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頭目戴笠之死真相]

 

戴對蔣的忠誠也是無可挑剔的，“西安事變”後冒死進入西安就是一個證明，這連蔣介石也不否認。

 

 

戴笠確實有野心，他自認為有“治國平天下”的本事。他曾與胡宗南計劃，將來接蔣介石的班。但在蔣介石活着的時候，他並不敢推翻老蔣。他還要依靠蔣去發展勢力。

 

 

但蔣介石並不是等閒之輩。他決不肯讓一隻猛虎睡於臥榻之側。

 

 

當蔣介石逐漸懷疑戴笠有功高權重震主之威時，便逐漸有意識的採取措施加以抑制。他首先任命唐縱為軍統局幫辦，加以牽制。同時還藉口抗戰勝利，撤去戴笠的兼職，如緝私署長等職，防止他繼續滲透。在軍統與中統其它派系的鬥爭中也稍稍抑制一下軍統，如槍斃活埋中統人員的戴笠親信趙理君等。

 

 

戴笠從蔣介石對他的態度中，漸漸感覺到蔣介石對他有所戒備的猜忌，不由得產生“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慨。從此時起，戴笠便開始“讀史”，以求醒悟。每有餘暇便讓秘書、他的小學同學周念行為他閱讀講解仁十四史》、《資治通鑑》等歷史典籍。周念行曾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系，對中國史學有一定了解，周念行在講史過程，每講到歷代暴君殺戮功臣，便會引起戴笠的嘆息。尤其講到武則天時代有名的酷吏。特務首腦周興、來俊臣為武則天忠誠效力、殺戮異己，終因知道武氏太多的隱私而被武氏所殺的這一段歷史時，戴笠更有毛骨驚然之感。以古鑒今，他更加惶恐和懼怕。他感嘆到：“我將來不死在共產黨手裡，也早晚會死在委員長手裡”。可見戴笠已明白看出蔣介石對他的猜忌。

 

 

當然，蔣介石現在還並不想除掉戴笠，他只是有所猜忌和戒備，只是先從抑制下手。戴笠也看透了蔣的心理，也開始防患於未然。對蔣介石更加忠心耿耿，極力與宋齡、宋子文進一步密切關係；與胡宗南、顧祝同等實力派將領盟誓以為後盾，同時挾洋人以自重，向海軍發展，免得被蔣介石藉口只是個特務而被剷除。拉攏蔣介石周圍各色人等包括唐縱的關係，使他們為自己說話，繼續鞏固軍統局內部，培養毛人鳳，以為退路。戴笠也開始整肅內部，不給蔣介石以任何口實。

 

 

蔣介石因在抗戰時期，有用戴笠之處，故一直沒有大動作。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經過43天的談判，正式簽訂《會談紀要》（又稱“雙十協定”）。這個紀要的一個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規定國民黨迅速結束所謂“訓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的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尤其明確規定“取消特務機關，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並指出應“釋放政治犯”。這些條款主要是共產黨針對國民黨特務機關軍統、中統等提出來的。

 

 

作為蔣介石來說，他是靠特務起家的，何曾想到要“取消”？他決不會放棄特務統治這一寶貝。從內心來說，簽訂紀要只是虛偽應付，他還是從骨子裡要打內戰，消滅共產黨。和談只不過是緩兵之計。但是，他要做表面文章，不得不應付共產黨和其它民主黨派，同時他覺得正趕上時機有了藉口，就是可以抑制一下戴笠和他的軍統，使其不能再繼續膨脹發展。

 

 

蔣介石隨即向戴笠秘密發出指示，要求他撤銷軍統局，化整為零，以減少中共及民主黨派攻擊的口實。

 

 

蔣介石的這個指示很高明：

 

 

一、撤銷軍統，使他有履行“雙十協定”的信譽，應付了輿論。

 

二、抑制了戴笠，使軍統再也不能構成對自己的潛在威協。

 

三、化整為零，並不是取消，等於加強，將來可以東山再起。

 

四、打着履行“雙十協定”的旗號，戴笠無話可說。

 

五、將戴笠捏在手裡，將來撤銷軍統局對戴笠用與不用，都在自己的手心之中。

 

 

蔣介石的這一步棋確實非常高明。

 

 

但戴笠看到蔣介石的命令，心情卻極為恐慌。戴笠心裡很清楚，他不可能抗拒蔣介石的命令，蔣介石終於要開始動手了。

 

戴笠也明白，如果真的化整為零，他就再也沒有什麼本錢了。戴笠考慮，先將軍令部二廳、內政部警政司掌握起來，將軍統控制的軍事情報、稽查和國民黨軍隊各級諜報參謀人員劃歸進二廳，將特工警察劃歸進警政司。另外加快成立交警總局，將軍統掌握的忠義救國軍、軍統特務團、軍委會別動軍、交警總隊。交通警備司令部所屬各團及稅警部隊，加上接受投降的汪偽稅警團和漢奸部隊共7個多師，全部編成18個交警總隊（相當於陸軍加強團）和4個教導總隊，全部式裝備，機械化程度也很高。戴笠極重視這些軍統掌握的武裝部隊，認為是最重要的本錢。1946年3月1日，交警總局正式成立。另外，戴笠計劃將軍統局本部及外勤機關劃撥到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調查室。

 

 

但是，儘管化整為零保住了大部分實力，但軍統局一旦撤消，盡被分割，自己將無處可去。關健還是要奪得海軍司令的職位，這只能依靠國人。

 

 

於是戴笠以視察為名飛赴青島，與海軍第七艦隊司令柯克上將加緊聯繫，並達成他為戴笠活動的許諾。隨後，戴又飛赴天津，受柯克要求，策劃海軍陸戰隊於渤海灣登陸事宜。戴笠立即與駐津司令、海軍陸戰第三師師長拉上關係，並設立機構居間聯繫。

 

 

這使得蔣介石有些猶豫，因為蔣極重視國在華軍事部隊。蔣要打內戰，一再請求美國部隊登陸替國民黨軍搶占戰略要道與鐵路交通線。至1946年，美軍在天津登陸就近五萬人。蔣介石明白戴笠與美國人的關係的能量，所以還覺得戴笠尚有作用。

 

 

戴笠也抓緊時間，加緊在國防部二廳、全國警察總署、交通警察總局等公開部門合法安置軍統特務。僅軍統舉辦的全國各特警班畢業生就達15萬人，這都讓戴笠絞盡腦汁。所以，戴笠一直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島等地來回奔走，研討對策。

 

 

戴笠還認為，只有寄希望於反共，軍統才有出路。他也認為軍統的牌子由於反共太臭名昭著，但決不會真正取消特務組織，只不過是否由他來繼續執掌。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慶召開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簡稱舊政協）時，各黨派再次提出取消特務機關的口號。

 

 

正在籌備的國民參政會四屆二次會議，受國共和談、政治協商會議影響，也準備提出取消特務機關、切實保障人民權利的議案。

 

 

戴笠的對立面和政敵陳果夫、陳立夫、陳誠、李士珍等黨。政、軍、警大員，也趁機興風作浪，妄圖擠垮軍統，致戴笠於死地。

 

 

1946年3月，國民黨召開六屆全會，大會開了近20天，國民黨的權力機構代表、270名“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正在激烈辯論國民黨從抗戰轉入戰後的有關方針政策問題。會議期間，忽然有人喊出“打倒特務”的口號，並質問為什麼《雙十協定》、國民參政會、政協會議關於取消特務機關的三大決議沒有得到貫徹實施？這一口號的質問得到大多數人出於不同目的贊成，這在國民黨歷屆中央全會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其實，這是很多人對蔣介石特務統治的不滿。因為這270名國民黨中央執行和監察委員，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厭惡、恐懼、仇恨戴笠和他的軍統局，有的如孔祥熙、陳誠等軍政大員，儘管擁護蔣介石，但卻極端仇視軍統。至於其它與戴笠有刻骨仇恨的陳氏兄弟等，必欲除之而後快。而一些稍有正義感的國民黨人士，更以軍統特務為不恥。所以，幾乎全體中執、監委們，此時分外團結，一致倒戴，其陣線之統一，前所未有。

 

 

更耐人尋味的是，特務統治的始作誦集大成和保護者蔣介石居然並不反對，甚至也持贊成態度。

 

 

其實，這不奇怪。早在抗戰結束前，戴笠負責肅奸接收，想趁機擴大實力，安插軍統人員搶占要害部門如各地警察局長位置，就受到蔣介石的抵制。針對他擴張權力的勢頭，蔣成立了一個5人小組，秘密活動，對戴笠進行監視，並研究抑制的策略。

 

 

5人小組由蔣介石領導，加上錢大鈞、胡宗南、唐縱、宣鐵吾共5人組成。宣鐵吾是戴笠的死對頭，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長；唐縱早就負責監視戴的使命。錢大鈞是蔣的親信，胡宗南雖與戴為密友，但蔣正為了分化戴與胡，才讓胡宗南參加，以示信任，讓胡匯報戴的行動。胡衡量他與戴與蔣之關係利害，自然會投蔣取信。

 

5人小組的成立，是蔣介石自以為可以控制和削弱戴笠，並對他全面監視，準備徹底解決對自己的威脅。

 

 

在六屆二中全會期間，蔣介石正順應形勢，準備乾脆“一鍋端”。在會議中，馬上親自下手令，在原來監視戴笠的5人小組之外，又成立了一個8人小組，成員皆為特工、諜參、警界等機構的實力派人物。蔣介石交給他們的任務，就是徹底拿出對付戴笠和他所控制的軍統的方案。8人小組雖然表面上有戴笠之名，但小組的另外7個人卻排斥了戴笠，另外秘密提前搞成了一個“一鍋端”的方案，準備在正式會議上發難。

 

 

蔣介石同意了這個方案，並親自數次電諭在平、津一帶滯留的戴笠趕回重慶，參加準備向他發難的8人小組會議。

 

 

而且，這幾次會議傳來的呼聲，形成了巨大的輿論力量，使戴笠寢食不安。戴笠權力很大，但卻沒有資格參加這些會議，他不是中央委員，也不是政府官員，但是那種氣勢戴笠還是感到了。

 

 

1946年2月，蔣提升唐縱為內政部政務次長，為唐出任警察總署署長作了準備。唐縱不僅從職務上超過戴笠，而蔣介石的真目的是想把由軍統控制的警察權分而治之。

 

 

蔣介石指定的對付戴笠的8人小組就有唐縱，其他人分別是宣鐵吾、陳悼、李士珍、黃珍吾、葉秀峰、鄭介民和戴笠。

 

 

這8人中宣鐵吾、陳悼、黃珍吾分別是上海、北平市警察局長和首都警察廳長，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這四人代表了蔣介石的意圖，就是特工警察化。宣。李等人均與戴笠有矛盾。葉秀峰是中統局長，中統一向與軍統勢如水火。鄭介民、唐縱雖然屬於軍統，但是被蔣介石籠絡，兩人早已不甘屈居戴笠之下，各自去向軍政界發展。

 

 

1946年3月初，蔣介石再次給戴笠發電報，命令他立即回渝參加8人小組會議。這期間，宣、黃、李等人已開始策劃如何把軍統徹底搞垮。毛人風等已獲得這些人的搗鬼計劃，在蔣介石通過軍統發給戴笠的電諭紙背面註上“重慶宣（鐵吾）、李（土珍）、黃（珍吾）在搗鬼，謹防端鍋，請親自呈復”的警告。

 

 

戴笠見到蔣的電諭和毛人鳳的警告後，十分氣憤。但戴也明白，宣、李、黃三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蔣在利用他們整掉自己。戴笠遂回復了一封有憤激之詞的電報，但毛人風以為用詞不妥，壓下未回復，來電請示修改。但戴尚未收到，已經飛機失事了。

 

 

戴笠明白，與蔣對着幹不是上策，開始考慮“以進為退”，始有出國避風的打算。

 

 

就在蔣、戴之間鬥法的關鍵時刻，一場事故使戴笠突然死亡，蔣、戴之間的矛盾自然化解，雲消霧散了。

 

 

戴笠的死使蔣介石省去了很多麻煩。戴笠的死實則是一個很偶然的事件。當時他在北平正在處理有關肅奸事宜。這時，蔣介石已知悉國人建議、支持戴笠出任海軍司令，但蔣介石沒有答應，對海軍進行改組，撤換海軍領導人，任命陳誠兼海軍署長。戴笠仍不死心，邀請柯克到北平，作最後努力。

 

 

偶然中，戴笠在提審日本間諜、漢奸金壁輝時，知悉軍統布置處負責人馬漢三曾叛變投日，還從金壁輝處搜去了一柄乾隆龍泉寶劍。當時這把劍是孫殿英贈給戴笠轉交蔣介石的，戴當時交馬漢三保管。馬漢三叛變時，劍又為日本特務田中所得，田中將此劍又交金壁輝保管。

 

 

馬漢三叛變後，因獻劍免去一死，被釋放。以後僥倖過關，仍在軍統工作，爬到軍統局布置處處長、北平民政局局長的高位。馬漢三知道以戴笠的精明，早晚會東窗事發，所以一直預謀逃亡國外。

 

 

戴笠在發現馬漢三匿劍、投敵之事後，又發現他還有貪污的劣跡，非常氣憤。但戴當時焦頭爛額，要應付蔣介石的“端鍋”方案，又要赴青島再次與柯克會晤，還要趕往上海與胡蝶辦理結婚事宜，最後還要回重慶匯報肅姦情況，參加8人小組會議，實在無暇分身。因而戴笠決定，先施緩兵之機，待機再處理馬漢三的問題。

 

 

戴笠採取了一些措施，穩住馬漢三，先索回了寶劍，又散風要重用馬漢三。但馬漢三已看出戴笠在放煙幕彈，馬漢三明白戴笠早晚要收拾他。按軍統紀律，他自己的下場必死無疑。無奈之際，他與親信劉玉珠密商，認為只有殺死戴笠，才可平安無事。他知道戴笠將去青島、上海等地，於是立即派劉玉珠去青島，密施暗殺戴笠計劃――在戴笠的飛機上安放定時炸彈。

 

戴笠在離開北平前，已經充分預料“一鍋端”方案給他將帶來嚴重後果。所以在1946年3月10日於北平懷仁堂主持軍統北平辦事處記念周，在講話時說了一番深有含意的話：“去年領袖叫我當中央委員，我堅辭不就，因為爭權奪利，不配做一個革命者……最近中央開六屆二中全會，十幾天來所表現的情況，未出我預料之外。對調查統計局的問題，看來是毀譽參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們，我不知道什麼叫打倒，什麼叫取消，我只怕我們的同志不進步，官僚腐化。如果這樣，人家不打，自己也會倒的。作為我時刻所想的，是如何對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榮歷史，決沒有想到別人如何打倒我。我個人無政治主張，一切唯秉承委員長的旨意，埋頭去做，國家才有出路，個人才有前途。”

 

 

從戴笠的這番話可以看出，他已做應付“端鍋”的準備，並也做引退的準備。

 

 

3月12日，戴笠約見鄭介民（當時在北平執行軍調處負責），把軍統家底和善後工作作了交待。

 

 

3月13日，戴笠赴天津處理軍統特務貪污等案件。同時處理國民黨第九十四軍軍長納妾案件。

 

 

3月15日，戴笠返回北平，赴醫院秘密看望杜聿明，商談有關軍統在東北地區工作配合問題。

 

 

3月16日，戴笠又赴天津，又於當日到達青島。

 

 

3月17日，戴笠決定11時起飛，赴上海與柯克會面。

 

 

此時劉玉珠已到達青島，以軍統局華北督導員身份，藉口登機檢查“安全”，預放一顆高爆力定時炸彈。

 

 

上午11時45分，戴笠登機起飛。起飛不久，即遇大霧，上海龍華機場也下大雨，不能降落。戴笠決定直飛南京。

 

 

下午1時零6分，飛機到達南京上空。1時13分，炸彈爆炸，飛機墜落於南京江寧板橋鎮戴山。機上人員戴笠以下13人全部遇難。

 

 

3月18日，蔣介石獲悉戴笠失蹤，非常恐懼與緊張，馬上令各有關單位尋找。

 

 

3月19日清晨，戴笠失事被證實。軍統人員為戴笠等收屍。

 

 

3月21日，軍統局總務處長沈醉專程去戴山勘查，找到了那把古劍，為以後查清戴笠之死找到了線索。

 

 

同時，各報刊載戴笠遇難消息，以飛機失事定調。

 

 

戴笠之死在國民黨內部引起一片混亂，有人歡喜有人愁。

 

 

蔣介石剛開始如釋重負，因為他再不必費盡心思抑制其人了。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蔣介石又逐漸產生了痛惜內疚和若有所失的感情。

 

 

蔣介石不得不承認戴笠是個特工奇才，蔣介石的江山穩固，戴笠是立下汗馬功勞的。而且戴笠非常符合蔣介石的用人標準――人才加奴才。他的才幹在蔣的心中比任何一個國民黨內的官僚都不遜色。而且他能了解、揣摩、執行蔣介石的任何企圖，防患於未然。他已成為與蔣默契之極的心腹，軍統也成為蔣介石須臾不能離開的工具。

 

 

戴笠一死，軍統的接班人鄭介民、唐縱、毛人鳳都不能與戴笠相比，工作處處被動，不僅不能開拓發展，穩固蔣的統治，反而連維持現狀都頗困難。戴笠死後共產黨地下組織的發展，各大中城市頻繁的學潮，民主黨派的活動，都使蔣十分惱火。他認為，這是軍統接班人不具備戴笠那樣的政治頭腦和政治手腕所致。因而每逢遇到棘手的麻煩時，蔣介石總想起戴笠，想起他處理事情乾淨利落、思考周全不給蔣帶來政治後果、處處秉承旨意、時時體念自己苦心、雙方默契協調幾乎天衣無縫的種種長處。愈到後來，蔣介石愈感到戴笠的才幹無人可以取代，蔣因而不時後悔把戴逼得太急，那時蔣介石還不知馬漢三謀害內幕，總以為自己逼戴前來開會，才使他在惡劣氣候中喪身的。

 

 

蔣介石的後悔心清轉為了他對戴笠的悼念活動的態度上。

 

 

戴笠的悼念活動，在國民黨的歷史上幾乎是空前的。其規模、聲勢，大的嚇人。

 

 

1946年4月1日，軍統在重慶隆重舉行了追悼會。蔣介石親自到會主祭，並在講話中流下眼淚。在祭禮完成後。蔣介石開慰問軍統烈士家屬，大概是想起戴笠又再次含淚以泣。蔣介石很少流眼淚，這很可以反映他的心情。

 

 

隨後，蔣介石下令在全國範圍內為戴笠舉行公祭。

 

從4月中旬到6月上旬，全國各省的各大城市紛紛舉行公祭。北平、濟南、貴州、重慶、成都、昆明、南昌、上海、合肥、無錫。蘭州、廣州、福州、廈門、長沙、桂林、西安、鄭州、瀋陽紛紛舉行了數千人乃至5萬人的悼念祭禮。各地主祭人均為國民黨軍政要員，如北平是軍委會委員長北平行營主任、一級上將李宗仁，山東是省府主席何思源，貴州是省府主席楊森，四川分別由衛戍總司令王縊緒（上將）和軍委員會委員長成都行營主任兼四川省府主席張群在兩地主祭。江西是省府主席第七綏靖區司令王陵基（上將），安徽是省主席兼第十戰區司令李品仙（上將），江蘇是國民黨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湯恩伯（上將）……

 

 

因為蔣介石有旨意，所以這些要員心中明白蔣介石是有意把戴笠的追悼活動辦得隆重些。

 

 

6月11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追任戴笠為陸軍中將。

 

 

第二天，蔣介石親率數百名軍政大員為戴笠送葬。陪同蔣出席葬禮的有宋子文、陳誠、白崇禧、陳立夫、邵力子等。蔣介石親送了題為“碧血千秋”的花圈，還親筆寫下了“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跡；奇禍從天降，風雲變幻痛子心”，這很可窺見蔣介石失去戴笠的痛悔心情。

 

 

蔣介石着特級上將制服，親至南京中山路357號軍統辦事處戴笠靈堂弔唁，又親自護送戴笠靈樞至鐘山靈谷守志公殿。送葬隊伍除數百名軍政要員外，還有數萬人參加葬禮。送葬隊伍一律素衣白馬。蔣介石在葬禮上親自致讀長篇祭文，哀嘆：“唯君之死不可補償”。在朗讀祭文時，蔣介石又一次流下眼淚。

 

 

兩個月後，內戰開始爆發。蔣介石卻專門抽出時間，與宋齡專程到靈谷寺憑弔戴笠，據說蔣介石一直面對戴笠遺像長時間凝視，也一直沒有說一句話。

 

 

蔣介石在戴笠死後，曾有一次對人慨嘆：戴笠“生為國家，死也為國家”。因為蔣介石在他的政治生命中每每依靠戴笠化險為夷，每當風雲變幻之際，戴笠也會以自己的政治敏感，為蔣提供情報，出謀劃策。蔣介石在戴笠死後，愈發感到了失去戴笠的重要性。因此蔣介石每每歉疚，也每每懷念戴笠。

 

 

憑弔之後，蔣介石決定親自為戴笠選擇風水絕佳的安葬地。毛人鳳。沈醉等陪同蔣介石走向靈谷寺後山選址。但因宋齡穿高跟鞋不適崎嶇山路，蔣介石表示以後再來。

 

 

半個月之後，蔣介石在毛、沈陪同下，再到靈谷寺後山選址，走來走去，直到滿頭大汗。

 

 

1947年3月17日，戴笠靈樞正式安葬。蔣介石派陳布雷為代表致祭。戴笠棺木人穴後，毛人風與沈醉商定，怕人破壞，用水泥炭渣攪拌灌注，將整個墓穴與棺木凝結為一體。

 

 

1949年，毛人鳳覺得戴笠生前與共產黨作對，罪惡太重，怕解放後掘屍毀墓，便計劃遷葬到台灣。但因水泥灌注大結實，無法可想，只放棄。其實，戴笠墓穴在解放後並未遭破壞，一直完，沈醉在解放後被關押11年以後特赦出獄，曾數次去探視，至今無損。

 

 

戴笠的老母一直不知道戴笠已死，由毛人鳳一直模仿戴笠口氣逢年過節發電報祝賀，以造成戴笠留在人間的假像。戴母在五十年代初期死於大陸，她一直以為戴笠無恙。戴笠之子戴藏宜因與戴笠之弟戴春榜殺害中共地下黨員華春榮等罪行，解放後被政府鎮壓。戴笠兒媳鄭錫英及三個孫子、一個孫女，回衢州娘家，不久隱居上海。孫女在回衢州之前送人。

 

 

1953年初，一直不能忘懷於戴笠的蔣介石，在台灣站穩腳跟後，開始尋找戴笠遺屬，命令毛人鳳不惜代價將戴笠遺屬和後裔從大陸接到台灣。

 

 

毛人鳳奉蔣的指示，派保密局特工從台灣潛至上海，與潛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務接上關係，找到了鄭錫英一家，並為四人辦了去香港的出境證。1954年初，因前來接應的特工必須帶領她們出境赴台，鄭錫英只將次子送給別人，讓特工頂替次子之名，帶她和另外二個兒子。同至香港，再至台灣定居。

 

 

蔣、戴之間的恩怨至此結束。

 

 

1948年，馬漢三、劉玉珠等謀殺戴笠內幕被發現，蔣介石怕公布有損於軍統和國民黨聲譽，便只以貪污罪等將馬、劉等三人處決。