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靜革命--鄧小平的改革之路

      1976年金秋十月，巨星隕落後的中國，毛澤東的未亡人及其理論傳人一同被華國鋒送進了大牢，神州大地一片歡騰，人們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恭賀我們偉大的黨又一次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很快，慈祥的偉大領袖的畫像旁邊，一個笑容可掬的靦腆面孔如影隨形地浮現出來，一代英主新領袖冉冉升起在中國的大地之上。

      新主的資歷不深，貢獻不大，讀書不多，本事不大，甚至沒有自己的嫡系部隊，但是，排場卻不小：畫像到處貼，題字滿天飛。政治上全面繼承了前主的遺產，經濟上蕭規曹隨亦步亦趨，祈望能夠利用毛澤東遺留下來的政治資源，做一個太太平平的後主。

      如果不是鄧小平，這個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時代無疑還將延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此後在蘇東波的浪潮席捲之下，要麼是拋棄共產主義快速地邁入西方民主化之路，全社會經歷一個很長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激烈動盪時期，要麼是加大專制力度，與北韓一道，獨立寒秋，冷眼向洋看世界。

      在中國政壇上，鄧小平可以說是一個異數。他不是一個擅權的人，控制欲望不強，曾經有一句名言是“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着”，據說一天的辦公時間只有兩個小時，剩下的時間就是玩。他的貪玩是有出了名的，象周恩來那樣把工作安排到以分鐘計算，對於鄧小平來說是不可想象的，該管的管，不該管的放權，瀟灑的很。甚至因為貪玩而因禍得福：廬山會議前，他在養蜂夾道高幹俱樂部打球摔斷了腿，沒有前去開會，因而躲過了面對面揭發批判彭德懷的尷尬場面。

      在國際共運史上，鄧小平也是一個異數。在所謂的第一代領袖人物中，敢於對社會主義原則進行大幅度修改的，只有鐵托和鄧小平二位。由於國際環境、國力以及民族矛盾的束縛，南斯拉夫的改革道路沒有走完，南聯盟自身也在鐵託身後瓦解了。中國卻實實在在的成功了。

      沒有從毛澤東時代走過來的人，是很難切身體會出鄧小平對於今日中國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以阿唐為例，毛澤東去世的時候，已經讀初中了，天天不是學工就是學農要麼就是學軍，連假分數的約分還搞不大懂，求解方程更是雲山霧罩地找不着北，但是小腦袋瓜里卻泛起這麼一個念頭：毛爺爺死了，中國今後怎麼辦？

      一葉而知秋，當時至少95%的中國人根本沒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全體被洗腦了整整27年。

      毛澤東領導的那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是千年文化的沉澱也好，百年屈辱的反抗也好，西方一個哲學流派在中國的生根長葉開花結果也好，毛澤東個人不拘一格好勇鬥狠的個性使然也好，總之，在1949年功德圓滿後，在27年間對於中國人命運的影響大到無法想象：文化是貧瘠的，經濟是凋敝的，政治是壓抑的，思想是單一的，甚至，連衣服的顏色都差不太多。

      1977年，三度復出的鄧小平面臨的是，一場破了產的中國式的共產主義運動，它是那樣荒唐、那樣極端、那樣的遠離人類文明的範疇，環顧全球，只有後起的柬埔寨能夠與中國一比高下。也就是在這一年裡，鄧小平開始了他的改革之路。

      從1977年到1981年，以少年阿唐對於世界的朦朧認識，也能夠感受到中國人價值觀和輿論導向一點一滴的演變過程。這個過程對於大多數已經習慣了暴風驟雨般的政治運動的國民而言，是一個和風細雨的過程，但是對於一部分利益悠關的階層而言，還是相當痛苦的。記得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的時候，阿唐在高考前的緊張忙碌中偷空跑到機關食堂看電視新聞，公報宣布華國鋒辭去一大堆職務的時候，旁邊一個傢伙氣的一拍大腿就起身出去了，呵呵，估計Y是一個三種人，文革中竄上來的。清理文革得益者，幹部隊伍知識化年輕化，廢除幹部終身制，老鄧得罪的人着實不少。

      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稱的上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在保持社會大秩序相對穩定平和的前提下，鄧小平一手主導了這場革命，在不到5年的時間裡，把中國這駕承載着8億人口的巨型馬車從毛澤東旗幟下的極左狂熱路線上駛上了理性務實和平崛起的道路上。

      在其後的80年代裡，鄧小平小心翼翼地引領着中國巨輪從社會主義的港口出發，在茫茫大海上探索着駛向資本主義彼岸的航線，從事着社會主義陣營中從來不曾有過的嘗試：舊瓶裝新酒。既要老船乘風破浪，還不能把老船給使喚散了，非常的不易。鄧小平，這個來自四川的小個子不無詼諧的自嘲曰：摸着石頭過河。

      一轉眼，卅載光陰，中國這艘古老的巨輪居然摸着石頭駛到了世界經濟總量排名榜的第4位，不能不說是一個世間奇蹟。其間，老鄧所付出的心血、心力和代價是有目共睹的，經常處於兩面作戰的痛苦掙扎中：一方面是右派的民主訴求，鼓吹徹底埋葬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共產主義理念，全盤西化；另一方面是左派對於過往革命的迷戀，叫囂社會主義理論基礎和經濟體制是不可動搖的，任何違背共產主義理論的的實踐嘗試都是暫時性的過渡性的，不可以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來加以推廣。不僅如此，為了穩定大局，為了讓這駕破馬車能夠順順噹噹地跑下去，鄧小平也不得不幾度做出了丟車保帥壯士斷腕的無奈之舉：廢胡罷趙，親手斬掉了自己的左右手；64血案，演出了一出八大軍區鬧京華的歷史悲劇。

      64事件是中華民族永遠的痛，也是鄧小平一生中的幾大污點之一。老鄧在運動的初期，對運動的規模和能量估計不足，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在運動的中期，整個社會在寧靜革命中孕育的不滿情緒全部被學運整合到一起，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府難以控制的自主力量的時候，又不習慣退讓一步，藉此機會建立一個政府與民間對話的管道和機制，一味硬抗，形成僵局；在運動的末期，為了所謂的黨和政府的顏面，為了不讓局勢繼續失控而導致個人威權的淪喪，居然採取了快刀斬亂麻，不惜流血五步悍然槍擊民眾的野蠻舉動，從此中國共產黨及其理論信仰就從道德的制高點上徹底跌落下來。

      64之後的中國，民眾的心理非常灰暗，很多人依據以往的經驗，以為中國共產黨大概又要回歸從前的革命老路上，甚至共產黨內部大多數的高級幹部們也是疑惑重重：改革開放，風險太大，任何對於毛澤東路線的調整，都可能最終引發人民對於中共威權統治的懷疑、不滿和反抗，十年的改革開放，是否真的右了？新上台的總書記也是戰戰兢兢，不知道該說什麼話，也不知道該干哪些事。

      還是鄧小平，再次從幕後走到前台，大聲疾呼：改革開放一百年都不能變，誰不搞改革，誰就要下台！以鄧小平當時的平民身份，憑藉個人的政治威信為資本對於前台執政者赤裸裸的威脅，非常類似當年毛澤東整劉少奇整林彪時的手法，顯然是有違黨章和憲法的行為，但是，中國歷史上這一次的專制行為，卻是中華民族的福音，它保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航船沒有因為極左思想的回潮而背離方向。

      今天，相對於前共產國家紛亂的政局和黯淡的經濟，中國以其傲人的經濟成就和穩定的政治結構誇耀於世，以至於新權威主義的觀點得到很多人的贊同：威權主義是經濟起飛的最大助力，西方民主化之路並非是中國的必由之途。

      對於今日中國經濟實力的急劇膨脹，西方大國忐忑不安：在黑箱作業難以琢磨的專制體制支配下的一個龐然大物，未來的走向是敵是友？前蘇聯集團饒有興趣地觀察着中國：社會主義的舊瓶真的可以裝資本主義的新酒麼？越南，曾經的朋友也是曾經的敵人，青出於藍而於藍，在不到20年的學習中國的過程中，甚至從經濟體制到政治體制，全面開始了改革之路。

      這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告訴世界，中國不再是昔日那個唐吉訶德式的迷茫的漢子，孤獨地挑戰着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敵人，它正在以理性務實的態度，迅速地融入世界的政治經濟體系，並且在這個大家庭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鄧小平，這個曾經的共產主義信仰的堅定實踐者，為什麼會帶領中國走向了反叛共產主義的道路呢？

      阿唐以為，是三個方面的因素促成。

      首先是鄧小平的個性。

老鄧是一個變通的人，在革命道路上一路走過來，大多數時候都是小老弟二三把手的角色，單挑大梁的時候很少。如此，他身上的歷史包袱少，為人處世相當靈活，不會一條道走到黑。文革中被老毛打倒，他在林彪倒台後給老毛寫悔改信承認錯誤，表白自己對於文革是服氣的，還願意為老毛鞍前馬後地賣命，老毛一高興，就放了他一把，讓他二度復出。這方面，高崗、彭德懷、劉少奇和林彪都不行，一把手當慣了，給點氣受就會跳腳罵娘，事後，彭德懷幾度給老毛寫長信，仍然是抱着攔轎喊冤的心態，老毛怎麼可能認錯放行呢？同樣，在華國鋒時代，老鄧也寫了效忠信，謙恭地表示願意以華主席馬首是瞻，遂得以三度復出。

因此，老鄧在本質上就不是一個冥頑不化的教條主義者，也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的實用主義色彩非常濃厚。

其次是老鄧在文革中的遭遇。

老鄧在被打倒後，在江西賦閒其間，據說每天都要在居住的小院裡面轉圈圈想心事，這大概就是反思。阿唐估計，每一個文革中被打倒的當權派都會反思一番：靠，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虧大發了！於是文革後再掌權，馬上就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得好好的，一個個非富即貴，免得自己哪天又倒霉了，子女們又滿世界流浪。共產主義理想在中國的破滅，首先就發源於高幹和高知一類的世家子弟，當年在西單牆上活躍的那些人，有幾個是平頭百姓出身？呵呵，扯遠了。老鄧這種量級的人物，大概不會過多考慮兒女情長的瑣事，但是愛子因為受自己牽連而跳樓殘廢的慘狀，不可能不對其心靈上構成強大的衝擊：社會主義革命的終級目的就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嗎？

文革顯然是極端錯誤的，而這種錯誤基本上是在幾乎大部分政治局成員反對的形勢下毛澤東一人犯下的。那麼，這種制度本身一定有缺陷，以至於對於最高統治者的行為缺乏有效的約束。阿唐不是為老鄧塗脂抹粉，他在70年代末曾經表現出來相當程度地對於民主政治運作機制的興趣，比如說對於西單民主牆的寬容，也曾經說過象文革這種錯誤在歐美民主國家是不可能發生的話，當然，在黨內傳統勢力的壓力下，在自己的政治地位穩固下來之後，後來他又從那個立場上回歸到傳統的共產主義民主自由觀。

最後是文革後的中國政治生態環境。

一句話，中國人真的是折騰累了，也折騰怕了。中共建政以來的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鎮反、反右和四清還是針對少數人的行為，合作化、大躍進和文革則是不折不扣的全民運動，全中國幾乎沒有一個清淨的角落。人心思變，人心思治。

總之，無論是出於挽救國家和民族命運的使命感，還是出於對毛澤東路線的反動心理，鄧小平在三度復出後開始了他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改革之路。

鄧小平改革之路的第一步就是政治上的非毛化，突破口就是1978年的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等到迷魂湯喝了幾十年的中國人終於明白毛澤東的話也不是金科玉律，他老人家也是會犯錯誤的時候，毛澤東這尊神就從神壇上倒塌下來了。

大凡專制體制下的反傳統運動，往往最後會演變成激烈的社會革命，這種例子無論是在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中都是司空見慣的，如法國大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更是整整經歷了38年。同樣，反毛化的運動也呈現出來某種失控的跡象：對於中國革命的反思，對於民主自由的追求，對於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質疑等等。這個時候，鄧小平叫了煞車，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給予毛澤東以37開的評價，停止了對於文革和毛澤東功過是非的大規模評論、批評和探討的官方活動，鼓勵全民一致向前看。

這一決議充分展示了鄧小平的政治智慧和實用主義風格，對於共產黨的穩定執政而言是一個相當正確的決定。事實上，任何對於毛澤東路線的反思和檢討，都不可避免地牽涉到中共自身，徹底否定毛澤東就是徹底否定中共，兩者之間不可能做出一個安全的區隔，聽任非毛化繼續發展，最後的結局必然是中共倒台失去政權。鄧小平的“不爭論，不探討，發展是硬道理”的觀點，除了為自己“拉社會主義的車，走資本主義的路”的行為做辯解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維護中共一黨專制的自私動機。但是，客觀上來看，這一舉動順應了歷史發展的需要，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減少了很多無渭的麻煩與痛苦。試想，以中國之大，專製程度之深，文化經濟之落後，中共可能如台灣島上的國民黨那樣，自覺自愿地培育發展自己的反對勢力，最終在理性和平的競選中交出自己手中的政權麼？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即使鄧小平真的率領中國走上了蘇聯戈爾巴喬夫式的政治改革之路，在國家版圖維持相對完整，社會局勢保持相對穩定的前提下，沒有十幾年二十年以上的時間，中國是很難培養出一個初步穩定成熟的民主政治的體制和社會風氣的。在這一漫長的體制轉型過程中，中央政府很可能難以制定系統、穩定和一貫性的經濟政策來引導、規劃以及控制全國的經濟發展，基本上不可能在二十世紀結束前完成經濟的起飛過程。中國不同於蘇聯和東歐，人口素質、基礎設施和自然資源都相差太多，經不起太大的折騰。

事實上，文革後復出的老幹部們，作為中共統治的核心力量，他們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大多是拜老毛所賜，因此，相當一部分人對於老毛的成見和怨恨是相當深的。以阿唐太的一位至親為例，老人家是當年抗聯的倖存者之一，文革後被打倒，家中傭人在誘導下揭發說老頭是蘇聯特務，浴室的門把手內曾經藏有發報機，於是老人被扔進監獄，關了整整10年，放出來後一條腿就永遠殘廢了。老人家很氣憤地跟我們發牢騷：日本人一槍只是打掉了我幾個牙，毛主席卻整瘸了我的一條腿。從這一點上來說，鄧小平沒有順應民意把毛澤東批倒批臭，政治上的大智慧還是很高明的。

老鄧不是一個先知先覺者，他這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走一步算一步，眼光並不是很遠大。在政治上搞定了文革凡是派之後，老鄧首先在農村祭出了曾經把中國從大躍進災難中挽救出來的法寶：聯產承包，分田到戶。這一下，農民的肚皮終於可以吃飽飯了，家中也有幾個余錢了，連帶着城市的副食品供應也變得充分起來。記得阿唐剛上大學的時候，頓頓都是高粱米飯、窩窩頭和土豆熬白菜，畢業的時候已經可以吃上小炒肉了，呵呵。

農民的生活恢復正常之後，老鄧又開始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其中遭遇了無數的挫折和困難，也犯了無數個大大小小的錯誤，其中尤以80年代中後期的物價雙軌制最為人所詬病，並且在相當程度上成為64事件的導火索。雙軌制本身恐怕也是中共內部左右兩派爭論拉鋸妥協的結果，其負面效果不言而喻。

儘管鄧小平的城市經濟改革之路，一波三折，走的非常辛苦，但是在蘇東波前後，在幾個方面上已經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首先是城市服務行業從全民所有制向集體和個體所有制的過渡，提高了行業效率和服務質量，更重要的是讓街頭的混混和返城的知青有了安身立業之所，文革以來瀰漫在社會上的那一股暴戾之氣就此消失於無形之中，小流氓都跑去賺錢了；其次是鄉鎮企業的開拓和發展，在國有經濟的叢林中硬生生地打出了一片天地，從此農民開始擺脫了土地的束縛，中國經濟構成中的工業化比重迅速提高；再次是三資企業的引進，由此帶來的海外資金和海外市場，把中國和世界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又次是開放幾個沿海城市建成了經濟特區，集中國內外的資金建成了大型的出口加工中心；最後是中央對於地方的放權，從此經濟的騰飛有了自由自在的成長空間。

因此，在蘇東波到來之際，一方面因為64的恐怖記憶，國民對於政治的興趣降低至最低點，另一方面因為經濟體制的改革已經初見成效，百姓的兜里有錢，碗裡有肉，家中有糧。最重要的是人們價值取向開始了發散的過程，多樣化了，一陣風似的單一思潮已經難以輕易地打動人們的心。結果，中國沒有如蘇東國家那般，捲入到激烈的社會政治經濟的轉型運動中，中央政府得以繼續有效地掌控國家的經濟命脈，終於趕上了二十世紀末期的最後一班世界經濟快車。

鄧小平的改革之路走到今天，已經差不多28個年頭，與毛澤東時代的27年相比，中國命運的改變雖然沒有那麼天翻地覆，日後落在史書上的筆觸大概也沒有那麼波瀾起伏，那麼引人入勝，但是，這場偉大的寧靜革命帶給中國人民的實惠和好處，卻是難以用筆墨描述的。

在鄧小平時代，中國不再孤立於世界之林，不再為虛無縹緲的狂想去獻身去打鬥去靈魂深處鬧革命，不再為明天的口糧後天的布票而犯愁，不再小心翼翼地窺視着政治風雲以便及時地表態站隊以免自己和家人遭受無妄之災，人們終於有了初步的遷徙的權力和擇業的自由，新聞界偶爾也能講幾句真話，至於百姓們端起碗吃肉放下筷罵娘的舉動更是司空見慣，沒有人會因此而遭受到牢獄之災。一句話，中國的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中國的政治生態環境有了明顯的改觀，中國的民主自由也有了若干小小的突破。

當然，因為歷史的局限和傳統的束縛，鄧小平的改革之路走過很多的彎路，也犯過很多的錯誤，對於中國命運的改變也並非全部都是具有正面意義的，其中的不盡人意之處後世之人甚至還將長久為之買單。

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鄧小平的改革事業的基礎始終建立在中國共產黨這部龐大的組織機構之上，他始終高舉“四個堅持”的旗幟，其核心本質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無論是在經濟構成上如何變化，理論界如何爭辯，價值觀念上如何變遷，一黨專制的政治架構從來沒有動搖過。

三十年來，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遲緩甚至原地踏步，結果是造成今日中國呈現出經濟發展水平與民主法製成熟程度極端不對稱的非穩定結構，一種非常奇怪的社會政治經濟現象。

在經濟構成方面，國有經濟的比例逐年下降，並且大多數的企業危機重重，經濟行為中最活躍增長最快的企業大多與國營企業無關。隨著外資的湧入，三資企業的不斷壯大，國有企業的陣地不斷被蠶食的趨勢顯然是不可逆轉的。在某種意義上，今日中國的經濟構成是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混合體，從哪個角度去看，都與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定義沾不上多少邊。

在政治模式方面，一黨主導下的精英階層全面操控了國家機器的運行，社會缺乏基本的民主風氣與法制傳統。從政治生態的角度而言，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的確是有了長足的進步，強人政治的色彩逐漸淡漠，昔日毛澤東一言九鼎式的獨夫專制體制演變成為今日七嘴八舌式的精英專制體制，但是距離以民主、科學與法制為標誌的現代文明政治版圖相去甚遠。

在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時期，單就促進經濟發展而言，很難一下子說清楚民主政體與威權政體孰優孰劣。以華人為主體民族的新加坡為例，實行的是開明專制下的精英政體，經濟上的成就有目共睹，絲毫不亞於歐美日等發達國家。但是，新加坡的法制基礎相當完備，對於官員行為的監管非常到位，基本上杜絕了貪污受賄的行為。另外，其國民的教育程度高，新聞自由度大，社會透明度高，極大程度地彌補了威權專制政體下常見的缺陷。

中國的精英政體在缺乏輿論監督、民選淘汰和司法獨立監察的情形下，很容易形成大面積的貪腐現象。舉個例子，中國的電力行業因為近年來的能源短缺而呈現典型的賣方市場，也就是說廠家是大爺，因此與電力有關的企業賺的缽滿盆滿，旗下的員工，大官賺大錢，小官賺小錢，工人也有湯喝。曾經有朋友的父母來自電力行業，赴美探親，出手闊綽到要幫襯孩子給付房貸的頭款。如果是在一個民主與法制健全的社會，某一個行業出現過高利潤的時候，輿論會吵翻天，民意代表會出來推動立法提高行業稅收，司法機構會介入調查有否違法經營行為，但是，在中國目前只能通過政策手段來加以限制和調整，如稅收和改變投資力度，對於企業的灰色收入和分配不公卻無能為力。前者，因為其隱秘性和普遍性，即使國家審計局派出下廠核查的人員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聖賢人物，也難以一一查清，即使偶爾搞出一些事情，也會因為地方主義或者利益集團的包庇，難以對企業主管人員量刑問罪；後者，則是因為執政的精英集團的團伙性質的自私自利行為所導致的：經理們關上門來分配每個人的白色和灰色收入，外部沒有輿論和司法的監督，內部沒有工會組織為職工爭取權益，高到是一般職工的多少倍完全取決於良心的多少。這裡，還沒有涉及官員們的個人貪腐行為。所以有人說，中國目前的貪腐現象是制度性貪腐：貪污是社會性的普遍現象，清廉則是個人性的偶然現象。

也有人說，貪腐是一個民主與法制不健全的國家在經濟成長時期的普遍現象，是經濟成長的潤滑劑，毋須多慮；也有人說，早期資本主義就是弱肉強食，那是精英們該拿的，因為他們對於社會貢獻大。姑且不論這兩種說法的正確與否，也不談道德的美醜與分配不公所引發的社會動盪，單單就其對於經濟層面的影響而言，後果都是極為嚴重的，因為這些錢都是灰色收入，很難遵循一個正常的管道投入到再生產的循環鏈條上去，要麼是攜款外逃，要麼是家人移民國外，要麼是私人放貸，更多的是在銀行裡面扒着，不知道哪天才能堂而皇之地拿出來消費和再投入。

因此，今日中國萬象中，這種表面是清廉公僕實質是億萬富翁的尷尬現象，比比皆是。比如說性產業，明明已經在經濟構成中占有了相當的比重，並且深入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但是依然是上不了台面的地下產業，國家不能徵稅，無法監管，結果就是肥了公安的個人腰包，衍生出黑社會的幫派組織，性病廣告滿天飛。

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社會現象，全部歸咎於是鄧小平的“猶抱琵芭半遮羞”的改革路線的遺產，是不夠公允的，我們的民族文化傳統中的道德清流和臉面情節恐怕也是根源之一。

毛澤東用了27年時間把中國打造成了初級共產主義的軍營，消滅了幾乎所有的與私有經濟有關的經濟形態、思想文化和政治體制，鄧小平用了5年時間來撥亂反正，在思想上澄清了毛澤東的極左理論，此後就在政治體制的改革上踏步不前。這一手段的正面意義是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社會的安定，在20年的時間裡，把中國從一個相當一部分國民吃不飽肚子的窮困國度建設成為一個經濟總量居世界前列的超級經濟大國，一場非常漂亮的經濟改良主義運動。鄧小平作為後毛澤東時代的唯一中共強人，他的世界觀，他身上背負的共產主義傳統，他過於變通的個性：做事情留有餘地和玩弄平衡，導致了他沒有走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一步。他後來的繼承者，江與胡，又不具備他所擁有的政治資源，不能也不敢走出這一步。一直演變到今天，中共已經由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也就是所謂的工農兵的代表，轉變為精英集團的代表組織。江總的三個代表論，就是想在理論上為中共這一角色轉變而正名。因此，今天的中共還是中國唯一的政治力量，但是中共本身已經不是當年的那個中共了，這也算是時代的進步吧。

有人說，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中國三千年信史上少有的美好時期，政治安定，經濟繁榮，是第二個大唐盛世。

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如此。是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把中國從共產主義的迷夢中喚醒，是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沒有愚蠢地在蘇聯倒台之後去扛共產主義大旗，是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在外交上韜光隱晦保持低調以免遭到西方陣營的圍剿，是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把海外華人的資金引入了中國，同時還有他們的產品、技術和海外的市場，讓中國的最大的資源--勞動力有了整個世界當作市場。當然，也是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導致了人們在共產主義理念破滅和傳統道德傳統淹滅的情況下，道德體系呈現真空狀態，全社會一致向錢看。

這三十年，中國的外部生存環境也是最好的時期：冷戰結束，強鄰倒台，沒有外敵迫在眉睫的威脅，國防壓力極小；東亞和東南亞部分國家經濟轉型，大部分的加工業向中國轉移，使得中國成為了世界的工廠；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抬頭，911恐怖威脅，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正在中東疲於奔命，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上的異類行為，不是美國最為關切的問題；世界格局正在朝着協議解決爭端、合作取代戰爭的方向轉化，象一戰和二戰那樣為了爭奪世界原料和市場而大打出手的大規模人類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一句話，中國的確趕上了好時候。

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強倚仗船堅炮利，轟開了正在天朝老大美夢中沉睡中的中國的大門，民族精英中的一部分有識之士認識到了中國與工業化的西方強國的差距，以西方為師，開始了洋務運動，以圖自立自強，他們的名字是奕欣、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胡林翼、崇厚、丁葆禎。。。但是基於文化傳統的束縛和個人眼界的狹隘，他們大多秉持着“中學為本、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試圖依賴技術進步來達成富國強兵的目的，三十年的洋務運動，中國建成了初步的近代工業基礎，從大刀長矛的中世紀軍隊一變而為使用先進兵器的近代軍隊。

不幸的是，中日甲午戰爭的結果，中國被日本打敗，極大地打擊了民族自尊與自信心，作為替罪羔羊，洋務派和洋務運動也遭到了整肅，中國從此一蹶不振。

此後，急功近利的戊戍變法失敗後，知識精英中的激進分子對於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企圖徹底失去了信心，開始把矛頭對準了滿清統治者，最後以暴力革命推翻了滿清帝制，中央政府因此而失去了對於全中國的有效統治，軍閥混戰，十幾年無休無止，中國的近代化運動基本停滯，以至於抗日戰爭爆發時，中國步兵的制式武器中還有與張之洞時代相差無幾的漢陽造。

辛亥革命後的紛亂局面的唯一正面收穫是思想大解放，各種社會思潮充斥在中國的各個角落，馬列主義就是其中之一，還有以科學民主為精髓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很可惜，中國一盤散沙的衰弱現狀，民族精英中的主流分子已經不可能再有耐心去搞什麼溫文爾雅的改良主義運動了，於是，二次革命，北伐，最後以南京國民政府初步鬆散地統一中國為收場。

國民政府頂着內外交困的壓力，歷經10年的努力，在自己能夠直接有效行使管轄權力的江浙數省，從金融、工業和教育幾個方面，開始全面打造近代化國家機器，並且以德國陸軍為樣板着手武裝中國軍隊。很可惜，這一次的現代化努力再次被日本的入侵所打斷，中華民族在8年的抗戰中，幾乎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其後，又是國共兩黨的3年血腥內戰。

中共建政後的頭一個十年，中國在蘇聯的援助下，在農民的血汗供養下，第一次建成了完整的現代化意義的工業體系。好景不長，緊接著的大躍進運動，造成了經濟結構嚴重的傷筋動骨，工業化運動再次受到挫折。等到數年之後社會開始安定，經濟重新恢復，卻又迎來了文革風潮，這一運動，就是十年。十年之中，如果說中國的經濟因為天天革命而毫無進展是不公允的，公允的的說法是，經濟建設中的大部分積累都被用於沒有多少經濟效益的三線建設和沒有多少回報的對外援助上去了。

鄧小平時代的中國，終於重新踏踏實實地開始從事應該從事的正經事情，儘管還有很多不盡人意之處，但是假以時日，一個富強民主自由的中國一定能夠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百年滄桑多少事，星移斗轉再啟程。鄧小平不愧是一代中華偉人。

（一篇舊文，拿出來曬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