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山再起

 

俗話說“拔毛鳳凰不如雞”，辻政信這次可是渾身上下的毛被拔了個乾乾淨淨。

 

雖說是“政治上正確”，再者也就是一個小少佐，比他官大銜高，該擔責任的多的是，所以辻政信還是沒被人扒掉這身二尺半。但這個處理很大意義上是因為辻政信和那支“正在上漲的股票”陸軍次官東條英機中將的關係。打狗是要看主人的，辻政信自從進參謀本部跟的就是東條大佐，東條到了士官學校還是帶着他，到了滿洲兩人還是沒斷過交往，所以沒有把辻政信轉預備役，而是發配到岡村寧次的11軍來了，沒有具體職務。

 

1939年9月15日報到那天，岡村中將穿着件浴衣，手裡拿着一本通俗小說雜誌《講談俱樂部》就接見了他。辻政信十幾年以後在《亞細亞的共感》裡面提到這件事還是恨得咬牙切齒：“如果是接見參本作戰課或者陸軍省軍事課來的參謀，中將肯定得手扶軍刀，滿胸的勳章掛得叮噹響。可現在，我只是帶罪之身而已”。

 

其實岡村寧次也在和辻政信一樣頭痛：怎麼處理這尊邪神，沒地方放。陸大出來以後不能去作戰部隊任聯隊長以下的主官，聯隊長是大佐，這位還只是少佐，更不要說是戴罪之身了，所以去不了作戰部隊。放他去當參謀，當時岡村手下正熱鬧，有七個師團（3，4，6，13，34，39，40），兩個獨立混成旅（14，18），不少方面軍都沒他闊氣。軍司令部和師團都有參謀編制，但這位剛剛打了敗仗，不能用。這就找來了參謀長青木重誠少將商量。

 

參謀長出了個主意：漢口日軍現在風紀極差，似乎的有個人管管了。這件事讓他去正合適，他要是不願做憲兵，那他自己去找地方，和11軍沒關係，橫豎11軍不欺負他就是了。正好第3師團參謀福山寬邦少佐和他是陸大同期，就讓福山帶着辻政信去憲兵隊辦交接。

 

辻政信到了憲兵隊，點了幾個人就問在邊上正想回家的福山：“漢口哪兒最熱鬧？”

 

福山想都沒想就回答：“江漢關，原來的英租界一帶。”

 

辻政信手一揮，也不管福山是不是歸他管，兩人帶着憲兵就直撲江漢關。

 

到了地方，辻政信跳下車來：“凡是軍人開的車全部扣押。”

 

憲兵們有點糊塗：“開車的全是軍官，扣他們的車會不會有麻煩？”

 

辻政信給找補一句：“人員一律逮捕，大白天的在這兒，肯定不會幹好事。”

 

大白天就抓了二十幾個看戲，喝酒，嫖姑娘的佐級軍官。到了晚上就更熱鬧了，憲兵隊的牢房成了軍官宿舍了。青木參謀長也急了，這把軍官全抓了起來，游擊隊來了怎麼辦？派人來和辻政信打招呼，辻政信的回答是：“這還是剛剛開始呢”。哼哼，叫你們狗眼看人低。

 

 青木現在對辻政信在關東軍為什麼那麼呼風喚雨開始有點明白了。這人在找人短處方面簡直是天才：首先是查用車票的底單，軍人自己沒有車，要用車就會留下痕跡。然後一件一件查人數，估算需要的錢，最後再查錢是哪裡來的。

 

皇軍喜歡搶東西，但說實話不容易搶到錢。錢肯定是貪污來的，一查出來你大概用掉了多少錢再找你來對帳就很簡單了。所以青木懷疑辻政信在關東軍時是不是也捏住了誰的短處。其實是不是捏住了誰的短處不太清楚，但辻政信經常半夜裡帶人出去砸料亭門口停的高級軍官汽車是真的，在上海，長春，哈爾濱全乾過。

 

這一番“反腐敗”反的雞飛狗跳，把陸軍大學校46期畢業，主管經濟事務的軍司令部參謀山本浩一少佐都嚇得自殺了。岡村和青木看着再讓辻政信玩下去還不知道要玩出誰來，只好不等辻政信玩膩味了，先幫他找出路。

 

於是幾乎全司令部奮鬥起來當紅娘，到處保媒拉縴找有沒有肯收留這個喪門星的地方。當然那地方還得好，大名鼎鼎的辻參謀可不是有個位置就肯屈就的主。功夫不負有心人，半年後的1940年2月終於通過關係把辻政信送了出去，送到南京的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第四課去了。

 

辻政信是2月10日到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報到的。他很滿意這次的調動，當時的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是板垣征四郎中將。辻政信服氣的人不多，板垣就是其中的一個。而板垣當第五師團長時在太原見過辻政信玩命，對他的印象也不錯，本來是想直接就放到第一課（作戰課）去的，但是作戰課長公平匡武大佐堅決不要這位刺兒頭，就放到第四課（政務課）來了。

 

政務課課長是金井武夫大佐，金井同時還兼着第二課（情報課）課長，後來做到支那派遣軍少將總參謀副長，有一幅大家都知道的油畫《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時》上面跟在在岡村寧次身後向何應欽長官鞠躬的最右邊一名日本軍官就是他。主任參謀是堀場一雄中佐。當時第四課的主要任務是配合參謀本部進行“桐”工作，也就是誘降蔣介石的工作。這個“桐”工作是怎麼回事呢？得從那時的大陸戰況說起了。

 

表面上看來大陸形勢“一片大好”，實際上軍部很頭疼——這仗似乎沒完沒了。蔣介石不像原來想象中的被打痛就投降，而是丟了南京去武漢，丟了武漢去重慶，還放出風來說是如果丟了重慶就去印度的加爾各答組織流亡政府，反正就是不投降。

 

但是日本人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汪精衛政權是什麼，那是偽政權，不算數的。雖然近衛文麿首相早就狠天狠地地說“不以蔣政權為談判對手”，但是實際上是想談而談不成。這不，有人來說搭上了宋子文這條線，參謀本部就像撈到了救命稻草一樣趕緊和重慶方面派出的人談判。參本第七課的鈴木卓爾中佐在香港和重慶方面派出的自稱是宋子良的人就談上了。談了三個題目：滿洲國問題，汪精衛問題和日軍撤軍問題。談了半天才想起來一個問題：對面這人是不是宋子良啊？

 

到後來才知道從一開始蔣介石為了爭取時間，根本從一開始就是在涮日本人。日本人對這次挨涮特別耿耿於懷，戰後何應欽去日本治病還被岡村寧次揪着問那到底是不是宋子良，何應欽笑了笑沒吱聲。到現在日本人還在亂猜那到底是誰。

 

言歸正傳，辻政信剛到南京就遇到了汪偽政權成立。板垣們也知道這不是件什麼事，但為了面子也得當喜事來辦。4月23日還在派遣軍總司令部召開了一個歡迎兩院議長的大會。為了表示自己們也沒閒着，安排了辻政信在歡迎會上做個“英模報告”。辻政信在會上洋洋灑灑，作了名為《實戰的感想》的報告，給辻政信的時間是20分鐘，實際上他講了兩個小時。那個報告的中心思想就是“桐”工作的思想基礎也就是石原莞爾鼓吹的“東亞聯盟”，什麼“日中提攜”什麼的。把板垣聽得心花怒放，改名為《告派遣軍將士書》，印發了100萬份發到各地。這個100萬份是辻政信自己說的，有人揭發其實只印了5萬份。不管印了多少，反正這一下辻政信又出了名。

 

什麼叫做“塞翁失馬”？這種出名可不是大家都高興，首先他們課長今井武夫大佐就看得不舒服。這叫怎麼回事？直接就和總參謀長接上頭了？眼中還有沒有人？就算課長你可以不菜，連總司令官都沒有放在你小子眼裡。

 

那時支那派遣軍總司令是西尾壽造大將。西尾是關東軍出身，板垣當關東軍高級參謀的時候西尾是關東軍參謀長，兩人倒沒什麼合不來，剛開始西尾也不討厭辻政信。直到有一天出了“扇子事件”為止。

 

在南京總司令部高級軍官食堂，辻政信發現他的座位上放了一把扇子，不經心地拿起來一看，是當時南京最有名的料亭“福宮”的老闆娘送來的，頓時臉色一變，對周圍拿着扇子扇風的軍官們喊道：“福宮老闆娘送來的扇子，你們不嫌有腥味？來人，把扇子全部收起來，送回去。”要知道，被這位小少佐參謀吆喝的將軍中就有西尾壽造大將。

 

這是1940年7月的事情，離他按常例升為中佐還有一個月。

 

不但西尾討厭辻政信，現在連陸軍大臣東條英機都有點討厭辻政信了。辻政信在鬧的什麼東亞聯盟，日華提攜在東條英機看來全是扯淡。首先這套該死的理論是東條最見不得的公開稱他為“東條上等兵”的石原莞爾弄出來的，現在在鼓吹這一套的也還全是些石原莞爾的死黨，板垣不就是其中之一嗎？除了這種個人的嫌惡之外，東條在思想上也也不信服那玩意。東條是個徹底的皇國主義者，在他那兒是“八紘一宇”，全宇宙就他們家天皇陛下，現在只是日本人的傳統謙虛美德在作怪，沒談什麼“世界盟主”，只是在談亞洲盟主。這已經夠委屈的了，哪還有什麼和人“提攜”的必要，這種大逆不道的理論簡直就和共產主義赤化宣傳是一路貨色。板垣他動不了，別人在陸軍士官學校是他的先輩，和他平起平坐，當陸軍大臣還早他兩年。所以一肚子火全發到辻政信頭上來了。長年老部下也跟着石原莞爾們一起胡說八道，你忘了本了？40年11月給了辻政信一個莫名其妙的調動，到台灣軍研究所去當研究員。

 

這回辻政信應該是全完了。台灣軍本身就名不見經傳，擔任過台灣軍司令官的倒有不少名人，但全是榮譽職務。你只要看日本投降時台灣軍（那時改名叫“台灣軍管區”了）下面除了司令部就是醫院，沒有作戰部隊就知道了。這個“台灣軍研究所”對外番號是“台灣軍第82部隊”，總共就30幾個人，用辻政信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院子裡面堆滿了木板，到處在敲敲打打釘房子，總共三十名從各地打掃來的軍官，下士官，勤務兵和打字員。當兵18年還是第一次看到居然有這麼小的部隊。真的完了”。

 

辻政信是個閒不住的主，他出生於冰天雪地的日本石川縣，又老在關東軍混，沒到過亞熱帶地方，就覺得台灣特別新鮮。沒事買了一大堆熱帶地方的書來看，也算打發時間。

 

名義上部隊長是台灣軍參謀長上村乾男少將，其實為首的是剛剛從台灣步兵第一聯隊的位置上被趕下來的林義秀大佐，那也是一個舅舅不疼姥姥不愛的主。幾個人就在那兒混吃等死，等到來命令讓這幾位扒下這身二尺半。

 

41年5月，台灣軍又來了一位從此和辻政信結下了一生淵源的朝枝繁春大尉。朝枝也是個怪人，從某種程度來說比辻政信還要變態。陸大軍刀組畢業後在太原的第一軍當參謀，負責制定進攻延安的計劃。一年後按規矩軍刀組回中央機關，把朝枝安排在陸軍省軍務局。

 

軍務局也是陸軍省最重要的部門了。可這位不干，他要進參本，最好是作戰部，覺得在陸軍省坐辦公室管招兵養兵是屈了才不夠刺激，自作主張就脫了軍裝開小差了，跑到台灣來，找到台灣軍研究所，問有沒有到南洋調查的工可以打。聽到這件事的台灣軍參謀長上村乾男可嚇壞了，一個軍刀組參謀私自溜號這是怎麼回事？在和陸軍省再三商量以後，覺得這事還是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按理得上軍事法庭的罪僅僅就給了個“停止軍職三個月”的處分，乾脆派他到南洋去刺探情報了。

 

（辻政信的終身盟友服部卓四郎大佐）

 

 

 

一般認為日本人是從1940年8月日本人進駐北部法屬印度支那後美國限制了對日本的石油和廢鋼鐵出口，禁運了航空燃料以後才開始動馬來，新加坡的腦筋。這是一種誤解，日本人垂涎馬來和新加坡已經有日子了。

 

當年日本還沒有像現在這樣有錢，當時的國際社會也沒有像現在這樣有ODA(政府開發援助)這麼一說，但有一點過去的日本和現在的日本是一樣的，就是喜歡向海外派遣醫生。現在日本政府向海外派遣醫生是為了提高受援國的衛生保健水平或者是進行救災活動，確實是在治病救人，是善行。但過去不是這樣。

 

比如惡名昭著的哈爾濱731部隊裡就不全是軍醫，也有從民間派遣來的醫生。和石井部隊的軍醫們一起干着活體解剖，研究細菌戰。在新加坡對面的新山（也叫柔佛，柔佛八魯Johor Baharu）有個熱帶病研究所，裡面經常就有日本研究人員往來，日本醫生在這裡研究的是毒蛇，瘧疾和其他熱帶病。其中有些人並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一直到戰後聽說自己寫的全部研究報告都呈交了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時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早在“9.18事變”以前，南洋就已經列上了軍部的議事日程。

 

其他來做買賣的商人，來打魚的漁民，來修自行車的手藝人，不少都是陸海軍的士官。他們默默地收集着道路，橋梁，氣象，潮汐，水深等一點一滴的情報。他們的情報網，不僅限於馬來半島，在菲律賓，文萊，爪哇，夏威夷，到處都有這種默默無聞，勤勤懇懇，與世無爭的日本人在活動。

 

所以說在整個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不缺乏情報，所說的日軍參謀“不治己不知彼”的意思是他們不會或者不願意使用這些情報，更加情願採取鴕鳥政策或者掩耳盜鈴，一廂情願地迷信“皇軍的精神力”罷了。

 

在那個變態的年代就有那麼多變態的機會，辻政信又起死回生了。

 

日美關係日趨惡化的1940年底，大本營已經在考慮南方作戰了。當時就只有台灣軍有熱帶經驗，所以就讓台灣軍開始收集熱帶作戰資料。

 

更重要的一點是用辻政信的老搭檔服部卓四郎中佐於1940年10月又重返了陸軍中央，還就任了參謀本部作戰課作戰班長這一要職中的要職。

 

服部和到處得罪人的辻政信不同，最大的長處就是會拉關係。板垣喜歡他，東條也喜歡他，邪門的是到後來麥克阿瑟手下的情報部門G2的頭韋洛比少將也能和他尿到一個壺裡去，朝鮮戰爭爆發以後美國幫助日本重整軍備，成立警察預備隊時，韋洛比向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推薦的第一個人就是服部卓四郎，結果是在吉田茂和占領軍民政部的惠特尼准將的一致反對下沒有成功。要不然這位還是自衛隊的祖師爺了。

 

服部對辻政信的交代是不要停止在資料收集上，而且要拿出資料整理的成果出來。

 

半年以後一本名叫《只要讀了就能贏》的關於南方作戰的手冊送到了參謀本部。日本陸軍一直是以俄國作為假想敵的，從來的作戰研究都是北方作戰為主。對於以英美為假想敵的南方作戰，幾乎沒有研究過。這次辻政信編的這本手冊，從民情，地形，氣象，衛生，防疫，戰法，兵器方面都解說的十分詳細，確實是辻政信的心血。

 

這個作戰手冊將武力戰，思想戰和經濟戰結合了起來，省略掉了作戰要務等原則性內容，僅僅講述與熱帶作戰有關的東西。一開始就把讀者定位在下士官和普通士兵，所以不用文言體，全書用口語題寫成，而且每段的篇幅相當簡短精悍，從而便於士兵們在行軍作戰的間隙閱讀。比如說手冊中甚至有這樣的記述：“打死蛇以後，剖開蛇腹在蛇的大約中部取出蛇膽吞服，蛇膽是很珍貴的滋補品”。

 

這本手冊後來被印發了四十萬冊，真的成了後來的太平洋戰爭中日軍的一件有效武器。而辻政信本人也於1941年8月重返陸軍中央，任參謀本部作戰課兵站班班長。

 

就因為寫了這麼一本在當時還不知道可用不可用的作戰手冊？

 

這是一個原因，但是還有更多的原因。首先服部卓四郎於1941年7月1日以中佐軍銜出任作戰課長，成為和稻田正純並列的作戰課有史以來軍銜最低的課長，但服部就任時只有40歲，比稻田就任時的42歲還要年輕。

 

起用如此年輕的作戰課長是作戰部長田中新一和陸軍大臣，次任首相最有希望的東條英機大將商量下來的結果。他們覺得前任作戰課長土居明夫大佐，就是那位諾門罕時候警告辻政信蘇軍起碼有兩個師以上的增援兵力的那位，對開戰意欲不大，於是把土居趕去了關東軍的第三軍去當參謀副長，起用年輕，“有衝勁”的服部中佐。

 

服部和辻政信是一對哼哈二將，服部上了台就把他這位小弟給從台灣接了回來。

 

服部把這位到處惹事生非的辻政信接回最核心的參本作戰課之所以沒有引起很大非議還有一個組織上的原因：作戰課確實缺人。

 

參本作戰課是參本最核心的課，所以對進人的要求很嚴。一般陸軍大學校畢業的軍刀組是很牛的，但不是所有的軍刀組參謀都能夠進作戰課——作戰課只要前五名。軍刀組的第六名，對不起，進不了作戰課。這樣能夠用的人也就是扳着指頭算得過來的那幾個了。所以服部提出要辻政信回來，大家也只能皺皺眉頭，提不出什麼能反對這個第三名畢業生回來的理由。

 

所以服部——辻配對又一次結成了。

 

當時服部在作戰課里鼓吹一種“好機南進，熟柿北攻”的理論。就是說南進要尋找好機會，而北攻則要等待希特勒的進展，等待蘇聯像一個熟透了的柿子那樣。諾門罕的學費沒有白交，起碼辻政信現在知道了蘇聯人不好惹這件事了。當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來，只能說：“絕對不能和希特勒合作，那是個不講信義的傢伙。希特勒在歐洲戰場的進展僅僅是因為它的突然襲擊和不講信義，日本和希特勒合作絕沒有好處。”

 

真的是日本人講信義？那怎麼解釋“9.18事件”呢？辻政信的所謂信義指的是正當諾門罕吃緊的時候，希特勒違反《德意日共同防共協定》的秘密條款和蘇聯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出賣日本人的事情，這口氣還沒出呢。

 

辻政信闡述這種理論更加簡單清晰：“我們通過諾門罕事件對蘇聯的實力了解得很清楚，現在關東軍立即北攻，一年內不可能達成什麼目的。但我們花了好幾個月在研究南方，南方有無窮無盡的寶藏，如果我們能夠控制南方就利於了不敗之地，英美根本不足為懼”。

 

好大的口氣，“幾個月的研究”就能夠解決問題了。但是作戰部長田中新一少將喜歡這種“政治上正確”的論調，不久參本內部這種腔調就響成了一片。

 

1941年7月28日日軍在南部法屬印度支那登陸。美國人的反應，出乎日本人的想象的強烈和迅速。美國政府宣布凍結日本在美資產，接着英國，加拿大，法國，葡萄牙，荷蘭也宣布了同樣措施。8月1日，美國政府宣布了對日本的全面石油禁運。

 

這時的首相是那個一直優柔寡斷的近衛文麿，但這次倒挺積極，8月4日晚上找來了陸相東條英機和海相及川古志郎，宣布了自己的一個重大決定：自己去美國，和羅斯福面談，尋找打開危機的辦法。

 

海軍因為真要開戰那也就是自己的事了，心裡有點發虛，於是就一致支持近衛訪美。陸軍呢？首先反正打頭陣的不是自己，再加上陸軍畢竟對缺油沒有像海軍那樣有切膚之痛，在首腦會議上是反對聲一片。最後東條整理了幾個條件交給了近衛總理，那幾個條件除了能看成刁難之外，沒有別的解釋。

 

結果近衛文麿內閣什麼都幹不成，宣布總辭職，接任的是東條英機內閣。這段時間辻政信在幹嗎？

 

海軍中佐內田承志的手記中記着這麼一回事，8月末在東京芝區的海軍軍官會議所水交社召開過一次陸海軍幕僚碰頭會。在會上辻政信公開揚言：“如果上海來的炸彈能夠趕上，我要暗殺近衛首相”。

 

別以為辻政信只是在說大話，1974年5月25日日本著名右翼大人物兒玉譽士夫在接受著名評論家大森實的採訪時作了這樣的證詞：

 

“一天，辻中佐到了我的辦公室。說近衛首相要到中國去訪問了，知道那個訪問是什麼意思嗎？首相想對美國讓步，從法屬印支撤軍。問題是不僅僅從法屬印支撤軍，連同中國大陸一起撤，甚至滿洲國都要讓出去，這絕對不可以。你手下有人嗎？我要炸掉六鄉的多摩川鐵橋，那是近衛到橫須賀去坐船的必經之路。

 

我同意了接受任務，讓辻中佐和兒玉機關的副機關長吉田彥太郎去具體商談。

 

吉田從上海找了十五六名行家，辻政信帶我去了參謀本部第八課，在那兒交給我四顆定時炸彈並說明了使用方法，說是好東西，只要一顆就能讓鐵橋飛上天。

 

我把定時炸彈放在赤坂的事務所里，後來近衛首相訪美未能成行，那幾顆炸彈後來在東京大空襲時被美軍炸掉了。”

 

其實近衛未能訪美的一個原因也是因為被暗殺的可能性太大。近衛的隨行人員中有海軍大將吉田善吾和陸軍大將土肥原賢二，他們很清楚地知道他們到不了橫須賀。當時的海軍大臣及川古志郎在戰後回憶說，即使近衛到了美國，回來以後也肯定會被暗殺。因此訪美本身就沒有意義。

 

田中新一和服部卓四郎，參謀本部的作戰部長和作戰課長的態度基本上就決定了參謀本部的態度，更不要說還有辻政信這麼一位實幹家在上竄下跳了。就這樣上下合力，終於要向美國開戰了。

 

辻政信被任命為第25軍作戰主任參謀是9月25日。近衛訪美計劃的正式取消是10月2日。10月16日近衛內閣總辭職，10月17日東條英機陸軍中將受命組閣，10月18日特晉為大將的東條英機內閣成立。東條英機本人一身兼任總理大臣、陸軍大臣、外務大臣、文部大臣、商工大臣和軍需大臣。

 

要開戰了，辻政信中佐大顯身手的機會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