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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不是“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而是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頭腦發熱”

思 馬 恩

一. 解讀總設計師關於大躍進的幾句談話

1980 年4月1日，總設計師在《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在這些方面，要運用馬列主義結合我們的實際進行分析，有所貢獻，有所發展。”（鄧選2— 296）

總設計師這幾句貌似十分客觀公正的談話，頗能迷惑人；確實也迷惑了不少人！但是，一方面，總設計師事後始終沒有堅持“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而是造成了毛澤東一個人必須對“大躍進”中的失誤負責這樣一個極不實事求是的結果，面對這個荒誕無稽的結果，一貫把實事求是掛在嘴邊的總設計師，從來沒有根本就不願意運用他所說的“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的觀點，加以糾正，因為這個結果正是他所夢寐以求的；另一方面，這幾句冠冕堂皇的話也經不起邏輯推理和分析！

1.“‘ 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既然總設計師、劉少奇和“毛澤東同志”一樣的“頭腦發熱”，那末，從邏輯上說，他們也應該至少是贊成“ 大躍進”的！否則，就只有“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沒有總設計師和劉少奇“頭腦發熱”！可是，聯繫下文看，總設計師口頭承認自己和劉少奇“頭腦發熱”，僅僅只是虛晃一槍而已！

2.“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原來，總設計師和劉少奇的“頭腦發熱”，表現在只是對“‘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的問題，僅僅是“沒有反對”而已！！對“大躍進”，總設計師和劉少奇為什麼“沒有反對”呢？總設計師沒有說。我們只能藉助邏輯推理進行分析。

總設計師和劉少奇對“大躍進”的態度，最多只有以下四種：

（1）贊成。——既然“‘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那未，順理成章的是，總設計師和劉少奇對於“大躍進”，應該是持完全贊成態度的。

（2）反對。——既然“劉少奇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那末，就完全可以排除總設計師和劉少奇公開對“大躍進”持反對態度。但是，這個說法卻使我們沒有充足的理由斷定：總設計師和劉少奇對“大躍進”持完全的贊成態度！——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地說，“沒有反對”就意味着表示贊成的話，那末，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總設計師，為什麼不直接實事求是地說，他和劉少奇是贊成“大躍進”的呢？！

（3）不表態。不表態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持反對態度，但有礙於毛澤東的情面而不好公開反對，只好採取不做聲的態度；另一種情況是拿不定主意，不好決定是應該持贊成態度還是應該持反對態度？毫無疑問，對於“大躍進”，總設計師和劉少奇顯然是說話表了態的。——如果總設計師和劉少奇對“大躍進”沒有表態的話，那末，總設計師就會說他和劉少奇、“陳雲同志沒有說話”！

（4）內心反對而口頭上贊成。——這是一切圖謀不軌的陰謀家、野心家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而貫用的卑鄙無恥伎倆！應該說，這樣不入流的下三爛手段，總設計師和劉少奇是不大可能採用的！

那末，總設計師和劉少奇到底對“大躍進”怎樣表態的呢？！按照邏輯推理分析必然是：

既然總設計師和劉少奇對“大躍進”的態度，不象“陳雲同志”那樣“沒有說話”，而是說話表了態的，那未，他們就不可能同時既表態贊成又表態反對，更加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表的什麼態？就是說，他們在對“大躍進”表態了的前提之下，就只能是在贊成和反對二者之間擇一：要麼表態贊成，要麼表態反對，而不可能表一個既不贊成又不反對的態（到目前為止，這樣的表態再高級的總設計師都沒有辦法設計出來！而且人類智慧的發展永遠達不到能夠設計出來這樣的表態水平，因為這樣的表態不符合人類邏輯思維規律中的排中律！）！

既然總設計師說他和劉少奇“沒有反對”，那未，就剩下了他們對“大躍進”表態贊成。但是，總設計師始終沒有公開明確承認他和劉少奇對“大躍進”是表態贊成的！

既然總設計師和劉少奇實際上對“大躍進”是表態贊成的，那未，為什麼總設計師在既能夠公開承認他和劉少奇“頭腦發熱”，又能夠羞羞答答地在事實上承認他和劉少奇對“大躍進”是表態贊成的，還能夠提出在“大躍進”等“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的情況下，始終不願意光明磊落地公開承認他和劉少奇對“大躍進”是表態贊成的呢？難道他有什麼無法說出來的難言之隱嗎？難道他別有什麼用心嗎？

總設計師其所以在“大躍進”問題上，既承認他和劉少奇“頭腦發熱”，又羞羞答答地承認他和劉少奇對“大躍進”表態贊成的情況下，說什麼“劉少奇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從而造成了嚴重的邏輯混亂，實在難以自圓其說，完全是總設計師為了替他和劉少奇特別是替劉少奇在“大躍進”中大刮特刮“浮誇風”和“共產風”、鼓吹“窮過渡”的嚴重錯誤乃至罪過開脫（總設計師深知，只有把劉少奇徹底洗刷乾淨，才能把自己徹底洗刷乾淨）！！！為了實現這種開脫，總設計師頗費了一番心計：

首先，把他和劉少奇同毛澤東加以區分或切割：——雖然在“大躍進”問題上，他們和毛澤東都“頭腦發熱”，但程度不一樣，態度不同，毛澤東贊成“大躍進”，總設計師和劉少奇只是出於某種不可明言的無奈而“沒有反對”“大躍進”罷了。

其次，在區分或切割的基礎上分擔責任：——“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但大躍進本身的主要責任還是毛主席的”，（鄧選2—346，着重號系引者加）總設計師和劉少奇只負出於無可奈何而“沒有反對”的次要責任。
然後，就可以達到預期的目的：——把總設計師和劉少奇特別是劉少奇在“大躍進”中大刮特刮“浮誇風”和“共產風”、鼓吹“窮過渡”、導致餓死人的嚴重錯誤乃至罪責，移花接木轉嫁強加給毛澤東！

支持總設計師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黨內外右派們，對總設計師的這幾句話心領神會！他們在總設計師痛心疾首地誣指“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越來越多”，（鄧選2—295）反右派鬥爭“擴大化了，打擊面太大了，這是錯誤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完全違背客觀實際情況，頭腦發熱，想超高速發展。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違背了八大的路線，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時間之長，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極端是‘文化大革命’。”（鄧選3—253～254）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民主集中被破壞了，集體領導被破壞了”，（鄧選2—348）“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發展起來了，歌頌個人的東西多了，整個政治生活不那麼健康，以至最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鄧選2—345）等等反對毛澤東的言論的誘導教唆下，終於實現了把總設計師和劉少奇在“大躍進”中大刮特刮“浮誇風”和“共產風”、鼓吹“窮過渡”，造成餓死人的嚴重錯誤乃至罪責，統統轉嫁強加給毛澤東的罪惡目的！

總設計師為了藉助“周恩來同志”在黨和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威望來證明他和劉少奇正確，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把“周恩來同志”對“大躍進”的態度，描繪成同他和劉少奇一樣：“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這簡直就是對“周恩來同志”的高尚品格的公然侮辱！！！——眾所周知，“周恩來同志”一貫胸懷坦蕩，光明磊落，當他“頭腦發熱”，提倡搞“大躍進”之後，按他的為人，他是絕對不會象總設計師所編造的那樣，把自己提倡搞“大躍進”的問題說成僅僅只是言不由衷的“沒有反對”！

因此，總設計師說什麼對“‘大躍進’，……周恩來同志……沒有反對”，這純粹是總設計師精心編造出來的一個騙人的大謊言！！請看事實：

“大躍進是由周恩來提出部署的，毛澤東大力支持的。

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以後的一天，毛澤東、周恩來在頤年堂接待羅馬尼亞客人。客人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從頤年堂出來，向菊香書屋走去，他們邊走邊聊。

周恩來：‘主席，現在譚震林他們提出個大躍進的口號，我看這個提法很好。’

毛澤東：‘噢，大——躍——進？’
周恩來：‘是的。《人民日報》上都登了，南方有的省份都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毛澤東：‘嗯，這個題目好，拿來給我看看。’

周恩來找來報紙給毛澤東看。

毛澤東認真地看了一遍，點點頭說：‘這個提法很好。’隨即拿起筆在上面作了批語：‘提法很好。’

周恩來回到住所，把這一情況告知了中宣部的陸定一、周揚。很快，大躍進這個口號便在全國喊響了。

周恩來為了落實大躍進的具體實施方案，曾經招集譚震林、王任重等人多次座談，擬定文件上報中央獲得通過。大躍進就這樣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了。”（甄石：《大躍進五十周年回憶錄》烏有之鄉網2008—12—6）

總設計師為了反對毛澤東而否定“大躍進”，為他和劉少奇在“大躍進”中的劣跡開脫，公開把自己製造出來的謊言強加給深受人民愛戴的周恩來總理，自己徹底敗壞了自己的人品！

3.“ 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對“大躍進”，陳雲既沒有表態贊成，也沒有表態反對。為什麼呢？是因為持反對態度，但有礙於毛澤東的情面而不好公開反對，只好採取不做聲的態度；還是因為拿不定主意，不好決定是應該持贊成態度還是應該持反對態度呢？我們不知道：因為沒有看到陳雲本人公開回應總設計師關於他對“‘大躍進’……沒有說話”的說法是否屬實？！

但是，有一點是絕對毫無疑問的，那就是陳雲沒有表態反對“大躍進”！——如果陳雲表態反對，那末，對於要通過否定“大躍進”達到否定毛澤東的總設計師來說，是求之不得的，他就會說：陳雲反對“大躍進”！

既然陳雲本人沒有公開承認總設計師說他在“大躍進”問題上“沒有說話”是對的，那末，就存在着另一種可能：陳雲對“大躍進”表態贊成。——在政治局常委討論“大躍進”問題的會議記錄沒有公開的情況下，我們姑且相信總設計師所說的“陳雲同志沒有說話”。

4. 在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六個常委。總設計師只提到了五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雲和鄧小平。沒有提到朱德。我們就當朱德沒有參與“大躍進”。

根據以上的邏輯推理和分析，我們可以非常清楚明白地看到：經過總設計師獨出心裁的設計，在“大躍進”的問題上，在六個政治局常委中，朱德同志沒有參與，“陳雲同志沒有說話”，“頭腦發熱”的“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總設計師同志出於某種無可奈何“都沒有反對”，於是，只剩下了“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一意孤行的堅持要搞“大躍進”！得不到政治局多數常委支持的毛澤東，其所以能夠暢通無阻地發動“大躍進”，是由於他在黨的領導中奉行“家長制或家長作風”，導致“民主集中被破壞了，集體領導被破壞了”！

總設計師在精心設計出來了這樣一個他通過否定 “大躍進”否定毛澤東所需要的陷阱之後，虛偽地說了幾句冠冕堂皇掩人耳目的漂亮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在這些方面，要運用馬列主義結合我們的實際進行分析，有所貢獻，有所發展。”——假惺惺地慈悲為懷了－番！

事實真的就象總設計師所說的那個樣子（“‘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 ”，他和劉少奇“都沒有反對”）嗎？！完全不是！事實是：在“大躍進”問題上，毛澤東頭腦冷靜到了“變為保守主義者”、“堅持右傾機會主義”的程度；總設計師和劉少奇特別是劉少奇“頭腦發熱”到了胡言亂語的程度！！！！！

二.“沒有反對”大躍進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大刮“共 產風”和“浮誇風”、鼓吹“窮過渡”的事實

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在“大躍進”中，劉少奇是大刮“共產風”、大搞窮過渡、大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第一人，劉少奇親手培植的共產主義試點河北省徐水縣是大刮“共產風”、大搞窮過渡、大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第一事；宣傳口的把關者鄧總書記是大吹大捧徐水經驗、放射政治衛星的第一人，作為輿論權威的《人民日報》是大吹大捧徐水經驗、放射政治衛星的第一報。



1958 年9月，鄧小平視察東北三省時，視察了哈爾濱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雙城縣的幸福人民公社、蓋平縣的太陽升人民公社，並聽取了三個省的農業情況的匯報。鄧小平指出：“東北三省的農業生產，按常規來說，同過去來比，是有進步的。但是，目前是一個出奇蹟的時代，全國糧食產量今年可能增產100%以上，而東北三省糧食產量增長不過百分之幾十，甚至只有二、三十。這樣一比較，東北的農業還沒有翻身。”（《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日，着重號系引者加）
劉少奇和鄧小平審定的，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社論，是鼓吹“共產風”，鼓吹“窮過渡”，鼓吹“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又一重要事實！這篇社論是背着毛澤東發表的。在當時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起了很壞的導向作用。社論要求在建立人民公社時，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 “托兒所”、“縫紉組”一類組織，要求婦女勞動力全部參加生產，只有這樣做才能體現人民公社比農業生產合作社更加社會化，更加集體化的優點。

社論強調在建立人民公社時，要把原來農業生產合作社中還保留的生產資料個體所有制的某些最後殘餘，如自留地、自養牲口、自營成片果樹、一部分較大型的生產工具等，在建立公社過程中，都要轉歸社有。

社論鼓吹少數人民公社可以實行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試行工資制或供給制。並鼓吹這種實驗是有益的，因為它指出了農村中生產關係進一步發展的前途。

社論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實現由集體所有制轉到全民所有制時，經過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它公然把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由毛澤東加上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這半句刪去。

吳冷西在回憶中自我檢討說：“在大躍進運動中，開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矚，還是比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隨大流’了。因為當時的形勢是：把宣傳口關的這批中央領導‘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聲壓倒一切。而毛澤東的留有餘地或壓縮空氣的聲音微弱。在當時中央領導層中，他是少數者。所以我只好‘隨大流’跟多數中央領導走，特別是跟把宣傳口關的主要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走。對於1958年《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鼓吹‘五風’的錯誤，應是把宣傳口關的中央領導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負責。當然，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1958年的‘浮誇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感內疚。”（吳冷西：《憶毛主席》72，着重號系引者加）

“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的一天，劉少奇到西華廳同周恩來談話時說：‘……搞大躍進就象吹氣球一樣，氣吹足了，氣球就飛起來了。把全國的老百姓都吹起來了，大躍進就更加轟轟烈烈了。國務院的工作離不開你，我到全國各地替你去吹好了’。”（甄石：《大躍進五十周年回憶錄》烏有之鄉 2008—12—6，着重號系引者加）

1958 年7月5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全都自己干。” 又說：“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幾年就好了。現在苦幹幾年很有必要，不然過不了關，苦幹幾年就不那麼落後了。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幹勁這麼大嘛！不計上下班，幹完就算數，有這麼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 又說：“一是黨的領導，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1958 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縣視察，報導說：少奇同志在參觀了台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穀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後，讚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這一講話一傳出，全國各地的實驗田豐產田紛紛把原來畝產千斤、幾千斤的牌子換為幾千斤、上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的牌子。假報導的豐產數也由畝產幾千斤一躍報導畝產數幾萬斤，都順着劉主席的愛好大膽地吹起來了。

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穀子，這樣高產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象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一、兩千斤的根本沒有人提了。”（ 劉西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

1958 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着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劉少奇同志關於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趙雲山、趙本榮《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始末》《黨史通訊》1987年第六期）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立即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立公社，樹木歸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制，社員和幹部大搞實驗田，計劃一畝山藥產120 萬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這些將要發射的衛星莊稼，是在邁向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飄揚的鮮明耀眼的紅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豎起這樣的紅旗。試想想，一個二分地沼氣山藥堆就得花去成百個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計算，這除了幾萬人的人民公社，那一個普通農業社能夠辦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頌》1958年9月1日《人民日報》，着重號系引者加）

中共徐水縣委作了一個《關於最近幾年全面躍進規劃草案》，送劉少奇看，他不僅在視察前看過，而且還記得非常清楚，於是少奇同志於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視察，作了許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業發展布局”的“規劃仍有些毛病”，於是引用孟子的話“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精闢地說明了生產計劃安排的複雜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這裡公社社員要求實物加貨幣的工資制以後，也同樣用孟子上述的話，指示縣委，必須慎重考慮實物加工資的比例，以便滿足社員們複雜的生活需要。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縣委按照《禮記》上面的話，修訂規劃，設法使非生產人員和非生產時間儘量減少。報導說：少奇同志還指示縣委對全縣工、農、後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筆細賬，又引證《禮記》上面的話“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野，則財恆足矣！” 讓縣委根據上述細帳，設法使非生產人員和非生產時間儘量減少。第三，少奇同志指示縣委要發展高中，以作為發展大學的後備；並且建議省委解書記幫助徐水大學解決三兩個教員。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學和縣科學研究所共有一部分儀器設備以後，指示說：好呀！你們慢慢地就會辦成正式大學，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許比那還好呢！第四，由於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訴大家，全民所有制還並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希望大家努力，爭取早日進入“ 共產主義時代”。少奇同志對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幹勁，都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讚揚。第五，少奇同志還對徐水全縣人民的生產和生活作了許多美妙而寬廣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着重號系引者加）

由於劉少奇做了許許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視察時，徐水縣已經實現了“一縣一社，縣、社合一”。一縣一社，即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原來各社隊的收入統一交縣，支出統一由縣核撥，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全縣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經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某些殘餘，徐水全縣沒有一個小商販，他們全部實行了供給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見》1958年10月 17日《人民日報》）

“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及夫人王光美也來到東方紅社視察。……在多穗高粱試驗田裡，東方紅社副主任關景東和農業技術員關希順向劉少奇介紹了多穗高粱的生長情況。劉少奇問：‘一畝地多少株？’關景東答道：‘8400株。’劉少奇問：‘每株平均幾個穗？’關景東說：平均4個，不到5個穗。接着問：‘曬幹了之後，一個穗能打多少糧食？’回答說，2兩半。劉少奇笑着說：‘那總可以超過1萬斤咯！’大家說：‘10000斤是有把握的！’劉少奇說：‘還可以想些辦法爭取15000斤嘛！’……劉少奇說：‘山東的穀子深翻5尺，施肥11萬斤，密植 264000株，1畝地可產50000斤！’……。”（2008年9月5日《揚子晚報》着重號系引者加）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道：“那麼作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

1958 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着重號系引者加）
……

三.“頭腦發熱”的毛澤東在大躍進中極力反對共產風”和“浮誇風”、“窮過渡”的事實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劉少奇同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工人座談時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就可以超過”。“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

毛澤東批評劉少奇說：“太冒進了，二三年時間太短，趕不上人家會嘲笑你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旬，王任重和其他人向毛澤東匯報說，天津朋興鄉有一塊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聽後搖搖頭說：“我才不信呢。”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在其他中央領導的陪同下親自來到天津新立莊參觀考察。這塊試驗田裡的水稻確實長的不錯，可當地的幹部卻又說能畝產十萬斤。毛澤東聽後連連搖頭說：“我種過地，畝產十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你們騙不了我。”
一九五八年十月初的一天，毛澤東派往河北省調查農村工作的同志拿着一小捆發了芽的谷穗向毛澤東匯報說：“河北省的徐水、安國等縣的秋糧大片大片壞在了地里，沒人收穫。”

毛澤東拿起這一小捆谷穗看了看氣憤地說：“這麼好的莊稼都糟蹋了，這是犯罪！”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毛澤東在天津召見河北省的部分幹部時，嚴厲地批評了這種糟蹋秋糧的現象。河北省委的一個主要領導解釋說：“前些日子少奇同志打來電話，他說今年的夏糧全國獲得了大豐收，國家庫存的糧食足夠全國人民吃上二、三年，不要再讓老百姓吃雜糧了，也讓他們享受一下社會主義生活麼。所以有些地方就出現了這種不重視秋糧的現象。”

毛澤東聽後說：“噢，又是這個少奇？”搖了搖頭壓了壓怒氣就無聲了。

毛澤東對劉少奇鼓吹“窮過渡”進行了批評。毛澤東說：中國是個大國，是個大窮國。今年大躍進，即使根據現在報的數字，全國農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也只有60元左右，現在有些縣委［指山東壽張縣。劉少奇7月14日到那裡視察，作了重要指示後，他們提出“苦戰三年過渡到共產主義” 的口號，見吳冷西：《憶毛主席》137］不知天高地厚，說什麼苦戰三年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不是發昏說胡話？說是“窮過渡”，馬、恩、列、斯哪裡說過共產主義社會還是很窮的呢？［指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要“窮過渡”，這樣的共產主義有什麼優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澤東又說：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義，中國農民很早就有平均主義思想，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農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飽飯。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指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哪一條也不能少，缺—條也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

談到這裡，毛澤東很動感情地說：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的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

毛澤東強調，過渡要有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還要有國際條件。不具備條件宣布過渡也沒有用。要劃清兩條線：一條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一條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不要輕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更不要輕易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

毛澤東還說：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不僅把杜勒斯嚇了一跳，也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不過看來赫魯曉夫還比較謹慎，他現在只講12年內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並沒有說到那時候就要過渡。我們有些同志［指劉少奇］頭腦發熱，想搶在赫魯曉夫前頭過渡，這很不好。蘇聯同志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就想當先鋒，還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對的規定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11l—112，着重號系引者加）
毛澤東經過多方調查，不但發現了農業方面的五風問題，在其他行業也同樣發現了五風的嚴重存在。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在河南鄭州召開的會議上，毛澤東嚴厲的批評了他視察過的河北、河南、山東、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蘇等地存在的五風問題。不只是農業方面，其他行業存在的壞風氣也受到了批評。還批評了陳伯達為共產風倡導的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的錯誤主張。

儘管毛澤東全力糾正，但為時已晚。五風問題還是成了導致大躍進出現失誤的重要因素。

1958 年11月23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這裡講到的問題現在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說他不相信，而中央相信，那麼他那個時候與中央還是有區別的，與行政系統的距離應該更遠了。無怪乎會出現“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地方，他想發表篇文章都辦不到。而且，他自己對於搞經濟與做詩的區別是很清楚的，用的辦法也是不同的。不能因為他的浪漫詩篇就想當然認為他指揮打仗、搞建設都是用寫詩的路數的。毛澤東寫詩寫“高峽出平湖”，但是在當時並不主張上馬三峽工程。

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以後，1959年2月下旬毛澤東赴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發現八屆六中全會《決議》做出的關於糾正“共產風”的決定精神並未貫徹，“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於是，毛澤東於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 共產風”的問題。

在會議中，毛澤東對“共產風”進行了更嚴厲的批評。他說：“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後，颳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颳遍全國。他批評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採用贖買政策，怎麼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麼？這樣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說：“我代表一千萬隊長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當時如果誰反對劉少奇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裡告狀！”

為了引起大家重視，在3月5日的發言中，毛澤東嚴厲的批評說：“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謂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叫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他把‘共產風’上綱為‘左’的修正主義，冒險主義。他批評說：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不執行，等於放屁。”毛澤東講的這些話，顯然是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批評。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他強調要整頓公社內部的所有制，進一步解決“共產風”問題。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目前必須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毛澤東說：現在，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部，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他強調，目前人民公社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有極大的重要性。這就有力的批評和糾正劉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實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錯誤做法。

二、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錯誤傾向。毛澤東在分析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後，指出：“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過頭熱是不對的。 ”為糾正這兩種傾向，他提出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指標，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劉少奇搞的則是：全社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各大隊、各小隊的收入統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統一核發，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公社基本一致］

三、指出“共產風”的實質就是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毛澤東指出：“公社化後颳起了‘共產風’，即是說，在某種範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人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他嚴厲的批評這種行為是強盜行為，是舊社會上海青幫、紅幫流氓集團的偷、搶行為。在共產黨內絕對不允許這樣做。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還採用贖買政策，我們怎麼可以無償占有人民的勞動成果呢？他在一個文件批語中指出：這是‘左’傾冒險主義思想行為。”（毛澤東 1959年2月28日對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語，着重號系引者加）

在 1959年4月29日的《黨內通信》中，毛澤東直接號召基層幹部群眾“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關於密植問題，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他清醒地認識到“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據毛澤東身邊的人回憶，毛主席對於“畝產萬斤”之類是一笑置之，根本不相信的。毛澤東是辯證法大師，對於密植等問題是有正確認識的，但是對於這方面的死硬命令，他只有希望群眾不管這些指標。他大張旗鼓唱低調，那麼是誰唱高調、瞎指揮呢？

1960年3月 23日，毛澤東批示說：“‘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於不得上級批准，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麼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出現這些壞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舊社會壞習慣的殘餘，要有長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風，一年要開兩次六級幹部大會。”

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徹底糾正“五風”》中又強調：“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

1960 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中指出：“退賠問題很重要，一定要認真退賠。……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麼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麼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要糾正‘共產風’，就要真兌現，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苦一下、痛一下，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一平二調是上面搞出來的，誰搞誰負責。退賠兌現了，幹部作風才能轉變。……‘五風’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我們搞了十八條，十四句話，也搞了六條指示，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颳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後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後不要前後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對於平調本質的認識，毛澤東上升到了馬列主義的高度上去講，他堅決反對這種做法，主張認真退賠，那麼這是上面的誰搞出來的呢？真正懂得辯證法，應該不會思想混亂，前後矛盾的。

1961年6月12日，在《總結經驗，教育幹部》中，毛澤東進一步總結說：“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規定，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者難逃。……我們也來個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還不行，是終不肯改也，那我們就要撤職、查辦。”

據當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的回憶，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和大煉鋼鐵運動中，毛澤東先後多次找他談話，要求《人民日報》和新華社要敢於抵制“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不登“五風”文章，不發“五風”消息，一定要卡死。吳冷西回憶說：

“1958年3 月，在成都會議期間，毛主席找我談話，毛主席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餘地’。”

“毛主席說：‘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餘地’。”（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63、64）

吳冷西回憶說：“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會議期間，毛主席專門找我就《人民日報》的宣傳問題做了五點指示：

‘1. 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現在要調整一下，要壓縮空氣。鼓幹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

2. 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比如說綠化，不能說種一些樹就是綠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飛機上看到湘南、粵北那樣鬱鬱蔥蔥才算綠化。又如水利化，有說一年實現的，有說三年實現的，其實都不能叫‘化’，只是改變一些面貌。又如說‘四無’，應當相信可以實現，但也不是一兩年或三五年可以實現的。一個‘化’，一個‘無’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餘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否則，說一年或兩年完成，那不是以後沒事幹了嗎？要留給後代子孫一些事做。現在說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其實只是初步改變面貌，能否做到還得看一年。

3. 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緻。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講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報紙對一些問題，要由小見大，要把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加以概括，從理論上把事情說清楚。報紙的評論，應帶理論色彩，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質，抓住了規律。這樣把綱提起來，才能使幹部和群眾方面明確。意識形態上和上層建築的重要性就在這裡。

4. 現在全國出現高潮，出現許多新鮮事物，但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記者、編輯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對眼前彩色繽紛的現象做出政治判斷，有遠見卓識，這不容易，但應努力做到。
5. 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志，並報中央書記處’。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見辦了。後來陸定一同志說，夏天太忙秋後再說”。（吳冷西：《憶毛主席》70、72）
11 月21日，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餘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他說：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 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死5000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麼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3000萬噸鋼［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年鋼產量為2700—3000萬噸 ——引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麼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1日）

11月23日，毛澤東在會上第二次講話強調說：我們的腦筋正在這裡壓縮空氣。物質不滅，空氣還是那麼多。但是，壓縮成液態或者固態，使它凝固一點。關於生產指標問題，他說：以鋼為綱，帶動一切，究竟什麼指標為好？北戴河會議後兩個半月的經驗，對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萬噸難於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鬥，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裡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毛澤東這裡講的“ 你”、“人家”、“別人”是指劉少奇。“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係指1956年發生的反冒進。見吳冷西：《憶毛主席》11］。

由於當時許多領導幹部頭腦發熱，武昌會議雖然壓縮了工、農業生產主要指標，但仍然偏高。毛澤東在會議上講這些話，反映了他要求壓縮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的心情。

毛澤東在會上專門講了反對作假的問題，他強調提出：我看我們的經濟事業是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合乎實際。毛澤東要求人們講老實話，說現在有一種空氣，只許講成績多，臉上有光，得到獎勵。要講實話，比如講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後面，這是老實話，動物的尾巴總是要生在後面的。

毛澤東強調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毛澤東在23日的講話中提出：破除迷信，現在有些人把科學破除了。比如，第一條科學人是要吃飯的。這不但是科學，這是自然規律，客觀法則，存在於人的思想意識之外的，沒有一處地方證明人可以不吃飯。他強調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學一定要保護。

毛澤東說：資產階級法權，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風五氣、老爺架子、工資過高過大的懸殊、貓鼠關係，這些東西要破除，徹底破除，反得越乾淨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資等級、上下級關係、國家還帶有一點強制性，則不能馬上破除。社會主義時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現在有用，因為它有用，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3日）
……

四. 幾點結論

1. 實事求是地說，毛澤東主席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本身並沒有什麼錯，錯的是有些人為了自己的政績，一味片面地只講“多、快”，而不講“好、省”，不能正確地理解“多、快、好、省”之間的辯證關係，一味地盲目地不切實際地只顧追求高速度。

平心而論，在總路線指導下的“大躍進”，本身也沒有什麼錯，錯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特別是劉少奇在“大躍進”中大刮特刮“浮誇風”和“共產風”、鼓吹“窮過渡”，最終導致了河南信陽地區等一些地方餓死了人的嚴重後果！

2. 經常把堅持實事求是掛在嘴邊的鄧小平，為了反對和否定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僅僅在“大躍進”這一個問題上，至少編造出來了三個大謊言：

（1）“大躍進”是周恩來提倡毛澤東支持的，這是最頑強的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鄧小平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編造謊言說：“‘大躍進’，……周恩來同志……沒有反對”！

（2）在“大躍進”中，毛澤東的頭腦是最清醒冷靜的，他堅決反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颳起的“浮誇風”和“共產風”、鼓吹的“窮過渡”，不惜“變為保守主義者”，讓別人說他是“右傾機會主義”。鄧小平卻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編造謊言嫁禍於毛澤東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

（3）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積極支持“大躍進”，在“大躍進”中為了表現自己的巨大工作政績，大刮特刮“浮誇風”和“共產風”、鼓吹“窮過渡”，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拒不接受毛主席的多次批評教育，造成了餓死人的嚴重事件！鄧小平卻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編造謊言為他和劉少奇開脫說：“‘大躍進’，……劉少奇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

既然鄧小平為了反對和否定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在“大躍進”問題上至少能夠公開編造出三個謊言來嫁禍於毛澤東，那末，合乎邏輯順理成章的是，鄧小平在其他眾多的問題上，同樣可以公開編造出無數的謊言來嫁禍於毛澤東！

唉！難道說編造連篇謊話，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我讀的書並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鄧選3—382）孕育出來的妖艷嫵媚的罌粟花嗎！難道說這就是被人們大肆吹捧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理論的創立者”鄧小平所具有的“偉大的”黨性、道德、人格和品行嗎？在世界上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們中，有誰象鄧小平這樣編造謊言欺騙人民大眾而成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政治家的呢？！中國共產黨莫大的不幸和恥辱，就在於核心領導層曾經有過鄧小平這樣一個善於撒謊的對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

3. 劉少奇在“大躍進”中上跳下串，大刮特刮“浮誇風”和“共產風”、鼓吹“窮過渡”，既對自己的錯誤毫無悔過之意，又企圖把自己的錯誤嫁禍於毛澤東和周恩來。

大刮特刮“浮誇風”。——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省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王任重同劉少奇談話時說：‘天津一個村幹部匯報，他們村有塊稻田預計畝產超萬斤。’劉聽後說：‘一萬斤是不是少了點，能不能搞它個三萬斤、五萬斤？這樣可以更好的鼓勵全國人民大躍進的積極性麼’。” 1958年8月15日，在東方紅公社視察時，“劉少奇說：‘還可以想些辦法爭取15000斤嘛！’……‘山東的穀子深翻5尺，施肥11萬斤，密植 264000株，1畝地可產50000斤！’”

大刮特刮“共產風”、鼓吹“窮過渡”。——主張實行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一核算，統一收支，共負盈虧，貧隊和富隊一齊拉平；實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給制。“由於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訴大家，全民所有制還並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希望大家努力，爭取早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少奇同志對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幹勁，都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讚揚”。如此等等。終於導致了“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肆虐，一些地方發生了餓死人的嚴重事件！
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開的7000人大會上，劉少奇不僅毫無自我檢討錯誤之意，反而圖謀把自己和鄧小平在“ 大躍進”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乃至罪責，嫁禍給毛澤東和周恩來。——“這裡提出一個問題：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茄同志，在你們山西，到底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

1962年2月21日，劉少奇又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再次深挖深究大躍進出現的問題和責任。——“上次中央工作會議（指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他個本來面目，怕什麼？！”

唉！難道說劉少奇大張旗鼓地“到全國各地替”周恩來“去吹”“大躍進……氣球”，“把全國的老百姓都吹起來”，讓“大躍進就更加轟轟烈烈”，大張旗鼓地大刮特刮“浮誇風”和“共產風”、鼓吹“窮過渡”的真實目的，竟然是為了玩弄陰謀詭計，首先設法製造出“七分人禍”來，然後再把自己製造出來的這“七分人禍”強加給毛澤東和周恩來，“還”提倡“大躍進”的周恩來、支持“大躍進”的毛澤東“他個本來面目”嗎？！！難道說這就是被人們大肆吹捧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劉少奇所具有的“偉大的”黨性、道德、人格和品行嗎？！世界上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們中，有誰象劉少奇這樣玩弄陰謀詭計而成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的呢？！中國共產黨莫大的不幸和恥辱，就在於核心領導層曾經有過劉少奇這樣一個不搞馬克思主義而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

4. 鄧小平誣衊“‘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但是，正是這個“頭腦發熱”的毛澤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當時如果誰反對劉少奇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引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盡最大努力堅決頑強地反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在“大躍進”中煽刮起來並一再堅持的“浮誇風”和“共產風”、鼓吹的“窮過渡”！

1958 年11月21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餘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他說：“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 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死5000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麼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3000萬噸鋼。［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 年鋼產量為2700—3000萬噸——引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麼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

11月23日，毛澤東在講話中說：“現在橫豎要放‘衛星 ’，爭名譽，就造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

1959 年2月27日—3月5日，在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共產風”的問題）上，毛澤東對“共產風”進行了更嚴厲的批評。他說：“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後，颳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颳遍全國。他批評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採用贖買政策，怎麼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麼？這樣下去，一定垮台！”“我代表一千萬隊長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當時如果誰反對劉少奇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引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裡告狀！”“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謂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叫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他把‘共產風’上綱為‘左’的修正主義，冒險主義。他批評說：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不執行，等於放屁。”毛澤東講的這些話，顯然是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批評。

雖然“五風”是劉少奇鄧小平煽刮起來的，責任不在毛澤東，且毛澤東又是千方百計盡力加以糾正而有功勞的。但毛澤東在1962年召開的7000人大會上，主動承擔了三年困難時期中失誤的全部責任，向全國人民道了歉。毛澤東說：

“ 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該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麼。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表現出了一代偉大領袖的寬闊胸懷和高風亮節！
儘管毛澤東不僅沒有追究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大刮“五風”，破壞大躍進的責任，而且主動為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煽刮“五風”的錯誤承擔了全部責任，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保護，劉少奇並不領情，他不僅沒有悔過之意、感激之心，反而利令智昏，把毛澤東替他承擔責任看成是他向毛澤東和周恩來發動進攻的大好機會。劉少奇為了實現取代毛主席的黃粱夢，在7000人大會上要把他和鄧小平在“大躍進”中煽刮“五風”造成的嚴重錯誤乃至罪過，趁毛澤東承擔“大躍進”中失誤責任的機會，以“七分人禍”的形式轉嫁強加給提倡“大躍進”的周恩來和支持“大躍進”的毛澤東，打擊毛主席周總理的威信以抬高自己，作了倒打一耙、圖謀落井下石的露骨表演！——劉少奇在7000人大會上的表演意猶未盡，14天之後，他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殺氣騰騰的煽風點火說：“上次中央工作會議（指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他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表現出了一個陰險毒辣奸詐狡猾政客的卑劣品行！

5. 鄧小平指責毛澤東搞“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破壞了”“民主集中”和“集體領導”，導致“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但是，在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大躍進”中煽刮“五風”的時候，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破壞民主集中和集體領導、背着毛澤東發表隨意改動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的內容的社論、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拒不接受毛澤東的批評的時候，毛澤東無可奈何地說：“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世界上有毛澤東這樣沒有權威、說話沒有人（例如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聽的“家長制或家長作風”嗎？！“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民主集中被破壞了，集體領導被破壞了”的根本原因，恰恰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拒不執行黨的決議而圖謀另搞一套。而且，劉少奇另搞一套由來已久！！！早在1953年，劉少奇就背着黨中央主席毛澤東以中央名義發文件！毛主席批評劉少奇說：“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毛選5—80，着重號系引者加）因此，破壞民主集中和集體領導、導致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不正常等等的責任，完全應該由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來承擔！

6. 1962年的7000人大會和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暴露了劉少奇和鄧小平圖謀不軌的野心；劉少奇和鄧小平此後幾年的繼續倒行逆施，終於使毛澤東下決心通過發動一場新的革命（文化大革命），解決中國共產黨內走社會主義道路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鄧小平東山再起為他和劉少奇徹底翻案之後，通過改革開放執行劉鄧路線，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導致70%的社會財富被0.4%的家庭所掠奪（資本主義的美國是60%的社會財富被5%的家庭所掠奪）。

這樣，在中國，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裡，社會財富的集中程度躍居世界首位，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資本積累的超級高速度！據《中國工商時報》2005年12月12日報道：到2005年末，內資私營資本的產值在GDP比重中約占49.7%，外商資本和港澳台資本的產值在GDP比重中約占15%—16%，兩者相加約占65%左右。（見《中國剪報》2005年12月14日）這個比重關係表明，我國社會的工業經濟結構幾乎已經倒退到了過渡時期旳1949年！！！！！——在1949年，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的產值占34.7%，國家資本主義工業的產值占9.5%（其中公私合營占2.0%，加工定貨占7.5%），私營資本主義工業（自產自銷部分）的產值占55.8%。［9.5%的國家資本主義工業＋55.8%的私營資本主義工業＝65.3 %］（見《偉大的十年》32）

實踐“鄧小平理論”得出的這個最頑強的事實結果，反證了毛澤東關於劉少奇和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人物的判斷，經過實踐檢驗確實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以上引證的史料，凡未標明出處的，均來自：張宏志《還清白於毛澤東——把真實的歷史告訴人民》、劉德中《毛澤東與劉少奇誰應為三年困難局面承擔責任》和開放式基金整…《毛澤東VS劉少奇：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補全）》。如有不妥當之處，請原作者諒解、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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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文所引述的史料和所進行的分析，使我們有十分非常充足的理由做出公正的推斷：無論是在大躍進中，劉少奇和鄧小平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到處視察，蓄意煽刮“五風”、鼓吹“窮過渡”，還是劉少奇在1962年年初的7000人大會上和此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隱瞞自己煽刮“五風”、鼓吹“窮過渡”的嚴重問題、推卸責任、藉機上躥下跳、煽風點火、嫁禍他人、要“還”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個本來面目”，或者是鄧小平在1982年4月初公開製造謠言、進行否定大躍進的活動，目的始終都是為了抬高自己，反對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
2009.4.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