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20日，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社論指出，當前一方面存在右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發生了急躁冒進的偏向。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於下面的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於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我們只有既反對了右傾保守思想，又反對了急躁冒進思想，我們才能正確地前進。社論同時提出了一個新名詞，曰“反冒進”。社論反對急躁冒進，後來也就被稱之為“反冒進。”

    社論發表之後，當時，毛澤東沒有說什麼。其實，毛澤東所批的“不看了”，只是“引而不發”罷了。

    直到過了一年多，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公開點名批判了“反冒進”。毛澤東說：“‘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掃掉了促進委員會。”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叫“反反冒進！”

    毛澤東所謂的“促進委員會”，是針對“反冒進”而言的。毛澤東稱，那些“反冒進”的人可以組成一個“促退小組”。他說：“但共產黨總的方針是促進而不是促退。共產黨應該是促進委員會，只有國民黨才是促退委員會。”。

   1957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不僅開始點名批判了“反冒進”，還逐漸加大了他的“反反冒進”的力度。他說：“這篇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他還十分嚴肅地指出：“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一泄氣，不得了。”毛澤東還在這篇社論上加了這樣的批註：“庸俗辯證法”，“庸俗馬克思主義”，“尖銳地針對我！”。

    毛澤東領導的反冒進和轟轟烈烈反右派鬥爭也開始了。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寧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人們習慣地稱之為“南寧會議”。南寧會議的主題，便是“反反冒進”，亦即批判右傾保守。會議印發了22個參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社論。

    毛澤東約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會。陳雲因病，沒有去南寧。會議期間，毛澤東很稱讚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即《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這一報告，是當時擔任柯慶施政治秘書的張春橋起草的。毛澤東號召：“大家都要學習柯老”，其實，當時柯慶施不過56歲而已，毛澤東已尊稱他為“柯老”了！

    1月16日，毛澤東在南寧大會上拿出柯慶施的報告，當眾問周恩來：“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周恩來只得答：“寫不出來。”

    毛澤東便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劉少奇連忙打圓場，作了解釋，說毛澤東的批評，是“針對管經濟的幾個同志。”不言而喻，“管經濟的幾個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那五個人，亦即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黃克誠。於是，管經濟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壓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覺，吃安眠藥。

    不過，在1月17日晚，當毛澤東約“管經濟”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談話時，據薄一波回憶，毛澤東打開天窗說亮話，說“批評主要是對陳雲同志的”。

    這樣，毛澤東才把他的“反反冒進”的“底牌”，透露了出來，即“主要是對陳雲”，當然也包括周恩來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此後不久，1958年2月2日，《人民日報》根據南寧會議的精神發表社論，社論指出：“我們的國家現在正面臨着一個全國大躍進的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提出了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的口號。

    翌日，《人民日報》又發社論《鼓起幹勁，力爭上游》，明確指出：“名為反冒進，實為反躍進。”

    毛澤東非常欣賞“躍進”一詞。毛澤東見到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首次出現“躍進”一詞，曾在一封信中這麼寫道：“（發明‘躍進’這個詞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予發明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後來，毛澤東在給黨內高級領導幹部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