”——魯迅是這樣回答的。

　　如今，評價洪承疇的是非功罪，要超越“大漢族主義的影響”，超越一直存在着的“重大偏見”，似乎自然並無不可；但是，在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難 道能夠超歷史、超時代嗎？難道能夠“超然”於道德之是非、歷史之功罪嗎？毫無疑問，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滿清作為來自北方的異族侵略者、征服者、 屠殺者和統治者，是鐵鑄的事實。“五族共和”的提出，則是大清王朝徹底覆滅之後的事了。

　　進而，要還洪承疇“以本來的歷史面目”，似乎自然也並無不可；但是，難道能夠迴避他作為“明王朝的重臣”，對舊朝、對故國、對父母之邦的背叛 嗎？難道能夠因為現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就不對過去他投降與效忠異族征服者、侵略者和壓迫者的可恥的不光彩的漢奸行為，進行必要的嚴正的道德審 判嗎？

　　此外，該書序作者還有云：“以清代明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王朝更迭的正常現象”。是啊，一部中國古代史，王朝更迭嬗替，實在是多多，而又多多，《紅 樓夢》裡不是寫過了，“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魯迅不是也說過了，“中國歷史的整數裡面”，“只是兩種物質，——是刀和火，‘來了’便是他的總名。火 從北邊來便逃向南，刀從前來便退向後，一大堆流水帳簿，只有這一個模型。倘嫌‘來了’的名稱不很莊嚴，‘刀和火’也觸目，我們也可以別想花樣，奉獻一個諡 法，稱作‘聖武’，便好看了”。（《熱風·隨感錄五十九“聖武”》）

　　不知為什麼，在“正常”的“王朝更迭”面前，在“好看”的“聖武”面前，我卻總是無法產生莊嚴正大的神聖之感與敬畏之感；而且，無論如何，也總 是不能忘記，投靠了新主子的洪承疇所跟隨的清軍，在其入關及南下的浩浩蕩蕩的攻城略地過程中，那些罄竹難書的野蠻劫掠、血腥屠戮和殺伐；在刀光火色的衰微 中，總是無法忘記，於歲月的流逝中逐漸淡去、為“太和祥洽”的“康乾盛世”所掩飾的兇殘的文字獄之斑斑血跡……

　　我於是想，在褒揚洪承疇於明清易代之際“審時度勢”，及對新朝起着“安邦定國”作用的“光明面”之時，是不是也在不自覺地肯定一種見風使舵、趨 利避害、變節附敵、毫無特操、善於變化、無堅守、無信從的道德人格呢？這種無恥卑劣的人格，既違反做人的倫理，又有背於國民的道德，無疑是應該徹底唾棄 的。

　　當今的文人學士，早就匍匐在“一個王朝的背影”里，對“千古一帝”康熙的“王道”，遙遙地奉上五體投地的讚美和尊崇了。近來又有清史專家說什麼 “剃髮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種交流形式”，“文字獄雖然制約了一定的思想靈性，但起碼維持了社會穩定”云云，這種話，簡直就是狗屁不通！

2009年5月12日於西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